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 第三篇 台湾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日共及中共的关系与台湾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关系 第七章 台湾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日共、中共的关系 第一节 第三国际控制下的台湾共产党（一）台湾的革命战略第三国际从成立开始，一直寄望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运动，并且将民族解放运动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1]。 列宁早已看出远东地区的殖民地将是一个有利共党渗透的广大地区，因此在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决定组织一个「殖民地委员会」，并通过「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这个提纲为远东的革命策略提供一个发展的基础，又因为当时亚洲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倾向于共产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它在苏维埃领袖的心目中更具重要性[2]。 共党运动传抵台湾的时间很晚，是由留学日本和中国且参加国际共党运动的台湾学生传回岛内的。台共于一九二八年成立，它毫无疑问地是基于第三国际所通过的意识形态和策略来进行活动，并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第三国际分析当时日本的现象后，将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控制和破坏殖民地可以解放亚洲前途这两件事，密切地牵连在一起，使得所有企图分离这两种现象的努力都遭到失败，并且使问题复杂化了[3]。 第三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日共一九二七年纲领，在有关殖民地的政策中最特殊的一项是殖民地完全独立的原则[4]。 这个主导思想在台共一九二八年政治大纲中重新出现，大纲中强调台湾人民的独立以及建立「台湾共和国」的主张[5]。 因此，台湾的革命策略应该做到自殖民地的桎梏中求得解放，而此项解放不应该属于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也不是日本革命的一部分；台湾的革命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现象。基于台湾的革命为求取本身独立的看法，日共领袖渡边政之辅、佐野学在讨论台共成立以及草拟台共「政治大纲」时，倾向于主张台湾的独立建国。 台湾人民的历史显示出[6]，台湾主要是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所形成的，因此「台湾民族」的传统和「独立的传统」，在历史上一向很薄弱[7]。 台湾民族的概念既然尚未稳固，台共通过的策略自然是取材自第三国际的指令。第三国际考虑到这个岛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事实，所以将它放在与中国不同的基本地位来考虑[8]。 第三国际因此决定将台湾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置于日共的指导下，而不将他们置于中共之下，一九二五年谢雪红与林木顺留学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KUTV）时，编在日文班而非编在中国班的原因也就在此。同时，台共在一九二八年成立时所通过的政治大纲，将这个决定给予具体化[9]。 在这个阶段，亲中共与亲日共份子之间的不合已经存在。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和上海左翼台湾人领袖的翁泽生，他对第三国际要求日共协助台共的策略有任何形诸文件上的反应。同时，领导台共建党成立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荣，在第三国际的绝对权威之下，也没有抗拒这个策略。最后，当一九三一年台共在第三国际东方局指导下重新改组时，这个有关台湾革命的策略并没有被改变。 西元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由于中国联俄容共政策的失败，第三国际的殖民地革命策略面临一个困难的阶段，第三国际重新评估民族资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一九二八年二月第三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九次全会，这次会议是第三国际左倾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它采用了布哈林（Bukharin）在苏联共党第十五次大会提出的「阶级对抗阶级」的口号，「统一战线」的策略被认定是错误概念下的产物，旋遭放弃[10]。因此，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拒绝了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策略。它甚至更进一步，不仅拒绝了改革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对小资产阶级也极端的不信任，认为当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愿望获得满足后，他们的大多数必定也准备放弃革命的斗争工作。大会决定舍民族问题而强调阶级问题，以便在工农苏维埃的基础上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朝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11]。 由于第三国际策略的变化，很明显地，台共创立时所采的策略已经无法延续下去。在台共的看法，台湾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保有反日的革命性格，但是台共并没有为巩固这项性格而提出相应的政策[12]。 台共仅确立台湾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将来自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力量。它考虑到目前的革命是一种民族民主革命，但是此种革命颇具社会主义革命的远景，因此，所谓「工农政府」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应该于适当时机提出来[13]。 前述事项清楚地指出，台共虽然在第三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之后成立，但是它所采用的却是先前的策略路线。 （二）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台共的改革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检讨了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认为整体而言殖民地的共党活动最为脆弱。事实上，多数的殖民地并没有真正的共党组织，当它们成立以后，这些党只是一群领导人的集合体而已，并不能获得大众的支持[14]。因此第三国际决定增强殖民地的共党活动，库西宁（Kuusinen）起草的所谓“库西宁提纲”于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获得大会通过采用。这个方案主要在指出「客观的革命形势和主观因素薄弱，如何克服两者间极其显著的不平衡是共产国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5]，同时「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也是共产党目前最根本的任务[16]。 国际共党因此于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间，对亚洲各殖民地采取一种更激进的策略。譬如越南，当时共有三个不同的共党组织（分别在北圻、中圻、南圻），第三国际派遣阮爱国（胡志明）于一九三〇年抵达香港，联合三派共党组织成为越南共产党，作为法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17]。同年十月该党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18]。 台共于一九三一年的重组与此情形相同，它依据的是第三国际有关亚洲殖民地共党组织成立和重组的原则，并联结党内反谢雪红的势力。这种可以上溯到台共建党之初的对立，不仅加剧了党内斗争程度，也促使改革同盟成立[19]。 实际上，台共放弃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含混态度，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反动团体，构成台湾革命的一个障碍；它同时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念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与武装斗争[20]。 库西宁的提纲同时指出，建立在无产阶级之上各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正式而有效地成为第三国际的独立支部[21]。此举是为了去除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的猜疑与不信任。因此大不列颠（Grande Bretagne）与印度共党应该形成两个不同的党，虽然英国共党实际上负有指导印度共党的任务；同样地，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的共党也应该脱去法国共产党支部的角色[22]。 至于台共，它从创立之初即遵循为日共民族支部的指导路线也因此改变了。不再有任何文书资料提及台共是日共的支部。虽然台共并没有获得新的地位，但仍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党，像其它殖民地国家的共党一样，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事实上，除了东方局于一九三一年三月发出的「致台湾共产主义者书」外，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文件足以证明台共为第三国际诸多支部之一的事实。无疑的，这是因为台共临时代表大会召开后即为日本当局完全摧毁的缘故。 尽管我们观察到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一年两个政治大纲适用上的差异，台湾革命的这个策略始终未变，台湾是以一个独立的单元而参与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的。 然而第三国际策划的战略最后并未能达到：事实上，改革同盟的成员遵从东方局的指示，排斥由谢雪红指导的「关门机会主义者」的政策，在迅速扩大党组织的目标下，遵循「开门的急进主义者」的路线，以配合「资本主义第三期」的新情况，这种作法事实上加速了台共的毁灭。 第二节 日共指导下的台湾共产党（一）殖民地解放政策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就渊源来说，是受日本大正民主时代（一九一二——一九二六）的影响[23]。事实上，日本这时也是社会运动蓬勃发展的阶段，它在台湾左翼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这些左翼运动也受到中国的某些影响，在当时状况下正处于一种革命运动的起步阶段：但日本的殖民地政策企图切断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联系[24]，使得日本的影响力自然变得更直接、更重要。 一九二〇年代当中，包括社会民主党的日本无产阶级政党，曾经谴责日本的殖民政策，同时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人民，要求停止种族歧视[25]。一九二二年日共成立，在讨论日本殖民地问题的日共提纲中，只要求「日本从朝鲜、中国、台湾以及库页岛撤军」而已[26]。在这个阶段，尚未触及殖民地独立的问题。 一九二一年台湾人开始进行一项自治运动，他们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请愿书，要求设立台湾议会，这个运动受到日本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自治运动于一九二七年遭到日共反对，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倾向独立的运动。在这之前，日共领袖佐野学曾在东京青年会本部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呼吁支持台湾议会的成立，同时指出这是台湾人民走向自决的第一步[27]。 日共的重建是以一九二五年纲领为基础，虽然这个提纲规定朝鲜及其他殖民地获得解放，但是直到一九二七年的纲领中才正式证实了这项进展。日共在“一九二七年綱領”中要求殖民地应该完全获得独立，同时明白要求日共与日本殖民地解放运动维持密切的联系，以及供应他们意识型态和组织上的支持，并将此视为本身应负的责任[28]。 可以说，自从列宁提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后，日共及其它共党组织在实现「共产国际」的任务中都必须扮演一种角色，即帮助殖民地的革命运动[29]。 事实上，日共从建党开始，即以传播马克思意识型态的方式，向日本的台湾留学生扩展它的影响力，这个事实与台湾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的事不能说没有关系。借着日共指导下左翼学生组织的协助，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部的组织成立了，并且在「东京台湾青年会」中逐步发展。一九二七年年底，青年会被左翼分子所控制，对于在日本的台湾人而言，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很重要的一步。同时，日共着手准备组织台湾共产党的团体，日共承担这项具体任务，不只基于意识形态的传布计划，在历史渊源上，也基于组织的发展计划。当谢雪红和林木顺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KUTV）就读的时候，他们毫无疑问地与日共党员有所接触，在结束学业后，他们先返回上海，继而前往日本，在同一时间返日的日共领袖德田球一，也负有在日共指导下筹组台湾共党运动的任务[30]。同一时期，渡边政之辅自莫斯科归来，他在莫斯科接受了第三国际有关组织台湾共产党的指示。因此，日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创建台湾民族支部，作为日共的一部分，为了创立台共，同时采用由渡边政之辅及佐野学起草的政治大纲和组织大纲草案。 （二）组织关系的含混尽管朝鲜和台湾当时都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台共的成立和朝鲜共产党的成立方式毕竟有所不同。朝鲜共产党重组于一九二一年，但一九二五年才在朝鲜正式成立朝鲜共产党，一九二六年被第三国际执委会批准成为第三国际的支部[31]。 但是台共的成立却相当迟缓，而且是以日共的一个民族支部形式出现，这种差异可以下述方式加以解释：历史上，朝鲜即是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这与台湾的情况并不相同（一八九五年第一次中日之战后，清廷为赔偿日本损失而割让台湾）[32]。 然而依据研究，我们认为前述解释并不能完全成立，在台共组织大纲中我们读到： 「某些阶段中，台共是以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形式组织起来。」[33]
在“台共建党大会宣言”中却又提到： 「台共是一个以马列主义武装进行活动的革命政党，它与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党组织一样，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34]
依据第一段引语，台共是日共的一个民族支部，很自然地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次级支部（soussection）；但是依据第二段引语，它确确实实是第三国际的支部（section），这两段话显然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我们观察上述文中所用的语句，譬如组织大钢中的「某些阶段」，我们可以说这种说法并非完全矛盾的，可以解释为在台湾方面有了正式的组织活动后，台共应该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35]。台共成立当时的第一批党员，无疑的是期望台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只是当时台共尚缺乏任何共党运动的组织经验，一开始以日共支部的组织形式出现，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36]。 依据佐野学的意见，台共当时并没有共党的组织，但是对台湾共党团体而言，台共不失为一个方便的称呼，一般共产党都应该成为第三国际的支部，但是这种状况当时并不适合台共[37]。 我们发现，从一开始日共和台共之间的组织关系就不十分明朗，况且在台共创始党员中已有一批人是中共党员。这些状况使得台共和日共之间的关系更加混淆。另外，台湾共产党中的中共党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在台北成立中共台湾支部[38]，这些复杂的状况很明显地和台共日后的变化及党内斗争相互有所关连。谢雪红日后在改革同盟召开和控制的临时大会中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个事实连同上述状况，也就是谢雪红试图重新建立台共和日共组织间正式关系，以对抗由翁泽生和王万得组织的中共势力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三）日共指导力量的不足台共作为日共的民族支部，应该接受日共的指导，但是事实上，从一开始它的指导力量即显不足。当谢雪红和林木顺抵达东京，想从日共手中接受有关台共成立的建议时，日共当时正为即将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工作而忙碌，他们只取回台共两项大纲草案，这种状况使得他们必须寻求中共方面的指导与支持。 依据台共的成立过程，我们看到日共并未派遣代表，也未对台共建党大会致送任何讯息。在台共建党的前一个月，三月十五日的逮捕行动已经对日共造成严重的打击，因此那些逃避逮捕的日共党员必须隐匿起来，即使台共想获得他们的支持或象征性的出席，在那种困难的状况下也是不可能的。上海当时是台湾共党运动的中心，同时获选为台共建党地点，东京和这个城市地理上的距离以及联系上的困难，也在日共指令的传递上构成阻碍，但是与中共联系却比较容易，当时它的指挥位中心仍设在上海。 因此，由中共对台共提供援助变得较有可行性，台共成立后，佐野学在上海遇见一位中共中央委员。这位中央委员与几位台湾人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或三月间，即对台湾共党团体的组织问题有过数次讨论。由于日共对「台湾同志」提供指导已变为不可能，佐野学即对中共提出类似的要求[39]。 这项由日共要求中共给予台共的指导，在台组织中造成混乱，是造成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党内斗争的因素之一。 一九二八年九月东京特别支部成立前，在日本当局严厉控制之下的日共和台共，都处于同样的不稳定情况，他们之间的联系变得不正常，特别是一九二八年十月渡边政之辅在台湾死亡后（他所负使命的目的直到今天仍不为人所知）。 当特别支部在东京成立后，日共的指导变得具体而明确，当特别支部负责人陈来旺从上海返日后，他不但与台湾的「同志」保持联系，同时也将所收到的报告与消息传达给日共中央委员会[40]。日共则交给他重要文件以及如「赤旗」机关刊物等传单小册，让他便于发展东京台湾人的共党运动，同时借着他们的努力，扩展到台湾本岛[41]。 一九二八年年底成为台共中央委员的谢雪红接到日共的指令，与林日高、庄春火两人在台湾组成党的中央机关，并开除翁泽生系统的四名中共党员。 在这个阶段中，日共的指导占了优势。但是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事件不仅对日共造成一项严重的打击，同时也摧毁了台共东京特别支部，使日共和台共之间的关系彻底绝裂。由于恢复与日共的联系甚为困难，谢雪红转而趋向中共，造成第三国际的介入，引发党的改革，最后翁泽生的系统重新建立党的领导权，台共也不再成为日共的民族支部，而直接听命于第三国际东方局的指导。虽然被开除党籍的谢雪红派遣刘缵周前往日本，试图重新建立与日共的关系，以对抗翁泽生的系统，但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刘返台前，党已经被日本人整个摧毁了[42]。 台共的领袖过于顺从日共的指导，缺乏创造与独立自主的精神，这些弱点谢雪红是了解的[43]。 此外，日共对台共的指导被证实是不充分的，这在谢雪红心目中是台共落入「机会主义的错误」的第一个原因[44]。 但是这种指导力量的不足从日共的立场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在警察有效而持续的压制下，日共与台共遭受相同的命运，在一九三三年即告被摧毁[45]。 依据我们的研究，日共似乎没有对台共提供任何金钱上的援助[46]，台共中央机关因为党员有限，完全依靠台北国际书店的资助。台共在没有其他维持生计的方法之下，应该会寻求财务上的支持，根据谢的说法，正由于没有财务上的支持，所以台共无法召开大会以纠正「机会主义的错误」[47]。 第三节 台湾共产党和中共的关系（一）台共和中共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到结束都证实与中共有密切关系。一方面，一九二八年台共成立前，当时正是中国政府联俄容共时期，在中国的台湾学生开始组织反日运动，在中共的影响下，他们逐渐地倾向共产主义。我们看到一九二四年在中共指导下成立的「平社」，它的目标即是在台湾人中传布共产主义。中国大陆的台湾人组织里，在上海成立的均受到来自中共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们在台湾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实在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一些台湾左翼积极分子，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接触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这其中蔡孝乾、翁泽生、林木顺、谢雪红等随后成为台共第一批党员。另一方面，台共接受来自中共方面必要的援助，如中共的彭荣更直接参与台共的建党筹备工作和成立大会。台共了解中共支持的重要性，所以派遣翁泽生驻在上海负责与中共的联系。台共在一封致中共党中央的信中，对台共与中共的关系有清楚地说明： 「台湾共产党有很多党员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与训练。因为这个原因，台湾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共产党有很密切的关系，台湾革命与中国革命也有很多的关连。所以，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对台湾共产党给予指导与支持，这是大会全体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最热烈的要求」[48]。
正如同我们前面指出的，当台共成立的阶段，台湾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两种派系，多数派以翁泽生为代表，与中共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派由谢雪红代表，倾向日共。以翁为代表的集团籍着「无产青年」的协助，在台湾拓展共产主义的运动，这其中以蔡孝乾最为特殊，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上海逮捕共党事件使他不得不逃亡中国大陆为止，这段时间他的工作十分有效[49]。因此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有一位台共党员在台北创立中共台湾支部，其目的即在防止共产党员分崩离散，这个支部努力发展它的组织，并形成两个小组，一个在台北，另一个在台中[50]。一九二八年底台共中央机关在台湾重新成立，在谢雪红控制下的这个中央机关，曾经企图吸收这个中共支部。但是这种倾向于中共的态势仍旧保存了下来。 我们因此可设想，假如台共不能在第三国际指导下作为日共的支部，它毫无疑问地将以中共支部的面貌出现。 只有在台共与日共完全断绝关系之后，中共对台共的指导地位才变得最为重要。当时台共中央委员会派遣林日高抵达上海，借着翁泽生的协助，试图与第三国际恢复联系，造成中共拥有影响力的地位。稍后台共的改革是在中共的「建议」下实现，同时由中共支持的改革同盟来进行党内改革。一九三一年五月党临时代表大会召开时通过一项决议，台共再一次证明其与中共的密切关系。实际上，临时大会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的革命经验，对台湾人而言是重要的一页课程，同时中共对台共的成立与改革所提供的支持与指导也有极大的国际意义。 然而，重建后的台共却遭到第二次的破坏，这是对台共致命的打击，绝大部分的党领袖和党员都遭到逮捕和拘禁。至于那些逃过逮捕的人则潜返中国大陆，与中共党员取得联系。依据国民党的资料记载，当时中共福建省书记罗明曾经接获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在厦门接待并重组这些避难于福建的台湾共产党员，然后将他们送往江西苏区接受训练[51]。因此，蔡孝乾于一九三二年离开当时红军包围的潭州前往瑞金，后来获选为苏区反帝总同盟主席，这个组织负责与殖民地人民的联系工作[52]。依据同一种国民党资料来源，中共当时决定派遣福建籍党员返回台湾工作，负责重组台共的任务，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之前，台共党员多半在苏区中接受训练[53]。然而，依据我们的研究，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直到日本殖民统治终止前，我们并没有发现台共在台湾有任何重组的迹象。 （二）台湾地位的问题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人曾经推动多种不同的抗日形式。这些抵抗运动触及到台湾前途问题，民族主义运动者考虑到下面三种可能性： 1．继续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并且向自治的目标演进； 2．回归中国； 3．争取独立。 第一项考虑是承认日本的统治，在合法的范围内推动政治运动以实现自治的目标，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民众党和台湾地方自治联盟都依循了这个路线；但是，这些活动都暗含有台湾回归中国的趋向。后两项考虑则完全拒斥了殖民地政权，有时候他们的主张也相互混淆，认为台湾独立是回归中国的初步阶段[54]。 「台湾人民独立万岁」和「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两个表示台共基本方面的口号，造成各人解释上的分歧。某些人认为这两个口号如果与其它台湾人组织的口号相比较，是对台湾前途的一项清楚而明确的声明[55]；相反地，有人认为「独立」这个名词意指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以及台共反对回归到国民党反动政权控制下的中国[56]。 关于这一点，由于台共当时「在中共的影响下以及协助下」[57]成立，所以看看中共的立场以及它同意这两个口号或其原则的理由，是很有意思的，就我们获得的资料考量它两个口号不仅反映了我们上文已经谈过的第三国际建立的台湾革命策略，同时也反映出中共对台湾岛和岛上人民的观点。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三年间，中共的党领袖总是将台湾人民视为一个「民族」，并且承认台湾民族解放运动是一种「弱小民族」的斗争行动，这个斗争与中国的革命并不相同，而且具有潜在的独立自主权[58]。就台湾人献身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言，他们确认这是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独立运动[59]。直到一九四〇年代初期，中共并没有要求归还台湾，反而对台湾的独立运动给予支持。 当早期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建议台湾共产党改革党务并修改党的政策时，他也并没有改变这项支持台湾独立的原则。 有关中共支持台湾独立的最重要资料，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延安与史诺（E. Snow）的一段话。毛在谈话中谈到收复失土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任务在于收复所有的失土，而并非仅在长城这一边保卫我们的主权，这就是我们应该收回满州。可是，这里并没有包括中国以前的殖民地朝鲜在内。但是当我们收复中国失土、重新获得独立后，如果朝鲜人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热烈帮助他们的独立斗争行动。同样地，这项原则也适用于台湾。」[60] 这个谈话内容并没有将台湾包括在中国失土内，它承认台湾未来将走上独立之路，这一点意义极为重大。然而，从一九四三年开始，中共的立场已有所改变，当时开罗宣言公开宣布，台湾以及其它的土地将归还中国[61]。从这个重要的日子开始，中共开始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此拒绝台湾人的独立自主权。一九四九年开始中共特别强调台湾的解放问题，并且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6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对台的统治也终止了。台湾开始处于国民政府的势力之下，多数被日本人拘禁的台湾共产党获得释放，中共当时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进行重组与吸收的工作，以采取对抗国民政府的活动。依据国民政府资料来源显示，这些活动是造成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直接原因。但事实并非像官方所说的一样，有充分的资料显示，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统治的腐败，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63]。这个事件过后，谢雪红逃至香港，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一九四九年她抵达北京，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委员，但是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斗争中，她被控以右派分子罪名，一九七〇年病逝于北京[64]。 最后，我们应该指出的是，我们以上所论述的台共，也就是基于殖民地范畴以及为解放台湾而提出台湾独立的政策方向的台共组织，在一九三三年被日本摧毁后就不再存在了。这时期以后，在中国的台共活动以及一九四九年开始由中共控制而以「台湾共党分子」在台湾进行的活动，应该另外加以讨论，不能把它放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一段历史中来加以考虑。 [1] Pierre Broue (éd.), La question chinoise dans I'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1926—1927), 2 ème éd. revue et augm.(Paris:Etudes et documentation interntationales,1976), p.2. [2] 斯大林曾经呼吁，东方不应该被遗忘，因为东方构成一个无穷尽的革命储备力量，面对世界帝国主义，东方是最坚强的后卫。他强调，共产主义的任务在于唤醒东方被压迫的人民，给予他们革命解放的精神。Cf. Stalin, "Do not forget the East" (Document 23), in:Eudin et North, pp.156—157. [3] collotti Pischel et Robertazzi, p.16. [4] Cf. "Theses on Japan adopted in the Session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tern onJuly 15, 1927", in:Beckmann et Okubo, p.308. [5] 参阅附录一。 [6] 台共政治大纲——开始即叙述「台湾民族的发展」历史，指出原住民是台湾最早期的居民。这个原始居民居住的岛屿在十六世纪前半叶被西方先进国家荷兰所占领，而揭开了台湾殖民地历史的序幕。其后，原住民被迫避入深山，接着，由中国南方移民台湾的汉人逐渐增多，台湾民族就逐渐结合形成了（参阅附录一）。 [7] 参阅“一九二八年台共政治大纲”中的「三、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 [8] 若林正文，页139—140。 [9] 同上。 [10] Jane Degras(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s, réimpression(Ière éd. 1960)(Plymouth/London:Franck Cass, 1971), t.2, p.424. Cf.:Jane Degras, "United Front Tactics in the Komimtern, 1921—1928", in:Footman(e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London:Chatto & Windus, 1960), p.9. [11] Cf. Carrere D'Encausse et Schram, pp.87—88. Cf, "Thèses sur le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dans les colonies et semi-colonies", in: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Thèses èt resolutions du VI éme Congrè de I'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réimpression(Ière éd. Paris:Bureau d'Editions, 1928)(Milano:Feltrinelli, 1967), pp. 159—204. [12] 1928年的“台共政治大纲”，把台湾社会分为九个阶级，其中进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地主、自耕农，均保有「革命的倾向」。 [13] 附录一。 [14] Degras(éd.)， t.2, p.526. [15] "Thèses sur le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les colonies et semicolonies", in: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Thèses et résulutions du Vlème Congrès……, p.188. [16] 同上。 [17] J. Lacouture, H? Chi Minh(Paris:Ed. du Seuil,1967), pp.44—48. [18] Cf. Decision of XIth Plen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26 March—11 April, 1931), in: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XIth Plen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ses,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réimpression(Iére éd. London:Modern Books, 1931)(Milano:Feltrinelli, 1967), p.28. [19] 若林正文，页143。 [20] 1931年的“台共政治大纲”，见《沿革誌》，页721—723。 [21] 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Thèses et résolutions du Vlème Congrés……, p.198. [22] Degras(éd.), t.2, pp.526—527. [23] Edward I-te Chen, "Formosa Political Movements……"， p.477. [24] 矢内原忠雄，页86。 [25] Oakley Totten, III.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277—278. [26]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Platform, 1922", in:Eudin et North, pp.330—333.另参阅:"Draft Platform" [27] 佐野学，“臺灣議會の設置を助けよ”，《臺灣》4卷3期，1923年3月，页37—40。但1933年佐野学被捕时，他的立场一百八十度地转变，并且谴责共产主义运动；他宣称殖民地独立和民族自决都是过时的布尔乔亚的观点；在他民族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观念下，弱小民族如满洲、台湾和朝鲜，应该继续接受日本政府的统治，以享有相等的经济利益和相等的权利。参阅：Beckmann et Okubo. p.247. [28] "Theses on the Japan adopted in the Session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intern on July 15, 1927"， in:Beckmann et Okubo, ibid. [29] Carrere D'Encausse et Schrmam, p.267. [30] 王育德，页126—127。 [31] 但这项批准到了1928年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时才正式予以承认。Cf. Dac-Sook Suh(éd), p.228. [32] 参阅山边健太郎的注释，见《臺灣II》，页19。 [33] “台共组织大纲”，见《沿革誌》，页595；《臺灣II》，页256。 [34] “台共建党大会宣言”，见《臺灣II》，页254。 [35] 若林正文，页139。 [36] 附录一。 [37] 参阅佐野学第八次预审供述，见：山边健太郞编，「社會主義運動III」，页235。要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履行21项「条件」。参阅"Conditions d'admission des partis dans I'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in: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Thèses, manifestes et résolutions adoptées par le ler, IIème, IVème Congrès de I'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1919—1923), réimpression(Ière éd, 1934)(Paris:Ed. F. Maspero, 1969), pp.39—41. [38] “臺灣の黨組織活動方針及びその組織狀態”，见《臺灣II》，页271—273。 [39] “佐野學第八次豫審供述”，见：山边健太郞编《社會主義運動III》，页236。 [40] 陈来旺所写并交给日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于日共领导人市川正一1929年3月16日被捕时，在他家中被发现。参阅《臺灣II》，页271。 [41] 这些资料在特别支部遭到破坏时，被警察没收并编有目录。见：《臺灣II》，页93—95。 [42] 《治革誌》，页740—741。 [43] 参阅“谢雪红在法庭的供词”，见《治革誌》，页682。 [44] 同上。 [45] Scalapino, p.43. [46] 日共只支付台共传达者旅费，例如，谢雪红派去日本的刘赞周，收到40圆作为回台旅费。参阅《治革誌》，页741。 [47] 参阅“谢雪红在法庭的供词”，同上，页684。 [48] “中國共產黨中央に致せる信”，见《沿革誌》，页661。 [49] H. F. Snow, Book II., P.325. [50] “臺灣の黨組織活動方針及びその組織狀態”，见《臺灣II》，页273。另参阅：《臺共檢擧顚末》，见《臺灣II》，页90、164—165。 [51] 郭乾辉，页43。关于罗明，参阅Donaid W. Klein et Anne B. Clark, Biographi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t.2, pp.650—651. [52] H. F. Snow, Book II, P.325.:E. Snow, p.103.另参阅蔡孝乾，《江西苏区……》，页1—2。 [53] 郭乾辉，页43—44。 [54] 1927年在广东组成的台湾革命青年团主张台湾独立，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台湾的独立关系密切。但由于中国尚未有能力收复台湾，所以台湾面对日本的统治，应该先争取本身的独立。参阅张深切，《广东台湾独立革命运动史略……》，页16。 [55] 许世楷，页330。王育德，页127。 [56] 山边健太郎的注释，见《臺灣II》，页26。 [57] 张禹，《我们的台湾》（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页85。再版。见：《臺灣問題重要文獻資料集》，复刻编集版（东京：龙溪书舍，1971），第二卷。 [58] Frank S. T. Hsiao et Lawrence R. Sulliv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us of Taiwan, 1928—1943", Pacific Affairs 52(3), autumn 1979, p.446. [59] 台湾民族解放所含的独立性质，在1937年到1941年之间最为明确，那时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的「国际」性。中共官方的决议以及党员的私人谈话中，都指出台湾在抗日斗争中占有独立的政治地位。Cf. Steven M. Goldste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lonial Areas:The view form Yenan, 1937—1941"， China Quarterly(75), sept. 1978, pp.594—622. [60] E. Snow, Etoile rouge sur la Chine, trad. de l'anglais(Red Star over China)(éd. définitive revue et corrigée par l'auteur 1963), par Jacques Reclus(Paris:Ed. stock, 1973), p.88. [61] 1943年的开罗会议，参加的有中国、美国和英国的领袖，其目的在协商如何于近期内打败日本。参阅"Document 12:The Cairo Declaration, November 26, 1943", in:Hungdah Chiu(ed.),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 Documents and Analysis(New York/Washington/London: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207. [62] 有关中共政策改变的理由，参阅：Hsiao et Sullivan, pp.464—466. 依据Moriyama Akio的研究，中共于1940年代就有关未来国家的组成，改变了它的政策，不再主张「联邦制」，而提出一个统一的中国的构想，因此反对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利。Cf. Moriyama Akio,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ttitude toward Formosa from 'Independance of Formosa' to 'Liberation of Formosa'"(Mitata, Tokyo: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12), mai 1974, pp.133—136. [63] 裴可权，“台湾之叛乱与覆亡”，《中央日报》，1980年5月10日，页11；1980年5月11日，页11。另参阅：郭乾辉，第四章。但是以另一种不同于官方说法的观点描述的二二八事件，参阅George K. Kerr, Formosa Betrayed(London: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art III, "Crisis and Aftermath". [64] 参阅蔡文金，“为谢雪江同志复仇！”，《展望》1期，1958年4月，页24、26—27。另参阅：思民“谢雪江、中共与台独：详述中共对台独的新策略”，《中央日报》，国际航空版，1980年9月8日，页3。谢雪红死后十年，她的罪名终于获得中共的平反。参阅《人民日报》，1980年8月7日，页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