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处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第八章处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

　　阶级从来就不是从已经完成的意义上或者以已经具有明确形态的形式存在的。它们不断在变化（Hobsbawn 1984,194）

　　……阶级总是处在形成或消失、进化或退化的过程之中。（Kocka 1986, 283）

　　1987年夏之后开始的前所未有的两年劳工大斗争，给韩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发生的很多劳动冲突，显示了不同公司工人之间的团结，而工人提出的要求也反映了他们对集体利益和工作场所权利的意识达到的高度。工作场所的力量对比倒向了劳动一方，在很多工厂，管理方不得不放弃其在工会方面的权力。

　　建立地区性和全国性工会的工作继续进行。工人似乎终于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不再自视为让人感到耻辱的下层阶级的成员，而是自视为受到尊重的社会成员，是韩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因。因此，对于促进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言，1987年的劳工大起义比以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起到了更大作用。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的时候，人们终于看到了韩国工人阶级形成为一个自为阶级。

　　然而，90年代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要么终止、要么延迟了这一发展进程。90年代，人们目睹了国家重新努力稳定劳动关系和资本企图重新控制劳工的新攻势。这些年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使刚刚获得实权的工会软弱无力，并且化解工人战斗性的办法变得更加全面和复杂。而韩国产业结构和全球经济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韩国劳工运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方面由于经济中的结构变革引起的后果，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实行新的劳动市场弹性战略，使得从物质条件和意识方面看韩国工人阶级自身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内部分化。工人物质条件的改进和工厂中劳资关系的改善，也对产业工人的集体认同和意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一国家和资本的攻势

　　在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一直是一个关键的变量。毫无疑问，那场工人大斗争之所以可能，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1987年极权主义控制的暂时解体。在1987和1988年这两个劳工战斗性爆发的年份里，国家第一次从产业领域撤出，宣称对劳动关系实行一种以退为进的政策，让资本家突然赤裸裸和没有保护地对猛烈的劳工攻势。由于总体来说对这种局面缺乏准备，对于突然获得这种局面控制权的劳工力量提出的要求，资本家不得不做出实质性的让步。1987年，在很多大型工厂，工人的工资获得了超过20％幅度的提高。幸运的是，韩国经济在1986～1988年间从所谓“三低”——低利率、低油价和低美元对韩元汇率的有利经济条件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因此韩国企业能够通过对大幅提高工资的要求做出让步而买来产业和平。但是，到80年代结束的时候，这些有利的外部条件也随之消失，此后韩国经济便开始下滑。

　　国家对劳动关系重新采取干预主义政策，开始于1988年末。当时卢泰愚宣布了“关于国内安保的特别声明”。1989年春，政府派警察镇压凤山（Poongsan）金属公司、首尔地铁站和现代重工的罢工。这一年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为政府恢复安保体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其中包括著名的反对派领袖文益焕牧师对朝鲜的非法访问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政府采取了重新压制措施，尤其是压制具有战斗性的劳工团体组织另一个与官方全国工会韩国劳总分庭抗礼的全国性新中心的企图。安全部门和警察也打算通过审讯、逮捕和监禁最活跃的激进领袖来使民主工会群龙无首。因此，当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1990年组成的时候，其领导人大多数要么正遭到监禁，要么躲了起来。即使在它的组成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之后，政府仍否认其合法地位，并通过税收审计和其他类似威胁措施骚扰其团体会员。一方面由于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下滑使小企业遭受打击，全劳协成立后的一年内几乎损失了一半的成员。从1990年l月到1991年1月间，它损失了团体会员的48％和工会会员的45％。不过，国家的劳工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它不再维持过去在劳动纠纷中一目了然的亲资本立场，而是试图在劳资关系中保持某种中立立场，通过和平、“负责”的方式驾驭工会活动。这时候，它的处理方法是恢复产业和平，并以原子化的企业工会体系为框架，在韩国产业中发展一种稳定的合作性产业关系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点，国家1987年12月修改了劳动法，使组成工会和进行集体讨价还价更易于进行。然而，在给予工会活动更大空间的同时，国家拒绝废除不允许同一企业建立众多个工会和第三方介入工会事务的条文，其目的是一直将工会活动限制在企业工会活动的范围内，阻止工会在不同企业之间形成团结或形成与政府控制的韩国劳总竞争的全国性中心组织。简言之，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变，是由粗暴的压制性处理办法逐渐转向更复杂的法律和行政处理办法，同时加强提倡和谐产业秩序的教育宣传。

　　在国家恢复控制劳工的做法支持下，资本发动了自己针对有组织劳工的攻势，正如我们在现代公司管理方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在劳工骚乱的头两年对劳工攻势犯下很多错误并做出拙劣的反应之后，韩国资本家为重新获得对劳工的控制权逐渐设计了新的战略。资本家最早的反应之一，是建立更有效的组织来协调他们对劳工挑战的反应。1989年12月，即全劳协形成之前的一个月，他们组织了“全国经济团体总协议会”（经团协）[1] ，提出的第一重要政策建议是“不工作不给报酬”的原则。由于工会普遍处于经济困难状态（工会会费不允许超过会员月工资的2%），这一政策起到了对罢工行动进行有效限制的作用，同时也为雇主节省了劳动成本。尽管工会方面提出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但这项政策在90年代初开始逐渐制度化。国家在实施这项政策方面的作用，是对那些因战斗性工会的压力而不遵守这一规则的企业实施制裁。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韩国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重组方面。为了遏止工会影响力的扩大和工资的不断攀升，大型企业积极寻求引进日本和美国利用的先进管理方法。这些“新管理战略”90年代在韩国大型企业当中十分流行，它们有四个组成部分：新的人事政策、弹性的劳工使用、劳工—工会战略和公司文化。

　　首先，雇主尝试实行一套新的人事政策，包括采用以功劳或业绩为依据的工资制度，取代传统的以年功为依据的制度，并恢复实行岗位评价方案（该方案曾在劳方的压力下取消）。很多大型公司建立了人事部门或人力资源部门，以便落实这些新政策（在1987年以前，即使是在很多大型制造业企业那里通常也没有独立的人事部门）（Lee Kyun-Jae 1997）。新的人事政策的一个主要重点，是减少产业关系中苛刻的独裁主义内容。这些内容，所有管理人员都承认曾是工人对管理方产生强烈愤恨的基本原因。正如现代重工的人力资源开发主管告诉我的那样，“我们知道，一切都取决于人的关系。而我们意识到，在对待我们的（生产）工人的方式方面，有些事情我们以前做错了。所以，我们试图尽力通过展现公司对工人的关心和尊重，让他们感到满意”（Suh Mun-Hwa,Interview,June 2000）。管理人员和工头尽量不去不必要地激起工人的对抗，很多限制工人自由的规章制度（如发型和强制性的体操）也废除了。公司以体力—非体力身份为依据的划分也尽可能减少，如减少不同的姓名标记、食堂中不同的区域和用具、上下班班车有人能坐有人不能坐等。很多公司的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都使用一种标记，即“社员”，只用一个修饰词（如：“技能职”社员或“事务职”社员）来显示技术人员或办事人员的身份。

　　第二，管理方采取了几种新战略来增强他们在使用工人方面的弹性。一种这样的战略是推广自动化，以便增强劳动过程的灵活性并提高生产率。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在钢铁和汽车等重工业中迅速发生，用机器人取代了人力劳动。与此同时，大型企业的管理方试图通过雇佣更多的临时工和兼职工，通过发展、扩大分包生产体系来增强弹性。小型制造商则在他们工资支出名单上增加报酬很低的外籍工人的数量[2] 。与这些“数量上的弹性”一道，管理人员还力图通过采用日本式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如“QC周期”、“零缺陷”和“及时生产体系”等来实现“功能上的弹性”（参见Song Ho Keun 1994a;Park Joon-Shik 1996,Lee Chang-Hee 1998）。很多大型企业内部还实行了弹性的团队工作生产体系，走出僵化的等级制结构（参见P ark Joon-Shik 1996 ,141~169）。

　　第三，很多雇主尽管憎恶工会，但也开始接受工会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并试图与之共存。因此，这时候他们不再企图摧毁独立工会，而是试图驯化和拉拢工会领导人，并通过援引法律制裁措施来限制他们的行动。在这方面，“不工作就没有报酬”的原则发挥了作用。劳工法中的很多限制性条款也为管理方提供了遏制工会行动的便利手段。雇主经常对组织不合法罢工并给雇主造成物质破坏或生产损失的工会领导人提起诉讼。战斗性工会越来越发现它们不仅被国家的强硬处理方法而且被具有高度限制性的法律和制度机制逼到墙角。

　　第四，资本家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势越来越强，而且手段越来越先进。在全国范围内，在影响媒体、营造对战斗性工会运动的不友好气氛方面，资本家做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由于韩国报纸的保守性和不断恶化的韩国经济，媒体在反映这种资本观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媒体的主要调子回应了那种认为国家经济出现问题“工人负有责任”的论调，将劳资纠纷和不断攀升的工资视为造成韩国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因素，因此含蓄地支持了政府对战斗性劳工的压制（Koo 1991;Lim and Kim 1991;Choi Jang Jip 1993a;Shin Kwang-Yeong 1999）。

　　在以财阀集团为首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中，可以看到一种更系统的意识形态宣传。从90年代初开始，这些大型企业的管理方试图摆脱浓厚的独裁主义形象，通过一场“公司文化运动”重新获得对雇员思想的控制权。尽管存在某些差异，但所有这些公司文化都利用家长制语言和符号来在公司成员中重新营造应分担公司经济命运的虚假家族意识。大型公司投入相当大的资金，用于实施教育计划、休闲俱乐部和其他群体活动——节日、歌咏比赛、休养、工会领导人国外游（主要是到以前是共产主义的国家）等。例如，现代重工定期让管理人员和工人到某个休养胜地休养两天；在那里，他们分为不同的小组，参加具有挑战性的小组活动，还在不同等级身份人员之间培养团队精神和家族成员的意识（Lee Kyun-Jae 1997）。这场公司文化运动还将目光投向雇员的家庭成员。管理方通过组织雇员妻子访问工厂，鼓励她们参加公司组织的文化活动，巧妙地提高了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对公司的忠诚度。

　　国家提倡的“多勿”民族主义思想，在这场宣传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思想出现于90年代，并经常被用于对工人的思想教育。这种相对较新的意识形态据称来源于檀君（朝鲜民族神话中的创始人）的思想（参见Lee Myung-sook 1993 ），它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多勿”思想提醒韩国人，古代朝鲜人曾占据过比现在大得多的疆域，包括“满州”的大部分，他们的祖先曾发展出辉煌的文化。“多勿”思想鼓吹者坚持认为，朝鲜民族正在谋求恢复历史的辉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工人需要认识到他们国家和经济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和充满敌意的国际体系中并不稳固的地位，“从小怨小恨小伤悲中摆脱出来，自豪地充当再造韩国历史的主要动力”（Lee Myung-sook 1993,163）.“多勿”教育课程，巧妙地与伴有传统音乐、艺术和武术课程的讲座结合在一起。很多公司从参加过这些活动和课程的、学习成绩令人满意的人员中录用工人。

二工会运动的倒退与前进

　　国家和资本的这些攻势和经济中不利的结构性变革所造成的结果是，韩国劳工运动在90年代初面临巨大困难。劳工运动似乎在几条战线上都受到削弱。首先，工会数量开始引人注目地下降。工会数量在1989年达到高峰（7883个工会），但此后便开始减少。工会会员人数从1989年的193.2万人减少1993年3年的166.7万人，到l997年再减少到约148.4万人。因此，工会化比率从1989年的18.6%下降到1993年的14.2%，1997年又下降到11.2%（见表7-l）。

　　其次，集体行动发生的数量也减少得很快。l989年劳动纠纷的数量仍然很大，罢工多达1616起。但1990年迅速下降到322起，1993年继续下降到144起，1997年仅78起。战斗性工会活动在90年代初明显减少，很多地方性工会选择了温和的领导人，他们更喜欢采取比较实用的协调方法，而不是采用战斗性的、以团结为方向的方法。90年代人们对韩国经济脆弱性越来越大的关注，造成了产业界的保守气氛，使得劳工与管理方合作的好想法对工会领导人更有说服力。1993年和1994年，韩国劳总和韩国经济团体联合会就在全国范围内不增加工资达成协议，有些工会则发表了“无劳动纠纷宣言”（Lee Won-Duck and Choi Kang-Shik 1998,57~86）

　　民主工会在建立行业性工会和全国性中心方面遇到了巨大障碍。全劳协受到了政府严厉的压制和监视，无法将其组织基础扩大到劳动密集行业小型企业之外；财阀集团工会和白领工会仍处在全劳协之外[3] 。除了一年内失去大约一半的成员之外，由于其领导人的不断被逮捕，全劳协极难找到合适的领导者。在被逼入墙角的情况下，全劳协对国家机器采取了战斗性的对抗方法，面临着进一步缩小战斗性工会组织基础的风险和远离社会保守人群的风险。

　　80年代末之后有组织劳工未能取得很大进展的情况，在制度改革领域最为明显。尽管进行过多次集会和请愿，劳工团体也未能让政府按它们的要求修订劳动法（插图十三）。除了允许组织工会和工会行动比以前容易一些之外，政府对劳动法保持以下基本限制条款的立场很坚决：禁止在已经有官方工会的地方组织其他工会，禁止第三方卷入劳动纠纷，禁止工会从事政治活动。另外，教师和文官仍禁止组成工会。

　　因此，到90年代中期，以前对韩国劳工运动的乐观主义为悲观主义和失望感所取代。学者和劳工研究专家将90年代的劳工趋势描述为80年代后期的巨大进展之后的“逆转”或者说“撤退”，并将这场斗争结局的特点概括为“在向民主制度过渡过程中在扩大组织空间和政治空间方面的双重失败”（Song HO Keun 1994b,3）。分析家提到了几种因素，认为它们是造成失败的原因，其中包括：国家压制的恢复、资本家的进攻、激进工会运动内部在领导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中间阶级的背叛”等（Lim and Kim 1991;Choi Jang Jip 1992）。

插图十三　（80年代末）要求劳动法改革的劳工抗议的场面
（Sahoe sajin yǒnguso 1989，32）

　　然而，更仔细的观察显示，90年代韩国劳工运动要比这些悲观的评估要更复杂。尽管工会组织化的总比率从1989年开始持续下降，但这一统计数字掩盖了重要的相反趋势。仔细地分析表明，工会成员数量的下降仅限于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业的小型企业，它们在全球经济中面临较大的问题（Park Joon-Shik 1996; Lee Won-Duck and Choi Kang-Shik 1998）。劳动密集部门很多小工厂关闭或迁到东南亚国家。相比之下，大型企业的工会成员几乎没有变化，仍然相对较多。1989年底，300名或3 00名以上工人的公司的工会化率为60%，而雇员为50～99人的小型公司的工会化率为9.5%（100～299名工人的中型厂商的工会化率为26%，参见Lee Won-Duck and Choi Kong-Shik 1998,64）。这些数据表明，大型制造业企业的工会化率到90年代初已经达到了某种饱和点。中小型公司的工会化努力和工会的组织力量更多的是因这些小企业面对经济困难而受到损害，而不是因国家的反劳工政策。

　　面且，要注意到90年代白领工会迅速增加的趋势，这是很重要的。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后，马上在金融业工人和部分教职工中出现了白领工会运动，而在90年代，这一运动得到了发展，扩大到了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群体。在医院工人、运输工人、通讯行业工人、新闻和电视业雇员、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学教职工、外商投资公司的雇员和金融业工人当中，出现了成功的工会化过程。将文官组织起来的努力继续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进步的教师组成了全国教职员工会（全教组）,为使他们非法组成的工会获得合法地位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大约有1500名教师因参加这一工会化斗争而被学校开除（全教组1998年成为合法的工会，遭到解雇的教师在经历几年艰难之后大多数得到复职）。

　　白领工会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改善工人的物质条件，而且还包括促进公司的民主化进程和确保享有不受国家控制的自主性等制度上的变革。因此，社会民主是从1987年开始的白领工会运动的一个主要议程。享有不受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自主性，对知识工人中间的运动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从五个最大行业工会联合会排位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白领工会的迅速发展，在1980年以前，最大的行业性会联合会是纺织行业联合会；从1988年起，头名的位置被金属工会联合会所占据；之后是化学工业工会联合会；1980年以前没有被列入五大工会联合会的金融行业工会联合会到1990年位居第四，到1996年则位居第三。

　　从人们努力组织与保守的韩国劳总对抗的全国性新中心这点，也可以看到民主工会运动的稳步进展。90年代初，民主工会阵营分裂为三个团体：全劳协、业种会议、大企业劳组协议会（由代表现代和大宇的工人的工会构成）。1991年10月，趁着韩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契机，民主工会团体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联盟，协调一致地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修改劳动法。这一松散的联盟1993年6月发展成为全国工会代表大会。1995年11月，这一全国性联盟的基础上，民主工会的新全国性中心韩国工会代表会议（全劳代）最终形成。全劳代在成立的时候包括862个劳工工会和42万名会员。尽管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但全劳代很快便以强大的全国性中心的面貌出现，在其成员中有很多强有力的工会，最著名的是金属工会、现代公司工会、韩国电信工会和其他公共部门的白领工会。尽管受到国家的强大压制，但其成员在组成之后一年内便发展到50万人。在建立民主工会的全国性中心这一进程稳步发展的同时，人们对在政治领域代表和组织劳工进行了几个方面的尝试。首先必须提到的是，1987年以后的政党政治与以前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政党很不情愿与劳工结盟，因为担心失去中间阶层的支持。在这方面反对党与执政党没有什么区别。由于没有任何政党代表，而且在法律上禁止作为集体采取政治行动，所以工人被作为原子化的个体吸收进入选举过程，或者说，被作为以地区、城镇、学校、家族等为基础的社会纽带的成员被吸收进入选举过程之中（Choi Jang Jip 1 993a）。不过，在这一向民主过渡的时期，有过几次政治试验。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后的几个月里，很多知识界劳工活动家与其他政治活动家一道，组成了进步政党“民众之党”和“韩国民主党”。这两个政党都不是工人阶级政党，不过这两个党都寻求城市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中间阶层中的进步分子的支持。民众之党参加了1988年的全国大选，但选举结果令人失望；在参选的15个选区中，该党平均只得到4.3%的选票。1990年，民众之党与韩国民主党合并，组成“民众党”。在1992年第十四次大选中，民众党成绩略好一点，但结果同样令人惭愧；该党推举的51名候选人平均得票6.5%（Roh Hoe-chan 1 999）。由于未能得到官方承认的最低限度票数——至少当选一个国会议席——民众党宣布解散。为了组成一个真正的劳动党，1992年曾有人组成一个筹备委员会，但这项计划也末能取得进展。

　　因此，从政治上代表工人阶级的最初尝试事实证明完全失败。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安保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保守的政治文化、对小党不公平的选举程序、法律禁止工会参与政治以及劳工领导层在劳工参与选举问题上出现的内部分裂等。在90年代，进步劳工运动界的主导观点是有组织劳工应局限在选举政治之外，直到在工人阶级中形成稳固的组织基础并通过战斗性的经济斗争达到工人阶级的高度团结和高度觉悟为止。在劳工团体最终于2000年1月成立第一个劳工政党“劳动党”之前，还需要几年的政治经验和内部争论。

三总罢工

　　似乎是为了证明韩国劳工运动并非注定要每况愈下，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十年后，韩国工人又行动起来了。1996年冬发生的全国性总罢工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向世界显示了韩国劳工的战斗性。

　　1996年12月26日一大早，一条特别的标题新闻在首尔大街上引起人们纷纷传阅。在黎明时分，执政党议员在反对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在国会秘密开会，在7 分钟内通过了新劳动法和“国家安全企划厅”法。新劳动法的设计，是为了在裁减工人、雇佣临时工或替换罢工工人方面给予雇主更大的权力和灵活性，同时不允许一个公司成立工会后在数年内又组成其他工会。

　　这一消息刚发布，马上引起了工人愤怒的反应。民主劳总领导人立即开会收听新闻并决定号召总罢工。到当天下午，在现代和起亚这两大汽车厂的工人带头下，大约14.5万名工人出动了。第二天，韩国劳总也发出了愤怒的声音，号召其120万名会员举行有限罢工。在罢工的第三天，大约有37.2万名工人举行罢工，韩国汽车、造船和其他大型行业处于停产状态。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国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就这样开始了[4] 。

　　这场罢工曾因新年假期而中止数日。政府领导人希望罢工在节日后无疾而终。事实上，当他们决定在年底草草通过该法案时，这种季节因素即是他们的政治考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劳工领袖也担心，一旦经过假期后失去势头，将很难恢复总罢工。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假期之后工人参加罢工的热情一点也没有减弱，而且罢工变得更加广泛——保险、银行、医院和广播服务行业中的白领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在民主劳总和韩国劳总的共同领导下，这场总罢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三个多星期，动员了大约300万名工人，表现出给人深刻印象的高度阶级团结。l月21日，金泳三会见了反对党领导人，表示政府愿意撤回有争议的劳动法并对它们重新修改。

　　这次能成功动员劳工反对劳动立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次立法涉及了当时对很多韩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随着韩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继续萎缩，随着韩国雇主寻找各种方式降低劳动成本，自领工人终生就业的长期传统难以为继，裁员的威胁对很多工人来说变成现实。不仅制造业工人受到失业的威胁，而且很多白领工人和中层管理人员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一个预期工人将自己完全献身给公司以换取长期工作职位保障的社会里，职位保障有着特殊的社会意义。因公司暂时性财务困难而裁掉工人，被普遍认为是不公平和道德上不公正的，因为这种行为违背了互惠性这一重要的社会价值，而这种社会价值曾是韩国公司各种制度上的习惯做法的基础。而且，在一个在家庭之外的社会安全网极其微弱的社会中，失去工作有可能意味着失去一个人生计的惟一来源以及一个人得到社会承认的主要基础。因此，通过为保卫这些与人们普遍有关的价值而斗争，劳工运动重新获得了它在前些年失去的道德依据。

　　这次总罢工还得到了外部的强有力支持。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通过向韩国政府派遣代表团，抗议新的劳动立法。22个国家的劳工和人权组织举行集会，各种外国劳工组织和工人发来了223封声援信。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甚至组织一次世界性的宣传活动，号召抵制韩国产品，以加大对韩国政府的压力。（Sonn 1997）

　　如果考虑到这样有利的条件和对全国工人的成功动员，那么1997年1月的罢工最后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就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了。在罢工结束后，有争议的劳动法被退回立法程序，而工会则发动半日罢工来继续向政治家施加压力。在较短时间内，新劳动法起草出来了，并于3月10月经国会多数表决通过。但新修订的劳动法与劳工团体曾很猛烈反对的劳动法只有细微差别。（像较早通过的劳动法一样）它们保留了雇主裁减工人的权利，而且劳动法在两年的延缓期之后生效。“不工作，不给报酬”的原则和不给全职工会领导人报酬也写进了新的劳动法，而弹性工作日的政策的目的是降低实际工资。反过来，有组织劳工获得了政府立即核准民主劳总权利和在企业层面上组织多个工会的权利（在2002年之前，没有在工作场所组织多个工会的权利）。然而，新的劳动法继续不允许在学校教员和政府文官中组织工会（KO.I.IAF 1999，178）。

　　为了充分理解这次罢工虽然组织成功但最后结果却令人沮丧这一矛盾性，有必要将罢工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和韩国在其中的地位不断恶化的影响，在最初造成了这次劳动市场改革的结构动力。而正是全球经济的迫切需要及其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预先决定了韩国1997年这场总罢工的结果。由国家领导和由财阀集团主导的韩国经济结构，当它暴露于激烈的全球竞争面前时，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其中包括：低水平的技术开发、过时的财务制度、财阀集团的过分扩张、大多数大企业的巨额债务、没完没了的官僚文犊主义，高昂的生产成本、生产率下降等。

　　由于到当时为止韩国资本家在工作场所不受约束的权力受到了不断扩大的工会权力的严重损害，而且由于韩国的工资在世界市场中不再具有竞争力，因此他们特别关注是否在劳动市场方面失去国际竞争力。随着韩国经济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使得他们在与全球资本的竞争中更不安全，因此资本家吵吵嚷嚷要求进行劳动市场改革。在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时代，弹性已经成为竞争力和经济成功的同义词。一种知识具有很高权威、更具弹性的经济，需要有一种制度框架。面对这种表面上不言自明的市场自由逻辑，劳动队伍对公平和经济公正的要求听起来越来越古怪和不合理。随着韩国不断恶化的经济在1996年和1997年造成越来越多企业的经营失败，政策制定者更信奉资本家的以下论点了：挽救公司比为工人保护少数工作岗位更重要。因此，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设定了韩国劳工力量在反对资本家和国家方面不能超越的限度。

四经济危机的影响

　　韩国经济无法成功适应全球化，这一点在1997年变得更明显了。1997年11月24日，金泳三政府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予紧急援助，12月份得到了570亿美元。IMF的救济除了让韩国人感到很丢脸以外，还给他们的生计带来了破坏性后果，造成了惊人数量的企业破产、大规模失业、收入急剧减少和家庭破裂引发的问题不断增多。失业工人的数量增加了两倍，从1997年12月的65.8万人增加到1998年12月的170万人。年失业率从1997年的2.6%上升到1998年的6.8%。这显然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IMF 紧急救济之后，韩国劳工成了各方——韩国政府、企业所有主、国际借贷机构和未来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所有各方似乎都同意，劳工掌握着克服当时经济危机的钥匙，因为IMF 强制实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大量裁员和进行以弹性劳动市场为方向的制度变革。人们认为，对通过破产、兼并和收购实行广泛的公司重组和吸引外来股本投资而言，弹性的裁员至关重要。因此，在IMF 体制下进行结构调整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迫使韩国劳工接受这种牺牲，同时又不造成产业界和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保持产业和平，被当时新当选的总统金大中确定为一项主要任务。

　　金大中提出要做的最初几件事情之一，是按照社会合作主义模式组成“劳工—管理方—政府”三方组成的机构。1998年1月14日劳工—管理方—政府组成了“劳使政政治委员会”。l月20日，这个三方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份劳工—管理方—政府三方共同声明。在声明中，三方就共同分担经济结构调整负担和痛苦的基本原则取得一致。随后，经过多次艰苦的协商，“劳使政政治委员会”2月6日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方协议书”。这份协议书包含有一项协议，规定允许处于紧急状态的公司可以提早裁减多余的雇员（1998年3月修订的劳动法规定在2000年之前不允许裁员）。作为补偿，协议书批准了学校教员和公务员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以及工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

　　三方协议书受到国内外的欢迎，被称赞为一次历史性妥协，但工人并不都感到满意。尽管韩国劳总内部的普通工会会员的批评比较温和，但民主劳总的普通会员对其领袖接受裁员条款提出严厉批评。2月9日，民主劳总召开非常代表会议，通过了谴责三方协议书的决议。他们还投票罢免了当时的领导，选举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现代重工公司工会主席李甲用为新主席。因此，三方委员会所走的路从一开始就荆棘丛生，民主劳总的代表曾数次退出和拒绝返回该委员会表示抗议（参见Kim Yong Cheol 1998）。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经济危机给韩国劳工带来了矛盾的后果。金融危机扰乱了韩国工人的生活，破坏了他们的生计，但与此同时，它也提高了有组织劳工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建立总统直接领导的三方委员会，意味着劳工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被邀请进入一个全国性的决策机构，而且成为该机构真正的成员。这对韩国有组织劳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一时刻赋予韩国劳工权利的结果是，随着工会领导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增大，同时也交给了它们让劳工接受制度变革的任务，这种变革将严重损害工人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并使这种地位趋向于不稳定。劳工曾为得到政治上的容纳奋斗了很长的时间，而如今又要求劳工领袖安抚工人并让他们合作，以便在经济结构调整期间保持产业和平。因此，韩国劳工运动当前的趋势正在与先进工业国家的局面走向趋同化。正如海曼所说，“在大多数国家，经济气候限制了取得实质性成果的范围。工会越来越不得不接受程序性和象征性的结果，而且通常被指望发挥某种约束和维护纪律的作用”（Hyman 1992,157）。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韩国也不例外。

　　不过，在1998年产业领域中失业和对待劳工不公平等问题堆积如山的时候，在政治上将劳工容纳到新的合作主义框架，保持了相对较高程度的产业稳定。公开的劳动冲突被程度不同地限制在那些建立了强大工会的大型企业中，冲突的焦点是裁员问题。小型企业的工人，特别是劳动密集性部门的工人，无法抵抗公司的结构重组或工厂的迁移。强大工会往往集中在大集团企业，而其余的工会则大多数是很小和很脆弱的，容易随着公司的垮台而消失。随着人们更深切地感觉到经济危机对工作职位的影响，大多数工会优先考虑的是保护会员的工作，防止减少公司会员等紧急的问题，而没有什么精力去考虑工人面对的其他比较广泛的问题。

　　有关韩国工会活动的总趋势，有一种有趣的比较观点需要考察。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历不同，韩国劳工运动并没有发展成塞德曼（Saidman 1994）所说的“社会运动工会主义”（social-movement unionism）；赛德曼曾在巴西和南非对“新工会主义”进行过卓越的比较研究，她以这一研究为依据认为，“两个国家的工会运动在80年代都发展成了‘社会运动工会主义”——最初由半熟练产业工人组成，以便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向雇主施压的工作场所组织，开始将工人阶级更广泛的要求与邻近贫困地区的社区人群的要求结合在一起”（28）。她进而认为，“这些实例说明，迟发工业化国家中由国家领导的、独裁主义的工业化战略通常可能会形成具有战斗性的工会运动，其要求远远超出了工厂大门”（12），因此，她推测韩国劳工运动可能显示出同样的模式。

　　然而，韩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尽管发生在巴西和韩国的劳工战斗性有几个方面的相似之处，但韩国1987年后的“新工会主义”显然并没有发展成“社会运动工会主义”。更具体地说，无论在1987年劳工造反之前还是之后，韩国的民主工会运动都没有寻求融合和代表全部劳动人民的广泛利益或援助贫困社区的抗议运动。工作场所与社区组织之间的联系是微弱的，尽管并非完全没有。这是一种有趣的趋异，之所以有趣，不仅是因为韩国经历了同样的由国家领导的独裁主义工业化模式，而且是因为在巴西和南非在工厂与社区之间建立联系方面发挥中介作用的教会组织和学生，在培育韩国劳工运动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趋异呢？要给予这个问题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需要进行更全面的经验研究，不过我可以提出一些可能的原因，解释韩国工人运动为什么没有发展成社会运动工会主义。第一个原因，与韩国对企业工会活动的政治和法律限制有关。自朴正熙“维新”时期以来韩国的劳动体制，一直试图将劳工运动局限在企业的范围之内。国家既利用如法律禁止第三方参与等法律手段，也利用安全机构阻止工会运动走出工厂大门。造成这种趋异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韩国的失业程度比巴西和南非轻得多，而且非正式经济部门比巴西和南非小得多。在巴西和南非，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在工作场所与社区之间起到了重要的联系作用。正如凯克认为，“失业的蔓延也模糊了工人与非工人的界线，迫使阶级认同的定义超出由国家建构的关系之外，进入到共同体验领域”（Keck 1989,286）。韩国经济比较成功的业绩，减小了这种工厂—邻里联系和贫困邻里发生活跃社区运动的结构性原因。

　　第三个原因与韩国基层工会运动的性质和目标有关。韩国工人进行独立工会的斗争，主要不是为了增加工资或提高生活水准，而是要求得到像人一样对待和人的尊严。尽管要求名誉和尊严是所有国家劳工运动的一个共同主题，但韩国工人更加强调这些价值，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韩国工厂中存在过度专制的产业关系。这样说是可能成立的：其他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很大不同，但我在此要强调的是韩国工人优先考虑的是他们工厂的具体问题，而对社区中与消费相关的问题兴趣较少，他们的注意力也无法顾及这些问题。简言之，根据塞德曼（1994,39）的看法，对巴西和南非的工人来说，邻里和工厂似乎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但对韩国工人来说，这一点可能并不那么明显。

　　一句话，种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一起作用，将韩国劳工运动塑造成了经济工会主义而不是社会工会主义，尽管外部团体和女工在激发劳工斗争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劳工运动未能处理社会问题，为在民主转型之后的市民运动蓬勃发展打开了大门。活跃的市民运动是由进步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1987年以前时期的劳工运动中也曾很活跃（Cho Hee—Yeon 1998;Kim Sunhyuk 2000）。这导致了90年代工人阶级运动与中间阶级领导的社会运动的分离，进一步限制了劳工运动的范围。

五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

　　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韩国工人阶级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其同质性，无论从社会人口学特点还是从其在市场中的地位来看都是如此。大多数工人都是半熟练工，在也许可以称为“边缘福特主义制度”（peripheral Fordism）之下从事大规模生产。工人不仅在技能（以及年龄和家庭背景）方面差异很小，而且在工资、职位保障和福利好处等方面也没有多大差别。大公司工人与小公司工人之间在工资方面的差别不大，己经工会化的工人与尚末工会化的工人在工资方面的差别也是如此（Kim Hyung-ki 1985;You 1995）。在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公司之间，工人的工作条件都一样差和一样危险。从这些方面看，韩国工厂工人是同质性很强的工人阶级，接近于产业无产阶级的理想类型。

　　不过，在8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开始超越边缘福特主义制度。在财阀企业的带领下，大型制造业企业在全球生产体系的技术阶梯上奋力爬高，摆脱了介于先进工业经济与新一批出口型经济二者之间的中间地位。韩国不断提高的工资和工会权力的不断增强，是促进资本家努力走出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大批量生产制度的主要因素，或者说促进他们走出克鲁格曼（Krugman 1994）所说的以“流汗”而不是以“感化”为基础的增长战略。1996～1997年的总罢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当时韩国资本家正试图重新调整法律框架，使之更加适应后福特主义的资本积累体制。

　　甚至在劳动法论战以前，韩国资本家就已经积极设法增强他们利用劳动力的弹性。自80年代中期起，随着大型企业将生产流程越来越大的比重外包给外部和内部的分包商，以便节省成本和阻碍工会的形成，韩国制造业中分包生产的情况迅速增多。90年代，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行业的大型企业都利用减少正式雇员数量和大量雇佣临时性、兼职性雇员并利用家庭劳动的战略。1997年的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因此，正如工资增加和生活方式变化等显示，随着工人阶级物质条件的总体改善，韩国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开始与其他工业社会中的常见类型走向趋同，而且工人阶级也因不断两极分化的劳动市场结构而日趋四分五裂。

　　90年代韩国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是从几个方面发生的。首先，大型企业雇员与中小型企业雇员之间在工作条件和工资方面出现了重大差别。从80年代后期起，大型企业的工人特别是财阀企业的工人获得的工资增长比在小工厂工作的工人获得的工资增长幅度要大得多，导致这两类工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1980年，受雇于有10～29名工人的小企业的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受雇于大型企业（有500名或500名以上工人）工人的平均工资的92.9%，但这一比例到1987年下降到87.5%，1997年下降到72.3%（KOILAF 1999,133）。1980年，雇佣30～99名工人的企业的平均工资为大企业平均工资的99.1%，但1987年下降到90.7%，1997年下降到73.6％。在公司福利方面，大小企业之间形成了更大的经济差异。尽管这种差异在1987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但随着1987年后大企业力图通过向工人提供慷慨的服务包括住房补贴、上下班班车、医疗保险、孩子学费补助、丧葬费和其他与家庭有关的补助等来换取他们的合作和对公司的忠诚，这种差异大大扩大了。

　　工人阶级内部的另一个关键的分野在90年代变得更加重要，即那些受到长期雇佣、得到法律契约和工会保护的工人与那些非长期性雇佣、工作不稳定和很容易遣散的工人之间的分野。这也是众所周知在先进工业社会发生的那种劳动队伍分野问题，即出现核心与外编、正式与非正式或者说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分野（参见时Hyman 1992）。在韩国，劳动市场的这种分野在1987年以前并不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代人得益于经济迅速增长而能够连续就业，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方面没有雇佣很多施时工的迫切需要，因为经常性就业的雇员也没有很大的讨价还价能力。

　　90年代韩国劳动市场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之一，是非经常性就业工人人数的迅速增多。劳动统计数字显示。从1988～1997年间，全日制雇员人数从534.8万人增加到713.3万人（年增长率为3.3%），而非经常性就业工人人数从276.6万人增加到420.4万人（年增长率为4.8%）（KOILAF 1999,41）。非经常性就业工人人数在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增加更加迅速。据估计，1999年，全部就业工人的一半以上（大约占52%）是临时工或者日工（Pulanjong nodong yongu moim 2000,43）。非正常就业劳动队伍的实际规模很有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大，因为政府的劳动统计数字将那些雇员5人以下的微型企业排除在外。另外，很多被归类为全日制雇员的工人可能只是签订了短期的劳动合同。

　　毫不奇怪，妇女是这种弹性就业战略的主要受害者。1999年，经常性就业雇员只占女性劳动力的31%，相比之下，这种雇员在男性劳动力中占69%（Pulanjong nodong yongu moim 2000,47）由于自80年代后期以后，劳动密集部门曾一度出现严重劳动力短缺，政府曾鼓励大批已婚妇女进入劳动队伍，但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发现自己做的是临时工、兼职工，或随时可能被遣散。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女性劳动队伍来说要严重得多。在大多数企业，妇女首先被裁员，尤其是那些白领女工。蓝领女工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她们的雇主有很多（他们大多数是在竞争很激烈的部门）没有能顶住这场金融危机，或者大幅缩小了他们的业务经营规模。

　　工人阶级中这种结构分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对工人阶级的团结产生有害影响。正如前面指出，韩国劳工运动迅速成长的一个结构性原因，是工人阶级的同质性——半熟练、低报酬、无保护、受到社会同样贬低的工人占大多数。由于这种高度的同质性，要实现工人的团结就容易得多，尤其是还存在地理上高度集中的情形。但在90年代，这种结构条件不再普遍存在。正如宋虎根认为，“在过去的斗争中曾是同志的工人这时候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市场中成了有着更大私利的竞争者。有着不同关注重点的工人出现了分裂，这种分裂取代了在巩固韩国民主的初期阶段里的工人团结”（Song Ho Keun 1994a,16）。工人在市场中的不同地位开始逐步反映到工会采取的方针之中。代表享有特权的核心工人变得越来越实用并越来越走工会主义路线，而代表边缘工人的全劳协则坚持政治工会主义。因此，90年代韩国工会运动的总趋势是变得更加实用主义并将行动方针局限在企业工会主义的范围内。这种趋势总的来说在财阀企业更加明显。

　　不过，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与这种主导趋势相反的运动。1997～1998年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也激起人们做出一种崭新的努力，即把地位脆弱的工人组织起来，捍卫他们的利益。还有人努力将建筑行业、销售和服务部门的临时工和兼职工组织起来。全劳协也制定了在临时工和失业者当中促进工会化的政策。

　　90年代后期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向，是女工试图在男工主导的工会之外另外组织自已的工会。90年代，女权意识在妇女活动家中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全劳协和韩国劳总内部，女工会活动家要求妇女有更大的发言权，并确保妇女在这些组织的领导职位中有更多的代表。然而，很多妇女发现这方面的变革太慢，感到有必要组织自己的工会。1999年初，她们在9个地区组织了妇女工会，包含了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门类的正式工、临时工和兼职工。就在同一年，这9个工会组织了全国性庇护组织“全国女性劳动组合”。这些女工会的主导方针在首尔妇女劳组的成立宣言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我们组织妇女会，是为了通过女工的力量来实现妇女的权利。尽管大批女工被裁员，被迫从事没有权利的临时性工作，但现有的工会却失去了进行反击的能力。此外，现有工会内部的家长制等级制度也成了组织女工的障碍”（Pulanjong nodong yongu moim 2000,270）

　　鉴于女工大多数是临时工、兼职工和分包工人，妇女工会按地区组建，将多种类型的工人包括进来，不仅处理就业间题，而且处理像工作方面的性别歧视、性骚扰和缺乏产育服务等女权问题。因此，从一开始，妇女工会运动就显示出比由男性主导的传统工会更明显的社会工会主义特征。在2000年，妇女工会的前景还不很明朗，但它显示了进一步扩大韩国劳工运动的代表范围和社会关注范围的前景。因此，塞德曼（Saidman 1994,38）曾指出在巴西发生的情况，即女工独有的将工作场所与社区联系起来的倾向和能力，尽管没有在工业化较早的独裁主义阶段在韩国表现出来，但在实现民主过渡之后的时期里表现出来了。

六 “戈利亚工人”不复存在

　　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最初几十年里，韩国工厂工人的集体认同多多少少是由外人定义的。工人或者被称为“产业战士”，或者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如果说“产业战士”是由国家创造的形象，目的是驱使工人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和为国牺牲，那么“打工仔”和“打工妹”则是社会依据传统儒家身份制度诋毁工厂工人的产物。在这两种称呼中，统治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被利用来同时既动员又压制、既颂扬又贬损工厂工人。

　　对于社会中处于有权地位的那些人对待他们和鄙视他们的方式，韩国工人怀着深深的愤恨和怒火，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是这种愤恨和怒火的爆发。这是一场不仅为了经济利益而且为了人类尊严和得到社会尊重而发动的斗争。1987年这场劳工大攻势非常强大和充满气势，因而埋葬了“产业战士”和“打工仔”“打工妹”这种华而不实或者说肤浅的认同。而且，它产生了一种新的工人认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一政治转型期发生的劳工斗争，是具有战斗性的、有进取心的和在情绪上受到刺激的。这一时期出现的对战斗性劳工的这种新工人认同感，最明显地表现为“戈利亚战士”的形象。1990年现代重工公司罢工者爬到了离地面82 米高的“戈利亚”（Goliat）牌起重机上，成了1987年以后时期具有战斗性、斗志旺盛并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象征。正如这些罢工者宣称，这是一场为了工人的自豪和自尊而进行的斗争，“是以2500万名工人的信任和自豪感为赌注而与独裁政权进行的一场大搏斗”。

　　“戈利亚战士”的形象，显然是过去年代里的沉重压迫和剥削的产物。这是一种对“产业战士”的空洞认同和“打工仔”“打工妹”诋毁性认同表示的反抗。“戈利亚战士”的形象表达了工人结束对管理专制主义的“多年奴仆般顺从”的战斗决心。它也表达了工人对“那个奴隶般生活的漫长年代”的愤怒。

　　在这一战斗性时期，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主导口号是“劳动解放”。尽管即使在劳工活动家当中也没有对此做过明确定义，但这一新的话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从压迫和受到非人对待中获得解放；创造“工人成为主人的社会”的更积极欲望。大多数劳工活动家承认，这是一种相当抽象的说法，在工人群众中并没有得到普遍使用，但它对1987年以后时期的工人有着某种吸引力，因为它表达了在工作场所和社会中获得公正和尊重的强烈欲望（这种看法是以与几位劳工活动家的访谈为依据的，他们包括：鲁会灿、金虎圭、李相道、金海允等）“劳动解放”的另一种更积极的意义，即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似乎主要是对“先进劳动者”（阶级觉悟高的工人）有吸引力。不管怎样，这种“戈利亚式”斗争多多少少有争取劳动解放斗争的象征，因而得到了全国工人的广泛支持、

　　1999年，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发生12年后，这种“戈利亚工人”很大程度上已经从韩国产业舞台消失。那些激进、具有反抗性和阶级觉悟的工人，如今在大部分重型大企业中已经缩小为极少数。现代重工和其他类似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己经变得越来越实用主义、个人主义、自私和不问政治。现代重工工会领袖和管理人员曾告诉我，他们公司的普通工会会员就是这个样子[5] 。

　　一名管理人员说，“工人支持具有战斗性的领导，是因为他们喜欢看着他们为他们的自豪和自我而战斗，但如果他们未能取得好的结果，他们就会很快抛弃激进的领袖。他们现在很实用、很自私”。工会领袖也抱怨，普通工会会员喜欢他们采取强硬立场，但当需要他们的支持时却不很愿意亲自参加行动。他们还说，他们的工人主要是对工厂内部的问题感兴趣，很不乐意离开他们的直接利益而为了更广泛的问题参加罢工。他们再也不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自豪和忠诚”就愿意失去工作和走进监狱的戈利亚战士。

　　1997年由现代重工工会对他们的活跃成员进行的一项研究，对于揭示他们会员中间发生的这种态度和意识变化具有启示意义[6] 。这份研究报告承认，“据说，现代重工工会会员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戈利亚战士。表面上，他们拥有公寓、开着汽车、下班之后不是参加工会会议，而是宁愿加班工作，以挣更多的钱用于支付他们孩子的学费，或者很早就回家寻找天伦之乐和个人的快活”（Hyundai Heavy Union 1997,77）。它还指出，现代重工的工会领袖如今普遍变得被动、谨慎，对主张伸张工人权利的工会的前途有点悲观。这份报告指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会员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公司建立了慷慨的福利体系，这使得他们更加保守，更加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现代公司管理人员似乎认为，他们的雇员没有理由还对他们的条件感到不满足，因为公司已经把他们照顾得很好。确实，现代重工为大多数雇员提供了公寓，为第一个孩子提供全部大学学费，为第二个孩子提供一半大学学费，还有医疗保险，为他们家庭提供的一流体育馆、剧场和其他娱乐设施（Lee Kyun-Jae 1997）。工资水平的提高和能够利用这些设施，使一人家庭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7] 。

　　然而，从工人的观点看，令工人对工会活动的兴趣减弱的一个更重要因素，是管理控制方面采用了更加先进的方法。这种“新管理战略”利用各种方法加强了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包括增加工头的权力、以团队为基础的工作组织、以业绩为依据的报酬制度。管理人员实行私下处理的方法对待单个工人，劝阻他们不要参加工会活动。工人抱怨说，他们经常受到监视，并面临着与其他工人同伴竞争的压力。现代重工的工会活动分子跟我说，正是这种新的控制方法和金钱上的诱导等，使得他们的工人同行变得自私和个人主义严重，而且对集体行动越来越冷漠。

　　在管理手法越来越先进的同时，工会的战略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正如现代公司的报告承认，这是他们的工会运动衰落的另一个很重要原因。“工会会员（对这种工会战略）已经感到厌烦，因为它没有与已经变化的群众保持一致，仍在重复着过去同样的事情”。这份研究报告还指出，“重复喊以前的简单口号‘打倒资本’这种工会目前采用的活动方法，只能与工会会员的态度拉开更大的距离，因为他们的态度已经被资本家多样化的手法所改变”（Hyundai Heavy Union 1997,48）。现代公司和其他地方的工会领袖似乎都同意，90年代后期韩国劳工运动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是资本和劳动在设计战略能力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均衡。. “在过去l0年里，资本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以一种长期性的战略计划来与我们打交道，可是我们的活动家所做的仍是以与以前一样的、将资本和国家作为对象摧毁的简单逻辑来接近工人”（48）。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不平衡是由于某种组织上的问题造成的。管理者长期留在他们的位置上，而工会领袖只任职两年，甚至通常更短。由于工会人员的经常变换，在这种企业工会结构中，没有成立小组来研究和制定一种长期战略。

　　因此，90年代后期韩国工人阶级的核心不再是戈利亚战士。从对管理专制主义的强烈愤怒和从受工作场所和社会不公正压迫之“恨”中产生的工人认同，已经随着政治和产业领域的民主化而消退。不过，对于这种变化，不能简单地解释为韩国产业工人的工人阶级认同的倒退。正如研究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学者正确地理解的那样，工人阶级认同和意识是复杂和多变的现象。阶级意识并不是以线性的方式提高；在任何一个时刻，工人阶级意识本身通常含有不一致和矛盾的要素（Mann 1973,46~47;Marshall 1983;Fantasia 1988,5~6）。我们应该想到韩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里存在着压制工人阶级意识的不利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环境。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人们曾在大型重工行业企业进行过几次态度调查，回顾一下这些调查中的分析结果是很有帮助的。例如，金炯基认为，“从他们的战斗性、民主取向、团结、政治意识和所有其他方面看，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之后，受雇于大型垄断企业的工人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1997,230）。同样，林皓也认为，“在这一时期，工人群众开始意识到阶级团结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形成稳固的阶级团结”（1992,145）。另外，林荣一和他的同事也写到了自1987年以来“在一两年之内工人意识的发展和惊人变化”。他们进而认为，“我们可以确信。与其他阶级和集团相比较，重化工业大企业中的韩国工人核心部分的健康、批判性社会意识，几乎在每个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Lim et al. 1989,252）。

　　然而，这些调查数据也揭示了工人意识中的另一个方面。这些凋查当中，大多数问卷回答者在工业权威和工业关系以及集体行动的作用等方面都显示出保守和传统的态度。例如，尽管有3/4的回答者赞同“工人必须对雇主进行积极的斗争以便改善他们的状况”这种说法，但也有同样比例的人同意“劳资合作对工人有利”的说法（Kim Hyung-ki 1997,218）另外，在谁能给他们的经济地位带来他们希望的变化方面，工人更相信政府的作用而不是更相信他们自己的行动。调查中曾有这样的问题：对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而言，什么因素最重要？在这个问题的回答者当中、有很大的比例（37%）强调“政府的作用”，另外有很多人（32%）说“社会中的结构变革是必要的”。相对较小比例的回答者（14%）强调“工人的集体行动”，而提到“个人的努力”的比例（12％）和“公司取得更好的经济业绩”的比例（5%）则更小（Kim Hyung-ki 1997,315）。

　　韩国工人阶级意识中更重要的家族意识形态和家长式统治，仍存在持续的影响。甚至在80年代末，赞同“雇主和雇员同属于一个大家庭”这种说法的回答者的比例仍高得惊人（67%）。而且，有1/4的回答者认可“工人必须像对待家中的长者一样对待雇主和管理人员”的说法，表现出了对管理人员比较浓厚的恭敬态度（Kim Hyung-ki 1989,210）。这种态度在年龄较大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中更常见。不过，这也似乎清楚地显示，国家和资本发起的意识形态宣传运动，即把公司等同于家庭，把产业和谐等同于繁荣，对韩国工人的意识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8] 。

　　因此，就工厂工人群众的意识而论，90年代可能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像以前一样，他们的意识仍是复杂的、不一致的和具有偶然性的：尽管他们确实变得越来越实用和个人主义，他们似乎并没有丧失他们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感觉和与其他产业工人关系亲近的深刻意识。1987年工人大斗争和1996～1997年总罢工的记忆也没有从他们脑海中消失。尽管工人失去了对受到非人对待的愤怒，但他们获得了更强烈的权利意识。他们不仅要求公正，而且要求得到参与工厂生活很多领域决策过程的权利。还有，他们的权利意识是与工会意识有着直接联系的。再者，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认为，他们要有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总的来说，韩国产业工人的政治意识在民主化过程中是稳步增强的。

　　不过，与普通工会会员的意识相比，工会活动家的意识和政治气质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甚至可能更重要。毕竟，戈利亚战士代表的不是工人群众，而是代表少数高度政治化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1987年工人大斗争和1996～1997年的总罢工显示出的政治意识，事实上是这些“先进劳动者”的意识。这两场大规模斗争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这些“先进劳动者”的意识扩散到了工人群众之中，唤醒了他们更高的阶级团结意识和政治意识。当然，这种先进的意识不会长期在这些群众中保持，但它也不会完全消失。“先进劳动者”也不会消失。在几乎每一个大型工厂中，都有一小批起重要作用的“先进劳动者”。在很多这样的工厂中，他们组织成数个非正式的车间组织，对工会的正式领导成员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这些由活动家组成的车间组织通过全国性的网络形成联系，防止了韩国劳工运动变成狭隘的企业经济工会主义。他们正在探索途径，以便复兴韩国工人阶级斗争并将其推向政治和社会工会主义的方向。这种探索仍很活跃，而且在新的千年里仍在继续。

结论

　　20 世纪90年代韩国的工人阶级斗争形态，是由两种更大的力量，即向民主制度过渡和全球化塑造的。像所有其他较宏大的社会过程一样，这两个过程都对劳动过程产生了复杂和矛盾的后果，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造成了很多悖论和难题。

　　1987年之后向民主的过渡，使国家机器和资本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随之也使产业关系和工厂工作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民主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权利的增强，促使国家逐渐取消对劳动领域直接、明显的干预，而且采取比较间接的、法律上的方法。国家改变了其原来的反工会方法，对企业工会活动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同时压制具有战斗性的工会行动。集体讨价还价和工会活动不仅在法律形式上为人们所接受，而且在实际实践中也为人们所接受。因此，以往曾是工人愤怒和政治化的重要原因的压制性国家逐渐从背景中消失。资本继而走到了产业关系体系的前台。其次，国家政策向民主方向的变化和劳工富有进攻性的挑战，迫使雇主改变他们对工人的行为。在很多工厂，家长制和专制管理作风缓慢地让位于更巧妙的控制形式。雇主意识到他们必须与工会共存，接受集体讨价还价作为正常产业秩序的－部分。

　　借用布拉威（Burawoy 1985）的术语，国家政策和资本家态度发生的这些变化，导致了韩国产业体系逐渐发生了由“专制工厂体制”到“霸权体制”的转变。前者的基础是强制，而后者的基础则主要是公意（consent）和国家机关与工厂机关在制度上的分离。要看到管理专制主义在韩国产业中的终结，特别是在小企业的终结，显然还需要长得多的时间，尽管如此，自1987年以来在不同产业部门中可以看到这方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工厂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韩国工人在工厂中的日常休验的重大变化。对遭到非人对待的深刻愤怒，曾经为前几十年劳工抗议提供了跳板，而到这时候，这种愤怒逐渐弱化。工人因社会对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的地位歧视而产生的挫折感也逐渐减弱。因此，在90年代，劳工斗争主要由工人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组织权利的渴望所决定，而不是主要由要求得到像人一样对待的绝望呼喊所决定。

　　民主化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工人阶级斗争与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的逐渐分离。随着军事统治的结束，这两种运动失去了将二者联合起来的共同敌人。在已经变化的政治环境中，民主运动开始将其关注重点从劳工问题转向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分配、环境、性别不平等、消费和市民道德等。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新社会运动”自觉地与有组织劳工运动和激进民众运动保持距离。很多知识分子劳工活动家离开了劳工运动，加入到这些新社会运动之中，或者为常规政党政治所吸纳。与此同时，劳工运动的主流变得更加实用，经济取向更强，从而使自己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拉开距离。

　　随着独裁主义劳动控制制度停止作为韩国劳工运动的关键决定性因素发挥作用，全球化出现了，它成了决定90年代韩国劳工斗争新舞台的形态的主导力量。面对出口市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面对国内工会权力的增强，韩国资本家采取各种手法来增强劳动市场的弹性，遏制工作场所的劳工权力。公司的这些新手法对分裂韩国工人阶级产生了重大作用。以前具有同质性的工人阶级逐渐分裂为正式工人和非正式工人、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受保护工人和无保护工人。80年代后期通过劳工大攻势带来的经济总体改善，给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人带来了不相等的益处，扩大了二者之间的差距，结果导致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对工人阶级团结起到了有害作用，并鼓励了狭隘的企业工会主义倾向。然而，这种经济趋势同时也造成了产业冲突的新原因，形成了劳工动员的新对象。90年代劳动纠纷的主要关注点是工作职位保障，这种保障越来越受到全球化有害影响的威胁。劳工斗争的活力似乎从重化工业的蓝领工人转向了服务部门的白领工人。由于公司结构重组和非正式、工作不稳定工人群体人数快速增多，服务部门面临巨大压力。在资本的弹性化战略冲击下首当其冲的女工，也成了新工会主义的主要支持者。这种新工会主义寻求现有工会不予保护的工人的支持。与以前实际上都是年轻单身妇女的劳工活动家不同，很多新的女活动家是在服务部门工作的中年已婚妇女。尽管劳动冲突的边疆扩展了，新的行动者加入到了劳工运动之中，但劳工斗争的舞台仍限于与工作职位稳定和工资有关的经济问题。

　　因此，在新世纪的黎明，韩国工人阶级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作为一个新诞生的阶级，它也许继续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拥有强大、有效的阶级组织，为社会提出一个新的、建设性的末来远景；或者，目前的经济问题也许迫使韩国工人阶级从事狭隘的工会活动，在内部四分五裂，在外部受到孤立。尽管韩国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和旺盛斗志世界闻名，但在组织、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它仍是一个弱小和容易受到伤害的阶级。这是一个阶级意识还很粗浅、还有矛盾性的阶级，没有任何强大政治组织或党派支持，对社会结构替代选择方案没有明确的设想，只有初步形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共同体生活和文化模式。但是，这是一个有着强烈反抗精神的阶级，它对阶级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有着鲜明的意识，有着高尚的团结情操，对政治活动经验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这是一个新形成的阶级，其政治认同和政治特性还有待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演化中塑造和不断塑造。目前全球经济中的趋势和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变化将对韩国工人阶级产生重大影响；它们也许会导致这个还处于孩提阶段的阶级解体，或者，可能重新燃起勇敢的劳工反抗和生机勃勃的阶级团结，从而形成一个更有内聚力、阶级觉悟更高的工人阶级。不管其未来演化的道路如何，由于韩国工人阶级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时期反对沉重压迫的史诗般斗争，由于它对促进韩国社会变得更加公正和更加民主做出了贡献，因此它不会被人们忘却。

　

[1] 两年后，经团协的职能由（1970年就已经存在的）极大地扩大了的韩国经济团体联合会所接管。

[2] 外籍工人的数量从1994年的81824名增加到1997年的267546名（参见Uh Soo-Bong 1999）。

[3] 80年代后期，不隶属于韩国劳总的白领工会联合在一起，建立了独立的全国性工会联合会——全国行业工会会议（业种会议）。

[4] 第一次也是以前的惟－一次总罢工发生在光复后处于动荡时期的1946年。它是由战斗性的左翼工会大韩全国劳动组合评议会（“全评”）组织的。

[5] 我1995年和2000年两次访问现代重工，在2000年6月的访问中，无论是工会领袖还是公司管理人员在将工人描述为已经变得越来越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时，都带着强调语气。

[6] 我要感谢现代重工工会领袖金虎圭，是他给了我他写的一份报告和其他一些重要资料。他的妻子李秀卿以前也是一名劳工活动家，他和李秀卿通过多种方式为我的研究提供帮助（李秀卿现在是活跃的女权运动“蔚山男女平权会”的领导人）。

[7]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进行的对大型重工行业企业的几个调查显示，大约有1/3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属于更广义上的中产阶级（参见Lim Young-ll and Lim Ho 1993）。

[8] 因此，正如林荣一和林皓所认为的那样，这样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1987年大斗争之后的几年里，“工人的意识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健康的‘初生阶级意识’，同时也暴露出了统治意识形态的侵袭”（1993,48）。崔在弦（Choe Jae-Hyun 1991）稍早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