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四 最初的两年 战后前两年各国恢复的方式不同。美国和英国很快把工业转变到和平时期的用途。法国和意大利稳定地向着战前水平提高产量。德国和日本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重建工作需要大量投资来排除交通和燃料的短缺及恢复战时忽略的消费品工业。除了德国外每个地方都得到了投资，德国在1947年的投资仍然很低（表4·1）。 表4.1 生产和投资1937—1947年
① 1937年 ＝ 100 ② 1938—1936年 = 100 ③ 固定投资总额减去住房投资，除德国（制造业和采矿业投资）和日本〔全部固定投资）。 ④ 固定市场价格。意大利包括库存的增加。 资料来源：见附录。 投资和工资在资本主义下，高利润通常是高投资的前提，因为高利润提供了投资的动机和资金。但是在战后最初那几年，公司只能把战时积累的金融资金用于投资。由于担心资金将来可能贬值，他们宁愿购置机器和建立库存，而不保留金融资金。由于短缺和不稳定使生产受到限制，以这种方式拨款进行高投资会把物价抬高，并侵蚀实际工资。因此，高利润将伴随着高投资，但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由于产量低，工人阶级只有承受大量解雇和在原工作岗位上加快生产，才得到勉强过得去的实际工资。成功的反对解雇将导致低生产率。而如果让雇主得到满意的利润，那就意味着实际工资很低。 另外两种人使局面更复杂化。一种是有存款或租金等固定收入的中产阶级（这些人的很大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资金）。政府通过卖给他们公债的办法为战时开支筹集了大量资金，从而使他们积累了大量存款。如果这些存款用于购买，就会使物价更加上涨，实际工资更加降低，利润更加增长。要避免发生这一切，只有消除这种存款。货币改革通过用小量的新货币换取储藏的现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显然是不受中产阶级欢迎的（尽管花掉这些存款，也会有同样的结果，因为由此造成的通货膨胀会使剩下的存款严重贬值）。 另一个主要的复杂因素是农民。长期的食物短缺使食品价格比制成品价格提高（特别是在黑市上）。这就意味着农民可得到更高的实际收入。如果他们把钱用在消费上（买更多的制成品或吃得更多），则进一步挤了工人的消费需求。但是如果他们把多余的收入储蓄起来，这将会实现高投资而无高利润。实际上，资本家能够用金融资金进行投资，这些资金将会在农民的床垫下面用光。 最后一个挤压工资的因素来源于政府的高开支。当时存在着修复损毁的住房等社会资产和改善社会福利项目的压力。如果这些都由税收来支付，那么大部分负担将会落到工人头上，才不致使投资受损。那些出于政治考虑而税收被限制的地方，政府就要更多借贷。剩余利润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就得多拿出一些来作为这项资金。政府也必须为国有化部门的投资拨款，这要靠这些部门的高利润或从其它部门借款。只有实际工资非常低，才能得到资金来源。 只有可供使用的资金大幅度超过生产，就是说，进口大大超过出口，这些压力才能减轻。这样平衡支出赤字就意味着从国外借款。实际上，这样资本家才能在压低了的利润和维持工人的高消费的情况下继续大量没资。但是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美元储备很低，并且贷款难以得到。这些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限制的相互联系如下： 对工资的压力
┌—— 如生产很低，支付赤字平衡受限制 ←—┐
一个结果是通货膨胀，购买力超过生产而抬高了物价。由于货币工资的增长落后于价格，使实际工资降低（限制工人的消费）。它使储存的现款和金融资金贬值（限制了中产阶级的消费）。这也使政府难以卖出更多的公债。因没人买不断贬值的金融资金，政府被迫用印钞票的办法支付开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也意味着资本家囤积商品（投资于库存），往往比积累生产性资产（投资于工厂和设备）赚钱更多。因此通货膨胀使整个恢复方式混乱和不正常。它使恢复因物价控制和配给制而受到约束，这既压制了生产，又把大量产品转到黑市。 工人是否能被动接受战后摆在他们面前的严峻困苦，关键在于他们的感受有多么深——或能被说服去相信——通过他们受剥夺而进行的恢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每个国家的情况都非常不同。在德国和日本，没有进行真正的恢复工作，在工人运动中提出要求工人直接进行干涉，在政府或工厂，或两者中，得到真正采取措施的权力。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政党加入了联合政府，因此，他们的不满集中在反对企业使工人加倍努力干活，而黑市猖獗，中产阶级的消费有较多的自由，投机性囤积居奇不受遏制。英国工人在1945年已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工人通过他们的政党集中于努力防止倒退。 日本被占领的最初几个月，日本工业生产停滞在战前十分一的水平之上，政府允许大公司掠夺政府的资金和原料储备。后来于1946年初政府对此作出了反应，实行了一个更有效控制经济的计划。特别是控制信贷、农产品和囤积商品。6个月后新任大藏相提出向关键工业部门提供大量补助金以鼓励恢复。但是各届政府都是和大企业有牢固联系的，不能有力地进行改组。占领军当局对形势变得灰心丧气，它把这种情况委婉地归因于“政府的软弱无力”，并且转变了原来在“经济领域中不承担责任”的政策（J·科恩，第419页）。从那以后，占领军当局指示采取一系列有效的行动。 到1947年工业产量仅从战前水平的十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石油产量是战前最高水平的6％，机床产量是9％，钢是12％，棉织品是14％，水泥是20％。最紧张的是电。尽管发电量（主要是水力发电）几乎是战前的一倍，但需求仍超过供给。电的需求之所以那么高，是因为煤产量甚至在1947年大大低于战前水平。煤矿的生产率几乎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部分由于工会反对加速工作。铁路用煤的效益也很低，这可能是由于机车车辆缺乏维修。炼钢用的进口焦煤也不能再象战前那样从亚洲得到。 买进口原料的外汇奇缺。战前主要出口创汇的棉纺织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占领者认为应优先恢复这一工业：“可能美国政府掌握的大量原棉储备影响了这个决定”（J·科恩，第484页）。尽管战前的生产力只剩下了六分之一，1947年仍有些纺锭闲置着。纺织工业处于无能为力的状况之中。它需要出口60％的产量换取美元，用以购买美国的棉花。传统市场，如英磅区都渴望得到美元。日本纺织品向美国的出口被禁止。美国缓慢地放松了对日本的双重束缚，即必须用美元买棉花，同时有效地阻止它出口纺织品赚取美元。 农业不象工业那样混乱。产量大约保持在战前水平，但要养活的人口增长了大约十分之一。1946年东京每日热量消耗是1350卡。到1947年中也只增加到1700卡。迅速的通货膨胀使农民不愿把大米卖给政府。城市居民艰苦跋涉到农村，用家中的物品换大米。1947年政府在绝望中也照样做，它开始拿出化肥，纺织品，香烟（8箱换72升大米）和其它商品换大米。即使官方数字也表明，农民实际收入比战前高20％。 食品问题由于美国援助进口了3亿美元的食品而得到缓和。但是这种缓和受到很大限制。1946年和1947年国际收支逆差大约是总产量或国内生产总值的4％。 投降后的6个月内，通货膨胀竟达每月42％的罕见增长率。生产崩溃，而大量金融资金因通过各种渠道转到大企业手中而进一步膨胀（如对战争损失的“偿付”等等）。1946年初实行的货币改革包括冻结银行存款和限制提款。起初物价确曾下降，增长率只有最初几个星期的一半，那时对改革的期望曾燃起购买的狂热。但过年之后通货膨胀再度无限制地发展起来。政府的借款需求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47年物价比1946年提高两倍。美国的一位观察家把这种基本的通货膨胀机制解释得很清楚： “由于原材料和消费品供应不足，购买力过剩，物价螺旋式上涨，等等，使生活费在任何时候都超过工资水平。新的工会力量造成的高工资压力，满足工会要求的实际经济基础，和软弱、混乱的管理，导致了高工资水平。这个水平高于政府原先据以计算固定官方物价的工资水平……面对固定的官方价格，增加的工业成本迫使公司或者把它全部或部分产品转到黑市上去以获取利润，或者按官价到合法市场上出售，这样就造成亏损，只有用政府补助金或银行贷款才能抵补……实际上，和政府有关的这笔资金已经通过复兴金融银行集中起来为工业放款，以弥补亏损”（J·科恩，第448—449页）。
1947年登记的利润少于公司产值的十分之一（表4·2 ），少于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由于企业管理费高，劳动生产率低，公司只能赚得一点利润，因为实际工资不到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登记的投资比登记的利润为高。比30年代修建了更多的住房。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战前的2倍，在1946年和1947年占总投资的大约一半。但是私人投资也高。重建库存（材料、食品、商品等）估计占总产量的11％（按战前价格计算）。私人（对工厂）的固定投资较低——略高于1938年一半的水平（但比20年代和30年代初高）。棉纺织业投资高，1946年和1947年其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一，其余的投资包括什么很不清楚。多数投资商品的生产看起来非常低，而且没有进口。 事实上投资的很大部分是用于恢复或重建库存。显然资本家是从银行借贷来拨款积累库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情况下，紧紧抓住库存往往比用于增加生产或投资于工厂能得到更大的和更有保证的利润。因此和利润相比，固定投资可能没有数字表示的那么高。总投资额实际上之所以很高，是由于公司耗用了金融资产。 通货膨胀对有固定收入的人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国家收入（它本身比战前低三分之一）利息所占比重从1936年的9％和1944年的12％降到1947年的1％。租金份额从4％降到l％。实行了对资本的征税，这显然打击了那些拥有股份之类“实际”资产的人。但这是一种很滑稽的事，1947年价格已经上涨了几百倍，却仍按战前的资产价值征税。 通货膨胀也压低了实际工资。即使以官方价格为准来计算，1947年的实际工资也仅是战前水平的30％左右。普遍高价黑市的存在，说明战后数字夸大了实际购买力。生活水平的差距比收入的差距小，因为与战前不同，工人不再有储蓄（并且动用战时的储蓄也不再有什么作用）。 奔腾的通货膨胀和饥饿工资使得支付成为主要问题。1946年底工会会员猛增到500万人，占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1946年秋在电力工业进行了关键的工资协议谈判。这种“电产”工资制度体现了大部分工会要求，它把工资和生活费挂起钩。它是在纳税后计算的，包含有基本工资，一个很重要的年令因素（给40岁单身男工的工资2倍于20岁的男人），和根据家庭情况而定的可观的补助费（给有3个孩子的30岁已婚男人的基本工资是无家属男人的2倍）。原则是工资应当反映生活费，年令和家庭情况也有关系。但是，还有一个额外因素（相当于一个30岁的人的基本工资）是取决于“能力”，按技术等级、经验和受教育的背景而定。这个因素显然正好被工人和经理都能接受，而且它按个人情况而定，不成为争执的问题。它的决定者是车间的监工，在许多情况下监工是被工会会员的车间会议选举出来的。在其它一些不太有利的工业中，工人们也为类似的待遇而斗争。九州的矿工因缺乏有效的地方组织而失败了。但是在北海道强有力的地区组织领导了有效的罢工，并且迫使矿主让步。 表4.2 日本的利润、工资和生产率，1936—1947年
① 纯利润表示为公司净产值的百分比。② 以生活费表示。 ③ l 934 9 46 = 100 ④ 极粗略的估计。 资料来源：见附录。 工人也强烈反对解雇工人。尽管生活水平低，1947年工业就业并不低于战前水平（尽管比战时最高水平低三分之一）。1947年它几乎和生产上升一样快，尽管生产率比战前水平的40％还低（见表4·2）。1946年工人罢工超过600万天，并且“工会在反对解雇的罢工中赢得了胜利”（丸河内，第319页）。政府解雇43000个海员和75000个铁路工人的计划被普通工人的压力挫败了，他们迫使工会号召海员罢工10天，确定了铁路工人罢工的日期。25万工人参与“生产控制”（第二章）。有些行动的发展超出了工会的认可，也超出了支付和条件的允许，成了为争取工人控制和计划的战斗。东洋合成化工厂的工人面对着关厂，把公司总经理排除在外，借了一笔钱扩大生产能力，用他们生产的硫酸铵和一个农民协会相交换，雇用了更多的工人，并实行了新的工资制度，包括增加工资50％。 1946年春大量工人走上街头。4月正好在第一次大选前，7万人在东京示威，要求推翻政府。他们把开枪警告的警察缴了械。只有在美国装甲车出现后才恢复了秩序。五一节50万人在东京示威，全国示威者约有125万人，要求“民主政府”和“人民管理食品”，并且反对压制工人的控制。两星期后，25万人在工会和关东区食品委员会的组织下，召开了一个“获取大米的人民集会”（东京每日平均热量摄取量少于1064卡）。集会号召居民委员会管理食品分配，要求成立“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作为核心，以工会、农民组织和民主的东方文化组织为基础的民主政府”（山本，1980—1981年，第26页）。领导人呆在首相官邸，但是在麦克阿瑟发布了一个声明后，他们离去了，该声明宣布这些群众示威“不仅对有秩序的政府是一个威胁，而且对占领军本身的基本目的和安全也是威胁”，还说，占领军将会采取“必要的步骤控制和改善这种悲惨的局面”（山本，1980—1981年，第30页）。 占领者进行干涉不仅是为了示威者，而且也是鼓励《读卖新闻》的经理开除控制报纸的工人领袖。工人击退了企图不让被解雇的工人进楼的公司打手们。1946年6月21日，500名武装警察闯入并逮捕了50人。工人领袖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经理和占领当局都威胁要关闭报社。面对着这样强大的反对力量，工会退却了，放弃了对报社活动的控制。但是，它还是继续要求承认并诉诸法庭，于是经理部门将工会领导转移到东京以外，并且组织了一个拥护经理的“恢复委员会”。工会罢工并且重新占领了报社。经理的打手们把工人赶了出去，而警察却袖手旁观。全国印刷工业罢工的计划终于失败了。10月工会承认失败并解散了。工人们回到报社只得加入公司工会。这是一次惨重的失败。 但是，斗争在其它地方继续着。1946年12月召开了一次30万人的群众集会，与国会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同时，要求推翻吉田内阁。紧跟着这个意图失败后，250万力量强大的政府工人工会联合会号召于1947年2月1日举行总罢工，反抗去年秋天法律通过的否认他们罢工的权力。公营企业的工人处于特别的压力之下；他们的工资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他们要求增加工资，不被解雇，缔结集体合同和减少官方管理。共产党声明支持工会的要求，号召他们罢工，以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的人民政府”——即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联合内阁。它还表示了“它的信心，即占领当局不会镇压这种性质的政治罢工，并且批评了工人运动中企图对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采取直接行动和正面进攻的倾向”（穆尔，234页）。 起初麦克阿瑟对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对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做些让步，包括增加50％的工资和恢复谈判。但是他也谴责了“在目前处于穷困和衰弱的日本使用这样极端的社会武器”（科尔及其他著作，第15页），禁止了罢工，并告诉工会“如果违抗将激起严厉的行动，对个人和有组织的工人不利”（引自穆尔，239页）。 尽管受到这次挫折，社会党在1947年4月的选举中仍赢得了26％的票，该党提出包括矿山国有化的纲领。形势是极不稳定的：“日本内阁由于共产党发动总罢工而倒台，将使共产党的力量很大地增强，使它取得信任，以直接行动的方式牺牲宪法程序。美国当局害怕革命形势的发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带有强烈反美的倾向”（《经济学家》，1947年2月8日）。 共产党是最有战斗力的工人的领导者。尽管它在1946年4月和1947年4月的选举中只获得了4％的选票，在1946年4月只有党员7500人（1947年底有70000人），共产党领导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总罢工。1946年8月成立的拥有150万人的工会联合会“产别”是最有战斗性的工人运动组织，并且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尽管党内有分歧，声明中有动摇，领导仍致力于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它要求推翻不受欢欢的反动内阁，不是向起义迈出的第一步。它甚至把它自己和“控制生产”拉开距离。1945年12月它号召“工人”控制重要企业，作为恢复生产的前提。但是到1946年2月，它将此改成号召“通过实行管理委员会制度提高整个工业的效率”（穆尔，118、124页）。 总之，1946年和1947年的形势对资本主义的复兴提供一个稳定的、健康的基础。高通货膨胀，猖獗的投机活动，政府的高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都是不稳定的征兆（意大利和法国也是如此）。低生产和利润进一步表现出问题。只有很短组织历史的日本工人显示出不寻常的斗争能力。他们建立了强有力的车间基层组织。在许多部门，个别企业的工会联合在一起成为有效的部门联合会。此外，统治阶级在对付工人的动乱方面缺乏对策。 选举方面，工人政党获得了30％的选票，这是一种威胁。但是事实证明使这种情况变得无害也是不难的。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投了保守党大量选票，土改使土地增加一半以上的家庭的比重从50％上升到90％。社会党在怂恿下与一个保守党结成联盟，它的纲领也被撕碎。它的煤炭工业国有化计划变成了一条议案，该议案表明日本煤矿中被废弃的机器将由纳税人付钱实行现代化，并连同矿山一起，很快交还到私人手中”（科尔，第18页）。曾经在《读卖新闻》发生过的工人基层力量的崩溃证明任务要严重得多。 德国从1945年夏天的混乱以来，德国经济的逐渐紧张的情况并不象日本那样，是方向问题，但是也不象日本那样，是由于软弱的政府耽搁和犹豫的问题，它勿宁说是占领军方面的瘫痪。他们不能决定他们想把今后德国变成什么样。（从此以后，我们所说的德国就是今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只要和苏联占领的东部区域的最后统一问题没有决定下来，那么西方占领当局除了维持对现有经济的控制之外，几乎做不了什么事。他们只是对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特别有关的少数事情进行果断干预，比如煤炭。 说明德国确切的恢复过程是特别困难的。从官方讲，战时行政系统被用来控制所有物价、工资、以及原材料和消费品的分配。但是低生产、不充足的食物配额和战时积累的大量流动资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商品的大量超额需求。黑市兴旺。根据一份报告说：“正常的贸易是例外的，不过是个幌子”（阿贝尔萧塞，1975年，第5页）。1946年秋天据说经申报的只有实际生产和库存的一半。官方估计，1947年至少十分之一的产品流入黑市。显然这里有很大的误差。最确实的估计是1946年中工业生产迅速增长。1946—1947年的冬季它下降到比前一年稍高的水平，但是随后很快又回升了。到1947年底它大约是1936年水平的一半。 象日本一样，燃料、原料和交通运输是主要的薄弱环节。这些紧张因素之间往往是互相联系着的。有一个阶段缺少支撑矿井用的木料。林业工人拒绝冒雨劳动，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好的衣服和鞋。但是纺织工业要有煤炭才能扩大生产，如此等等。 交通运输因受轰炸而损毁严重（见第二章）。1946年铁路和运河运转良好，并且显然运输并不紧张。但是1946—1947年罕见的严冬，加上机车车辆过度使用，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1947年1月仅有三分之二的运输需求能得到满足。实行了一个紧急修理计划，下一个冬季运输系统就能对付了。 煤炭通常被认为是关键因素。食品配给量少，使产量降低。《经济学家》指出：“鲁尔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据报道，食品配给量减少后的一个星期内，煤炭产量减少了10％左右。3月底产量已下降了近20％” （1946年4月6日）。1946年8月矿工的食品定量已上升到4000卡——约为平均水平的3倍，因此，再加上工资提高了20％，使1945年至1947年矿工人数增加了近40％。 但是1947年每个井下工人的生产率仍然停留在约为战前水平的60%。据报道，1946年美英占领区的煤炭有24％出口。尽管这比战前份额稍高一点，煤炭以低于市场价格一半被买走，这样在1947年底估计损失了外汇收入2亿美元。1946年煤炭占出口额的四分之三，如果把这些煤转用于国内工业去生产其它出口商易，就能挣到更多外汇。 钢铁工业成为企图使德国非军事化的牺性品。最初的工业计划把生产能力限制到每年580万吨，少于战前产量的三分之一。但这个部门没能受到高的优先待遇，以致即使这样的水平也无法达到。1948年初以前，钢铁工业一直禁止进口瑞典铁矿，而过去，这种进口提供了三分之二的供应量。因此它不得不依赖于量少质劣的国内铁矿。英国甚至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买了50万吨废钢铁运回本国。 1946年英美占领区的食品产量仅是战前水平的70％左右；1941年［注：“1941年”疑为“1947年”之误——录入者注］进口了价值6.6亿美元的食品，几乎和1936年一样多。但是进口的几乎完全是谷物，而在战前油脂和肉类的进口是很重要的。进口主要是通过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来支付的，1946年援助共4.7亿美元，1947年为6亿美元。几乎没有进口其它物品。 据联合国的统计，1947年西部占领区的工业就业人数为战前水平的89％。把这个数字与生产指标相结合，就可以看出，平均生产率大约是战前水平的一半。生产水平特别低的钢铁工业，1946年的劳动生产率只及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自从战争结束以来，用货币量表示，工厂每小时工资通常下降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并且重新采用了一周48小时工作制。1945年3月到1946年4月，官方生活费指标上升了20％。但是这些数字对生活水平的下降估计过低。食品定量配给限制了购买，黑市抬高了价格。形势不时变得令人绝望。据《经济学家》报道（1946年9月9日），英国占领区食品热量定量已下降到1014卡。 据估计，工人收入的五分之二花在黑市上，以高于官价的5倍到10倍的价格购买食品、衣服和烟叶。据报道，1946年夏，失控的日用品价格竟高达战前水平的3倍（鞋油）到16倍（鞋带）。另据报道，1946年春熟练工人用他们的存款支付40％的开支。 《经济学家》很详细地描述了迫使公司在黑市上活动的压力。“有好多种情况使得大部分产品不可避免地要直接从工厂进入一些形式的黑市。第一是和生产能力相比生产水平低；这就意味着企业亏损。为了弥补亏损，它只能通过黑市出售他们的一些产品，而更经常的是 物物交换。第二是人为控制的低物价……工资率也因受控制而人为地被压低，使得雇主必须以实物来进行补贴。没有进行任何货币改革，加之人们知道目前流通的钞票的一部分迟早会被取消，使得黑市上货币量过多。最后，缺乏食品迫使经理用他们的部分产品换取食堂的供应品”（1947年4月26日）。 计算利润是不可能的。在官方规定的工资和价格上，低生产率水平大概就意味着亏损。但是由于许多商品按黑市价格出售，工资的实际购买力非常低，为了增加家庭开支，存款不断减少。由于大部分产品是供人民群众消费的，在部分这种消费中包含着从工人到黑市商人的资金转移——这是一种利润。根据可得到的数字，在创［注：“创”疑为“制”——录入者注］造业和矿业中也有一定数额的固定资本投资；尽管这不能抵补折旧（因此固定资本总额甚至在把修理计算在内之前就已减少了），这也会带来利润。由于预期控制取消后，价格将上涨，因此也可能大量增加库存。象在日本那样，这代表了隐藏的利润。 1947年春以前，极端艰苦的状况没有激起大的工人阶级动乱。1946年允许发展的工会，从1933年以来主要是由官员领导，他们通常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些人很少是被当局强加于工会的。他们的经验和反纳粹的态度使他们在工人中享有一定威信。但是现在他们的任务不过是压制工人的意志，并且使军事当局相信他们在尽最大努力让他们的会员上班。 1946年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在美国占领区得到二分之一选票，和德国共产党合在一起，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英占区共获大约一半选票（德国共产党平均获选票大约10％，在北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获14%）。在黑森举行了包括工业社会主义化的公民投票。美军指挥官克莱坚持这个问题必须单独投票。当71％的选民通过了提案时，他进行了否决。工会领导在1947年巴伐利亚工会大会上曾试图制止这样的要求。一个领导人台尔诺坦率表示反对，他说：“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要求把企业移交给普通所有者的罢工是多余的”（密特和T．费希特，第29页）。 名义上说的是社会主义化，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却和北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地方议会的右派结合在一起，否决了代表10万工人的95个代表提出的动议，要求“无偿剥夺莱茵和鲁尔的战犯煤炭大王”。《经济学家》描述1947年春天鲁尔的形势时写道： “如果基本消费者仅在理论上每天1550卡能够维持和允许的话，那么最低生活的凄惨、住房拥挤和食品短缺就不会那么要紧。但当时这个水平只有一半能满足，而且在以后4个星期内面包配给额将减少五分之二，从92盎司降到55盎司。由于在下两个月将得到的做面包的谷物中近一半是玉米——它做的面包既硬又难消化，又由于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家庭除了面包什么也吃不上，所以前面将有巨大的艰难困苦。为了满足官方规定的面包配给量，每天必须进口5000吨谷物，而5月的交货计划比这个数字少得多。
1947年初罢工普及鲁尔。罢工的要求起初涉及住房和食品，但是很快就扩展到国有化问题。为了这个问题在多配尔多夫和埃森爆发了大规模罢工。2月工厂理事会组织了关于无偿国有化问题的投票。在煤矿通常有90％的赞成票。罢工继续蔓延：3月25日那天在乌珀塔尔有85000工人走出煤矿，在多配尔多夫有8万人。最高潮时，有35万工人走出煤矿并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煤矿工人在劳动时采取了有效的“慢慢走”方式。“至于其它食品，油脂类的配给量一般每4个星期7盎司；实际上，在最低的配给中只得到2或3盎司。因为肉类短缺，鱼和糖代替了平时肉类分配量的三分之二。有些不幸的家庭，去年秋天没有储藏土豆，现在土豆一点也没有；即使在有特殊供应的矿工食堂，土豆往住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自从最近的示威游行以来，人们的情绪一触即发。矿工为了抗议粮食短缺，不久即将举行进一步罢工。如果罢工发生，对德国出口和工业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1947年4月26日）。 罢工期间，美国一位官员纽曼在广播中说：“美国国会有一个明显的反对再向德国运送食品的倾向。这可以溯源于罢工的谣传，罢工的威胁和行动上对当局的反抗。罢工使占领军的政策面临危险，或使他们的政策受到干扰，因此是不能容忍的……任何一个有这样行为的人将受到惩罚，而且不要忘记，按照军法，罪犯可以判处死刑。清除煽动者，排斥那些出于私利而批评占领军的人。一定要勤奋！我有权力取消任何一个参与骚乱者的食物配给……这将是严厉的和无限期的”（施密特和费希特，第28—29页）。 4月1日在布隆斯威克，部队与游行示威者发生了冲突，武装巡逻队开始在街上不断巡逻。 工会领导又一次成为障碍。在科隆，工会办公室的领导人伯克莱威胁要开除任何参加游行或罢工的人，而且有些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要求工人复工。关于建立德国工会联合会的一份报告强调了工会运动的最主要的作用：“迄今为止，工会官员已经对工人施加了约束的影响，而且宣扬和实行了与英国当局合作的政策。但是，目前大众的情绪是这样的，阻止和限制是没用的。只有改善食品供应和清除管理混乱，才能带来一些变化”（《经济学家》，1947年5月24日）。 工会联合会的章程所包含的目的是“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政策中保证工人有平等的发言权……而且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一切现有的和今后的经济合作”（《经济学家》，1947年5月24日）。 英占区的工会起草了示范性工人委员会章程，它包括了影响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的各种问题，并要求经济［注：“经济”疑为“经理”之误——录入者注］定期提出关于生产进度和规划的报告。他们规定委员会应能查看公司的帐目，并且应就职工配给和提升问题进行协商。“一些雇主对那些认为要他们放弃管理权的事情只勉强表示同意，这是毫不奇怪的。有些情况下，他们拒绝同意工会提出的条件而导致了罢工”（同上）。会议也号召实行更广泛的恢复措施，包括基础工业立即社会主义化（从煤和钢开始），停止拆除那些可用于和平目的的工厂，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清理食物管理工作，和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以保证农场交货。 意大利1945年12月基督教民主党人在激进的抵抗力量领导人达林的领导下，收回了对联合政府的支持，从而使之垮台。接着基督教民主党人德加斯贝利所领导的一系列联合组织起而响应。德加斯贝利的任命防止了激进的渴望解放情绪的实现。这就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来说工人委员会政策的结束，担心国有化和害怕货币大改革的结束，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便得到更多的社会公正的结束，以及对从投机和战争中自然增长的超额利润征税的结束”（卡特莱诺，第85页）。但是共产党仍以“国家统一”的名义留在联盟中。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在1944年3月从莫斯科回国时就制定了这条路线。 1947年生产已经达到战前水平的90％。这种迅速的恢复是由于高需求，而不是由于政府的有效行动，政府不利用大大扩充了的公营部门作为动力来进行恢复，而是依靠私人企业。 基本公用事业——铁路、煤矿、电话和部分电力的供应已国有化。国家也得到了银行中30年代的非常重要的股份。这使它有效地控制了信贷。1945年私人银行只有13％的存款。银行在钢铁、造船和机械制造中也拥有决定意义的股份。这些股份都集中在伊利（IRI）国家公司中，该公司1948年雇用了23.4万工人，并占投资的5％。尽管战争毁坏严重，这些公司仍有相当的剩余生产能力。需要大量国家补助金（大约每年3000万美元），以防批发物资的积压。政府拒绝让伊利公司在恢复工作中打头阵，因为这会被认为是对私人企业的冲击。只有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权益和少数其它机械公司被接管。另一方面，私有化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私人资本家愿意和能够买国家的股票。 但是投资恢复得很有力。到1946年工业固定资本投资几乎达到战前水平。1947年已高出10％。这说明利润也必定得到恢复，不断得到的证据也支持这个观点。在战后九个月，禁止解雇的法律使工业就业高于战前水平。由于1946年生产仍然很低，生产率低于1938年水平的一半。主要工会联盟在1946年初放弃禁止解雇的要求，同意在4个月内减少20％的就业。另一方面，它得到了在医疗保健部门增加就业的含糊保证。工业就业下降了，从1946年3月到1947年3月失业增加了75万人。再加上生产的恢复，使生产率在1947年迅速提高（表4·3）。
由于生产率的改善，实际工资的变化对雇主是有利的。1940年工资是1938年水平的60％左右，1947年仍低10％左右。但是，雇主并不关心工人的收入能买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问题是劳动力成本，这是以他们的雇员生产的价值来衡量。当然，这些实际劳动成本（产品工资）与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是沿着非常类似的途径变化的（表4·3）。因此，1946年和1947年实际产品工资在产量中所占的份额看来和1935年法西斯镇压的高峰时相近似。利润率也取决于其它投入的成本。燃料和运输（主要是国家运输）的价格和制造业产品一样，上升了三分之一，白领职员的薪金与工资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一或更多。这两种发展都对提高利润率起了作用。但是，低水平的生产能力的利用，特别在1946年，使企业通常开支如折旧大量增加。总的来说，1947年工业生产中的利润份额几乎不比1938年低很多。 迅速的通货膨胀阻碍了工人阶级很快提高生活水平。按官方生活费指数，1947年初价格上涨几乎是100％，如果算上黑市增长得就更快了。租金受到严格控制，面包配给得到补助。但是，食品价格上涨得特别快，从而把国民收入的10％左右转到农民和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手中。1946年初谈判达成的工资调整仅提供了部分保护，但同时工资斗争就停止了7个月。 高需求和巨额政府赤字刺激了通货膨胀。1947年到1948年预算赤字是国内生产总值的9％（比1944年到1945年的29％下降了）。从战前以来，社会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增长了1倍，而且为了使公共部门服务的价格下降，同时又保持就业，要发放大量补贴。除这些赤字之外，还有储藏的金融资产，这笔资产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在战时增加了一半。这些钱或者被直接花掉，或者被银行借给资本家使用。中产阶级的游说活动非常有力和有效。资本征税和货币改革的计划被搁置一旁。对财产、收入的征税减让使赤字进一步增加。因此，多余的流动资金在通货膨胀中被销蚀。1947年流动资金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到不及战时高峰的一半。通货膨胀鼓励了投机活动；物资库存在1946年增高，1947年达总产值的6％。股票价格上涨了5倍。基本上实现了外汇自由，允许出口商用他们的外币买进口商品，再以高价倒卖，获取巨额利润。 中产阶级施加压力成功地反对货币改革和随之而来的赤字及通货膨胀，这种压力由于收支赤字的平衡而减轻，1947年赤字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5％。美国援助和贷款是重要的资金来源，1947年弥补了赤字的三分之一（移民的汇款也是重要的）。这样，可进口基本燃料和食品，而无需相应的出口。这里得到的资金可用于投资。但是通货膨胀使人们更偏重于增加存货。1947年赤字几乎和库存相等，所以外国借款实际上都浪费到投机上。 收支赤字压力尽管减轻了，对工人生活水平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1947年总产量比1935年少10000亿里拉（1954年价格），下降了11％。经常性公共开支减少了4000亿里拉（反映军事开支较少）。但是投资上升了3000亿。所以只有不到9000亿里拉的国内产品能用于消费，下降了15％。收支平衡的变动提供了多余的4000亿里拉，它减少的消费下降到9％。但是人口增长了。因此，1947年每人的消费比1938年少15％（1946年约少25％）。不同阶层受到的打击是不平衡的。许多农民和小商人消费的削减（如果有所削减的话）比工人阶级家庭小得多。靠工资收入的雇员和靠固定收入的人日子过得最糟。 失业增加，消费减少，通货膨胀加速，投机猖獗和缺乏有效的计划看来是工人阶级反抗的口实。事实与在战争结束时要实现的愿望是相反的。但是这种反对被主要的工人政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P.G.I）所阻抑。 1943年7月墨索里尼倒台后，陶里亚蒂和巴多里奥元帅的政府相勾结，从那时起意大利共产党遵循了一个广泛的民众战线的政策。1947年5月被排出德加斯贝利政府之前，它一直保持这条战线。它参加政府的条件比“当时美国的工党缓和得多：保护生活水平和就业，以及采取少数反对战时投机商的措施；它没有提出实行重新分配收入，广泛国有化或国家福利的过激要求”（萨尔瓦迪，第195页）。它甚至同意延期进行货币改革以免在1946年春天立宪议会选举前激起危机。其结果使意大利共产党失望。它只得了19％的选票。即使和社会党的21％选票加在一起，左翼的选票也只勉强比基督教民主党（DCs）多一点。经过这次挫折后，意大利共产党对基督教民主党的态度变得更加调和。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联合会经谈判同意工资冻结。 这种合作扩展到工厂。工人委员会被利用来“加强工作节奏、纪律和生产”。在米兰，由意大利共产党强有力控制的布赖德重型机械工厂，为了取得更大的干劲，成立了优秀工人的“斯达汉诺夫小组”：“富有战斗精神的人进行这种合作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工作不是为了工厂主，而是为了社会主义”（萨尔瓦迪，第199—200页）。 1947年1月陶里亚蒂在立宪议会上骄傲地断言，在意大利罢工比在欧洲其它国家都少：“去年意大利没有发生政治罢工……在这个国家里工会签定了停止工资谈判的协议，这在工人阶级运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决定了最高工资，而不是最低工资。这确实是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形势中的一个惊人和荒谬的特征：是工人阶级和工会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并且为了维护生产纪律、秩序和社会和平而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萨尔瓦迪，第97页）。 但是意大利共产党发现维持这种约束是困难的。尽管没有全国性的罢工发生，但有许多地方停工。1946年7月油罐车司机、印刷工人、码头工人和旅馆工人中的主要罢工浪潮汇集成为持续好几天的总罢工。观察家们评论道，这是对日益令人失望的经济形势的一种自发反应。 在意大利，共产党人背离政府不像在法国那么富有戏剧性（见下文）。三党联盟是在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出现的。1947年社会党人在和共产党人愈益增近的联合问题上发生分裂。该党右翼退出政府。这个事件反映了在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共产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坚持唯一的选择是他这个党的纲领，要不就是不断的危机。德加斯贝利建议把他的内阁扩大成全国联合政府。左派拒绝支持这个变动，因为担心增加右派对一些作法比如征收资本税的反对。德加斯贝利辞职了。经过更多运筹之后，他成立了一个完全由基督教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府。《经济学家》警告说：“除了政治纷争之外，还存在经济危机，这是非有强有力的政府不能解决的。”（1947年5月17日）。它还指出；“没有共产党人的支持，德加斯贝利先生或任何一位意大利总理都会发现工会是无法管理的”（同上）。据一个报告说，因为“1945年至1948年间在北方没有一个工厂，在中部也几乎没有一个工厂不是武装起来的”（阿尔姆和D．萨松，第177页），显然即使是强有力的政府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法国在法国，戴高乐领导了战后初期的联合政府。但是他在左翼反对高军费开支的压力下于1946年初辞职。在随后一系列包括保守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中，没有任何政党占统治地位。共产党勉强算是最大的党，它在1946年11月全国议会选举中得票最多，占28.8％，社会党的票从1945年10月的42.6％减少到1946年11月的18.1％。共产党试图劝说社会党参加他们的群众阵线，把右翼排除在外。但是他们遭到了拒绝。因为在意大利，右翼政党限制过激的改革，并且阻碍通过征收资本税来制止通货膨胀的行动。一名记者在1947年初评论道，五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基本上从事非法买卖：“按当局的说法，今天每个利用食品或食品配给卡作生意的人，或在食品的生产和分配的不管什么阶段上进行控制的人，都能得到“非法的利润”（沃思，第321页）。 尽管社会党不愿意把保守党人从政府中排除出去，他们比共产党更“热心地拥护国有化和更强调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奎赛尔，第50页）。主要工会联合会（GGT )“紧跟共产党，它把国有化描绘成爱国抵抗运动的继续，而不是破坏资本主义的开始。工会官员拒绝使用社会主义化”这个词，还说在经济艰难的时刻，只有内奸才谈论社会主义和革命。（同上，第51页）共产党的领导人多列士说国有化是民主主义的，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关。但在1945年，共产党人的确帮助了使留在私人手中的煤矿，以及煤、电力和银行系统的国有化。然后他们为在代表政府、工人和消费者三方面的董事会中占统治地位而斗争，这种董事会是为管理工业而成立的。 法国政府在1945年后进行了一系列努力，规划工业现代化。1917年初公布了蒙内特计划，它包括在交通运输，能源和钢铁方面投资的庞大规划。1947年在这些部门的投资为英国投资水平的1.5倍（钢铁）到5倍（煤炭）。大部分投资用于新的国有化部门，由于它们的价格偏低，需要大量国家信贷进行拨款。到1947年工业投资超过了它的战前水平，公共投资占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左右。 国家也为恢复受战争破坏的财产提供赠款。但是为了取得这样的赠款资格，接受者必须在同样的地方建立一个同样的项目，因此没有机会搞现代化或重新分配。否则国家给工业提供不了什么资金。4个大储蓄银行和32个大保险公司的国有化为通过信用影响投资提供了有力的杠杆。在最初几年这种控制几乎不是很有效的，因为公司获得高利润并且拥有战时积累的许多金融资产。但政府指责银行“在贷款政策上过分谨慎，谨慎常常导致彻头彻尾的阴谋破坏，还指责银行试图向国家施加压力”（引自沃思，第278页）。国有化没有带来多大变化，一名观察家指出了银行怎样“继续和大公司携手并肩”（同上）。 1947年总产量比1938年少11000亿法郎（按1954年价格），下降了9％。投资，包括增加库存，比1938年高8000亿法郎，大众日常用于购物和服务的开支高5000亿法郎。因此可供消费的国内生产要低25％。实际消费的下降保持在15％，这是由于采取从美国借钱进口和动用储备的办法，每个人的消费都同样压低了。工人的状况最差，农民和企业主日子最好。 解放后，工人所得的工资增加了，按官方价格指数，实际工资差不多恢复到战前水平的90％。但是社会主义者放弃了货币改革的计划。国家经济部长孟戴斯·弗朗斯想利用1945年3月发行新银行券的机会，暂时冻结所有的银行帐目，并把个人开支限制在与生产一致的水平。在议会中这个提议几乎没有得到支持。正象一位评论员指出的：“在法国，拿储备的6亿巨额钞票开刀，将影响1800万农民——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沃恩，第248页）。为了选举的原因，即使是共产党也反对货币改革。在战时积累起来的这笔现款极大地增加了购买力。1945年和1946年价格上涨了1倍。按官方指数，实际工资降到只有战前水平的60％。 实际上，这些数字过高估计了实际购买力，因为还有黑市。从1945年到1947年间，实际工资几乎没有超过战前水平的一半。工作时间增加到44小时左右，而战前是40小时。里奥克斯形象地描述了巴黎的情况： “赤裸裸的官方数字很清楚地表明，平行的市场是重要的：1944年8月巴黎成年人每天仅900卡，9月是1210卡，1945年5月是1515卡（同一官方出版物不时透露，1944年5月到6月在包括巴黎在内的16个大城市中，国家统计办公室的最低级的文职雇员每天有1840到2540卡，9月到10月为2050 到2570卡，这还多亏有“补充的来源”）。当食品不期运到时，就得排没有尽头的长队来等待。有时要向店主笑脸相陪，因为家庭的命运是通过配给卡与店主联在一起的，配给的食品集中在一起吃，1克也不浪费。最后，为了达到生存所必需的2000卡，任何东西都拿去交换家庭的园地、花园，有时从最不为人所预知的地方得到分配，走商店的后门，走访“朋友”的农场，与邻居、同事相交换。这种乱糟糟的日子也有轻松一点的时刻，它成了后来长时期家庭交谈的话题”（40页）。
这个过程在意大利也已有过，它把大量的钱最后集中到农民手中，对此，从法国人的经历中可得到很好的说明：“当黑市商人拜访农民家庭并提供更吸引人的条件，他们怎样使农民表明态度，然后按官价出卖他们的产品。如果生产者没有可能换得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他们就没有兴趣供给食品。农民的桌子上常常是丰盛的菜谱，只有多余的才到黑市上出售……储蓄额是个充分的证明，阿格里克莱信贷银行的存款指数从1938年的100增长到1944年12月的743和1946年12月的1717 。这反映了黑市利润，但也反映了他们把部分资本转变成现金，因为他们不可能购买化肥和抵补机器的折旧”（里奥克斯，第43页）。工业生产率的下降比实际工资的下降少得多；1947年为战前水平的9％［注：“90%”应为“95%”之误，见下表——录入者注］，1946年近90％（表4·4）。原材料和其它投入的价格可能比制造业产品增长得少。也象在意大利一样，薪金没有工资增长得快。这两方面的发展都对提高制造业利润起了作用。因此，1946年底对投资和消费开支的压力，必须把工业利利［注：“利”应为“润”字之误——录入者注］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方面的数字是没有的，但一位官方调查指出，“比如，从纺织品和食品中得到的好处，并不是荒诞的神话”（克洛松，第24页）。 表4.4 法国的生产率和工资1938—1947年 指数
① 以官方生活费表示。② 以实际生活费表示。 来源：见附录。 工人没有从税收制度的基本恢复中得到好处。“特别是挣工资的人，尽管他们的实际收入比战后最初几年极低的水平增长不少，但肯定比农民，工业家和商人损失得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35年，第80页）。 象在意大利一样，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反应施加了关键的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定工资和价格激烈螺旋式上升的速度和程度。共产党的领导也能够推动或破坏生产运动，没有生产运动，价格的稳定和法国经济的最后现代化都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1946年6月8日）。 比如在煤矿，共产党用它的影响鼓动工人为很少增加的工资多多生产。面对煤矿工人坚决拒绝为老矿主工作，起初国家控制了煤矿，以后就实行了国有化。旷工现象仍然严重。1945年6月多列士对北方的矿工说：“我坦率地说，在现阶段让矿工认可罢工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工会以外……这样已经损失了20000到30000吨煤；这对国家、工会和矿工自己的利益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勒福朗克，第30页）。1946年初，他又通知矿工说，“生产，这是最高的阶级职责，最高的共和国的和爱国的职责。”（同上）。 戴高乐谈到多列士时说：“当他仍旧推进共产主义的利益时，在许多情况下他为公众利益尽责。他从没有停止劝说尽可能多地劳动，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这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吗？这我不管；只要为法国服务就够了”（于尼尔，第264页）。当公有部门的工人威胁要在1945年底举行罢工时，多列士谴责他们是“煽动者”。他说，这种行动是“反祖国的罪行。” 在私人企业中尽管工人受到约束，却得不到一点管理权。建立起来的工人委员会“被允许提出关于生产过程的建议，但没有人去理会”（沃恩，第278—279页）。工会对蒙尔特计划规定工作时间应当从44小时延长到48小时这一关键条款没有提出反对。 1946年，工人们由于对改善工作条件的缓慢不满，自发举行罢工，这特别对印刷业和邮局是很大的冲击。共产党谴责说这个争端是“挑衅”的结果。它说罢工是“托拉斯的工具”。 1947年4月到7月发生了主要罢工。它从雷诺开始，该公司在其所有主的合作下实行了国有化。那里共产党人统治的工会“比全国任何地方都更有力地推动了为生产和降低工资要求的斗争”（罗斯，第45页），4月25日爆发了“突袭式”罢工。3天后，12000人放下了工具。全国总工会谴责罢工的领导者是“戴高乐雇用的希特勒—托洛茨基奸细”。但是工人强迫它号召1小时罢工，对此，它不能制止。所有3 万名壮劳力走上街头。工会从经理那里获得的让步被投票否定了。工会被迫支持罢工，罢工很快遍及巴黎五金业，尽管这个行业没有接受罢工委员会的全部要求。共产党不得不跟着干，以便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那些反对政府工资控制政策的部长们被首相撤职了。 共产党感到一旦工人阶级对它的支持受到威胁时，它就不得不离开政府。它力求利用工人阶级的不满对社会党施加压力，以便联合建立群众阵线政府。但是社会党首相拉马迪埃在美国的有力支持下，把共产党人解职。这表示他们决心要击退工人阶级在选举中，更重要的是在车间基层的力量。 英国英国没有面临经济崩溃，这与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很不一样。1946年工业产量和1938年差不多，因为就业虽部分上升，但生产率却下降了。有3个紧迫的经济问题：对外支付，复员并转向平时生产，以及战时积累的金融资产。 对外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约占国内总产值的2％。基本问题是在无形贸易（从劳务到海外投资得到的收入）方面的大量缩减。英国从本世纪初到二次世界大战，有形贸易（商品）的逆差一直占国内总产值的5％，这多少为无形贸易的盈余所弥补。但1946年无形项目逆差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国外利息、利润和股息减少的结果，从本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减少到40年代后期的1％。为了支付战争开支，卖掉了近10亿英镑的国外资产，签订了另外30亿英镑的国外债务。后者主要是从英镑区国家的贷款（主要是其货币与英镑挂钩的那些殖民地）。另一个因素是政府国外赤字增长（几乎全部是军费），194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以上（40年代其余年份下降到1.5％左右，50年代为1％）。如果进口重新达到战前水平，逆差总额预期也会大幅度上升，除非有形出口大量增加。当日本投降，美国租借援助停止时，国外支付项目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 生产的复员和重建提出了很多问题。1944年和1945年军队占了大约20％的劳动力。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公共开支从193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4%上升到1939年至1945年平均的23％。1946年仍为23.3％。 靠税收拨款的政府开支比1914—1918年战争时期多（从1940年的39％上升到1944年的55％）。但是由于定量配给限制了消费，个人存款大量增加，达到占私人可支配收入的25％的高峰（战前不到5％）。国家债务增长也很快，从30年代的65亿英镑上升到1945年底的214亿英镑（1947年底是256亿英镑）。到战争结束时，它达到了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30年代水平的2倍）。这些金融资产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威胁。 美国租借援助的突然停止，再加上上述国外支付状况，使美国贷款成为迫切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新政府很快派凯恩斯到华盛顿进行商谈。工党政府另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经济问题是迅速进行复员工作（和随之而来的政府开支的减少），以及恢复和平时期的生产，以便为私人消费有节制的扩大、社会改革和最紧急的增加出口（特别是向美元区）提供货源。 上述最后一项目标因美国提出的贷款条件而变得更加迫切。1945年底得到37.5亿美元的条件是，英国在一年内必须经国会批准使英镑自由兑换。尽管有这些迫使大英帝国对外开放的压力，英政府仍对殖民地全力进行剥削。它要求殖民地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卖它们的主要出口商品。政府也给予殖民地对英国出口以最低优惠待遇，以防殖民地把他们的外汇收入全部花光。因此在40年代后期，英镑储备有所增长。能挣较多美元的国家如黄金海岸（加纳）和马来西亚受到最残酷的剥削，他们被迫把他们的美元放到英镑区的共同基金中，其中大部分用于购买英国进口商品。印度拥有更多的政治手段，因此受到的威胁稍轻。印度一位历史学家对哈罗德·威尔逊的谈话发表评论说，美元基金是粗率地和现成地分配美元的方法”，“它肯定是粗率的和现成的，有多余美元的国家是粗率的，因为别的国家不过早已准备好使用这些多余的美元”（格帕塔，第111页）。 复员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1946年是失业超过2％的唯一的一年（大多数失业者是尚待正式复员的服务人员，允许他们自找工作），从1945年到1948年间，军队就业人数减少了424.2万人。民用部门就业加上失业总数增加了337.5万人，因此劳动力减少近90万人。这些主要是战争期间充当了劳动力的妇女和老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大大减少促进了劳动力的吸收，从事体力劳动的男工每周工作时间从1943年的52.9小时减少到1948年的46.5小时。 住房成了最严重的问题。战时房屋的毁坏和失修导致了住房严重短缺。许多复员士乓和海员擅自占据空房，并常常粗暴地抵制把他们驱逐出去的人。 金融资产问题是通过两方面的结合来处理的，即降低利息率以便使偿债负担减到最小限度，（本世纪20年代利息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30年代下降到6％，尽管债务增长，1947年利息额仍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同时继续实行战时管制。对原材料的控制将投资和生产引导到最应优先的领域（特别是出口），而配给则压低了消费者的要求，从而避免了迅速的通货膨胀。 只有生产迅速增长，政府才能达到它的全部目的。从长远看这需要高投资。但从短期看，政府强调发动“生产运动”——进行宣传以促使人们加紧工作。政府努力动员最厂泛的阶层对这种运动给予支持，从资本家到共产党。 虽不那么迫切，但最终将成为重大威胁的是工资的停滞。1946年和1947年实际收入比1943年和1944年还低一些（尽管比战前高五分之一）。但是，实得工资增加得很少。现在一个男体力劳动者将工资的9％交税和社会保障费，而战前是2％。政府也利用一些补助项目来操纵零售价格指数，这些项目在指数中的分量和它们的实际重要性不相符合。1946年平均每人消费量增加了10％以上，1947年仅增加了2％，达到的水平仅比1938年高2％。实际工资的更高的购买力和积累的金融资产由于实际配给制度而受到束缚。工人们节制了个人消费，却没有从所提供的大量增加的社会服务得到报偿。国家保健服务需耗用大量资金，但尚在计划阶段。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战前小（见表·5）。社会转移支出所占的份额稍高。由于失业率低，为支付增加了的养老金和家庭补贴的花费多于储蓄。（但每一失业者所得实际救济金并不比战前高）。地方当局营造的房屋是公共开支中增加最多的唯一项目（比战前增加1倍）。即使在这方面，也要看到战时房屋的失修。一直到1947年，军事开支仍超过1938年水平，超过的数额比社会福利开支还多。 表4.5 英国的福利国家，1938—1951年 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① 经常性民用开支加上地方当局房屋开支。 资料来源．芬斯坦，表2.10；英国，国民收入和支出1946—1951，表27，30和31。 工人工资的紧缩也没有使工业计划见成效。计划工作中从战时承袭下来的专断控制而产生的混乱大大增加。官方物价控制的标准是他们应该保证给予高成本生产者以“适当的收入”。因此效率高的公司得到很高利润，而效率低仍能维持下去。绝大多数实行控制的高级人员往往是从大工业公司委派来的无偿工作的雇主。尤尼莱佛公司的人员占了食品部的90个职位，其中12个是高级职位；钢铁联合会的主席是钢铁业装备小组的组长；火柴工业的控制者为布兰和梅依工作——他的办公室就在该公司的事务所内；等等。 工党政府也鼓励贸易协会的成立和合并，常常授权他们负责控制（如控制白报纸、进口肉类、战争剩余物资、糖果业）。有时这种任务委派给单个大公司（如蒙得镍公司）。 分配通常是按照生产份额而定。贸易协会开除了那些以低于官方最高价格出售的公司。当时贸易理事会主席哈诺德·威尔逊总结得好：“（这个制度）使一种特殊的工业或商业形式永久化，使无效率和无事业心的人过得安逸，把新成立的公司逼走，并且处罚效率高和增长快的公司。实际上，它有许多旧恶习，战前的控制形式，根据任意确定的定额在生产者之间划分整个市场，并且这样做时，后面都有国家法令的允许”（罗杰，第67页）。 但是工党的确相信，在国有化工业中直接控制资金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自从1947年主要国有化工业开始经营以来，就成了讨论国有化在工党战略中的作用的方便场所。 工党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为国有化作了长期的辩护。1931年它起草了一个把银行、土地和那些“基础工业”（燃料、动力、运输、钢铁）国有化的激进纲领，这个纲领使“全国失望”。在1945年至1951年间，工党政府施实了整个纲领，除了银行和土地是重大的例外。在政府看来，国有化能解决许多经济问题——的确，它成了全面经济计划的代替。首先它能消除战略上的不足。这些不足之处阻碍私人工业的增长，从而阻碍“基础工业”的集中；其次，控制基础工业能保证对最优先活动的供应。 这个国有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资产阶级的需要。被接管的大多数工业，如煤炭和铁路——都已很长时间亏损。在分散的私人所有之下它们的前途是可悲的，对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系列官方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1944年里德在关于煤矿工业的报告中说，煤矿需要大量投资和全面改组，应当建立一个公共管理机构，并授权它强制实行合并和合理化。 有关部门的资本家接受了非常慷慨的国有化赔偿。其他人希望从合理的服务和低价格中获利，这些，正如两次大战之间的经验说明的那样，在私人所有之下是不会有的。他们感觉到很紧张的劳资关系——特别是在煤矿业——也许能改善。因此对最初的国有化的反对减弱了。 起初工人通过董事会中工会代表参与管理的计划，蜕变成不对工人负责的“工人董事”制度。但是国有化确实减少了工业动荡（虽然国有化后煤矿罢工的天数比这之前更多）。价格被压低；国有化部门在总利润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30—1938年的31.5%下降到1948—1949年的14.2％。生产率提高了。1951年英国的煤炭工业每人每班的产量在欧洲是唯一高于战前的。这是实行改组，也许还有加快制以及现代化的结果。国有化部门的投资比战前低，说明对于价格低廉的投入使私人企业得到利益应当有所限制。 其实，私人工业投资也没有比战前多多少。固定资本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以现行价格计算高一些，但是由于投资货物的价格比战时平均值增长近30％，从而在把上述比例的增长全部抵销之后仍有余；结果以实际价格计算，投资的份额实际下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大大低于欧洲大陆竞争者的水平（表4·1）。至于说制造业投资量比战前约高50％，那么，制造业投资和产量的比例则完全没有提高（9％左右）。机械（这是为本国现代化和为出口而生产资本的重要部门）投资与产量之比要比战前少（1947年是7％，而1937年是7.5％）。 1947年利润又稍有下降，但是利润所占份额不比战前低，并且高生产能力利用率提高了利润率。与此相比，从金融资产的投资中所得收入是很低的。公司收入的40％左右交了税，而战前是5％。由于实行股息控制，从收入中付出的股息和利息的比例进一步下降（从1937年的60％下降到1948年的28％）。因为公司的存款多，企业在固定资本投资上花的钱比他们的存款少，尽管在战时积累了大量流动资产。虽然新股票的发行受到控制，很难相信缺少资金是投资相对缓慢的原因。 但是金融不是政府控制的唯一方面。直到50年代中建筑一直被控制得很紧，工厂和机器的投资被机械工业出口招标和出口制制［注：疑为“度”字之误——录入者注］所限制。英国1947年《经济报道》对1947年的情况解释道：“如果机器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不能以较好的条件从英国生产中满足供应，那么就允许进口”（17页）。“新设备供给和保养……不可能立刻都做到。没有足够的人力、钢和建筑，以及机械能力，特别是因为大部分机械必须用于出口。因此政府必须保持严密控制”（第25页）。 如果控制确实限制了积累，就会引起工人阶级对政府的压力，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建设和工程材料紧张可以通过进一步减少住宅建设和减少家庭用工业品而避免。或者减少消费品进口就可多进口（或少出口）机器。同样，如果控制真正压低了大量投资要求，那么50年代初期，控制的放松就会导致投资的高涨。但却没有出现这种高涨。 要确定英国的投资低有多少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压力（按国际水平），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的压力反映在车间中对现代化后果的反对，或交纳高社会福利税，或要求对投资实行物资控制，以便有更多资金进口消费品）。但是英国经理的自满态度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这种态度由于战时一直实行和睦瓜分市场（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市场）的作法而更为加强（这种作法占出口的50％）。 1947年的形势令人不能满意而且难以支撑下去。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收支逆差必须消除。除非政府能迅速增加生产，否则就必须从公共事业或投资（投资无论如何也是太少了，不能使生产率迅速增长）或消费（其增长已经太慢，不能使工党的支持者满意）中转移资金。 劳资斗争比战争刚结束那几年所预想的减弱了。1945年罢工占了不到300万人日，一半是码头罢工，煤矿有一些短期罢工。1946年罢工天数实际下降到200多万人日，汽车工业占了一半。与1919—1920年平均罢工天数13000万）［注：“万）”疑为“万人日”——录入者注］相比，形势显得很平静。但是要求继续进行改革的压力不断增加，这正好是在政府面临同样的要求缩减开支压力的时候，《经济学家》很清楚地描述了雇主们感到的不安： “议会夏天休会后，又重新开会，政府刚刚克服了占领空屋的危机。第二个星期，短暂的圣诞节休息之后，它再次开会时，又正值罢工者危机。调集军队来保卫伦敦的食品供应，无疑是内阁唯一的方针，尽管它不能立即制止罢工，而是使罢工扩大到各地、以及市场供应工人和码头工人中去。
“……1947年开头很糟，其标志是造船工人举行罢工，以支持他们一周工作五天的要求，LNER （铁路）商店店员的‘怠工’运动和交通运输工人的罢工。要谨慎地记住这种可能性，即通常战后工业的难题只能被推迟，而不能避免。这个国家目前令人沮丧的生活水平不能提高——或至少不能很快提高——除非每个工人的产量有飞跃增长。没有这一点，生活水平将很快下降，因为这个国家实际上仍依靠租借贷款生存……虽然他们不是不乐意增加工资，工人们真正想要得到的，正象他们罢工所要求的那样，是更多的空闲——但这正是使国家陷于灾难的事……很显然，伤脑筋的是工人不听从他们那些坐在办公室中的领导，他们宁愿跟从大街上的工人代表。确实，在1914—1918年战争之后，也曾有过同样的不负责任和骚乱，甚至比这更糟，后来这些就消失了。但是在充分就业消失之前，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每次有非正式的罢工，结论就更进一步得到证实，这就是有失业存在时，组织起来的工人就责无旁贷地采取行动，以便使充分就业有可能实现”（1947年1月18日）。 1947年初欧洲和日本资本主义成功恢复的程度从生产或投资指标上看是不能抹杀的。即使在产量和积累增长很快的那些地方，收支逆差、政府赤字和迅速的通货膨胀成了各阶级为维护或改善各自地位而进行的有力的、没有得到解决的冲突的经济上的表现。工人阶级形成了最大的威胁。到目前工人们的要求被工会和党的领导所遏制，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工人阶级可能在任何时候展示他们难以对付的增长了的工业力量。这样的攻势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超出简单的工资要求，因为经济显然不可能允许工资有大的增长。代替继续的自我约束的另一明显选择，是施加压力让工人政府对经济实行有效控制。即使在英国，那里形势不那么严峻，工党也发现难以满足它的支持者的愿望。 德国和日本有效的恢复几乎没有开始，工人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如果占领军继续无力为清除恢复的障碍而发动决定性的攻击，那么工人自己就可能以对资本主义极其不利的方法和方针试图担负起这个任务。战后支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深重危机尚待解决。1947年春资产阶级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他们即将得到援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