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工人和学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第五章工人和学生

　　对我们团结斗争的这种野蛮镇压和报复，深刻地教会了我们浅显的道理。扼杀工人的不仅有恶毒的雇主，不仅有防暴警察，不仅有堕落为这个政权奴婢的劳动部，还有将其无耻的面孔隐藏在他们背后的现政权。（《工人团结斗争宣言》，《新东亚》，第72页，1990）

　　朴正熙1979年10月死后，紧接着出现了几个月的政治自由和不确定性。1980年的“首尔之春”是20年独裁统冶寒冬之后政冶行动和民主希望的春天。军方潜伏在幕后，正寻找合适的时机和籍口介入，但人民享受到了一种新的权力和言论自由感，不必马上担心警察的镇压。市民杜会突然复苏了。

　　工人也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政治开放来提出他们曾被堵住的要求，因此1980年春爆发了一轮劳工骚动浪潮。报告的劳动纠纷数量从1979年的105起急剧增加到1980年的407起。在这些冲突当中，绝大多数与拖欠报酬、要求增加工资、关闭工厂和裁员这样的经济问题有关。因此，这一时期的劳工骚动，主要是70年代末问题重重的国家经济中工人绝望的经济状况的反映。不过，这一自由化时期的劳工骚动并不仅仅是对这些经济问题的反应，而且也是对压迫性的劳动体制的挑战。很多工人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解散公司控制的工会（“御用组合”）并组织独立工会，这是70年代末开始的基层工会化运动的自然延伸。

　　这一时期的劳动斗争，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性的和无组织的。它们是工人要求得到“像人一样生活”的最低条件的表达，这种要求曾受到长期压制。而且，能够对工人的冲动性行动进行系统的组织并为他们提供指导的组织很少。1980年曾吸引人们很多注意力的两起劳动冲突，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劳工运动的普遍特征。

　　第一起是1980年4月在东原道矿城舍北镇发生的暴力性劳动罢工。受雇于当地东原煤矿的大约3000名工人的工作条件长期以来非常差，而且十分危险。由于煤矿行业的普遍衰落，工作条件在罢工前几年变得更差了。矿工的工资很低，加上加班报酬仍不足以维持生计。尤其是，他们痛恨公司工会，特别是痛恨与矿方合作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长期以来背叛工人，利用自己的身份达到个人致富目的，成了管理方的傀儡。东原矿工举行了罢工，要求大幅增加工资并要求工会领导人辞职。然而，在他们与警方对峙期间，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三名抗议者被一辆警车撞伤。抗议者数量迅速增加到数百人，变成了一群愤怒的暴民。抗议者占领警察局，放火点燃了工会办公室，捣毁管理人员的住宅。在没有找到让人痛恨的工会主席的情况下，他们劫持他的妻子作为报复。当地警方无法控制这群暴民，撤出了这一地区，使该镇处于工人的控制之下。但在没有任何领导的情况下，由于越来越担心他们的非法行动的后果，使他们三天后主动向警方投降。

　　一个星期后的4月28日，位于釜山的一家钢铁厂东国制钢发生了另一起同样具有暴力性的罢工。在那里，劳工抗议最初也是因为工资低和工作条件差而引起的，而管理方毫无反应的态度和警察不友善的干预激怒了工人，引发了暴力行动。工人冲进公司办公室，毁坏了人事档案，放火烧毁大楼，并痛打了管理人员和工头。后来，他们用石块、铁管和木棍与防暴警察搏斗。然而，这场自发抗议也是只延续了两天，几乎没有给工人带来什么好处。

　　这些事件显示了这一时期工人斗争的特点：高度情绪化、暴力性、无组织性和短命性。实际上所有劳动冲突和工会化斗争都只局限在单个企业的范围内，当时的劳工活跃分子很少注意发展行业层面或地区层面的劳工组织。工会活动分子的主要行动方针是经济工会主义，关注的是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Lim Ho 1992,62~92;Kim Jin-ok 1984;Kim and Park 1989）

一镇压和劳工斗争的政治化

　　1980年春政治的活跃情况，到1980年5月17日军方接管政权后突然终止。在血腥镇压西南地区一个道府所在地光州的市民起义后，新的军事强人全斗焕掌握了权力。在那场镇压当中，从非军事区调来的一支特种军事部队残酷地屠杀了200多名市民、学生和工人（Clark 1988）。

　　在掌握权力后，全斗焕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窒息市民社会的能力并恢复对劳工的控制。数千名政治活动分子先是与流氓无赖和诈骗犯圈禁在一起，然后被关进监狱和“三清教育队”。这个政权对镇压劳工特别卖力，它一个一个废除新建立的独立工会并从工会领导层中驱逐劳工活跃分子。全斗焕政权决心从产业领域中清除“不纯分子”。雇主则利用这种反劳工气氛，解雇了数千名积极参加民主工会运动的工人。接着，这些遭到解雇的工人被保安厅列入黑名单，禁止其他企业雇用。这种对民主劳工运动的凶猛进攻持续到1983年为止。国家机器和雇主联合发动的这些攻击造成的后果是工会数量急剧下降，从1980年11月的6011个减少到这一年年末的2618个。工会会员人数也从112万人减少到95万人。工人又一次被迫处于沉默和顺从状态，在随后的三年里，劳工运动实质上被中止了，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Kim Jang-han 1989）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全斗焕政权的最初几年时间里，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了。在政治上被动的表层之下，学生、工人和其他政治异议分子团体对80年代的失败、光州大屠杀的意义和他们未来的战略进行了反思。正如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杰出劳工活动家金文洙所说，“‘5•17’事件（指1981年的军事政变）不仅是给我，而且是从根本上给我们全国劳工运动带来一次震撼性冲击的时刻，迫使我们对方针进行急剧的重新调整”（Kim Moon-soo 1986,146）。这是对韩国社会形态、民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和美国对这个国家命运的卷入等问题进行很多重要理论概括的时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进行激进对话的时期；很多学生、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受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观点或人民解放神学的强烈影响，接受了通过集体行动实行激进杜会改造的思想（有关对这一时期多次政治争论的评价，参见Park Hyun-chae and Cho HeYeon 1989；Hong Seung-tae 1994）。

　　这一时期，随着劳工领袖对教会领袖在劳工斗争方面主张采取的温和方法感到失望，教会对劳工运动的影响已经有了相当大程度的减弱。他们意识到，面对全斗焕政权决心彻底摧毁民主劳工运动的局面，教会组织提供不了什么帮助。从工人当时与这个压制性政权打交道的情况看，教会领袖的人道主义方针过于温和，过于被动。到80年代初的时候，被列入黑名单的失业工人数量很大，如元丰、东一、Y.H.商事和控制数据等公司的工会活动分子都被列入。全斗焕政权对民主工会的凶猛攻击，产生了更多决心坚定、有着多年工会经验并且已经被企业开除的劳工活动分子。在被政府禁止就业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成为职业劳工活动家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建立各个企业工会活动分子之间的联系并帮助他们与政治异议分子团体建立联系方面、这些外部（“在野”）劳工活动起了桥梁作用。他们组织大规模示威、要求修改劳动法、废除黑名单。因此，全斗焕政权统治期间强硬压制劳工的后果，是“先进劳动者”（具有先进意识的工人）的圈子不断扩大，他们在民主工会运动方面有过多年的经验，并从中形成了高度的阶级意识。随着基层工会活动分子数量的增多，劳工运动逐渐成长，不再需要依赖外部组织——特别是不再需要依赖教会组织。

　　具有阶级觉悟的劳工活动分子的增多和基层组织的发展，并没有自动地导致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相反，工人阶级斗争与范围更广大的反对独裁主义国家的斗争变得更加密不可分。不过，工人与外部动因之间越来越多的联系并非由于工人力量的薄弱和不能捍卫自己，而是由于他们所具有的力量和战略价值——其他反政府的反对派团体开始认识到这种价值。尽管他们内部存在组织上的弱点，尽管工作场所的条件抑制着他们，使他们除了眼前急迫的经济状况之外不再提出其他利益要求，但工厂工人80年代初增加到300万人，构成了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最大职业群体。这些工人集中在少数产业中心地区，他们的工作条件在快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仍只能得到缓慢的改善，工人中间迅速成长的阶级意识等，有望使产业无产阶级注定成为韩国这个新工业社会演变中的一支主要社会力量。

　　那些最明确承认这种潜力的人是学生活动家。尽管学生从70年代起就已经卷入劳工事务，但直到80年代初他们对劳工运动的直接卷入才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不过，1980年斗争的辛酸经历和全斗焕政权的严厉政冶镇压，使他们将动员劳工视为反对现政权的民主运动的一种新战略。在全斗焕统冶的头三年，对政治上的反对派还不能容忍，学生运动将劳动实践（“劳动现场论”）作为一种主要的政治战略。他们的劳动实践，就是通过变成产业工人进入到产业领域，试图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织工会。最终目的是将劳工斗争引向结束军事统治和实现韩国社会的激进改造这些更大的政治目标。80年代劳工运动的发展，与很大数量的学生离开学校成为学生出身工人这一点有着密切联系，政府将他们称为“假工人”。因此，更仔细地考察这一时期学生活动求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二工人－学生联盟

　　韩国学生参与劳工运动始于70年代，1970年全泰壹的自焚是这一运动的重要触发因素。当听到全泰壹自我牺牲的英雄式抗议壮举时，来自几所大学的学生涌进了全泰壹在那里去世的医院急救室。他们试图为全泰壹举行葬礼，但遭到警察的禁止。当学生发现全泰壹曾希望结识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在他反对毫无同情心的政府的孤立斗争中能向他提供某种帮助时，学生特别受触动。全泰壹时常说的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我多么希望有一位大学生朋友啊！”（Cho Young-rae 1991,168）。因此，全泰壹之死让学生猛醒。他们发现了韩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的荣光后面掩盖着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存在某些他们在专注于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很少关注的问题。而70年代曾不得不涉及劳工问题的学生，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对因非人条件而遭受苦难的工人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因此，他们当时的方针与教会领袖没有多大区别。金文洙是最早的学生出身工人之一（远在劳动实践在学生活动家当中流行之前。他便于70年代初成为一名工厂工人），他解释了进入工厂世界的动机：“不仅产业工人是最大的群体，而且劳工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工人必须也能像受尊重的一样生活，当全泰壹甚至为此进行自焚的时候，我必须至少做出小小的贡献……对这些问题的粗浅认识，是我当时决定选择过工厂工人生活的全部原因。”（Kim Moon-soo 1986,148）。[1]

　　进入80年代后，由于有了辛酸的政治体会，而且越来越意识到在反对极其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斗争中需要与其他民主力量结成广泛联盟，学生针对劳工制定了新的方针。他们不再将产业劳工仅仅视为需要给予人道主义关注的对象。如今，他们将工人视为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者，是社会改造潜在的最强大力量。从1980年舍北矿工罢工等暴力性劳动罢工中，他们看到了大规模动员劳工是多么强大和多么有威力。然而，他们意识到，劳工的这种力量仍处于潜在状态；它尚未被开发和动员起来。他们将自己至关重要的任务确定为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识、帮助他们组成真正的工会、将他们的集体行动引向更大的政治目的。在80年代最初几年里，通过学生围绕应采取什么适应的思想和战略等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工人－学生（“劳学连带”）的思想出现了，并成了激进学生的主导方针（Song Jung-nam 1985；Hwang Ui-bang 1986；Hsongjung 1988）。

　　因此，从80年代初开始，实践进入工厂这种政治信念的学生人数急剧增多。其中有些人辍学，有些人则已经毕业。另外一些则因参与非法的反政府示威而被学校开除。1983～1986年间进入工厂的人数达到最大数量，一年有好几百人。奥格尔（Ogle 1990,99）估计，到80年代中期，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学生出身的工人。向我提供资料的人对此的估计稍高一些，这些人还让我了解到，那些学生当中大约有一半是女性（1996年夏与郑光弼、鲁会灿、沈相奵、李仙株等的访谈；另见Hwang 1985，15）。他们大部分受雇于位于首尔仁川、（首尔西面的）富平和（首尔南面的）安养附近的主要工业中心的中型制造企业。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到韩国南部的重工业地带，如蔚山、马山和昌原等地。

　　80年代初，在首尔一仁川地区工厂林立的城镇中有如此多的学生出身工人，以至于他们相互之间出现以伪装身份碰面的情况。金承庆（音）告诉过我一个与学生出身工人有关的有趣故事，这个故事与我在其他提供信息的人士那里听到的故事具有相似之处：“我（装扮成一名工人）到仁川一家有140名雇员的小电子厂工作。你猜怎么着？在那140名工人中，竟有大约10名假工人。我马上可以说出谁是活动分子（活动家）。这个小工厂活动家太多了。”（Kim Seung-kyung 1997,135）。

　　学生出身的工人经历了一段适应工厂辛苦生活的困难时期，确立了自己诚实、值得工人同伴信赖的形象。然后，他们开始吸收工人组成小组，这些小组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讨论和娱乐活动培养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这些小组由7～12名工人组成，他们定期聚会，讨论劳动管理问题，并研究劳工史、劳动法和组织工会的基本原理。在80年代前五年，京仁地区估计有2000名工人参加了小组活动，接受过提高意识的教育。通过学生出身工人和那些因工会活动被解雇的外部（“在野”）劳工活动分子之间的种种联系，在分属不同企业的小组之间形成密切的社会网络。那些80年代后五年在民主工会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当中，有很多是曾经积极参加这些小组活动的人士。

　　在学生劳动实践变成80年代学生运动的一个主导趋势的同时，在这些活动分子中间产生了什么是动员劳工的最恰当战略的争论。大致说来，学生劳工战略家划分对为两个对立的阵营：[2] 第一个是“小组运动”方法阵营，强调在产业领域培育具有先进意识的劳工活动家（先进劳动者）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未来将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这种方法的提倡者相信，如果没有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在当时对工人的任何大规模政治动员，都是不成熟和不现实的。他们认为，由于甚至连合法的工会也几乎没有运作的空间。考虑到这样的政治环境，秘密的小组活动是最实际的办法。

　　与之对立的战略则更强调面向政治，而且更具雄心。这种被称为“以地区为基础的劳工运动”的方法的支持者批评小组活动方法过分强调教育和准备工作，忽视了实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他们坚持认为，更有效的战略是在产业区域层面上而不是在单个企业的层面上组织“工人群众的爆炸性能量”，同时发展能在地区上协调和指导工人斗争的政治组织。小组方法强调单个企业层面上的基础工作的重要性，而地区方法则强调以地区为基础的企业间政治组织的战略意义，认为这些组织可以促进工会的政治经济利益：

　　这两种方法的支持者采取了不同的劳动参与方法。以小组为趋向的活动分子选择进入工厂，从事最底层次的劳动实践工作，并努力提高工人的意识，建设劳工组织的基础单位，而以地区为取向的群体则企图组成地区层面上的劳工组织，以公开否定现体制的方式从事政治斗争。不过，他们也认为工厂的实际劳动经验是地区劳工运动的必要条件。这两个阵营的分歧实际上没有当时每个群体的劳工活动分子所认为的那么大。尽管他们在政治和战略方针上存在差别，但这两个学生群体都对80年代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没有问题的。小组方法代表了全斗焕政权头几年工人－学生团结（“劳学连带”）运动的主流，当时的政冶压制正处在高压期。而随着这个政权政治控制的逐渐削弱，地区劳工运动的方法在激进的学生中变得更加流行起来。

　　全斗焕在他掌权初年对市民社会进行残酷镇压之后，决定推行政治活动的部分自由化，以图在80年代的后五年扩大其政权的民意基础。1984年春，政府释放了若干在押政治犯，允许持不同政见的教授和学生返回他们的学校，并部分地放松了对劳工活动的严密控制。几个方面的因素对这种政治自由化产生了作用。全斗焕一直受到其政权合法性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困扰，感觉到有必要扩大支持它的社会基础，以便准备即将到来的1985年大选和两次在首尔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1986年的亚运会和1988年的奥运会。而且，全斗焕确定为其政权主要工程的经济自由化和福利社会目标，要求采用更自由的政治方法。另外，1980年短期的政治不稳定之后经济的强劲增长，也许使得全斗焕对确保公众特别是中间阶级的支持感到相当自信。

　　不管怎样，全斗焕改变政治手法的姿态，使得政治行动和劳动冲突的爆发成为可能。从频率上看，劳动纠纷从1983年的98起增加到1984年的113起，1985年增加到265起。当劳工运动1984年又重新涌起时，它比以前显示出空前强大的组织力量和高度的政冶觉悟。工人迅速组织了很多独立工会（1984年大约组成了200个独立工会），并恢复那些以前被政府解散的工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是努力恢复清溪地区性的劳工工会，该工会是全泰壹在他自焚后由他的服装工厂工人同伴组织的，是70年代民主工会运动的象征。一个由工人、学生和其它政治话动分子组成的联盟曾发动了几场公开集会，并不顾政府禁令重新开办工会。

　　清溪地区服装工会（“清溪被服劳组”）1980年受到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最严厉的镇压，其成员对政府的反抗也最猛烈。军政府先是逮捕李小仙——全泰壹的母亲，她被清溪地区工人视为所有工人的母亲——由于她卷入1980年春的劳动纠纷，军事法庭判处她一年监禁。随后，当局勒令清溪工会解散。当工会会员拒绝执行警察发出的解散令时，警察搬走了档案和其他材料，查封工办事处。然而，清溪工会会员从不认为国家的行动是合法的，并且为恢复工会而开展斗争。在1981年1月的一次抗议中，工会领导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并威胁要集体自杀以示抗议。当全斗焕政权1983年稍为放松其铁腕控制时，清溪工会领袖首先组织了一场反对安保法的抗议，1984年3月，在声明以前国家解散该工会的行动属于非法的同时，他们组织了一个以闵钟德为首的“恢复清溪服装工会筹备委员会”。随后，他们组织了有很多教会领袖和支持民主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公共论坛和一系列公开集会和街头示威。1984年秋，由清溪工会领袖、学生和其他劳工活跃分子组成的联盟在首尔市中心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街头示威，与防暴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据估计，大约有200名学生参加了这些街头抗议（Hong Seung-tae 1994,126）。因此，清溪工会斗争预示着以工人与学生联盟为基础的劳工斗争新模式。

　　到80年代中期，劳动冲突的特点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人斗争的主要着眼点不再是孤立的经济问题，而且还包括组织新的独立工会。他们新策略的核心，是推动同一工业区之内几家工厂工人之间的团结斗争。工厂集中于少数产业园区、劳工活动家之间形成的密切人际网络，使这种战略切实可行。8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斗争特征的变化，通过1985年发生的以下两场重大工人斗争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一家集团公司属下的一个企业即大宇汽车的罢工、在九老工业团地（园区）数家工厂就业的工人的团结斗争。两场斗争很大程度上都是学生参与劳工运动的结果。

三大宇汽车公司罢工

　　1985年4月22～23日，位于首尔以西大约20英里的大宇汽车公司富平工厂举行了一场很不寻常的工资谈判（本节的讲述主要根据Daewoo Auto Union 1985）。两名男子面对面地坐在工厂一间临时会议室的桌子前。一个是当时韩国第四大集团企业大宇集团的会长金宇中，另一个头绑红布条的是罢工工人代表洪永杓。直到两天前，谈判都是在大字汽车公司总裁崔铭杰与一个工人代表小组之间进行的。但随着谈判情况恶化，已经六天的罢工演变成暴力，媒体开始突出报道这场罢工，这家集团企业的会长决定自己亲自出面解决问题。

　　洪永杓，28岁的罢工工人领袖，既非工会领导人，也非典型的工人。他是曾读过两年哲学专业的大学生，后来辍学成了80年代初进入富平工厂的几名学生出身的工人之一。

　　大宇富平工厂工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进攻性的斗争，在大宇和任何其他韩国大集团企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最初，它是由另外两名学生出身工人即宋康炳（音）和李永舜（音）组织的。1984年8月，宋康炳领导了一场针对公司的抗议，反对公司不公平对待那些在工厂使用期期限内服完强制性兵役以后复员的员工。法律规定，服兵役的时间应算入在公司工作的工龄，但管理方却拒绝这样做。工人对过去两年未付给他们奖金、假日间的报酬和加班工资很低感到极其不快。1984年8月初，围绕着对那些刚刚从三天的预备役训练中归来的工人的不合理工作安排，工人酝酿已久的愤怒爆发，进行了一场自发的抗议。他们不仅对管理方而且对工会感到愤怒，因为工厂工会从他们那里收取会费，却不给他们干任何事。在工人抗议的过程中，宋康炳和李永舜巧妙地归结出工人愤怒的原因，并将其转化为更大的劳工关系和工会代表性问题。

　　公司对宋康炳和李永舜的背景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是学生出身工人。于是，管理方安排宋当办事员，并将李调到另一个地方的一个附属公司。但两人拒绝服从命令，争取留在原岗位。尽管他们最终被解雇，人也被迫离开工厂，但他们的战斗精神对其他工人产生了很大影响。面对管理方很多不公平和专断的做法，工人逐渐有了很强的权利意识，并表现出将傀儡工会改变成真正有代表性工会的强烈愿望。他们组织了一个“工会正常化特别委员会”，为与管理方和当时的工会领导层进行重大对抗做好准备。由于获得普通工会会员的压倒性支持，这个反叛委员会很快接管了官方工会的职能。

　　因此，当1985年春一年一度的工资谈判时期到来时，大宇富平工厂工人被充分发动起来准备进行富有进攻性的工资交涉。工人完全有理由要求这一年的工资得到很大提高：由于公司财务状况很差，前两年他们没有提过工贷。与通用汽车公司合资的大字汽车公司在80年代初业绩不好，不过1984年已经开始出现好转。1985年4月，大字工人要求工资提高18.7％，公平分享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润。他们拒绝了官方工会提出的比较温和的提案。通过选举产生新的工资谈判小组，工人还进一步显示出他们对当时工会领导的不信任。特别是，他们要求学生出身工人洪永杓参加到谈判小组当中。在数日的紧张谈判和静坐示威之后，工人4月16日开始罢工。在罢工的第4天，大约350名工人强行冲进公司技术开发中心的三楼，开始彻夜抗议。很快，大宇罢工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大宇公司受到政府很大的压力，要求它尽快解决问题，以免罢工扩散到其他4月份也在进行工资谈判的企业。

　　因此，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决定干预谈判。在到达位于仁川的工厂后，金宇中先与官方工会代表会面。在与他们进行几次不成功的会谈后，他意识到必须与洪永杓这位罢工工人的真正领袖谈判。金宇中提出了一项协议，这对一位韩国大企业所有主来说有点特别，他提出与洪永杓进行直接一对一的会谈。在延续两个午夜的马拉松式会议之后，两人就一揽子工资方案达成协议，该方案包括：基本工资提高10%、新增4%的津贴、扩充公司的福利设施、包括建设雇员公寓等。总的来说，这份协议很接近工人最初的要求。

　　大宇汽车公司罢工是发生在一家大集团企业和由男工主导的重工业部门的第一次组织良好的罢工。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意义重大。因此这场罢工预示着男工作为韩国劳工运动主要动力的时期的到来。它还标志着韩国活跃的劳工行动不再局限于轻型制造部门，而是开始扩展到由大企业主导的重化工业。大宇罢工还显示，学生出身工人是首尔-京仁地区劳工行动活跃的关键要素，他们当中曾有大批人进入该地区。

四九老团结斗争

　　在大字汽车公司罢工成功两个月后，首尔发生了另一场更重要的劳工斗争（本节所述依据的资料主要来自Seoul nodong undong yǒnhap 1986）。我通过1996年与这次斗争的几位积极参与者的访谈收集到了更有深度的资料，包括与大宇服装公司领袖金俊龙的访谈，他的被捕引发了九老斗争；还有与一个秘密的地区性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李仙株和沈相奵的访谈）。1985年6月22日早上，警察出现在大字服装厂，逮捕了三名工会领袖。这是一家位于九老工团的中型工厂。大宇服装厂的工人对此感到很吃惊，因为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劳工问题，工会也没有发起任何与管理方冲突的行动。春季工资谈判已经解决，他们认为管理方对这一年的工资解决方案还是比较满意的。但突然地，在他们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工资谈判的两个月后，警察逮捕了工会领袖金俊龙和其他两名工会官员姜明佳（音）和朱宰锡（音），指责他们在工资谈判期间组织了彻夜静坐抗议。

　　这次逮捕发生在星期六，因此不得不等到星期一早上才能对这次攻击行动做出反应。尽管是在星期天，但44名工会代表在被捕的金俊龙所住的公寓开会，决定举行罢工，为他们的工会领袖获释而斗争。这次事件也激怒了九老工团其他企业的工会领袖，该地区很多学生出身工人曾很活跃。劳工领袖达成了共识：大宇服装公司工会领袖的被捕，绝不仅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政府向劳工运动发起新进攻的明显信号。确实，全斗焕政府已经注意到反对运动和劳动冲突自1983年底部分政治自由化以来正在升级。大宇汽车厂4月的罢工和它显示出令人吃惊的团结程度和进攻性，肯定给政府和雇主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劳工领袖认为，政府的意图是从清除大宇服装厂激进工会领袖开始扑灭民主工会运动。他们还认为，政府有意把对工会的进攻推迟到6月底，是因为大学这时候开始放暑假，没有全国性的会议。6月通常是韩国政治比较平静的时节。

　　大多数九老工团工厂的工会，都是在1983年底开始的暂短自由化时期里组建的。经过多年的坚定努力后，一小批工人于1984年6月组成了大宇服装工会。金俊龙以前曾是清溪服装工业区一名裁缝，他在组织大宇服装工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选为工会主席。在大宇服装工会组成的同月，九老地区又建立了另外几个工会，包括韩邦电子（Karibang）、晓星物产、顺一纺织（Sonil）和丰山服装工厂等企业的工会,这些企业都位于人口密集的九老工业区，相互之间距离很近。从建立这些工会开始、甚至在此之前，工会领袖之间就交流了信息、进行了密切合作，并为工会行动谋划共同的战略。他们经常在金属行业工会办事处和其他地方组织企业间活动和接受领导能力培训。因此，在听到大宇服装工会被捕后，代表九老地区民主工会的工会领袖迅速开会，决定举行一场团结罢工（见插图七）。

　　6月24日，也就是星期一早上，在大宇服装公司九老工厂报到上班的工人听到了金俊龙被捕的消息。他们被震惊和激怒了。早上广播操一结束，大约300名工人涌入工厂厂部大楼二搂，并用缝纫机和布料卷封锁各个出口。与以前大多数劳动抗议不同，这些工人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性的。他们从二楼挂下来的标语写道：“释放我们的工会官员!”“保证劳动三权的实施!”“停止镇压民主工会!”“劳动部长下台!”“防暴警察滚开!”没有提出经济要求的标语或向雇主提出要求的标语。所有要求都是向政府这个压迫性政权提出的。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政治斗争。

　　下午两点，大字服装工人听到了工厂对面大楼响起了响亮的敲锣声。那里是晓星纺织工厂，敲锣声是跷星工人开始罢工的信号。大宇工人纷纷涌到朝向晓星工厂的窗户，看到了大幅标语：“大宇，战斗！”他们还看到了晓星工人在二楼廊道上跳（80年代在学生和工人当中流行的）“解放舞”。两群工人相互呼喊挥手以示鼓励。大约在同一时间，另外三家工厂——韩邦公司两家电子工厂和顺一纺织厂的工人也举行团结罢工。因此，到6月24日下午，4家企业卷入了罢工，大约有1300名工人参加（大宇服装300人，晓星纺织400人，韩邦电子工厂500人，顺一纺织70人）。

　　第二天，又有3家企业即塞进电子（Sejin）、南成电子（Namsung）和罗姆－高丽亚（Rom-Korea）的工人通过进行静坐、放慢工作和拒绝吃午饭等参加了团结斗争。两天后的6月27日，另一家企业即[位于松树洞（Sungsu-dong）的]三星（Samsung）制药公司的工会会员也加入了团结斗争。合计起来，8家企业共2500名工人参加了长达6天的九老团结斗争。此外，清溪纺织工会尽管不在九老地区，但从一开始就发挥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它在首尔市区的办事处是劳工活动家的主要开会地点，他们向九老工团罢工工人提供战略上的指导，同时积极组织反政府的宣传和示威。

　　从两个意义上说，九老斗争是一场团结斗争：首先，它是一场不同企业间工人的团结斗争，吸引了受雇于九老工业区及附近数家企业工人的参与。其次，这场斗争是一种在为正义和民主而战斗的劳工、学生和各种政冶异议团体之间铸造团结精神的努力。从第一天起，学生和支持民主的反对派团体就积极参与这些团结罢工。随着很多学生和被从前的工作场所开除的劳工活动家集合到一起共同表示对九老工人的支持。在六天斗争中的每一天，九老工业区都成了一个战场。从第二天起，大量反对现政权的团体在各个地方发起静坐抗议，并发表了一份谴责独裁政权及其压制性劳动政策的共同抗议书。另外，几个宗教团体，包括新教、天主教和佛教的团体，也表达了对九老工人斗争的支持。

　　大宇服装公司工人举行了一场绝食抗议，要求释放他们的工会领袖。作为反应措施，该公司阻挡了提供食物的抗议者，切断了大楼的水电。管理人员还利用他们给罢工工人父母发电报的惯用手法，即诓骗这些父母说他们的孩子已经被“共党分子骗走劫持为人质”，或者说他们的孩子破坏了公司财产父母要负责赔偿。很多胆小怕事的父母前来，试图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家。他们当中很多人对自己的女儿参加这种抗议活动感到很焦虑和很愤怒，怒气冲冲地责骂他们的女儿，有些甚至用下面这样的话威胁他们的女儿：“你这个像共党分子一样的蠢妞，回家我宰了你！”（Seoul nodong undong yǒnhap 1986,57）。一些愤怒的父亲冲进罢工者所住的房间，强行把他们的女儿带走，拽她们的头发。在罢工结束后，这些工人回忆说，不是忍饥挨饿，而是他们父母的反应，是罢工期间最难忍受的事情（Seoul nodong undong yǒnhap 1986,50~65）。

　　大宇服装公司的罢工，由于受到支持管理方的男工和公司雇用的暴徒的暴力攻击而于6月29日结束。这一天一大早，罢工工人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客人——通过爬上旁边大楼楼墙进入大字服装公司大楼二楼的12名学生。他们用背包带来了食物，他们告诉工人，他们来一起参加斗争。然而，就在学生和工人相互寒喧之后不久，他们受到数百名冲进房间的罢工破坏者的攻击。闯入者主要是雇来的暴徒，他们用木棒和铁管残酷地殴打罢工者，那些学生几乎要被打死。由于饥饿和极其疲劳，这些工人对这种暴力毫无还手能力，保卫厂区的警察也不愿惹麻烦干预。另外几家工厂的罢工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结束。

　　毫无疑问，九老工人承受了巨大牺牲。很多工会领导人被逮捕和监禁，有些则离开了这个地区。在失去他们富有献身精神的会员后，大字服鞋、韩邦、顺一和丰山服装等公司的工会解散了。所有企业都加强了对劳工的监督，政府声称将利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铲除产业领域的“不纯分子”。因此，这种局面意味着这些工人失去了一切——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同志和他们艰难建立的工会。

　　然而，这些只不过是直接的结果。正如世界历史多次表明，从长期看阶级斗争既可以从胜利也可从失败中产生惊人的结果。尽管九老团结斗争似乎只不过是给工人带来了惨重的失败，但这次集体经历对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促进企业之间工人的团结起到了巨大作用。无论从其目标还是从其组织形式来看，由于这场斗争的政治性质，九老团结斗争对工人政治觉悟的影响都要比以往的斗争大得多[3] 。

　　在九老团结斗争之后，劳工活动家对超越企业工会建立更广泛、更面向政治的劳工组织的兴趣更大了。1985年8月，曾领导九老斗争的劳工活动家（其中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工人）通过合并前些年曾公开向国家镇压劳工发起挑战的三个以首尔为基地的劳工组织（反抗劳工压迫委员会，九老地区民主工会运动联合会和清溪服装工会），组建了地区性的阶级组织“首尔劳工运动联合会”（首劳连）。翌年，在仁川地区也成立了类似的政治组织——“仁川劳工运动协议会”（仁劳连）。两个组织都是劳工活动家特别是那些以前是学生的劳工领袖当中的方针变化的产物，他们的方针转向了建立地区范围的阶级组织，克服企业层面上的经济工会主义，并把劳工抗议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目标。组织了首尔和仁川地区性劳工联合组织的这些人，是当时民主劳工运动中最激进的部分。这两个组织都把自己定位为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中的先锋政治组织，不过两个组织都没有存在很长时间。由于受到意识形态争论、外部镇压和缺乏资源所造成的内部不统一的影响，两个组织在两年之内都解散了[4] 。

五团结斗争的社会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在九老团结斗争期间，学生在支持工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在九老大街小巷无处不在，喊口号、散发传单，组织来自其他地区的工人进行街头示威。不过，学生在九老斗争中的作用要比他们在大街上做的事情更加重要。政府声称，九老工人的罢工是被左翼学生煽动起来的，他们渗透到这个工业区，目的是鼓动天真无知的工人，造成社会不稳定。管理人员也告诉他们的工人，他们受到了亲共学生激进分子的欺骗和利用。为了说服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工人，一些公司从他们的工会官员中侦查出学生出身工人，并用一个大布告牌将他们的名字展示在罢工工人面前。大众媒体也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假工人”在组织这次有政治动机的工人斗争中的作用，与政府和雇主串通一气。

　　大多数工人对这种指责肯定持怀疑态度，但却因此害怕而不敢参加罢工。不过，有很多工人愿意承担参加罢工的后果。工人对媒体描述他们的方式感到不快，似乎他们“只是无法捍卫自己权利的笨蛋或者说傀儡”。一名工人用愤怒的语气声称，“唤醒我们的不是‘鼓动’或‘幕后操纵’，而是我们极差的生活条件。这教会了我们一切”（Urn Hyun-young 1986,153）。

　　韩国分析家倾向于赞同这种观点。对九老团结斗争背景做过分析的崔畅武（音）认为，“在罢工的当时，与构成民主工会核心领导层的普通工人相比，学生出身工人参加劳动的时间较短，而且他们对普通工人的思想和态度的了解也不够”（Choi Chang-woo 1987,117）。他引用一位工会领袖的话说，这些团结罢工是行动的过程，它是“工人群众选择和他们决定要做的”（118）。崔畅武进而认为，没有证据可以认为“作为一场‘政治斗争’的九老工人团结斗争之所以可能发生，是由于外部（知识分子劳工活动家）组织的‘不正确引导’”（118）。

　　显然，将九老团结斗争的发生仅归因于激进学生的鼓动，歪曲了这场斗争的真正性质。工人不是被学生鼓动家骗进这些集体行动。正如工人自己所说，他们凄惨的生活状况和曾经受到的各种虐待使他们愤怒和容易激动。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独立工会的重要性——是带来变化的惟一希望，才使九老工人猛烈地战斗来捍卫自己的工会。此外，还有一些环境方面的因素，使公司间的团结斗争成为可能：生产工人高度集中于一个大小相对有限的工业城之内、从人口学和社会特征看劳动队伍具有相对同质性、该地区内很高的工作流动性等，都增进了该地区不同工人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和沟通。

　　然而，这些结构和环境条件，可能并不足以引发九老团结斗争。公司之间工人的团结，需要有某种动因发挥作用，需要有共同的斗争经验。就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不可低估学生活动家以及其他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职业）劳工活动家在培养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区工人之间的团结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发动一场以地区为基础的劳工－学生团结斗争，曾是学生活动分子的重要战略。在1985年以前，九老工团的很多学生出身工人曾经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很大努力。很多以前的工会领导人在这一地区也很活跃，他们是真正的工人，只不过由于参加工会活动已经被企业开除。这两个（来自工人阶级背景和来自学生背景）的劳工活动家群体尽管在政治方针上存在某些差别[5] ，但他们已经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个工业区内外形成了很大的职业劳工活动家网络。他们都积极参加小组活动，这种活动80年代初在九老工业区犹如雨后春笋，造就了大量具备越来越强的阶级意识和工会意识的工人。正如前面指出，大宇服装、韩邦、晓星、顺一等公司的工会就是在1984年同时组织的，而且为了保护工会不被公司方企图摧毁工会的敌意行动所破坏，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斗争。从工会形成的时候起，工会活动家相互之间就通过交换信息、征求专家建议和谋划共同战略等进行密切合作。随后，他们又互相邀请参加各种工会活动，如庆祝工会成立纪念日、晚间工会官员培训和文化体育活动等。所有这些努力，在1985年团结斗争之前，在这四个工会的活跃成员之间形成了浓厚的同志关系和共同命运感。

六两位学生出身工人

　　李仙株1960年出生于一个温馨的中产阶级家庭。她和她弟弟在韩国第三大城市大邱长大。在大邱的一所贵族高中毕业后，她1979年进入首尔女子大学，专攻营养学专业。她是一个典型的学生，比较安静，性格温顺，但对知识有很强的好奇心。

　　在大学读低年级时，李仙株参加了当时很多学生参加的一些兴趣小组活动，并接触了很多左翼书籍。由于当时这种书在韩国很难找到，她的兴趣小组成员便学习日语来阅读这些书籍。她感到，对于她和她的朋友就当时韩国社会和世界上的问题提出的很多问题，这些书籍都能提供很清楚和很有说服力的答案，而这些问题是学校课堂中从没探讨过的。她们这些兴趣小组成员花很多时间阅读当时被禁止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就她们在韩国社会中看到的极其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在一个充满不公正和人类苦难的社会中，怎样才能生活得最有意义和最主持正义，她感到很苦恼。李仙株说，在那个学生激进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答案并不难找到。在第二学年即将结束时，她决定到“到工厂去”。那个学年余下的大部分时间她都首先花在了为当一名工厂工人而做的准备工作之上。她有意不参加学生的抗议活动这样她进入工厂时就能有一份干净的警方记录。在80年代初的学生活动家的文化中，那些宣称准备到工厂去开创事业的人，可以不用参加街头示威。

　　作为一种准备，她在低年级放寒假时先在九老工团一家服装工厂工作了一个月。从第一天起，在几乎未经过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她就被派给了极大的工作量。由于她比其他工人工作慢得多，所以时常受到训斥和嘲笑。不过，比这更困难的是举止要像初中毕业生一样，要用简单形式的语言，工作之外穿的是同样的衣服，甚至走路的姿势也要改变。她在没有向工头和其他工人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做完了一个月的工厂工作。这对她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经历。她看到了工厂的工作条件是多么的悲惨，年轻工厂女工的心地是多么柔弱和美好。在结束一个月的尝试性工作回到学校之后，她告诉自己：“我永远也不能背叛这些人。”

　　大学毕业后，她使用“金淑子”的假名在另一家服装工厂获得一份工作。这时候她24岁，但虚报年龄为20岁。这是一家分包工厂，大约有15名工人，生产童装。加班到半夜甚至凌晨两点是常事。每天的工资大约为1600韩元（相当于当时首尔一家中档饭馆一顿午饭的价格），甚至这样低的工资也不能按时支付，因为当年生意不太好。有一天，雇主给了她一笔小钱，并且意想不到地同意放假。当她几天后回来上班时，雇主已经关闭工厂，人已不见踪影。这是她第一经历工厂世界的背叛。工人前往当地政府劳工课提出申诉。过了一会儿，一名劳动课官员安排在一家茶馆与工人代表会面。当她们见到他时，他带给她们4万韩元作为雇主给她们的补偿，并以非常专断的口气告诉她们，让她们撤回投诉。

　　在一家小糖果店又工作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李仙株在丰山服装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当起了缝纫工。这是九老工团一家比较大的出口服装制造商。她的两名大学同学也在同一地区找到了工作，一个在一家服装工厂，另一个在一家电子公司。当李仙株受雇于丰山服装公司时，另一名学生出身工人已经在那里工作。她在那里就业期间，还有3～4个“假工人”进入这家企业。李仙株说，从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语调，他们极力与其他工人交朋友的样子，可以分出谁是工人，谁是学生出身（即当时众所周知的“学卒”）。不过，直到1985年，大部分管理人员对很多“学卒” 渗透到工厂既没有意识到、也不关心。

　　丰山服装工厂的工作生活很辛苫，让人筋疲力尽。李仙株说，她是一个相当笨拙的体力劳动工人，所以在掌握缝纫技能时经历了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起先，除了试图与很多其他工人同伴友好相处、了解她们的世界和她们的思维方式之外她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像别的“学卒”一样，她经常邀请工人同伴到她住的地放，为她们做炒年糕和其他喜欢吃的东西。当时，该公司的工人平常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隔一星期才能休息一天。不过，她说她并没有感到这份工作太辛苦。她也没有发现管理人员专横和羞辱性态度无法忍受。她说，生话太忙碌，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也没有时间后悔自己当初到工厂当工人的决定。

　　渐渐地，她开始通过组织小组，通过把这些小组与企业之外的其他类似活动建立联系，从事提高工人意识的活动。工人，特别是那些读过一两年高中的工人，很快就能用一种至关重要的阶级观点看待她们的情况，并形成了团结其他工厂工人的强烈意识。1984年，她和其他活动分子决定接管到当时为止由管理方控制的工会。劳工活跃分子主持了工会选举，选出了多名车间工会代表。李仙株也被选为工会书记助理。管理方最初试图贿赂她，让她停止工会活动；失败后又企图让她孤立于其他工人之外，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她进行骚扰。她并没有屈服于这些压力，而是不仅全心全意地投入丰山公司工会的建设，而且投入到九老地区跨公司劳工运动的建设中。1984年，她成为九老劳工活动分子秘密网络的成员，该网络被称为“十四人委员会”。这个秘密的委员会是由另一名“学卒”沈相奵组织的。

　　沈相奵生于1959年，曾是首尔国立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学生领袖，与几位朋友进入九老就业时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发展以地区为依托的政治性工会运动。作为他们战略的一部分，这些人特意选择进入九老地区不同的工厂。他们以培养跨企业小组作为提高工人觉悟的主要途径，每个小组由来自不同工厂的6名工人组成。沈相奵说，从1980～1985年，在任何时候都有大约8个这样的小组在活动，培养了大约84名“先进劳动者”（有先进意识的工人）。那个“十四人委员会”是该地区活动家组成的非正式小组，全部是“学卒”工，女性占大多数（只有3名男子）[6] 。它作为地区小组活动的核心筹划小组发挥作用，而沈相奵在其中是领导角色——除了协调各个小组之外，该委员会还为九老地区工人出版了一份简报，每期印量多达3万份。

　　在进入工厂工作之前，沈相奵曾作为工人夜校教师度过半年。她说这一经历有助于她更好地了解穷人和被异化的人的情况。进入工厂后，她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真的能成为历史的主人吗？”为了提高工人的觉悟，她认为首先应成为一个受到其他工人尊重的人。为了成为受到尊重的工人，她必须比其他人工作更卖力。她说她工作努力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下班之后，她邀请工人同伴到她住的地方，为她们做饭，并与她们谈到深夜。然后，她与别的她成为“专业人士”的活动家会面，召开筹划会议，直到凌晨两点。她说，尽管时间安排这样紧张，但她仍在早上八点以愉快的心情去上班。

　　然而，并非每个学生出身工人都成功地实现了向工厂生活和活动家角色的转变，李仙株和沈相奵跟我说，通常，那些个性比较被动和具有投机心理的人，或者那些主要以人道主义考虑进入工厂的人，容易对她们的作用产生怀疑并较早就离开工厂。沈相奵说，很多学生劳工活动家由于太缺乏耐心而对工人产生失望情绪。她们指望很快就能提高工人觉悟，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来从工人自己的角度理解工人。

　　九老地区的民主工会运动从1983年开始到1984年，在组织新的独立工会或将公司工会改造成真正有代表性的工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在这些工会组织中，“学卒”劳工领袖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她们没有担任正式的领导职务，但在1984年春协调发起了几场涉及工资方面的劳工行动。在丰山服装公司，1985年春围绕星期天加班问题发生了第一场罢工。在这一时期，李仙株的身份在工人中暴露了。有一天，在凌晨时分，她所在的工会的主席来看她，问她是否真的是“假工人”。李仙株承认自己是个大学生，并解释她为什么决定来当工厂工人。这位工会主席感谢她说实话，并告诉地，她理解和赞赏李的动机。然而，此后李仙株开始感觉到她们之间的关系拉开了距离，也不再让她在工会中担任领导角色。这对她来说是一段很不愉快的时期。后来，由于大宇服装公司工会领袖金俊龙于1985年6月被捕，她在组织跨公司之间的团结斗争方面再次活跃起来。由于这种活动，她被逮捕并监禁了10个月。1986年释放出狱后，她参加了由曾经参加过九老团结斗争的激进劳工活动家组织的“首尔劳工运动联合会”（首劳联），但对其盲动的政治激进主义有点失望。后来，她在工人人权研究所担任劳动咨询顾问，还参加了现代集团的一个劳动关系的研究项目。在这个研究项目进行过程中，她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高丽大学劳动研究所的一名经济学家，他本人不是劳工活动家。

　　在金俊龙被捕的时候，沈相奵是九老劳工活动家秘密网络的领导人。一听到金俊龙被捕的消息，她马上召集该地区的劳工领袖开会，他们决定半个小时内举行罢工斗争。接着，她去见清溪服装工会主席，请求他支持这场团结斗争。他高兴地同意把清溪工会办事处作为代表九老团结罢工工人动员所有各种民主力量支持的中心。沈相奵自豪地说，九老团结斗争是“我们的计划的第一个成果”。尽管她从1983年底开始就被列入逮捕名单，但她在1985年九老斗争期间设法躲过逮捕，而当时包括金文洙在内的大多数首劳连领袖都被逮捕。随后，她成为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和后来的韩国劳动组合总协议会（民主劳总）的关键组织者之一。在1996年接受我访谈时，她正担任民主劳总之下的全国金属劳动组合协议会的总务助理。她与一名出身相同的劳工活动家结了婚，有一个儿子。

　　当回忆起80年代中期的那些日子时，李仙株和沈相奵说她们对自己做出的选择无怨无悔。两人都说那是她们生活最充实和最有意义的日子。李仙株说，她惟一感到后悔的是，她当时仍有点不够成熟，在政治主张方面有点过于简单和过于教条主义，所以她拒绝与很多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交往，使自己与很多好友甚至家人隔离开来。直到她当工厂工人一年后她父母才知道。她回忆说，工厂工作不仅从身体上说是一种艰苦的生活，而且从孤单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艰苦的生活。她没有很要好的朋友互相交往，与家人也没有联系，只与其他家庭背景和兴趣与她很不相同的工人交往。无论李仙株还是沈相奵都跟我说，她们有几位也曾当过“学卒”工的朋友相当失望地结束了在工厂的生活——有些人在工作过程中病倒了、有些在熟悉大多数很保守而且在利益方面个人主义严重的普通工人之后感到很失望、有些则在家庭的压力下回到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当中。

结论

　　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最突出方面是劳工斗争与政治民主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正如我曾论证过的那样，这两种运动的密切结合，是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为什么比亚洲和其他工业化社会更快地变得比较强大的关键原因。尽管其他社会里的劳工运动确实也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在韩国知识界卷入劳工运动的程度深度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在本章中看到，韩国学生运动在80年代积极奉行工人与学生结成联盟的战略，并派遣数以千计的学生进入到产业领域，他们有着在工人中间提高阶级觉悟、动员劳工进行政治斗争的特定目的。80年代劳动争议的重新增多和团结斗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学生出身的工人及很多因参与70年代工会活动而被开除的普通工人。

　　劳工与学生之间形成的密切相互联系，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控制劳工的压制性做法造成的结果。从朴正熙的维新时期到全斗焕时代，国家的一贯政策是先发制人地防止在政府控制的工会结构之外出现独立的工会运动，阻止劳工与政治反对运动建立联系。因此，任何有组织抵抗的迹象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使工作场所长期积蓄的紧张和愤怒没有任何释放的渠道。韩国的这种劳动控制方式，比合作主义的控制方式更加直接和更具压制性、比官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更加直接和更加实在、比巧妙和伪装的控制方式更加具有鲜明的反劳工色彩。参加劳动纠纷的工人毫不退缩地面对镇压性的国家政权，看清了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的真实本质。独裁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开除活跃活动的工人并将其列入禁止产业界雇佣的黑名单，从劳动领域中清除“不纯分子”，但这种企图产生了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增强了学生与工人之间的联系，促成了由劳工活动家、教会领袖和持政治异议知识分子组成的广泛秘密网络。因此，国家严厉的镇压有助于为韩国劳工运动形成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和人员方面的资源。

　　九老团结斗争是80年代前五年发生的最重大的劳工斗争。但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场斗争视为代表了当时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水平。80年代初的韩国劳工运动从总体上来说处于比低得多的水平。除了首尔－京仁地区之外，全国其他地区几乎很少发生劳工骚动。特别是，重化工业集中、主要雇用男性劳动力的大集团企业所在的南部主要工业城市，如蔚山、马山、昌原和巨济岛等地，在1987年之前几乎没有受到这种工会运动的影响。

　　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南部工业城市的这种劳工消极性。其中包括：大集团企业资方较强的控制工人能力和让工人合作的能力、国家更严厉的政治控制、工人享受相对较高水平的工资和福利好处等。但韩国劳工运动发展中存在这种地区不均衡性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是职业劳工活动家和很多支持劳工的的政治异议组织主要位于首尔及其周围地区。这是一个教会组织曾积极帮助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地区，是学生活动家选择作为实践他们的工人－学生团结斗争战略着力点的场所[7] 。同样重要的是，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基层工会化运动产生了一大批被开除和列入黑名单的工人。这些基层劳工领袖在九老、安养、仁川等地区也很活跃，并与后来进入的学生活动家密切合作。

　　1985年九老斗争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第一场跨公司工人之间的团结斗争，这种斗争以位于一个工业区之内的工会会员之间形成的密切社会纽带为基础；这场罢工斗争不是因经济上的悲愤而是因对民主工会运动的镇压而触发的[7]”。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场团结斗争标志着韩国劳工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是未来劳工运动的先驱。1987年的大规模工人反叛继承了这一至关重要的遗产。

　

[1] 这篇作文是对一个深入参与民主工会运动知识分子的体会的极好描述。金文洙是少数学生出身工人之一。他被选为当地一个工会的主席。即使是在公司否认他的工人身份并企图诋毁他从事工会活动的真实动机之后，他仍从普通会员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他领导工会运动依靠的就是这种支持。90年代，他进入政界，1996年被选进国会。

[2] 还有几种更极端的观点。有关在劳工斗争问题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以及80年代工人－学生的团结运动，可参见金永基和朴成鄂（音，Kim Yong-ki and Park Song-ok 1989）以及金章汉等人（音：Kim Jang-han et al 1989，98~113）的著作）。

[3] 金文洙就九老斗争的重大意义写了以下一段话：“九老团结斗争是极其具有意义的斗争，它既打破过去消极被动的倾向、经济主义和仅仅是做准备性工作的方针，又打破工会主义的局限，从而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关键历史短时段（Kim Moon-soo 1986,154）”

[4] 批评1985、1986年这种地区性政治劳工运动的人认为，他们“对发展作为工人阶级基本群众组织的工会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表现出贬低工会运动本身的倾向”（Kim Hang-ha et al.1989,107）

[5] 总的来说，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劳工领袖不管他们是否就业，在将劳动纠纷与更大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方面都倾向于采取比较谨慎的方法，因为担心国家对工会采取惩罚性的措施。而学生出身工人则具有更强的政治取向，而且总的来说更愿意为了更大的政治事业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牺牲单个的工会。（曾任元丰纺织公司工会主席的）方镛锡跟我说过，“学生有时候不懂得我们的工会有多宝贵，不懂得我们为了建立这些工会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而且学生出身工人容易冒摧毁这些艰难这些艰难建立的工会的风险卷入一种“政治冒险主义”（1994年6月访谈）。金志宣也说过类似的话：“工作和工会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如果被开除，学生可以离开工厂工作，但我们不能”（2000年6月访谈）。不过他们都强调，他们与学生劳工活动家之间的这些差别是很小的，没有给两个群体之间的密切合作造成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有着强大可怕的共同敌人。

[6] 大宇服装公司主席金俊龙跟我说过，他只被邀请参加一次这个小组召开的会议：1985年6月被关进监狱后，他开始对这个小组有了更多的了解。

[7] 有关九老团结斗争的题为“树立先锋”的报告将这次事件定义为“一场保护独立工会不受政治镇压的激烈政治斗争，是先进（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群众克服只针对企业的工会主义的团结斗争”（Seoul nodong undong yǒnhap 1986,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