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五章 乌托邦的政治、科学和宗教 1.政治生产方式、家政、家庭和婚姻都是一个特定的共产主义体系表现其特征的最重要的领域。至于宗教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在我们看来,意义较小。关于政治,我们可以说,在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一般说来没有许多话可讲。如果谈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的话,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容易想象的是异于我们的那些制度,而不容易想象的是思想和品格。《乌托邦》一书中有关宗教的和哲学的讨论,在那个时代说来,是胆大绝伦的,并且也明确地表达了莫尔的特性。但是,他在经济制度方面的要求,在许多方面即便在今天仍然有革命性,可是他的哲学,纵然不是陈腐过时,却已成为老生常谈了,只有肤浅的自由主义者才能加以称赞。因此,我们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对于《乌托邦》中的哲学和宗教就最感兴趣,连篇累牍地加以讨论,而对于其共产主义却自命不凡地不加深究,认为那只是一种幻想,三言两语一提而过了。《乌托邦》中的哲学和宗教对于我们在第二编中所讨论过的莫尔的文学和科学立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例,在另一方面,这些和他的理想社会中的共产主义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 因此,关于《乌托邦》在这一方面的冗长议论,我们只引证其最重要的方面,而且我们的评论和批判也只限于最必要的方面。但是这些评论大部分只能复述第一编所述各节。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莫尔怎样构想他的“乌托邦”的政治组织。 每三十家①每年选举一个官吏,这个官吏在他们的古代语言中称为摄护格朗特,现在称为飞拉哈。在十个摄护格朗特和其所属家族之上设有另一个官吏,这个官吏原来称为特朗尼菩(Tranifor),现在称为首席飞拉哈。全体摄护格朗特,共二百人,举行秘密投票,选举国王,选举以前,他们先宣誓绝对推选贤能。国王有四个候选人,系由城中各区人民提名选出,交元老院宣布的。国王职位任期终身,除非他被人怀疑有专权独裁企图。特朗尼菩系每年选举,但是如无确实理由就不加撤换。所有其他官职都是一年一任。特朗尼菩每三天与国王会晤一次(在必要时,次数也可加多),商讨公共事务,处理私人争端(争端有时也发生,虽然少有)。每次集会时,都轮流有两个摄护格朗特列席……除了在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以外,对于公共事务禁止作出决定,否则要处死刑。据他们说,之所以发布这些条例,是为了防止国王和特朗尼菩共谋叛乱、压迫人民、推翻国本。如果事实重大,则必须提交摄护格朗特,而向其区内各家族传达,同他们讨论之后,再将决议传达元老院。有时,一件大事还必须交给全岛人民投票表决……
“各座城市每年都派三个德高望重之人,去亚马乌罗提(Amaurotum,意即京城)商讨全岛上的公事。”这个元老院的任务,据我们所知,就是编造各城需要和收益的预算,并调剂各区的盈亏。说到各个官吏的职司,我们已经知道,“摄护格朗特的首要的、并且几乎唯一的任务,就是查访,不让人懒散度日,并使各人积极工作”。 ①因而男女都有。
在另一段中又这样说: 谁要是过分热衷企求官职,一定大失所望。他们和平相处,官吏的态度既不傲慢,也不虐使人民。他们称为父母官,而其行动也名实相符。他们不要求人敬礼,人民对官吏自然表示敬礼。国王本人并不穿戴紫袍金冠以表示尊荣;国王手中只持着一穗嘉谷;高级僧侣在行路时,前面有人举着蜡烛,以为标记。
乌托邦人的对外政治关系和其内政关系一样简单。他们不和外国人民订立条约,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利益所在的场合下,才能维持这类条约。他们凭靠自己,并且凭靠邻人对他们的经济依附关系。乌托邦人的法律条文很少,而其制度也无需许多条文。他们十分谴责其他民族无数的而仍不敷应用的法典和注释。 乌托邦人痛恨战争,认为这简直是兽行,虽然并无一种野兽像人类那样动不动就作战。乌托邦人恰和其他一切国家的习惯相反,把从战争中获得的光荣,看成最不光荣。但他们不愿毫无武备,他们经常正军经武,择日训练男女,以备万一。他们从不师出无名,必须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土地,为了驱逐侵入邻国的敌人,或是为了同情受暴政压迫的国家,须用实力帮助它从虐政和奴役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都是出于他们的博爱……尤其当友邦的商人,在任何地带被别的国家,用伪造的法律,或曲解真正的法律,在正义的借口下加以捏控诬告,乌托邦人就要更加盛怒地行动起来。
在最后这句话里我们的好莫尔露出了他的商人本色。关于战争,他的滔滔不绝的讨论——我们所引证的只是开始的一段——大部分只是对于当时战争狂所作的极为尖锐的讽刺。例如扎波雷得(Zapoleten)所代表的瑞士人就是他最爱挖苦的。他这些讨论是以一个假拟的环境作为根据的,就是说,环绕在他的共产主义社会周围的是一些文化水平相同,而社会和政治制度却和乌托邦人的相对立的国家。莫尔只是在隐隐约约中预感到近代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近代社会主义认为他所企图的社会变革,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因而认为,这种变革将会扩展到这个生产方式所通行的一切国家。 关于乌托邦的内政制度的讨论与共产主义有着比关于战争的讨论较为密切的联系。那是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其中官宪的职能,除了调停争端而外,几乎完全在于领导劳动。莫尔在这里提出了和近代社会主义相同的原则,就是:随着阶级对立的取消,政治机能渐行萎缩,而且社会也将由一个政治国家转变为一个生产合作组合。 但是莫尔却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始终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国王的社会。可是这个国王又无所事事,只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被人怀疑有专权独裁的意图。虽然如此,可是在乌托邦中没有一个首领总归不行。 2.科学现在让我们看一看,科学在乌托邦占着什么地位: 他们往往在清晨举行公开讲演,只有被特别选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必须前往听讲。但是经常也有许多不作研究工作的男男女女各随其爱好分别去听各种讲演。
在这短短的几行中却包括了近代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即废除一个卡司特(Kaste)垄断学术的特权。在同一社会中,全体公民,不论男女,都有平等从事学术钻研的机会,而且共产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目的之一,甚至最崇高的目的,就在于使每一个人都享有脑力劳动的可能。《乌托邦》中这样写道: 这个社会的各种建制的目的首先在于使全体公民都有可能在社会所不需要的剩余时间以内,摆脱体力劳动,而将其时间贡献于自由的脑力活动和发展。因为他们认为人生的幸福正在于此。
这是一个完全近代的思想,是原始共产主义和柏拉图共产主义所没有的。草昧混沌的原始人并不懂得学术活动的快乐。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才能激起这种活动,那就是:一方面,各种社会因素都已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敌对的阶级已存在,社会上各种变化已进到一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发展地步,社会斗争已促动人们熟思,人类已经过了一段历史;另一方面,人类必须已摆脱了自然界的禁锢,自然界必须当作一种客观的东西与人类对立起来。使人需要科学研究的这两个基础,只有在城市中才能蓬勃发展起来;在城市中同时也发展着使科学研究可以进行的一些条件,这就是可以摆脱体力劳动而能全力致身于脑力创造的阶级已经形成。劳动和科学在古人认为是两件不能调和的事情。因此,在柏拉图的共和国中,学术就成了统治和剥削阶级的一种特权。 莫尔的共产主义,作为依据在劳动义务均等、因而依据在人人地位平等上的近代共产主义,也如原始共产主义一样,必须让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那个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享受。说到人生最大而最为经久的享受,就是当原始共产主义衰落以后才出现的那种脑力劳动的享受,莫尔的共产主义在这种享受方面所提供的机会当然也是平等的。莫尔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尤其偏重此点,在他看来,一个没有精神创造的生活是毫无价值、不值得生活的。①由于当时要从扼杀精神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全体公民,而不使人们的需要受到限制的技术条件还不具备,所以莫尔宁愿限制需要也不肯限制乌托邦公民精神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而且我们也已知道,莫尔由于他那个时代的落后,被迫创设了两个阶级——虽然人数很少,而那两个阶级的存在是和乌托邦的原则相抵触的:一个就是摆脱了一般劳动义务的学者,一个就是被剥夺了脑力劳动权利的仆役阶级。但是必须着重指出,学者并不比其他公民享受着任何物质上的优遇。莫尔认为,对此完全没有说明理由的必要。如果资产阶级居然能够声明这样一个原则,说脑力劳动是一种苦差事,并且只有当人们能够得到有绚烂报酬指望时才肯欣然乐为,因而指责共产主义等于是艺术和科学的没落的话,那么资产阶级必然早已腐败不堪了。这对资产阶级的昏庸头脑是多么有力的一种毁灭性的批判! ①莫尔根本不曾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单纯的胃袋问题。他看社会主义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題,因此他的见解远远超过了许多现代所谓社会主义者的论点,这些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问题只是照顾他们每天饮食的问题。就以洛贝尔图斯(Rodbertus)而论,他就把社会问题,看成是单纯的工资问题,譬如他从来不提每日最高工时。
我们不应当因为莫尔强调脑力劳动的愉快就断言说,他轻视感性的享受。乌托邦中的共同晚餐时间,如我们所知,并不是禁欲主义者的粗茶淡饭。乌托邦人的食物美好、丰饶,既不缺乏珍馐,也还有音乐悦耳,浓香扑鼻。乌托邦人的世界观也是活泼而乐观的。在“乌托邦人的旅行”那一章煞尾的一段冗长插话中,表达了这种世界观。这段插话十分重要,它标志出科学在乌托邦中的地位。例如书中对于在莫尔时代起着重大作用的纯粹思辨性的学术流露着鄙夷,对于自然科学表示着敬重的态度,都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几点。在我们预备结束这一段关于乌托邦科学情况的时候,最好引证这一章中的几段。这些引证也不需要作出进一步阐明,读者根据前述各节,可以自行判断其中所敷陈的观念,有多少是表达近代共产主义的特点的,又有多少是表达莫尔的特点的。 他们这些看法一部分是他们在那个社会中所受教育的结果,那个社会中的制度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愚蠢设施,一部分是他们研究科学的结果。每个城市只有少数人摆脱了全部劳动,并全力地献身于科学,这种人都是从儿时起就表现出他们具有颖异禀赋和卓著才能,适于科学工作。但是全体青年也都从事科学的研究,而且一部分人民,不论男女,把他们一生的闲暇时间几乎都用于科学研究。各种科学都用本国语讲授……他们在音乐、辩证法、数学和几何学等方面的造诣几乎都已赶上了古人。反之,他们却远远落后于我们辩证论者的剖析毫芒,因为他们不曾发明出任何一条限定、扩大和换置的规则来,如人们在《小逻辑》(Parva Logicalic)①中所那样聪明地捏造出的并生填到儿童思想中去的那些一样。他们也不能发现纯粹概念,并且一直不能瞥见抽象的人,虽然据逻辑家说这个人比所有巨人还更要大,而可以清楚指出来。但是他们却深明诸星轨道和天体运行。他们也制作了仪器,借以精确测定日月星辰的运行及部位。至于行星的主吉、主凶和占星术的整套骗局,他们在梦中也不曾想到过。可是他们根据由长期观察所获得的某些迹象,能够很准确地预报风、雨、气候。但是关于这些现象的原因,关于海水的潮汐和盐分,以及关于天、地的起因和本质,他们的意见一部分和古代哲学家的说法相合,一部分又和古代哲学家的说法背驰,也如我们的哲学家各持己见一样,他们也提出种种新的解释,那些解释在各点上也并不互相契合。
在道德哲学中,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讨论着同样的问题。他们在研究什么是有益于身体并且同样有益于灵魂的,而且也在研讨,除了灵魂的特性以外,是否还有别的东西真够称得起善的。他们也研究德性和乐趣,不过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才是人类的幸福?他们的见解倾向于把人类幸福的最重要因素——虽然不是唯一因素——建立在乐趣这方面。而使我们尤其感觉诧异的是:他们还从他们虔诚严格的宗教中援引论证,捍卫他们的纵欲观点…… ①这部《小逻辑》被莫尔认为是滥竽充数的读物。他在致多尔皮(Dorpius)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及此事,那封信往往和伊拉斯谟的《愚痴颂》印成一册。信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我想,那部《小逻辑》所以得名之由,正在于它的逻辑性十分之小。”(Liber ille parvorum logicalium, quem ideo sie appellatum puto, quod parum habet Logices. 这里的文字游戏是不能逐字译出的。)在愚昧者的书信(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中也常提到这一部书。(参照鲁滨逊的《乌托邦》译本,剑桥版,第236页注)
据他们看来,德性存在于自然的生活;他们说天主造人就是如此。他们相信,人们如果顺从理性的支配,生活就合乎自然。但是理性在人类内心中首先燃起的是对崇高上帝的敬爱,因为上帝是我们生所自来、福所由降的主宰。其次,理性驱使我们尽可能无忧无虑地生活,并敦促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协助一切人类过同样美满的生活……
他们认为最大的享受是精神上的享受,而主要的精神享受是来自德性和纯洁生活的感觉;在感性享受方面,他们最重视的是健康,他们认为,饮食和其他感官享受之所以如此值得追逐,其原因只在于能促进人类徤康……因此,他们相信,感官享受在必要的时候才受到重视。他们对于感官享受固然陶然自得,对于生身之母的自然界的慈爱也知恩戴德,自然界借助乐趣享受的诱惑力驱使其子女从事必要经营以维持他们的生命。 3.宗教我们抛开这种宁可说是异教而不近于基督的哲学,来研讨乌托邦人对宗教事宜的安排。 不但在乌托邦岛的各个地区,甚至在每个域市中,都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有人崇拜太阳,有人崇拜月亮或崇拜任何一游星。有人又对古人崇德报功,不但视作神灵,而且奉祀如玄天大帝。他们中间大部分的、比较聪智的人们却不作任何此类崇拜,他们只信奉奥妙不朽、深远莫测的一个神明,他的灵异绝非人类才智所能测度,虽然无形无相,但其妙用却充乎万有。他们称这位神明为万有之父……他们对其他事物可能意见不同,但一致认为定有一位最高主宰——一位造物主——监临世界,都称道这位主宰为密特拉(Mythras)……他们的最古老的法律中有一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宗教受人侵犯。这一规定缘起于创立这个国家的国王——乌托普(Utopus)——的亲身经验,当他来到这个国家之前,当地土人曾陷于重大宗教战斗中,因而他才顺利无阻地征服了土人,他们分崩离析,不能同心协力地对他进行抵抗。当他取得胜利以后,首先就发布一条法律:各人所信奉的宗教,可由各人自由选择。如有人企图让别人也皈依自己所奉宗教,只可安详镇静地旁征博引、善譬曲喻,绝对禁止动用武力或诽谤凌辱。凡触犯此条款者,如不遭放逐,也要降罚为奴。
这些有关容忍所有教派的言论适合于启蒙时代的比重较多,适合于宗教改革时代的比重较少,适合于“先知拿单”(Nathan)写作时代的比重较多,适合于迦尔文唆使火烧塞尔维特(Servet)的时代的比重较少。火烧塞尔维特发生于空前残酷的宗教战争的前夕,而这些言论在我们看来之所以显得优越伟大,乃是因为它们不是出于实际上超乎宗教以上的不信宗教的人,而是出于一个极其虔诚的人,对于这个人来说,他那个时代给他提供的表示他热爱人类的唯一形式只有宗教,他认为缺乏公德等于是不虔诚。十六世纪的唯物主义实际上不是发生于被剥削阶级,而是发生于剥削阶级。不信上帝和不信永生的人原是教皇、红衣主教、国王和廷臣。他们鄙视宗教,同时也就鄙视人民。我们必须先理解这一点,然后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莫尔把唯物主义者看作卑劣的利己主义者,而意欲摈弃他们于国家管理机构之外。乌托普所以发布这条法律,不但为了要求得内部的治安一一因为他看到长年不休的斗争和不可调和的憎恨在不断地扰乱治安一一而且对于宗教本身也有裨益。凡属宗教事务,他不敢鲁莽断定,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具有真知灼见,也许天主愿意人们各随己志地向之礼赞,因而给人们灌注了各种不同的宗教灵感。总之,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硬要把自己认为正当的信仰强行让别人信奉,未免越分无礼,而且极不明智。如果只有某一宗教确系正教,即便单凭理论和善地加以宣扬,真理也自会大放光明。反之,如果采用暴力、叛乱的方式,那么即便是神圣正教也会被迷信所窒息,就如禾稼被野草、荆棘所蔓遮的情形一样了,因为最恶劣的东西总是最顽强的东西。因此,他让每个人都享有信仰完全自由的权利。但是对那些过分沉溺耽信于灵魂同身体一同泯灭或世上一切皆由偶然发生并不由天意支配的说法的人们,却规定了严格的法律。对怀有这种意见的人,一概不准享有官职或荣誉地位;他们遭到摒弃,不得管理社会,并受人轻视,如同凡夫俗子。但对他们也并不加以处罚,因为乌托邦的人们奉行一条金科玉律,认为人类原无力主宰自己的信仰,而是由天命定的。另外也不得加以威胁,以免助长伪装冒充;乌托邦人以欺骗伪善最为可憎。只有向人民宣传这种原理是严令禁止的;至于和僧侣及深明道理之人,进行私下讨论,不但得到允许,并且得到鼓励,因为他们确信,真知灼见的、条条有理的论证,会使人们捐弃成见。 如果说莫尔的思想接近十八世纪的教派容忍,那么他的理想教会组织也就表明他已走到宗教改革面前,而且他这个“天主教殉教者”的作为还远远超出宗教改革的范围之外了。 他们的僧侣非常虔诚,而且他们的人数很少,每个城市只有十三名,每个僧侣住持一所寺院……他们也和其他官吏一样,是由人民用秘密选举法选出的,这是为了避免有所偏袒。被选出的僧侣由僧侣院授予圣职。他们的职务在于主持礼拜天主、举行圣事、监察人民风尚。人们认为被僧侣传唤,或因行为不检受到僧侣的惩责,乃是奇耻大辱。但僧侣只有告诫斥责之权。因为只有国王和官吏才有惩处权限。教育青年的责任委给僧侣,他们不但要将知识传授给儿童,而且还须培养儿童的品格。在儿童的心灵柔嫩而易于接受的时候,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把有益于社会的优良准则注入儿童的心灵。在幼年时期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生中将永不磨灭,这对于社会治安的巩固,也大有贡献;社会的骚乱由来于人的罪行,罪行又是邪说左道造成的结果。
乌托邦的教会比路德派,甚至比迦尔文派都远为优越!它同两者共同之点就在于取消耳语忏悔、废除僧侣独身和偶像崇拜。同迦尔文教派共同之处就在于釆用人民选举僧侣的办法。但是莫尔却更进了一步。例如他取消了僧侣的处罚权,并使妇女也得以升任僧侣。他甚至还敢于针对那些身染不治之病的人提倡自杀。就他所主张的“各教派共同礼拜、各个人各自在家举行礼拜”这一点而论,他已高高耸立在当时所有一切教会之上。这等于用十六世纪的语言宣布了现在社会主义所奉行的一条原理:把宗教信仰宣布为私人的事情。 僧侣所娶妻子皆为全国最有贤德的妇女。妇女自身也可被选为僧侣,不过她们很少当选,而且当选的多半是老年的寡妇…… 他们虽然各信不同派别的宗教,可是他们都一致崇奉最高神明,因而在他们的教会中,所见所闻都是各教派共同信奉的教旨。各人在自己家中可以举行自己教派特有的礼拜仪式。公开的共同礼拜和私人礼拜并没有抵触之处。教会中不塑天主的像,人人都能依照自己的信仰,摹想神明形象…… 月杪和年终的最后一天选为节日;在这天去教堂之前,妇女跪在她们丈夫面前,儿女跪在他们双亲面前,忏悔种种错误和过失,请求宽免。这样就免去了家庭种种不睦,而以纯洁快活的心情置身于祈祷了。 我们看到,《乌托邦》一书如何富有革命性,它不但在涉及辽远的未来上具有革命性,而且就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来说,也具有革命性。它不但攻击私有财产,不但攻击各国国王的政策,不但攻击僧侣的无知和懒惰,而且还攻击宗教的教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