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 第六章 最后的破坏与党的重建企图（1931—1932） 第一节 逮捕共产党员与重建党中央的企图（1931年3月至10月）（一）逮捕共产党员自从改革同盟成立后，急进的少壮党员即积极进行工作，准备成立台湾矿山工会、运输业工会以及印刷业工会等组织。他们在铁路部高雄厂建立党支部[1]，重新组织北部地区的矿业工人[2]，同时领导工人的争议事件，以扩展党的影响力。一九三一年二月，他们发动台北胶版印刷工人罢工，这项罢工行动持续了一个月[3]，四月底又策动石灰炭矿工人罢工[4]；七月，昭和制糖研究所的罢工行动[5]也是他们的杰作。为了嘉南地区的灌溉问题，他们又领导拒绝偿付水租运动，以及台南和屏东农民拒绝户税的运动[6]。 台共于临时大会后重新改组，党中央面目一新，在少壮激进党员的领导下，工作路线急速转变，由过去的「关门机会主义」转变为「开门急进主义」[7]。因此，工农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党员数目急剧增加，工人阶层中普遍建立了党支部，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最后也落入党的控制中。这个阶段可以称为台共的「黄金时代」[8]，只是为期并不长久。 一九二八年四月上海台湾读书会事件后，日警对台湾共产党的活动采取监视行动，但是台共活动仍在地下继续进行，这使得他们的活动情形难以为人所知。一九二九年台湾左翼运动的发展，被日本当局视为与共党活动有关。 一九三〇年年底陈德兴由上海返台，以及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溪森返台都被日警侦知，日人认为此二人必定携有对台湾共产党运动的重要指示。 一九三一年的三月十日——日本陆军纪念日，日人第一次在台湾举行防空演习活动，这一天台北有人散发「反对帝国主义」的传单，使得日本当局决定进行捜查与逮捕台共的行动。王日荣和林式镕这两位印制传单的人随后为日警逮捕。这两个人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开始，即和张朝基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因此，张朝基和一位台共党员林殿烈之间的秘密联系关系暴露了，后来，有关改革同盟成立以及台共临时大会的重要文件也被扣押。三月二十四日在日警的搜捕过程中，早已列入黑名单的农民领袖赵港被捕，与赵港在一起的陈德兴侥幸逃脱，随后又于高雄被捕[9]。这些逮捕行动以及党内重要文件的暴露，使得日本当局得知改革同盟和临时大会存在的事实。 逮捕共党的行动遍及全岛：首先，谢雪红和杨克培于六月二十六日在台北被捕，七月十七日王万得被捕，七月底萧来福也被捕，潘钦信、简娥、庄春火于九月一日在基隆被捕，九月中苏新于彰化被捕，其余尚有多名重要党员颜石吉、刘守鸿、庄守等亦陆续被捕。总括这次行动中，共有一〇七名台湾人被逮捕，其中七九人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开始陆续送往检察单位，总计四十九人被提审，分别判处二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10]。 （二）重建党中央的企图七月和八月间，由于党的领袖和党员陆续落入日警手中，台共中央机关可以说已遭破坏殆尽。于逮捕行动中逃脱的党员认为，党中央不可一日不存在，因此筹思重建党中央。这批人包括苏新、刘缵周、其它党员以及左翼组织的成员。 刘缵周是一个海员，也是共产主义支持者，他于一九三〇年在海参崴参加共党组织，曾代表台湾参加赤色职工第五次国际大会，一九三一年奉命返回台湾发展工人运动的组织[11]。他从莫斯科经上海返台，与谢雪红、王万得取得联系，认为改革同盟的做法违反了第三国际的规定。他立刻取得谢雪红的信任，由谢雪红遣赴日本，向日共提交一份报告，试图恢复与日共的联系。这份报告提出下面六点[12]： 1．改革同盟的实际状况。 2．要求日共派代表来台协助重建台共。 3．要求日共确立和台共间的组织关系。 4．调查改革同盟与东方局之间的关系。 5．查明东方局是否送台共三千圆经费。 6．关于解散文化协会的指令。 谢雪红意图恢复台共与日共的关系，以对抗翁泽生、王万得所代表的中共路线。 刘缵周于八月中携回日共指令。指令中规定，如果党的干部犯下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应该召开大会加以改正；在党的正式组织之外，另外成立改革同盟是一项大错误；反帝同盟或是赤色救济会的组织尚未成立，而文化协会并未沦为反动组织，不应该被解散。最后并指出，东方局没有理由指挥改革同盟的成立工作。关于党内派系斗争的基本问题，日共表示在未与东方局联系前不便表示意见[13]。 当刘缵周自日本返台后，谢雪红已经被捕，他被迫与张栏梅、林梁材、廖瑞发、陈朝阳等人联系，讨论党的重建问题。从八月底开始，他们分发署名「台湾共产党」的传单，同时准备刊印《工农报》。十一月左右，刘和其余人陆续被捕，他们重建党的企图也就云消雾散了[14]。 另一方面，七月十九日谢祈年在宜兰被捕后，党中委苏新躲在宜兰，他感觉党员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党中央陷于毁灭状态。八月底，苏新指派卢新发为东部地区负责人，负责重建党中央，并开始解散文化协会各支部，以扩展党的影响力[15]。苏新随后返回台北，指派林殿烈、张道福为台北地区负责人，命令他们解放文协台北支部，以便改组为赤色救济会[16]。 日本当局展开对台共党员的逮捕行动后，文协及农组这两个台共外围组织事实上已无法活动。农组竹崎会议通过的决议——譬如组织农业工会、解散文化协会、成立反帝同盟、出版《农民战报》等，都已无法实现[17]。八月左右，台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完全瘫痪。 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干涉愈来愈明显，共产党所谓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危机已迫在眼前。在这种情势下，台共、文协及农组的成员认为党的活动不能够停滞不前，八月九日农组干部简吉、陈结、陈昆仑，以及文协干部张茂良、詹以昌等人在台中文协本部集会，做出下列各项决定[18]： 1．寻找尚未被捕的中委成员，并与之联系。 2．派遣代表前往中国大陆，以重建台共和中共或第三国际东方局之间的关系，寻求重建党中央的指令。 3．文协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障碍，应该予以解散；农组已无法进行合法的活动，应将其成员转移至台湾赤色救援会。救援会这个组织行将成立，应该借着它的活动来重建党组织。 4．成立台湾赤色救援会筹备委员会。 詹以昌将上述协议交给苏新审核后，九月四日他在彰化被委以选择负责党中央委员会重建工作的人选[19]。 九月中旬，苏新在彰化被捕，成立不过短短四个月的台共中央委员会至此完全瓦解。 第二节 台湾赤色救援会的成立（1931年5月至12月）（一）台湾赤色救援会的起源「赤色救援会」是非社会主义国家内广泛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组织。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召开于一九二二年，会中即决定创立救援共党受难者的常设组织。一九二四年，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中确立赤色救援会属于一个「非党」性质的组织，并要求各国共党予以支持。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这个组织的第一次世界大会。赤色救援会的角色不仅在帮助共党运动的牺牲者及其家属，并且以意识形态的宣传来聚集各类「非党」组织，共同对抗所谓的「白色恐怖」[20]。 随着反日社会运动的开展，受难者的数目日见增加，这种情势导致一九二八年四月台共建党大会通过有关「赤色救援会」的组织计划。但是台共在建党大会之后，随即遭到第一次破坏，无法实际推动该项计划。当时在台共影响下的文协和农组即企图组织赤色救援会，后来因为这两个组织的干部被捕，使得赤色救援会必须迅速发生作用。 一九三一年五月台共临时代表大会也在新的政治大纲中提到「救援会的工作」[21]，但事实上，从该年三月开始当时党尚未重组完毕——日本当局已经逮捕了一些党员；从六月开始，逮捕的行动遍及各阶层组织，残存的党员因而开始考虑运用赤色救援会作为重建党的一种方法。而且从一九三一年起，文协和农组的活动受到严厉的取缔，无论是合法或非法的活动都受到压制，多名干部并且遭到逮捕，有些人因此重新考虑组织赤色救援会以进行斗争的想法。 于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包括詹以昌、陈昆仑、简吉、颜锦华、汤接枝在内的台共党员，在农组台中本部集会。他们在审度情势后，决定透过文协和农组进行赤色救援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并以简吉为负责人[22]。六月逮捕行动后，与左翼组织有关的人士都遭到监视。同年八月，台共中央委员会完全陷于瘫痪，组织赤色救援会的工作因而变得日益急迫。因此，简吉于八月九日在台中文协本部召开「台湾赤色救援会组织协议会议」。在会议期间，简吉强调救援会的组织与台湾的革命运动有重要的关系，并要求将赤色救援会的活动作为国际赤色救援会的一部分。这个会议并通过以下决策[23]： 1．赤色救援会组织案。文协和农组各地方负责人应同时出任赤色救援会的组织者，并应设立筹备委员会，由「班」而「队」，扩大成为全岛性组织。 2．提名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名单（简吉、张茂良、陈昆仑）以及各区域组织负责人。 3．出版机关刊物，以陈结为负责人。 （二）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与活动依照八月九日的决议，简吉、陈昆仑、张茂良、詹以昌开始秘密地往返各地，一方面与同志取得联系，另一方面传达指示，并听取同志的意见。詹以昌在与台共仅存的中委苏新取得联系后，奉苏新命令解散文协并组织赤色救援会。九月四日晚间，简吉、颜锦华、陈结、陈昆仑（以上为农组成员）、王敏川、张茂良、詹以昌、吴丁炎（以上为文协成员）聚集开会，会中决定赤色救援会临时委员会包括下列七人：简吉、张茂良、詹以昌、陈昆仑、李明德、吕和布（简、张、陈被选为委常，简担任委员长）。在地方组织方面，每个「班」包括十人，每五个班构成一个「队」，每个班和队应有一名负责人，队的负责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在全岛都设有地方性组织后召开大会，设立中央机构，各地方组织负责人也由此获得任命[24]。 赤色救援会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后，詹以昌、简吉、陈结、陈昆仑、张茂良和王敏川等人决定组成台共临时中央委员会，同时派遣一名同志前往上海，经由翁泽生以获取东方局的指令。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特别着重赤色救援会的活动，期盼藉此将党加以整建[25]。 一九三一年四月开始，党员兼农组中委陈结成功地建立两个救援会地方支部：嘉义和小梅，并逐次将竹崎农组会员移转至前述二支部。在参加八月九日召开的赤色救援会筹备会议后，陈结返回竹崎即开始组织「班」和「队」，九月初他召集了八十名会员，分为十一个班。在嘉义和小梅，他同时召集了四十五名会员，分为七个班。林锐自从被提名为曾文和北门两支部负责人后，组织了四个班，并为赤色救援会筹募到经费[26]。李明德原已会同庄守，于四月和六月组织了两个共党读书会组织[27]，到九月中，他也组成三个救援会的班，但庄守于九月十八日被捕后，这活动也宣告中止。另一方面，吴丁炎在北港，吕和布、黄石顺、张玉兰在高雄，林水福、张庚申在台中，江赐金在台北，李振芳在罗东，这些人都征募了不少会员，总共成立了五十六个「班」（每班五至十人），合并成十六个「队」（每队二至五个班）[28]。 （三）逮捕赤色救援会会员陈结负责出版刊物，他筹募了一笔经费，从九月起，在陈神助的协助下出版《真理》第一号及《二字集》、《三字集》；次月中旬，又出版《真理》第二号和第三号。赤色救援会有志于组织工农大众，因为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低落，所以这些出版物（特别是《二字集》和《三字集》）是以台语撰写的，便于了解与记忆，也便于传播共产主义。这些刊物的散发是秘密的，只有在执行逮捕的时候，日警才发现有许多人熟读这些字句，并且朗朗上口，因此可以推论有很多人收到并阅读过这类刊物[29]。 自从文协和农组组织赤色救援会后，日本当局派遣密探试图揭开这种活动的真正面貌。九月间，日警在小梅一家水果店发现一本「三字集」，经过侦讯搜查后，担任发行工作的林水福、担任编辑的陈结和陈神助分别于十一月和十二月被捕[30]，随后领导人物以及涉及成立赤色救援会的文协和农组成员都落入日警手中。被捕的人数高达三百一十人，其中一半被移送法院，有五十三名出庭受审，包括文协领袖王敏川、农组领袖简吉，以及这两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成员等等。 在这五十三人当中，有八名涉及台共事件而被分开审判，其余四十五名被指控参加赤色救援会运动，分别判处二至七年有期徒刑，其中数名处以缓刑[31]。我们可以在表三中发现四十五名被控参与赤色救援会活动人员的教育程度。 这个表可以让我们了解台共组织成分的情形，四十五人当中只有五个人属于中等教育程度，四个人是文盲。就整体而言，他们的教育程度低于「台共事件」被起诉的人[32]。然而，尽管逮捕事件不断，这些人的勇气以及重建党务的决心是非常惊人的，也震惊了日本当局[33]。
第三节 武装暴动的尝试与党的覆灭（1931年5月—1932年4月）一九三一年五月临时大会召开时，台共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除了更换领导人及改变战术外，同时采用武装斗争的策略，试图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并打击日本统治者的地位。在成立赤色救援会的运动过程中，陈结与吴丁炎即分别进行，准备以新竹州的大湖和竹南两农组支部为基础，尝试推动武装斗争策略。 （一）大湖和竹南武装斗争的尝试在新竹州的大湖庄、南湖及马那邦附近的土地和森林，原来由台湾农民耕种开发。台湾总督府经过一番调查后，由于原耕种者无法提出所有权状，这批土地和森林即为日本官方充公。一九二五年四月，大湖庄公所获得这批土地的所有权，六月即对在其土地上耕种的农民课以极高的地租，这使得农民和庄公所间爆发了争执。同年十月，在郭常和简吉指导下（当时他们分别是凤山文协和农组的会员），农民提出归还土地所有权否则减少地租的要求[34]。一九二七年底，为了领导这场斗争农组大湖支部于焉成立，成立之初它的会员只有二十八位，但是经过一年努力后，会员人数骤增为四倍。 然而，由于一九二九年「二一二事件」的缘故，大湖支部的领袖被逮捕，会员也随之星散了。直到年底大湖支部才又恢复活动，刘双鼎获选为负责人[35]。在台共党员简吉和郭常领导下，台共极力掌握这个农组支部，并使这个组织慢慢地左倾[36]。 一九三〇年五月，刘双鼎参加北部地区第一次扩大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期间，在台共的提议下，农组采用了新的「行动路线」。；自刘返回大湖后立即重组支部组织，重视宣传共产主义及征募会员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农组在嘉义竹崎秘密召开扩大中央委员会会议，会中通过支持台共的决议，使得农组事实上成为台共的外围组织。二月，扩大中委会议在台北举行，刘双鼎偕同简吉、汤接枝……等人前往参加，竹崎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获得批准。刘双鼎返回大湖后召开一项支部委员会会议，决定基于竹崎会议的决议征募积极份子，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一九三一年五月，刘双鼎唯恐被捕乃在农组的命令下潜往新竹州竹南郡的永和山；林华梅取代他的职位，出任大湖支部负责人[37]。 一九三一年一月，张阿艳和吕鸿增在郭常和汤接枝的指令下，重新组织三十个左右的农民，并成立永和山临时支部。这个支部通过农组本部采用的决议，决定支持台共；自刘双鼎抵达后农民运动益形开展，八月，这个永和山临时支部被农组本部确认为竹南支部，刘双鼎被选为支部负责人，在郭常的协助下，他与农组本部和大湖支部建立了关系。依照「班」与「队」的原则，他改组了支部组织并极力扩展党的影响力。随后支部会员要求加入共产党[38]，刘双鼎因此被台共临时中央委员会任命，派其前往中国大陆充当两地的联络人。他原定九月动身，但受阻于日人严厉的监视不克成行而不得已放弃了这个计划，并于九月底返回永和山，进行武装斗争的组织工作[39]。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满州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对立的情势日趋紧张，台共临时中央委员会企图透过赤色救援会的组成来重建党组织，此时救援会的会员们已开始接受军事训练。简吉、陈昆仑在郭常的协助下，命令林华梅和刘双鼎准备暴动。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日又爆发一场新的冲突，世界紧张局面达到高潮。这两个支部的党员认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将无可避免，这种情势是台湾采取武装斗争的一个大好机会，中共武装力量将赶来援助这个行动[40]。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林华梅在一项会议中决定将大湖支部解散，其中的会员已悉数加入台共；他同时确立一项攻击计划，选定目标及负责人，并着手组织军队。从二月开始，竹南支部也开始这项革命工作的训练计划[41]。 三月初，一位在大湖值勤的警察陈卓乾，从其亲戚中得知这项暴动计划后，向主管钟日红提出报告，报告最后送至新竹州负责人处，交给特高警察部门亲自处理[42]。 四月十二日，日警逮捕五十余名涉及此事的嫌犯，刘双鼎侥幸逃脱，但是五个月后（九月二十二日）也在竹东被捕。总计有九十二名嫌犯在大湖和竹南被捕，其中七十一人送至检察庭，从一九三三年二月开始有三十七人陆续送至法院受审。一九三四年七月预审完毕，这些人分别被处以二至八年的有期徒刑，只有一人遭到释放，这次事件的主要领袖刘双鼎、郭常、邱天送等人则被宣告「死亡」[43]。我们在此绘制了大湖和竹南事件被起诉人的教育程度表（表四）。 暴动计划在实行前即被日警侦知，这不仅使得台共无法达到一九三一年所拟定的目标，还使台湾的农民运动走上了绝路[44]。前表使我们了解到，这个计划所鼓动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文盲。日本当局判处这批人为无知的农民，盲目地听从干部的宣传，追寻「革命」以及配合中共军队在台湾的行动[45]。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台共即使在其遭逢毁灭的阶段，仍然在乡村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然而，依据台湾作家吴浊流的回忆，所谓「革命计划」纯属虚构，是钟日红一手编造的故事。钟是吴浊流个人熟识一位台籍警察，为了贪图较高的官位，所以替农民们设下这个陷阱。依据吴的观察，愤怒的农民幻想得到中国方面的帮助是非常可能的，而这一类谈话内容传抵钟的耳中，致使钟产生制造这个「事件」的意念[46]。 在日本统治期间，类似这样毫无根据的控诉，由于统治者的猜疑心理所造成的冤狱尚有多起。譬如一九二二年彰化募兵事件，一九三七年（海外返台人士激发）的华侨事件以及一九四一年的东港事件[47]。大湖和竹南事件可能是经过编造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可资证明吴浊流所述的有关文件，因此我们仅能依据所熟知的唯一文件来了解，那就是日本人所记载的资料。 （二）台共的覆灭经过一番党内斗争后，台共重新整顿组织，新的领导中心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临时代表大会召开后已经成立，但是随后不久，日本当局从六月开始展开了全岛的反共行动：中日九一八事变之前，党的主要领袖都已被捕，新的党中央也受到摧毁的命运。劫后余生者以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为基础，组织赤色救援会，以十个人为一「班」、五班为一「队」的组织方式，进行党的重建工作。他们又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暴动，藉以推翻日本的统治，日本当局持续的压制，终于使所有重组党的努力与盼望归于幻灭，党的后继者与第三国际东方局的联系也告中断。在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之后，日本当局已有理由宣称共党组织已完全消灭，台湾的治安已无问题[48]。 我们现在来检视台湾以外的台共情势。一九二九年东京「四一六事件」过后，台共东京特别支部也遭到破坏，有些台湾科学研究会的会员确实想重组该研究会。当台共党员林兑获得释放后，他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召集东京的台湾留学生开会，试图成立一个民族解放组织，这样一个组织违反一国只能有一个党的原则，会议之后遂无下文。因此，东京的左翼台湾人逐渐转向于以无产阶级为轴心的文艺活动[49]。 至于中国大陆方面，上海读书会事件后，林木顺和翁泽生仍然积极地活动。一九二九年六月，他们在法租界成立所谓的「上海台湾青年团」，这个团体于一九三一年四月改名为「旅沪台湾反帝青年同盟」，与中共联系而进行活动。一九三一年九月，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逮捕了它的会员，这个同盟遂遭受破坏[50]。福建方面，在林木顺、翁泽生和蔡孝乾的指导下，该地成立了「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联合会积极分子又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另外成立「厦门反帝同盟台湾分盟」，但是和上海反帝同盟命运一样，随后即遭日警破坏[51]。曾经多次从日警逮捕行动中脱逃的翁泽生，最后终于落入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手中，旋被押往台湾[52]。 简言之，不管在台湾、日本或中国大陆，我们都没有发现有关台共重整的活动资料。 日本当局在采取行动对付台共之前，已经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台湾民众党第四次大会时将民众党解散[53]。民众党的领袖蒋渭水是一位信仰孙文三民主义的医生，他于同年八月死亡，他的死使民族主义运动受到致命的打击[54]，此后不再出现这类性质的运动。台湾的大地主虽然推动有限度的自治运动，举办象征性的活动，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他们的活动也已告结束[5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一个真正的反日组织重新出现在台湾。 [1] 支部由三名日籍党员负责组织：吉松喜清、宫本新太郎、津野助好。参阅《台共秘史》，页60—41。 [2] 谢祈年，台北人，1931年1月当选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由苏新吸收入党。他在年底组织了矿工工会，参阅《台共秘史》，页63。 [3] 《台湾新民报》351期，1931年2月14日，页14；352期，1931年2月21日，页13。 [4] 《台湾民报》360期，1931年4月18日，页3；361期，1931年4月25日，页3。 [5] “臺灣共產黨事件”，页1；《台共秘史》，页7。 [6] 同上。 [7] 郭乾辉，页42。 [8] 同上。 [9] “臺灣共產黨事件”，页2。 [10] 《沿革誌》，页734—737。在判刑名单中，判刑最重的是潘钦信，十五年；其次，谢雪红（谢阿女）十三年；十二年的三人：苏新、王万得、赵港；十年的五人：陈德兴、萧来福、颜石吉、简吉、刘守鸿。另外，翁泽生1932年在上海被捕，送回台湾后判刑十三年。参阅《沿革誌》，页737—739。 [11] 《台共秘史》，页30—31；《沿革誌》，页740。 [12] 《沿革誌》，页740。 [13] 《沿革誌》，页741。 [14] 《台共秘史》，页8—9、58；《沿革誌》，页741。 [15] 《沿革誌》，页748—749。 [16] 同上，页749—750。 [17] 同上，页750—751。 [18] 同上，页751。 [19] 同上，页750。 [20] 郑学稼，第三册，页4233—1234。另参阅：Witold S. Sworakowski,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its Front Organizations(Stanford, Cal.: The Hoover Instituti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5), p.440.有关「国际赤色救援会」的注释。 [21] 参阅新的政治大纲，见《沿革誌》，页731—732 [22] 《沿革誌》，页769。 [23] 同上，页768—770。 [24] 同上，页770—771。 [25] 同上，页751—752。 [26] 同上，页771—773。 [27] “社會科學研究會一覽表”，见：《沿革誌》，页755—756。 [28] 参阅《沿革誌》，页766与页767之间的插图：“臺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陣營ト赤色救援會組織運動ノ發展”。 [29] 参阅《沿革誌》，页776—777，《三字集》系以口语的台湾话韵文撰写，描述劳苦的「无产者」、「劳动者」的艰难生活与被压迫的情景，分成上下两卷，全文收入：《沿革誌》，页777—780。 [30] 《沿革誌》，页796。 [31] 同上，页796—797。 [32] 参阅第三章第三节的图表（表二）。 [33] 参阅“赤色救援會檢擧に關する石垣警務局長聲明”，见：《沿革誌別編》，页681—682。 [34] 《抗日篇》，页72。 [35] 《沿革誌》，页800—801。另参阅，“大湖竹南事件の槪要”，《臺灣警察時報》，1934年8月，页14。 [36] 郭常，苗栗人，1925年加入文化协会，1927年底获选为文化协会苗栗地区的负责人，1931年1月，文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中，获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参阅“大湖竹南事件の槪要”，同上，页143。 [37] 同上，页141—142。 [38] 同上，页143。 [39] 《沿革誌》，页807—808。 [40] 《大湖竹南事件の槪要》，同上，页143—144。 [41] 《沿革誌》，页805—810。 [42] “大湖竹南事件の槪要”，页148—150。 [43] 判刑名单见《沿革誌》，页812—813。 [44] E. Wickberg, "The Taiwan Peasant Movement……"， p.567. [45] “新竹州暴動計劃に關する石垣警務長聲明”，见：《沿革誌別編》，页682—683。 [46] 吴浊流，“台湾连翘”。《台湾文艺》10卷40期，1973年7月，页84—85。 [47] 《抗日篇》第三章（页54—57），对此三案件有详细的描述。 [48] “大湖竹南事件の槪要”，同上，页152。 [49] 《沿革誌》，页52—53。 [50] 同上，页814、851—852。 [51] 同上，页858—860、868、871。 [52] 参阅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警察编纂，《上海に於ける日本人臺灣人の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有关翁泽生的记载，见：《沿革誌》，页853—854。 [53] 《台湾新民报》352期，1931年2月21日，页3。 [54] 黄煌雄，《台湾的先知先觉者……》，页170。 [55] 叶荣钟等，《台湾民族运动史》，页491。盛清沂等，《台湾史》，页69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