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 第八章 台湾共产党对台湾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影响 第一节 台湾共产党和文化协会（一）台共对文协的政策文化协会成立于西元一九二一年，被认为是民族主义运动起源的一个主要组织。从草创至一九二七年左倾为止，它扩展文化活动使台湾人民产生民族意识，为台湾的自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它最重要的任务却与台湾议会设置运动有关，同时它对工农运动的发展也有贡献。简单地说，在文化协会左倾之前，它就是所有在台湾内部发展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大本营」和主要根源[1]。 文协在一九二七年分裂后，领导权落入连温卿和王敏川手中，但是一九二七年也是文协积极致力于成立工人组织的一年[2]。到了一九二七年十月，文协已成立二十三个地方支部，会员超过一千五百人[3]。此外，它与农民组合的合作也促进了台湾左翼运动的发展。 由于这些理由，台共决定让文协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何况那时候台共尚未组成工农统一战线）： 「竭尽全力吸收所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建立一个以工农民众为中心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工人、农民各阶级的联合体——大众党的组织是不可或缺的。现在就必须暂时利用文化协会为中心，作为扩大共产党活动的舞台。即一方面先克服它的幼稚病，吸收工农先进份子及青年加入文化协会，另一方面则极力暴露民众党的欺瞒政策，将受其领导的群众引向左方，渐次以文化协会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中心，而到一定时机后再改造文化协会，组织大众党。」[4]
蔡孝乾和洪朝宗这两位具有文协重要领袖身分的台共中委，由于上海逮捕共产党员事件而避难中国大陆，谢雪红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获释后，与文协其余领袖联系并极力推动台共的影响力。文协当时领导反抗日本当局的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新竹事件，或者是一九二八年有关台南墓地的纠纷[5]。由于许多领袖被捕，使得文协的活动趋于停滞；会员日趋减少，财务问题更形恶化[6]，文协也渐渐衰弱下去。但一九二八年十月被捕领袖获释后，文协召开第二次大会，试图恢复与重组文协的活动[7]，虽然大会遭日本警察制止。中央委员会随即于次年初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有人认为文化协会不是大众党的组织而是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共联的思想团体[8]。这个定义与台共赋予文协的角色混淆不清，显示当时指导力量的分岐，台共在文协尚未获得优势的地位。 当文化协会企图依照新的方向恢复活动时，它立刻卷入所谓的「二一二事件」，以至完全无法实现新的目标。 台共中央机关在一九二八年底成立时，决定加强自己在文协中的活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台共派遣吴拱照和庄守进入文协工作，负责文协党团的组织工作[9]。文协第三次大会召开时，台共已有在文协中建立领导权的准备计划，这个计划是吴和庄提出的，以「彰化支部的草案」的名义，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第三次代表大会中通过。依照这个草案，文协新的工作方向在团结城市居民和学生，使他们成为台湾无产阶级运动的外围势力，更直接的目的是加强压制民众党和左翼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力量[10]。 新的指导路线因此确立了下来，依据一位文协领导人物吴石麟的说法：「庄守的策略显然是布尔什维克的指导路线，由于这个路线被一个和文协具有同样命运的『组织』所支持，我们只有默默的同意」[11]。 在这种情势下，文协的领袖接受了台共的优势地位，更具体地说，有些共党分子已经成为文协指导机关的成员[12]。 （二）台共在文协中巩固地位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台湾的解放运动反映了日本和中国共产运动的斗争状况。「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之间的对抗，被第三国际采用的「一九二七年提纲」确定了谁是主流地位后，造成文协干部的分歧并分裂成对立的两个团体： 1．「上大派」（上海大学团体），以王敏川和上海学生为代表[13]。 2．「非上大派」，以连温卿为代表。连氏早先即与山川均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他的意识形态受山川主义影响，而当时王的阵营的意识型态则建立在“一九二七年提纲”上。当山川主义失势后，连氏发现他在文协中的地位也跟着动摇，两个团体的冲突乃日趋激烈[14]。 台共想建立它对左翼的统制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清除阻挡这个目标的所有障碍。在林党于一九二八年底召开的农组第二次大会特地由东京携回台湾的文件“農民問題對策”中，台共已断言左翼社会民主团体——非上大派——是破坏左翼运动发展的毒素[15]。这就是为什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文协第三次大会时，已在台共控制下的农组会散发一项「声明」，控诉连温卿扰乱农民组织以及「串通」日本当局的原因。这项抗议被大会接受，交由指导委员采取行动；最后，指导委员会决定开除连温卿[16]，共党在文协的控制权也从那时起确立了下来。 （三）大众党的问题和解散文协的论战台共在一九二八年政治大纲中，已决定文协的领导权并筹组这个大众党的组织，在一个决定下，一九二七年文协的左转，已经为文协改组成大众党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文协改组的计划被认为是错误的[17]，有些台共党员于一九二九年年底提出解散文协的要求，依据他们的意见，文协转变活动方向后，它的领导权已落在知识分子手中，而它的组成分子也是复杂的。自从文协成为脱离大众的指导机关以后，它已构成解散运动发展上的一个障碍。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年底，文协解散与否，因为掺了民族解放运动策略的选择问题，而仅限于理论层次上的讨论而已[18]。 次年九月，当张新一抵达东京试图恢复《台湾大众时报》的出版时，晤见了日本左翼领袖，他们就文协的活动方向提出批评：假如文协像一个党一样进行活动，它还是解散比较好，以避免对无产阶级的成长与发展造成障碍；否则的话文协也不应该再掌握工农运动的领导权[19]。 张新一果真将这项批评带回台湾，不久农组中的共产党员公开提出有关文协解散的问题，造成左翼分子间的一项大论战；有些人奢言立即解散，有些人认为应该先设立一个左翼总工会来取代它，另外一些人则赞同成立反帝同盟组织用来包容文协成员。简言之，关于如何解散文协每个人都在发挥议论，而并未考虑到台湾当时的实际情况[20]。 由于这个论战，文协活动逐渐中止，人员也日见离散，王敏川偏向保留文协成为城市小市民的斗争组织，这一点他得到谢雪红的支持，为谨慎起见，谢雪红希望保留合法的斗争手段。然而，反对这项解决办法的王万得，正在秘密地召集年轻党员反对谢的领导，所以他认为目前与谢冲突仍属过早。最后，王万得和吴拱照与文协两位主要领导王敏川和张新一达成临时协议。王敏川一心一意想将文协改造成城市小市民斗争组织，这个提案被接受，并于一九三一年年初第六次大会中正式获得通过。这场关于文协解散与否的战论终告结束[21]。然而，对王万得等人来说，这种解决办法露出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直到台共生存的最后一刻，他们都坚决要求解散文协。 文协第六次大会选出的指导委员会新成员，多数是台共党员，吴拱照和王万得更获选为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这再一次的说明台共对文协的控制力量。第六次大会决定由一项「行动计划」取代一般大纲，以进行斗争行动[22]。文协在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期间决定支持台共，事实上，文协得已经成为台共的外围组织[23]。 一九三一年，当改革同盟着手取得文协领导权后，文协领袖的态度日益激烈，文协的合法活动几乎全然停顿，而且更加受到日本当局的镇压。由于王万得等人努力扩充影响力，并组织赤色总工会，行动计划的实现已成为不可能的事。同年六月开始，逮捕共党的行动遍及各地，文协和农组的成员企图成立赤色救援会来重组台共党务，当一九三一年年底日警进行第二次反共弹压时，文协中央委员会主席王敏川和一些重要干部也相继被捕。总之，作为台湾民族主义运动起源的文化协会，当它认同台共以后，终于也和台共一样遭受到日本当局镇压的共同命运。 第二节 台湾共产党和农民组合（一）台共掌握农民组合的控制权在日本殖民政治初期，台湾农民占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虽然这个百分比随着殖民地经济的演化而日见降低，但农民总是占人口的大多数，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殖民阶段的结束。农民可以分为下面三种类型：
佃农和半自耕农占农民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地租过于高昂，高达农民收益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24]，佃农并负有纳税的义务；尽管殖民地的农业有所发展，但是这个阶层仍旧处在困苦的环境中。土地的所有权非常集中，一方面，百分之六十四的小地主每人所有土地不超过「一甲」（零点九七公顷），这些土地加起来不超过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四点三五；而占人口百分之零点一四的中地主和大地主，则占有百分之十六点六的土地[25]。另一方面，日本人占有台湾土地的百分之二十一，其中百分之七十属于日本人所有的制糖工业[26]。台湾的农民运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一九二六年中期，当各地农民组合以「台湾农民组合」名义组成一联盟组织时，民族主义的分裂正迫在眉睫。因为日本农民组合和劳动农民党的协助和支持，台湾农民组合的活动迅速地发展开来，这一点和其它台湾人组织大不相同[27]。农民组合依循日本的行动模式放弃被动的请愿，除了鼓动农民大众示威之外，并采取激进的行动。他们逐渐与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分道扬镳，并和阶级斗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28]。 自一九二七年文化协会左倾后，在同年底农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农组也宣布自己将「马克思主义化」。文协和农组二者成为从事台湾阶级运动的最重要组织。 农组成立后，蔗农和日人独占的的糖厂之间，有关地租以及反对总督府将土地售予日本人等等的冲突都与日俱增，且于一九二七年达到最高潮。例如，有关地租问题的四百三十一次冲突事件中，有三百四十四件（占79.8%）是由农民组合所领导的。 由表六可见农民冲突扩大的情形。 农组成立时会员超过两千三百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前，会员有两万一千三百一十人，有二十三个支部组织。到了一九二八年年底第二次全岛代表大会，会员人数已达两万五千名，共有二十六个支部、四个区域性支部联合组织[29]。鉴于农组这样的成长情形，台共认为「农民组合实际上已经成为台湾革命运动中战斗的、最大而且最巩固的大众组织」[30]。
台共的草创时期也是台湾农民运动跃升的阶段，当时农民组合被台共视为发展共产主义的一个有利要素。在“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份决议中——建党时通过的指导农民运动的旨令，台共指出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但是农民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相反地，他应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革命任胜[31]。 依据这项教条式的定义，台共注意到农民组合触犯了以下错误： ——将农民视为一种无产阶级，认为他们是台湾解放的主要力量。 ——倾向阶级斗争，否认民族主义革命的存在，而民族主义革命却是台湾解放的一个问题[32]。 为了克服这些错误以及充分利用农组创造的有利情势，台共决定派遣党员加入农组，以扩大台共在其间的控制力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谢雪红提供了不少帮助。农民组合中央委员会采用了谢雪红所提出关于加心农组组织的三项「工作概要」，这正是谢雪红为台共渗入农组提供贡献的一个具体证据。 然而，农组干部中存在着分岐情况，这种分岐情况特别表现在有关农民运动的战术方面。所谓「干部派」是由简吉、赵港为代表，偏向日共“一十九二七年纲领”，这个纲领同样影响了台共的基本方向。另一派是由杨贵领导，依循山川主义行动路线，主张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斗争，因而遭到“一九二七年纲领”的批判[33]。 这两派的对立由于台共的介入而更加激烈，一九二八年六月，杨贵一派企图与文化协会以连温卿为代表的山川主义支持者联系，却被逐出农组的领导层，这项纷争持续到文化协会第三次大会，即一九二九年年底连温卿被除名时为止[34]。 当农组将于一九二八年年底筹开第二次大会时，木顺当时正是党的书记长，他在东京秘密发表“农民问题的适当对策”，并命令东京特别支部党员林兑回台传递这项指示，用以帮助谢雪红的活动。依照这对策，「土地还给农民」的口号将优先提出，工农联盟也是最紧要的任务，对策中同时强调应将台湾农民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35]。 农组第二次大会虽然中途被日本警察打断，但农组在台共的指导下陆续通过了下述主张： 第一，农组的指导路线已由中央委员会，于会议结束之后秘密发行的「宣言」和「口号」中表露无遗，它与“农民问题的适当对策”中的原则相互配合[36]。 第二，为了加强农组的组织工作，谢雪红所做成立救援会支部、青年和妇女支部的建议，都在大会中获得通过，并且开始逐步实施。 第三，农组的主要领导人杨春松、赵港、简吉、陈德兴、颜石吉被认为是台共党员，在农组第二次大会中分别获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37]。 总之，无论从指导路线的确立、组织工作的强化，或职务的分配等观点来看，农民组合事实上完全在台共的掌握之下，但是，日本当局在即使在这个时候也不了解台共和农组之间的关系，他们只注意到「台共的活动借着农民组合而明显的表现出来」[38]。 （二）二一二事件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日本总督不得不正视农民运动的发展，然而尽管日本当局不断的压制（例如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坜事件）农民运动仍日渐滋长起来[39]，因此日本当局决定要对付农组领导机关。一方面是为了破坏农组的活动，另一方面藉以了解台共和农民组合之间的关系。这项扑灭行动发生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后来被称为「二一二事件」。 这次事件使得多数农组领袖遭到日本当局的逮捕和拘禁，农组会员也因此锐减下来，只有两个地方支部幸存：台南的下营和高雄的屏东还能够继续活动[40]。 台共想从这次事件获得发展机会，派遣东京科学研究会的积极分子返台，进行农民组合的重组活动。一九二九年十月，台共中央委员会正式任命杨春松和赵港为农组党团的负责人，加速吸收被释放的农组领导干部加入台共[41]。有些可疑的会员被开除会籍，这种作为增加了农组激烈化的程度。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人监视力量的加强，使得合法的行动成为不可能，农组因此趋向秘密活动。为了重建农组，用尽了一切办法，例如消息与斗争指令的秘密传布、未获许可的议会以及私人间的联系等等[42]。 （三）台共影响下农民运动激进化一九二九年年底，由于「二一二事件」后改变立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黄信国，以及一些温和派分子离开了农组，农组的指导机关因此在台共的监护下进行改造，简吉、赵港、张行、陈兴德、杨春松等被提名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杨春松出任主席职务。常务委员会采纳赵港草拟的「行动计划」，具体明示了在政治、经济和国际的范畴内进行的斗争活动[43]。 对农组来说，一九三〇年是「沉寂」的一年[44]，但是，实际上他们仍在非法和秘密的进行活动。世界经济萧条于一九三〇年开始扩大，这种趋势也影响到台湾——特别是农业方面，农民纠纷在次数和激烈程度上有增无减。在斯大林控制下，所谓「资本主义第三期」的危机在整个世界加速，促进了国际主义者的激烈化程度。这种局势正好给一九二九下半年进行重组活动的农民组合一个推动农民运动的好时机，这段时期也正是台共恢复元气的阶段。 在这样的前提下，一九三〇年年底农组的一部分人依据台共的指令，刊行一份“台湾农民组合当前任务”[45]的文件资料，这文件对农民组合提出批评：包括斗争中指导力量不足、领导人具有权威性格、工团主义的趋向、推动土地革命的消极性等等，文件中同时强调重组工会的必要性，以及加速反帝同盟和赤色救援会的成立等意见。 一九三一年年初，农组中央委员会在嘉义竹崎召开秘密扩大会议，这个会议被称为「竹崎会议」，由于农组中台共分子的努力，大会采用了「支持台共」的决议。农组自此成为台共的一个外围组织[46]。 然而，关于文化协会的解散问题谢雪红和农组领袖早有歧异，一九三〇年十月松山会议期间，激进年轻党员的不满削弱了谢雪红的领导权威。一九三〇年年底陈德兴由上海返台，在上海期间，他与翁泽生的意见已经协调一致，此次返台他携回第三国际有关改革台共党务的指示，激进分子随即围绕在王万得周围，并在农组竹崎会议之后组成了改革同盟。落入台共领导的农组——或更正确地说——王万得的激烈派，在台共党内斗争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台共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临时代表大会中改组并且修正路线后，农组遭受到台共新政治大纲的影响，也决定了一条较从前更为激进的路线，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以武装革命的方式建立苏维埃政权[47]。 但是同年六月开始，在日本人的压制下，台共逐渐面临它最后的时刻。台共、农组以及文协的领袖和会员均尝试重建台共，然而都无结果，农组和文协的活动也完全瘫痪。紧接着赤色救援会事件后的一九三一年年底大逮捕行动，农民组合、文化协会都跟台共一样，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台湾农民运动自始至终均由农民组织所领导。台湾民众党依其指导原理，对劳工运动及农民运动应该同时并重，但实际上民众党只在劳工运动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后文将有叙述），在农民运动上可以说是毫无成就。民众党的成员有些是地主，而且要面对农民组合的全岛性组织，民众党除了在宜兰、新竹二地成立农民组织之外[48]，其余各地都无法展开活动。可以说，与文化协会密切联系的农民组合，完全独占了台湾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其影响和地位是无可取代的。 第三节 台湾共产党和工人运动（一）工人运动的分化日本殖民政策的目的是想使台湾成为一个供销的基地，将台湾的农产品供应给日本，而将日本的工业产品销往台湾。所以台湾的工业部门直到一九三〇年年底，除了制糖工业之外，甚少受到殖民政权的注意和鼓励。然而，从这个阶段开始，由于日本预见战争必将发生，台湾的战争工业开始发展。在台湾殖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将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两相比较，就可以说明台湾工业发展的迟缓情形[4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台湾工业的发展无足轻重。但是台湾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业有显著的成长：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五年工厂和工人的数目有显著的增加，前者增加了三倍，后者增加了二倍[50]。一九二九年年底，整个公民营的工厂、矿厂和运输工具公司估计约有七〇五九家，他们雇用的工人数目超过五十万人[51]。然而，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都是属于少于十个人的小工厂，到了一九三四年年底，员工超过三百人的企业数目并不超过一百家[52]。这些大企业多数属于日本人所有，其中百分之八十属于三井、三菱和台湾总督府。但是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台湾人，他们薪水低于日籍职工的二分之一[53]；尤甚于此的是，日籍职工对他们的台籍同僚，采取一种「领导者」或「监视者」的态度[54]。我们可以因此断言，台籍雇工和日本企业之间必定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在经济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上。 在这种背景下，从一九二六年开始爆发了台湾工人运动，以及一些稍迟与其它运动相关的事件。一九二七年开始，由于文协和民众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台湾工人运动的发展更特殊（见表七）。
由于文化协会的努力，一九二七年台北成立了一个机械工友会，影响力遍及台南、高雄和基隆，随后陆续在这些地方成立支部[55]。在连温卿指导下，当高雄机械工人开始筹组工会的时候，由于对在日本企业中有无组织工会的权利引起冲突，随即爆发了一场罢工行动，这家引起纠纷的日本企业是高雄的「台湾冶金公司」。罢工行动受到全岛「连锁罢工」的支持日见扩大，工人运动也坚定地发展开来[56]。 但是这些冲突事件只能达到某一程度，一方面由于日本人的压制，另一方面则因为连温卿和王敏川之分歧所致。在新竹和台南事件发生期间，这些领导分子陆续被逮捕拘禁，使得工会活动日见衰颓，工会会员也星散各地。尽管如此，部分会员仍旧被一九二八年二月创立的台湾工友总联盟所吸引[57]。 台湾民众党从一九二七年七月成立开始，即致力于「援助农民运动、劳动运动及社会的团体之发达」[58]。由于农民运动已为农组所掌握，而工人运动也在文协领导的抗争活动中失效，因此才在民众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台湾工友总联盟；联盟成立当天，已经拥有二十九个组织，六三六七个会员[59]。 因此，台湾工人运动，到台共成立时期已经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即文化协会领导下的左派团体，以及在「改良主义者」影响下的右派团体[60]。 （二）工会统合运动的失败台共建党时曾经提出一项“劳动运动对策提纲”，该项对策强调联合台湾所有工会的必要性。这个看法是由中共代表彭荣提出来的，但是在建党大会时并没有被正式接受[61]。不过有关统合工会的指令却传抵台湾，只是没有实施的机会。 面对工人运动的分歧以及来自民众党的威胁，文协领袖了解到统一左翼工会的重要性。一九二八年一月台湾机械工联合会成立，跨出这条路线的第一步。六月初，文协匆忙地在台北召集二十五位工会代表开会，讨论工会联合的问题。会议期间出现了两项对立的建议，一项是连温卿提出的成立「台湾总工会」的计划，另一项是王敏川准备的「台湾劳动统一运动联盟」草案。前者建议成立一个左翼工会联盟，促使左翼工会立即联合；后者偏爱各个阶段性工人运动的联合，避免在工人间产生不可弥补的分裂[62]。最后，第二项建议占上风并组成一个筹备委员会。但是，由于这两个团体的分岐，加上新竹事件和台南墓地事件后领导人纷纷被捕，筹备委员会的活动没有获得任何成果[63]。 实际上，在日共新的指示没有传抵台湾之前，台共有关工人运动的政策并未确立，它在上海成立的时候也没有设置工会运动的负责人。尽管中央委员洪朝宗参加了台湾工人联合运动的筹备委员会，台共仍旧排斥王敏川和连温卿二人的构想，再三强调联合左翼工会的必要性，以强化共党在其中的影响力[64]。 （三）成立赤色总工会的尝试当一九二八年年底台共中央机关在台湾成立时，庄春火被任命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一九二九年年初，一项新的指令“劳动阶级的阶级形成与党的任务”由日共传抵谢雪红手中。这项指令叙述了三个要点[65]： 1．重要工业中应设立工会组织，特别应注意在煤矿业、运输业和大工厂中设立组织。 2．在党的统治之下成立赤色总工会，以联合左翼各工会组织。 3．「右翼」工会激进化的问题。 二一二事件后，苏新和萧来福被台共东京特别支部遣回台湾，奉命协助农民组合的重建，虽然谢雪红只派他们负责台湾北部矿工工会的组织工作，但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同年十月成立了一个矿山工会筹备委员会。依照台共中央委员会的指示，筹备委员会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定名为「矿山工会组织筹备会议」，以这个名义传布消息、扩展影响力，于是一些支部组织跟着成立了[66]。 一九三〇年三月，刘守鸿被任命为党的南部负责人，他与颜石吉、简吉在高雄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并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企图藉此组织工人。一九三〇年十月松山会议后，在庄守的指导下南部组织调整，以加强党在工人中的活动[67]。年底，高雄铁路厂工人周坤棋及三位日本人吉松喜清、宫本新太郎、津野助好，为了成立铁路工会特地组成筹备委员会。改革同盟成立后，这个委员会扩大任务，以便组织台湾运输工会。由于委员会的努力，抗争冲突常常发生，共党基层组织也逐渐成立了，特别是铁路工厂[68]。 然而，尽管成果非凡，但工会始终无法诞生，这是因为日本人在一九三一年六月的压制行动，使所有的尝试全部化为乌有。 统合左翼各工会是台共当时的任务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松山会议期间成立了工人运动的指导部门，王万得、苏新和萧来福都被任命为负责人[69]。他们提出的计划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作为指导机关，领导成立各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组织；然后，将这些工会组成「台湾赤色总工会」。这种由上而下的组织方式与谢雪红的看法有出入，谢认为台湾各工业部门没有固定的工会组织，组织工作的方式应该反方向而行，采取由下往上的作法，优先在每一个工业部门中组织工会[70]。谢的想法被王及其亲信斥为「机会主义者」，但两派都未考虑反对意见的存在而各行其是。改革同盟成立后，前者的计划被采用为工人运动的指导方针[71]，全力组织矿业、运输业和印刷业的工人，鼓励他们制造比平常更激进的冲突。经由他们的努力，工人运动急速发展，基层组织也在所有的工业部门出现。但是由于党被摧毁，使得一些运动毫无成功的可能[72]。 至于台湾工友总联盟，台共寻求「由上层联合」和「由下层斗争」的策略。换句话说，为了共同的斗争行动应组织一个委员会结合成总联盟，同时派遣党员进入工友总联盟内部，争取工人群众。由于党员数目仍属有限，且多出任文协和农组职务，因此，要在敌对阵营内建立领导地位实属幻想。此外，虽然民众党和工友总联盟也强调联合阵线的重要性，但就整体来说，其结果似乎一无所成。 在民众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日渐分歧，这种分歧起于蒋渭水和蔡培火两大派系的对立。前者，在民众党中建立领导地位以后，逐渐排斥温和派，终于使得民众党转向阶级斗争运动。资产阶级保守团体及知识分子唯恐遭日警的弹压，急忙于一九三〇年八月离开民众党[73]，另外组成了一个更温和的组织——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它唯一的目的是求得地方自治。至于民众党，为了确保它的大众路线，变得日益激进；一九三一年二月，民众党在第四次大会正式转变方向，采取阶级斗争路线，这次方向的转变不能说没有受到共党的影响，然而这种转变立刻招来殖民地当局解散民众党的严厉处分[74]。 从台湾工友总联盟召开第三次大会以来，它所属的各个工会遭到共党活动的冲击，而有日渐激进的趋势。它原本预期在民众党大会后召开自己的第四次大会，准备采取新的激进政策，以促进工人运动的统一以及工农的团结。但由于民众党被解散及日本当局压制力量的强化，使得这次大会根本无法举行。不久，台湾工友总联盟也就解体了[75]。 台湾工人运动的的发展比其它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来得迟，这个运动开始即分裂为两个阵营，而且台湾的工业始终停留在低度发展的状态，工会运动大体上不像农组那么成功，但是在同样的大环境下，它们却遭受被压迫的相同命运。 [1] 谢春木，《臺灣人の要求……》，页18。 [2] 同上，页70。 [3] “台湾社会运动团体调查（一）”，《台湾民报》189期，1928年1月1日，页9。 [4] 附录一。 [5] 《抗日篇》，页67。 [6] 叶荣钟等著，《台湾民族运动史》，页351。 [7] 《台湾民报》234期，1928年11月10日，页3。 [8] 萧友山，《台湾解放运动的回顾》（台北：三民书局，1946），页28。再版。见于：《臺灣問題重要文獻資料集》（复刻编集版），第三卷。 [9] 《沿革誌》，页245。 [10] 同上。 [11] 同上，页260—261。 [12] 其中共党份子有——常务委员：吴拱照；中央委员会委员：张庚申、吴丁炎、张道福、郭常；中央委员会候辅委员：庄守、李明德、王万得（参阅《沿革誌》，页247—248、737—739、796—799、812—813）。 [13] 在「上大派」之中，除了上海的学生之外，还包括蔡孝乾、翁泽生、洪朝宗，以及其它一些人。 [14] 叶荣钟等著，页351—352。 [15] “農民問題對策”，见《沿革誌》，页1094—1098；及《臺灣II》，页161—164。 [16] 《台湾民报》286期，1929年11月10日，页2；叶荣钟等著，页352。 [17] 但是要在共产党之外成立一个台湾的大众党的想法，于1928年8月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中遭到谴责，此事在日本引发有关劳动农民党解散问题的论战。Cf. Beckmann et Okubo, pp.169—170。 [18] 《沿革誌》，页262—263。 [19] 萧友山，页33；叶荣钟等著，页352。 [20] 叶荣钟等著，页353：《台湾新民报》375期，1931年8月1日，页2，有关这次论战的细节，请参阅下列二文：(1)清滴，“文協解消問題に就いて”。原为中文，刊于《新台湾大众时报》（东京：1931年4月），日文译本见《沿革誌》，页265—267。(2)“臺灣文化協會に就いて”。原刊《产业劳动时报》（东京：1932年7月），见：《臺灣I》，页46之1。 [21] 叶荣钟等著，页353；萧友山，页34。 [22] 《沿革誌》，页271。 [23] 《沿革誌》，页271—272；叶荣钟等著，同上。 [24] 浅田乔二著，《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臺灣、朝鮮、“滿洲”に於ける抗日農民運動の展開過程》（东京：未来社，1973），页67。 [25] 周宪文，第一册，页21—24。 [26] 浅田乔二，页51。 [27] 黄煌雄，《被压迫的：台胞抗日史话》（台北：1977），页121。 [28] 陈逢源，《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台北：万出版社，1944），页38。 [29] “台湾社会运动团体调查（一）”，《台湾民报》189期，1928年1月1日，页9。另参阅：江赐金，“台湾农民组合运动小史”，《台湾新民报》390期，1931年11月14日，页13。 [30] 《沿革誌》，页1090；《臺灣II》，页157。 [31] 参阅“農民問題の重要性”，见《沿革誌》，页623。1928年9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也赋与中国农民同样的地位。参阅："Resolution of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Peasant Movement", in:C. Brand, B. Schwartz, et John K. Fai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London:G. Allen & Unwin, 1952), pp.156—165. [32] 《沿革誌》，页632—633。 [33] 《沿革誌》，页1081—1082。 [34] 黄煌雄，《被压迫的……》，页122—123。 [35] 《沿革誌》，页1091、1093；《臺灣II》，页158、160。 [36] 参阅“臺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宣言”，见《沿革誌》，页1099—1101，及“組合スローガン”，同上，页1101—1102。 [37] 《台湾民报》242期，1929年1月8日，页3。《沿革誌》，页1084—1085。 [38] 《沿革誌》，页1102。 [39] 1927年至1929年之间，爆发了536次事件，1340人被捕（参阅《沿革誌》，页1021—1022）。关于中坜事件，参阅叶荣钟等著，页532—533。 [40] 《沿革誌》，页1104、1121。 [41] 同上，页670。 [42] “台湾社会运动团体”，《台湾民报》294期，1930年1月1日，页8。 [43] “臺灣農民組合行動綱領案”，见《沿革誌》，页1109—1112。 [44] “台湾解放运动各团体的形势”，《台湾新民报》345期，1931年1月1日，页3。另参阅前文表六，「有关地租的冲突」。 [45] 参阅“臺灣農民組合當面の任務“，见《沿革誌》，页1146—1155。 [46] 《沿革誌》，页1157—1158。黄煌雄，《被压迫的……》，页123。 [47] “臺灣農民組合當面の運動方針”，见《沿革誌》，页1185—1190。 [48] 叶荣钟等著，页376。 [49] Samuel P. S. H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Taiwan……", p.421. 1907年以前，工业生产占台湾经济不到15%。1907年开始，在总督府的鼓励下，制糖工业有了发展，使得工业生产所占的百分比提高了，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变前，并未超过40%。参阅张汉裕，“日据时代台湾经济之演变”，页95。 [50] 由1914年到1925年，工厂的数目由1,309增加为3,983，工人数目由21,859人增为48,464人。参阅周宪文，第一册，页63、67。 [51] 其中工场工人83,351人，矿工19,562人，交通运输业工人48,863人，日佣工人421,976人。参见《沿革誌》，页1192—1193、1199。 [52] 《抗日篇》，页73。 [53] 根据总督府警务局1929年底的调查，日籍职工平均每日工资男性为2.10圆，女性为0.78圆；相对的，台籍工资男性为1.06圆，女性为0.53圆。参见《沿革誌》，页1205、1216。 [54] 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商工课，《臺灣の工業》（台北：1940），页28。 [55] “黎明期台湾劳动运动”，《台湾民报》152期，1927年4月10日，页2。另参阅《沿革志》，页222。 [56] 宫川次郎，《臺灣の社會運動》，页273—287。 [57] 黄师樵，“日据时代台湾工人运动史（二）”，《夏潮》2卷6期（台北），1977年6月，页8。 [58] 民众党建党大会时通过的“纲领”及“政策”，见《台湾民报》166期，1927年7月22日，页5。 [59] 《台湾民报》197期，1928年2月26日，页3。 [60] 台共的“劳动运动对策提纲”，见《沿革誌》，页614。 [61] 《臺共檢擧顚末》，见《臺灣II》，页253。 [62] 《沿革誌》，页1269—1270。另参阅：林先烈（林木顺），“臺灣に於ける勞働組合統一運動と左翼當面の任務”，原刊于《马克思主义》，1929年3月号，重刊于《沿革誌》，页1184—1185。 [63] 《沿革誌》，页1270—1271。 [64] 林先烈，同上，页1270。 [65] “勞働階級の階級的結成と黨の當面任務”，见《臺灣II》，页166—168。另参阅《沿革誌》，页1280—1282。 [66] 《沿革誌》，页1290—1291。 [67] 《沿革誌》，页672—673、1292—1293。 [68] 《台共秘史》，页60—62。《沿革誌》，同上。 [69] 《沿革誌》，页673、1294—1295。 [70] 《沿革誌》，页1295。 [71] 同上，页678—679。 [72] 《台共秘史》，页18。“臺灣共產黨事件”，《臺灣日日新報》号外，1933年7月24日，页1。 [73] Edward I-te Chen, "Formosa political Movements……"， p.496. [74] 《台湾新民报》352期，1931年2月21日，页3。 [75] 《抗日篇》，页75。《沿革誌》，页125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