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八章 危机与竞争 1.危机的根源与影响发生危机的原因是没有一个能够用于随时衡量和统观商品真正需求量的标准。资产阶级社会没有能够调节整个生产的力量。一方面一种商品的购买者十分分散,决定消费量的购买者的购买力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单个生产者是不能左右这些因素的。再者,除了每个生产者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生产者,他不了解他们的生产能力。每个人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击败所有竞争对手,如廉价销售、广告、提供长期贷款、派出旅行推销员等等。他们甚至还采取隐蔽、奸诈的手段使竞争者产品销量下降。这种手段在危机时期尤其盛行。整个生产都依靠个人的主观推测。每个企业主都必须销售一定量的商品才能继续生存;但是他还想销售更多的产品,这样不仅可以使他增加收入,而且还可以使他具有战胜竞争者、守住阵地的可能性。这一切导致了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不仅一个企业主而且所有企业主都力图抓住有利时机作出同样努力。生产远远超出了需求。市场突然出现商品饱和现象。销售停止了,价格下跌,生产受到限制。一个部门缩减生产就必然要减少工人和降低工资,造成工人消费能力降低。这样又必然带来其他部门生产和销售停滞的后果。以工人为主要买主的各种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店主、面包师、屠户等等也失去了他们商品有利的销路而同样陷入贫困。 柏林工会1902年1月底所作的对失业者的统计调查说明了危机产生的影响。在柏林郊区有7万多人完全失业,大约有6万人部分失业。1909年2月13日柏林工会对失业人数又作了一次统计,结果是有106722名(92655名男子和14067名妇女)失业者。[1]在英国,1908年9月有失业者750000人。这些工人想工作,但是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他们却找不到工作。人们可以想象得出他们的社会境况多么悲惨! 因为一种工业向另一种工业提供原料,一种工业依赖于另一种工业,所以一种工业不得不承受另一种工业的打击。这样就扩大了受害者的范围。人们无法履行过去在预期现存状况能维持较长时间情况下所承担的许多义务,危机因此加剧,并愈演愈烈。大批囤积的货物、工具、机器都几乎变得毫无价值。商品以大大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这种廉价抛售不仅使商品的所有者破产,而且还迫使其他许多人同样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自己的商品,从而造成了这部分人的破产。尽管在危机期间,为对付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生产方式也在不断改善。然而这种手段本身又蕴藏着新的危机根源。危机持续数年之后,通过廉价抛售产品、缩减生产和小企业主的破产,逐渐消除了生产过剩的现象,社会开始慢慢恢复。随着需求的增长,生产也很快增加了。起初的生产增长缓慢而谨慎,但是在有利的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生产立即重新开始活跃起来。人们打算挽回损失,希望在新的危机到来之前养精蓄锐。但是,由于所有企业主都抱着同样的想法,每个人都在改良生产手段,以便使自己“胜过”别人,所以导致了灾难以更快的速度重新到来,灾难的后果也更为严重。无数的人们像手中的球一样一会被抛向天空中一会儿又落到地上,从这种交替影响中产生了我们在每次危机中所经历的可怕状态。随着不仅个人之间而且国家之间的大量生产和竞争的不断加强,危机也在累积。小范围内争取买主的斗争和大范围内争取销售地位的斗争日趋激烈,最终以巨大的损失而告终。大批的商品和存货堆积如山,然而大量想买而无购买力的人们却在忍饥挨饿。 1901年和1907—1908年再次证明以上阐述是正确的。在商业不景气的几年之中大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不断取得进步,此后,主要在军队和海军需要改造和扩充的剌激下,生产又开始有所上升。在此阶段,无数各种新的工商企业平地而起,其他许多企业也纷纷扩大生产,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发展提高生产率。在这个范围内还有许多企业从个别资本家手中转归资本主义合作社(股份公司)所有,在转换过程中企业总是或多或少地得到扩充。新成立的股份公司有数十亿马克的资产。另一方面,各国资本家都力图建立国内和国际协约组织。卡特尔、买卖联盟和托拉斯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为了避免生产过剩和压价,它们固定价格,根据精确统计的容纳量控制生产。在全部工业部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垄断,它牺牲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使企业主获益。很多人以为这样一来便拥有了使资本全面控制市场、损害公众利益而对自己有利的手段。但是这是迷惑人的表面现象。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总是比那些自以为掌握了这个制度的调节权的这个制度的最狡滑的代表们更为强大。危机还是发生了,并且再一次表明,最聪明的打算也不过是一些幻想,资产阶级社会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 但是,资本主义秉性难移,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须采取的活动方式推翻了所有资产阶级的经济规律。自由竞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它应该使最优秀的人站在企业的前列。然而经验表明,自由竞争往往只能使那些最不讲道德的最精明狡猾的人领先。股份分司也消灭了所有个性。更有甚者,在卡特尔、托拉斯和买卖联合组织那里,不仅单个企业主作为独立的人消失了,就连股份分司也不过是以压榨和掠夺公众为已任的资本家董事会所操纵的链环上的一个有用的环节。一小撮垄断资本家自命为社会的主人,将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以及工资标准和生活条件强加给社会。 这种发展表明,私人企业主已经被淘汰,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导向国家和国际高度的生产。与现在不同的是,有组织的生产和分配最终将不仅有利于资本家阶级,而且还将有利于全社会。 上述促使资产阶级社会迅速达到其发展顶点的经济革命通过不断出现的新的重要事件而进一步深化。欧洲在自己的销售市场和各自的国家内一方面面临来自北美日益强大的竞争威胁,另一方面东方的敌人也出现了,他们使世界经济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更加危急的状态。 正像《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那样,竞争驱使资本家跑遍整个地球。他们到处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即寻找那些可以销售自己的商品、唤起新的需求的民族和国家。近几十年来,各国谋求殖民地的狂热表明了这种努力的一个方面。德国虽然占据了很大的地盘,但是在这些地方居住的都是最原始的民族,对欧洲商品的需求微不足道。这种努力的另一方面是要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带给那些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但是至今仍或多或少地断然拒绝接受现代发展的民族,如印度人、日本人,尤其是中国人。这些国家不仅占世界人口的1/3,而且正如日俄战争中日本人所表现的那样,一旦它们受到激励,有了可效法的榜样,它们自身就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发展的条件甚至会给先进的民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上述这些民族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们崇尚俭朴(这主要是气候造成的),具有在迫不得已情况下使自己适应环境的技巧。在这些地方,包括美国在内的旧世界遇到了经济对手,它将向全世界证明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亟待改进。 在此期间,各个互相竞争的国家——首先是美国、英国和德国——为了超过对手,使用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获得统治世界的权力。争夺世界市场统治权的斗争使这些国家推行世界政策,干涉所有重要国际事件,并且为了使干涉富有成效,它们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充海军军备,这样一来又导致了新的巨大政治灾难的危险。 因此,随着经济竞争范围的扩大,政治竞争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国际领域的矛盾在不断升级,使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相同的现象和相同斗争。导致这种不可救药的状况的原因不仅在于生产形式,而且还在于产品的分配方式。 2.中间贸易和物价上涨在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越高,这种联系就越复杂多样。一旦出现紊乱,人类社会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生产上的紊乱会影响到分配和消费,反之亦然。 资本主义生产的显著特征是生产资料集中于日益扩大的生产场所,而分配则具有明显相反的特征。一些生产者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被驱逐出独立生产者之列,他们为了勉强维持生存十有八九会挤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作商人。[2] 商人、小摊贩、买卖中间人、经纪人、代办商、店主等中间人显著增加便是出于这种原因。这些人的显著增加在前面的统计结果中已得到证实。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其中有很多身为独立的女业主的妇女)通常都过着充满忧虑的穷困生活。许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利用周围人的最卑贱的欲望,诱其上钩。这就是满足享乐欲广告不断增多的原因。 现在无可争辩的是追求生活享受己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人类开始认识到,作为一个人必须活得合乎人的尊严,他们力求以与生活享受概念相应的形式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从社会财富状况来看,这个社会比从前任何一个阶段都更富于贵族色彩。最富有的人与最贫穷人之间的差距比以往加大了,而社会思想和法律却更加民主。[3]广大群众要求更多的平等,但由于他们毫无经验,尚未找到实现平等的途径,所以,他们甚至错误地追求平等,他们试图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平起平坐,尽可能地使自己得到一切享受。为了充分利用这种欲望,人们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刺激手段,后果显然是令人担忧的。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本身合理的追求步入歧途,甚至导致犯罪,社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干预,但是收效甚微。 中间人大量产生带来很多弊端。尽管他们费心尽力地工作,但是他们大部分人却构成了一个寄生的阶级,这个阶级是非生产性的,同雇主阶级一样靠他人的劳动产品生活。生活必需品涨价是中间贸易不可避免的后果。生活必需品涨价的幅度往往是生产者售出价格的两倍和好几倍。[4]但是,如果商品涨价会减少消费,因而是不合算和不可行的,那么,人们为了得到不能得到的利润便会采取搀假、减少数量和份量的手段,人为地降低商品质量。化学家舍伐利埃说,他知道食品的各种各样搀假方法,其中咖啡32种,葡萄酒30种,巧克力28种,面粉24种,烧酒23种,面包20种,牛奶19种,黄酒10种,橄榄油9种,白糖6种。一种常用的欺骗手段是在小杂货铺中出售已称量好的商品时做手脚。一公斤的商品往往只有900克或950克,店主试图以这种方式加倍地收回在价格上所让出的利润。最倒霉的是那些靠赊欠购物的工人和小人物,他们即使亲眼目睹了这种欺骗,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在出售焙制食品时也常常出现缺斤短两的现象。欺骗同样不可避免地与我们的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某些国家制度,如高额间接税和关税,助长了欺骗。打击食品搀假的法律收效甚微。生存斗争迫使欺骗者采取更加精明狡搰的手段,而我们往往缺乏彻底的和严厉的控制措施。而且人们声称,为了发现搀假行为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和昂贵的行政机构(确实如此),这样一来“合法生意”也将受到损害,这个借口使所有严厉的控制措施都陷于瘫痪。但是,如果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那么物价将大幅度上升,因为只有通过对商品搀假才可能维持较低的价格。 为了消除商业中这些使各地群众无时无刻不深受其害的弊端,人们开始建立消费合作社。在德国,军事人员和公职人员消费合作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商店因此而破产。工人消费合作社近10年来也有很大发展,部分工人消费合作社还过渡到自己生产某些消费品。在汉堡、莱比锡、德累斯顿、斯图加特、布雷斯劳、维也纳等地,消费合作社已成为模范的制度,德国消费合作社的年营业额为数亿马克。近几年来,汉堡还为德国工人消费合作社建立了采购中心,它大量买进商品,以便以最便宜的价格向各个合作社供货。这些合作社证明分散的中间贸易是多余的。除了提供货真价实的商品这―点之外,这是它们最大的好处。对于合作社成员来说,物质利益并不十分可观,消费合作社所减轻的负担也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但是,消费合作社的建立却是绝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不需要中间贸易的一个征兆。社会终究会建立一种使贸易成为多余的组织,使产品除了运输和分配所需要的人和社会服务人员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中间人便可到达消费者手中。在共同领取生活资料之后,共同大规模地准备膳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步要求,这样一来便会再次大大地节省人力、空间、材料和各种费用。 [1] 《1908—1909冬季失业者和失业者统计》,1909年柏林前进出版社版。 [2] “古老手工业的衰落不是小规模零售贸易过度增加的唯一原因。国家不断加强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虽然有向批发贸易发展的趋势,但是总是首先要为零售生意创造条件。一些发明开辟了新的工业部门,为了销售其产品也必然出现新的零售贸易,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正如德累斯顿商业和手工业工会在向萨克森政府呈递的一份书面拫告中所阐述的那样,‘零售贸易是大量走投无路的人的蓄水池’,这是零售贸易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保尔·朗格:《零售贸易与中产阶级政策》,载于《新时代》第25卷第2册第695页。 [3] 阿道夫·瓦格纳教授在第一次改写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第361页写道:“社会问题是人们所意识到的国民经济发展与作为理想产生的、在政治生活中有待实现的自由平等社会发展原则之间的矛盾。” [4] E. 査克斯博士在《蒂宾根的家庭工业》一书中谈到,1869年石笔产量为2.445亿支,工人收入为122000至200000古尔登,而最后售价却达到1200000古尔登,至少是生产者收入的6倍。1888年夏,5公担鳕鱼的直接售价为5马克,零售商以15马克批发,最后以125马克的价格卖给公众。还有大量食品由于运输费用高、不合算,而任其腐烂。例如,有一年鳕鱼捕捞过量,整船的鰭鱼被用作肥料,而内地成千上万的人在生活中却买不起鳕鱼。1892年加利福尼亚土豆丰收时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1901年,糖价大幅度下跌,一家专业拫刊曾郑重其事地建议,为了提高价格,可以将大部分存货倒到河里。此外,众所周知,傅立叶在土伦一家商行中做学徒时,商行为了提价,曾经让他将一船大米沉入海底。正是这件事激发了傅立叶建立群体社会制度的思想。他对自己说,一个采取如此野蛮和荒谬的手段的社会必定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于是,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