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马歇尔援助计划：美国改变方针
欧洲发生了危机吗？ 美国的经济问题 美国的劳工 马歇尔计划是怎样实施的
人们回忆起战后年代时，通常都会首先怨到马歇尔计划和冷战的开始。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3月12日向国会的一次讲演中正式发动了冷战。他号召给希腊和土尔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概括出后来人所共知的杜鲁门主义的要点：“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反对被少数武装分子或外部压力试图征服的自由的人民”（耶今，第283页）。
6月5日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一项欧洲复兴计划。美国应该帮助起草这项计划并且提供支持，“以便使之对我们来说是实际可行的”。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建议几年之内每年要求美国拿出50亿或60亿美元。如果说马歇尔计划限于欧洲，紧跟着对日本的政策也有了同样的改变，美国政府在1947年11月要求日本政府制定一个经济恢复计划，保证“日本经济尽早恢复平衡”（J·哈利戴，第187页）。
美国想法的转变对恢复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也是互相联系的。一位白宫助手把马歇尔计划称为“行动中的杜鲁门主义”（耶今，第321页）。
欧洲发生了危机吗？
历史学家对于美国为什么决定允许它自己积极参与欧洲的恢复问题的意见颇不一致。没有争议的问题是恢复需要美国继续以现有水平进行援助。关键是在马歇尔以前美国没有打算提供这样的援助。1946年的食品援助是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显然是要证明西欧工业的恢复在此基础上有了进展。
尽管现在食品和原材料可以在世界市场上得到，但是欧洲缺少美元购买。欧洲对美国有巨大赤字。1946年的出口不到进口的四分之一，而且1947年的收支状况仍无改善。欧洲对世界其它国家的赤字从1946年的58亿美元上升到1947年75亿美元。大部分是通过美国贷款筹集的（见图5.1）。而贷款常常附加苛刻的条件（比如给英国的贷款）。黄金和美元的储备迅速减少。马歇尔援助计划通过的前2年，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新的资金来源对维持必不可少的进口是至关重要的。
欧洲和日本都没有垮台（与后来许多估计相反）。1946－1947年严酷的寒冬使恢复又倒退了。但是这离经济崩溃还很远。既使在1947第一季度（当时受到气候的严重影响），欧洲工业生产比去年同一季度仍高16％。它恢复得很快：1947年最后一个季度产量比1946年最后一个季度高12％。但是这种生产水平，也必须靠用美元购买必须的进口物资才能维持，更不用说进一步提高生产了。欧洲的危机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
显然，要判断欧洲和日本没有美国的继续援助会怎样过下去，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困难的。华盛顿相信什么事将会发生，而且为什么它认为这种前途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显然很简单的问题也成了有各种不同解释的难题。
美国高级外交官J·M·琼斯私下这样概括了当时欧洲的前景：“如果允许这个地区螺旋式地下降到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那么最好的话，他们也要从美国的轨道脱离出去，并且实行独立的民族主义政策；最差的话他们将进入俄国的轨道。那样我们将单独面对全世界。这个代价是什么，是我们用来进行武装的钱和我们的经济孤立吗？我看我们不可能避免比1929—1932年更严重的萧条，并且把极其沉重的税金花在我们被迫在全世界承担的义务上”（霍罗威兹，第126—127页）。
人们有力地论证说欧洲独立的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有真实的可能性——真正的迫切问题，不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条件，而是它的形式，“它将是合作的还是竞争的”，“华盛顿正确地觉察到没有美国参加的恢复对美国的利益是一个基本的威胁”（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337—338页）。但是把美国关在欧洲市场外的主张是不能持久的。
欧洲各国的经济距离发展成独立的联合体，即贸易主要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还差得很远。1947年他们互相出口量按实际价格计算，只是1938年的一半多。从世界其它的地方（包括美国）进口只是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三。然而，欧洲从美国买的商品比战前多90％。1947年美国的出口占欧洲进口的27％，而1938年是10％。欧洲把能得到的每一个美元都花在购买美国食品，原料和资本货物。欧洲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非常不稳定的位置，难以开辟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样做将是孤注一掷，只有得不到美国的帮助才会采取。
英国可能是个例外。它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主要大陆国家或日本要稳定得多。实际上，英国财政部已经考虑了得不到美国贷款，又得不到大量马歇尔援助的后果。1946年初财政部的一个部门拟定了一个“不包括美国的、英磅基础上的多边体制”计划。其基本思想是建立一个扩大的英磅区——包括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王国——在这个区域内美元将被严格地汇集在一起，并且控制进口。但是该文件承认欧洲国家的支持“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价值”，“我们的政策应当建立在这样事实的基础上，即在一个破产者的世界上，有一半偿付能力的就是国王”（克拉克，第141页）。凯恩斯嘲笑这种主张，发问道：“（其它欧洲国家）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破裂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是为了借给我们他们还没有得到的钱吗？”（同上，第135页）。
1947年中期，这些财政部官员讨论“不多的马歇尔援助”的意义时，他们对单独进行下去变得很悲观。谈到欧洲美元共同资金时就想用一项有节制的建议来代替，就是签订一系列双边协定，这项协定“主要是和较强国家（即澳大利亚、新西兰、艾莱［注：艾莱（Eire）——爱尔兰共和国的旧名称。——译者注］、丹麦）签订，而不是和那些看来要耗费掉我们很多钱并在分配很少的供应时提出许多难题的国家”（同上，第178页）。认识到英国不能履行自由贸易和支付的义务时，新文件不再谈“走出”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贸易组织，也不再谈建立以英磅区为中心的平行组织的问题。
它承认进口项目应当削减，尽管“要不砍这个计划是极端困难的，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我们就会面临工业生产活动的衰退的前景——逐渐下降到德国当今那样的困境”（同上，第177页）。它也预见了需要“采取相当于全国总动员的激烈的行动；扩大出口生产（如煤炭和纺织品），刺激节省进口的生产（如农业），并且停止长期基本建设项目……建筑和投资计划一般应当大幅度削减，以节省木材、钢和人力。我们没有资源满足我们的基本消费需要，加上出口，再加上投资”（同上，175—178页）。
因此即使处境最好的、有可能得到马歇尔援助的国家，如果没有这种援助也非常虚弱，以致只有令人绝望的未来。用财政部的话说，这是“走投无路”的境地。马歇尔援助不是诱使欧洲离开相互合作的可行的资本主义道路和离开美国独立道路的诱饵。
它也不是使欧洲免于立即走上俄国的轨道的诱饵。欧洲的共产党并没有做好准备发动莫斯科鼓动的武装起义。只有希腊共产党有夺取国家政权的强烈图谋，它这样做也破坏了克里姆林宫的路线。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讨论中将西腊［此处疑为“希腊”之误——校对者注］让给了西方势力范围。1946年初有影响的美国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凯南认为，苏联领导人设想只有在另一次帝国主义间战争之后才能“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革命动乱”。与此同时，“国外民主进步分子将被利用来对资本主义政府施加压力，使他们沿着与苏联利益相一致的路线走”（凯南，第548页）。他接着说，共产党将被用来“增加社会和劳资的动乱”，要求那些对经济或国家不满的人“寻求纠正的办法，但不是从调停和妥协中寻找这种办法，而是从发动暴力斗争使社会发生其它解体中寻找这种办法”（同上，第555页）。但是共产党在1946年的行动证明他在这点上是错误的（见第四章）。
尽管进行了这样的辩解，美国政府并没有清楚地“看见共产党的活动是西欧目前困难的根源”（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凯南在给马歇尔的备忘录说，“美国对欧洲援助的努力不应当是为了对付共产主义的斗争，而是为了恢复经济繁荣和欧洲社会的活动”（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376页）。但是它也注意到“共产党人正利用欧洲的危机”，而美国援助“的目的应该，换句话说，不是为了与共产主义作斗争，而是针对经济失调，这种失调使欧洲社会易受任何和各种极权主义运动的利用，而且俄国共产主义现在正在利用它”（凯南，第336页）。
因此，美国确实感到欧洲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尽管这不过是由于共产党实行的政策。关键的一点是，如果工人阶级的条件没有改善——更不用说它进一步恶化——那么大规模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突然爆发。共产党直到目前虽然尽了力使这样的反应变得无害，今后也许会在普通老百姓的压力下领导这场斗争。不这样做将会危害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在共产党力量较弱的地方，社会党就会受到同样压力。“共产主义的威胁”是真实的。但是危险在于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会激起人们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化、计划化和工人控制，而不管共产党的政策如何。
欧洲和日本资产阶级的状况使他们不能解决他们身受的这种压力。如果美国对欧洲的阶级斗争袖手旁观，那里很可能出现社会主义。而要推测社会主义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可能是毫无结果的。当杜鲁门总统说下面这段话时，他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他在1947年9月告诉一群国会议员说，“我们必须实行一项临时缓和援助计划，直到马歇尔计划开始生效，否则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将垮台，奥地利也是一样，而且在最终结果上，整个欧洲都将成的共产主义的”（耶今，第328页），但这不是一个荒唐的想法。
一位美国官员在1947年2月的一次企业家会议上把这一基本观点说得更加清楚：“如果美国的世界贸易计划失败，就将加速国有化在世界其它国家中的扩展……在反对这一席卷全球的运动中，我们不能一意孤行。如果每个主要国家都走向社会主义，要在美国保留真正的私人企业，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极其困难的”（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338页）。
因此美国的基本任务就是重新组织提供欧洲恢复所必须的资金——用保证维护有效的资本主义控制的计划来代替现行的实用主义的安排。外交事务高级顾问凯南在1947年初讨论法国和日本形势时，对这个问题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这是一个实行“财政和社会纪律的严格措施”的问题（第330页）。J·M·琼斯后来写道：“信心不足。1947年1月21日的《世界报告》发表了一篇关于欧洲恢复情况的报导。它的结论是欧洲的恢复开始停滞。部分是由于缺乏信心和缺少能干的工人，但更主要的是寡助和受挫的感觉，这种感觉降低和损害了政府的权威”（第83页）。
美国的经济问题
美国采取马歇尔计划主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及日本）的前途，而这又完全涉及美国的利益。但是国内的经济问题也起了作用。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见第二章），美国在1946年初利润造很高的。但是数量空前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美国商业部的《现代企业概览》描述了对经济不稳定的普遍担心：“现有的大量现金存款和流动债券往往被看作是通货膨胀性的繁荣和崩溃的征兆，就象上次大战后时期内发生的那样”（1946年2月，第31页）。
向和平生产的转变进行得比所担心的要顺利得多。1945年和1946年间产量下降了820亿美元（1972年价格），实际上所有这些下降都是由于政府的军事开支。私人生产仅下降了120亿美元，或3％，尽管政府从私人的购买额削减了1020亿美元（大部分是军需品）。差额被消费和房屋建筑的增长（分别是300亿美元和10亿美元）、企业固定投资和重建库存的大幅度增长（分别是15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和180亿美元净出口的增长（主要到欧洲和日本）所弥补。当控制取消后，由于放松了被压抑的要求，私人开支得到了鼓励。
战争期间流动资金有了很大增长。私人存款超过了私人收入的20％。尽管高收入阶层占储蓄的大部分，但仍普遍渴望得到消费品。实际纳税后利润的份额从1949年［注：疑有误，可能为1939或1945——校者注）的9％到1946年的7％。但是这可能被忽视了，因为这种下降被迅速的通货膨胀掩盖了。利润看起来较高，因为库存价值增长，而这又完全是物价提高的结果，这种价格的增长被错认为是利润了。此外，利润较高也是因为折旧提成不足，折旧提成基于机器的价格，而不是基于替换它的成本。用这种错误方法计算出的利润看起来既高，增长又迅速。公司又有许多流动资金，几乎没什么债务。因此，对新的资本货的需求十分强烈。
高开支使退役人员较顺利地被吸收。1945年至1946年，军队中的就业人数下降了800万人，而民用工作人数上降［注：疑为“升”字之误——校对者］了近400万。失业者从战争结束时80万的低点上升到1946年3月的270万人（年底下降到210万人）。因此显然有200万人左右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了。受高等教育的人增加了，一些战时的老工人退休了。最重要的是有225万女工失去了她们的工作。
电影《铆工罗西》反映了当时一种流行的做法，许多妇女仅几年前被拉到战时工厂中去工作，现在又突然被遣散回家照顾孩子。私人部门就业的增长几乎正好被工作小时数的减少所抵销，（工作时间从1945年1月的45.4小时减少到1946年的40.4小时）。这是由于加班减少，特别是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时间从战争结束以来并没有什么变化。
马歇尔计划对美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在出口方面。1946年净出口增加占非政府开支总增加的近1／5 。这个增长防止了军费开支下降可能引起的衰退。1946年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1947年第二季度，当关于马歇尔计划的讨论最激烈时，净出口达年率124亿美元，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4％。而它的重要性甚至比这个数字表明的还要大。近70％的国内生产总值是通过消费开支实现的，主要依赖于工人们的就业。如果出口减少，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就得失业。1946年出口了16％的农业机器，20％的货车和卡车，10％的钢产品和40％的小麦。如果生产出口商品的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们的开支将会下降。美国对消费品的需求将受到打击，导致工人失去工作。这种“乘数”效果的程度是很难计算的。但是出口对全面就业的重要性肯定比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大得多。因此美国的开支很易受欧洲国家购买美国出口品的能力的影响。美国高级官员完全意识到了这些变化。《总统经济报告》（1948年）说：“外国利用美国的贷款和他们自己的黄金和美元的速度正在使这些资金迅速消失，一些国家从美国进口的能力正在耗尽。许多国家不得不更严格地限制他们从美国的购买”（第26页）。
1947年春在马歇尔讲话前几个星期，艾奇逊在一次讲话中生动地强调了美国出口的重要性：“160亿美元的商品是很难想象的。它代表着美国全部男人和妇女一个月的劳动……当国内转变的过程完成时，我们将发现我们自己比战前更依赖出口，以维持我们的经济已经习惯了的商业活动的水平……继续保持政治的稳定，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使我们的恢复比预期的慢得多。因此，外国对美国产品的急需在1948年并没有减弱，然而外国对商品的支付能力只是稍有提高。在现在许可的条件下将有一大笔钱用来弥补下一年的赤字。但是这笔钱将在1948年下半年迅速减少……我们必须把欧洲和亚洲这两个大车间的修复工作向前推进，这两个大陆的最后恢复取决于德国和日本”（约翰斯，第277页一278页）。
约翰斯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预计在几个月内将发生一次轻微的经济衰退；如果由于外国无支付能力使预期出口下降，加上国内经济的虚弱，那么衰退对美国的生产、价格和就业的影响就可能是最严重的”（第207页）。
美国的劳工
在马歇尔宣布他的计划那个月，国会通过了塔夫脱一哈特莱法案，基本上剥夺了工会的权力。4个月之后，马歇尔在两个主要工会联合会之一的产业联合会（代表了近一半的有组织能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上讲话，警告“民主的敌人”，说他们将暗中破坏工人们对我们体制的稳定性和我们传统的健全性的信心”（普雷斯，第340页）。
杜鲁门和马歇尔计划主要是想在欧洲和日本帮助重建“社会纪律”，同时它们也有国内的因素。1945年—1946年的罢工浪潮（第2章）已显示出国内社会纪律的弱点。新的行动将有助于为向国内有组织的工人进攻造成一种气候，以便与美国在国外所承担的义务相一致。
1946年初的大罢工只限于增加15％左右的工资。政府通过放松物价控制以弥补对雇主的影响。如1946年2月，钢铁工业每小时增加18.5 分，接着政府批准钢的价格每吨提高5美元。巨型企业美国钢铁公司面对工人的罢工首先作出的这种安排，为实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部门树立了榜样。
杜鲁门对1946年5月铁路工人罢工的反应是，他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通过一项法律，授予他“非常权力以镇压由政府掌握的任何部门的罢工”。罢工者和工会官员将被“充军……在总统指定的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和任何条件”（普雷斯，第290页）。罢工在提案成为法律前取消了。5月底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尽管煤矿名义上是受政府控制的。他们赢得了工资大幅度增长，而更重要的是，实行了每吨煤征税5分，用作保健和福利基金，由工会和政府联合管理。秋天煤矿工人的领导人约翰· 路易斯要求重新商谈合同。政府对此加以制止，通知路易斯收回他终止合同的宣告，引起40万矿工罢工抗议。法官判处工会罚款350万美元，路易斯罚款1万美元。在向最高法院上诉期间取消了罢工。12月12日（战争行动结束已一年多）杜鲁门说：“最近煤矿的罢工使我不可能宣布现在战争已正式结束了”（普雷斯，第299页）。
1947年3月最高法院判定，如果工会收回废除合同的要求，可减少罚款到70万美元，4月矿工停工6天，追悼在一次矿井事故中死亡的111人。大多数人拒绝再下矿，因为煤矿违犯了安全法规。路易斯要求，当每个矿被证明符合联邦矿井安全法规时，矿工就立即回矿。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当合同终于在6月结束时，雇主同意了提高工资每小时44美分，矿区福利增加1倍，并接受联邦矿井安全法规。大多数其它工会没有举行罢工，工资提高很少（每小时7.5分到15分）。
企业组织了一次大的运动要求废除价格控制，他们争辩说，价格控制对1946年春天肉类和面包的短缺是有责任的，这种短缺本来可能部分地应付过去。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了28％，批发价格指数上涨了2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快）。养活3口人的工人实际收入在1945年9月到1946年4月之间增长了415%。取消价格控制后他们的收入开始下降。到1947年比1945年1月下降了15％左右。1947年利润急剧增长，达到产值的9％左右。
企业也对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采取比诸如接管工厂、实行禁令等更严厉的紧急措施，并且对工会运动发动更大的进攻。1947年6月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正是这样做的：
——宣布关闭的车间为不合法，并且允许各州通过取缔工会车间的法律；
——宣布二次罢工或联合强迫经理承认无证工会为非法；
——在合同满期之前要有6天“冷静”阶段；
——允许雇主控告工会违反合同或非法罢工和联合控制；
——联邦雇员禁止罢工；
——总统可实行禁令，对任何“旨在影响国家健全和安全”的罢工推迟80天，以便进行调解，并要求在罢工前进行投票；
——要求工会官员保证他们既不是共产党成员，也不是任何从事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的组织的支持者；
——禁止工会在联邦选举中推出候选人。
杜鲁门反对这个提案，但在第一年的法令书中引用了其中条款12 次。矿工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签订的合同明显地使他们免于在这一法令下受到毁灭性的起诉。但是大多数工会领导，除路易斯之外，都在塔夫脱一哈特莱的宣誓书上签了字。
把对外政策与对工人的进攻联系起来的一条共同的线是对“共产主义威胁”施加压力。现在看来令人吃惊的是，共产党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曾占有强有力的地位。1946年它控制了构成产联的工会的大约三分之一。它的主要堡垒是拥有50万人的有力的联合电气工会（UEW），食品和烟草工会、无轨运输和农业机械工会，以及主要工业城市中的地方工会联合会。它在汽车工会（UAW）中也是颇有影响的。
对共产党的攻击并不是因为它现在在工业中有任何战斗性。战争期间它帮助缓和劳资冲突。《商业周刊》敏锐地评论道：“自从俄国卷入战争，这些工会的领导从极左转到极右。今天他们大概在任何有组织的工人部分中拥有不罢工的最好记录；他们是对工人进行联合管理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是唯一提倡工资刺激的……总而言之，与他们打交道的雇主现在在工业中有最和平的劳资关系”（布雷彻，第221页）。
战争敌对行动的结束没有引起向战斗性的阶级斗争转变。1946年初通用汽车公司罢工时，共产党控制联合电气工会的工人在联合汽车工会之前接受了调停。正象联合汽车工会的主席所解释的，这“可能把我们置于不利的地位，因为通用汽车公司将要求我们坚持按照同样的条件解决”（普赖斯，279页）。沃尔特·鲁赛尔在罢工之后的大会上当选为联合工会主席时，遭到了共产党的反对，尽管他得到了最富有战斗性的分会的支持。
对工会中的共产党的攻击主要开始于1946年11月的产联大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政治宣言，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不满和拒绝共产党或其它政党及其追随者干涉产联的事务”（同上，第332页）。这样就打开了一条禁止共产党人掌握领导权的道路。这种政治迫害有助于使罢工浪潮无威胁性，使哈夫脱一哈特莱法易于实施并且加强了那些准备与企业达成妥协的工会领导的地位。电气工业和农机工业的工会组织分裂了。在鲁赛尔上台一年内，他利用“赶走共产党”运动取得了联合汽车工会的无可争辩的控制权，并对所有的反对者进行压制。
实行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显然有助于对美国共产党的进攻，共产党现在已被当作敌人的第五纵队。但是这样强调共产党主要是把劳资斗争与政治颠覆相结合的一种手段。这使得对所有左翼分子和工会中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发动了更广泛的进攻。而且，对外政策很明显地与此相一致。
马歇尔计划是怎样实施的
马歇尔计划——或者说欧洲复兴计划刚一宣布，国际货币基金就放宽了它的严格的贷款条件。它和世界银行一起，在以后的12个月内向欧洲贷款10亿多美元。1947年12月，杜鲁门说服国会同意给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6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使他们渡过难关，直到马歇尔援助到手。国会最后批准了130亿美元的马歇尔援助，在4年内分发。这比欧洲要求的数量一半还少。但是他们，特别是英国反应很快，并热情地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来改成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以制定复兴规划。使美国感到轻松的是，对此项计划苏联拒绝参加，因为它认为各国制定各自复兴计划的主权将受到破坏，德国的赔偿也将被搁置一旁。
欧洲政府坐下来在相对缓和的经济气氛下起草这些计划。1947年上半年，前景有明显好转。工业生产又达到了战前水平（如果不包括德国，还要比战前高）。1946—1947年严寒的冬季之后农业生产有所改善，虽然比工业慢得多。尽管贸易条件较差（进口价格上升比出口价格快），达15亿美元的对美国贸易赤字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总赤字只有轻微减少）。
| 表5.1 美国非军事赠予和政府长期资本接受额，1946——1950年 每年100万美元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1946—1947 1722 948 371 474 419 1948—1950 857 668 847 378 373 资料来源：美国，《收支平衡》，表46 ， |
只有德国于1947年后得到的美国援助大量增长（表5.1）。美国坚持让受援国起草4年恢复计划，以便更有系统和有监督地进行援助（而且使援助有明确的结果）。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8月底从巴黎给他的政府写道：“决定煤和钢的需求时，应考虑现有工厂的相对效率及其它有关事宜……必须注意生产能力利用的最初选择，而不须考虑国家界限”（巴尔弗，第84页）。这种国际计划既要取得最大量的生产，又要保证产品的分配，这是有关的欧洲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而且正如克莱顿及美国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们在几个星期之后所承认的，这绝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的程序和组织将造成计划经济并使之达到危险程度。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国际卡特尔的建立，这些卡特尔刺激民族主义和挫伤自发经济力量的最终恢复”（同上）。他们指的“民族主义”不是阻碍欧洲范围内的计划的民族主义，而是维护欧洲利益，反对美国及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竞争的“自发经济力量”。因此，美国同意整个计划应建立在每个国家呈交给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各个4年计划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许多国家的计划是互不一致的。比如，大陆国家的目标是在同英国的贸易中得到5000万英镑的盈余，而英国却不想有这么大的赤字。
欧洲的产量预期在计划时期末达到1938年水平的120％（比1947年增加35％）。出口从60亿美元上升到106亿美元（有14亿美元赤字）。但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这个数字是从各个国家的计划目标中引出的。它争辩说，除非进口压低到各国计划目标的75％，否则就会有30亿美元的赤字。美国的援助预计总额将达到相当于欧洲生产的5％。
马歇尔援助给美国的外援形式带来了明显的转变。从1947年可偿还的贷款和利息显著下降。非军事性赠款相应增加（见图5.2）。与给予欧洲各国政府以较大支持的同时，美国也放松了要他们向美国资本开放他们经济的压力。
自由贸易派想利用马歇尔援助作为杠杆砸开英镑区。有人曾写道：“我们手中现有的讨价还价的武器以后也许不会再有……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取消渥太华体系（英镑区对美元进口的控制），以后我们将永远做不到了”（柯尔科和J．柯尔科，第366页）。但是美国政府拒绝这种态度，认为首先需要支持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经济。尽管如此，美国尽力劝说欧洲人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咨询作为贬值的先决条件，和有约束地赞同国际贸易组织提出的原则。他们成功地和每个国家达成史无前例的协议。协议规定要“稳定货币，建立或维持有效汇率，平衡政府预算……创造或维持国内财政的稳定”（同上，第380页）。国会也采用了“对应”条款，要求受援国留出一笔与援助相等的本国货币，在得到美国的同意后使用。除此之外，虽然已减轻了对贸易自由化的压力，美国人坚持许多对美国企业有利的条款：以援助资金购买商品的50％必须用美国船只运输并由美国保险；援助资金购买的食品必须从美国进口，尽管他们可以在别处买到更便宜的食品；美国的石油利益也得到优惠待遇。据一位官员说，这些安排“维持了美国石油在欧洲的销路……否则这些销路就会失掉（同上，第447页）。马歇尔援助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欧洲在长时期内对美国企业来说是安全的，但也没有理由放弃短期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