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七章 资本主义工业的集中过程 1.工业给农业带来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仅支配着社会组织,而且还支配着政治;它影响和支配着社会感情和思想。资本主义是领导力量。资本家是无产者的主人和统治者,他们把劳动力当作商品,购买、使用和榨取劳动力,购买时的价格也像任何一种商品一样由供求关系来决定,时而高于生产成本,时而低于生产成本。但是,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并不是奉“上帝的意旨”,也不是为了取悦于工人,尽管他们总是装扮成这样,而是为了从工人的劳动中赚取剩余价值,他们以经营利润、利息、租金、地租的形式将剩余价值据为己有。这些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或者用于挥霍,或者在企业主那里重新转化为资本,使企业主能够不断扩大生产,革新生产过程,雇用新的劳动力。这样一来又使他们能够像全副武装的骑兵对付手无寸铁的步行者一样,迎击和消灭比他们弱小的竞争对手。这种力量悬殊的斗争在各个领域中不断发展,妇女作为除童工之外的最廉价的劳动力,在这场斗争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状况导致了为数较少的强大的资本家与没有资本、每日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广大一无所有者之间差距越来越大。中等阶层在这种发展中处于越来越令人忧虑的境地。 一个又一个从前一直是小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被资本家所吞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他们必须不断地为剥削寻找新的领域。资本“像一头咆哮着的狮子一样”走来,“寻找着可以吞食的对象”。弱小者将被吞掉,如果他们不能在另一个领域中拯救自己(这一点越来越困难无望),那么,他们就会沦为雇佣劳动者或一无所有的人。一切想通过从过去的废物堆里捡来的法律和制度避免手工业和中等阶层衰落的努力都证明是毫无成效的;这些法律和制度也许能够暂时使某些人对自己的处境视而不见,但是这种错觉很快便会在暴露出来的事实的冲击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大企业吞并小企业正如强大无情的自然法则一样,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目共睹、显而易见的。 从1882年至1895年和1895年至1907年,在这短短的25年期间德国社会结构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可以将这些年的手工业统计结果加以比较。情况如下:
这些数字表明,在上述25年当中,人口及其职业发生了很大变动。以工业(采矿和工矿企业)、商业和运输为生的人口有所增加,而以农业为生的人口则有所减少;几乎所有增加的人口,即1882年至1895年增加的6548171人和1895年至1907年增加的9950245人都从事于工业、商业和运输。虽然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人口增加了1646761人,但是,这个数字远远低于整个人口的增长率,这类从业者的家属的人数甚至减少了1544279人,即减少了8%。 而工业(包括采矿和工矿企业)、商业和运输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这两类从业者及其家属的人数大大增加,高于全部人口的增长率。工业从业者的人数早在1895年就已赶上农业从业者的人数,现在又超出了1372997人,即超出了15%。其家属的人数超出农业从业者家属的人数8705361人,即超出了49%(1895年超出1751934人)。商业和运输从业者及其家属的人数增长得更快。 结果说明,作为人口中真正保守部分和旧秩序主要支持者的农业人口日益减少,并且被从事工业、商业和交通的人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远远地抛在后面。虽然1882年以来从事公务和自由职业的人及其家属数量也急剧增加,但是这一点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除此之外,还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从最后一个统计数字来看这部分从业者人数的增加速度相对地有所减缓,1895年相对于1882年的增长率为38.29%,而1907年相对于1885年的增长率只有21.96%,但是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数无论是1895年与1882年相比还是1907年与1885年相比都在持续增加。无业者及其家属人数的大量增加可以归因于享受意外事故保险金、伤残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人数的增加,还有各类学生和在贫民院、疗养院、精神病院和监狱中生活的人增多。 另一个特征是从事家庭服务的人只有少量增加,而佣人则有所减少,这一方面表明了收入情况允许雇用这类人的家庭数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争取自身独立的无产阶级妇女越来越不喜欢从事这个职业。 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人1882年占43.38%,1895年占36.19%,到了1907年仅占32.69%。整个农业人口1882年占42.51%,1895年占35.74%,1907年只占28.65%。与此相比,以工业(包括采矿和工矿企业)为主要职业的人1882年占33.69%,1895年占36.14%,1907年占37.23%。加上其家属1882年占35.51%,1895年占39.12%,而到1907年已经占了42.75%。有关从事商业运输的人及其家属的情况见下列数字:
我们由此看到,现在德国整个人口的56.16%(在萨克森甚至人口的74.5%)以工商业为生,而农业人口只占28.65%(在萨克森甚至只占10.07%)。 2.继续无产阶级化与大企业的统治地位考察一下职业人口中独立劳动者、职员、工人是如何分配的、在这三种职业中男女所占的比例如何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关数字见第324页上的表格。 此表说明,农业部门独立劳动者的数量虽然从1882年到1895年增加了280692人,即增加了12.5%,但是从1895年到1907年又减少了67751人,结果与1882年相比独立劳动者的数量仅增加了212941人,即仅增加了9.2%。相反,农业工人的数量从1882年至1895年减少了254025人,即减少了4.3%,但是从1895年起却增长很快,增加了1655677人,即增加了29.4%。如果我们对这种增长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增长主要归因于作辅助劳动的女性家庭成员的增加(男性增加了170532人,女性增加了1820398人,共增加了1990930人)。仅就农村的临时工和雇工而言,结果是男性减少了381195人,女性增加了45942人,农业工人总共减少了335253人。在农业方面不仅独立劳动者有所减少,而且临时工和雇工也有所减少,农业部分与前一个统计数字相比有所增加,这是家庭辅助人员尤其是女性家庭辅助人员大量增加的结果。 工业的情况有所不同。在25年的时间里,工业部门独立劳动者的数量减少了234024人,即减少了10.6%(从1882年到1895年减少了139382人,即减少了5.2%),而工业人口却增加了48%(从1882年到1895年增长了14.48%)。单独经营者和雇用一两个雇工的工厂有所减少。工人的数量从1882年到1895年增加了1859468人,从1895年到1907年又增加了2637414人。仅就不包括作辅助劳动的家庭成员在内的真正工人而言,他们的数量也从1895年的5899708人增加到了1907年的8460338人。在所有从事工业职业的人中,有1/3是工人(75.16%)。
商业和运输的情况相反。在这方面就连独立劳动者的数量也同工业中职员和工人的数量一样有很大增长。尤其是商业独立劳动者中妇女的数量有所增加,她们当中一部分是以零售商业谋生的寡妇,一部分是以这种方式补贴丈夫收入的妻子。独立劳动者的数量从1882年到1907年增加了310584人,即增加了44.3%,但是,职员和工人的数量增加更多(分别增加了364361人,即258.8%和1232263人,即196.4%)。这一点有力地证明批发贸易尤其在1895年到1907年期间得到了巨大发展。职员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其中女性职员的数量翻了6倍。 在所有三个类别中,独立劳动者的数量从1882年到1907年共增加了5.7%,大大低于人口的增长率(36.48%)。但是职员的数量却增加了325.4%,这说明在各个部门需要职员的大企业都有很大发展。工人的数量增加了39.1%。同时,在5490288名独立劳动者当中,大部分人都过着纯粹无产阶级的生活。例如在2086368个工业企业中,至少有994743个单独经营企业和875518个雇用5名以下工人的企业。在商品贸易方面,1907年在709231个主要企业中,至少有232780个单独经营企业,此外,在商业和运输部门的独立劳动者当中,有35306个零售商是单独经营企业,有5240个是服务人员、临时工等等,有几千人是保险代理人、书籍兜售商等等。 此外,必须注意到,在所有这三个类别中,独立劳动者的数量与企业的数量并不一致。例如,像在烟草和香烟贸易中所常见的那样,如果一个公司的所有者有几十个分号,或者一个消费合作社有许多分店,那么这些分号和分店都算作单独的企业。工业企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一个机器制造厂同时拥有铸造厂和细木工场等等。因此,所列出的数字不足以说明企业集中和生活水平的情况。 尽管存着在所有这些缺陷,但是,1907年6月12日的工商企业最新统计结果却仍然可以使人们了解到资本高度集中的情况。这些结果表明,随着整个经济体系工业化的提高,整个生产资料迅速落入少数人手中。 单独经营的独立劳动者1882年尚有1877872人,从1895年开始持续减少;1895年有1714351人,到了1907年仅有1446286人,减少了431586人,即减少了22.9%。在所有统计中,小企业的从业者数量一次比一次明显减少。1882年小企业的人数占所有从业者的59.1%,1895年占46.5%,1907年仅占37.3%。大企业的情况恰恰相反,大企业从22%增加到29.6%,1907年又增加到37.3%。企业越大,增长的速度就越快。1895年到1907年,小企业人员增加了12.2%,中等企业人员增加了48.5%,大企业人员增加了75.7%。在1907年的5350025名从业人员中,大企业的人员占绝对多数,而在1882年,大企业的人数还大大少于单独经营企业的人数。在七种行业中,大企业人数过半,占主导地位:
在其他行业中,1895年大企业便已占多数。现在,它的地位到处都得到进一步巩固(在金属加工业中占所有从业人员的47%,在印刷业中占43.8%,在运输业中占41.6%,在建筑业中占40.5%)。几乎所有行业的发展都对大企业有利。 企业集中,也就是资本集中,在资本主义企业完全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地方得到了极其迅速的发展。以啤酒酿造业为例。德国除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和阿尔萨斯—洛林之外交纳酿酒税的地方的情况如下:
从1873年到1907年酿造厂总数减少了8033个,即减少了59.3%,经营性酿造厂的数量减少了5676个,即减少了51.9%,而啤洒产量却增加了26.7亿升,即增加了135.7%。这意味着中小企业的破产和大企业的规模扩充及其效率的成倍提高:1873年平均每个酿造厂生产145000升啤酒,1907年平均每个酿造厂生产838500升啤酒。所有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的情况都是如此。在奧地利,1876年有2248个酿造厂,生产啤酒1167127800升,1904—1905年只剩下1285个酿造厂,却生产啤酒1909854000升。 德国煤炭工业和整个矿冶工业的发展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煤炭工业中主要企业的数量1871年至1875年平均为623个,1889年减少到406个,而同一时期产量却从34485400吨增长到67342200吨,平均每个企业的职工总数从172074人增加到239954人,下列表格显示了到1907年为止的石煤和褐煤开采业的集中过程。
在石煤生产中,70年代以来企业的数量减少了49.8%,而企业职工的数量却增加了216.9%,产量甚至增长了420.5%。 整个矿冶工业的情况是:
可以看出,企业数量减少了35.5%,而企业职工的数量却增长了164.4%,产量增长了374.5%。 企业主的数量较少,但是他们却十分富有,与无产者数量的大大增加形成对照。1871年至1875年平均每个企业有无产者92人,1887年增加到160人,尽管1907年企业数量从1906年的1862个增加到1958个,但是1907年平均每个企业的无产者数量仍然增加到307人! “虽然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1907年尚有煤矿156个,但是,其中的34个煤矿(21.8%)却占了采掘量的50%以上。尽管企业统计表上登记了156个鲁尔矿区,但是仅有76个成员的煤炭辛迪加几乎控制了所有煤矿;煤矿的集中已达如此高的程度。根据1908年2月的报告,煤炭辛迪加的产煤量已送到7790万吨。”[1]
1871年有306个熔矿炉在运转,雇用工人23191人,生产生铁1563682吨,到了1907年则有熔矿炉303个,雇用工人45201人,生产生铁12875200吨,1871年每个熔矿炉的平均产量为5110吨,到了1907年便已达到42491吨!“根据1896年3月发表的‘钢铁’一览表,当时德国只有一个冶炼厂即奧伯豪森的好运冶炼厂能够在24小时之内生产生铁820吨。而到了1907年,能够在24小时之内生产1000吨以上生铁的冶炼厂就已有12个之多。”[2]在制糖工业部门,1871—1872年有311个工厂,加工甜菜2250918吨,1907—1908年则有工厂365个,加工甜菜13482750吨。1871—1872年平均每个工厂加工甜菜7237吨,而1907—1908年平均每个工厂加工甜菜的数量已达到36939吨!1871—1872年的糖产量为186441吨,占甜菜加工量的8.28%,而1907—1908年糖产量为2017071吨,占甜菜加工量的14.96%。 不仅工业发生了这种技术革命,而且运输业也是如此。有关德国海上贸易情况见下列数字:
帆船运输大大衰落了,即使在还有帆船运输的地方,船只的载重量和船员的数量都有所减少。1871年平均每艘帆船载重量为205.9登记吨,有船员7.9人,1909年帆船平均载重量为176.4登记吨,只有5.4个船员。德国轮船海运则是另一种情况:
轮船不仅数量在增加,其载重量增加的幅度更大,相对而言,船员数量却减少了。1871年平均每艘轮船载重量为558登记吨,有船员32.1人,而1909年平均每艘轮船载重量为1230登记吨,只有29名船员。 电动机动力的迅速增加也说明了我们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根据费班的统计结果,1861年关税同盟地区的工业使用了99761马力。[3]1875年在德国5人以上企业中,在25152个地方共使用了1055750马力,1895年在60176人地方共使用了2938526马力,几乎是原来的3倍。铁路(和电车)交通以及轮船运输未列入这项统计。 普鲁士使用动力情况如下(单位:马力):
由此可见,1907年普鲁士所使用的马力数几乎是1879年的6倍!在普鲁士,固定蒸汽机的数量从1896年到1907年增加了35%,整个机器的效率在此期间甚至提高了105%,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1895年的统计之后工业发展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1898年用于驱动发电机的蒸汽机共有3305台、258726马力,1907年增加到6191台、954945马力,即蒸汽机数增加了87%,马力数增加了269%。[4] 下列数字以马力为单位表明了蒸汽动力在重要工业部门的使用情况:
尽管生产力有了如此巨大的发展,资本集中达到了这么高的程度,但是有些人仍然试图否认这些事实。在1907年8月哥本哈根国际统计学会第11次大会上,法国经济学家伊夫·居奥就作过这种努力。他根据一次草率的统计建议从统计学中删去“集中”一词。卡尔·毕歇尔回答他说:“企业数量的绝对增加很有可能与企业高度集中同时出现。但是,在对企业进行调查时往往不可避免地进行大量重复计算。一家银行有100个储蓄银行,也许会被算作101个企业;一个啤酒酿造厂有50个由它提供地方和存货的啤酒店,也许会被统计为51个企业。这种统计结果对证明所调査的现象毫无意义。 “从迄今为止所进行的调查来看,似乎只有农业没有出现集中过程;在采矿、贸易、运输业、保险业和建筑业等其他领域集中都十分明显;工业领域的集中由于每一个努力发展的文明民族都必须扩大工业生产而不那么显而易见,具体来讲有4个原因:1.工业取代了从前的家庭经济职能;2.在消费中工业产品取代了自然产品(铁代替了木材,焦油染料代替了靛青和茜草等等);3.有了新的发明(汽车);4.有了出口的可能性。因此,恰恰在工业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中,而同时企业的数量并未减少,甚至有所增加,在工业制造出便利的商品的所有地方,独立经营的小企业都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迅速渗透各个最重要的经济领域。社会主义者关于集中程度不断加深的断言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反对社会主义者并非明智之举。”[6]
世界上所有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都与德国相同。所有文明国家都努力向工业国家迈进。它们生产工业品不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还供出口。因此人们不仅关注本国经济,而且还关注世界经济。世界市场调整着无数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左右着各个民族的社会地位。对世界市场关系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地区是美国,从现在起,彻底变革世界市场关系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推动力将产生于美国,近30年的调查结果如下:投入工业的资本额(百万美元):
工业产值(百万美元):
当今美国在世界上位于工业国家首位,其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出口额年年增长,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势必到国外寻找投资机会,并极大地影响欧洲的工业和交通。这种发展的推动者已不再是单个的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和企业主财团以及资本家联合,它们的活动所及之处,实力极其雄厚的私人企业也会被压垮。面对这种发展大企业主尚且不得不偃旗息鼓,中小企业主又能怎么样呢? 3.财富的集中随着企业的集中和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数量相对减少,而财富按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计算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是经济规律。 不同文明国家收入的分配情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德国各大邦国中,萨克森拥有最古老、相对而言最合理的所得税统计方式。现在使用的是1879年开始生效的法律。但是由于最初几年的平均征税额过低,所以我们应该以后来的征税额为准。从1880年到1905年萨克森的人口增加了51%,从1882年到1904年纳税人增加了160%,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23%。直至90年代初,年收入在300马克以下者不纳税,此后,改为年收入在400马克以下者不纳税。1882年,免纳所得税者的人数为75697人,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6.61%,而到了1904年,免纳所得税者的人数为205667人,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11.03%。应该说明的是,在萨克森妻子和不满16岁的家庭成员的收入都算入丈夫和父亲的收入之内。 收入在400—800马克之间的纳税者1882年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48%,1904年仅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43.81%,一部分人升到了高收入阶级。收入在400—800马克之间的纳税者在此期间的平均收入从421马克增加到582马克,即增加了37%,但是仍低于600马克的平均收入。收入在800—1250马克之间的纳税义务人1882年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12%,1904年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24.38%,而收入在1250—3300(从1895年起改为3400马克之间的纳税者的数量1882年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20%,1904年仅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16.74%。1882年收入低于3300马克的人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97.6%,1904年收入低于3400马克的人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95.96%。据拉萨尔计算,1863年普鲁士收入在3000马克以上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而在此期间房租、税和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价格都提高了,生活费用也增加了,由此看来广大群众的境况相对来讲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在3400—10000马克之间的中等收入者1904年仅占纳税评估对象的3.24%,而10000马克以上者所占比例还不到1%(0.80%)。收入在12000—20000马克之间的纳税者人数占0.80%。收入在12000马克以上的人,1882年为4124人,1904年增加到11771人,即增加了188%。最高收入1882年为2570000马克,1906年为5900600马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低收入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部分还不足以抵偿物价的上涨,中等收入按百分比计算毫无改善,而极其富有者的人数和收入却大大增加了。阶级对立日趋尖锐。 阿道夫·瓦格纳教授从对普鲁士1892年到1902年国民收入分配情况的调查中得出以下结论。他将普鲁士人口分为三大阶层:下等阶层(最低420马克以下,中等420—900马克,最高900—2100马克)、中等阶层(最低2100—3000马克、中等3000—6000马克、最高6000—9500马克)和最高阶层(最低9500—30500、中等30500—100000马克、最高100000马克以上)。总收入几乎平均分配给这三个部分。占人口3.51%的最高阶层拥有总收入的32.1%,包括免税者在内的占人口70.66%的下等阶层同样拥有总收入的32.9%,占人口25.83%的中等阶层拥有总收入的34.9%。如果仅就应纳税的收入而言,人们就会发现,收入在900—3000马克的纳税者1892年占所有纳税者的86.99%,1902年占所有纳税者的88.04%,有稍多于半数的应纳税收入归这部分人所有,即1892年为51.05%,1902年为52.1%。收入在3000马克以上的一人1892年占所有纳税者的13%,1902年占所有纳税者的12%,他们的收入1892年约占全部应纳税收入的49%,1902年约占全部应纳税收入的48%。在全普鲁士,低收入纳税者的平均收入1892年为1374马克,1902年为1348马克,即减少了1.89%。而高收入纳税者的平均收入1892年为8811马克,1902年增加到9118马克,即增加了3.48%。最高阶层1892年仅占所有纳税者的0.5%,1902年占所有纳税者的0.63%,这部分人的收入1892年占总收入的15.95%,1902年占总收入的18.37%。增加最少的是中等阶层的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其次是下等阶层的最高收入,而中等阶层的最高收入和整个最高阶层的收入增加得最多,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其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一个阶层的纳税者收入越高、越富有,相对而言其人数就增加得越多。较高和最高收入的纳税者人数是在不断增加,但是,他们本身的平均收入也越来越高,换句话说,仅仅在个别特别富有的人那里会出现收入高度集中的现象,而且在虽然始终是绝对和相对的少数、但人数却在大大增加的较高和最高经济层次那里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经济发展虽然有利于全民收入的提高和每个社会经济阶层成员数量的增加,但是增加的程度极不相同,增加最多的是富有阶级和下层阶级,中间阶级受益最小;因此基于收入多少之上的阶级差别也越来越大。”[7] 根据1908年所得税的估定,在普鲁士有104994个收入在9500马克以上的纳税者,其总收入为3123273000马克。其中收入在100000马克以上的3796个纳税人的总收入为934000000马克。有77个纳税人收入在100万以上。收入在9500马克以上的104904个(占人口1.78%)纳税人的总收入竟与3109540个(占人口52.9%)收入在900—1350马克之间的纳税人的总收入相同! 在奥地利,“收入在4000—12000克朗之间的人平均占纳税者的12%到13%,应纳税纯收入中的24%左右为他们所得。如果将收入在12000克朗以下的人一起计算,那么这部分人占纳税者的97%,其收入占74%。剩下的3%的纳税人拥有应纳税收人的26%。”[8]免去纳税义务的收入最低限为1200克朗,即1014马克,高于普鲁士。收入在1200—4000克朗之间的低收入纳税者1904年占所有纳税义务人的84.3%。收入在200000克朗以上的极其富有者的人数1898年为255人,1904年为307人,占所有纳税人的0.032%。 在英国和爱尔兰,据L·G·蔡奥莎·莫奈统计,国民收入中的一半(166亿多马克)归占人口1/9的人们所有。他将人口分为三部分:收入高于700英镑(14000马克)的富人,收入在160(3200马克)—700英镑之间的小康阶层和收入低于160英镑(3200马克)的穷人。
由此可见,国民收入的1/3以上归不到人口1/30的人们所有。蒲斯对伦敦的调查和朗特里对约克的调查证明,总人口中有30%的人终生挣扎在永久贫困的魔爪之下。[9] E·勒瓦瑟尔根据遗产统计,对法国的情况作了如下比较:“国民财富中的2/5归占人口98%的、财产不足100000法朗的人们所有;国民财富的1/3属于占人口1.7%的少数人,而全部国民财富的1/4的占有者则为极少数人,他们仅占人口的0.12%!”[10] 无产者之多和有产阶级人数之少是显而易见的。 G. 施穆勒说道:“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毫无疑问,从1300年到1900年中欧的分配不均现象日益严重,尽管各个国家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近年的发展在促使阶级对立日趋尖锐的同时,也大大加剧了在财产和收入上的分配不均。”[11]
但是,发生于所有文明国家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和集中过程在无政府主义生产方式不能阻止托拉斯和联合组织出现的情况下,必然会引起生产过剩和滞销。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危机。[1] 奥托·胡埃:《矿冶工业发展史》,《新时代》第27卷第1册第665页。 [2] 奥托·胡埃,同上书,第666页。 [3] A. 黑塞:《工商业统计》,1909年耶拿版第168页。 [4] A. 黑塞,同上书,第163—164页。 [5] S. 雷尔教授:《动力。关于各邦权力发展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史研究》,1908年莱比锡版第348页。 [6] 《国际统计学学会通报》第17卷第183—184页,1908年哥本哈根版。 [7] 阿道夫·瓦格纳:《论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统计方法及普魯士1892至1902年最新收入统计基础之上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载于《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1904年版。 [8] F. 莱特尔:《奥地利收入的分配情况》,1908年莱比锡版第123页。 [9] L. G. 蔡奥莎·莫奈:《富有与贫困》,1908年伦敦版第41—43页。 [10] E. 勒瓦瑟尔,同上书,第617页。 [11] G. 施穆勒:《一般国民经济学说概论》第2卷,第454、4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