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六章 《乌托邦》一书的宗旨 莫尔详细地描写了与当时社会对立的一个理想社会图景以后，在《乌托邦》一书末尾又慷慨激昂地借转述笔法再度对当时社会进行挑战。希斯拉德描写乌托邦的结语，对当时社会批评得十分尖锐，即便近代社会主义对社会所作的批评也未必比它深刻。 我已尽力原原本本地描写了这个社会的情况，据我看来，这个社会不但是最圆满的社会，而且是唯一名副其实的社会。别的地方，人们自然也谈所谓公益，而事实上，他们却只关心私益；乌托邦中既然没有私产，所以事实上每人所关怀的只有社会事务；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所以截然两样，其中自然存在着一定原因。因为在其他社会，人人明了，如不自求生计，必将饥饿而死。所以社会纵极繁荣，人们也不得不把个人福利看得重于全体福利。反之，在乌托邦中，一切财物既都归公有，所以人人了然，只要关心整体，使公共物资经常满仓满谷，大家也就不会惑到匮乏。所有用品既然都要平均分配，自然谁也不会贫困。虽然无人享有私有财物，可是大家都能很富裕。还有任何财富比得上一个无忧无虑的、爽朗舒畅的生活么？在乌托邦没有人为自己的生计担忧，也没有人感到妻子喋喋不休抱怨的烦恼，没有人为了儿子的前途而焦虑，也无须为女儿的嫁妆去操心。他深知不但自己的生计和福利有了保障，而且儿女子孙以及其繁衍无穷后代的生计也都安全无虑了。病弱和失掉工作能力的人也能得到和能工作的人一样的照颐。像这里所主持的正义，我想不会有人敢拿其他民族的是非标准来同它相提并论。如果说，我在其他民族方面也见到过半点这类的正义，请天主降罚于我。贵族、金匠①或高利贷者，简而言之，一切无所事事或只作无益之事的人们，都饱食终日投机倒把，过着豪华淫逸的生活，至于日工、车夫、铁匠、木匠和农夫却如牛马一样地辛苦劳动，社会上如离开他们一年就无法存在，可是他们却过着贫苦生活，而且其生活简直不如牛马。这算什么正义呢？牛马劳动时间并不算长，饲料也较为良好，无须为未来而焦虑；至于劳动者，则由于他的工作的绝望而抑郁发愁，当他们思及老年有沿门乞讨的可能时，就更加凄惨欲绝了。他们的工资过于低微，难以糊口，拫本谈不到储蓄余款以防年老。这不是一个不公平、无恩无义的社会吗？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所谓贵族、金匠或其他人等不是无所事事、喜爱奉承，就是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社会一天也不能离开的、贫穷无告的农民、矿工、短工、车夫、铁匠和木匠等，却丝毫不关心。这些人年富力强的时候受到剥削和压迫，而当他们老病贫困历尽折磨以后，却无人闻问，任其听天由命，对他们的真实劳绩和重要贡献所给的报酬只不过是任其饿死。
不但如此，富人用肮脏诡计压低贫人工资以后，还不能心满意足，他们还要发布法律，以求达到他们的同一目的。对待于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人，如此忘恩负义，已属不合正义，何况还要凭借法律的力量来实现这种不端的举动，并美其名曰正义，因而就越为可憎了。 ①莫尔时代的金匠往往是金银兑换人和银行家。
我敢在天主面前发誓说：当我一想到这些情况，我就觉得不论现代哪个国家，只是由富人掌握的结社；这些富人借口公益，在求谋私利，一方面利用奸谋诡计力求确保其经由不正当之途获得的财产，另一方面以极低微的报酬来剥夺贫苦人民的劳动。这些富人们又盗用包括贫民在内的全体名义，公布了美其名曰法律的毒辣的剥削规定。
这是攻击社会罪恶根源的一种大胆批评，在这种批评面前，被人称道不置的路德的作为就显得极其偏狭了！路德是在《乌托邦》出版一年以后才开始反对滥用免罪符，还不是反对免罪符本身，而且他的进一步行动，还不是出于自己思想的逻辑发展，而是发自事实发展的强制！可是当罗马终于对那个攻击滥用免罪符而并没有想改变教会制度的人全力以赴地大兴问罪之师的时候，对这个可能以其学说摧毁整个社会的人（如果他的学说能够推行开的活），却不曾加以扰害。莫尔所鼓吹的教会组织比任何一种改良派教会都更具违反天主教的性质，并且在许多方面——如宣传患不治之病的人可以自杀，妇女可以当僧侣等说法——都是极不合基督教教义的论调，可是这个人竟被崇奉为天主教会的圣哲！这些可怜虫虽贪得无厌地瓜分了原够全体人民应用的物资，但是他们也绝对享受不到乌托邦人所享受的幸福。因为乌托邦人既然不需金钱，贪求金钱的欲念自然也不会孳长，因而如释重负地拔除了万恶根源。世人皆知，欺骗、偷窃、抢劫、争吵、纠葛、叛乱、杀伤、暗杀、毒害等罪恶行为虽能利用严刑峻法制裁，但不能根绝；只有金钱废除之后，罪恶才会随之消除。废除了金钱，人们自然不再焦虑不安，忧愁恐惧、夜不成寐也随之化为乌有了。甚至，似乎急需金钱救济的贫困，当金钱废除之后，也将一去不返。 这种不同的对待看起来虽然有些离奇，但实际上却有明确根据。路德面向群众，他表达了有实力的党派和阶级的利益。莫尔独立孤往地怀着他追求的目的，他只面向一小圈学者，人民对他不能理解，他也不想让人民理解。正因这个缘故，他才用拉丁文写出了他的《乌托邦》，而用讽刺诗的外衣掩饰着他的思想，这样，他自然可以更自由地表示他的意见。 这里我们就涉及了需要我们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莫尔写《乌托邦》目的何在？ 我们知道，有些人把这部书只看成是模仿柏拉图《理想国》的一部作品，另有些人把它看成是一种无聊幻想。许多人，尤其是德国人，又认为它是两者兼具的作品。例如，鲁德哈曾有一度称《乌托邦》为“研究古代的一个美好成果”，而在另一处，又把乌托邦的制度看成是“无法实现而且是不应实现的一种制度，只是雅人深致的游戏之作”。①最近，斯泰因（Alfred Stern）教授又声称，莫尔是“将基督教的博爱和柏拉图的共产主义调和起来的一位才气纵横、名噪一时的伟大作者”，随后在另一页上，他又称《乌托邦》是“灵机一动的幻想游戏"。② 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充分指明，莫尔的共产主义和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本质上完全不同，他的共产主义不是“研究古代的美好成果”，而是研究新时代初期社会弊端和经济发展的美好成果，而且他的共产主义是以活生生的事实为基础的，而不依据古典书本的知识。即便是基督教的博爱，我们在莫尔的共产主义中也无所发现。因为基督教的博爱，不过是一种贫民救济，而贫民救济就以贫乏待助的贫民和能够出资的富者为先决条件，基督教有时表现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乞食（Bottelsacks）的共产主义，不是劳动的共产主义，是流氓无产者的共产主义，不是劳动无产者的共产主义。莫尔的共产主义，不是柏拉图式的，也不是基督教式的，而是近代的，是由资本主义滋长出来的共产主义。 ①鲁德哈：《托马斯•莫尔》，第119、156页。
②见斯泰因：《宗教改革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柏林，1883年，第13，14页。
我们也不能把《乌托邦》看成是单纯的游戏之作。根据这几位学者的意见来看，《乌托邦》一书若是在今天写成的，依其性质而论，或许还要把它登载到语言学杂志或归纳在小品栏中。 没有理由，而且完全没有理由把《乌托邦》看成是一种游戏之作。针对这种看法，可以从各方面，尤其是那部书本身，提出反证。我们必须具有像某些德国教授的那种无邪（无邪的人还算是最好的），才能把这部对当时状况作出猛烈批评，并提出深思熟虑的、极其精确而又符合当时经济和技术状况的共产主义体系的一部书，看成是一部游戏之作。当时也有同时代的人很重视这部著作。例如，布戴斯（Budaeus）曾写给鲁普塞塔（Lupsetus）：“托马斯•莫尔写了《乌托邦》一书，我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感谢，他在那部书里给世人描写出幸福生活的典型。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的后代将把这部著作看作是至理名言嘉谟良规的宝典，世界各国都应当奉为模范，并依此树立制度。”莫尔的其他许多同时代人，包括学者和政治家，也都表示了同样观感，如约翰•巴鲁旦（Johannes Paludanus）、保罗•琼尼斯（Paulus Jonius）和西罗尼穆斯•布斯里丁（Hieronymus Buslidianus，或Buslidius，这是尼德兰文Busleiden的拉丁文写法）等人。查理五世的顾问斯塔普略顿曾经（见《莫尔传》，第134页）搜集了有关《乌托邦》的许多评论，其中旨趣与上述引文相同。这些评论家都把《乌托邦》看作是写给国家执政者的一部如何治国安邦的书。 这与当时思潮完全相合。当时人们认为，一个君王，或一个得到君王信任的人，是万能的。莫尔时代，给君王的上策献书，几如雪片飞来。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君王宝鉴》（Jnstitutio Princips christiani）都是和《乌托邦》同时著成的，而且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怀疑，这部书的宗旨和前两部书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指点君王应当怎样治理国家。 《乌托邦》甚至还有一个特殊目的，这就是通过它来影响英国的政府和宪法。不但原书第一卷已经清楚地阐明此意，而且知道个中底里的伊拉斯谟也在前述致胡顿的信中对我们说明了这点：“他著《乌托邦》的目的在于指出国计民生之所以凋敝的原因，莫尔在写作时所念念不忘的是英国，他对英国具有透彻的研究和认识。” 乌托邦岛实际上就是英国。莫尔想要指明，英国如果是共产主义国家，将会显出怎样的面貌，其对外关系将怎样发展。这种类似可以精确地追溯出来：那个岛和大陆只隔着一万五千步宽的海峡。关于首都亚马乌罗提的描写就是伦敦的真实写照：首都位于阿尼德河（即指泰晤士河），涨潮时，河水穿城上流达数公里，连接两岸的有座石桥（伦敦桥），架桥的地方就是城市离海最远的地方，以便船舶能够尽量向上游行驶等等。Amauroturn一字译成德文叫雾城（这个字来自希腊文的amauros，意为黑暗、阴暗、烟雾）。乌托邦岛和不列颠岛的类似情形一般也可以认识出来。 斯陶（Stow）在他所著《伦敦一览》第二卷第458页上也提到：他发现伦敦和亚马乌罗提完全类似。鲁德哈反驳其说，但是他只借此证明戈廷根大学的图书馆不是可以正确认识伦敦的地方。 拉伯雷（Rabelais）曾仿照莫尔的先例，在他所著《巨人传》一书中，也曾有几度假借“乌托邦”一名隐讳他的家乡（第二卷第8章和第23章，第三卷第1章）。因此，拉伯雷的“乌托邦”就是法国，所有注释家皆一致同意此说。他是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得到这个观念和乌托邦殖民地的观念的。① 对《乌托邦》不知该如何着手的历史家和经济学家，自然认为莫尔用这个名称无异在暗示，即便他本人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也看成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幻想。这种由于不合己意而歪曲历史现象的方法，倒不愧是正确的“科学”方法：人们面对分明的事实反要视而不见，却偏根据希腊文词典牵强附会地寻求解释。 有关乌托邦的全部叙述中，只有一个因素是一种幻想，甚至莫尔本人也并不确信这一幻想有可能实现；那并不是他企图要达到的目的，而是怎样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和方法。他只看到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一种力量，可是他本人对此并没有信心。莫尔通过《乌托邦》告诉我们，他想怎样推行共产主义：一个叫乌托普的国王征服了一个国土，把他的理想表现在那里；乌托邦的一切制度都是由他创立的，他设计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总计划以后，随即推行。 莫尔就照这样想实现他的理想的：他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始祖，这个社会主义理当因《乌托邦》而取名乌托邦社会主义。我们管它叫空想的或乌托邦社会主义，倒不是因为目的不能实现，而是在于他所拥有的或想加以利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充分。 莫尔不能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我们知道这一层。当时还没有出现任何拥护社会主义的政党和阶级。国家所依靠的、具有决定性政治权力的似乎只有邦君，他们在当时还是一种年轻的、具有一定程度革命性的因素，而且当时还没有牢不可破的传统：人们为什么不可以从他们中间选择出一个人来，使他信仰共产主义呢？只要有一个邦君愿意接受，他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如果无人愿意接受，那么人民的疾苦就无法更改了。莫尔不但这样思想，而且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不得不企图说服一个邦君。但他自己绝没有被这一任务的指望所欺骗。他熟知当时的邦君们。 ①见前面已经提到的埃斯曼加德所著《拉伯雷全集》评注，第三卷，第516页。
莫尔在《乌托邦》末尾先叙述了一个虛假的保留条件，说他“不尽同意希斯拉德的陈述”，然后，才结束说： 我愿意承认，乌托邦社会中固然有许多事情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各邦实现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期待（optarim verius quam sperarim）。
这句结语包括莫尔命运的全部悲剧，包括意欲解决物质条件尚不齐备的时代问题的一个天才的全部悲剧，包括一个勇敢地担起解决时代问题的任务、保护被压迫者权利、以反抗治者的盛气凌人的一个人物的全部悲剧，虽然他是孤立无援的，虽然他一开始就失去了指望。当莫尔因为不肯对一个国王的喜怒无常牺牲自己的坚定信念，以致登上断头台时，就证明了他的品格是如何伟大。同时代的人已经认识到他的伟大。但是，人们虽竭力赞扬他的天才，却不能领会他的天才是多么伟大；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直到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出来，才能看清社会主义者莫尔的真实面目。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的目标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明显到足以使人们有可能从社会主义运动萌芽阶段中分辨出本质的和非本质的经久的和暂时的成分。从这时候起：人们才有可能认识到在《乌托邦》一书中，什么是“灵机一动的幻想游戏”，什么是过去的余音，什么是未来的预感，什么是历史的事实。 最有力地说明莫尔伟大的、最明显地证实莫尔超群出众的也莫过于：在有条件之前需要三百多年之久才能认识到，他所高举的目标并不是无聊的幻想，而是对当时经济趋向本质具有深刻见地的结果。《乌托邦》出版以来将近四百年，莫尔降生已经超过四百周年，但他的理想并不因此而过时，仍然高悬在奋进不息的人类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