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殉教者、女工和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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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殉教者、女工和教会

我们曾为摆脱压迫而战斗过，
曾为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而奋斗过。
啊！上帝赐予我们的平等在哪里？
世人啊！我们的痛苦，你们可曾看见？

　　（题目不详，载Suk Jung-nam，1984 , 168 ）
　

　　1970年11月13日下午，位于首尔西南部服装工业区著名的平和市场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十几个年轻工人高呼口号，要求改善平和地区服装工人的工作条件。但当他们聚集到一起之后不久，警察和市场保安冲了进来，企图化解抗议活动。抗议者拒绝退让。他们筹划这一抗议已经有些时间了，决心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这回并非他们第一次尝试示威。以前的尝试，曾因政府做出按照他们的要求迫使雇主改善工作条件的虚假承诺而流产。这些抗议者是一个称为“三栋会”的小劳工团体的成员，三栋会由在平和市场血汗工厂区工作的十几名年轻裁缝组成。组织该团体和这次示威的男子，是22岁、名为全泰壹的裁缝。

　　全泰壹曾深切地关注这个服装加工区的工作条件，并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寻找改善2万多名工人工作条件的途径：他给劳动局、报纸甚至给总统写过请愿书，呼吁他们关注该服装区正在发生的人类苦难。在三栋会会员的帮助下，他甚至进行过一项调查，将有关平和市场地区存在非人工作条件的确凿证据提供给当局，但一切都白费力气。他的呼吁被忽视、嘲讽或以虚假的承诺打发。最后，全泰壹得出了残酷无情的结论：除了极端的抗议行为之外别无他法。在他为11月13日的示威做准备的同时，全泰壹私下做好了为劳工斗争事业牺牲自己的准备。

　　在抗议者与警察和市场保安扭打的时候，全泰壹消失了几分钟。当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罐汽油。突然，他把汽油浇在身上并点着了。他的身体顷刻间被烈焰所包围。惊恐的人群听到全泰壹在火焰中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体息！”“遵守《劳动标准法》! ”“不许剥削工人！”人们看到他正拿着一本《劳动标准法》小册子。这是一本一两年前他在旧书店里惊喜地发现的小册子。因为，让他当时感到喜出望外的是，这个国家的劳动法有对工人有利的有关工作条件和报酬的规定。他勤奋地研究了这些劳动法，把希望寄托在它们之上。他给政府当局写过很多信，希望当局能让雇主遵守这些法律。但他最终意识到，无论是政府还是雇主都对这些法律毫不关心。当他的同伴终于把火扑灭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被烧焦。他半知半觉地请求他们：“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他被送往医院后，给他深爱的母亲李小仙留下了最终遗言：“妈，请完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接着，又对他母亲说：“妈，我……饿了。”然后咽下了他最后一口气（Cho Young-rae 1991,281~292）。

　　从很多方面看，全泰壹的自焚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开始。它在千百万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同时，到当时为止，韩国还没有一种神圣的象征和受到推崇的传统可以用来启示和动员工人努力争取达到集体目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全泰壹的自焚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强大的象征。这一事件还表明，快速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所产生的产业关系问题开始不再被隐藏在产业领域，而是开始成为容易导致紧张和社会冲突的起因。产业工人已经进入到成为韩国社会斗争和社会改造的一支关键力量的历史阶段。

　　平和市场是一片长约一个街区、四层楼高的迷宫式建筑，散布着前店后厂式的服装厂和服装店，雇用着2万名年轻工人，其中90%为妇女，年龄大约在14～20 岁之间。她们在地面离天花板不到4～5英尺高的小格子间里工作，既见不着阳光也没有通风设备。他们一般被迫一天工作14 小时，得到的是每月不到30美元的工资（以1970年的汇率计算）。徒工构成了这支劳动队伍的1/3以上，她们只能得到缝纫工正常工资的1 / 5（每月3000韩元）。徒工的平均年龄为15 岁，靠着这样低的工资，她们甚至无法养活自己（Cho Young-rae 1991,99~112）。

　　出于对这些苦难年轻女徒工的深切人道主义关注，全泰壹开始了他的劳工斗争。一天，他写信给朋友说：“我们通常早上八点半开始工作，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收工。你对此是怎么看的？难道你不认为这让人太疲惫了吗？一天14 小时呢！这些年轻女徒工怎么能受得了这样长时间的工作？”（Chun Tae-i1 1988，122）。他接着写道：“尽管不让她们享有适宜的环境，但难道她们就不是有着人类脆弱性的人吗？亲爱的元淑（音），作为裁缝，我必须整天与她们呆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十四岁的年龄，她们还是孩子，但她们必须整天累死累活地干这样辛苦的工作，然后还要因没有及时做完活而经常受到裁缝的责骂。在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一小包饭团，就像大象吃几个饼干一样”（123）。他还深深地关注着社会中的不平等。他的日记、给朋友写的信和他写的小说稿，都显示出他因看到年轻工厂女童的苦难和身边的社会不公正而产生多大的痛苦。他叹道，“雇主花200 韩元吃一顿午饭，而年轻工人三餐只能吃50元，这是一种不人道的事情……为什么这些纯洁的年轻女孩得成为肮脏贪婪的富人的肥料？难道这不是社会现实吗？难道不是富人统治着穷人吗？”（Cho young-rae 1991,207）。

　　全泰壹所抗议的长期未能减轻的劳动剥削和巨大的人类苦难，正是20 世纪70年代数量越来越多、受雇于劳动密集性出口制造部门的工厂工人的普遍状况。然而，正在遭受苦难的工人的呻吟，主流社会并没有听到。在70年代，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出口行业十分繁荣，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准得到了提高。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对经济的进展情况感到满意，优先考虑的是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工人的投诉和抗议只是被当做一种暂时的麻烦小事来对待，是国家的经济馅饼变大以后才能解决的事情。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实际上对工厂中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是什么原因才导致这种经济增长，他们都没有意识到。

　　全泰壹的自焚，给社会各界带来了一股冲击波。尤其是，它唤醒了知识界，使他们注意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黑暗面，注意到经济奇迹的门面下正在受难的千百万工人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契机，使他们开始意识到劳工问题严重的方面，意识到必须扩大他们的政治斗争范围，将经济公平问题包括进来。很多学生参加了全泰壹的葬礼，首尔几所主要大学的学生发起示威，或者在校园里举行祭奠全泰壹的活动。因此，全泰壹的悲剧性死去，在劳工斗争与学生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之间建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联系环节。

　　然而，70年代对于形成一场组织良好的劳工运动来说还为时太早。受雇于出口制造部门的工厂工人人数快速增加，但这些都是从农村新录用的新生产业工人。他们优先考虑的是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多多少少以为工作的艰辛是正常的。当剥削和欺凌达到极大程度时，工人累积起来的痛苦和愤怒爆发，变成暴力性的抗议行为，其中很多是因个人冲动而采取的暴力性行动。在全泰壹自焚后，又有几名工人企图以自杀来抗议在工作中遭到的虐待。事实上，意图自焚成了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工人阶级斗争中一再出现的主题（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ǎpǔihoe 1984,85）。有时候，一批工人自发地聚集到一起，要求支付拖欠或拒付的工资，或者谴责管理人员身体和言语上的欺凌。在有些场合，抗议的工人实际上成了一群愤怒的暴民，1974年现代公司蔚山船坞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3000 多名愤怒的工人因公司采用新的分包制度而怒气冲天，他们破坏了公司大楼，放火烧毁了管理人员的汽车和其他公司财产。这些自发和带个人色彩的抗议形式，对促使产业关系发生他们希望能发生的变化起不到多大作用。它们只是唤起了短期的公众同情，而且通常是在更大个人牺牲的情况下结束。

一、争取建立独立工会的斗争

　　然而，随着工人开始意识到通过更系统和集体性的努力来改善自己命运的重要性，另一股劳工活动的潮流在7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工会意识慢慢地进入到一小批受雇于轻型制造业的工人先驱者的头脑中，工人开始认识到代表他们的工会是改善其状况的最有效手段。70年代，出口制造部门当中的大多数工人还是无组织的，在工会存在的地方，大多数都是由公司控制的工会（Choi Jang Jip 1989, 146~172;Cho Seung-hyok 1988）。因此，70年代开始的工会化斗争的目的，既包括创立新的独立工会，又包括掌握公司工会（御用组合）的控制权并将它们改造成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第一次组织独立工会的尝试，也是发生在全泰壹为了工人阶级运动而牺牲自己的地方。1970年11月18日，他在平和市场的工人同伴组织了一个地区范围的工会，称为“清溪被服劳组”，代表在该地区就业的2万多名工人[1] 。因全泰壹之死而形成的高度同情气氛，使得这一闹独立、以区域为基础的工会得以成立。在它形成的时候。曾拥有500多名活跃的工会会员。由于这一工业区的性质，其成员大多数为受雇于小服装厂的女工，不过领导权却由男裁缝掌握。尽管这一工会的建立较为顺利，但它所走的道路充满荆棘和曲折。它受到经常性的监视，领袖不断被骚扰、殴打和监禁，最后在1980年被迫关闭。然而，从全泰壹精神中诞生的清溪工会，其会员从来没有屈服于压力和威胁利诱，在80年代又发起了争取工会重新开张的充满朝气的战斗。从许多方面看，清溪工会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以前的基层劳工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全泰壹的母亲李小仙按照她儿子的遗愿，在整个清溪地区斗争中起到了象征性领袖的重要作用，被称为“所有工人的母亲”。

　　有了清溪被服劳组的领头，70年代发生了几场争取建立独立工会的重大斗争。有趣的是，这些工会化斗争大多数明显是由妇女领导的。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两场斗争1972年发生在两家大的纺织公司，即元丰和东一。在这两家公司，女工都发起了夺取公司工会控制权的政变。元丰的工会活动分子在70年代建立了韩国最强大的工会，是独立工会运动的样板。在与公司方和由男性主导的公司工会领导的几次摊牌之后，她们于1972年成功地将自己的（男）候选人选进工会领导层，赶走了腐败的工会官员。同年，东一纺织公司的女工在工会选举时发动了一次选举叛乱，选举产生了第一名女工会主席和大多数车间女代表。同样的工会化斗争也于70年代中期发生在另外几家女下占大多数的轻型制造业公司，其中包括半岛商事、邦林纺织、Y.H.商事、东光纺织、科龙电子（Crown）、Signetics，和控制数据（Control Data）等。

二教会与基层工会运动

　　工会活动在这一早期阶段的最显著特征，除了由女工领导之外，还有就是工会活动分子与教会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女工会活动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参加了在进步教会领袖主持下组织的小组活动或工人夜校。在这里，她们获得了有关工会重要性的意识，接受了如何组织和管理工会的基本教育。而且，在斗争开始之后，总会引起管理方采取大力报复和压制的行动，此时核心活动分子仍往往是那些曾参与过教会赞助的提高意识活动的人员。即使工会活动分子以前与进步教会组织没有联系，他们的工会化斗争也会使他们与教会组织建立密切关系。70年代的基层工会运动由受雇于中小企业的妇女领导，主要发生在首尔－京仁地区，这与这一地区面向劳工的教会活动十分集中是密切相关的。

　　两个教会组织在70年代的民主工会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天主教组织“天主教劳动青年会”（JOC 或 Young Catholic Workers）和新教团体“都市产业宣教会”（UIM）。两者都是50年代后期在它们相应的国际组织的赞助下组织起来的，并从60年代初开始面向劳工的布道工作（参见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ǎpǔihoe 1984,94~107;Cho Wha Soon 1988;Ogle 1990,8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利时、法国工人教士的榜样启示下，天主教、卫理公会和长老会教士承担起了在工厂和船坞劳作的人们中间布道的职责。他们当中有些人作为劳动者在工厂工作，经过一段时期的实地经历后成为“工厂牧师”。都市产业宣教会的牧师在工业城镇设立了他们的宣教场所，为当地工人和贫困居民投入地工作[2] 。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在产业场所或附近地区录用年轻人（工人、学生和其他天主教徒）开展工作，帮助改善领工资工人的工作条件。70年代是这两个组织最活跃的时候，当时引起了社会相当大的关注，这时候他们的活动程度不同地集中在首尔和仁川周围的产业区。不过，天主教劳动青年会的活动在这一地区之外的范围较广一些[3] 。

　　尽管牧师首先感兴趣的是在产业工人和雇员之中宣传基督教信条，但他们在工厂的体验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从个人精神修炼的空洞性中走出来，看到了工人进行集体斗争改善工厂条件的必要性。因此，从60年代后期起，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都市产业宣教会的活动以帮助工人组织工会为方针。它们开办有关劳动法和工会组织的课程，赞助各种文化和社会活动，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意识。这些活动的主要目标是造就一小批将领导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劳工活动分子（Cho Wha Soon 1988;Ogle 1990; 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ǎpǔihoe 1984）。

　　由这些教会组织赞助的培育工人团结精神和意识的最重要手段，是小组（或者说小圈子）活动。从邻近工厂中招来的平均6～8名工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小团体，并为这些团体起上“晨星’、“松树”“青年俱乐部”“胜利”“钻石”或“野牛群”这样的名字。其成员在牧师或他们的指派人员（其中很多是大学学生）的指导下定期聚会，从事各种锻炼和文化活动，并讨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这些团体当中有些仍主要保持为友谊或体育锻炼团体，但大多数最终变成了工人获得更强烈阶级意识和认识工会重要性的场所。导致70年代工会运动兴起的工会意识，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小团体活动的结果。正如东一服装公司的工人写道，“这些组织（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都市产业宣教会）举办的小组活动和教育课程，有助于在同一工厂工作的工人中间形成团结意识，并形成那种可以通过工会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新意识”（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33）。同样，元丰公司的工人写道，“小组活动是增强工会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教育工人认识到工会是一个能实现社会自由和自主、工人可以像人一样生活的基本组织”（Wonpoong Mobang haeko nodongjia 1988,163）。

　　元丰和东一纺织公司的工会斗争曾受到广泛报道，它们是说明争取建立独立工会斗争的最好例子。随着“韩国毛纺（元丰以前的名称）组合正规化斗争委员会”的组成，（位于首尔的）元丰纺织公司的女工于1972年开始了她们的斗争。那些在组织这场反叛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员，是前些年曾参与和天主教会有密切联系的小组活动的女工。她们当中少数人曾经当众发誓要成为“战士”，并领导了随后发生的艰苦斗争。她们的第一个挑战是，用他们自己的人员取代了当时的工会领导层。通过周密组织和筹划，她们在1972年工会选举中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在选出的42名车间代表中，29人为妇女。她们还成功地选举了一名男性主席齐东进（音），在选举中她们曾支持此人与管理方支持的候选人对抗。新诞生的独立工会在随后几年中遇到了巨大障碍，但具有高度投入精神和纪律性的工会官员在第二届工会主席方镛锡的领导下，在元丰纺织公司组织起了可能是当时韩国最强大、组织最完善的基层工会。方镛锡是少数几名有勇气参与由女工主导的70年代工会运动的男子之一[4] 1982年，由于全斗焕军政府的严厉镇压和管理方挑动男工反对女工的分裂策略，元丰公司伸张工人权利的工会遭到破坏。

　　东一纺织公司（在其仁川工厂）发生的民主工会运动同样是由一名女工干部领导，她曾积极参加赵和顺牧师指导下由都市产业宣教会仁川事务所举办的小团体活动。赵和顺是一名具有献身精神的向女工宣教的牧师，他曾于1966年作为一名劳动者在东一公司短期工作过。该小团体1972年曾巧妙地利用种种事件选举产生了韩国第一名女工会主席，即朱吉家（音），并以活跃的妇女代表取代了腐败的工会官员。随后几年，在男工会活动分子与女工会活动分子之间发生了激烈斗争，但女工在后来几年里又三次成功地选出了女工会主席。

　　不管工会组织者以前与教会领袖是否有过联系，她们的斗争通常导致她们向外部寻求教会组织或知识界团体的帮助。例如，当科龙电子公司工人组织工会并于1972年向政府劳动事务课提交申请书要求批准时，该公司向工人施加压力，并迫使很多工人撤消在申请书上的会员签名。劳动事务处以这些签名撤消为由拒绝了建立工会的申请。不仅工人组织工会组织的企图受到阻止，而且拒绝批准批复中还包含有严厉的侮辱性警告：“非常遗憾，在国际紧急状况下，你们违反法律从事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活动。因此，请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ǎpǔihoe 1984,159）面对这些障碍，科龙电子公司工人决定寻求外部帮助。她们写了一封信给都市产业宣教会：

　　很多教士和牧师曾为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而工作，而且很努力地为保护劳动人民的权利而工作，我们想谢谢你们。千千万万的工人经受着不公平的对待，但出于恐惧，我们甚至不能向任何人抱怨。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我们向你们请求帮助。
　　我们是无依无靠的，我们没有权，也没有钱。我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工人自己的组织，一个工会，但劳动事务处和公司以我们的行动不合法和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为托词而不予批准。请关注这种荒谬的局面，帮助我们按照韩国法律得到公平的对待，因为我们毕竟也是韩国的公民。（159）

　　那么，为什么工人转向教会组织寻求帮助呢？答案就是因为，她们别无他处可以求助（参见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ǎpǔihoe 1984,453）。韩国劳总内部的官方工会已经放弃了他们装模作样的代表工人角色，蜕化为只不过是国家在独裁的“维新”体制下对劳工实行合作主义控制的工具[5]。另外，为实施劳动标准法而设立的政府劳动局对防止劳工骚动更感兴趣。另一方面，70年代的韩国工厂工人还过于弱小，无法自己抵制工作场所极度剥削性和滥用权威的做法。他们需要外部帮助。因此，产业工人，特别是受雇于很多轻型小制造企业的女工，试图寻求外部帮助以顶住管理方的压力，并找到了两个对他们的问题表示同情的群体——知识分子和教会组织（在70年代末之前，学生对劳工问题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

　　与对工人的问题高度同情但组织上却很薄弱的知识分子不同，教会组织在向工人提供支持方面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因为有着国际性的网络和国内的组织结构。再者，由于基督教的国际立场，基督教会比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见分子更安全，易于避免遭到国家机器利用红色标签进行意识形态审判。尽管基督教教会领袖也未能免遭安全力量的意识形态指控——他们事实上曾是意识形态攻击的主要对象，70年代曾有很多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都市产业宣教会的领导人被逮捕、拷打和监禁——但教会组织在抵抗意识形态审判方面比其他群体要处于强得多的地位：进步教会积极参与基层工会运动，必然引起韩国劳总与教会团体之间的敌意，教会团体曾严厉批评官方工会领导卖身投靠政府[6] 。

三东一纺织公司的工会斗争

　　不用说，70年代的新基层工会运动面对的周围环境是敌对的。雇主不打算接受独立的工会，特别是那些被怀疑与外部组织有联系的工会。他们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骚扰、威胁、贿赂，从政府控制的产业工会那里得到帮助等——阻止组织独立工会或改造管理方控制的工会的企图。当他们无法阻止建立独立工会时，他们接下来采取的手法是将它们改造成公司工会。为达到这种目的，最喜欢采用的手法是动员男工起来破坏由女工主导的独立工会。因此，70年代的民主工会运动的特点是男工与女工之间的剧烈斗争。在70年代数起重要的工会斗争中，最富戏剧性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位于仁川的东一纺织公司工厂的斗争。在劳动密集性出口行业的其他女工占大多数的工厂，如元丰、邦林、东光、三儿、半岛、科龙、Signetics、控制数据等公司的工厂[7] ，女工的斗争也同样意义重大。但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能讲述东一的例子（这里的介绍主要依据的是以下文献：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Suk Jung-nam 1984;Cho Wha Soon 1988）。

插图四 20世纪70年代晚期东一纺织公司的女工们和男主管

　　前面提到，东一纺织公司的工会领导权于1972年为参加过都市产业宣教会仁川事务所的小组活动的妇女所夺得。但通往民主工会之路是曲折的。工会活动分子必须克服管理方的大量骚扰、虐待和贿赂企图。她们被安排额外的工作，被调到最辛苦、最低下的工作岗位，受到性骚扰，因很小的差错而遭到严厉训斥；或者受到利诱，例如：厂方做出承诺，如果女工退出工会活动的话将得到提拔或给予额外奖金等奖励。

　　骚扰只是东一公司管理方企图迫使工人退出工会活动或退出都市产业宣教会小组活动最初采用的方法。面对女工的顽强抵抗，公司后来采用了一种更恶毒的策略：策动男工夺取由女工主导的工会的领导地位，并将工会转变成公司御用工会。1976年7月，当新的工会选举即将按计划进行时，一批男工在厂方充足的财务和组织支持下，贿赂其他男工并试图恫吓比较胆小的女工，以便选掉当时任职的领导。这批人的领头者高道永（音）玩弄法律花招，串通警方以行为不端和煽动工人罢工为罪名逮捕了工会主席（李英淑）和秘书长。7月23日，在工会最高领导缺席并将23名车间女工代表排除在外的情况下，24名亲管理方的代表紧急开会，选举高道永为新的工会主席。就在这些欺骗性的选举进行的同时，厂方将女工反锁在宿舍里，宿舍门口用木板钉死。然而，愤怒的工人撞开门或从砸开的窗户跳下，纷纷涌进工会大厅。第一天，大约200多名工人参加了静坐罢工。第二天参加人数增加到800人，另外300多人则在工厂大门外罢工，因为她们已被禁止进入工厂。公司方断电断水，不让把食品送进去。但尽管如此，这些工人并不退缩，而是继续罢工，要求释放她们的工会领导人并宣布这次非法选举无效。

　　第二天，即7月25日，东一公司工人发动了一场极其令人吃惊的、富有戏剧性的反抗，这场反抗可能在世界劳工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当天下午，数百名防暴警察开进工厂。这些穿着蓝黑制服、全副武装的警察的出现令人感到恐惧（见插图五）。一些妇女因害怕而哭了。当防暴警察向工人接近时，罢工的女工们开始脱去衣服，半裸着身体站在武装警察面前。事后一名工人报告说，当时在惊慌之中，一名工人悄悄地建议采取这种行动：“男人们不能碰脱了衣服的女人，即使他们是警察也是如此”（Suk Jung-nam 1984,49）。500～800名半裸着的妇女手挽手紧紧地站在一起，唱着工会会歌，周围是口瞪目呆的警察和男工。一个名为石正南的男工后来精彩地描绘了这一场面：“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威胁，这是我们最后的反抗，是一种自发采取的行动，没有羞耻和恐惧。在武装警察和男工的围攻中，我们裸着上身手挽手紧紧地站在一起。这难道不比钢铁还要强硬吗？谁敢碰这些人？她们就像一块巨大的岩石。就像一颗轻轻一碰就要爆炸的定时炸弹”〔1984,49）。面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警察一下子愣住了，但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他们冲过来，打乱抗议者的队形，抓住尖叫着的女人的头发，将她们摔到地上，并塞进警车里。在与警察战斗时，很多妇女全身暴露，但是，正如她们后来写道，她们不感到羞耻，只有眼泪、愤恨和强烈的患难与共的感觉。警察逮捕了72名妇女，但200名左右其他女工裸着身体躺在地上，试图挡住汽车，还有一些人步行跟着汽车到达警署。几名女工因严重擦伤被送进了医院，两名妇女后来发展成精神错乱。

资料来源：社会写真研究所（Sahoe Sajin Yǒnguso 1989,153）。
插图五　令人恐惧的防暴警察

　　这些工人的巨大牺牲，并没有很快换来胜利，但至少阻止了厂方指定的男工接管工会。管理方继续实行其将工会活动分子与普通工人分隔开来的分裂策略，并试图让工会处于瘫痪状态。为了与之斗争，工人向全国性工会“全国纺织劳组”请求帮助。令女工失望的是，全国纺织劳组事实上是一只狡猾的狐狸：纺织劳组的代表（一名男子）与公司管理方背着女工达成了秘密交易，建议该公司工会将非体力工人吸纳为会员。这表面上是调和两个对立的体力工人群体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让男监工控制工会的一种巧妙的策略。

　　随后，工会领导人意识到，靠自己同政府与管理方联手的力量斗争，她们是无力的。她们的战略是广泛宣传她们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希望给管理方带来压力，这也是70年代韩国工人经常采用的战略。1977年2月，东一公司工人在位于首尔闹市区的明洞天主教堂文化中心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她们将她们的计划称为“东一事件的外科手术”，向大众媒介和民间组织发出了邀请函。邀请函中将12个基督教组织列举为她们的赞助者，包括：都市产业宣教会、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基督教妇女组织等。在她们附在邀请信上的声明中，工人写道：

　　请听听我们这些贫困工人的绝望呼喊，尽管受到社会冷淡的对待和忽视，她们仍在雇主的皮鞭下为能像（受人尊重的）人一样生活而斗争……我们要像人一样生活，尽管我们贫穷，没有受过教育，但我们通过工会了解到了公正和民主。为了保护我们的良知而不屈服于不公正，我们进行了铤而走险的斗争，难道我们做错了吗？我们想恳请你们做出判断。请给予我们慷慨的鼓励。（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73~74）

　　这一次，工人胜利了。在原定进行“外科手术”的前两天，警察释放了被捕的工会领袖，政府劳动事务课让公司准许工人进行一次新的选举。在1977年3月31日进行的新选举中，一位名为李总角的妇女当选为工会主席。对于为了捍卫代表自己的工会而进行如此艰苦一斗争的女工来说，这是一次甜蜜的胜利。然而，她们享受胜利的时间并不长。她们的对手加紧了对新工会领导的攻击。管理方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工人退出工会，并继续骚扰工会活动分子。而且当这些手法无效时，他们使用了一种更恶毒的方法；将活跃的工会领导人描绘为亲共组织的傀儡。1978年2月，公司向工人散发一份题为“都市产业宣教会想要什么”的小册子。这本书指责都市产业宣教会以宗教组织为幌子，实际上是用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那里得到的资金运作的；都市产业宣教会典型的活动形式，清楚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组织的特点；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劳动冲突稳步增多，国家加强了对面向劳工的宗教组织和知识分子组织的攻击。除了向工人灌输反对都市产业宣教会的信息之外，安全机构还逮捕了几名都市产业宣教会的负责人，包括赵和顺牧师，指控他们从事亲共活动。韩国中央情报部人员还冲进基督教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劳动研究所搜查并逮捕几名研究人员，指控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两个机构在培训工会活动分子和资助亲劳工的研究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

　　这场意识形态宣传战为管理方攻击工会领导人和分裂工人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工具。与厂方合作的工人（主要是男工，也有几名女工参与）声称，他们能拯救这家公司的工会，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真正独立的工会。1978年，代表亲管理方男工竞选工会主席的一名妇女在散发的一份传单中问道：“在目前这个极其需要自主、独立和切实可行的劳工运动的时期，为什么我们不自己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受居心不良的外部力量的操纵呢？”这份传单批评都市产业宣教会在工人中间播下不信任的种子，煽动她们造成工作场所的不稳定。“我们生于贫困家庭，所以我们受过的教育很少，必须在别人还在上学的年龄便到工厂工作挣钱”（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 ,97）。她的传单接着说，“可是我相信，我们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拥有纯洁和美丽的心灵。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听到都市产业宣教会布道，我们的心便变成一头饿狼的心呢？……他们教我们很多歌，这些歌很有趣，但让我们仔细考察这些歌的风格吧。它们都是煽动性的，含有不干净的内容。他们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不仅是国家机器维待其对市民社会控制的机制，而且是管理方攻击独立工会运动的便利武器。

　　然而，这些恶毒的意识形态攻击，对于将东一公司普通工人与她们活跃的工会领导者分隔开来并割断工会领导层与外部持不同政见群体的联系，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工会会员数量仍然很大，工人的团结仍很稳固。当造谣中伤无效时，那些自封的独立工会保护者便企图用武力破坏工会。

　　12月21日，进行了一场工会执行委员会新成员的选举。在选举日之前，一个反对工会的团体企图推迟选举日期，变更某些程序，从而使选举对他们有利。当他们失败后，他们对投票者进行人身攻击。2月21日早晨，当一名夜班工人下班走进投票棚时，几名男子提着装满粪便的桶子从厕所附近跳出来。这些男子在一名妇女的帮助下，将粪便倒到那位女工身上，往她脸上涂抹，甚至塞进她的乳罩。这名受到惊吓的女工试图逃跑，大喊救命。但没有人来帮助她。后来，据女工报告，一些警察和全国纺织劳组派来的选举监督人在场，但他们并没有干预[8] 。

　　这一令人震惊的情况一传开，几百名愤怒的女工聚集到工会大厅门前，这时候大厅己经被几十名男工所占领。这些女工试图重新夺回办公场所，但在体力上她们不是那些男反对者的对手。而且这些男工的力量还因纺织劳组派来的几名都受过无数高水平训练的“战斗人员”而得到加强。后来，女工说，她们最害怕这几名男子，他们比警察和其他怀着敌意的男工还要可怕。这些男子在工会办公室挂起了以下标语：“驱逐都市产业宣教会！”“李总角下台！” “宰了赵和顺！”（赵和顺牧师被认为是与都市产业宣教会有联系的妇女工会活动分子背后的主要赞助人和鼓动者）

　　为什么这些男工采取这种行为呢？石正南写道：

　　那些所谓的男工反对者应当有某种理由成为反对者。要么是因为当时的执行委员会没有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责，要么是当时的工会主席缺乏能力……但是，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或证明他们行动合理的证据。他们没有任何梦想，没有理想，没有对错的意识。他们这种行为，就是因为这比工作轻松得多，就是因为公司让他们可以闲逛，受到好酒好肉的招待，并且恭维他们这种行为。（1984,98）

　　不过，当然还有比受到公司贿赂更深层的原因。正如一名对女工会活动分子表示同情的男工承认，是由于“男人的自尊”使男工不愿支持由妇女主导的工会领导层（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102）。少数支持妇女工会活动分子的男工受到男工同伴的排斥，不得不退出工会活动，或者最终背叛女工的信任。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意识形态，显然是主要障碍[9] 。

　　这时候，全国纺织劳组主席、臭名昭著的反劳工分子金永泰介入进来了。在“平稳解决”的名义下，纺织劳组建议，鉴于该工厂工会被指责引起问题太多，因此暂时认定该工厂工会处于瘫痪状态，并接受纺织劳组的接管。当该厂工会主席李英淑和其他女工代表拒绝接受这一建议时，全国纺织劳组开除了李英淑和其他几名工会官员，并指责她们有“反组织的行为”。工人提出强烈的抗议，但她们未能使她们的领袖免予开除。

插图六　Y.H.抗议者被警察从新民党总部拖走（韩国《中央日报》提供）

四工人斗争的外部化

　　正如我们在东一公司工人斗争的例子中看到的，70年代以女工为先锋的民主工会运动的特点，是在国家与资本的强大联盟面前工人中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反抗精神。然而，在70年代，这种精神高昂的反抗只是发生在位于首尔和仁川地区很少几家工厂。在这期间，制造业劳动队伍的大多数仍然是顺从和被动的。即使在开展活跃活动的工会成员中间，劳动者的意识水平也是很低的。事实上，工会活跃分子在如何管理独立工会方面的知识很少（基督教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劳动研究所通过开办有关工会的课程，在培养基层工会领导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民主工会运动的这一开始阶段，工人需要得到外部的帮助。如果考虑到“维新”体制时期官方工会组织结构完全与政府合作的特性，情形就更是如此。

　　因此，随着70年代下半期基层工会运动的强化，工人的反抗越来越外部化和政治化，这反过来又招致了国家的进一步压制。从国家的观点看，主要的问题是劳工与持不同政见团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发展。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国家超高压制的劳工政策将劳工活动家驱赶出产业领域，从而迫使他们与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通过继续叙述东一公司工人的斗争看到这种有趣的发展过程。

　　尽管东一公司的工人为了保护她们的工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她们却目睹她们艰难建立起来的工会因管理方与那个全国性工会之间的合谋而瘫痪。东一工会活动分子决定在工厂外继续他们的斗争。1978年3月10日上午，76名东一公司女工混进了首尔奖忠体育馆。当时，包括总理和其他高层人物在内的政府领导人和全国性工会领导人正在这里集会庆祝“劳动节”[10] 。电视台对这一仪式进行了现场直播。正当韩国劳总主席登上主席台发言时，东一公司的一人站起来高呼：“解决东一公司的问题！”“我们不能靠粪尿生活！”“金永泰下台！”抗议者迅速展开标语，并向观众散发传单。

　　事情发生不到几分钟，电视直播便终止了，警察和保安冲进来将闯入者清除出现场。抗议者遭到猛烈殴打、脚踢，被推倒在人行道上，最后被带到警察局。可悲的是，这场抗议并没有给工人带来积极的结果。在东一工厂，男工继续占据着工会办公室，并加紧了他们对“被亲共组织迷惑和操纵的愚昧妇女”的指控。工会会员不得不筹划另一种战略。数日后，41名工人从仁川前往50英甲以外的首尔，在明洞天主教堂开始绝食。另一场有赵和顺牧师参加的绝食斗争在仁川都市产业宣教会会部的地下室同时进行。很多其他工人以旷工或在工厂中怠工的形式参加了这场抗议。

　　东一公司工人决定在明洞天主教堂发起绝食抗议，显然有着战略上的考虑。除了让他们的问题广为人人知之外，她们希望全国基督教领袖干预，以便保护都市产业宣教会和天主教劳动青年会等组织和工人不受恶毒的意识形态指控。如今，他们的要求比以前抗议中提出的要求更加广泛：“保证工人三权！”“金永泰，滚下台！”“解决东一问题！”“停止压迫宗教！”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比以前的战略更有效。东一工人的绝食赢得了教会、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广泛支持。在很多教会举行了“为东一工人祈祷”活动，很多教会领袖、教授、作家和记者一起参与组织“东一问题解决委员会”。不过，公众传媒对这一事件却视而不见。尽管这一事件为几家外国报纸所报道，但韩国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没有一家提到这起绝食斗争。

　　此时，全国基督教最高领袖——红衣主教金寿焕、姜元龙牧师（一位有影响的新教领袖和基督教研究院的创立者）和金观锡牧师（韩国基督教教会全国协议会总务）——与政府当局会谈，获得了口头上的承诺，即东一公司的一切恢复到2月21日（粪尿事件）以前的状态，允许工人进行新的选举，公司方不惩罚任何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东一工人结束了她们9天的绝食抗议。抗议者因她们取得胜利而兴高采烈，乘坐教会提供的租用汽车返回仁川。但令她们大吃一惊的是，第二天在仁川看到的情况与己经得到的承诺恰恰相反；工人和全国基督教最高领袖都完全被政府愚弄了。不仅抗议者被禁止返回她们的工会，而且她们被开除了工作。经过劳动局的批准，公司以未经公司准许缺勤三天以上、损害公司的公众形象为由，解雇了参加首尔和仁川绝食斗争的126名工人。

　　因此，这些工人失去了一切——她们的工作，她们艰难地建立起来的工会，她们费力说服的工人同伴，以及她们对教会领袖的信任。她们没有失去的是她们相互之间己经形成的坚固纽带和她们进行反击的坚强决心。东一工人斗争面对的目标这时候不再是恢复独立的工会，而是使绝食者重新获得自己的工作，她们不得不在工厂大院外发动这种斗争。

　　1978年3月26日，又一次突然性的工人抗议在一场宏大的公共仪式举行期间爆发，这场仪式也在进行电视广播直播。这是一场庞大的感恩节礼拜式，在首尔巨大的汝埃岛广场举行，有50万名基督徒参加。在议事进行当中，6名妇女突然跳上讲台。主教的祈祷被中止，那些妇女从他手中抢过话筒高喊：“保障工人三权！”“我们不能靠粪尿生活！”“解决东一公司问题！”“支付邦林（公司拖欠）工资！”（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123）。不到5分钟，她们被保安人员迅速赶下讲台。闯入这场庄严的宗教集会的人并非都是东一公司的工人。6名抗议者来自不同的纺织公司，工会运动在这些公司都曾得到发展并遭到严厉压制，其中包括：东一、元丰、邦林、南荣尼龙和三元纺织。这6名妇女在教会赞助的活动中结识，并决定通过揭露教会每个星期都宣扬的和平、爱和自由怎样在工厂中被如此赤裸裸地抛弃，打破主流基督徒的温和状态。她们对媒体也同样感到愤怒，因为它们对这场斗争根本不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这次令人吃惊的抗议就是抓住媒体几分钟注意力的绝望尝试，以便让社会了解千百万日夜劳作、创造了社会可以享受的财富的工人，了解他们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对待。然而，这些抗议者又一次未能引起媒体的关注。专门关心工人暴力行动、灌输抗议者背后有着某种外力影响观念的媒体，很少报道这样的事情。

　　这次看似无用的抗议，预示着韩国劳工斗争新模式的出现，即不同企业工人之间的团结斗争，它成了80年代的一个主要趋势。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具有重大意义。工人意识的提高，工人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密切联系，政府在控制劳工方面的压制性和排斥性政策，这些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推动劳工斗争走出了产业领域，促进了劳工活跃分子之间的紧密纽带的形成。到70年代末，随着由女工领导的独立工会运动力量的增强，随着很多活动分子被解雇并继续在他们原来的就业场所之外进行斗争，不同企业的劳工活跃分子之间开始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这些工厂大部分集中在首尔附近的产业区，这种邻近性当然是便于公司间劳工形成密切联系的关键环境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开除的东一工人发起了一场越来越孤立无援的复职斗争。外部对她们的帮助是暂时的，而对她们的压制则变得更恶毒了。她们被开除十天后，全国纺织劳组主席向所有地方工会和很多纺织服装厂发出了一份备忘录：“附件是一份工人名单，她们因擅离职守并在外部力量的唆使下参与暴力行为而被东一纺织公司开除。因此，请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155）。不管这些工人走到哪里，这张黑名单都如影随形。那些试图在别的工厂就业的人常常在面试时被发觉，从而失去就业机会。那些避开征查得到工作的人后来被发现后被迫辞职。管理人员通常告诉这些工人：从个人来说我们并不针对你们，但由于政府的指示，我们无能为力（Suk Jung-nam 1984,155）。

　　东一公司工人的斗争延续了数年。从很多方面看，东一工人不屈不挠地争取复职的斗争，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她们最初的工会斗争。如果说她们最初的斗争体现了她们通过建立有代表性的工会争取改善工作条件的努力，那么，她们在被解雇后的行动对民主工会运动地下网络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这些行动发生在单一的工作场所之外。因此，对增强劳工运动与学生、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民主化运动二者之间的联系纽带来说，东一工人的斗争做出了很大贡献。朴正熙政权将劳工活跃分子驱逐到产业领域之外，实际上促进了它曾很注意防止发生的进程——反体制政治运动与不断发展的劳工运动之间结成联盟。

五 Y.H.商事的工人抗议

　　70年代后期发生的劳工斗争中，最能说明其外部化和政治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一场大斗争是Y.H.公司的斗争（本节中的叙述主要依据的是Chon Y.H. nodong chohap and 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ǎpǔihoe 1984）商事（贸易公司）成立于1966年，是向美国出口的假发大出口商。其创立者张龙浩1970年移民美国，并建立了另一家贸易公司，韩国的假发工厂则留给他的妹夫管理。新的管理者不是集中精力做假发生意，而是将Y.H.商事的利润用于购买一家新的运输公司。再换了一名管理者后，新的管理者又在电子和电影公司中进行了副业投资。连续的资金外流，外加70年代世界假发市场的衰退，使Y.H.商事资金空空如也。雇员总数从4000人减少到1800人1979年3月，管理方宣布了关闭工厂的计划。激起了该公司工会的强烈反应，这个工会是1975年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独立工会。抗议之后，发生了一系列静坐示威。随着管理方与工会冲突的升级，几个外部组织开始卷入。Y.H.商事工会会议的出席者不仅有宗教领袖和知识分子，而且有来自元丰、东一、控制数据、半岛商事和东光纺织等公司的民主工会的代表。随着宣布工厂关闭日期的临近，Y.H.商事工人的抗议活动不断增强。警察被召来并随时准备用武力制止抗议活动。面对迫在眉睫的警察攻击，抗议者决定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继续斗争。令人震惊的是，她们选择的地方是反对党新民主党位于首尔闹市区的总部。反对党发起抗议活动的决定，是按照几名持不同政见的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建议作出的。根据Y.H.商事工人后来写的报告，她们在抗议活动期间与这些外部支持者保持着密切联络，尽管她们以前与都市产业宣教会和天主教劳动青年会没有联系。8月8日傍晚，几名“年轻的男基督教徒”秘密开会，为Y.H.商事工人的抗议讨论决定另一个抗议场所。据报道，他们考虑过朝兴银行、美国大使馆和新民主党总部这几个地方，但最后得出结论：“新民主党是工人可以将他们的经济斗争升级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因此，不管这场斗争成功还是失败，都将对整个社会产生很大影响。”8月9日凌晨，这些男子到了工人宿舍，报告他们讨论的结果。“听了他们的报告，工会会员感觉到形势紧急，在对第二个抗议场所稍加讨论之后，她们决定选择新民主党总部，主要考虑的是它对国内外可能产生的影响和进入那个地方比较容易。”与此同时，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基督徒（诗人高银、文东焕牧师和李文永教授）会见了新民主党总裁金泳三（后来的韩国总统），向他请求帮助（参见Chon Y.H. nodong chohap and 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ǎpǔihoe 1984,186~187）。

　　1979年8月9日上午，187名Y.H.商事工人涌入新民党总部大楼，以大楼的四层作为她们抗议的新场所。新民党总部立即被警察包围，随着金泳三宣布其支持抗议工人，气氛更加紧张起来。第二天抗议工人与警察之间的高度情绪化的紧张对峙延续了一整天。但在第三天（8月11日）黎明时分，100多名防暴警察冲进大楼。他们砸破窗户，推倒家具，对新民党党员、反对党国会议员、新闻记者以及做绝望抵抗的Y.H.商事工人不加区别地进行攻击。在这场警察暴力行动中，一名叫金景淑（音）的工人从四楼跌下死亡[[11] 。金泳三则被抓走。

　　因此，Y.H.商事工人的斗争以与东一工人斗争同样的方式结束——斗争因国家的镇压而失败。四名工会领袖被监禁，233名工人被警察送回农村老家。几名基督教领袖被逮捕和审讯。然而，Y.H.商事工人的斗争也再一次对为不断扩大的工人阶级运动打下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Y.H.商事工人的斗争对劳工斗争的外部化和政治化、对劳工斗争与支持民主政治斗争的融合作出了贡献。

　　事实上，Y.H.商事事件对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对劳工运动的影响更大。到当时为止或多或少超然于劳工运动之外的新民党突然成为偶然的参与者。执政党开除了金泳三的国会议员职位，指责他激起暴力和社会不稳定。此时，政党政治陷入了危机。在金泳三的国会选区釜山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而且蔓延到邻近的工业城市马山。街头示威的参加者不仅有学生，还有工人、失业者和对朴正熙政府的独裁做法已经深深不满的普通公民。这一时期韩国经济的衰退状况也加剧了政治骚乱。随着政治抗议力量的增强并扩大到全国，执政党内部出现了裂痕，朴正熙的助手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朴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报部首脑暗杀。随着他的突然死去，韩国独裁主义的阶段走向终结，韩国民主劳工运动的形成阶段也同样结束了。

六女工工会活动活跃性的源泉

　　70年代，元丰、东一、Y.H.商事和其他几家纺织和电子工厂的劳工斗争，显示出韩国女工令人吃惊的反抗压迫精神，尽管各方面的情况对她们都很不利。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这些女工的先锋作用，为韩国民主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当然，70年代男工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毕竟，正是那位男裁缝全泰壹通过自焚致死而发动了强有力的劳工反抗斗争，而正是他的同事即平和市场的男裁缝组织了第一个独立工会并向人们展示了走向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道路。其他一些男工，如（三元纺织的）柳东佑和（元丰纺织的）方墉锡等，在70年代的基层工会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然而，这一时期是女工高举着民主工会运动的火炬。70年代涉及工会化斗争的劳动纠纷当中，绝大多数是由纺织、服装、电子和其他由妇女占大多数的出口行业的女工领导的。甚至在独立工会运动由男工领导的地方，女工也是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并且比男工表现出更强烈的反抗精神、决心、团结和复原力（Yu Dong-woo 1984,126~130）。

　　因此，韩国女工活跃的情况与出口行业女工的常见特征是矛盾的。有关出口加工区女工的文献通常强调她们受到国际资本（超级）剥削的程度和因低工资、市场多变性、性压迫而受到损害的程度（Elson and Pearson 1981;Fernandez-Kelly 1983;Kung 1976;Linda Lim 1978;Safa 1981）。亚洲工厂女工的主要形象是顺从、被动、对产业工作的过渡性参与和对工会活动缺乏兴趣。这些出口部门的年轻女工被冠以“工厂的女儿”或“孝顺的工人”的名称，并且被描绘为不仅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而且受到在产业组织中得到复制的家长制传统文化的控制〔Salaff 1981;Wolf 1992）。同样，发展中国家女工占大多数的轻型制造部门的特征，也被概括为工作变换率高、工会活动不活跃、劳工行动很胆小或者没有效果（Deyo 1989,187~196）。

　　最近，一种新的观点出现了，它反驳了那种有关国际化生产体系中女工很温顺的形象。人们已经承认，女工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和家长制的受害者——她们也作为活跃的动力抵制和抗议压迫性的结构（Ong 1957;Milkman 1993;Chhachhi and Pittin 1996）。阿米塔•扎奇和勒尼•皮亭认为，“妇女已经组织起来捍卫、扩大她们的权利并改善她们的状况，甚至在工人尚未组织起来的部门和通常被视为工人无法组织起来的自由贸易加工区中也是如此”（Chhachhi and Pittin 1996,24）。因此，正如南壮林（音）认为，有必要认识到“亚洲妇女在工作场所经验的两重性：既受到压迫也进行反抗”（Jeong-lim Nan 1996,328）。因此，这些有关女工的新文献正在试图摆脱“过于经常往有关女工的研究上涂抹的‘受害学’色彩”（Chhachhi and Pittin 1996,24）。

　　在本章中我们看到的情况，明确支持了观察重点应当转变的观点，即从将女工作为受害者观察转变到观察她们的反抗和组织活动。在工会运动方面，韩国女工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工要积极得多，进取心也大得多。她们不仅以不时发生的抗议活动或以微妙的日常反抗形式进行抵抗，而且参加并领导了与苛酷的独裁主义直接对峙的基层工会运动。

　　是什么原因使她们成为韩国工人运动这一早期阶段的领导力量呢？在少数直接考察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南壮林的研究指出了70年代韩国女工工会活动活跃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与结构条件有关：“女工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她们经常受到性别歧视，是在工人中培养集体意识的基础。年轻的妇女来自同一学校或同一地区。关系密切地住在宿舍区里，会形成共同的理解和某种姐妹感”（Nam 1996,331），第二个原因是“参加劳工斗争的相对较低的成本”，“因为在这些条件下，年轻、单身的女工不会因参加劳工斗争而失去太多”。第三个原因是可以利用的“通过个人努力来为她们（女工们）的经济利益服务的机会很少”。南壮林因此认为，相比之下，“韩国男工得到了更多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提拔和提升的机会，这为与管理方的合作提供了刺激因素”（332）。

　　虽然这三个原因对理解妇女为什么参加劳工抗议有帮助，但它们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韩国女工在70年代发挥了领导基层工会运动的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因素同样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工。另外值得探讨的是，在南壮林提出的因素当中，有些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例如，妇女在年龄较低时便退出劳动队伍（即不会失去太多），恰恰有可能使她们对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她们的条件的长期性改善兴趣较小，尤其是，这种集体行动还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风险（此外，从个人安全和家庭保障方面看，女工要损失的东西相当可观）。至于第三种因素，应当承认的是，在韩国工厂中，不仅女工而且男工得到提升的机会都十分有限。还值得质疑的说法是：由于妇女在劳动岗位市场中的地位，她们比男子谋求采用个人主义手段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小。事实上，更常见的是，妇女寻求通过婚姻实现向上流动（尽管现实总是与这种愿望不符）。

　　那么，造成韩国女工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劳工运动中发挥异乎寻常作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轻型制造行业的女工与进步教会组织之间发展起来的密切联系。我们已经看到，70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会斗争都与教会组织有联系并得到它们的帮助。甚至在工会活动分子起初与这些组织没有直接联系的情况下，抗议者在斗争的过程中也寻求得到知识界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帮助，Y.H.商事工人的抗议就属于这种情形[12] 。都市产业宣教会和天主教劳动青年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首尔—仁川地区女工占主导的轻型制造行业，而70年代的女工会活动分子与它们在产业界的布道有着密切联系。70年代的工会运动集中在京仁地区，与教会组织的产业布道集中在这一地区进行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果教会组织没有卷入到劳工领域，妇女是否会在韩国劳工运动中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值得问一问的有趣问题。我的猜测是可能不会。

　　接受过我的访谈的70年代工会活动分子同意这种观点。就东一工人斗争写过一篇精彩记录的石正南说；“外人（教会领袖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我们的斗争并不是真正自发的或由我们自己做的。没有他们的帮助，被压制蹂躏的工人不会自己加入劳工运动。正是由于他们给予我们深深的人道关怀、给了我们勇气，我们才这样做。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出路”（2000年3月29日访谈）。另一位70年代的工会活动分子金志宣[13] ，曾与其他5名工人一起发动1978年在汝矣岛广场全国感恩节礼拜仪式上的突然抗议活动，她也承认教会团体和知识分子在斗争最初阶段的关键作用：“当社会中谁也不把我们当人看时，他们向我们表示了真正的关心，将我们作为应受尊重的人对待。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们对这些真正关心我们和满腔热情帮助我们的人感到深深的信任和赞赏。我们有一种感觉，如果跟随他们，一切都会好的。”（2000年7月访谈）。

　　无论是石正南还是金志宣的评论，都为解释为什么是女工而不是男工与教会组织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提供了线索。首先，教会团体对女工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因为她们是受压迫和受剥削最深的。正如赵和顺牧师所说，“女工是所有人中最异化和最受压迫的”（1988,135）。产业布道以这些受到最严重剥削、最无依无靠的工人为对象，这是自然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分子对年轻女工也怀着这种博爱主义态度，把她们看做脆弱、易受伤害因此需要保护的人。第二个相关的因素是，对产业布道来说，轻型制造部门比较容易进入；而要进入大型重工业工厂则要困难得多。由于这些原因，面向劳工的布道活动大都集中在女工构成劳动队伍占多数的产业部门。

　　然而，更重要的也许是女工与男工之间对教会团体活动开放性之间的差异。首先，女工比男工更有可能参加教会活动。尤其是，女工对参加教会领袖组织的小组活动更感兴趣——教会与劳工联系的主要途径是这些小组活动而不是定期举行的宗教活动。为什么妇女对参加这些活动更感兴趣呢？我们可以想到几个原因：与男子相比，女工在工厂中有更大的心理和情感苦难感受，因此对精神安慰有更大的心理需要；作为工人，为了补偿她们的自我认同受到的损害，她们有获得教育和文化体验的渴望；她们参加多样化的业余休闲活动的自由较少。不过，金志宣还向我指出了另一个因素——妇女比男子在人类关系方面总的来说更加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因此她们对与陌生人一起在教会参加不熟悉的社会活动的内在抑制性较小。当这些妇女是基督徒时，情况尤其如此。在她看来，相比之下男工在人际关系方面“比较僵硬和具有等级观念”，对参加教会组织的小组活动或其他活动感到比较不舒服，除非他们自己是基督徒（2000年6月访谈）。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首尔-京仁地区参加教会团体和学生组织的小组活动的女工数量相当多，这是事实。通过这些活动，她们中间形成了强有力的团结精神，对工作场所的不公正有了更强烈的意识。渐渐地，这种新的意识发展成工会意识，发展成通过她们自己的努力建立独立工会来解决她们的问题的集体决心。

七 70年代劳工运动中的性别问题

　　鉴于女工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韩国劳工运动中的主要行动者，因此观察一下女权问题在她们的斗争中有多重要是很有趣的。各种资料来源显示，这些问题在当时并不重要；事实上，直到80年代中期，女权问题实质上在所有劳动纠纷中都没有反映。即使是在由女工领导的几场组织良好、相当具有战斗性的劳动罢工中，如在元丰、东一、Y.H.商事的罢工斗争中，女罢工者并没有提出任何与性别有关的问题并作为劳动纠纷的主要争论点。一个小小的例外是控制数据（Control Data）公司发生的情况。在该公司，女工在70年代后期曾为妇女从外国雇主那里获得产假和更公平的提升机会而斗争（Shin In-ryung 1988,322~334）。但实际上在70年代的所有劳动冲突中，主要的纷争是围绕为整个工人阶级（不管是男人或妇女）获得人道的条件、围绕组织工会以保证这样的条件而展开的。

　　当然，这并非是由于女工不关注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巨大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压迫。我们在本章和前面各章中已经看到，韩国女工遭受的劳动剥削、家长制统治以及性暴力损害的严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下半期以前，韩国女工大多数并没有一种适当的解释框架或语言来理解她们对支配性性别关系的体验。正如金志宣告诉我的那样，“当然，我们女工不得不忍受的不公平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但在当时，我们并不认为那些是性别问题，因为我们包括男工也包括女工当时面对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所以我们只从工人阶级整个阶级来考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曾有很多严重的女权问题”（2000年3月访谈）。我对其他早期女活跃分子的访谈也确认，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女劳工活跃分子并没有很强的女权意识。金志宣、（控制数据公司的）韩明熙和石正南都告诉我，当时最困扰她们的是这样的事实：女工会分子在结婚后只好离开劳工运动；她们说，这一弱点使她们意识到除了阶级不平等之外，父权制和性别不平等也是严重的问题。

　　可是，正如其他社会一样，在韩国妇女中，深深嵌入父权制当中的性别意识改变起来是最慢的。根据对女工所写的作文的分析，郑炫析注意到，“在她们的总体意识中，变化最慢的是性别意识。尤其难以克服的是她们传统的婚姻概念。在她们的作文中，找不到任何有关对女人来说参加劳工运动和通过这些活动对社会做出贡献与婚姻一样重要的论点”（Chung Hyun-baek 1985,156）。然而，不仅仅是工人，就连向妇女劳工运动提供帮助的知识分子也显示出同样低水平的女权意识。赵和顺牧师在她对70年代后期自己的活动的回忆录当中写道，“回忆起来，我想起了很多受到性别歧视的体验。然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当现在有了这种意识时，同样的现实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现在我已经走过了这道坎。”（Cho Wha Soon 1988,138）。

　　而且，在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期，劳工运动的周期确实使人们除了强调阶级问题之外，无法再重视性别问题；这两个问题被认为是分离的，它们之间具有潜在的竞争性而不是具有相互联系性。正如很受尊重的女劳工研究专家和法律教授辛仁羚指出，“不把首要目的与次要目的混同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选择一个错误的‘首要目的’，意味着犯模糊（社会的）根本矛盾和强调次要问题的严重错误。为了小心地不把妇女问题当成‘首要目的’，还意味着要警告不要进行一场改良主义的女权运动”（Shin IN-ryung 1988,333~334）。

　　甚至在学生劳工活动分子中，看轻性别问题而重视阶级问题的情况在80年代仍继续存在。金承庆80年代后期曾注意到，“尽管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过受到以性别为依据的歧视的体验，但女学生活动分子将性别问题视为与阶级相比属于次要的问题。她们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等级制和家长制结构有过抱怨，但很少讨论过她们对男人的悲愤，而且提起性别问题的妇女一般来说要被男生鄙视为不很严肃对待阶级问题。尽管与她们组织的工人一样有着共同的性别屈从体验，但这些共同性很少为女劳工活动家所注意。”（Kim Seung-kyung 1997,141）。

结论

　　无论是韩国政府还是雇主都声称，70年代及以后的劳工骚动主要是由于“外部不良分子”的鼓动。70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会斗争都与教会组织或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有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这种意义上说，政府和雇主的说法有某种道理。看来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宗教团体和知识界团体的参与，70年代劳工的情形会有很大的不同。

　　不过，这种说法否认不了70年代劳工斗争的铁的事实。引起70年代和80年代劳工抗议的主要因素，并非真正是外部鼓动，而是韩国产业工人在他们日常工作生活体验到的实实在在的现实。70年代劳工斗争的真正起因，毫无疑问是极差的工作条件、很低的工资，而且首先是管理方的不公平、不公正对待，简言之，是“非人的状况”。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样，韩国产业特别是妇女占多数的轻型制造业中的生产关系，迫使工人做出超越人类承受力的身体和情感牺牲。而且，管理方对体力劳动工人的鄙视态度，尤其是对女工的鄙视态度，造成了深深的心理创伤和愤恨，成了极容易爆发劳工抗议的起因。

　　劳动剥削和以性别为依据的压迫，使得女工的状况比男工更糟。从农村新录用来的没有经验的年轻女工是劳动密集性出口产业的主要劳动剥削对象。然而，不仅仅是剥削性的工作条件鼓励妇女参与劳工斗争；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们在工作中体验到在符号和身体方面猖獗的滥用权威。如果她们拒绝顺从的行为。通常就会遭到大声呵斥或殴打。她们时常成为性骚扰的对象。她们经常被称为“蠢妞”，不被当人看待。在这种环境下，女工比男工更铤而走险地呼喊要求得到人道对待。这是很自然的。

　　工作场所的这些物质和符号条件，终于于70年代在韩国新一代无产阶级中间激起了集体行动。然而。当这些集体性反应开始出现的时候，韩国产业体系中没有供发泄这些悲愤和寻求补救办法的合法途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70年代国家排斥性的合作主义劳工控制体系迫使工人在官方工会组织结构之外另寻出路。在这一时刻，一小批基督教领袖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愿意冒受国家压制的风险提供帮助。

　　教会组织对70年代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几方面的独特贡献。首先，进步教会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一种社会空间，工人可以在此聚会，分担她们的问题，分享她们的观点。在70年代，韩国工人没有其他可以自由互动和讨论共同问题的空间。其次，教会组织帮助工人确定她们努力的方向，即组织独立的工会，而不是进行零星的个别抗议。通过教会团体主办的小团体活动和夜校，工人了解了工会的重要性，了解到工会是改善她们在工厂中的条件的惟一有效手段。再次，教会领袖承担了在国家压迫面前保护工人的角色，尽管这种保护并非总是有效。同时，教会领袖还承担了动员民主联盟支持初生的民主工会运动的角色。总之，进步教会组织在促进韩国劳工运动并形成其发展模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我们在此再一次要小心，不可将到底谁是这些斗争的真正动力混淆。斗争的真正动力是女工，而不是教会。正是她们对工作中残酷性的体验，正是她们在共同的工作经验和共同的社会背景基础上形成的强有力的情感纽带，使得令人吃惊的团结行动成为可能。教会领袖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最好理解为催化剂，有助于将结构上决定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记住，正是劳动密集性出口部门的女工的艰难斗争为80年代的民主工会运动打下了基础。70年代妇女领导的斗争，对提升工人意识、阶级认同和团结网络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种基础性工作之上，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迅速发展。当奥格尔写下以下一段话时，他写得绝对正确：“当80年代中期男工开始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曾经为公正一直斗争了十多年的妇女的肩膀上”（Ogle 1990,86）。

　

[1] 清溪是一个包括平和市场在内的有很多服装厂的更大区域。

[2] 奥格尔本人这段时期曾是一位工厂牧师，据他报告，60年代在韩国工厂和码头工作的牧师总数不超过25名（Ogle 1990,87）

[3] 在70年代中期，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在韩国全国有几百名会员（参见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ǎpǔihoe 1984,225）

[4] 70年代期间有关由另一名男工在女工占大多数的三元纺织公司发动和领导组织工会斗争的突出例子。见柳东佑（Yu Dong-wu 1984）。

[5] 韩国劳总内部的一些行业工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确曾为保护工人而工作过，而且有些独立的工会是70年代在全国纺织行业劳组的襄助下组成的。但在1972年“维新”体制确立之后，韩国劳总和行业工会完全变成了只不过是政府的傀偏组织（Cho Seung-hyok 1988）。

[6] 例如，进步基督教会领袖团体“新教和天主教劳动问题协力协议会”1974年曾发表一份声明，用严厉的语言谴责官方工会组织：“如果他们不为保护工人的基本权利而工作，韩国劳总和全国纺织劳组必须立即自行解散并为已成为剥削工人的第二组织而向400万名工人和全体公民道歉。”作为反应，韩国劳总发表了自己谴责教会领袖的强硬声明：“一小撮宗教领袖渗透到我们的劳工组织之中，并试图通过鼓动天真的工人而扭曲劳工运动的正确方向，造成组织分裂和劳工骚动，对此，我们催促他们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我们以60万名有组织工人的名义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采取这种行为，我们将动员我们所有的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惩罚”（Wonpoong Mobang haeko nodongjia 1988,97-98）。

[7] 所有这些公司的工会活动家都发表了他们组织工会斗争的记录，不过最有用和最容易找到的是以下材料：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ǎpǔihoe 1984 ）和李泰昊（Lee Tae-ho 1986a）。

[8] 根据工人的报告，一名警察断然拒绝了女工救命的呼喊，说“你，臭娘们，闭上嘴！等会儿再说”（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100）。

[9] 这种性别歧视意识形态因韩国工作组织的性别歧视性质而得到强化。通常，男子被赋予更大的权威和责任，对公司比较忠诚。在女工占劳动队伍大多数的多数轻型制造企业，男子更有可能处在熟练工或技术工作的位置，有被提拔到某个监管职位的可能性；而没有出头之日、半熟练的岗位雇用的则是女工。显然，很多急于得到提拔的男工感到，女工中的活跃分子正在使他们失去机会。因此，他们对女工中的工会活跃分子的性别偏见通常与深深的敌意搅在一起（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45）

[10] 韩国政府当时有意将3月10日而不是5月l日定为劳动节，以便割断与国际劳工运动的联系。

[11] 死亡的原因现在仍无法确定，警察声称这是自杀，而工人则认为她是被警察杀死的。包括金景淑在内的几名抗议者在替察冲进大楼时确实曾企图利用砸碎的玻璃自杀

[12] 由Y.H.商事以前的工人写的《Y.H.商事工会史》说道：“正如本书所报告的那样，Y.H.商事工会过去与都市产业宣教会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工会会员没有一个属于都市产业宣教会成员（Chon Y.H. nodong chohap and 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ǎpǔihoe 1984,255）

[13] 金志宣曾名金波姬（音），因为她最初受雇于二元纺织厂时曾用过一个亲戚的名字，以隐瞒她未到法定就业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