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七 走向繁荣 从40年代后期的稳定走向战后的繁荣并不轻而易举。确实，起初的前景是暗淡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各国（除德国外）的工业生产减慢，其增长率从1947年和1948年的12％下降到1949年上半年到1950年上半年的5％。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实际远未耗竭。一些国家失业增加，后来的情况表明存在有过剩生产能力可以迅速动用起来以大大加快增长。生产的减慢是实行紧缩政策（见第六章）和美国发生衰退造成的。 美国的衰退美国被抑制了的消费需求，到1947年底已大部分消失。低水平的家庭用光了战时储蓄。1948年《总统经济报告》指出：“1947年四分之一以上的消费单位和差不多一半的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单位不拥有流动资金”（第20页）。1948年收入中储蓄部分的平均比例从3.1％增加到5.9％（这个水平在后来的20年内几乎一直保持着）。因此，消费急剧减慢。1947年有些部门投资较高，这些部门是“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和象纺织业这样的制造业部门，这些部门在战时没有得到正常速度的扩张或工厂现代化。”（第22页）。但许多大批量生产部门的投资于1947年达到顶点。整个经济投资总额从1948年初开始停滞，那时利润也达到了高峰。到1948年年中，出口比前一年下降20%，尽管有对欧洲的紧急援助（这种援助从反面提醒人们，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将会发生什么事）。扩张仍然保持着，这只是由于政府开支增加了将近一半，特别是民用项目大增（预算盈余从1947年的150亿美元减少到1948年的30亿美元）。 这种刺激没有保持到1949年，当年生产开始下降。经济投资带头下降，下降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其中近三分之二是由于库存缩减。失业者增加1倍，达到7.6％。 这次衰退似乎证实了人们关于厄运的普遍预言（见第一章）。事实上，一场大萧条已为期不远。但是美国也许只是由于在1950年年中爆发了朝鲜战争而得以从一场停滞中获救。但此时欧洲却得到了改善，并由于成功地实行了一次大贬值而得到了加强。 1949年的贬值欧洲和日本只能通过加强他们的竞争能力才能减少他们对美国的大量逆差。否则生产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因支付能力有限而受到抑制，而美国将发现他们的美元援助没完没了。欧洲竞争能力的加强还对美国的出口大有好处。逆差的消除使美国有可能向欧洲重新施加压力以取消对美出口的壁垒，因为那时他们必须减少逆差的借口将不存在了。 只有实行贬值的国家的工人愿意支付必要的价格时，贬值才能取得成功。贬值会增加进口成本，从而提高生活费用。如果工人们获得补偿性支付，那么贬值的竞争性好处很快就会消减。出口利润的增加（例如英国货在美国以美元出售会获得更多的英镑）更难说服工人接受生活水平的削减。由于欧洲和日本工人运动的后退，1949年成了成功地进行贬值的好年头。 美国财政部出于这些考虑，于当年开始施加压力，迫使各国实行贬值，特别是英镑。美国的衰退使英镑区的收支平衡状况急剧恶化。在1949年的1月至9月中旬，英国损失了50亿美元，多于它的储备的四分之一。于是政府实行英镑贬值30％。在法国人关于“贸易战”的惊呼声中，多数欧洲国家相继实行了较缓和的贬值（法国和德国的贬值稍多于20％；意大利稍低于10％；日本于1949年4月刚刚确定了官方汇率，因此未再进行调整）。粗略估计表明（法国除外），贬值使欧洲的竞争能力较战前大有加强）。见表7.1）。
朝鲜战争时的高涨美国经济由于预期将在朝鲜发生敌对行动而得到恢复。1950年初库存增加，到年底达到很大比例。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创纪录：到1950年年中达到超过1948年高峰的水平，其后5年内一直保持着这个水平。1950年底政府的商品和劳务开支（这次是军事开支）开始剧增。到1961年底，这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1950年中期有了7.5％的可观的增长。税收也迅速增加，因此财政赤字在1952—1954年间只达到每年55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消费没有多少增长，由于利润税剧增，纳税后利润没有超过它在1948年达到的最高点。但是军事开支的大量增加，仅仅是由于耗用了那么多的资源，而使生产显著增长。 朝鲜战争引发了一场商品大繁荣，羊毛、橡胶、锡、棉花和其他基本商品的价格上涨两倍左右。在1950年上半年和1951年上半年期间，原料对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改善了30％。还在1950年6月敌对行动开始前，原料进口就开始增加。在1949年上半年到1950年上半年内，美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各国的制造业生产增长了8％，原料进口增长了20％。随着生产的增长，“正常的”重建库存活动因投机而大增。而投机又因美国存货合同在1950年上半年增加了一倍而受到鼓励。当生产出现高涨时，原料供应跟不上而价格大涨。在1950年上半年到1951年上半年期间，制造业生产增长了17％，原料进口只增加4％。1951年头3个月存货合同达到1949年水平的十倍。1951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增长为7.5％，其中一半是由于军事开支的增长。 到1951年中期，原料的繁荣减退。商业库存达到饱和水平，消费开支落在消费品生产的后面。消费品生产和军事生产二者原料的需求都下降了，而原料的供应仍继续增长。价格猛跌。 1952年建立库存的速度减慢了一半，整个生产的增长率也是一样，它下降到3.5%。生产总增长的四分之三是直接由军事开支造成的（美国的这个比重为60%）。北美的失业继续下降（1952年为3.2％，而1950年是6.1%；在西欧，由于工业生产停滞，失业稍有增加（达到6.2％，而1950年是5.7％），通货膨胀在1951年曾达10％。但随着1952年贸易条件的恶化（1951年约下降7％），情况被扭转了，通货膨胀很快缓和下来。北美的通货膨胀在1952年下降到1.5％。欧洲通货膨胀的下降需时较长，但到1953年大西洋两岸的通货膨胀只有0.5％，通货膨胀浪潮的迅速平息，是因为工会只提出了不高的增加工资的要求。实际工资在1951年保持不变或稍有增加。但是高通货膨胀率并没有使工资进一步迅速增加。随着1951年后原料价格的回降，通过有节制的工资谈判，实际工资在1952年和1953年增加了3—5％。 通货膨胀的跃进确使1950年和1951年利润剧增（图6.4）。但公司的报告把因通货膨胀而增长了的存货价值包括在内，从而夸大了利润的增长。例如，在法国，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1949年到1951年期间增长近一半，但经剔除通货膨胀的调整后，只增长了不到十分之一。在美国和英国，为增加军事费用拨款而增收的利润税，使税后利润份额实际上下降了（见表6.8）。 投资与繁荣回想起来，朝鲜战争时的繁荣和随之而来的重新扩充军备似乎应当为持久的繁荣提供理想的功力。194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和［注：疑漏了“对”字。——录入者注］工人运动的进攻恢复了有利可图地进行生产的条件。战争对扩大生产的效果本应提供市场扩大的前景，市场扩大是保证投资大增所必须的，而投资的大增反过来又该把生产推向更大的高度。但事实上，朝鲜战争的繁荣所导致的投资增长并不大，而且很快就消失了。对工厂和机器的投资在1951年只增长了5％。只是在德国，由于恢复被延迟，1951年的积累率才比两三年前高得多（见表6.1）。企业投资在1952年实际上稍有下降，在1950年到1954年间其增长率每年不到3％，比下一个10年将达到的增长率的1／3 高不了多少。所有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1954年的积累率不比1951年高。欧洲投资高潮的到来是明显的，但日本的积累尚待增长，而美国的积累却从1951年的高点回降了。 尽管50年代初利润率很高，市场繁荣，但投资却疲弱乏力，其主要原因在于雇主方面缺乏信心。虽然前10年那些最危险的遗物到1950年已经消散或受到抑制，但还需要有若干年的平静和相对的繁荣才能把它忘掉。股票市场是对未来利润预期的一个指示器。在1951年，各处股票的“实际”价格水平（即经调整剔除通货膨胀），都低于战前水平，在欧洲和日本则低得更多。甚至到1954年，除美国外的股票市场仍比战前更暗淡（见表7.2）
《经济学家》的专栏文章反映了真正的稳定局面尚未达到的不安心情：“马歇尔计划在重建欧洲经济方面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成效。在繁荣和生活水平得到恢复的条件下，简而言之，在本来应该是一个好年头的情况下，马歇尔计划的第三年，在法国和意大利却都有四分之一的选民投了共产党的票…… 几乎没有什么国家对可能取得象俄国人和美国人那样的成功抱有肯定的信念。俄国人和美国人的方式不同，但都有这种信念”（1951年7月7日）。 对日本形势的乐观估计也打了折扣：“日本这个国家的真实图景是它面临着为生存而斗争，这场斗争是在人为的和扭曲的经济条件和这样的日本人民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人民在过去十年经历了波折之后变得茫然和紧张”（1951年11月10日）。两三年后，日本的潜在冲突问题依然存在。“从根本上说，日本的困难是简单的，也是烦人至极的：成本太高，嗷嗷待哺的人口太多，市场太少……但是，要降低成本，只有使设备现代化，从而促进（在日本并不很需要）裁员，而这又会引起工业的不安，这种不安已经很强烈并仍在不断增长”（1953年6月6日）。 1951年初，一则标题为《法国的罢工压力》的报导说，“法国受到了自从1948年10月和11月煤矿工人大罢工以来最严重的新罢工浪潮的冲击……展现出的事实是，当共产党人试图以一些政治口号（例如，反对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动工人时，他们遭到了失败；但是在生活费用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他们发现开展一场争取工资的罢工是十分容易的”（1951年3月24日）。 大约两年半以后，另一场罢工浪潮席卷了“200万罢工者，使法国公共服务部门完全停顿，这个运动正在波及私营部门……但未能在议会中使中右政府发生动摇，他们曾试图在议院外登记不信任票。这是一种近于革命的形势”（1953年8月15日）。 意大利“并未处于繁荣状态。它只取得了相对的稳定，但其水平甚低，不足以使每一个意大利人获得适当的生活水平”（1952年6月19日）。1953年秋季发生了一次大罢工，支持提高工资10％—15％。“9月24日的24小时的象征性罢工被罗马的许多观察家们看作是战后以来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工会游行示威，所有三大工会组织（共产党、基督教和社会民主党）的50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在北部，罢工在各大工厂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有效”（1953年19［原文有误，据上文推断最有可能为10月——录入者注］月3日）。 德国在政治稳定方面似乎取得了显著的成功。1953年，《经济学家》信心十足地写到基督教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成功：“对德国的邻国来说，上星期日的选举中最突出的事实就是，阿登纳博士被树立为欧洲大陆最强有力的政治家。他的地位与那些暂时管理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家们相比，其悬殊之大是令人吃惊的。而德国投票排除了共产党，但在意大利的选举中共产党人却获得了成功。德国工人的状况稳定，但法国却发生了罢工，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同样是惊人的”（1953年9月12日）。然而，仅在一年之内，据报导，德国却发生了普遍的罢工，包括汉堡的公共部门的工人和巴伐利亚的冶金工人，这使这种自满情绪发生动摇：“劳工界的和平已持续了这么久，以致每个人都觉得‘德国人不会罢工’”（1954年8月14日）。两星期后它的记者写道：“整个说来，西德的经济现在可以承担工资的增长，但是它的政治结构却会被阶级斗争所动摇。工会方面的极端主义很可能并不比一部分雇主中间的顽固态度更可怕。 所有这些运动都被成功地抑制住了，但重要的一点是“有情报根据的”舆论仍然很紧张。这减少了企业的信心，使它们在实行长期投资计划时踌躇不前。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1953年初的报告中，明确强调了经济信心与政治稳定之间的联系：“1953年初，西欧的生产停滞，贸易缩减，这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各国为保证在5年内增加生产25％的已持续了一年半之久的决心形成尖锐的对比。试图对最近将来的周期运动进行预测是草率的：战后7年来的发展……强调说明了西欧和其他地方的政局变化对西欧经济有重大影响”（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53年，第52页）。一年后联合国带着对过去的美好回忆报告说，私人投资在大大下降，并评论道：“一般说来，不会再出现直到1950年以前所持有的那种使人抱有信心的预期的气氛”（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54年，第1页）。 但是，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预期相反，1954年欧洲开始了普遍的上升：“一般的印象是，在朝鲜战争的繁荣过去之后，西欧（西德是明显的例外）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是立即下降，而是持续的停滞的时日。除此之外，在1953年的下半年和1954年初，还将有两个新因素加深着人们的担心，一个是美国衰退的到来，另一个是欧洲煤钢市场已表现出的削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55年，第3页）。但是美国的衰退并不象预期的那样严重和持久（《经济学家》曾担心会发生一次“中等程度的下降”）。它的影响也不如预料的那么大，因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开支（每年大约为20亿美元）仍能抵补欧洲对美国的日益增大的贸易逆差而有余。因此，说来似乎自相矛盾：美国的衰退可能反而增强了欧洲的信心，因为它表明美国的停滞并非一定意味着欧洲的衰退。不仅如此，从长期前景看，欧洲正踏着美国的脚印前进。“目前西欧增长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待点是耐用消费品购买的大增。西欧汽车工业的扩大，大部分是面向西欧市场，而与此同时，还有家具，电器和其他家用商品销售的增加，这些加上汽车购买的增加，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消费者购买的浪潮。这种不断扩大的需求多是以消费信贷方式付款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55年，第21页）。 更重要的是，50年代初期的斗争表明，已经为40年代末期的镇压所严重削弱了的工人运动，其挑战性又可能因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受到抑制。在广泛传播的关于“1955年的投资高潮”的报告中，欧洲稳定上升的积累率到1956年将达到4.5％以上，又达到了5年前的一半。日本紧跟其后（见第八章）。大繁荣即将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