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劳工大攻势
这就是现代汽车公司的二十年！在这个一直很平静的劳动者海洋中，一阵像高山一样的巨大波涛突然涌起。这就是工人演出的庄严一幕，他们过去不过是不断运转的传送带上的零件，而今他们拒绝再充当机器，并大声宣称：他们是人！（Lee Soo-won 1994,74）
1987年夏爆发的巨大劳动冲突浪潮，是韩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在此期间，韩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有隐蔽的矛盾和工人长期积累的悲愤通过劳工的战斗涌向表面。从7～9月这三个月里发生了300次劳动纠纷，超过了快速工业化前20年发生的劳动冲突的总和。劳工骚动以惊人的速度和烈度横扫全国，使得几乎每一个大型行业的工业生产都陷入瘫痪。几乎没有一个地区、没有一个产业部门或没有哪一种规模的企业免受劳工骚动的影响。在全国，成千上万工人几乎同时被动员起来，这种巨大的规模给韩国产业工人带来了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无论从“大规模”这一说法的哪一种意义上看，1987年夏爆发的这场大规模劳动冲突都可以（像韩国研究工人和劳动的专家所称的那样）够得上是“工人大斗争”。显然，这是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历史短时段。
一 工人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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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前大规模劳工骚动的日期一样，这一史无前例的产业冲突浪潮是在反对独裁政权的运动所带来的突然政治变革背景下发生的（Christia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1998）。1987年6月29日，当时任执政党民主正义党主席的卢泰愚突然宣布，民正党将接受反对党举行直接总统选举和实行宪制改革的要求，这是韩国政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为在几乎长达30年的军事统治之后向民主过渡铺平了道路。全斗焕曾企图通过由选举团进行一次间接选举将权利移交给他一手挑选的继承人、他在韩国军官学校时的老同学卢泰愚。6月初，全斗焕专断地取消了与反对党就修改宪法进行的谈判，宣布他将举行一次间接选举，以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冲突和不稳定。这一独裁行动更加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这种愤怒因一名示威学生被警察拷打致死和审讯警官对女学生劳工活动家施暴的事件被揭露而蓄积待发。随着学生抗议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店员、白领工人和其他工人开始参加到学生组织的街头抗议中来，形成了革命的幽灵（见插图十）。6月29日的民主化宣言，是全斗焕政权对人民力量的一次策略上的让步，目的是企图避免这场政治危机的致命后果（Shin,Zho,and Chey 1994;Oh 1999;Diamond and Kim 2000;Sunhyuk Kim 2000）。
显然，这场向民主的过渡不是工人运动的产物。像以往韩国发生的大多数其他政治动荡一样，主要的行动者是学生，他们在70年代和80年代为民主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是，1987年6月学生领导的民主化斗争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量市民包括白领工人、小业主、城市贫民和产业工人的参与。随着街头抗议在全国各地不断升级，刚刚成立不久的几个白领工会开始参加到民主化运动中来。5月份和6月份，可以看到很多在首尔市中心区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就业的白领工人在午饭休息时间参加了学生的街头示威。
然而，在这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产业工人的作用并不很明显。很多分析家认为，产业工人和劳工工会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说明劳工在民主化运动中只起到边缘作用的一个指标，是劳工领袖只占民主化运动全国大联盟领袖中的极少部分，而正是这一联盟领导了1987年春反对全斗焕政权的市民抗议；在2200 名创始成员中，只有37 名劳工代表（韩国《中央日报（新闻）》1987年7月7日，载Lim Young-ll 1998,143）。工会在这场6月国内起义中没有发挥特别的作用，尽管很多工人作为个人参加了抗议，但没有证据显示街头示威中有产业工人任何有组织的参与[1] 。全国性工会中心组织韩国劳总在这一时期的惟一行动是鲜明的反民主的：它公开附和全斗焕4月份取消宪制争论的做法，支持他的间接选举总统方案。很多面向政治的劳工团体参与了群众政治组织（MPO,mass political organizations），并意识到这次政治时机的重要性，但未能动员工人参加1987年6月的群众斗争[2] 。
而另外一些分析家则强调产业工人在韩国向民主过渡过程中曾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们指出，数量比白领工人和店员更多的大量领工资工人事实上参加了6月间的街头示威[3] 。不过，比产业工人实际参与更重要的是他们大规模参与的潜在威胁。崔章集（Choi Jang Jip 1993b）指出，全斗焕政权精心算计的政治自由化举动，是在成千上万工厂工人涌上街头这种很现实的威胁的影响下发生的（另见Chu 1998）。鲁重琦也认为，“在6月底市民起义开始向工人阶级蔓延时，统治集团急于宣布民主化方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低估具有潜在威胁性的劳工运动力量”（Roh Joong-ki 1995.81）
因此，在韩国劳工研究专家中，对于带来1987年6月那次向民主过渡的政治开放的主要动因是学生运动，对于劳工运动主要是作为一种潜在力量而不是作为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对这一政治发展做出贡献，大家是没有异议的。而如果没有来自工人阶级的这种威胁，独裁统治的瓦解是否会发生，显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不过似乎很明显的是，不管是由于内部组织弱点还是由于国家机器强加的外部制约，1987年之前韩国的有组织劳工还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力量行动。只是到了1987年春，这支力量才有了相当大程度的增强。
不过，全斗焕政权一宣布政治自由化计划，产业劳工马上就被大规模地动员起来。在卢泰愚宣布政治自由化之后的两周内，爆发了一波劳工暴力冲突浪潮。劳工骚动以前所未有的激烈和愤怒程度像草原野火一样横扫全国。它从制造行业开始，蔓延到采矿、运输、码头和一些服务部门，从1987年7～9月，发生了多达3311起劳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包含了停工、自发罢工或示威等行动。这一夏季发生的劳动纠纷数量超过了自60年代初以来整个出口导向工业化时期发生的纠纷数量的总和（图7-1）。在8月中旬，当劳工骚动达到高峰时，每天发生100 多起劳动纠纷，为朴正熙和全斗焕时期年平均发生的数量。参加这些劳工行动的工人总数估计为120万人，大致相当于10人或10人以上企业经常性雇用的工人的1/3 （Ministry of Labor 1988;参见表7-l）。
图7-1 1975～1998年间的劳动纠纷和劳工工会数量
表7-1 1963～1998年间的工会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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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纠纷 |
工会 |
工会会员（千人） |
组织比率 |
|
|
A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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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
— |
1820 |
224 |
20.3 |
9.4 |
|
1964 |
126 |
2105 |
272 |
23.3 |
11.5 |
|
1965 |
113 |
2255 |
302 |
22.4 |
11.6 |
|
1966 |
117 |
2359 |
327 |
22.7 |
11.8 |
|
1967 |
130 |
2619 |
378 |
22.2 |
12.4 |
|
1968 |
135 |
2732 |
413 |
21.1 |
12.1 |
|
1969 |
94 |
2939 |
445 |
21.3 |
12.5 |
|
1970 |
90 |
3063 |
473 |
20.0 |
12.6 |
|
1971 |
109 |
3061 |
497 |
19.7 |
2.7 |
|
1972 |
— |
2961 |
515 |
20.4 |
12.9 |
|
1973 |
— |
2865 |
548 |
20.4 |
13.2 |
|
1974 |
— |
3352 |
656 |
22.1 |
14.8 |
|
1975 |
133 |
3585 |
750 |
23.0 |
15.8 |
|
1976 |
110 |
3854 |
846 |
23.3 |
16.5 |
|
1977 |
96 |
4042 |
955 |
24.3 |
16.7 |
|
1978 |
102 |
4301 |
1055 |
24.0 |
16.9 |
|
1979 |
105 |
4394 |
1088 |
23.6 |
16.8 |
|
1980 |
407 |
2618 |
948 |
20.1 |
14.7 |
|
1981 |
186 |
2141 |
967 |
19.6 |
14.6 |
|
1982 |
88 |
2194 |
984 |
19.1 |
14.4 |
|
1983 |
98 |
2238 |
1010 |
18.1 |
14.1 |
|
1984 |
113 |
2365 |
1011 |
16.8 |
13.2 |
|
1985 |
265 |
2534 |
1004 |
15.7 |
12.4 |
|
1986 |
276 |
2658 |
1036 |
15.5 |
12.3 |
|
1987 |
3749 |
4086 |
1267 |
17.3 |
13.8 |
|
1988 |
1813 |
6412 |
1707 |
22.0 |
17.8 |
|
1989 |
1616 |
7883 |
1932 |
23.3 |
18.6 |
|
1990 |
322 |
7698 |
1887 |
21.5 |
17.2 |
|
1991 |
234 |
7656 |
1803 |
19.7 |
15.9 |
|
1992 |
235 |
7527 |
1735 |
18.4 |
15.0 |
|
1993 |
144 |
7147 |
1667 |
17.2 |
14.2 |
|
1994 |
121 |
7025 |
1659 |
16.3 |
13.5 |
|
1995 |
88 |
6606 |
1615 |
15.3 |
12.7 |
|
1996 |
85 |
6424 |
1599 |
14.7 |
12.2 |
|
1997 |
78 |
5733 |
1484 |
13.5 |
11.2 |
|
1998 |
128 |
5560 |
1402 |
13.8 |
11.5 |
有趣的是，劳工骚动并不是从以前曾是劳工最活跃的首尔和京仁地区开始的，而是从南部工业城市蔚山开始。蔚山是现代集团各公司的中心，其居民大多数是现代公司各家企业（包括现代造船、现代汽车、现代机械以及它们所属的公司）的雇员和他们的家属。像其他财阀集团一样，现代公司以前在其集团组织结构内部没有组织任何工会，只是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劳动纠纷，即1974年在现代造船公司发生的劳工暴力抗议。但在6月29日民主化宣言发表的两周内，实质上所有现代公司企业都卷入了劳动纠纷。现代公司的纠纷还扩散成为大规模的街头示威，点燃了现代公司所属小企业的劳动冲突。罢工浪潮很快蔓延到南部沿海地区重工亚集中的主要工业中心釜山、昌原和马山等地。到8月中旬，罢工浪潮蔓延到轻型制造业小企业集中的首尔-京仁地区。随后，劳工骚动又扩散到了西南部地区较小的城市。到8月底，全国均被劳动冲突所吞没。
然而，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冲突的一次自发性、无组织，无协调的爆发。尽管在时间分布上存在某些差别，但数以千计的劳动冲突在没有系统计划、战略或领导的情况下几乎同时在全国发生。没有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组织可以协调这次劳工行动的大爆发。尽管没有组织和领导，但工人利用独裁控制突然放松造成的这次机会来释放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怒火和悲愤；当然，这并非韩国工人第一次显示出其爆发性的特质；这种情况在朴正熙被暗杀留下政治真空之后的1980年春也曾发生过。不过，这一次劳动冲突的规模要大得多，范围要广得多，战斗性和实现组织目标的效果也大得多。
工人在这场大斗争中提出的要求，主要与工资和独裁主义的产业关系有关。在很多较大的公司中，工人都能获得20%～30％的工资增长，另外还增加了其他的好处。然而，像以往很多劳工抗议一样，得到像人一样对待这一要求和产业关系更加民主的要求，也像得到比较公平报酬的要求一样强烈。工人要求的清单通常是很长的，包括：提高工资、颁发更多的奖金、缩短工时、终止实行由工头武断进行的评价体系、消除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身份区分、改善饭菜质量、撤消对服装和发型的限制、终止实行强制性的早操等。
从很多方面看，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是工人长期积累的“恨”爆发和释放的时刻。换言之，它是当长期受到压制的悲愤和怒火得到表达时，工人以一种冲动、情绪化和暴力的方式极大地展示他们释放出来的“恨”[4] 。几乎1987年夏天发生的所有罢工都是非法的行动，因为工人故意忽视官方规定某企业罢工时另一企业不能再罢工的强制冷却期和其他有关罢工的法律要求。工人对正常的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感到不满意，而是诉诸更具战斗性的行动，如占领公司大楼、举行街头示威、将管理人员扣为人质等。由于工人对卑鄙和傲慢的管理人员和雇主进行报复，所以经常出现暴力行为。有些雇主由于害怕受到身体上的威胁，被迫对工人的漫天要价做出让步。一位韩国劳工分析家曾描述说。1987年的暴力性劳动冲突类似于工人发动的一场“阶级战争”，他们对如此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的压迫性劳工体制怀着深刻的不满并被突然地赋予了权力（Song Ho Heun 1994b）
然而，1987年的劳工大斗争与以前爆发的劳动冲突是不同的。工人不仅对发泄他们的悲愤感兴趣，而且对获得提高工资感兴趣。他们对获得组织上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长期利益也同样感兴趣——工会组织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几乎在所有发生激烈劳动冲突的工厂里，焦点性问题都是争取迫使管理方接受新组成的工会或以民主工会取代公司控制的（御用）工会。这一时期表现出的强烈工会意识，毫无疑问是过去斗争经验的结果。工人已经通过辛酸的经历认识到，资本或国家的暂时性让步并不能保证他们的条件得到长期改善，工会是他们能要求在工厂中得到尊重和做人尊严的惟一有效手段。正是阶级意识达到的这种新高度，使得1987年的斗争更加强大、更加具有战斗性和更加顽强：
因此，这次工人大斗争导致了工会数量和工会会员人数的巨量增加。在劳工起义的一年内，组建了多达4000个工会，70万名工人加入了工会（Kim Dong-Choon 1995;Lim Youg-ll 1998）。工会总数急剧增加，从1986年底的2675个增加到1988年底的6164个（参见表7-l）。1989年初存在的工会当中，一半以上是1987年劳动大攻势之后组成的。在这一时期，参加工会的工人人数从100万人增加到170万人。大企业的工会化要比小企业更加成功。实际上所有新组成的工会都是民主工会，大多数公司控制的（或者说“鬼”）工会被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所取代。
1987年的劳工起义，使韩国劳工运动的主要行动者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前面指出，1987年和1988年发生激烈劳工斗争的场所不是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部门中的小企业，而是重化工业中的大企业。这同时也意味着劳工运动的主要行动者的性别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主要是女工变成了主要是男工。当劳工骚动的野火吞没蔚山、昌原、马山等南部城市的大企业时，以前发生很多劳工冲突的九老、富川和安养等轻型制造业地区却相对比较平静。几乎一夜之间，重化工业大工厂中的半熟练男工出现在劳工运动的前线，将70年代曾经进行战斗并为民主劳工运动打基础的女工推到一边。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看，这场工人大斗争也意义重大。与以前的劳动罢工不同，这场劳工斗争是在没有外部知识界团体发动、领导或积极指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完全是工人自愿和自发参加集体行动的结果。例如，1987年7月在现代公司开始的工会化斗争是由工人领导的，外部组织几乎没有提供支持。不仅在蔚山，而且在其他工业城镇，劳工抗议和罢工的领导人都是从各个工厂出现的：曾在80年代初工会化斗争中发挥如此突出作用的学生出身工人，在1987年没有发挥重要作用（Lim 1992,138；我1993年与蔚山现代公司工人的访谈确证了这一点）。1987年以前，大多数学生出身工人一直在首尔-京仁地区工作，另有一些在大邱工作；他们当中很少能进入南部工业城市中较大的企业[5] 。因此，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证明，韩国工人已经成长到不再需要知识界保护和代表的程度。韩国工人阶级已经产生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有机知识分子”以及组织资源，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二 自发的性质
我刚刚描述过，1987年的劳动冲突浪潮，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劳动冲突的自发性和无组织性的爆发。对于以下一点，研究劳工的韩国专家存在着普遍共识：1987年夏的劳动冲突，是在没有预谋和计划、没有预先想好的目的或战略思想的情况下发生的。劳工战斗性的爆发如此突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就连长时间以来为动员劳工而努力的很多知识界劳工活动家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未能在其中发挥某种领导作用。研究劳工的杰出学者林荣一注意到，“很少有哪一场罢工是计划好的，即使是在企业内外的活动分子曾做了一些准备的少数几次罢工中，群众参与的速度和规模及其战斗性也使这种准备变得意义不大”（1989,89~90）。
1987年劳工冲突的爆炸性，很大程度上是韩国市民社会的政治动态造成的突然政治开放带来的结果。独裁主义国家机器对劳动体制的的暂时中止，为工人发泄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悲愤提供一次千载难逢的机。正如另一位敏锐的劳工问题分析家金东椿指出，“随‘6·29’《民主化宣言》而来的独裁政权政治控制放松之后，马上发生了这场斗争，而随着9月份压制的恢复，斗争又逐渐减弱下来。简言之，像过去的韩国劳工运动一样，是外部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工作场所的内部因素，对劳动纠纷发生和消失的总体情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Kim Dong-Choon 1995,121）。因此，学者普遍达成一致的意见是，由于这次政治机会突然到来而未曾预期到，工人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和无组织的。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是在自己方面以前没有做过任何努力或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对其他集团提供的机会做出反应，如果没有以往的劳工反抗经验，如果在工人中间没有组织活动的情况下，要想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动员，事实上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些劳工斗争的主导类型是具有战斗性、进攻性并以组织独立工会为目的，如果设想这种类型的斗争跟相当一部分韩国产业工人中间已经形成的阶级意识水平没有关系，那么当然是不正确的。大多数纠纷是在没有预谋、计划或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是从这种意义上。才能说1987年的劳工起义是自发性的、工人并不是在以前没有做过组织集体反抗的努力的情况下，以一种纯粹冲动性的和非理性的方式对情况做出反应，因此不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场劳工起义是自发性的。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为什么1987年的劳工反叛首先发生在蔚山现代集团内部一个较小的企业即现代发动机公司，将是很有帮助的。1987年7月5日，在卢泰愚6月29日宣布民主改革不到一周的时间内，100名左右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便在蔚山市中心秘密开会成立工会。其他现代公司的工人也很快如法炮制。在宣布民主化之后的一个月内，现代公司12 家企业几乎都要么已经组建了工会，要么处在组建过程之中。
如果考虑到前20年里现代公司工人的特点是高度的被动和沉默，那么这种情况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发展[6] 。显然，如果没有政权的政治危机，工人反应的这种猛然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实际上，现代公司的工会化斗争并不完全是自发发生的。在数家现代集团公司企业中，此前就曾有若干工人一直在秘密准备组织工会，以便通过集体行动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在最早组建工会的现代发动机公司，小批工人曾通过各种小组活动积极培育同志关系和阶级意识。80年代初轻型制造部门的小组活动，曾由学生出身工人发起和领导，与此不同，现代公司的小组是在工人自己的创议下发展起来的，与外部知识界团体只有很微弱的关系[7] 。
在这些小组中，最重要的是由权容睦在现代发动机公司组织的研究小组。权容睦在1987年现代公司工人的斗争中曾以富有魅力的领导者身份出现。像他那些曾积极参加小组活动的工人同伴一样，权容睦是高中毕业生，对现代公司管理上的专制做法形成了强烈的不公正意识，并通过与政治异议知识分子的接触和通过广泛阅读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形成了高度的阶级意识（Kwon 1988;Lee Soo won 1994）。也许可以将他视为葛兰西（Gramsci 1971）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榜样。80年代初，他组织了一个休闲活动小组，在周末参观文化遗迹。逐渐地，这个小组的注意力转向讨论他们工作场所的问题、研究劳动法和马克思主义文献。1986年，权容睦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取得了“劳工管理协议会”的控制权，并把它从一个亲管理方的机构改造成一个更加代表工人的组织。他们接下来走的一步是组织工会。1987年春，他们挑选了几名小组成员为此做准备工作（Lee Soo-won 1994,4~48）[8] 正是这种准备工作，使得1987年7月机会一出现，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便能够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工会。同样的小组活动在蔚山现代集团公司的其他企业也在进行，包括现代汽车、现代重型电器、现代重工等（1994 , 39~79）[9] 。
尽管1987年的劳工斗争是在没有外部活动分子或组织的系统计划或指导之下发生的，但自发的起义一发生，这种外来者在支持民主工会运动方面的作用就变得很重要。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一时期的罢工工人对民主工会显示出巨大的热情，但对工会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知识；他们不知道如何组织一个工会，如何注册，法律对工会活动有什么要求等。由于1987年7月和8月间每天发生100起劳动纠纷，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涉及工会化斗争，因此韩国民主工会运动面临一种危机。在对此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劳工活动家小组、依托教会的劳工咨询中心和其他地域性劳动组织迅速行动起来。除了已经存在的活动分子组织网络之外，很多新的小组迅速建立，以满足参加工会化斗争的工人提出的大量援助要求。在接受林荣一访谈时，一名劳工活动分子（庆南劳工联合会的一名成员，这是以前因参加劳工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人创立的组织）说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没有时间再想别的了。也没有需要想其他了。这场“大斗争”不是我们创造的，也不是我们以前敢想象我们能创造的，但目标已经一目了然。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在每个罢工企业组织一个民主工会。而且形成的工会必须得到保护。我们必须让他们集合到一起。要做的事太多了，人手很少，时间又不够，但这不是太难。工人接受它实在是太容易了。在他们解决他们企业的主要障碍之后，在罢工期间新出现的领导层的领导之下，工人立即聚集到我们的办事处，拿起传单便冲向邻近的其他企业（Lim 1998,93n）。正如这名活动家的话清楚地显示，尽管1987年劳工斗争爆发是由于工人群众的自发参与而发生，但这场斗争并非是在没有组织支持和指导的情况下杂乱无章地推进。在还没有组织的地方，新的组织随时可以形成，尽管大多数是非正式的和小规模的；在没有领导的地方，新的基层领导很快从罢工中出现。我们可以看到，1987年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可以利用的组织资源与1980年的情况有多么惊人的差别，工会意识和工人阶级团结的程度也是如此。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都是1987年以前的斗争的结果。
三 现代公司工人的斗争
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是从蔚山现代公司一个工厂的斗争开始的。这一点意义重大。现代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和造船商。无论从其规模还是从其在韩国经济中的作用来看，现代公司显然代表了韩国工业力量的核心。像在其他财阀企业一样，工会在现代公司被视为禁区。该公司的创立者郑周永以坚定的反工会立场而闻名；像后来三星集团的创立者李秉喆一样，他曾警告他的工人：“直到黄土盖住我的眼睛，否则我永远不允许建立工会”（Lee Son－won 1994，35）因此，现代公司工厂工会的形成，对其他企业的劳工活动分子来说是一起重大事件。从很多方面看，现代公司发展起来的劳工斗争模式使这一时期的韩国工人阶级斗争形成了有趣的特征，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现代集团的劳工工会化类似一场暴动。1987年7月5日，在宣布政治自由化之后的一个星期内，大约100名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在蔚山闹市区的一个迪斯科舞厅秘密开会，组成了工会。前面己经提到过，这是一小批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为组织工会而准备的工人的努力结果。
在这个工会的领头之下，在6月29日宣言发表之后的一个月内，现代公司其他12家企业都发生了工会化斗争。然而，其他企业的工会化并不像在现代发动机公司那样顺利，或者说没有那么成功。在受到最初的冲击之后，现代公司管理方镇定下来，试图阻止工会化的努力。现代公司最初阻止工会化的做法是极其拙劣的，而且适得其反。例如，7月16日，当现代尾浦造船公司工人在市政厅正要注册他们新组建的工会时，几名男子突然出现，抢走了他们的注册文件，并登上等在外面的汽车迅速离开。这一笨拙的反工会行动被媒体公开，招来社会各界的一阵猛烈批判。由于管理方这种错误，尾浦造船公司工人注册新组建工会的做法得到了官方的批准。
然而，这样的错误并不妨碍现代集团其他公司的管理方尝试采用其他方法。现代集团内部两家最大的公司现代重工和现代汽车采用的方法更加狡猾和有效。这种方法是，在强有力的独立工会组成之前，抢先鼓动拥护管理方的工人组建工会。由于韩国劳动法禁止一家公司建立多个工会，因此这种策略对否认后来组建的有代表性工会的合法地位是十分有效。这种方法未能阻止现代汽车组建一个强大的独立工会，但成功地使现代重工的独立工会变得软弱无力，并在很长时间里分裂了劳动队伍。因此，最猛烈的工人斗争发生在现代重工，斗争围绕的是是否承认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
不过，一旦成功地组成了工会，现代集团工人便通过一份很长的工会要求清单表达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悲愤；除了工资提高25%～30%之外，工人的要求还包括：取消引起公愤的工人工资竞争制度、废除对头发长度的限制，终止实行强制性的早操，提高每日午餐的质量等。有趣的是，在发型和上班前做操等方面对个人自由的要求，在现代集团各企业的罢工中都提出来了，显示出工人对军事式工作环境的强烈不满。现代集团军事式的纪律是相当有名的，不过这当然并非韩国较大的制造企业所独有。工人经常被大门门卫拦住测量他们头发的长度，而且如果发现工人头发的长度超过了公司规定，门卫就用大剪刀当场把他们的头发剪短（Lee Soo-won 1994,30）。在生产工人离开工厂时还要接受搜身。难怪现代工人开始罢工时，他们首先砸掉的是门卫办公室。
现代集团单个企业出现的工会化运动汇合成一场集团层面上的团结斗争。1987年8月8日，来自12家现代集团企业的代表集会，成立了现代集团劳动组合协议会。现代发动机公司的权容睦当选协议会议事长。在应付现代集团高度集中的权威结构方面，工会活动家打算采取一种协调一致的方法。他们知道，在现代集团，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集团层面上做出的，而且，最终都要由大权独揽的会长决定。现代集团劳动组合协议会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立即与管理方发生了冲突：在管理方与协议会之间进行集团层面工资谈判的要求，承认现代重工已经组成的真正的工会[10] 。但管理方拒绝就他们认为是属于不合法的组织展开谈判。工人则已经做好了显示自己力量的准备。8月17日早晨，数千名现代集团工人在现代重工公司工厂集会并向市区进发（见插图）。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是翻斗卡车、叉车、救火车和混土搅拌车。在喧天的锣鼓声中，人群高唱刚刚学会的歌曲并高喊：“打倒郑周永！”他们在大街上遇到防暴警察。警察向抗议者施放催泪瓦斯，但很快他们在愤怒的人群纷纷冲过来的情况下落荒而逃。警察局长提出举行谈判。他与权容睦对坐在四车道的马路中间进行谈判。在权容睦承诺保持和平示威的情况下，他允许示威者前往南屋山（音，前往蔚山市中心的中间站），然后回到现代重工公司、工人步行3公里到了南屋山，一路喊着唱着，然后和平地回到他们的工作场所。
插图十一 现代公司工人1987年8月向蔚山公共体育场进军
（韩国《中央日报》提供）
第二天，示威规模更大了，组织得也更好了。来自位于蔚山的现代集团各公司的工人在8月18日一大早就集中到现代重工公司大院。据估计来了4万名工人。到八九点钟的时候又有3万名妻子儿女加入。他们向蔚山市出发，同样以翻斗车、叉车和重型车辆打头。领头的人群以防瓦斯面具和安全帽为武装，他们的目的地是蔚山体育场。示威者遇到了4500 名警察，不过警察意识到他们对付不了用重型车辆引导的4万名示威者。除了让示威者继续前进之外，警察别无选择。工人突然变得不可战胜。当他们和平地到达体育场的时候，示威者增加到6万人。母亲、妻子、儿女们与工人一起前进。游行队伍绵延约3.2 公里，用了5个小时完成了到达体育场的游行。
在体育场里,工人后来受到了一名政府代表而不是现代公司管理人员的接待。这位劳动部副部长从首尔飞往蔚山与工人谈判。他主持了权容睦与劳动事务课课长之间的谈判。由这位副部长亲自宣布的谈判协议实际上接受工人的所有要求，包括大幅提高工资和承认现代重工公司的独立工会。体育场中的6万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欢呼雀跃，往回家的路上走去。这是现代集团公司工人通过集体行动获得的第一场胜利。现代公司一位劳工活跃领导分子后来写道，“8月18日是现代公司工人或者说全国所有工人获得新生的日子，他们克服了‘恨’，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走向真正像人一样生活的末来的一次伟大、庄严的进军”（Lee Soo-won 1994,103）。
然而，这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和一次短暂的胜利。现代集团管理方决定无视劳动部副部长做过的承诺，而且否认现代重工的新工会领导和现代集团劳动组合协议会的合法性。随后，工资谈判也陷入僵局，劳工骚动仍在继续。
现代集团公司工人斗争的第二个高涨时期在临近1988年底的时候发生。劳动纠纷围绕一份集体合同的谈判和4名被解雇劳工领袖的复职问题展开。双方都不愿妥协，工会号召于12月12日举行罢工，这场罢工后来成为韩国劳工史上历时最长的罢工，延续了128天。这场罢工延续时间长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工会领导层内部缺乏紧密团结和管理方排斥打压工会领袖的手法。就在罢工之前，现代重工的工人选举徐太守为新的工会主席。然而，徐太守背叛了工会会员，私自与管理方签订了集体合同，而没有征求会员的同意。愤怒的工人投票否决了集体合同。他们还投票罢免了徐太守，另选李元昆（音）为工会主席。但公司拒绝接受这一选举结果，徐太守拒不下台，给工会造成持续的组织问题。
在蔚山现代重工公司工人罢工的同时，171名工人1988年12月15日前往首尔去见郑周永。这是现代集团公司工人第三次去首尔现代集团总部去见他。第一次是在1987年8月，当时新组建的现代重工公司工会官员到首尔去见他，请求承认这个民主工会。第二次是在1987年11月，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去见郑周永，要求释放他们被关押的领导人权容睦。现代公司工人知道，郑周永是现代公司重要决定的最终裁定人。他们相信，即使是警察抓捕和释放工人，也多多少少是出自郑周永之手。然而，郑周永拒绝接见罢工者。抗议者在首尔现代集团总部大楼前面举行静坐示威，但由于12月29日警察的攻击而不得不结束抗议。1988年，2月28日，卢泰愚总统发布了“维持国内安全和法律秩序的特别声明”，标志着政府重新采取压制性的措施和1987年7月以来普遍存在的相对自由政治气氛的终结。无论是政治气氛的变化还是新年假期，似乎都肯定会弱化蔚山现代公司罢工工人的斗志。
然而，1989年1月发生的一起新事件，给正在减弱的烈火浇了一桶汽油。1月8日黎明时分，一群武装男子冲进现代公司被解雇雇员联合会的办事处，用棒球棍和木棒殴打熟睡中的办事处人员，并将家具什物砸烂。这个联合会是由那些曾被监禁并在随后被现代集团各公司解雇的工会领导人于1988年2月组织的，其中包括权容睦和其他强硬的核心领导人。1988年，现代公司被解雇雇员联合会接替了现代劳动组合协议会的角色，在指导各个企业工会行动方面发挥核心作用[11] 。显然，现代公司管理方想打掉这个外部的战斗性劳工组织，割断其与车间工会领导人的联系。很有趣的是，这次袭击是由现代重工雇佣的专门破坏工会分子、美籍韩人詹姆斯·李（李权绍，音）组织的。这一事件被揭露后，使得蔚山的工人怒火中烧，引发了蔚山和来自其他地区的3万名工人在蔚山举行的一次宏大的集会，谴责现代公司管理方的恐怖主义行动，并誓言要与现代重工罢工工人一起团结斗争到底。
工人与管理方之间的激烈对抗一直持续到1989年春。这一罢工的延续期充满了工人与管理方之间、反对管理方工人与支持管理方工人之间的暴力斗争。像很多其他韩国企业一样，现代重工也组织了“护社队”（保护公司的武装团体），它由管理工作人员、工厂保卫人员和雇佣的暴徒组成。现代重工试图利用这一组织劝阻那些态度比较消极的工人不要参与罢工。但是，与70年代通常成为男性暴力受害者的女工会活动分子不同，现代公司和其他重工业企业的男工人不是那样容易被压服的。现代公司工人对警察干预做出反应的方式，生动地说明了劳动冲突的舞台己经改变。工人抗议不仅人数极其庞大，动辄达到万人以上，而且他们使用各种防护武器，使他们成为不容易通过威吓而加以控制的人群。在控制这种罢工者时，警察暴力注定会失去很大效力。如果不是从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上看，而是从这种身体的意义上看，那么可以说1987年以后韩国劳工运动与以前由女性主导的争取建立民主工会的斗争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公司的请求下，警方宣布了1989年3月30目将突入现代重工公司大院结束罢工的计划。然而，罢工者投票表决要战斗到底。在这个预定日期之前的一天，罢工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展示了包括汽油弹、迫击炮和他们生产的很多其他土制武器，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罢工的第109天即3月30日黎明，随着多发信号弹射向早晨的天空，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式行动开始了。这是一场陆、海、空联合作战。陆地上，提早集中在现代重工工厂前面的防暴警察开始行动，并不时喷射瓦斯。海上，远洋船只运来了8个中队的警察。空中，直升机盘旋在工厂大院上空并向工人宣布：“你们已经被包围。违反法律的工人们，请你们自动投降。”这是一场很大的军事行动，被称为“蔚山30日行动”, 代号为“朝露”。大约1.5万名警察被动员参加了这次行动。
然而，当警察部队进入工厂大院时，竟然没有发现罢工者，因为他们在午夜已经偷偷溜出大院，在现代公司宿舍大楼前重新集合。中午，在臭名昭著的白骨团（经过特殊武术训练的一支警察部队）的一个分队的掩护下，防暴警察冲进工人宿舍。白骨团毫不留情地殴打反抗的工人，并逮捕了他们当中的数百人。但这没有使罢工结束。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工人抵抗发展成大规模的街头战斗。附近现代发动机公司的大约1500名工人同伴宣布举行一天的同情罢工并涌向大街。来自现代汽车、现代尾浦造船和其他现代集团所属企业的成千上万名工人也涌向大街。蔚山东部地区变成的一个战区。
第二天，街头战斗规模更大、更具暴力性。附近地区的几十名学生也前来加入现代公司工人的斗争，大批居民也参加了街头抗议。看到白骨团如此残酷地攻击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很多现代公司工人的妻子和孩子也燃起怒火，成为街头战斗的直接参加者。她们阻止警察进入街道胡同追赶逃跑的工人，他们筹集资金将前来援助工人的学生藏在家里，他们收集空瓶子用于制造燃烧瓶。街头战斗延续了10天，到1989年4月18日结束，52名工会领袖被捕，59名工人被开除。对于这次痛苦的结束，工人后来写道：“长达128天的罢工，现代重工工人的自豪达到了新的高度。尽管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但自1987年以来他们一直高举民主工会的大旗，然而，这场罢工被现代公司残酷的恐怖主义和庞大的警察部队镇压下去了。罢工结束了，深深的‘恨’又留在了现代公司工人的脑海中。”（Lee Soo-won 1994,255）。
然而，现代重工128天的罢工远不是一次失败。工人未能实现他们提出的释放工会领导人的要求，但通过斗争，他们成功地获得了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团结精神诞生了。从越来越多地参加斗争的工人当中，可以明显看到高度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工会在行动中更加强大、更加民主了，工会会员有了大量增加。例如，在车间，工人被组织成小组和委员会，在很多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开始有了某种发言权。所有这些变化，意味着管理者失去了对车间工人的很大权力；他们甚至对好斗的工人变得害怕起来。
现代公司工人斗争的第三个主要插曲，围绕一些似乎相对较小的问题在现代重工公司再次发生，这种斗争被称为“戈利亚斗争”（Goliat struggle ）1990年1月，现代重工工人选举产生了第五届工会执行委员。工会领导经常变换，虽然工会官员的任期为两年，但在两年半时间里已经换了五届，这是由于罢工期间工会领袖经常被捕和工会领导层的内部分裂造成的。随着现代集团工会运动的演变，大多数工会被分成两派，一派是具有战斗性的“民主派”，强调跨越各公司的阶级团结和进行争取改革压制性劳工政策的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而温和实用主义者（“实利派”）想把他们的集体行动限定为争取实现比较直接的公司一级的目标。现代重工工会由激进会员所主导，而现代汽车工会则由比较温和的、方针比较实用的领导层所领导。
现代重工工人打算在工作时间举行新当选的工会官员的就职会议，而公司方否决了这一请求。工会还请求允许工人提早下班参加在128 天大罢工期间被捕的5名工会领袖的法庭听证会，但公司方也否决了这一请求。新工会领袖决定无视管理方的决定，按原定方案执行他们的计划。公司方立即向警察报告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警察将新工会领袖逮捕。激进的工会会员将这种不友善的举动视为管理方故意挑起战斗并彻底削弱工会，他们决定除了战斗之外别无选择。
被监禁的前工会领袖被判刑很重，尤其是对于稍早发生在KBS广播电台的一场罢工的参加者，法庭的判罚却很轻，参加那场罢工的100多名广播业工人均被释放，这两种情形一对比，更加激起了工人的愤怒。现代公司工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和社会）歧视工厂工人。一份工会传单指责说，“他们的态度是，对摇笔杆的和播广播的就害怕，而对拿锤子和焊枪的工人就可以不屑一顾，这一次我们要一劳永逸地纠正这种态度”（Lee Soo-won 1994,292）。显然，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工人的直接经济利益。正如李秀远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工人有这个社会歧视教育程度低的工人这种共同的感觉，引发了现代重工的这次罢工”（291）。后来有一份罢工传单将这次罢工定义为“不只是现代重工工会的一场斗争，而是为了处在危险当中的两千五百万工人的信任和自尊心而与独裁政权进行的伟大战斗”（Ulsan nodong chongchaek kyoyuk hyophoe 蔚山劳动政策教育协会 1995,71）。工人阶级的自尊心和义气感（“义理”），是现代公司罢工者赋予他们集体行动以意义时的至高无尚的价值，而这是1987年之后时期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一般特征（Kim Dong-Choon 1995,445~448）。
然而，在决定举行罢工之后，工会在领导方面面临严重的问题。在工会领导人当中，很多人要么被监禁，要么不愿领导罢工。被选举担任非常对策委员会的两名男工会领导人，以家庭原因为由拒绝接受这种罢工主张（二人都是不久前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可以理解，他们不愿承担几乎肯定又会把他们送回监狱的角色）。后来被推举主持非常对策委员会的另外两人也拒绝接任。最后，李甲用同意接受这一职责。因此，戈利亚斗争开始了，这是现代重工发生的一场宏大的工人斗争，这场斗争引发了一场有全国各地很多民主工会参加的总罢工。像此前几年里的情况一样，这次劳工抗议之所以可能，并不一定是由于有强有力的工会领导，而是由于有激进普通工人团体自下而上的强有力推动。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先进劳动者”）人数大量增加，而工厂外部有激进的劳工领袖，是决定1987这一时期劳工斗争状况的关键因素[12] 。尽管现代公司各企业的工会领导人更倾向于采取温和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但在激进的普通工会会员的压力下，他们通常被迫采取战斗性对杭的方法（Ulsan nodong chongchaek kyoyuk hyophoe 1995;Lim Ho 1992,185~186;Kim Dong-Choon 1995,342~360）。
从一开始，现代重工1990年春的罢工就具有政治斗争的特点，直接针对的是压制劳工的国家机构。具有战斗性的工会会员并没有一种经过很好计划的战略，但他们有着异常坚强的反抗决心。他们誓言：“我们宁死决不投降”。当警察的进攻迫在眉睫时，由78名抗议者组成的核心群体爬上一架巨大的起重机，停留在82米高的空中，他们希望能在那里无限期地进行斗争。地面上，数千名工人与大批警察部队对峙。大约有1.2万名警察和白骨团成员冲进了现代重工工厂。蔚山市的东区又一次变成了暴力的战场。
现代重工工人的戈利亚斗争不是发生在单一工厂车间的单纯罢工。韩国具有战斗性的劳工团体都把它视为全体工人阶级反对压制性国家和资本家阶级的一场政治斗争。因此，当罢工在现代重工开始后，其他地方的激进工人领袖马上组织同情斗争。现代汽车工人4月28日早晨试图阻挡防暴普察，不让他们开往现代重工，另外有4个现代公司工会决定举行显示团结精神的罢工。4月30日，新组成的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决定号召总罢工。5月4日，全国各地146家企业的大约12万名工人参加总罢工，支持现代重工工人的斗争。
然而，这些同情罢工只延续了数天。即使是现代集团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工会现代汽车公司工会也决定于5月4日结束罢工并复工。尽管全劳协在民主工会阵营中有很高的地位，但它是一个比较软弱的组织，无法动员起大规模的总罢工来支持现代重工的斗争。随着外部支持的逐渐减弱，街头的斗争也逐步退去，只留下在戈利亚牌起重机上的核心小组抗议者，他们孤立无援且士气低落。他们以绝食继续抵抗，但最终于5月10日不得不投降。李秀远写道，“在5月10日凌晨两点钟，51 条‘孤独的狼’一个一个地爬下82米高的戈利亚起重机的阶梯。无法控制的眼泪从他们的眼中夺眶而出……因为为全国性劳工斗争举起火炬的这场历史性斗争，对他们来说却是一次完全的失败”（1994,299）。
四 团结的诞生
工人大斗争意义最重大的结果是工人认同和工人团结的迅速成长。工厂工人不再是社会嘲笑的对象，不再被嘲笑为“打工仔”和“打工妹”（尽管这两个词没有从流行俗语中消失）。普通工人对承认他们自己的工厂工人身份也不再感到羞耻。当工人声言“我为当一名工人而自豪”的时候，这可能不再仅仅是一句自己肯定自己的话。产业工人不断变化的人口构成状况（来自城市地区、受过高中教育的工人越来越多），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经济地位的改善，都对80年代后五年确立一种具有更肯定意义的工人认同起到了作用。民众话语的影响和工人阶级社区的缓慢扩大，也对促进阶级团结起到了工具作用。但是，正是工人奋起要求得到社会尊重时采取的雄壮和强有力方式，为韩国产业工人强有力的工人阶级认同的成长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要素。
如果说在1987年以前，强烈的工人阶级认同仅仅限于相对少数先进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先进劳动者”），那么，这次工人大斗争的经验则将它带给了产业工人大众。通过积极参加这场斗争，通过在斗争中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工人能够获得某种相对于雇主和管理者的权力感。他们意识到，工人能关闭工厂，能使整个经济瘫痪，他们看到他们确实能让资本家跪倒在他们面前。这场工人大斗争为社会也为工人自己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认识到如果工人被大规模动员起来时，他们可以发挥多么大的原始力量。这种新的权力感肯定促进了他们的阶级认同，因为阶级认同并不是仅仅因为共同的地位就会形成的，而是要求对一个人所认同的集团有某种程度的肯定性评价。因此，工人大斗争的经验，在帮助工人克服失败主义和逃避主义意识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意识长期以来曾支配着工人。
由此而诞生的工人阶级团结，并不限于同一工作场所的工人，而且还延伸到同一企业集团或同一地理区域的工人同伴。我们以现代公司为例子可以看到，受雇于同一财阀集团的不同企业的工人，一旦成功地在企业层面上建立起工会，他们便组织集团公司层面上的工会协议会。在现代集团工会协议会成立之后的数月内，大宇、鲜京、起亚、双龙等财阀集团也组成了集团内部企业间的工会组织。这些企业工会协议会并不是得到法律认可的机构，然而，它们在增强所属工会之间的团结、支持集团层面上的集体讨价还价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
不过，意义更重大的发展，也许是位于同一地区的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人越来越增强的团结。以地区为基础的团结斗争，在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出现，其中九老工人的团结斗争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说80年代初这种团结斗争还是涓涓细流，那么到80年代后期，这已经变成民主劳工运动的洪流。而且，如果说早先企业之间工人团结的主要基础是在同一地区工作的劳工活跃分子组成的小网络，那么后来新形式的团结斗争的基础则是同一地区不同企业的普通工人之间不断增强的团结感情。不仅在蔚山，而且在马山—昌原地区和首尔-京仁地区的工业城镇，工人都前往其他邻近工厂援助工人同伴的罢工和示威（Ulsan nodong chongchaek kyoyuk hyophoe）。工人的团结表现为几种形式：到工人同伴的工厂参加抗议、参加街头示威、筹集罢工资金、开展同情罢工等。公司工人之间的团结斗争在较小的企业中比较频繁发生。当小企业的工会会员发现难以捍卫他们新组成的工会避免管理方敌意行动的破坏时，他们通常首先寻求邻近工厂工人同伴的帮助，然后才想到请求韩国劳总和其他组织的帮助。借用凡塔西亚（Fantasia 1998）的术语，80年代后期，在很多韩国城镇，诞生了明显的“团结的文化”。
与较早时期相比，这一次劳动冲突浪潮中出现的工人团结并没有随着冲突结束而蒸发掉。工人了解到了建设阶级组织的重要性。在1987年斗争之后，劳工领袖很快着手建立企业间的地区性协商组织。第一个地区性协议会在马山一昌原这两个邻近的工业城市形成，在那里集中了重化工业企业，很多战斗性工会已经在中小型制造企业中形成。马昌劳动组合协议会于1987年12月成立，该地区40个地方工会参加了协议会。其他地区也如法炮制，1988年春从首尔、仁川、城南地区开始成立协议会。到1988年底，形成了11个地区协议会，其中包含403个工会和11.35万个工会会员（Huh 1989,162）。
这些地区联合体的建立，大大地促进了企业工人之间在劳工教育、公共关系活动、协调地方工会之间的罢工活动等方面的合作。不过，它们只是松散组织起来的、协商性的组织，内部统一性很差，组织力量很小。正如林皓指出，“大多数地区性工会协议会只有相对较低水平的团结，因为它们是在工会领袖之间的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以普通工人的广泛互动和密切联系为基础”（Lim Ho 1992,147）。
与蓝领工会的组织发展进程一起，白领工会运动也有了重大发展。除了早先已经组织起来的财经工人之外，受雇于媒体、医院、印刷业、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的白领工人和专业工作人员也成功地组织起厂工会。这一时期出现活跃的白领工会运动，主要是由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白领工人不断恶化的工作岗位市场。在产业升级和深化过程中，随着低级别白领工人数量的迅速增加，随着事务性工作不断采用自动化技术和不断实现流程合理化，无论从韩国白领工人工作的性质还是从其经济地位来看，他们都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尤其受到白领工人无产阶级化损害的是那些在财经部门就业的白领工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大学学位、在提升的阶梯上再也爬不上去的白领工人。随着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常规化和他们的经济地位越来越边缘化，韩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也做出与其他产业界的工人一样的集体反应。他们意识到，工会是对付他们不断恶化的工作岗位市场的最佳途径。
然而，在韩国，白领工会运动只不过是“工具集体主义”（instrumental collectivism,Goldthorpe et al.1969）的表现。白领工会运动活跃的第二个原因或者说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场运动是政治性的。媒体工人、教员、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印刷业雇员当中富有进攻性的工会化斗争，是他们对韩国工作场所缺乏民主的反应，而且是对国家机器对知识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反应。因韩国各种组织中的高度独裁主义文化而受到损害的不仅有蓝领工人，而且有白领工人。长工时、专断的工作任务安排、不合理的工作程序、噤若寒蝉、普遍很糟糕的产业关系等，既是蓝领工人也是白领工人工作情形的特征（Janelli 1993;Choong Soon Kim 1992）。而且，新闻工作者、教员和研究人员还要接受国家对他们工作的意识形态控制，经常被迫生产国家指定的材料[13] 。尽管对知识性工作的意识形态控制在殖民统治时期的韩国就已经存在，但上过大学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80年代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十年里也起来反对它（插图十二）。他们将学生的行动主义文化也带到了他们的职业领域，并迫切地要使他们的工作场所更加民主化和更加人道。因此，活跃的白领工会运动成了80年代后期开始的韩国民主工会运动的又一个支柱（参见Suh Kwan-mo and Shim Sǒng-bo 1989;Minjuhwa undong chikjang chǒngnyǒnhoe 1989;Cho U-hyun and Yun Jin-ho 1994;Kim Jin-young 1994;Suh Doo-won 1998）。
在最初阶段，白领工会组织为职业联合会或行业联合会。这主要是因为，同一类型的职业或行业中的白领工人受到同样的市场压力，而且经常一起与政府打交道以便保护自己。因此，到1988年底，成立了8个职业/行业联合会。包括：全国事务金融劳动组合联合会、全国言论劳动组合联合会、医院劳动组合联合会、民主出版劳动组合联合会、全国大学教职员劳动组合联合会和建筑工人劳动组合联合会。
插图十二 白领工人的一次绝食斗争
［社会写真研究所（Sahoe sajin yǒnguso）提供，1989，302］
在工会化活动纷纷兴起的过程中，民主工会运动的最终任务是建立一个与保守的韩国劳总不同的“民主工会”全国性中心。经过多次内部讨论和争论之后[14] 。民主劳工运动团体l990年1月22日组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性中心，即“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简称“全劳协”）。在建立的时候，全劳协有456个工会（占全国工会总数的5.8%）和16万名工会会员（占全国工会会员总数的8.6% ）（Kim Dong-Choon 1995,400）。14个地区性蓝领工会协议会和两个职业、行业联合会加入了全劳协。
然而，全劳协是一个比较软弱的组织。尽管它声称要成为全国性中心，但它由相对较少的工会构成（它们主要代表中小型制造企业工人加上咨询性的地区协议会）。它未能把像现代和大宇这样的大集团企业的工会和大多数白领工会包括进来。这两个影响很大的大工会对全劳协的成立表示了象征性的支持，但却决定不参加全劳协，这显露了民主工会运动内部的分裂，并且预示着这个新的激进工会中心将面临严重的组织困难。尽管组织上薄弱并受到政府的严厉压制，但全劳协代表了劳工最真正的声音，得到了富有献身精神的地方工会会员的支持（Kim Keun-su 1995,49~51）。
五 妇女在劳工运动中的边缘化
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使韩国劳工运动的主要行动者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点燃1987年夏劳工斗争大火并为全国性劳工骚动定下调子的，主要是那些此前相对比较平静的工人——受雇于重化工业的半熟练男工。他们突然走上舞台，从70年代和直到80年代中期一直是基层工会运动主力的女工手中接过了领导角色。
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当时韩国经济的主导趋势是从女性主导的轻型制造业转向由男性主导的重化工业，因此韩国劳工运动性别构成发生的这种转变应当是可以预见的。尽管60、70年代工厂女工的人数比男工人数增加更快，但这种趋势在80年代中期开始逆转。到80年代初的时候，韩国产业结构的核心已经变成重化工业。受雇于这一部门的工人绝大多数是熟练和半熟练男工。
但是，这种宏观结构变化本身不足以说明以下问题：为什么在对1987年夏天的政治机会做出反应时，以往曾是劳工活动活跃中心的首尔和京仁地区工人比南部地区工业城市中的男工更平静、更缓慢？在解释这种相对被动性时，还应当考虑到其他政治和经济因素。首先一个因素是过去的行动遗留的消极后果。在过去劳工行动曾高度活跃的京仁地区工业团地，如九老工业团地，大多数工会已经因严厉镇压而瘫痪，工人对集体行动的反应比较消极，对这种行动的效果疑虑较多（Kim Dong-Choon 1995,114）
第二个因素是学生活动中出现的趋势。在8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九老团结斗争之后，学生活动已经从工作场所工会化向更广泛地从政治上组织阶级斗争的方向转变。很多学生出身工人离开了工厂，而80年代中期的学生运动将很多时间和精力经历花费在热烈的意识形态争论之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不再从事工作场所的活动。因此，当市民起义导致突然的政治开放时，首尔-京仁地区本来应该能够将工人动员起来的先锋劳工活动家却对这次机会毫无准备。
第三个因素是80年代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小企业经济状况普遍低迷。韩国出口行业的劳动密集部门在80年代不断衰落，使得受雇于纺织、服装和其他轻型制造业企业的工人在劳动市场中处于脆弱的地位——比重化工业大型企业中的工人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要差得多。
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尽管反应很慢和很弱，但首尔-京仁地区工人后来也起来了，并参加了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在中小型企业发生的劳动纠纷数量更多。官方的劳动统计数字显示，1987年发生劳动纠纷数量为3494起，其中37％发生在工人少于100名的企业，另有40％发生在工人人数为100～299名的中型企业。只有229起发生在工人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Han’guk kidokkyo sahoe munje yǒnguwon 1987b,44）。由于女工在中小型企业中占很大比例，因此可以估计，1987年女工的劳动冲突参与率与男工的参与率并没有很大的不同。确实，1987年8月，仁川、大邱和马山的工业团地的大多数纺织和电子企业卷入了劳动冲突。尤其是，马山自由出口加工区（MAFEZ）成为激烈的劳工斗争新场所，其中一些斗争是由学生出身工人领导的（Seun-kyung Kim 1997,113~128;Joeng-Lim Nam 2000）。在首尔和仁川地区，通常比单身妇女更保守和消极的很多已婚妇女也参与了抗议行动。而且，罢工男工的妻子（她们本人不是工人）也时常参加这一时期的罢工（Han’guk kidokkyo sahoe munje yǒnguwon 1957b,70~105;Nam 2000）。
因此，如果说韩国劳工运动的主要行动者已经发生转变的话，那么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在男工变得活跃的同时女工突然变得消极甚至无动于衷。毋宁说，这种转变意味着领导角色发生了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工斗争动态的转变。新的男性行动者的出现，既受到了活动家的欢迎，也受到学生的欢迎，因为他们更具战斗性，阶级觉悟更高，受过更好的教育，在反抗暴力镇压方面比女工更有力量。由于暴力已经成为韩国压制劳工的主要手段，因此在对1987年之后劳工斗争的各种描述中，人们通常都提到了男工更强的反抗能力。一个以基督教徒为基础的劳工组织写的一份报告注意到，在罢工由男工领导的大型企业，公司方一般来说不敢组织“护社队”来破坏罢工（Han’guk kidokkyo sahoe munje yǒnguwon 1987b）。这份报告在突出强调现代公司工人利用他们自己的条件反抗警察攻击的能力的同时，接着指出，“这与国际商事和釜山其他由女工占大多数的企业以前发生的情况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在以前，罢工在最初阶段就被护社队和警察粉碎了。这也预示着未来的韩国劳工运动不可避免地要由重化工业的男工来领导”（1987,85~86）[15] 。
另外一些学者也指出了轻型制造行业发生的劳动纠纷类型与重工业部门发生的劳动纠纷类型之间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差别。例如，人们注意到，“在大多数企业属于纺织行业的大邱地区，工人大斗争期间劳动纠纷只是在8月10日之后才大量发生，但却在同一天或在数日内便结束，而且这些斗争大部分没有发展为组建民主工会。相比之下，蔚山地区的劳动冲突的特点是它们在全国首先发生，而且大多数劳动冲突发展为组织新的工会”（Kim Dong-Choon 1995,119）。当然，这种趋异是因行业类型和企业规模的不同造成的，而不是因性别差异造成的。但是，由于产业劳动队伍的分布存在按性别区隔的情况，人们会很容易将轻型制造业工人的特点与预先假定的女工的性别特点混为一谈。不管怎样，蔚山、马山、昌原和巨济发生的具有战斗性和进攻性的劳工行动，使得发生在全国其他地方的许许多多劳动冲突和工会化斗争显得相形见绌，尽管在这些斗争中有大量女工像男工一样积极参与。
在男工1987年登上工人阶级斗争中心舞台之后，女工很快被推到一边。1987～1988年间组成的很多工会绝大多数由重化工业的男工主导，而且从总体上看它们在劳工运动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在地方和全国层面上的新工会领导权为具有战斗性的男工所掌握，他们领导了工人大斗争期间的暴力性罢工。根据韩国劳动部的一项调查，1989年，女工占工会会员总数的27.4%，但从全国来看，各地工会由妇女担任主席只占3.6% （Park Ki-Sung 1991,78）。最具战斗性和政治取向最明显的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的会员中女性的比例很高（占43%），因为它代表了中小企业的工会。然而，它却是主要由男性领导人管理的，尽管有几名妇女在其组织等级中也占据了高级职位（鲁会灿和金志宣。这一信息是根据私人通信了解到的）。因此，1987后的韩国劳工运动显示出了与其他工业社会一样的趋势——劳工运动由金属和化工行业的男工主导，女工和妇女的利益在这种由男性主导的劳动运动中被边缘化。
然而，这种女工的边缘化不仅发生在劳工运动的动力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向大众再现妇女劳工斗争的情况时，在有关妇女劳工斗争的学术话语中，也发生了这种边缘化。正如女权主义批评家指出，无论是劳工活动家还是学者通常都贬低了女工在韩国工人阶级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例如，金贤美认为，自从1987年大斗争以来，“妇女的活动很快被降低到次要地位，甚至那些活动家和持同情态度的观察家也这样认为”（Kim Hyun Mee 1997,130）。对于人们描述妇女劳工行动时对女性作用的贬低，金贤美提出了更有力的批评：“人们的描述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女工曾经从事过韩国劳工史上（70年代）无论从质还是从量方面看都不成功的民主工会运动，而后来又没有积极参加80年代在全国发生的猛烈劳工运动。事实上，自1957年大斗争以来，妇女领导的民主工会运动几乎一直没有被包含在主流话语之中”（1999,139~140）。
人们对妇女劳工斗争所做的具有性别偏见的再现，并不限于妇女在1987年之后的作用。在很多有关1987年前劳工运动的著述中，存在着贬低由女工领导的70年代劳工运动的明显倾向。总的来说，70年代的劳工斗争被展示为自发的、经济主义的、被动的、缺乏阶级团结和政治意识的。这种特征概括在8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当时的学生活动家批评了与政治工会主义相对的经济工会主义。对于按企业开展的经济工会主义，当时人们把它描述成需要克服的有缺陷的战略。这种有缺陷的战略被明确地或含蓄地归因于它主要依赖轻型制造行业的女工在回顾过去时，有些作者甚至认为，“不管怎样，70年代的劳工运动以轻型制造行业的女工为基础，成了劳工运动实现质的发展的主要障碍”（Yang Seung-jo 1990,137）。另外一些作者对女工在早期劳工斗争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较高，但通常贬低她们斗争的阶级性质[16] 。正如金贤美认为，目前有关韩国劳工运动当代史的著述总的来说“通常是揭示以妇女为中心的劳工运动的局限、使人们看不到女工在80年代的参与，从而达到强调和歌颂80年代劳工斗争的政治取向和阶级特性的目的”（Kim Hyun Mee 1990,140）
女权主义者对有关韩国劳工运动的流行话语的批评，尽管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我倾向于认为，这种再现并非完全由于性别偏向，或者说并非像金贤美（1999，40）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家长制阴谋”。我认为，人们中间还存在着一种近视的历史视野，从而造成有人低估1987年以前的斗争和妇女在斗争中的作用。如果只是从规模、强度、战斗性和政治性等方面将70年代的劳工运动与1987年的斗争比较，那么就很容易贬低70年代劳工运动的重大意义。在这些方面，显然有一个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另外，由于1987年的劳动冲突随着那些未参加以前斗争的工人的自发行动而很突然地爆发，所以人们很容易假定这场斗争与1987年以前的韩国劳工运动没有什么连续性。确实，很多年轻学者似乎认为，以前的斗争对1987年以后的劳工运动贡献不大；韩国工人达到这一阶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人阶级当中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和民主化进程。这可能是1987年以后写的几乎所有有关韩国劳工运动的书籍和博士论文都将1987年工人大斗争作为起点的原因。有人还告诉过我，在民主劳总进行的劳工史教育也把重点集中放在1987年之后的时期，甚至一些最深思熟虑的劳工研究专家似乎也看轻1987年之前的斗争在韩国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例如，林荣一认为，“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以前，韩国工人阶级在阶级政治中从没有成为一个主要行动者或一个参量”（1998, 76）。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在从1961～1987年工人大斗争这一整个时期里，韩国劳工运动没有显示出进展到最低限度的‘政治性劳工运动’的进程”（78）。
我这些年来访谈过的很多过去的劳工活动家，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最近的著述中概括70年代工会运动特征的方式——即把它概括为过于经济主义，认为它是太狭隘的企业工会主义，缺乏政治意识——感到不快。他们表示遗憾的是，人们似乎并不了解他们尝试组织独立工会时面对的环境有多么困难。东一纺织公司工会的石正南说：“我们在70年代不得不进行的是一种冒死的斗争”（2000年6月访谈）。组成独立工会，保护它不被管理方的恶毒攻击所破坏，本身就需要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付出巨大牺牲“在这种形势下还能有什么更高的指望呢？”元丰纺织公司工会男主席方墉锡这样问那些批评70年代狭隘工会主义的人（1994年6月访谈；另见Bang 1994）。他声称，要从70年代的工人那里指望开展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斗争完全不现实。而且他认为，事实上是学生的政治冒险主义促使工人付出如此多的牺牲才建立起来的工会遭到破坏。80年代初清溪纺织工会男工会领袖闵钟德也对“短视的认识”感到遗憾，认为这种认识通常轻视了他们对韩国劳工运动曾做出的实际贡献。他质疑如果没有他们在较早时期进行的斗争，工人阶级是否能得到如今的地位。
因此，无论是具有性别偏见的再现还是近视的历史视野，都使得妇女在韩国劳工运动中的作用被边缘化，而且使人们看不到这种作用[17] 。确实，在80年代中期之前曾在基层工会运动中十分活跃的大多数妇女已经离开了产业领域。她们当中很多人变成了家庭主妇，但大多数人拒绝仅仅当家庭主妇，并继续从事某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如参加女权主义组织、环保运动或其他社会运动）。而她们都没有失去强烈的阶级不平等意识和与工人阶级很深的认同感[18] 。
结 论
1987年劳工战斗性的爆发，显然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分水岭。1987年的这场劳工运动，与以前的斗争有着质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冲突的类型和组织力量方面，而且体现在主要行动者、地区、行业和性别构成方面。自从这场大规模劳动进攻发生以来，韩国劳工运动组织得更好了，变得更加强大、更具有进取心了，而且是由男工领导并相对独立于外部知识界团体。因此，1987年的劳工战斗性，使劳资之间的势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使普通产业工人的工人阶级认同和意识发生重大变化。
然而，如果将1987年之后的韩国劳工史视为是与以前不连续的，就是说，如果认为1987年后充分发展的韩国劳工运动只是在这次劳工战斗性自发爆发之后才开始形成的，那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是对韩国工人阶级运动演化缺乏历史眼光的认识，极大地低估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发生、由年轻女工发挥主导作用的劳工斗争的贡献。正是通过这一较早时期勇敢工人发动的很多独自、艰难的斗争，韩国工人才形成越来越强的权利意识和和集体认同感，才意识到团结和组织有代表性。1987年大斗争表现出来的战斗性和阶级团结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过去历次斗争、少数几次胜利和多次失败累积的结果。通过这些胜利和失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工人觉悟的这种逐渐变化很大程度是在平静的表面下悄悄发生的，但它为1987年的火山爆发积蓄好了能量。
早期“经济主义的”斗争对1987年之后的“新工会主义”做出贡献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通过形成秘密的活动家网络。尽管南部工业带似乎是与这种活动家氛围和社会网络相对隔开的，但二者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事实上，正如现代公司工人的情况显示，当时该公司出现了相当一批理解能力强、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他们与主要集中在首尔一仁川地区的政治活动家有联系或者受到他们的影响。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一种激进的政治文化远远传播到了这个早期劳工活动活跃的中心区域之外。当然，这种新的“团结文化”没有渗透到工人群众之中，但它确实渗透到了相当一批“先进劳动者”（有先进阶级意识的工人）之中。如果没有轻型制造行业中由女性主导的早期工人斗争，这些当地的工人阶级运动领袖的出现是不可能的。
1987年和以后几年的劳工斗争模式明显地证明了韩国存在专制劳动关系和独裁主义劳动控制的遗留。当这种严密控制一旦放松，工人长期受到压制的怒火和悲愤便爆发为自发和暴力的行动。多年积累下来的“恨”被释放出来，这种“恨”不只是反对低工资或极差的工作条件，而且是反对管理人员的非人对待和社会对劳动者表现出的鄙视态度。像以前时期一样，这一时期的劳工行动也是高度情绪化和具有道义色彩的。工人对恢复他们的人的尊严和社会尊重要比对实现具体的物质目的更感兴趣。他们为工会而战，因为他们认识到工会能保证他们的自豪感和人类尊严。劳工行动通常都伴有工人强烈的反资本家情绪和对管理方和政府的极不信任，并且受到这种情绪和不信任的推动。因此，集体讨价还价通常采取阶级战斗的形式，在这种战斗中任何退让都被视为彻底投降（Kim Dong-choon 1995,444-45）。所有这些方面，显然都是头些年极度压制性和排斥性的劳动体制造成的结果。1987年斗争的重大意义在于，工人大批大批地行动起来了，向这种前20年曾带来可观经济增长的严酷独裁主义劳动体制发起了正面进攻。
[1] 林荣一认为，“直到由学生、城市中间阶层、反对党组成的民主联盟通过激烈的战争式反抗行动和做出巨大牺牲并从军事统治权力那里取得重大让步为止，韩国劳工运动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Lim Young-ll 1998，143）。
[2] 1985～1986年间，在这些激进分子劳工团体中间发生了分裂，陷入激烈意识形态和战略问题的争论之中（参见Lim 1998，144~146）。
[3] 这一点有以下事实为证：在这一时期被捕的人当中，劳工占最大比例。尽管其中很多人可能是建筑工人或临时工（叁见Kim Young-soo 1999,207）。
[4] 这种想法是由朴东向我提示的。他是一名学生出身的工人，后来又回到了高丽大学研究生院。1987年，他在九老工业团地工作。他向我提供了自己富有见地的看法，并安排我于1995年夏参观了首尔-京仁地区的几家工厂。为此，我想向他表示感谢。
[5] 金虎圭是受雇于蔚山现代公司一家工厂的学生出身工人。我1995年曾对他进行过访淡，他说，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爆发之前，他们当中很多人曾一直有计划转移到蔚山。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首尔和仁川附近的工业区，学生出身工人很少从首尔去蔚山，金虎圭本人1987年后去了蔚山。
[6] 以前，在1980年，在现代重工公司曾有过一次组织工会的尝试。有趣的是，这次尝试不是由工人发起的，而是由一名叫李岷武（音）的倾向劳工的经理所发起的。然而，他的大胆尝试还没有对其他工人产生什么影响，就被新建立的军事政权镇压下去了（参见Lee Soo-won 1994,34~35）
[7]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小组根本没有从外部组织获得任何帮助。事实上，他们得到过蔚山社会宣教协议会的帮助。不过他们并不依赖这些外部团体的支持（参见Lee Soo-won 1994,23,62）
[8] 根据李秀远的报告，现代发动机公司劳工活动家曾计划在1987年6月或7月间组织工会。
[9] 1985年，在现代汽车公司，5名具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已经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以唤醒他们的工人同伴的觉悟。在现代重型电器公司，一名叫全章洙（音）的大学毕业生也曾组织一个同样的小组。
[10] 就在这个得到绝大多数工人支持的真正工会组成之前，现代重工管理方帮助极少数支持管理方的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会并注册为唯一合法的工会。尽管之后工人在一次几乎是匿名的投票中以新的独立领导人取代了亲管理方的领导人，但现代集团管理方拒绝承认这些新的领导人为合法。
[11] 现代公司被解雇雇员联合会与蔚山的社会宣教团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两个组织包含有几名曾积极支持权容睦和其他劳工领袖的学生出身工人（参见Lee Soo-won 1994;Ulsan nodong chǒngchaek kyoyuk hyōphoe 1995）
[12] 现代解雇劳动者协议会在协调和指导现代各公司工会活动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出现暴力性劳工斗争的时期。
[13]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KBS和MBC这两大广播公司的公共媒体雇员反对政府干涉媒体内容的斗争。不过，最重大的挑战来自学校教员，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组织工会作为使教育摆脱政府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从二战结束开始，教员工会运动有着浓厚的左翼渊源，国家机器在压制他们的时候特别严厉。由于参加非法组织的教员工会，政府曾强迫学校开除数百名教师。不过这种运动一直在继续，直到金大中政府于1998年最终批准成立教员工会。
[14] 1987年之后的工会活动分子分为为几个阵营（参见Kim Dong-Choon 1995,365;Kim Young-ki and Park sǒng-ok 1989;Kim Keun-su 1995,46~53）。
[15] 在这方面，余贤美（音）认为，“那种强调男子汉特质的劳工形象，将暴力理想化为男性的一个天然部分……劳工运动通过宣扬这种理想的男子汉劳动者形象，发展和确保了劳工的战斗性。这样做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工人将他们体力反抗的激烈程度解释为显示了他们的阶级意识（Kim Hyun Mee 1997,64）。
[16] 例如，林荣一认为，“这一时期（70年代后期）由劳动密集性制造部门不熟练单身妇女领导的劳工运动，只是具有“工人阶级运动”的象征性意义。从很多方面看，作为这一时期由进步知识分子和教会组织领导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的意义与这一民主运动是一样的“（1998,80）
[17] 我的一名很好的同事曹恩向我指出，我所说的“近视的历史视野”本身就可能是由于“对女性的盲点”造成的。她说得有些道理，不过我仍然认为性别偏见只是一部分原因。
[18] 这是我访谈十几位70年代曾当过工人并积极参加过基层工会运动的妇女时获得的最生动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