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欧洲和日本的新转折
1947年后的几年内，除德国外，扩展的速度没有明显的加快。欧洲总产量每年稳定增长7％左右，工业生产增长10％左右（图6.1）。一直到朝鲜战争前，日本没有找到一种动力以避免1947年开始出现的停滞（见第7章）。1951年产量仍比战前低得多。
资料来源：见附录。
从整体来看，欧洲的投资呈停滞状态。积累率没有大的增长。在德国，固定资本总量在1947年减少，随后投资的有力增长也仅使积累率在1950年达到4%——和其它国家相同，但与后来相比就不值得一提了。积累普遍保持在1947年确立的较低水平上（见表6.1）。
| 图6．2 固定资本投资总倾，1947－1951年 指数 （1938年＝100）  表6.1 积累：企业固定资本的增长1947—1951年 年增长率百分比 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德国 1947 3.9 1.7 3.9 1.5 4.2 -1.9 1948 3.9 1.8 3.9 0.6 4.6 -0.5 1949 2.9 2.0 3.8 0.2 4.4 3.9 1950 3.6 2.7 3.6 0.6 4.7 4.1 1951 3.6 2.1 3.2 1.5 5.3 5.2 资料来源：见附录。 |
无论是欧洲，或是日本，发展都远不如美国快。1951年美国生产是1938年的2倍，而欧洲的产量仅增长了五分之一。1950年美国的积累率可与法国、日本和德国相比，比英国和意大利高得多。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赶上”美国。
欧洲的扩展是建立在从美国或其它地方大量进口增长的基础上（表6．2）。它不能持久。实际上，1948年进口下降，直到1951年才重新达到1947年水平。同时出口走到前面，1950年重新又达到战前水平，而进口仍低10％左右。因此尽管马歇尔援助允许维持一切必要的进口，但它不能做得更多。出口的增加从欧洲对美国赤字的减少中反映出来（图5.1）。实际上，马歇尔援助的资金不是都用来购买多余的进口商品。欧洲复兴计划受援国的储备从1945年的105亿美元下降到1948年6月的73亿美元，到1950年实际增加了20亿美元。因此，1947年以后的增长既不特别引人注目，也不是基于马歇尔援助进口的大量增加。然而生产率大大提高了。1947年后的4年内，欧洲工业生产率增长了42％。日本实际增加了2倍（图6.3）。这些增长比预期的积累增长更快。
| 表6.2
贸易量 1947—1951年 指数（1938年＝100 ） 美国 欧洲（与欧洲以外国家的贸易） 日本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1947 130 227 98 60 11 5 1948 150 182 88 78 15 8 1949 247 182 89 80 24 16 1950 174 163 88 105 26 35 1951 189 195 97 119 25 47 资料来源：见附录。 图6.3 工业生产率 1947－1951年  |
在1947年，大量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大部分欧洲和日本的工业生产低于战前，但工人却较多。由于原料短缺限制了产量，而工人却往往照旧工作。即使象在法国和英国，总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但是雇主想降低就业水平也很困难。在这块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毯中，最基本的线条就是工人就业多于经理的需要。换句话说，就是雇佣的工人比以最高生产率生产同样产量所需要的工人多得多。由于工人有效地反对解雇、加速生产和强化生产，生产率下降了。
1947年后的3、4年内，最主要的特点是普遍地企图重新加强经理的控制权，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和日本，其方法是解雇工人，特别是工会中富有战斗精神的分子，并向工会进攻。对工人运动的攻击受到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支持，产生了推动生产率显著提高的作用。而造成的失业使劳动力更虚弱了，但欧洲和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分别在1949年和1950年（表6.3）下降，受到中产阶级有存款者的极大欢迎。“金融和社会纪律”的这种恢复是这个时期为50和60年代的大繁荣打下基础作出的突出贡献。因此值得更详细地进行讨论。
| 表6.3 消费品价格，1947——1951年 年增长率百分比 欧洲 日本 1947 25 151 1948 11 68 1949 4 17 1950 2 -2 1951 11 15 ① 1947年数字，系英、法、意三国1947年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见附录。 |
法国
法国政府部分地而不是全盘地实行了通货紧缩的政策。政府的经常项目赤字在1947年占国民收入的6％。1949年有了剩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1947年至1950年间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了四分之一。1947年秋削减了对煤矿和其它工业的补贴，1950年经常性民用开支按实际价值计算低于1947年。
1948年秋对信贷的扩张进行了更强的控制，银行必须购买政府债券作为其资产的一部分，而且法兰西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行了限制。批发价格的增长率从1947年的70％下降到1948年的33％；1949年上半年批发价格下跌。1949年工业生产下降。虽然失业估计只有5万人（1947年是1万人），每个空缺的申请者在1948年至1949年增加了近2倍。
利润直线上升，因为生产的增长并没有伴随就业增加，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见表6.4）。实际工资在1948年后停滞在低于战前的水平上。
| 表6.4 生产率和工资：法国，1947—1950年 指数（1938年 = 100） 工业生产 工业就业 工业生产率 实际工资① 1947 89 104 95 63 1948 113 108 105 78 1949 122 109 112 77 1950 128 110 116 78 ①以官方生活费指数表示，1948年后，产品工资下降了几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见附录。 |
直到1947年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使工人受到严格的约束，以保证生产有利可图。但是老百姓的反抗日益削弱了这种作用。从1947年起，雇主越来越多地自己去做工。共产党从政府退出后不久，《经济学家》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描述：
“抵抗运动的梦想已经消逝，法国社会又回到1936年使民族阵线遇到的死胡同。资产阶级不甘心把重大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权利交给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他们今天的反应正象1936年一样，是一种隐蔽的罢工。当时所采用的方式是抛售法郎，购买外币，而今天外汇管制限制了这种可能性。他们的反应是囤积、逃税、拒不投资和挥霍浪费。政府缺少足够的税收，不能使用储蓄，不能使预算平衡，只有采取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是工人由于物价上涨而感拮据，他们意识到自己有重大政治影响，于是拿起了为争取提高工资而进行公开罢工的武器，这样通货膨胀的螺旋转得就更快”（1947年7月26日）。
这个僵局在以后的18个月中就被打破了。1947年秋全国总工会发动了一次争取普遍增加工资的运动，尽管处于少数的社会党人谴责号召总罢工是“多余的”。高涨的燃料和运输价格激发了这场总罢工。
“11月12日马赛市警察当局按照戴高乐派的新市长的命令，粉碎了由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反对电车票涨价的抗议。几个示威游行者被逮捕，激起了全国总工会在马赛司法厅前又召集了一次抗议集会。警察再次出动，这次有一个抗议者被杀。11月14日总罢工使马赛停业一天。与此同时，在法国北部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法国共产党矿工领导人莱昂•德尔福斯从煤矿董事会中被开除时，导致了矿工的罢工。法国总工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它的罢工攻势。马赛铁路工人的罢工成为全国铁路停顿的核心，它从一个铁路中心扩展到另一个铁路中心。接着，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联合会和各分会也举行大规模罢工。11月14日巴黎冶金部门停工（从雷诺公司开始），接着建筑工会、煤气和电力、邮局和码头都关闭了。一声令下，20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罗斯，第52—53页）.
共产党运用了特别有力的策略扩展罢工。矿工中的法国总工会成员拒绝交出安全设备并且利用煤矿董事的汽车运送机动纠察队。政府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它通过了一项法规，对“干预劳动权力”的人进行严厉惩罚，而且征召了8万名武装后备役军人。警察驱散了纠察线并占领了巴黎发电站。士兵被调去镇压铁路罢工。警察和军队的干涉变得普遍。成百的工人被逮捕并被投入牢狱。罢工人数下降到高峰时300万人的三分之一，12月9日罢工结束。没有实现任何一个要求。罢工过后，在法国总工会的社会党人的少数派分裂出去，成立了“工人力量”组织，带走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会员（它在城市服务业中特别强大）。几年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乔治•米尼夸口说“由于有了美国工人（底特律和其它地方的工人）的钱，使我们能够在法国总工会中造成一次分裂，建立工人力量联合会，这对我们全体是非常重要的”（沃思，第385页）。
1948年秋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国有化部门中减少10％的就业，并且实行了更严格的工作纪律。法国总工会在煤矿工人中间组织了一次投票，绝大多数矿工投票赞同罢工。但是其他工人没有被说服举行罢工以支持他们。
法国总工会接着号召煤矿安全人员举行24小时罢工，抗议警察的暴行。政府召集这些安全人员，强制他们坚持工作。法国总工会号召他们进行无限期罢工，这对矿井的安全构成威胁。政府于是派遣了部队到矿区，把工人从井口赶走。法国总工会的领导被从煤矿理事会中开除，罢工矿工的家庭补贴也减少了。10月底工人开始陆续回去工作。11月中旬，当罢工持续6个星期时，一千多名矿工被捕，约500名警察受伤。11月30日法国总工会宣布停止了罢工，没有实现任何要求。至少3千名有斗争性的矿工被解散，工会的势力严重削弱。在以后15年内矿工再也没有举行罢工。
使这次罢工遭到失败的一个因素是继前一年罢工之后工会运动的分裂。“工人力量”的支持者想替换属于法国总工会的当地工人代表。据报道，罢工进行当中，弗兰索斯•密特朗代表内阁“和在危机的时期表现出共和派和爱国主义态度的工会组织”举行谈判（《经济学家》，1948年10月30日）。社会党人部长们应对扑灭罢工的活动和粉碎罢工的措施负责。
工人运动的分裂给雇主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直到1946年中期以前，他们还根本没有有力的组织；到1949年他们的组织包括了90％的资本雇佣者。他们能够和非法国总工会的工会一起很快调停争端，并且动用警察恐吓已经孤立的罢工者。“工人力量”的恶毒的反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们反对与法国总工会进行任何联合行动。雇主利用了这些分裂带来的弱点。他们的联合会出来反对签订任何主要的集体谈判协议，这种协议是1950年初通过的法律所允许的。什么协议也没有达成。乔治•罗斯（由于他的原故，上述情况得以发生）总结说：“1944年后法国的工人运动比法国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力，冷战期间法国劳资关系的气氛发生了对工人运动不利的变化”（第67页）。
意大利
1947年5月意大利共产党从当政的联合政府退出以后，意大利政府立即开始紧缩经济。它在秋天大大紧缩了货币政策，要求银行把大部分资金存入中央银行而不是借给私人企业。第2年银行贷款的增长不到上一年的三分之一。股票价格减了一半。许多商品的价格也下降了，特别是在黑市，由于投机商倾销存货，物价下降更多。1947年至1949年间国家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5％上升到22％，而补助金从5％削减到1％。1948年至1949年经常性民用公共开支下降了四分之一，但是军费开支依然维持着。1947年至1949年间公共事业投资下降了四分之一。
1948年工业生产减慢了。紧缩政策的压力也使物价下降，使雇佣劳动力的实际成本激增（产品工资见表6.5）。燃料和运输费用也上升，国有化部门的亏损减少，对私人企业利润的挤压加强。1947年破产事件是战前的三分之一，1949年增加一倍，达到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二。
| 表6.5 生产率和工资，意大利，1947—1951年 指数（1938年=100） 工业生产 工业就业 工业生产率 产品工资① 实际工资② 1947 92 105 88 86 88 1948 96 105 91 109 108 1949 105 104 101 117 109 1950 122 102 120 125 113 1951 138 104 133 124 114 ①以制成品价格表示 ②以生活费表示 资料来源：见附录。 |
在紧缩前失业者为200多万人，紧缩看来使这个数字没有多大增加。但是雇主利用紧缩的有利条件对车间一级的工会力量发动了进攻，以反对多余的工人和实行合理化。政府拒绝给公司补助金以继续雇用工人；尽管解雇的禁令已被取消，雇主早就成功地抵制了多余的工人。《经济学家》（1947年12月13日）写道，“有代表性的工人”，“雇主对他们不敢解雇，但又拒绝支付工资”。该杂志引用报刊的报道说，数以万计的机械工人处于这种状态。一年以后，《经济学家》的一则报导（1948年11月6日）用这样的标题说明了这种情况的转变：意大利工业中的冷战
意大利的雇主们正竭尽全力把工人减少到与正进行的工作相适合的比例。这种做法加剧了许多工业部门中存在着的雇主和雇员间的早已紧张的关系。但是，把意大利过高的生产成本降下来是必要的。在雇主们中间有一种感觉在增长，这就是他们的地位比几个星期之前加强了，可以一显身手。
但是，工人们正在进行坚韧的持续斗争。上星期菲亚特汽车公司在都灵的米拉费欧工厂（它是意大利最大的工厂，雇员5万人，对国家的出口有头等重要性），因工人采取人所共知的“不合作”办法而陷于解体。这是由于厂方解雇了7名工人。“不合作”的意思是工人拒不去干他份内的任何一点工作。如果需要一把螺丝刀，他就停下来等着，直到螺丝刀拿给他。他故意什么事也不干。当这种办法于去年11月第一次实行了一星期，意大利的工业生产估计就下降了60%。现在菲亚特公司的经理为进行报复，宣布把公司收入的相应损失算在工资的账上。
许多其他大工厂也因受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阻力而受到损失。有一个时期工人们实行了或计划实行每天一小时罢工。上星期斯尼雅•维斯柯萨公司设于佛罗伦萨的皮格那特工厂的经理处在一场被解雇的工人举行的罢工中完全受挫。所有这一切的后果究竟如何尚待观察，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目前意大利工业中的冷战将使人们越来越集中注意力于共产党工会和非共产党工会之间的斗争。
这一重要的工会分裂发生在1948年夏。意大利共产党退出政府后，利用它占优势的影响，使主要的工会联合会（意大利总工会）采取了更富有进攻性的姿态。1947年12月初在米兰发生了“一周大罢工”，反对政府试图调换市长。一个“公民委员会”占领了市政厅24小时。政府开始向北方调动部队。在热那亚、都灵和威尼斯都曾计划举行进一步的总罢工。人们越来越担心如果罢工工人“占领了北部平原”，就将把“意大利与西欧切断”（《经济学家》，1947年12月6日）。但是罗马的一次反对失业和支持公共事业工人的总罢工遇到了“警察部队的有效调动”。第二天（1947年12月20日）罢工被取消，而归于失败。1948年4月的选举表明了左翼的软弱，当时基督教民主党获得了48％的选票，而意大利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一起再次获得一半多选票。
七月有人图谋刺杀陶里亚蒂事件发生后，产业工人运动掀起了最大的高潮。《经济学家》（1948年7月24日）叙述当时的反应说：“在热那亚，大约5万名工人几乎立即从工业郊区涌入市中心，缴了值勤警察的械，占据了四辆装甲车，用机枪设起了路障……在米兰，当地工会命令所有工人在他们工厂的岗位上，原地停止一切工作。后来有两个工厂，即摩他糖菜厂和贝济机械厂，静坐罢工的工人被警察清除，被迫开工……北部意大利的铁路线破坏活动在扩展。”
有人断言曾发生过“计划K”的可怕的起义（或计划Z，没有人能肯定）。意大利总工会曾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但三天后又取消了。然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多数号召罢工的决定却为基督教民主党人在意大利总工会中的分部进行分裂提供了借口。正象法国的“工人力量”组织一样，美国工会提供的金钱帮助了它的成立。到1950年，意大利总工会失去了大约100万会员。雇主们对意大利劳工联合会多方面给予优待，在随后几年内签订的几个全国性协议中和在地区性协议中，莫不如此。这些协议“往往规定由公司向工人赠予，而不是由工人提出要求，使全国性非共产党”工会或工贼工会受到许多公司的鼓励（见B．萨尔瓦迪，第208页）。
当1949年后生产有了迅速增长时，紧缩政策和雇主攻势的效果显示出来了（见表6.5）。生产急剧上升，而工业就业人数却没有增加。劳动生产率上升到比战前高三分之一的水平。由于工业积累率低（表6.1），生产率的提高大部分是由于劳动强度提高。紧缩对利润产生的暂时不利影响很快得到扭转。到1951年，工人为他们的雇主所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他们的雇佣成本（产品工资）两者之比，比1938年墨索里尼时期更对雇主有利。
政府实行紧缩政策时，显然选择了浪费马歇尔援助的作法。在1948－50年间，欧洲复兴计划的赠款每年2.5—3亿美元，但这笔钱不是用来进口，以重建和扩大生产能力，而是全部甚至更多地当作黄金储存起来了。储备额从1947年9月的7000万美元增长到1949年12月的8.85亿美元。政府也没有力争得到更多的马歇尔援助，到1951年底共得到13亿美元，稍多于法国所得总数的一半。
这种紧缩政策受到了强烈的批评。经管马歇尔援助的委员会所受的指责尤为激烈。意大利银行对此提出了一份很长的国家对工业援助的名单（据说相当于1945—1951年工业投资的10－15％，或“对等基金”拨款的1／3）。后来评论者把紧缩说成是对中间阶级和农民的一大胜利，因为他们的薪金和储蓄受通货膨胀之害最大。这些阶层在1948年的选举中跟在政府后面摇摆。但是紧缩也起了另一种、而且是更重大的作用。它造成了一种经济气候，在这种气候中，资本家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将来的积累再次加强控制。这是1947年以后所完成的基本任务。意大利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表明在这些年中社会和财政纪律的需要如何比实际恢复更占优先地位。马歇尔援助原来是美国全心全意支持达到这种目的象征。
日本
美国占领当局成功地禁止了拟于1947年2月发动的总罢工（见第四章），以此表明它能够有效地干预任何重大的工人运动的进攻。1948年7月麦克阿瑟“欢迎”政府雇员将举行的一次有威胁性的罢工，他在给政府的指示中，宣布公共部份的工人无权罢工或采取破坏性手段。对此工人的反对仍然是无效的。一场计划中的邮政工人的抗议，由于得不到支持而被取消。
然而，当时的形势是一种僵持局面，而不是牢固的资本主义统治。公共部门的工人之所以要罢工，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既落后于通货膨胀，也落后于私人部门工人的收入。正如当时《经济学家》的说明那样：“日本的私人资本主义……证明能够非常适应新秩序：为了避免麻烦，许多工业家们不仅同意大大增加工资，而且把专职工会干部仍列入他们的工资名单之中，并向他们提供办公室和印刷设备。结果，私人工业中的工资增长率和工会的特殊待遇都大大高于政府雇员”（1948年8月28日）。
这种“适应性”是软弱的表现，而不是强有力的表现。劳动生产率仍低，说明雇主无力削减劳动力。1948年，只有一家大公司成功地进行了强制性裁员，在此之后，它被“4辆美军坦克，1个机动连，2架飞机和1800名武装警察”所包围（丸河内等，第336页），公司利润根本不能增长。1948年利润占生产的比重不比1947年高多少（见表6.6），公司保有的利润（扣除折旧之后）是不存在的。
| 表6.6 日本的利润、工资和生产率1947——1951年 利润比重 ① 实际工资②③ 工业生产③ 工业就业③ 工业劳动生产率③ 1947 8 30 37 95 39 1948 9 46 55 96 57 1949 15 66 71 97 73 1950 22 85 84 98 86 1951 26 92 114 101 113 ① 净利润占公司生产的百分比。② 以生活费表示。 ③ 指数1934－1936＝100。 资料来源：见附录。 |
政府担负一半以上的投资，并为其余部分提供大部分资金。复兴财政银行是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在1947年和1948年间，该银行的贷款相当于私人投资的40％以上。美国提供34亿美元左右的赠予，以支付必需品的进口。而政府，实际上，就把相当于这些美元的日元对等资金用于向私人资本积累拨款（在1947—1948年支付差额相当于私人固定资本投资的55％左右）。私人固定资本投资达到了战前水平的80％，这可能是因为通货膨胀（1948年约达80％）使借贷便宜。但是1948年积累总额的一半以上是以增加存货的形式进行的，这部分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这种重建库存既反映了又加剧了通货膨胀。食品短缺仍然是一个问题。农民不能保证用大米换到足够的消费品，或换到能保有购买力的钱，就宁愿“把他生产的东西更多地在自己家庭中消费掉，或尽可能地拿到黑市上去，那里的价格波动在官价的10到100倍之间”（《经济学家》，1948年1月17日）。
这样，形势就成了僵局。工人运动没有足够的力量排除占领当局强加的禁止他们采取决定性行动的阻碍，私人资本过于软弱，不能重新对工厂进行控制。而政府也不能采取坚决的行动来稳定金融体系和推动积累。
在1947和1948年间，美国有一种想法，它应当进行干预，以打破僵局，并使日本经济重新获得活力，以加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1948年初，乔治•凯南建议停止分散化情况，推进经济恢复，并扩大一些城市中的警察人数，这些城市中“共产党的活动已成了最尖锐的问题”（凯南，第390页）。1948年底，占领当局按照一位著名银行家的建议，提出了一项九点稳定计划，包括平衡预算，控制工资和物价，延长工作时间和进行大量解雇。另一位银行家，约瑟夫•道奇于1949年初派往日本来检查这一计划。政府开支，特别是工资、补贴和失业津贴要削减，以平衡预算。国家赠款必须限于“那些有助于使日本经济稳定的项目”（S.鹤，第9页）。工资的增加只能作为生产率提高的一种鼓励。
实行“紧缩措施的直接结果”是约70万工人被解雇（莱维纳•第73页）。道奇非常明白他干的是什么事。他指出，“生活水平也许己经过高”，多一些失业“反而会使劳动效率提高，并使生产增加”（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522—524页）。私人部分对政府的这种提示的反应，《经济学家》的记者说得很清楚：
“在‘打倒共产主义’的声嘶力竭的民主叫喊声中，日本的雇主们急忙降低工作条件和工资等级，并把摇摇欲坠的日本工会运动撵出去。他们已经从目前实行的精减工人的计划中尝到了甜头，这个计划是按约瑟夫•M•道奇先生的一道来得太迟了的严肃的命令进行的，道奇先生是华盛顿派往东京去加强经济改革的一位底特律银行家……由于公共服务部门和大企业解雇了数以千万计的多余雇员，日本的失业者预计可达400万。而政府只是笨拙地为减轻失业和重新吸收工人就业的工作进行辩解……
“共产党威胁说要发动‘夏季革命’、‘8月劳工攻势’（现在这个攻势已改在9月，或者也许是10月），以及从日本的一头到另一头的罢工计划。但当解雇通告发布后，他们只是言辞激烈。但是后来，当一名年老无辜的、技术上负责裁减多余铁路员工的铁路行政官员被发现在东京路轨上被肢解成好几块时，即使言辞也不激烈了……群众对共产党人的反感，特别是被解雇的铁路员工，是强烈的和带有自发性的。这是七个星期以前的事，没有人被逮捕。铁路员工，也象其他被解雇的工人一样，在震惊的公共舆论下后退了……
“现在，雇主们与政府一起，以东方的权术和假仁假义的机会主义手法利用着这种形势。本星期，日本雇主联合会在一份充满虔诚的辞句和厚颜无耻的伪善的长篇报告中，提出了准备为全国雇主所采用的建议，这些雇主们为工会的存在所牵制，不管这些工会已为共产党渗透与否。他们在报告中说：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认为一个雇主感到他的雇员缺乏与他合作的诚意时，能否将他解雇，是一个法律问题。然而，最近铁路员工的大量解雇提供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先例。我们有权解雇所有那些有干扰企业正常管理行动的人，或那些帮助他人采取这种行动的人……
当第二工会成立时，其目的是与实际情况相协调，采取适当的劳动管理办法，以改进企业状况，则雇主应优待这个第二工会，不管它的会员人数多少。
“其他有用的意见是鉴于国家目前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需减少退休金，修订劳动合同，限制工会会员，以及用其他方法加强工会的民主化，把工会干部列入第一批解雇职工名单所产生的心理影响，通常认为是附带的。最后，雇主联盟热情赞扬了政府提出的一项很值得注意的立法，该项立法授权警察，当发现有匿名的工会会员被控犯有暴力罪行时，该工会领导人同样受逮捕和惩处”（1949年9月24日）。
此外，“雇主们也成功地致力于制造工会的内部分裂，方法通常是把一些中年工人从免职名单中抹掉，并给他们大大增加工资”（同上）。
1950年，占领当局煽动起一场“红色清洗”，1万2千名共产党员被解雇，1万1千名是从私营部门解雇的，包括2500名工会干部，共产党统治的工会联合会“产别”被破坏。一个原先在反共的“民主联盟”基础上的新联合会建立起来。罢工天数减少了一半，其中四分之三是在煤矿，那里雇主削减了10％的工人。“共产党威胁说要发动‘夏季革命’、‘8月劳工攻势’（现在这个攻势已改在9月，或者也许是10月），以及从日本的一头到另一头的罢工计划。但当解雇通告发布后，他们只是言辞激烈。但是后来，当一名年老无辜的、技术上负责裁减多余铁路员工的铁路行政官员被发现在东京路轨上被肢解成好几块时，即使言辞也不激烈了……群众对共产党人的反感，特别是被解雇的铁路员工，是强烈的和带有自发性的。这是七个星期以前的事，没有人被逮捕。铁路员工，也象其他被解雇的工人一样，在震惊的公共舆论下后退了……
“现在，雇主们与政府一起，以东方的权术和假仁假义的机会主义手法利用着这种形势。本星期，日本雇主联合会在一份充满虔诚的辞句和厚颜无耻的伪善的长篇报告中，提出了准备为全国雇主所采用的建议，这些雇主们为工会的存在所牵制，不管这些工会已为共产党渗透与否。他们在报告中说：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认为一个雇主感到他的雇员缺乏与他合作的诚意时，能否将他解雇，是一个法律问题。然而，最近铁路员工的大量解雇提供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先例。我们有权解雇所有那些有干扰企业正常管理行动的人，或那些帮助他人采取这种行动的人……
当第二工会成立时，其目的是与实际情况相协调，采取适当的劳动管理办法，以改进企业状况，则雇主应优待这个第二工会，不管它的会员人数多少。
“其他有用的意见是鉴于国家目前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需减少退休金，修订劳动合同，限制工会会员，以及用其他方法加强工会的民主化，把工会干部列入第一批解雇职工名单所产生的心理影响，通常认为是附带的。最后，雇主联盟热情赞扬了政府提出的一项很值得注意的立法，该项立法授权警察，当发现有匿名的工会会员被控犯有暴力罪行时，该工会领导人同样受逮捕和惩处”（1949年9月24日）。
此外，“雇主们也成功地致力于制造工会的内部分裂，方法通常是把一些中年工人从免职名单中抹掉，并给他们大大增加工资”（同上）。
1949年随着信贷膨胀的停止，生产也停滞了。登记的解雇人数从1949年初每月不到2万人，增加到1950年3月的每月8万5千人。然而，企业固定资本投资仍然稳定，尽管库存的增加急剧减缓。1949年利润有所增长。但是1950年和1951年由于生产超前而就业人数事实上没有增加，雇主得到了实际利益。1951年工业生产率大大超过战前水平，而实际工资却远低于战前水平。利润所占的比重非常高（见表6.6）。
德国
看来德国是一个瘫痪的经济因马歇尔援助而得到拯救的明显实例。1947年的工业生产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一左右；到1951年已经超过了1938年的数字。但是恢复只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的，具有象征性。盟国决定在他们管区内完全恢复德国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关键。其他各种结果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分割。任何使俄国占领区合并为新德国的体制，都必须以某种方式体现于东欧业已建立起来的实际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化。但是西部地区的工人运动必须去掉工业社会主义化的概念。这意味着西部是市场经济。管理的混乱、黑市交易和以货易货现象必须清除，货币必须恢复它作为经济生活的第一主宰的角色。显然，工资必须发现金，并到商店中去购买物品。但是工资也必须控制在一个“现实的”水平上，以与工人的生产相适应。换句话说，利润必须恢复到一定水平，足以使德国资本家已经动摇的信心得到恢复，并恢复适当的积累。马歇尔援助的美元，如同在意大利一样，体现了美国对这一目标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但是他们的直接经济贡献却是第二位的。
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具有决定意义。从马歇尔的讲话到为恢复德国经济而实行有效措施之间有一年的间隔，这是为了使法国接受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德国，采取各种策略以谴责俄国人的分裂，等等。
1948年初情况仍然混乱。《经济学家》报导说：“连续三年，食品危机使鲁尔处于暴乱和失空［疑为“控”——校者注］的境地。当局长期不兑现它在最近几周内对油脂配给的允诺，导致许多城市、工厂和矿山发生罢工。如果不是德国工会的领导的大力阻止和表示负责，就很可能发生全面停工”（1948年1月24日）。事实上，共产党人在鲁尔工会会议上号召本月底举行罢工遭到挫败。社会民主党工会领导人勃克勒说，“那不能多带来一粒米或一片面包”（施密特，第141页）。同一篇《经济学家》的报导解释为什么货币改革是重要的：
“在法兰克福人们说有这么一件事，汉堡的一个德国企业家发现他的工厂因缺少水泥而停了工。于是他就开动他的汽车，用黑市汽油从汉堡开到法兰克福。在那里他在黑市上买了几盒巧克力，这种巧克力在商店中卖给美国兵是每盒1.05美元，而非法卖给德国人则是250马克。他带着这些巧克力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把这些巧克力换成丝袜子，私运到苏占区。从那里又到了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在那里他用这些袜子向一个农民交换黄油。他把这些黄油放进车里，一直开回汉堡。在那里他把黄油换成水泥。
“这个故事还可以继续说下去，这位汉堡的制造商在他的工厂中会生产出足够的东西，使他能换到足够的食品和物品以维持他的工人和他的家庭的生活，并弥补他按战前的固定价格合法出售部分产品所受的损失。然后，他注意到计划今年春天要实行货币改革，他的很大一部分现金和银行存款会被一笔勾销，他就把他剩下的货物和原料存了起来，尽可能不使当局察觉”。
控制了两区执行委员会的基督教民主党起初曾宣布支持国有化。但当国有化处于逆境时，他们又拒绝行动，宁愿让混乱局面败坏计划化的声誉，并为不受阻碍的自由企业铺平道路。他们找到了阻止召开委员会会议的借口，一度宣称该幢建筑物已卖给业余剧团。一项要求房产主申报物品储存的法律根本被忽视：在法兰克福发出了35万张调查表，只有14张寄回来。有些德国社会党的领导人宁愿“推迟”（也就是取消）社会主义化的要求，并与基督教民主党结成联盟，但整个领导仍表示反对，唯恐这样的联盟会给共产党人以借口，说德国社会党背叛了工人的利益。“这个故事还可以继续说下去，这位汉堡的制造商在他的工厂中会生产出足够的东西，使他能换到足够的食品和物品以维持他的工人和他的家庭的生活，并弥补他按战前的固定价格合法出售部分产品所受的损失。然后，他注意到计划今年春天要实行货币改革，他的很大一部分现金和银行存款会被一笔勾销，他就把他剩下的货物和原料存了起来，尽可能不使当局察觉”。
虽然勃克勒于1947年9月曾经说，不管马歇尔计划有什么意义，“工会将以更大的努力继续为社会主义化而斗争”（施密特，第116页）。党没有做什么事来鼓励这种行动。工会领导不得不在1948年6月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表示支持马歇尔计划，尽管事实上这些领导“正确地认识到马歇尔贷款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要求放弃或推迟工会提出的在关键部门实行社会主义化的计划（格雷夫，第59页）。军事当局确实是立场完全明确。他们继续阻止各地试图通过工业社会主义化的法律，或大大扩充职工委员会的力量。1948年春，英国当局在美国的压力下，拒绝接受在包括鲁尔和北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在内的地区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要求对工业实行社会主义化（意味深长的是，基督教民主党那时取消了他们过去对这种措施的支持）。美军司令克莱也阻止了黑歇政府在德国社会党支持下通过的一项法律。要求在诸如生产方法之类的问题上给予职工委员会以决定权。
经济呈现僵局。市场不允许自由起作用以便让它自行推进恢复。货币改革打破了僵局。所有个人和组织都必须登记他拥有的现金和银行存款。这些都按为人所知的比率（100德意志马克换6.5德国马克［注：德意志马克（Reichmark）为1925年至1948年的德国货币。德国马克（Deutschmark）为1948年开始至今所用的德国货币——译者注。］换成德国马克。所有个人都分两次发给60德国马克，企业则每一雇员均发60德国马克（约等于一周的工资）。而国债简单地一笔勾销，私人债务则以1比10的比率换算。对政府债务的持有者实行这种严厉的歧视，据说是由一种“战争负担平均化”方案所弥补，其中涉及对那些拥有资产者的税收，这些人的实际资产（如股票）在改革中未被触动。差不多所有制品都取消了价格和数量控制（衣服和鞋仍实行配给，但其价格则解除控制）。食品、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和租金仍然实行价格控制（虽然往往是敷衍塞责）。货币改革后不久，工资也取消了控制。
按现行价格，流通中的货币与生产之比下降到只及战前水平的大约三分之一。原来缺乏现金的企业开始出售库存。以货易货现象消除了。黑市价格下跌。“家庭主妇在大街上溜跶，惊奇地瞅着商店的橱窗，——鞋，皮手袋，工具，童车，自行车，篮子里的樱桃”（《经济学家》1948年7月3日）。同一报导还说明，旷工现象大大减少，据纽伦堡的制造商说，从18％—20％减少到2％—3％。“生产重型机器产品的厂家，由于不能用这些东西支付工资，也难以去换其他实物，在纸烟流行的那些日子里，没有工人愿来工作：而在使用新货币的头一个星期，一个重型变压器和电动机的制造厂就总有一队找工作的人。”
但是黑市的萎缩并不表明价格的暴跌。消费者由于商品奇缺和担心随着改革而使金融资金进一步受损，胡乱地花掉他们手头的现金。企业从那些分配到过多储备的银行借款。英国军政府很难加强人们对货币的信心，它在11月指出“德国马克的将来是件很使人担心的事。”同一报导继续说：“艾哈德博士期望解除价格控制将会形成一种正常的竞争价格结构，这一期望由于一些企业家的活动而落空。而他正是对这些企业家十分信任的。他们不是面向价格竞争，而是合伙实行‘价格纪律’，换言之，用以保证利润不因外部有人削减生产成本而降低”（《经济学家》，1948年11月27日）。
利润是高的。1948年下半年劳工成本（产品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大致与1938年相似，这两个变数都大约为战前水平的60％。这一比率在随后两年的扩张中继续保持着，而在1951年，甚至变得对利润更为有利（见表6.7）。
| 表6.7 德国的生产率和工资，1948—1951年 （指数1938年= 1 00） 工业生产 工业就业 工业生产率 产品工资 实际工资 1948（下半年） 61 103 59 64 75 1949 75 108 69 74 85 1950 94 114 82 84 101 1951 113 124 91 80 105 ① 以制成品价格表示。② 以生活费计算。 资料来源：见附录。 |
1948年原料和其他投入的成本比产出的价格为低也有助于维持利润。囤积了大量存货的资本家也获得了意外的利润。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报告说，在“货币改革后的第一年，利润与工资和薪金相比已高于战前”（1935年，第74页）。中央银行1948—49年度报告也承认，“在许多生产行业，价格的提高已超出因高成本而进行的调节，结果在许多情况下获得了大量利润（1948—1949年，第5页）。
既然利润提高，1948年投资增长了一倍多就不足为奇了。当年投资的增长集中在下半年，许多投资用来建造“豪华的旅馆，饭店，电影院和商店（贝洛夫，第84页）。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指出，低工资“使人数很少的阶级享有其他多数欧洲国家闻所未闻的高度奢侈消费，这与工资所得者的低生活水平形成尖锐的对比”（1953年，第75页）。
生活费的上涨比工业生产价值为小（例如房租就上涨很少）。这样1948年的纳税前工资的购买力就达到战前的四分之三。但是税收剧增，使可支配的净支出大大减少。到当年年底，食品和其他管制食品的黑市重又出现，使官方生活费指数越来越不可靠。8月份工人举行了反奸商的游行，鲁尔曾发生罢购运动。在斯图加特这种情绪特别激烈，好几天实行了宵禁。11月12日约有900万工人参加了一次24小时的总罢工，反对物价上涨和物品短缺。
这种情况越来越威胁着经济的恢复。德国社会党和工人运动主张用国有、工人管理、生产的实际计划化和物价管制来限制市场。这种解决办法至少会拖延不受限制的德国资本主义的恢复。为了实现这种恢复，需要有“社会和金融纪律”这样的资本主义方法。当局对此很清楚，他们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是实行货币紧缩政策。银行贷款受到限制，方法是责成银行保有的储备增加一半，并禁止进一步发放贷款。生产减慢了。物价稳定下来，然后下降，生活费在1941年内下降了7％，企业破产数增多，失业者大增。
失去工作的人数已正式从1948年6月的50万人增加到12月的75万人（就业人数继续增加，但是更多的工人现在寻求正式工作，以便得到保有实际价值的现金）；在1949年，工资就业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正式失业者增加了一倍，达到挣工资和薪金人数的11％。农业地区的失业水平比工业区高出两倍。但后者增长更快，达到了6%。难民的失业率约为本地人失业率的3倍。
就业人数并没有因生产下降而减少。生产只是在1949年中停滞了一个时期。雇主利用信贷紧缩和需求减弱的时机进行改组，“工业合理化的过程（它包括重新装备，采用节省劳动的方法和机器，更多地替换效率低的工人）在迅速进行，它不仅排除了工人，而且阻止了这些被解雇者的再被吸收”。（海勒，第534页）。到1949年底，工业生产比一年前增长了1／4以上，但工人没有增多。大量生产能力过剩。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估计1949年工业可能多雇佣100万工人，因为现在它的生产能力只利用了75％。1949年夏季实施的一项进口自由化政策，进一步迫使雇主实行合理化。甚至在1949年和1950年，德国从欧洲进口的一半已经自由化了。失业人数的激增进一步削弱了工会，工会的基金在货币改革中几乎荡然无存。由于只有1／4的工人获得提高工资15％（这是1948年4月由军政府批准的），10月取消工资控制（当时失业已在在上升）没有产生威胁。由于实行反共产党的组织措施，工会中有战斗性的会员的地位被削弱，例如，冶金工人工会改变了它的组织原则，从按工作地点改为按地理区域或行业；到1948年底，全部德国共产党党员都从鲁尔矿执委会中选掉了。
低工资造成了高利润，而高利润又促进了投资。1949年底以后生产迅速增长，生产率的提高使实际工资增长，而盈利不受威胁。工会的软弱状态和实际开支的增长缓慢，保证了要求增加货币工资不会有损于这样的高利润。企业投资额在1949年翻了一番多，使积累率一年提高了大约4％。虽然德国马克在1949年对美元的贬值程度低于英国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见第七章），很低水平的实际工资促使在朝鲜战争的繁荣条件下出口迅速扩大。在1948年到1951年间，出口总额增长了5倍，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有助于维持生产的扩大和保证把增加的利润用于投资。对投资特别有利的税收减免，以及货币改革消除了利润税负担，也都为增加了的利润用于扩大投资开辟了道路。货币改革后两年半时间内，70％的投资是由公司保留的利润拨款的。到1952年，积累率提高到6％（见表6.1），为德国的欧洲竞争对手的3倍，为美国的2倍。
马歇尔援助的作用是有限的。外援于1948年达到最高点，为10亿美元多一点（真正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很少）。1949年当马歇尔援助充分展开时，仍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这两年内援助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为1948年总进口额的三分之二，但到1949年这个比重下降到不到一半。1951年不到十分之一。美元确实支付了原料的进口，这在1948年和1949年对生产的扩大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的实际程度比总数字表明的小。由于德国煤炭出口价格低，损失了大量外汇（1950年和1951年达1亿美元）。当时要求德国必须使用收费更高的荷兰和比利时港口，如何利用马歇尔援助也受限制（见第五章）。到1951年出口已能完全支付进口的费用了。
“对等基金”在投资拨款中起了一些作用。由于当局极不喜欢赤字财政，作为美元进口的“对等基金”的德国马克，对政府来说，利用它来对基础部门（燃料、运输和钢铁）的一些投资进行拨款，也是“不错的”。但是即使在1950年，这些资金的使用达到顶点时，也只占总投资的9％。在货币改革后的6年半时间内，它只占总投资的3％。无论如何。用于投资的这笔对等基金大大少于德国政府（以德国马克）向占领军支付的开支。这笔开支在1949—1952年约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为用于投资的对等基金的12倍。当然，德国也因此而得到了“防务”，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要比占领国小。但这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这笔开支是强制征收用以支付占领军的费用，它大大超过了用于投资的对等基金。
因此，马歇尔援助提供的美元只是在1948—1949年有暂时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援助所表明的美国方面所承担的义务，即恢复摇摇欲坠的德国（西德）资本主义。1949年8月第一次议会选举说明这种恢复的成功。德国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一起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而1946—1948年的全国选举中他们的选票要占44％。
工业的社会主义化，特别是鲁尔的基础工业的社会主义化，在1947年以后被有效地排除了。尽管冶金工人工会在1950年威胁说，如果旧企业主回来，企业就将停产，但旧企业主确实又掌握了企业。旧的股东在新公司中分配股票，虽然持有多股受到限制。这样，鲁尔的钢铁厂和煤矿的所有权更稍有分散。但是工人坚持要求对工业的共同决策权。《经济学家》报导说：“在德国，工会作了很大的努力以共产党员的队伍而自豪，却发现他们自己被推到幕后，美国军事政府奉劝他们集中他们的努力于工作时间和工资问题上……工会领导人担心如果工人在共同决策方面没有从西方大国那里得到满足，会走上共产主义的方向”。（1949年5月14日）。
1950年冶金工人工会在钢铁厂中获得了96％的赞成票，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举行罢工。93％的矿工投票支持这一斗争。经过阿登纳总理的干预，雇主同意给予工人在监察委员会中的平等权利。这是一种策略性后退。正如钢铁管制委员会的负责人所说，工人委员会“要求有权干预工厂的行动，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让工人和工会负有一部分这种责任要在排除工业中的劳工纠纷的道路上走很长的道路”。（斯彼罗，第33页）。职工委员会的职权只限于地方工厂和个人事务。1946—1947年的关键性要求是在生产方式、方法和安排、投资、销售、定价和合并等问题上与雇主享有同等权力。但一点权力也没得到（见第9章）。这些要求与完全恢复资本主义不一致。当这些要求被搁置一旁，只获得了一个大打折扣的共同决策的制度时，战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必定遭到遏制。
英国
马歇尔计划宣布后，英国政策的变化比欧洲大陆和日本都更缓和，因为它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不大具有威胁性。政府想办法把资源从消费（私人消费和社会服务消费）转向出口和投资（见第4章），虽然工人的消费增长很慢。到1948年并不比战前高（见表6.8）
| 表6.8 英国的利润和工资，1938—1951年 利润占国内净产值的比重 生活水平的指数 纳税前① 纳税后② 未分配利润③ 实际工资 按人口平均的实际个人消费 1938 12.5 9.8 7.7 100 100 1945 12.3 — — 121 90 1946 13.0 6.2 6.5 120 100 1947 11.8 3.9 5.5 122 102 1948 14.0 6.1 7.7 124 102 1949 13.7 6.4 7.7 128 103 1950 13.2 5.0 7.9 128 105 1951 14.6 4.5 7.3 128 105 ① 公司资本消费和库存增值而得到的净利润。 ② 上项（1）减去（英国）公司收入税。 ③ 库存增值和总资本消费的净利润未分配部分。 资料来源：见附录。 |
第一个运动发生在1947年秋季，当时试图使英镑可兑换成其他货币，对此美国曾答应给予美元贷款，但几个星期后就取消了。政府实行了紧缩预算的政策，以减少国内消费。它还千方百计地想多赚美元。
政府过去曾限制殖民地在伦敦借款以兴建基础工程的能力，现又屈从于一股援助殖民地发展的热情，特别是为了适应帮助英国平衡收支的需要。这个计划多少带有灾难性。最具冒险性的是坦干尼卡（坦桑尼亚）的花生计划。该项计划花了4000万英镑，生产的花生却比如果买来种的还少。
1948年2月关于限制工资的含糊不清的号召为一个更为坚决的关于个人收入、成本和物价的公告所代替。这个公告要求制造商不得因工资增长而提高物价。实际上这个法令不是一个加强工资限制的有效办法，却是对右翼工会领导的有力支持。在1949年英镑贬值时，关于限制工资的号召为工资冻结所代替，这再次受到工会领导人的支持。职工大会要求实行各种退让，以换取维持冻结工资，包括继续实行食品补贴，房租管制和社会服务开支。这些办法大部分在工党政府的最后三年内都部分地打了折扣。但是工资的冻结造成了重大影响。实际工资率从1946年到1951年连续下降，虽然由于加班加点和通过地方性协议，收入有缓慢增加。按人口平均的消费也有所增长。这个政策最后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取消了。1950年9月工会代表大会的年会不顾其总委员会的劝告拒绝了工资限制。
1305号命令的继续实行是工资政策的背景，该命令的反罢工条款于1949年第一次援用，当时一些煤气维修工人被起诉并被判处一年监禁。其余工人回去工作，处罚从轻为交纳50英镑罚金。第二年又试图用这一命令反对伦敦码头工人，但由于工人阶级自发的反抗而未成功，后来该命令终于撤消。
1948年除工资被压低之外，工人的社会计划也开始削减。住宅建筑的目标缩小了。教育和保健的未来开支计划也是一样。作为保健服务的基础的免费医疗原则也被取消了。预算实行一先令的处方费。在1949年秋季英镑贬值后，政府开支进一步砍掉8.5％。1949年前保健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但在那以后停止增加。
政府于1948年12月发表了一份白皮书，试图明确规定国家开支项目的重点。在10年期间，根据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要求，作为纳入马歇尔援助的一部分，达到了这一点。它计算了如果投资（公共的和私人的）和经常性国家开支目标都达到，消费的增长率应限制在怎样的程度之内。计划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消费将增长5％，投资的比重是20％。
这份文件很少有或者没有实际效果。但它确实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消费是理当控制的主要开支领域，以便使其他开支项目得以实现。据此，工资控制是很重要的。
工党政府没有试图实行经济计划化，即使是指导性计划。它明确地拒绝真正的经济计划，认为那从来就是反民主的：“要制定稳固的和确定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其他进步的方法，因为……各种政策只有得到各阶层人民和个人的自愿合作时，才能实现。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能够有效地采用的管理方法是有限的”（1948年白皮书，普里特，第283页）。
1949年9月，由于英镑出口收入（特别是英帝国出口的原料）受美国衰退（见第七章）的冲击，英镑从4.03美元贬值到2.80美元。这些，再加上同时实行的工资冻结和开支削减，为收支地位的根本改善铺平了道路。1948年利润剧增。并且在工党政府的任期内的其余时间一直很高。
除了工党政府向袒护企业的政策后退外，还发动了一场反对工会中共产党人的政治迫害。1947年秋，随着新成立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实行更富进攻性的路线，英国共产党开始采取反工党政府的立场。在1947年底，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表通告，它事实上敦促各工会辞退共产党员干部：“我们能预计共产党及其跟随其者发动破坏运动……我们能预计他们试图鼓励工厂中的不满情绪……我们能预计他们试图加强搞垮和破坏工人运动”（普里特，第160页）。1948年春政府宣布对民用服务部门的共产党员进行清洗。《经济学家》报导（1948年10月23日）说：“共产党在英国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和领导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头等重要问题。如果共产党的影响足够强大，法国发生的事在这里也会发生。”它指出，矿工有一名共产党书记，他把马歇尔计划说成是“用牺牲工人阶级的办法，以美国的模式重建欧洲”，威尔士和苏格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是这样。在机械工程工会的7人全国委员会中有两人是共产党员，4名全国组织者中，有3人是共产党员，电气工人不久前选举了共产党员当主席和书记。运输工人工会的执行委员会38名成员中有8名是共产党员，建筑工会的主席也是共产党员。《经济学家》提醒职工大会进行干预“以结束共产党工会干部的令人可疑的地位”。1949年7月运输工人按照职工大会的信和反共通告的精神，带头阻止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这标志着左翼力量的重大削弱。据说“当会议通过决议禁止共产党担任工会的领导时，当他们的总书记在作高度负责的讲话，说明稳定工资的必要时，伦敦码头的许多工会会员坚决拒绝听从让他们回去上工的规劝。”（《经济学家》，1949年7月16日）。
该刊同期报导说，“在工会官员中间，有人支持法律禁止非正式罢工”，这指的是重要部门，但鉴于码头工人的罢工方式，法律的威胁并不起作用。“没有哪个部门的工人像码头工人那样由于得到社会的支持而使自己的工作条件得到重要改善。但结果如何呢？效率和责任心全都大大下降。”尽管有反共产党人的政治迫害，有右翼领导实行的控制，英国的雇主从未对工人运动发动像法国、意大利、日本或甚至美国那样的正面进攻。这从长期看确实会使雇主变得软弱。他们满足于瓜分国内和大英帝国的市场，不实行反工人运动的那样“合理化”运动，而这种运动却是欧洲大陆和日本在50年代出现投资高潮的前提条件。
总结
自从实行马歇尔计划后的几年内发生了许多事。美国认识到重新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要求它全心全意地支持各国恢复“社会和金融纪律”，因此，它准备推迟让外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苏联安全地置身于它的东欧掩体之中。苏联的势力范围比美国起初预期的更加牢固地团结在一起，但它也比美国后来所担心的更有局限性。而对苏联的敌对态度证明是反对工人运动的一个有用的武器。殖民地革命在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帝国主义在别的地方开始成功地把争取政治自由的运动与持续的经济统治结合起来。
欧洲大陆和日本的工人运动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他们被迫从1945年他们在基层和政治上所占有的明显的支配地位大步后退。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大大有利于雇主。利润已可与战前水平相比，甚至在过去曾受法西斯辖治的国家也是这样（见图6.4）。在英国，发展不那么大，但也是决定性的。在1945年许多人曾经相信保守党人永远不会再执政了。事实上，起初一度是多数的工党政府之后，却有13年之久的保守党的牢固统治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消蚀。美国工人运动在战后的攻势在恶毒的反共气氛中受到遏制。
这样，新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基本条件已经建立，并打下了50年代和60年代大繁荣的基础。但真正出现繁荣还需要有几年的时间。
| 图6.4a 盈利1945－1951年① 指数 战前=100  资料来源：见附录。 图6.4b 盈利1946——1951年① 指数 战前=100  资料来源：见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