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六章 阶级国家与现代无产阶级 1．我们的社会生活近几十年，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里，社会以十分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它又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各个活动领域的进步。我们的社会关系因此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动荡不安和分崩离析的状态。 统治阶级失去了巩固的基础，各种制度日益发生动摇，难以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不快、不安和不满的感觉侵袭着包括最高阶层和最低阶层在内的所有社会阶层。统治阶级想竭尽全力通过对社会机体的修修补补来结束这种令其难以忍受的状态，但是，这种努力无济于事，因而徒劳无获。由此产生和增加的不安使他们更为焦虑和不快。他们刚刚以某种法律的形式为这座摇摇欲坠的房屋打进一根木桩，就发现还有10个地方更需要这样修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己内部就总是争论不休，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当一个党派认为有必要对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民众略示安抚与和解时，另一个党派却认为这样做太过份了，并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软弱和迁就，只会激起民众争取更大让步的欲望。所有议会中毫无休止的协商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协商总是制订出新的法律和制度，而人们依然不能平静和满意。在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在一定程度上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激化了社会斗争。 不仅仅是德国，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都像风中的芦苇一样摇摆不定。它们必须有所依靠，无依无靠便无法生存，因此，它们时而俯身于此方，时而俯身于彼方。在所有先进的欧洲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占有肯定可以信赖的议会多数。社会矛盾造成多数派的分崩离析，方针路线不断变换，毁灭了统治阶级残存的自信，德国尤其如此。今天这个党派是铁砧，那个党派是锤子，明天就换了位置。一个党派刚刚苦心经营起来的局面又被另一个党派毁坏。混乱越来越严重，不满情绪持续增长，冲突日益增多，数月之内所毁灭的力量比从前数年之内所毁灭的力量还要多。除此之外，人们还以各种捐税的形式提出越来越高的物质要求，公债无限制地增加了。 国家根据其本质和特性是阶级国家。我们已经看到，为了保护已出现的私有财产，通过国家的制度和法律调整有产者之间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财产占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财产的性质都决定了最大的有产者是国家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塑造国家。但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就是个人对私有财产的贪得无厌，因而不择手段地增加私有财产。他将努力将国家塑造成有利于最充分地达到他的目的的样子。因此，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可以说就自动地变成了阶级的法律和阶级的制度。但是，如果对维护现存国家制度不感兴趣的群众认识到了现存制度的真正性质，那么，国家政权和所有对维护现存国家制度感兴趣的人将不能长久地对抗群众，维护现存国家制度。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掩盖这种性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民众对现存状态了解得越少越好。不仅如此，人们还必须教导他们，现存制度过去是永恒的，将来仍将是永恒的。取消这个制度就意味着反对上帝亲自实行的制度，宗教便是为这个制度服务的。民众越无知越迷信，便越有利可图。使他们处于这种状态符合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也就是说符合把现存国家看作自己阶级利益的保护伞的那些阶级的利益。这是有产者、国家和教会的统治制度，它们联合起来，共同保护它们的利益。 但是，获得财产的努力和有产者的增加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努力进取者的圈子在不断扩大，他们都想参与已取得的进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一个新的阶级便在新的基础上产生了。但是，统治阶级不承认这个阶级具有平等权利和同等价值。这个阶级于是全力以赴，争取平等权利和同等价值。最终便出现新的阶级斗争，甚至出现暴力革命。新的阶级通过暴力革命迫使人们承认其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且往往采取充当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群众的维护者的方式，依靠他们的帮助获得胜利。 但是，一旦新的阶级得到了分享政权和统治地位的权利，它便与过去的敌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过去的同盟者，不久，又再次开始进行阶级斗争。在此期间已经给整个社会打上自己的生存条件烙印的新统治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利和财富，只能让受到它的压迫和剥削的阶级也分享它的部分文化成就，因而提高了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能力和认识。这样一来，它便向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提供了武器，导致了自己的灭亡。现在，群众斗争的矛头指向任何形式的阶级统治。 上面所说的后一个阶级便是现代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不仅争取自身的解放，而且还要争取其他所有被压迫者和妇女的解放。 阶级国家的性质不仅决定了被压迫阶级处于无权地位，而且决定了维持这个国家的费用负担首先落在他们肩上。当征募这些费用和负担的方法采取可以掩盖其真正特点的形式时，这样做就更加容易。如果从收入中征收用于公共支出的高额直接税，那么征收对象的收入越低，越容易产生对抗情绪，这是明摆着的事。于是统治阶级采取了聪明的作法，在这方面掌握分寸，用间接税代替直接税，也就是说把税加在生活必需品上，这样一来就将负担分摊在日用消费上，它体现在商品价格上，但是大部分人都从价格上看不出来，他们弄不清他们付多少税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每个人交纳了多少面包税、盐税、肉税、糠税、咖啡税、啤酒税、煤油税或关税等等，而且很难算清楚。他们没有料到，他们被别人狠狠地敲了竹杠。这种税与家庭人口数量成正比，是可以想到的最不合理的征税方式。而有产阶级反倒夸耀他们所交纳的直接税，并按纳税额的大小来分配政治权利，并且拒绝给予无产阶级以政治权利。此外，有产阶级还借助国家的资助和支持，通过纳税补贴和对所有食品征收的关税以及其他补助金的形式，每年从大众那里得到数亿之多。不仅如此，大资本家的企业主组织还通过联营、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形式抬高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物价，实施极其严重的剥削，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鼓励或默许这种做法，甚至亲自参与，予以支持。 只要不让被剥削阶级了解所有这些手段的本质，他们就不会对国家和统治者构成威胁。然而，一旦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受损害的阶级（大众政治修养的提高使他们越来越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这些显然极不公正的手段就会激起他们的愤慨和怨恨。对统治力量的正义感的最后一丝信任破灭了，使用这种手段的国家的本质和支持使用这种手段的社会的本质将为人们所认清。结果是人们进行斗争，直至二者的灭亡。 为了调和不同利益的矛盾冲突，国家和社会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制度，但是，旧的制度得不到彻底的废除，新的制度得不到彻底的实施。人们采取行动时总是动摇不定，任何一方也满足不了。如果不想孤注一掷，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从人民生活中所产生的文化需求，而哪怕是凑合地满足这些需求也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由于到处存在着许多寄生虫，这种代价更为巨大。此外，所有与文化目的相矛盾的机构不仅得以维持，而且由于现存的阶级对立反而得以扩展。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它们越来越被人视为无用之物，因而越发令人感到窒息和厌烦。警察制度、军事制度、法院组织、监狱、整个行政机构日益扩大，费用越来越高，然而，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并未因此而加强，而是恰恰相反。 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方面逐渐形成一种完全不正常的状态。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扩大、商品交换借助于逐渐完善的交通手段变得越来越容易以及经济和科学成果成为所有民族的共同财富，国际关系也在不断加强。人们订立贸易和关税条约，借助国际资金修筑耗资巨大的交通要道（苏伊士运河、圣哥达隧道等等）。各个国家都以巨款资助有利于改善地球上不同国家之间交通状况的轮船航线。人们建立了世界邮政协会（这是第一流的文化进步），召开具有各种实用目的和科学目的的国际会议，把各民族的最优秀的精神产品翻译成主要文明民族的语言加以推广，力争使各个民族国际化，使它们之间亲如兄弟。但是，欧洲和文明世界的政治和军事状况与这种发展却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各方都人为地助长民族仇恨和沙文主义。各国的统治阶级都试图使人们相信，各个民族之间都充满了敌意，它们只是在窥伺可以袭击另一个民族、灭亡另一个民族的机会。各个国家之间资产阶级的竞争在国际领域具有一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另一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性质，在群众的政治盲目性的支持下，导致了世界上闻所未闻的军备竞赛。这场竞赛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军队，制造了用于陆战和海战的完善的杀人工具和破坏工具，只有在我们这个科技高度进步的时代才有可能达到这种完善程度。这场竞赛造成破坏手段的发展，而它终将导致自我毁灭。维持陆军和海军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年年增长，最终将使一个极其富有的民族垮掉。1908年，德国仅为陆军和海军的经常性支出和一次性支出（包括退休金和用于战争目的国债的利息）就支付了15亿马克。这个数目还将逐年增长。根据内马尔克的调查，欧洲国家的支出情况如下：
依此表所示，欧洲每年要为陆军和海军支付67.25亿法郎（54.48亿马克），为主要用于战争目的的债务支付利息60亿法郎（48.6亿马克）！这是多么惊人的状况！ 美国和亚洲也以欧洲为榜样。美国1875年耗费了3.868亿马克，1907—1908年耗费了14.369亿马克。日本包括退休金在内的陆军和海军一般性支出1875年为2050万马克，1908—1909年为2.204亿马克。 这些支出使教育目的和文化目的受到极大损害，迫在眉睫的文化任务遭到冷落。国防支出过于庞大，甚至危及到国家的目的。日益庞大的军队收罗了国家中最健康最强有力的部分，为了军队的发展和训练，调动了所有脑力和体力，就好像大屠杀训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头等大事。同时，人们还在不停地改良战争工具和杀人工具，这些工具在速度、飞行距离和破坏力上都达到完美程度，使朋友和敌人都感到恐惧。一旦这个庞大的体系运转起来，欧洲互相敌对的力量将把1600万至2000万人送上战场，那么，人们将会看到，这个体系变得难以控制和难以驾驭。任何一位将军都无法统帅如此庞大的军队，任何战场之大都不足以排列这样的军队。任何行政机构都无法长期供养这样的军队。在会战时将缺少医院安置众多的伤员，而要埋藏大量的死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此外，考虑到未来的欧洲战争将给经济领域造成可怕的干扰和破坏，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下一次大战将是最后的战争。破产的数字将是前所未有的。停止出口将造成数千工厂停产；停止食品进口将带来食品价格猛涨，数百万家庭的供养者都在战场上作战，这些家庭都需要救济。而资金又从哪里来呢？以德国为例，在战争状态下，维持陆军和海军的费用每天就需要4500万至5000万马克。 欧洲的政治军事状况的发展很容易以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告终，这场灾难将把资产阶级社会拉向深渊。当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到顶点的时候，这个社会所处的状态将使自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它用自己开始作为迄今为止最革命的社会所创造的手段准备了自己的灭亡。 我们的大部分城乡由于不知道如何才能满足年年增长的要求而逐渐陷于绝望的境地。尤其是我们那些迅速崛起的大城市和工业区，人口激增提出许多要求，而多数财力不足的城镇要想满足这些要求，只能依靠高额课税和借贷。修建学校和公路的费用、用于照明、筑坝和水利设施的费用、保健福利和教育支出、警察和行政支出都年复一年地增长。除此之外，少数养尊处优的人还处处对公共事业提出极其奢侈的要求。他们要求建立高等教育机构、修建剧院和博物馆、为上流社会居住的城区和公路安装相称的照明设备和铺设相称的道路等等。虽然居民的大多数对这种特权表示不满，但是这是现状的本质所决定的。少数人掌握着权力，他们利用权力，以整体的代价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本身并无可非议，这是一种进步，错误在于它们主要使有产阶级受益，而不是由所有的人分享。另一个弊端是行政机构往往不得力而且费用很高。行政官员往往高高在上，没有掌握足够的知识，难以满足多方面的、尤其是业务知识方面的要求。而城镇的顾问们则大多为自己的生存奔波忙碌，不能为彻底履行自己的义务作出必要的牺牲。这些职位还往往被用来营私舞弊，给公共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后果却由纳税人来承担。社会没有办法彻底地多少令人满意地改变这种状况。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征税，都会使人们更加不满。用不了几十年，大部分城镇将不再能够以目前的行政管理和征税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城镇领域同在国家生活中一样都急需实行彻底的变革，人们向城镇提出了极大的文化要求，一旦具备了意志和权力，它就会构成开始实行社会变革的核心。 但是，在目前个人利益统治一切，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的情况下，这一点如何能够实现呢？ 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它不过是社会状况的反映。 2．阶级矛盾的激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生存斗争日益艰难。人人为己而战，爆发的方式是激烈的，而且往往冷酷无情，不择手段。“走开，让我坐下”，这句话在生活实践中以猛烈的拳打脚踢的方式得以兌现。弱者必须让位于强者。在物力、金钱和财力不足以达到目的时候，人们动用了最狡诈、最卑劣的手段。撒谎、捏造、欺骗、伪造票据、作伪证，人们不惜进行严重的犯罪，以达到梦寐以求的目的。在这场斗争中，不仅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而且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一个性别反对另一个性别，一个年龄层次的人反对另一个年龄层次的人。人类关系的唯一调节因素就是利益，其他一切都可以置之度外。只要有利可图，人们可以解雇成千上万的男工和女工，使他们在耗尽其最后所有之后，不得不依靠社会救济生活和被迫去流浪。工人们可以说是成群结队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在全国各地到处闯荡，长期失业使他们从外表上看形容憔悴、衣衫褴褛，进而导致他们内心的堕落，社会对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深深的厌恶。数月之久得不到起码的整洁，饥肠辘辘地四处漫游，而且往往遭到被称作这个制度的支柱的人们不加掩饰的厌恶和轻视，体面的人们全然不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些穷人的家庭忍受着极其深重的苦难，依靠公共贫民救济度日。父母因绝望而对自己和对孩子犯下谋杀和自杀的可怕罪行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危机时期，这种绝望的行为更是多得惊人。但是统治阶级却视若无睹。在同一张报纸上，一边是对因贫困和绝望而导致这类行为的报道，一边是有关喧闹的欢宴和盛大的官方庆典的消息，似乎到处是欢乐富足的景象。 普遍贫因和日益艰难的生存斗争驱使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少女以卖淫为业，走向沉沦。堕落行为、野蛮行为和犯罪层出不穷。只有监狱、牢房和所谓的教养所空前繁荣，人满为患。 犯罪与社会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社会并不承认这一点。它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不愿正视令人抱怨的状况，并且自欺欺人地将这种状况归咎于工人的“懒惰”和“游手好闲”以及缺乏“宗教信仰”。这是最严重的自欺欺人和最卑劣的伪善。社会状况于多数人越是不利，犯罪的数量就越多，犯罪的严重程度就越大。生存斗争采取了粗暴的和残忍的形式，它导致人人以他人为敌的状况。[2] 统治阶级不会或不愿从根本上看问题，它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对付这些弊端。贫困、苦难和因此产生的堕落和犯罪日益增长，人们不是去探究这些弊端的根源，找出阻止的办法，而是去惩罚这种状况的产物。他们认为弊端在扩大，犯罪人数在增加，因而必须使用更加严厉的刑罚。他们相信可以召魔驱鬼。甚至海克尔教授也认为以极其厉的刑罚对付犯罪、坚决采用死刑是可行的。[3]在这一点上，他与一向与他的观点水火不能相容的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一拍即合。海克尔认为，不可救药的罪犯和无用的人必须像清除杂草一样被清除掉，不能让这些杂草夺去植物的阳光、空气和土地。如果海克尔不是单纯地研究自然科学，而是同时也涉猎一下社会科学的话，那么，他将会知道，只要社会为这些罪犯提供相应的生存条件，他们是可以转变为对人类社会有用的人的。他将会发现，正像人们除去地里的杂草时忽咯了清除根和种子一样，除掉个别的罪犯，使他们不再为非作歹，并不能阻止新的犯罪的产生。人类永远不能绝对防止自然界中有害有机体的产生，但是，改造自己的、由它亲自创造的社会组织，使之具备对每个人都有利的生存条件，使人人享有自由发展的平等权利，使一个人不需要牺牲他人的利益便可解除自己的饥饿、满足自己的财产欲望和野心，这是能够办到的事情。人们应该探究并清除犯罪的根源，只有这祥才能杜绝犯罪。[4] 主张通过消除犯罪根源杜绝犯罪的人当然不会赞成采用暴力镇压手段。他们不会阻止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对罪犯采取自卫行为，社会不能任罪犯为所欲为，但是，他们非常迫切地要求社会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消除犯罪的根源。 统计学家与社会政治家已多次证明违法犯罪与社会状况之间具有内在联系。[5]在不景气时期，最常见的犯罪是乞讨，我们的社会无视基督教关于行善的所有教义将乞讨视为犯罪。萨克森王国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德国始于1890年、1892年至1893年达到高峰的严重的倾销危机中，随着危机程度的加深，因乞讨受到法庭惩罚的人数也在增加。因此罪受罚的人1890年为8815人，1891年为10075人，1892年为13120人。奥地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奥地利因流浪和乞讨而被判刑的人1891年为90926人，1892年为98998人。[6]增加的幅度很大。 一方面大批的人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财富在不断增加，这几乎成为我们这个时期的标志。在美国，J. D. 洛克菲勒、不久前去世的哈里曼、J. 皮尔庞特·摩根、W. K. 范德比尔特和J. 古尔德5人1900年共有资产32亿多马克，他们的影响足以控制美国的经济生活和欧洲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事实表明了我们所处的发展方向。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大资本家联合成为近代令人瞩目的现象，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 [1] A. 内马尔克：《国际有价证券统计》，载于《国际统计学学会通报》第17卷第405页，1908年哥本哈根版。 [2] 怕拉图很早就认识到这种状况的后果，他这样写道：“一个国家如果有阶级存在，那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穷人的国家，一个是富人的国家，二者在一起生活，总是在互相窥伺……统治阶级终究不能发动战争，因为这样一来，它就必须使用那些一旦武装起来比敌人更加令它惧怕的人。”柏拉图：《国家篇》。亚里士多德说：“众多的人贫困化是一个弊端，因为这些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动乱的制造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3] 《自然创造史》第4卷第155页和第156页，1873年柏林修订版。 [4] 柏拉图在《国家篇》中也有类似的阐述：“犯罪的根源在于缺乏文化教养，在于国家教育和制度不健全。”柏拉图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比2300年后他的许多博学的追随者更为深刻，这可不是令人可喜的现象。 [5] M. 苏尔斯基：《关于刑事犯罪的经济根源的最新文献摘录》，载于《新时代》第23年度第2卷。 [6] H. 海尔茨：《奥地利的犯罪现象与犯罪阶层》，1908年蒂宾根版第49页。作者写道：“当时的经济形态对犯罪行为具有主导作用，生产和消费组织与经济财产分配都从方方面面对犯罪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