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大繁荣 1950－1974年
八 黄金时代
工人和生产资料
利润
利润的份额和利润率
生产与实现
工资
工资为什么上升？
出口
政府支出
投资
日本的经济奇迹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它的“商品的巨大积累”。
马克思的的《资本论》中这些为人熟知的话可用以说明战后长时间的繁荣。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惊人的生产增长。到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比1950年提高了180％——几乎3倍于当年。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生产的东西，比在这之前四分之三世纪所生产的还多，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可比的时期都多好几倍（见表8.1）。
| 产量 | 人均产量 | 固定资产总额 | 出口 | |
| 1820-1870 | 2.2 | 1.0 | ---- | 4.0 |
| 1870-1913 | 2.5 | 1.4 | 2.9 | 3.9 |
| 1912-1950 | 1.9 | 1.2 | 1.7 | 1.0 |
| 1950-1973 | 4.9 | 3.8 | 5.5 | 8.6 |
| ① 各国数字的算术平均。 资料来源：麦迪逊（Maddison），1982年，第9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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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的速度增长，每16年产量就翻一番。如果以后也能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人口增长年率为1％，那么每一代人将大致比父辈生活好1倍，比其祖父辈好3倍。
而且，这一类数字只是说明发展的速度。单从数量上衡量，还不能说明质量的提高。人们不仅比他们的前辈拥有得更多，而且还有革新性的新产品。到1969年已有千百万人能够通过彩色电视机观看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
50年代和60年代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正如一位英国首相在当时所说的，人们从未生活得那么好。
工人和生产资料
产量的增加与就业人数的增长并不成比例。1952—1974年间，民用部门就业人数仅增长29％。因此，额外生产的大部分是由于每个工人产量的增加。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在此期间提高了一倍，年均增长3.3％。
生产的增加并不是由于工人劳动工时的延长，整个说来，“名义”工作周时已经缩短，休假日增加了。已婚妇女从事非全日工作的人数也迅速增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前身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估计，工作小时在50年代内每年减少0.3％，60年代每年减少0.8％。因此，总的来说，小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能大大快于年劳动生产率，尽管工时的计算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私营部门。
劳动生产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这些生产资料的总额1973年比1952年增加了1倍半。由于就业的增长相对缓慢，每个工人使用的生产手段的数量在此期间增加1倍多，就象是过去操纵着一台机器的工人，现在操纵着两台。
但是，机器已经改变了。技术进步意味着新一代的机器包含着重大的革新。到繁荣期结束时，每个工人平均操纵的机械不仅数量比过去增多，而且与20年前使用的机械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随着新机械的性质的变化和工厂基层的斗争，工人操作过程也起了变化。由于这种变化不能用数量来计算，很难说，到繁荣时期结束时，人们的劳动一般地说是否更艰苦。然而，无疑的是，多数人的工作都与以前不同了。劳动过程的变化，部分地是生产潜力的爆发。
利润
当然，就业、生产手段和产量之间关系的破坏，除了纯粹统计学上的意义外，从任何方面都不能解释繁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更多的商品和劳务不是它的最终目的，而是谋取利润的手段。任何解释繁荣的严肃的尝试都必须围绕资本家从其支出中得到多少利润这一核心。
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曾经详细考察过一些途径。在这些途径中，由于战争造成的后果，有利可图的生产的条件已被重新改组。重建过程是繁荣的必不可少的发射台。但是随后的飞行航线不仅仅依靠发射装置。那么，在繁荣时期，利润率情况是怎样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特意搞出了有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的数字（7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得到的最好估计数字的加权平均数）。正如附录所说明的，我们所做的既包括整个公司企业部门，也包括最重要、最敏感的制造业部门。
利润率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没有发生转折，尽管在50年代后期的衰退中曾经下降（见图8.2）。从60年代中期以后，利润率趋于下降。后来的下降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这里我们先集中讨论利润率是如何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维持上升的。
利润的份额和利润率
我们将用两个统计指标来考察利润率的发展。一是利润在产值中所占份额，另一是产出对资本的比率。
利润份额的变化表示劳动成本（包括职工所得税在内的工资）和产值之间关系的变化。如果实际生产工资比劳动生产率上升得慢，则利润份额就上升。如果劳动成本的增加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末利润份额就缩小。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利润份额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换句话说，就是实际劳动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以同样速度上升，大约每年3.5％（见图8.3）。
① 产品工资（Product wages），指以产品实物（通常是制造业产品）表示的工资——译者注。
由于利润率是收益对所用资本的比率，只有在产出对资本的比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变的利润份额才能维持不变的利润率。产出对资本的比率又取决于所用资本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资料使用数量和产量都有了很大的增长。直到60年代中期以前，在制造业和全部企业中，二者都几乎平行地增长，因此，产出对资本的比率一直相当稳定（见图8.4）。
生产与实现
至此，前面的叙述还停留在对某些繁荣特征的统计描述。为了进一步说明，也为了试图了解所涉及的过程，我们要回到有利可图的生产的基本要求上来。我们已经讨论过，只有生产剩余的正常条件能够维持，即只有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之间的适当平衡得以保持的情况下，一个持久的有利可图的扩张时期才会出现。但是，如果资本家想要销售他们的产品，从而使剩余以货币形式得到实现，他们还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在黄金时期取得成功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积累如何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成功地保持充分的生产和产品实现的条件？
工资
工资对任何一个资本家来说，都是成本的重要部分，也是整个制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工资的发展是生产剩余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工资也是收入的最大来源，因而来自工资袋的支出是市场的关键来源。也就是说，工资对实现也十分重要。所以，考察工资对繁荣的作用及其发展，将提供一个明显的出发点。
我们已经看到，实际工资成本的上升大致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平行，每年接近3.5％。按历史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极快的速度。乍看起来，这样的速度似乎肯定有利于实现（成为市场增长的关键），并且同样肯定地有损于生产（成为惊人的利润源泉的唯一阻碍）。但是，不断上升的工资起着更为复杂的作用。如果积累很快，通常就必须有大量工人来开动新安装的机器。其中有些工人来自新增加的劳动力、失业的下降和家庭农场人数的减少（见第十一章）。但是，这些来源的人数还很不够。如果资本家不得不寻找额外的职工去开动所有的新机器的话，繁荣就会很快失去势头。更重要的来源是，工人们从旧机器转移到新机器上。如果生产手段已使用了20年（这是合理的数字），那么拆除这些旧机器可以每年省出5%的劳动力去操纵新机器。这个数字在繁荣时期比劳动力年增长数要大4倍多。
工资上升是拆除旧机器的主要直接原因。资本家拆除旧机器的准则，并不一定是机器是否还可以使用——多数机器在它尚未损坏以前早就被废弃——而是看它还能不能带来利润。而使较老的机器不能在运转中带来利润的关键因素是工资成本的升高。
这样，看起来好象是一种传统，繁荣时期生产资料的迅速增长依靠更多的生产资料的废弃。如果这种废弃没有发生，那么资本家就不能寻找工人去开动新机器，也就不得不大大削减积累。
因此，工资的上升从根本上说不是破坏生产条件。既然劳动力有限，工资的提高对积累的速度，从而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就是至关重要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两个过程相结合的结果，即生产率高的新机器的迅速安装和生产率低的旧机器的迅速废弃。如果工资没有提高，旧机器的废弃大多不会发生，劳动生产率也不会象它已经出现的情况那样，增长那么快。
工资上升对于市场是重要的，主要因为工人的追加支出构成消费开支增长的大部分。对消费品开支的增加反过来又使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与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大致相应增长。的确，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耐用消费品的大量生产，以及为生产这些耐用消费品所要求的技术上的改进。这种消费的增长对于稳定是重要的。如果实际工资在1955—1970年间保持不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不受影响，利润对产值的比重就会从15—20%增加到50％左右。如果积累能平行地上升，那么它将达到年增长率15%。由于消费的增长每年仅为大约1％（劳动力的增长率），整个制度将会变成为了生产其他机器而狂热地安装新机器的制度。
这个模式是荒唐的，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并没有得到开动新机器的工人。过程永远也不能走到那种地步。但是，这一点是准确无误的：即使消费没有足够快的增长，繁荣也能受到有力的推动，但工资的上升对增长却是十分重要的。在50年代后期日本的不寻常的扩张中，生产超越消费，积累大大加速，这是一种例外，而且只能暂时维持。
在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比重的下降远比日本在那些例外的年份为少（1952—1973年间仅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9％降到59.5%）。来自工资的那部分消费（个体经营者收入相当于平均工资）比这个比重下降更快（见图8.5）。来政府支出的消费（退休金等）从195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上升到1973年的10％。政府的这项支出，部分地是以直接税形式按收入的平均比例缴纳的。直接税占政府该项支出的比例从1952年的16％上升到1973年的22％。
尽管税收增加了，尽管收入中的储蓄部分从6％上升到11％，尽管在收入总额中，租金、红利和利息，以及高的个体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可能稍有增加，来自工资的消费在1970年仍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如果按人口平均的工资没有增加，则来自工资收入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会从1952年的52％降到1970年的31%。这将要求其他方面的开支（资本家和政府的支出）要有一个不可想象的增加，如果过去增加的生产品都能卖出去的话。
尽管工资为消费品提供日益增长的市场而对维持积累具有重要性，它仍应被看作是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基本上被动的因素。工资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积累过程的产物。
资本主义的繁荣要求使剩余得到实现。从总体上说，工人的支出提供了需求。这种需求使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家能实现利润。但是资本家对职工的支付是一种减少利润的耗费，而不是一种实现利润需求的源泉。只有在别处就业的工人的支出，才能实现消费品部门的利润。工人只有在他们生产的产品有需求的情况下——来自出口、政府或职工自己的需求，才会被雇用。所以，实现全部剩余，最终将有赖于雇主（投资或消费）、政府或出口购买者的足够的支出。
工资为什么上升？
叙述劳动成本上升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一回事，说明它们为什么上升则是另一回事。但是，作用提供了机制的线索。在生产方面，当迅速积累而使劳动力紧张时，会由于资本家争相雇用工人而使工资水平提高。采用新的更有效率的设备的资本家愿以比采用老机器的资本家支付较高的工资来吸引工人，因为前者能够比后者在较高的工资水平上取得利润。如果想要雇用足够的工人，他们必须支付得多一些（除非更多的老机器停止使用），否则操纵新机器的工人就会短缺。
在实现方面，拥有新生产能力的企业将趋于削减价格，以同那些使用旧设备的对手争夺市场。新设备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允许这种削减，而不会使利润下降。其结果是使劳动成本相对于产品价格有所上升。因此，实际工资的上升是竞争过程的产物。效益较好的企业从这里赶走较弱的对手，夺得劳工和市场，否则，这些劳工和市场会被效益较差的生产者抓住不放。
这些分析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获得劳工的竞争和为取得市场的竞争，究竟哪一个是推动工资上升的更基本的力量？实际工资随着劳工市场竞争和产品市场竞争的最终结果而发生变化。劳工市场竞争决定货币工资的变化，产品市场竞争决定着价格的变化。在任何时候，劳工或市场的短缺都可能成为在现有实际工资水平上限制积累的决定性因素。这样一来：将随后的实际工资增长主要地归因于这两个市场中哪一个的竞争更激烈，是有道理的。
在繁荣过程中，许多国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失业劳工和在家庭农场中就业不足者后备军的日渐耗竭（关于这方面的发展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劳工市场显著紧张。从一般意义上看，有理由说，由于繁荣的发展，劳工市场的紧张在驱使实际工资上升方面的作用超过了产品市场竞争的作用。但这仅仅是一般而言，在国与国、部门与部门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区别。
强调公司之间的竞争在提高实际工资方面的作用，似乎会使我们忽视日常的工资谈判的现实。这种杜撰出来的想象肯定更近似于北非的集市，而不那么象坐在谈判桌旁的工会会员和雇主。但其对立程度并不象看上去的那样尖锐。在黄金时期，有组织的工资谈判造成了一种传输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作用，积累的要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竞争性的斗争，导致了实际工资的必要的提高。
关于工资报酬的谈判只涉及货币工资的变化。而实际工资取决于货币工资和价格两方面的变化。工会并不和雇主谈判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所以，他们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提高实际工资，即产品市场紧缩到使雇主不能通过提高物价来转嫁所有货币工资的提高。而产品市场的紧缩是工会无法控制的。
为使积累顺利发展，需要废弃一定数量的设备，这决定了必须提高实际工资。如果集体谈判的结果没有满足工资增长的要求，那么公司就不能找到足够的工人来开动所有新安装的机器，而不得不支付高于协议的工资。这会造成工资的进一步上升。如果协议高于工资增长的要求，那就会导致设备更新过速，从而造成失业。这在繁荣时期并不很明显，当时的趋势是失业减少。另一种情况是，公司会将多付的工资部分通过提高物价来进行转移，实际工资的上升就会低于原来的预期。这是6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发展的一个原因。如果集体谈判“恰到好处”，那么过程就简单了，基本上就没有变化。
出口
如果工资不能使剩余实现，不能实现的部分就有待于出口销售和政府支出，或者是雇主自己，成为需求的来源。发达资本主义集团可以用对世界其他地区（如不发达国家和东方集团）的贸易顺差来实现剩余。由于发达国家集团对国外的销售多于购入，资本家不用在本国积累生产资料就能增加他们的资产（通过在第三世界办厂、积存黄金或金融资产等形式）。
对不发达国家的出口从1958年的200亿美元（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年份）上升到1970年的420亿美元。同期对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出口从20亿美元上升到80亿美元。上述两者合计在1970年仅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5％，略小于1958年所占比重。出口收入的大部分被该集团的进口支出所抵销。例如，工业国家在1970年的出口盈余仅为9亿美元，约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产出的0.5％，或占投资的3％。因此，出口作为一种实现剩余的手段来说，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政府支出
对民用商品和劳务（卫生、教育等等）的支出的增长比总产出的增长快一半，对个人的赠予（如养老金等）增长速度比总生产快1倍。二者在国内生产总值中都约上升了4％。这种增长的一半以上被军事开支所占比重的下降所抵销。政府投资所占比重相当稳定（见图8.6）。其结果是，政府支出比总产出上升得更快。
政府支出所占比重上升的影响取决于资金来源。如果政府支出的钱是借来的，那么资本家即便不对生产资料进行投资也能致富。他们购买金融资产（如政府债券），而政府用借来的钱购买商品，从而实现剩余。这样需求就会上升，假如实际工资的提高并没有使利润减少，经济就会扩张，表明投资较高。政府刺激商品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做法的弊病是：政府的利息支出提高，便试图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利息，而最终会使利润下降。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立即出现，因而在一段时间内还不需要抑制积累。
无论如何，总的来说，这不是繁荣时期政府为开支筹集资金的途径。政府赤字总额在1958年和1967年衰退时期的1％和1955、1960 与1969年繁荣时期的-1％之间波动。尽管利率上升，债息占个人收入的比重仅从1952年的2.25％上升到1973年的2.5％。因此，与那些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有巨大重要性的人们的看法相反，繁荣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建立在政府赤字基础上的。
政府支出的绝大部分是由税收提供的。所以，政府支出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纳税人收入的相应减少来弥补的。由于工人的实际总收入主要取决于积累，提高税收就吃掉了一部分实得的报酬。但是靠提高税收来支付额外开支以平衡预算的方法仍然是扩张性的，只要税单是用减少储蓄的办法，而不是用削减开支的办法来支付。因此，增加了的国家支出确实可能有助于实现。若是没有政府支出，要达到需求的同样增长，就必须有更高的投资。
投资
投资构成对表现为生产资料形式的剩余产品的需求。既然投资水平可以衡量这种需求的水平，投资水平的增长就可以衡量对市场增长的直接贡献（显然，通过所引起的工资增长，也还有一种间接贡献）。
1958年是投资水平下降的唯一的一年。任何一个五年时期的平均增长率总是在4％以上。因此，投资水平的日益提高，通过实现绝对量日益增加的剩余，使生产得以扩大。
投资也阻止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尽管在50年代中期后的10年间，工人储蓄比重趋于上升——这是一种限制消费增长的发展。如果投资的比重没有增长，生产将会放慢。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利润率的提高和预期的销售增长的实现导致了投资的扩大。积累率增加了，而不是生产增长放慢了。
投资比重的上升，部分地是由于高积累国家（德国，特别是日本）加权平均数的增加。上升的大部分是制造业和其他部门的投资（见图8.7）。
1961年，公司企业投资资金的78％来自企业自有收入。其余部分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8％，来自向私人部门的借贷（即工人的储蓄和领年金者的收入）。到1973年，自有资金比例下降到64％，而公司为弥补资金不足而借入的资金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这抵补了由于工人储蓄增加而引起的停滞趋势。
所以，积累在维持有利的实现条件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积累的高涨基本上是自行维持的。它同时使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产品增加，保证这些剩余产品能找到市场，使雇主得到稳定上升的利润。
日本的经济奇迹
日本的繁荣最为强劲。1955—1961年是其决定性的时期。在那几年中，积累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动力，使繁荣延续了整个60年代。这个时期——黄金时期最光辉的一页——特别充分地表明了繁荣的基本动力，因为它显示了这些动力在高速运行中的作用和巨大成效。
日本曾经处于紧缩性的道奇稳定计划的钳制之下（见第六章）。朝鲜战争的景气推动日本经济走出了停滞。1949—1952年间，出口扩大了2倍，利润份额增加一倍。经济扩张使雇主能够从紧缩性经济的合理化中捞到好处。
但是经济扩张是靠国际收支危机大力推动的。进口上升了三分之一，而出口停滞不前。问题在于日本资本的竞争能力弱。其政府的1952年《日本经济概览》指出，重工业产品由于原料成本高和劳动生产率低，其价格比其他国家的产品高30—40％。这是有代表性的。该报告还认为，“设备通常是老式的，老朽和低效率的，很难实行标准化和大量生产。”（该报告第114页）。工业结构现代化的起步很困难。机床使用在5年以内的只有7％，在10年以内的不到三分之一。
政府用紧缩信贷的办法来对付国际收支危机。这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合理化。到1965年，出口价格已降低到世界水平，这必然是一个加速废弃老朽企业的过程。当投资停止增长时，它仍然保持在很高的水平。1955年的积累率仍约为4％，仍在进一步实行现代化。到50年代中期，钢的劳动生产率约相当于美国水平的一半。但工资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所以，日本每单位钢铁产品所含的工资成本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也低于欧洲水平。纺纱的劳动生产率差不多等于美国的水平，比欧洲高得多。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口就不能扩大到足以平衡1955—1961年经济扩张所要求的额外进口。
在那6年间，企业实际投资猛增170％，积累率从每年4％提高到12％。企业投资增长到吸收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投资产品的生产增长了2倍，而消费（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增长还不到50％。那些与投资联系最紧的部门（机器、金属、建筑）的积累率达到每年25—35％，这意味着每3年或不到3年固定资产总额就翻一番。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过去曾经有过这么迅猛的积累。
说节俭的日本工人提供了这么多的积累，这简直是神话。他们的储蓄按欧洲标谁来看确实是高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福利开支很低、住宅价格很高而且迅速上涨），在这期间储蓄占收入的比重从9％上升到16％。但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工人储蓄只上升了8％，而投资却跃升了13％。固定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5年的19%上升到1961年的33％，与此相平行，利润（纳税前）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1％上升到39％。后者的上升提供了必需资金的大部分。
利润的比重能够很快地提高，是因为实际工资不需与劳动生产率平行地增加。迅速积累保持了不断扩大的市场——大多是由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而造成的超额生产——，因此需求短缺并没有造成价格下降而使实际工资提高。由于劳工后备充足，既不需加速工资的增长，也不需为使工人解脱出来操纵新机器而加快报废旧设备。
就业增加了大约十分之一。工业和服务业从农业部门吸收了50万工人，其就业人数增长了大约四分之一，这与固定资产总额的增长相比显得缓慢。但追加的工人使积累获得了有决定意义的弹性。在那6年间，建筑部门的就业增加了三分之二，增加约50万人，从而增加了它在非农业部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电机部门的就业增加了2倍，增加了50万人，也使它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这些特定部门就业人数的跃增，在劳动力增长很慢的紧张的劳动市场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6年间劳动市场大大紧张起来。失业率和寻找闲置岗位的工人的比率都明显下降。1961年所达到的水平，在那以后的10年内一直持续着，很少波动。更换工作的人，如自动离职者的人数增加了。货币工资逐年增加，达到50年代中期水平的2倍左右。最显著的发展和标志着劳工市场条件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是，产品（实物）工资与货币工资同样加速增长。在制造业部门，平均产品工资增长率从50年代中期的每年6％上升到60年代初的12%。其他部门也有类似情况。积累的上升特别从落后部门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包括50年代初期原农业工人转入服务部门）。由于劳工市场紧张，产品工资的加速提高限制了落后部门的发展，因而保证了对迅速增长的现代部门有弹性的劳工供给。这种效果由于工资差别的缩小而加强了，特别是在大型制造业企业。大企业产品工资的增长率只相当于小企业的一半，从而促使大企业在牺牲小企业的情况下不断扩张。
以上发展避免了生产资料的新的积累找不到劳工。它们保证使进入市场的额外工人很少投入小规模经营，从而产生了一种劳动力供给弹性，这对先进部门的迅速积累有重要意义。在1955年，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工人就业于仅有不到20个工人的小企业。到1961年，这个比重下降到四分之一。拥有30个工人以上的制造业工厂数目增加了三分之二。小型工业是旧生产资料的大“尾巴”。这种旧生产资料可以报废，而不致使现代企业利润受损。所以，产品工资的提高是愈来愈紧张的劳工市场和不使积累受到阻碍的机制的最清楚的反映。
新的生产技术被加速引进。在1955年底到1961年间，每个工人使用的资本量几乎增加一半，化学工业部门则增加1倍多。从海外引进新生产技术的速度在1960年增长2倍。到第二年，制造业生产的一半以上使用了外国技术。在增长最快的部门，如电机、运输设备和钢铁部门，这个比例更高。到这6年的末尾，日本拥有比英国或美国更年青的工具机，40％使用尚不到5年。化工、运输设备和电机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以上。
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保持了资本货实际成本的迅速下降，抵补了提高机械化程度对资本费用的增加，加上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提高，推动了资本产出率［资本产出率：指每一单位固定资本的平均产值——译者注。］的提高。因此，利润率比利润份额上升更快。企业纳税前的利润率从1955年的19%上升到1961年的27％。
总之，加速积累推动了就业的迅速扩大，但是由于机械化的飞速进行，就业并没有象固定资本总额增长得那么快（见图8.8）。
充裕的劳动力供应使新机器的采用毋需要求产品工资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样快。这一情况由于迅速机械化而变得更易出现了（见图8.9）。
资本家靠投资增长快于生产增长来实现不断增加的剩余部分（见图8.10）。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机械化的进度，资本产出率提高，便促使利润率进一步提高。然而，到这一时期的末尾，劳动力市场更形紧张，迫使产品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速上升，以保证足够的旧机器废弃，为开动新安装的机器提供劳动力。利润份额、利润率和积累率大致稳定在过去6年形成的很高的水平上。
这种迅猛增长的积累速度及其经济机制使人眼花缭乱。而重要的是不要被它们迷惑，而忽视了它后背后的社会进程。额外产量是车间基层生产出来的。在那里，雇主巩固了一种能保证最大限度控制的产业关系制度。私营部门比较强的工会一个个被认定为目标，引起了剧烈的争执。但是，到这十年末，有战斗性的工会主义在私营部门已实际被拔除了
雇主通常的策略是激起一次罢工，或者把工人关在厂外——不给工资，没有工作或解雇——然后就鼓动建立能顺从管理的“第二工会”。日产汽车公司经理部在1953年8月取消了工资谈判，将工人赶出工厂。它的目的是在引进从奥斯汀公司购买的新装配线技术之前，取得对基层的控制。工人占领了工厂，但由于“第二工会”的建立而遭到了失败。
一年以后，一个重要的钢厂宣布解雇其3700名工人中的901名。“工会要求撤销解雇决定，条件是工人接受按比例削减工资。由于公司拒绝这项要求，工人们举行了罢工。…… 正当罢工进入高潮，在右翼工会联盟全劳的主持下，由800名工人组成了第二工会。他们提的新口号是‘立即接受解雇，重新开工生产。’在警察的保护下，新工会成员试图突破通过第一工会组成的警戒线，激烈的冲突发生了。……”（《东方经济学家》1954年11月）。经过6个月的斗争，工人们失败了。多数被解雇的工人坚持到最后。
1958年，最大的造纸商之一，王子造纸公司，要求清理已关闭的车间，“王子”的工人是日本国内报酬最高的工人中的一部分。他们过去曾为8个在“红色整肃”中被解雇的前职工赢得了每人每年100万日元的津贴，并把他们安置在接近公司住宅的企业里工作。经过145天的罢工，在警戒线上发生过许多暴力冲突，达成了一项协议。“第一工会”的领导人因涉嫌骚扰新成立的“第二工会”的成员而被开除。工人们集体脱离第一工会。
这种斗争在日本最大的采矿企业，隶属于三井采矿公司的三池煤矿的争端中达到顶点。公司以怠工为由，要解雇1300名工人，其中包括300名工会领导人。《东方经济学家》——它的同情反映同名刊物的同情——对这情况解释道：“矿山的机械化已进行到相当完善的程度……，然而该矿每个工人每月的生产只有14吨，而通常是20吨。为什么呢？回答是十分明显的。那里大多数工人每天只工作2－3小时……。工会对工人的控制简直荒唐。没有一个人能突入矿工住宅区，如果他经过工会守卫的大门时没有出入证。…… 经理部的命令完全不听，而工会领导人的指示却不折不扣地执行……”（1960年1月）。
工会采取了罢工行动。经理部的回答是赶出工厂。警戒线上发生了暴力冲突。在其高峰时10万名警察与同样数目的工会支持者对峙。这些支持者是富有战斗力的总评工会联合会动员起来的。1名罢工者死亡，1000名受伤。但是，由于所有其他煤矿公司的工会和三井公司其他矿的工会，都接受了公司经理部的计划，三池矿的工人被孤立了。最后，他们不得不接受解雇。看来斗争是力量的较量，而雇主的胜利是决然的。从那以后，大型私人工业企业没有再发生过大罢工。
经理部的进攻策略和国家的支持并非雇主胜利的唯一解释。工会运动还不成熟，它在工人中扎根太浅，它的领导人的策略软弱。企业经理部易于组织“第二工会”，不能简单地用他们的恐吓威胁来解释，尽管这是很重要的。
工资制度给雇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武器。一旦工会退却，经理部便更加利用工资袋中按年龄和技能确定工资的因素，进一步暗中伤害他们。工人们唯恐与雇主对立会失去他们的技能奖金，因为奖金愈来愈取决于合作态度，而不是取决于技术。如果被解雇，他们立即就会失去老年津贴和长期服务奖励金。工资制度的这些特点作为反工会力量在50年代逐步加强（“终身就业”、“高等工资”）。到1955年，39％的工资取决于“技能”（1947年为26％）。工资制度也有助于创造一种通过削弱工人团结、成立“第二工会”的有利气候。一位美国观察家在1957年指出：“在有些情况下，公司提出工作分类和按工作考核来调整他们的工资结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除了是改头换面的传统的工资制度外，还有什么新的东西，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优点’、‘忠心’和‘合作’态度常常与服务年限相联系，用来作为增加工资的主要标谁。……经理部没有急于实行大肆鼓吹的工资合理化，因为他们自己关心保持工人和企业的一致性。……经理部没有坚持用按工作资历顺序（就是说，先进者先出）取代固定工和临时工制度，是出于它自己的家长式的责任心和出于临时工就业所提供的经营的灵活性”（莱维纳，第117－119页）。
在1958年，20—25岁的工人的收入不到40—50岁工人收入的一半，相当于两次战争之间和1948年的60％左右。老工人急于保护他们的技能奖金，往往支持“第二工会”的官僚们。成功地采用拥护经理的“第二工会”，对日本后来的经济成功来说，与不寻常的积累率同样是基本的。二者携手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