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二章 “群众性的共产党”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社民党与工会的态度，并不一定会导致无产阶级的激进化，但却会让工人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变得消极起来，最后对资本主义秩序俯首帖耳。意大利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大资本抓住了时局给予的机遇，利用法西斯主义的武装小分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一九二二年年底，布兰德勒从莫斯科返回德国，此前一年他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回国后他向德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承认德共在过去一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他强调指出：党还不知道“如何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非共产党的工人阶级的想法”，必须坚决摈弃所谓的“不妥协”的做法，“不妥协”实际上就是“无力从工人当中直接吸取经验教训”[1]。 德共的成分在一九二二年年底，无论是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情况相比，还是与一九二一年三月行动后的几个月的情况相比，德共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九二一年夏季，德共的正式党员数量急剧减少，根据一年之后公布的数字，当时定期缴纳党费的党员数量仅有十五万七千一百六十八人[2]，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低，而在一九二〇年年底的哈勒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独立社民党有八十九万三千名党员，德共（斯）则有七万八千七百一十五名党员[3]，与之相比，一九二一年夏季的德共党员数量实在是少得可怜。有关统一共产党成立时的党员数量，通常认为是四十五万人，就算我们认为这个数字过于乐观[4]，我们还是得承认，三月行动导致了党员人数的锐减。赫尔曼·韦伯[5]列出了一些表格，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根据可靠的统计数据，从一九二一年初到一九二二年中期，哈勒—梅泽堡区的党员人数从六万六千人减少到了两万三千人，在下莱茵兰的杜塞尔多夫一带，党员人数从五万两千人减少到了一万六千人，图林根的党员人数从两万三千人减少到了一万人，在西北地区的不莱梅一带，党员人数从一万七千人减少到了四千人[6]。 到了一九二二年年底，情况已经得到了好转。波特赫尔根据上缴党费的数目，估算出党在一九二二年九月时有二十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五名党员，其中有两万六千七百一十名女党员[7]。皮克给出的数字表明，党在十月时有二十五万五千八百六十三名党员[8]。韦伯研究了统计数据后，认为一九二二年第三季度的党员人数为二十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九人[9]。根据上缴党费算出来的党员人数，要比各地方党组织在十月份上报汇总的数量少，后者为三十二万八千〇一十七人[10]。按照这种算法，党在一九二一年宣称拥有三十五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名党员，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11]。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后，德共失去了三分之二的正式党员，在一九二一年剩下的几个月和整个一九二二年里，德共又发展了（或者说又拉回了）十万名党员。 在德国的不同地区，党的影响力是很不均匀的。比方说在巴伐利亚，它只有大约六千名党员，尽管它自称有八千人，而且它一直没能从一九一九年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12]。而在另一方面，它自称在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有约五万名党员[13]，在柏林—勃兰登堡区有近三万名党员，在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有近两万名党员，在哈勒区与瓦塞尔坎特有两万三千名党员[14]，这些地方的总人口中党员的比例都很高，但在工人阶级人口当中比例更高。这些数字意味着共产党员与当地人口的比例在哈勒为1:46、在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为1:55、在瓦塞尔坎特为1:138、在柏林—勃兰登堡为1:144[15]。而党员与当地工人阶级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的比例在哈勒为1:30、在埃尔茨山脉为1:45、在瓦塞尔坎特为1:50、在柏林—勃兰登堡为1:60[16]。党在各地的发展情况如此不平衡，其原因与其说是政治形势起伏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党的整个历史所致。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是德共的一个坚固据点，开姆尼茨就在这一带，这是因为布兰德勒和赫克特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有利支持，并且能在一九一九年把几乎所有的独立社民党工人都争取了过来。同样的是，在德国中部和瓦塞尔坎特，德共在一九二〇年把左派独立社民党的大部队争取了过来，组成了富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组织。 由于缺乏当时的统计数据，对于党员的社会成分、年龄和性别只能大致估算。但在可以入手的资料当中，有关这些方面的基本情况都是一致的。当时，德共始终是一个工人的党，尤其是青年工人的党。党员有至少百分之九十是工人阶级，许多作者都同意这一点[17]。斯巴达克同盟与旧的德共（斯）从来没能争取到大量的产业工人阶级（少数地方组织例外），但在与左派独立社民党合并后，几十万党员涌进了统一后的党。在党的各种会议上，与会代表与干部的工人阶级性质，令当时的观察者们为之惊讶[18]。许多党员是技术工人，这一点在五金业更为突出，当时的德共还不像十年后一样，是一个非技术工人与体力雇工的党[19]。女党员的数量比较少，仅占全体党员的十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一[20]。 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在战争末期与战后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属于俄国革命与十一月革命的那一代人，而领导他们的则是上一代人[21]。拉狄克就此写道： 属于德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是被由一战引发的革命吸引而投身政治的。独立社民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党，不是靠吸收社民党的党员，而是靠吸收新的无产阶级力量。斯巴达克派的几十万人当中，战前的激进派为数极少，他们构成了党的突击队；而大多数人是被革命的雷声惊醒后才投身政治的[22]。
在涉及干部与领袖的时候，这段话需要做一些小小的纠正。担任领导岗位的是经验最丰富（因而年龄也最老）的活动家。几个面积较大的地区的党组织的领导人年龄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23]。地委一级的领导干部当中，只有少数人年龄超过四十岁，比如西里西亚地委的政治部主任奥尔斯纳[24]当时就是四十三岁，中莱茵兰地委的政治部主任、左派的一位领导人艾普斯坦[25]当时四十五岁，南方局的组织部主任雅可布·施勒尔当时四十四岁[26]。其他大都是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工人，比如建筑工人西维尔特[27]，在一九二〇年他领导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地委的时候，他才三十三岁，铁匠莱斯曼（Reissmann）和家具木匠格鲁贝[28]在担任区委领导时分别只有三十六岁和三十岁。这三人都是在十七八岁时就参加了工会或社民党，在一战爆发时，他们已经有了六七年的斗争经验了[29]。 到了一九二二年，出现了更年轻的地委领导人。符腾堡地委的政治书记汉斯·蒂泰尔当时才二十八岁，负责普法尔茨地委的汉斯·韦伯[30]战前就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他当上地委书记时才二十七岁。曾与莱希皮奇和科比斯（他们俩因参加水兵的革命运动而在一九一七年遇害）一起战斗的维利·萨赫泽在担任哈勒—梅塞堡地委书记时才二十六岁，萨克森的沃尔克[31]才二十六岁，曾参加过水兵起义的沃尔韦伯[32]才二十四岁。比他们更年轻的人就很少了，但也不是没有。豪森[33]担任劳西茨（Lausitz）地区党组织书记时年仅二十二岁，杜塞尔多夫的党组织领导人弗格尔（Fugger）才二十五岁，而共产党在路德维希港的代言人赫伯特·穆勒[34]才二十二岁[35]。 一九二三年一月选出的中央局有二十人，四个月后又扩大为二十四人[36]。其中十四人是体力工人、五金工人、建筑工人、印刷工人，三人是办公室职员或绘图员，只有七人是记者或任职时间超过五年的党务工作者——即便如此，这也已经比地委和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中的记者和党务工作者的比例要高了。此外，这些非工人的领导人，代表着不同的几代人。年龄最大的克拉拉·蔡特金六十六岁；她是联系着英雄时代的社民党的纽带。除了她之外，年过不惑之年的就只有四十七岁的皮克、四十三岁的雷梅勒、四十二岁的布兰德勒和四十一岁的盖施克。后三人当中，当全职干部时间最久的也只有三年。有四位中央局委员的年龄小于三十岁：卡尔·贝克与瓦尔特·乌布利希[37]是二十九岁，路特·费舍与汉斯·菲弗尔是二十八岁。其他人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一九二二年，德共开始恢复元气，大量非常年轻的干部开始涌现，尤其是在地下工作与报刊工作中。一些重要岗位交给了非常年轻的人。军事机关的训练任务交给了一九〇〇年出生的奥托·布劳恩[38]，而年仅二十五岁的汉斯·奇本贝格尔[39]也是这个机关的领导人之一。同样的还有海因茨·诺伊曼[40]，他十八岁入党，第二年就进入了《红旗报》编辑部工作。他二十一岁就当上了梅克伦堡（Mecklenburg）地委书记，并定期为《国际新闻通讯》撰稿，他在狱中学会了俄语，因此他还在地下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肖雷姆[41]二十六岁就当上了《人民报》（Volksblatt）编辑，一九二二年他二十七岁时担任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委的组织部主任。埃里希·豪森十八岁时当了电气安装工，同年参加德共（斯），二十一岁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二十二岁时当上了劳西茨地委书记[42]。 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党报的领导人是非常年轻的。在一九二三年，没有一个党报的主编超过四十岁。海因里希·许斯金德[43]二十八岁时，已经当了两年《红旗报》主编。阿道夫·恩德[44]当上爱尔福特的《红色回声报》（Rote Echo）主编时才二十四岁，《东方回声报》（Echo des Ostens）的主编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n）与《贝尔吉施人民之声》（Bergische Volkstimme）的主编伯恩哈德·莫伊涅（Bernhard Meune）都只有二十二岁[45]。 中央局是德共真正的领导机关，它的委员们年纪自然要大一些，但也很年轻，在这方面能与它相比的也就只有一七九三年的“山岳派”[46]或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47]。不过，他们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德国工人运动及其革命派的历史传统。大多数中央局委员都有过在社民党或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多年工作的经验。他们几乎全都是在十六岁至二十岁之间参加激进运动的。二十四名中央局委员当中有二十二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另外两人——路特·费舍与古拉尔斯基—克莱涅——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分别参加了奥地利和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 参加过战前的社会民主党的“老革命”当中，有十五人在一战期间参加了斯巴达克派，有五人在一战期间参加了不莱梅和汉堡的革命派小组。只参加过青年运动的仅有一人，有九人来自左派独立社民党。我们还会发现，在中央局之外，中央委员会、区党委、书记处当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几乎都属于左派，都是随着左派独立社民党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他们参加激进运动时年龄稍大了一些：马斯洛夫、乌尔班斯、罗森贝格和卡尔·科尔施都是在一战结束时参加独立社民党的，当时他们分别是二十六岁、二十八岁、二十九岁和三十三岁[48]。他们代表了德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厌恶战争，参加了有组织工人的阵营。但他们并没有构成党的心脏。 德共的组织结构德共与布尔什维克党一样，要求党员作出大量的牺牲，首先是较高的党费：在一九一九年，女党员和青年党员最少要缴纳十五芬尼，其他党员要缴纳三十芬尼。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到了一九二二年三月，党费提高到了四马克，而到了九月就涨到了十五马克。共产党工人上缴的党费，相当于他每工作一周，就要把一小时的劳动所得献给党[49]，这几乎是社民党或独立社民党的党费的三倍。党费是不断增加的，而且还会随着党员的收入增加而迅速增加。我们还得算上由各种中层组织制定的捐款，还有各项特殊党费，这些特殊党费都是在政治运动期间征收的，原则上由党员自愿缴纳。 我们可以认为，党对党员提出的各种财政上的要求，正是党之所以巩固的原因之一，它赶跑了那些浅尝辄止和朝三暮四的人，但在经济危机时期，当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时，它也给发展党员造成了困难。费舍就提到过这种情况：在那几年里，上缴党费的党员数量总是比实际党员数量要少，因为经常有人拖欠党费。 在组织与党内运作方面，德共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第一个把新老两种传统结合起来的党。它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但摈弃了社民党从一九〇五年开始实行的按照选区设立基层组织的做法。在一九二〇年的统一代表大会上，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树立起了一套组织原则，建设了比德共（斯）或独立社民党更为紧密的组织。党的基层组织不是按照选区设立，而是按照经济体设立。党的基本单位叫地方党组（Ortsgruppe），地方党组大体上与工厂党组（Betriebsfraktionen）是一致的[50]。一九二一年的三月行动暴露出了党的不少弱点，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党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对自己的组织进行了重大调整。每个大城镇的地方党组下设区支部，区支部下设分支部，分支部再分为若干个“十人队”（Zehnergruppen），每队有十到二十人。特别需要注意是，在工厂中，党代表（(Vertrauensmann）或工厂党委（Fabrikausschuss）是由负责领导工厂党组的工作的党员选举产生的。因此，每个党员都同时隶属于两种基层组织——“十人队”与工厂党组[51]。 基层组织的领导人通过两类选举产生。区支部领导人由工厂党代表选举产生，地方党组执行委员会一半的委员也是由工厂代表会选举出来的，另一半则是由当地积极分子（包括各种“十人队”的所有党员）的全体大会选举产生。这样产生出来的地方党组的执委会要接受各方面的审议，执委会的人选也要考虑到工厂党组、群众组织（包括共青团、妇女组织、合作社等）中的党组的表决结果[52]。尽管党组中的积极党员身负双重委托，但一九二二年的党领导层依然认为工厂中的工作还是组织得不够充分，并实行了多种措施，试图以工厂中的基层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整个党组织。一九二三年初，中央局成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系统地组织工厂工作，由瓦尔特·乌布利希负责该部门[53]。 几个地方党组组成区委员会（Unterbezirk），几个区委会再组成地区委员会（Bezirk），党在一九二二年有二十七个地区委员会[54]。为了克服地委众多、工作不够集中的缺点，党还设立了地方局（Oberbezirk），统辖若干地委[55]。各级干部，无论是特定情况下当选的，还是在某一段时间内负责工作的，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且当选出他们的机关（无论是委员会、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党代会）要求召回他们时，他们都必须服从。 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全党上下都要开展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选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讨论中，各种不同的流派都要相互交锋，并同时提出自己的纲领与候选人。他们享有非常广泛的自由，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就算他们在某个地方党组里面一个支持者也没有，也可以在地方党组的大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56]。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Zentralausschuss）负责领导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的。一些中央委员会委员由全国代表大会直接选出，他们必须住在党的领导机关常驻地，中央局就是由他们组成的。其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则是先由各地委提名、然后再经过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因此，这些中央委员会委员既要代表整个党，同时又要代表提名自己的地委。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仍然保留了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原则中的一些联邦制的特色。党的工作人员和代表，无论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密切依靠选出他们的单位，这些单位有权召回他们；除了中央委员会之外，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永远不可能在任何执行部门占据多数席位[57]。全职干部和党员在会上热烈讨论重大政治问题的做法，是党的特色，这与斯巴达克派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在一九二〇年，中央局注意到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它想通过建立更合理的组织（首先是一个真正专业的机关），进一步完善自己，让自己的工作更加有效。它仿效俄国党最近的做法，把自己分成了两个工作部门——政治局（Polbüro）与组织局（Orgbüro），为了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保持协调一致，政治局派一人参加组织局，组织局也派一人参加政治局[58]。在一九二二年，负责领导政治局的是恩斯特·麦尔，负责领导组织局的是威廉·皮克[59]。他们每周开三次会[60]。中央局以各种专职部门（Abteilungen）的形式，建立了自己的技术机关，并把最优秀的活动家派去这些部门，比如领导妇女政治工作部门的就是玛尔塔·阿伦泽，领导少年儿童政治工作部门的就是埃德温·亨勒[61]；负责地方政府事务部门的是伊万·卡茨[62]，负责合作社部门的是卡尔·比特尔[63]，负责农村工作部门的是海因里希·劳[64]。其他机关虽然不叫“部门”，但也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教育机关由老革命赫尔曼·敦克尔负责；党的出版机关（它的后继者就是著名的宣传鼓动部）由亚历山大（又名爱德华·路德维希[65]）负责；法律事务处则以菲利克斯·哈勒[66]博士为首[67]。 当时最重要的部门是工会工作部（Gewerkschaftsabteilung）。针对工会工作的每个领域，工会工作部都设有相应的处室，由各个领域最有经验的工人来领导。他们证明了自己能胜任群众的领袖，现在他们变成了专家。工会工作部起初由里哈尔德·穆勒、马尔赞与诺伊曼领导，后来由雅可布·瓦尔赫尔与奥古斯特·恩德勒[68]领导。来自斯图加特的梅尔赫尔领导五金工人处，来自开姆尼茨的巴赫曼负责建筑工人处[69]。各个处按照中央局的指示，以工会工作部的名义向各自负责的工会中的共产党小组下达指令[70]。 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央局建立起了一个由脱产的专职工作者组成的机关。德共在一九二一年有二百二十三名全职干部，其中九十六人是“政治”干部，一百二十七人是“技术”干部；在一九二二年有二百三十名全职干部，其中五十三人是“政治”干部，一百七十七人是“技术”干部[71]。组成这个机关的人，其出身背景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一些人是年纪较大、经验较多的活动家，他们负责政治事务，而那些不太出名、年纪较轻、头脑灵活或勤劳能干的人，则主要负责技术性事务，不过这些事务往往也兼具政治意义。恩德勒、亨勒、梅尔赫尔与巴赫曼等人都是有着至少十年政治斗争与产业斗争的经验的老革命，但从这时开始，我们必须关注他们身边那些名气不大的全职技术人员在机关走廊上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人有列奥·弗利格[72]，他曾担任过青年团领导[73]；有凯特·波尔[74]，她和弗利格斗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秘书[75]；有弗里茨·海尔曼[76]，他是中央局秘书，也曾当过青年团领导[77]；这里还要再提到海因茨·诺伊曼一回，他既要参加报刊的编辑工作，同时还要负责秘密机关的工作[78]。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叶莲娜·斯塔索娃从一九二一年起也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她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化名“莉季亚·利普尼茨卡亚”（Lydia Lipnitskaya）来到德国，通过政策婚姻取得了德国国籍，改名为“莉季亚·威廉”（Lydia Wilhelm），又化名“赫尔塔”（Herta）在中央组织局工作[79]。斯巴达克派时期的“巡回宣传员”（Wanderredner）传统，在这个时期结束了。“巡回宣传员”与新的“特派员”制度结合了起来，中央局根据需要，把特派员派到各个地委去，担任自己的代表[80]。 一个正在形成的传统老社民党创造了一个“党社会”，它有自己的仪式、节日、历法，甚至还有自己的圣歌，而新生的共产党必须面对老社民党的“党社会”。它不能让自己显得像个缺乏传统的党，为了给自己营造出一种氛围，提高自己的威信，为自己塑造出一种思考习惯与感觉方式，它必须要有一个能做到这些事情的机关。德共（斯）与左派独立社民党一合并，就在保尔·列维的一再坚持下，朝这个方向做了大量的工作。 德共有自己的典礼。每年它都要组织大型示威游行，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遇害，他们俩现在被合称为“卡尔与罗莎”。示威者高举着他们“烈士”的巨幅画像——由凯特·柯尔维茨[81]创作的著名画像，画面上是就义时的李卜克内西，头上裹着染血的绷带——当领头人呼喊口号后，他们便连呼三声“Hoch”（“起来！”）或“Nieder”（“打倒！”），然后合唱《烈士之歌》。五一节、重大的“国际日”、三月的妇女节和九月的青年节都是需要精心准备与表演的节日。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周”。共产党模仿和延续了许多社民党的传统，比如党员彼此称呼“同志”（Genosse）的做法，在两党都很流行。 革命歌曲，无论是哀歌、进行曲还是战歌，都在这种传统中有着重要地位，同样重要的还有合唱团与剧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政治歌曲，由群众创作的革命歌曲，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特色，这个特色被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德共从中获益良多。游行和集会都以歌曲开始，又以歌曲结束，游行与集会的整个过程中，都一直有高水平的合唱团在引导和支持群众的歌声，这些合唱团是由党员和同情者组成的，他们其实就是一支支宣传鼓动队[82]。 共青团在这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九二二年年底，共青团有三万名年龄在十四至二十五岁之间的团员，他们以地方团组为基础组织，从十一月起，在有条件的工厂里也会组建工厂团组；他们选出了自己的领导机关、自己的地区委员会和区委员会、自己的中央委员会[83]。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它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企图成为一个青年人的组织、一个群众组织，并为青年工人组织了大量的娱乐活动——体育、歌唱、表演、乡村旅行、歌咏与合唱团等。它还组织了规模宏大的集会和游行，试图把青年工人与失业工人团结起来，把他们培养成战士和党的干部。共青团代表大会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奇观，曼弗雷德·乌雷曼对一九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开姆尼茨举行的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做了这样的描绘： 全德各地的男女青年工人在开姆尼茨的大理石宫殿汇聚一堂，参加了共青团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他们展现出了青年人身上燃烧的激情。在装饰华美的大厅里，这个工业城市的工人以嘹亮的战歌和招展的红旗，迎接了远道而来的与会代表。开姆尼茨共青团组织的合唱团演唱了《阿伊达》[84]中的凯旋进行曲、《罗伯斯庇尔序曲》[85]、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和红军战士誓言后，全场齐唱《国际歌》……与会代表们高唱《赤卫队进行曲》，迎接了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86]。
共青团既是党的小学，又是党的中学。它招收青少年，有时甚至还会招收儿童，在它的行列当中，青年人开始锻炼自己的领导能力。年满十六岁的工人或中学生即可加入共青团，有时只要年满十五岁就能加入了，比如阿尔伯特·诺登[87]就是十五岁入团的。负责领导地方团组或地区团委的是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建筑工人弗里茨·格洛塞[88]在担任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团委书记时年仅十七岁。五金工人黑比希[89]担任法兰克福共青团组织干部时年仅十八岁。中学生弗兰茨·罗特尔（Franz Rotter，又叫克劳泽〔Krause〕）担任巴登地委书记时才十七岁[90]。 这个体制使党能发掘出年轻的人才。有能力的青年工人可以在共青团中迅速上升，在担任领导职务时接受领导能力的培训，而这是“成年人”的组织所不能很快提供的。青年工具技工安东·塞夫科夫[91]十七岁参加共青团，十九岁就进入了中央领导机关，二十一岁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二年，共青团的全国领导机关几乎全都换上了新人。在一战期间和战后接受过维利·明岑贝格的教育的一代人——当时他们是二十至三十岁）——进入了党的队伍，担任起了重要职务。海尔曼、奥托·昂格[92]与列奥·弗利格就属于这一批人。新一代人接手了共青团的全国领导机关。弗里茨·盖布勒[93]担任了共青团主席，一九二三年五月调职，当时他才二十六岁；他的后任海因茨·皮茨（Heinz Pütz）才二十五岁。康拉德·布伦克勒[94]二十三岁就当上了共青团书记。一位左派成员赫尔曼·雅科布斯（Hermann Jakobs）在一九二二年担任了《青年近卫军》（Die Junge Garde）编辑，当时他才二十一岁[95]。共青团的人数要比党员少很多，但它却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党培养了大批的干部。 党的影响力党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这可不好估计。选举中的投票数量只能让我们得知党员与投共产党的票的选民的比例，在某些地区，这个比例为1:20，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1:40。但要弄清楚党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就要了解投票的数量、共产党在工厂代表会的选举与各级工会的选举中的得票率。 报刊是党用来树立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报刊的印量可以提供极有价值的信息。但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却在这方面造成了很多困难。一九二二年，《红旗报》的订户数量有了显著增长，它的印量翻了一番，但与此同时，它却出现了创刊以来的第一次赤字[96]。党总共掌管着三十八家日报（其中十七家是某种报纸的地方版），共有三十三万八千六百二十六名订户[97]。这些报纸全都是由党的中央通讯社供稿的，它们都会发表同样的社论，使用同样的投递路线。党的理论期刊《国际》（Die Internationale）仅有三千名订户。针对工会中的党小组发行的《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Der Kommunistische Gerwerkschafter）印量为三万八千份，针对妇女发行的周刊《共产主义妇女》（Die Kommunistin）印量为二万九千份，针对农民的报纸《铁犁》（Der Pflug）印量为五千份（该报于一九二二年停刊），研讨市政事务的刊物《公社》（Kommune）印量为四千五百份。为儿童创办的杂志《少年无产者》（Das proletarische Kind）与为青少年创办的杂志《青年同志》（Der Junge Genosse）的印量总共是三万份，《青年同志》与《青年近卫军》的读者群体并不一样，后者是共青团的鼓动刊物[98]。 党的影响力也源自它在各级议会选举中当选的议员。列维被开除出党后，他拒绝放弃自己的国会议员席位，随他而去的十二名共产党国会议员也拒绝放弃席位，结果德共现在仅剩下了十四位国会议员。但德共的国会议员大多是在德共（斯）与左派独立社民党合并以前，依靠独立社民党的选票当选的，原则上他们代表的是独立社民党[99]。德共在各邦议会中有六十六名邦议员，在四百二十个市镇中有一万〇一十四名市议员。德共在八十个市镇的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在另外一百七十个市镇的议会中是最大党[100]。当选的各级议员都要严格服从严厉的党团纪律，这种纪律是符合纯粹的社民党传统的。议员既要在各级议会内通过发言来进行宣传鼓动，同时还要尽量劝说那些愿意听他们发言的工人，争取他们支持党。 德共在工会中的力量不断增长。它在那些尚未参加全德工联的工会中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比如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Union der Hand- und Kopfarbeiter），在一九一九年的鲁尔工潮中，德国自由工人联盟（Freie Arbeiter Union Deutschlands）诞生了，一九二一年九月，自由工人联盟盖尔森基兴分会与一个较小的工会——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合会合并为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在一九二二年，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有大约八万名会员，主要集中在鲁尔和上西里西亚，并试图同全德工联进行联合行动。尽管这个工会受到了工团主义的强烈影响，但它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基本上遵循了党的路线[101]。一九二二年它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轮船木匠工会把同德共与共产国际保持有机的联系写进了自己的章程[102]。在各港口和码头成立的海员工会也是一个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的“红色”工会，它由共产党员瓦尔特[103]领导[104]。除了这些组织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有部分工人是同他们的领袖一起被开除出“自由”联合会的，这些工人也是相当重要的，比如追随着巴赫曼、布兰德勒与赫克特的六千名萨克森建筑工人[105]。 更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取得的进展。尽管改良主义工会在选举中实行了一整套办法，尽量让亲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当选，但共产党人还是组织起了相当多的革命少数派，通过这些派别的活动，共产党在所有工会的代表大会上都有了自己的代表。一九二二年的全德工联全国代表大会的六百九十四名代表中，有九十名代表是共产党人，其中又有四十八人是五金工人[106]。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围绕着《公开信》而开展的活动，以及三月行动之后，共产党开除了一大批人，但它在各大工会中依然有着很强的力量[107]。铁路工会代表大会的二百一十六名代表中，有四十六人是共产党员；运输工会代表大会的三百〇五名代表中有三十五人是共产党员；地方政府公务员工会的三百〇五名代表中有四十一人是共产党，其原因就在于此[108]。共产党在六十个地方工会委员会中占绝对多数，其中有些是工人阶级的重要中心，比如雷姆沙伊德、索林根和哈瑙等地[109]。在工会中担任工厂及工厂以上的干部职务的共产党人有四百人，他们控制了九百九十七个工会组织[110]，包括五金工会的斯图加特、哈瑙和弗里德里希港分会[111]。 共产党人在人数上明显居于少数，但他们对改良主义领袖发起了挑战，成了工会的政治领导的候补。他们的活动富有战斗性，并不局限于体力劳动者的范围。他们也在教师当中开展工作，有些人在正式的工会里工作，也有些人按照当地的情况，在某个独立工会的分会中工作。他们把小学和中学教师发展成了党员，甚至还招募到了大学讲师[112]——最出名的是哲学家卡尔·柯尔施与古代史学家阿图尔·罗森贝格[113]——他们对大学助教、讲师具有真正的影响力，并从中发展了一些人担任党的全职干部，当过兵的里哈尔德·佐尔格[114]就是这些人之一[115]。付出极大的努力后，他们终于成功地在大学生圈子当中开展了政治工作，并建立起了支部——共产主义大学生支部（Kommunistische Studenten Fraktion，简称Kostufra），大学生支部也为共青团和德共提供了不少干部[116]。 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各级党组织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全体会议也经常召开。一九二一年起，为了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中央举办了两次培训班，一次开了三个月，另一次开了一个月。学员共有七十四人，都是由各地委推荐入学的。此外还有七个“积极分子班”，并有四位流动讲师为十六个地委组织模拟课程，这些地委条件不足，无法给自己提供讲师[117]。一九二三年，党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耶拿举办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参加这次培训班的有中央委员会选派的三十二名久经考验的学员，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十四名活动家[118]。 我们对德共的影响力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其中有几点值得一提。首先，除了党员之外，很少有人读党报。这种现象在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特别显著，党在当地有五万二千名党员和九家日报，而这九家党报的总发行量不超过六万四千份[119]。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到了这个缺点。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党定期散发“中央”的传单，但由于这些传单是免费发放的非卖品，所以很难衡量人们对它们作何反应。一九二二年全年共发行了十三种与党的活动相关的传单，印量分两类：一类一百四十万，另一类四百万。一九二二年九月，由于纸价飞涨，党不得不减少印量，将两类印量下调至五十万和一百四十万[120]。散发出去的每一张传单并不一定都会被人们认真阅读，只要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觉得这些数字实在是太少了。我们确实应该承认，共产党的书面宣传仅能对德国工人的很少一部分产生影响。传单和报刊与其说是进行鼓动和一般宣传的工具，不如说是用来组织党员和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同情者的手段。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党员的教育与培训。一年当中接受过党中央培训班教育的党员人数少得不像话——二十五万党员中仅有区区七十四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共产党员理应对党的理论感兴趣，可是党的理论刊物却乏人问津，仅有百分之一的党员订阅了理论刊物。当然，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占有绝对优势，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也证明了某些时候党的领袖吞吞吐吐地承认的一种情况：只有极少数接受过政治教育的干部才能理解和参加理论水平较高的争论，绝大多数党员对理论讨论兴趣缺缺，在党内辩论中，他们只是简单地追随那些在日常斗争中组织和领导他们的当地“首长”的意见[121]。 尽管如此，德共仍是世界第二大共产党，党员人数仅次于俄共（布），但它的党员在工人阶级当中却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孤立。确切地说，他们是一个凝聚力强而又活动积极的少数派，似乎只有在他们有能力组织或领导工会斗争的地方，他们才能对参加了政治组织的工人施加广泛的影响力。这样的做法是很依赖个别的党员的；在日常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党的影响力才能为人所知，这要比到处宣传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效果要显著得多；布尔什维克的例子，表明这需要培养大量的工人阶级干部。从这个观点来看，统一战线策略是一个进步因素，它甚至代表了一种质变，能让共产党活动家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骨干，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只是会对各种事件都能提出聪明的看法的观察家，或是看似对其他政治潮流都能评论得头头是道的批评家。 残余的独立社民党回归了“老党”社民党[122]，这在许多方面都对德共是不利的，但只要独立社民党人惯于同共产党合作，并且不会系统地反对共产党的话，那对共产党来说还是有利的。在重新统一后的社民党内，独立社民党人是与社民党工人群众相连的纽带。他们还能帮助推动成立统一战线，只有通过在德共党外的组织干部的工作，才有可能迈出走向统一战线的头几步。其实，只有在社民党内存在一个认真的左翼，共产党新近提出的中心口号“工人政府”才能具有坚实的基础[123]。 [1] 摘自布兰德勒致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12月13日—14日，《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9期，1922年12月23日，第753页。 [2]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3] 《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第642—647页。 [4]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5] 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1928年8月23日——），德国历史学家，1945年参加德共，1947年至1949年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党校就读，后来担任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西德地区的刊物主编，1951年被昂纳克免职，1955年参加社民党。主要研究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译者注 [6]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68—394页。 [7]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11期，1923年2月7日，第71页。 [8]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9]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62。 [10]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3页。 [11] 同上，第624页。 [12]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83页和第390页上给出的党员人数是：北巴伐利亚有4500人，南巴伐利亚有2369人。另请参阅《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1期，1923年5月23日，第401页。 [13] 其中包括下莱茵兰的16389人、中莱茵兰的4431人、鲁尔的18523人（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72、374、380页）。 [14] 具体数字分别是29273人、19432人、23263人与23263人，最后两个数字居然一样，确实有点奇怪（同上，第369—374页）。 [15] 同上，第369—371页。 [16] 这些比例是根据韦伯的数据算出来的。 [17] 季诺维也夫说过：“大约99%（的德共党员）是工人。”（《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3页）。 [18] 罗贝尔•卢松（Robert Louzon）在1923年4月28日的《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写道：“ 不久前我在埃森出席了一个共产党党代表（法语原文为hommes de confiance，意思为“党信得过的人”，可能就是前文提到过的Vertrauensmänner。——中译者注）的会议。有大约一百人出席了会议，个个看起来都像是几小时前刚离开工厂的。而在法国，即使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区，支部书记与司库们的会议也从未表现出如此的工人阶级性质。” [19] 韦伯对1924年的党做了一番研究后，得出了下面这个统计表，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非无产阶级的比例在干部当中最高（《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43页）： 技术工人： 49% 非技术工人： 11% 办公室职员： 10% 农民与日工（day labourer）： 5.5% 知识分子： 9.5% 教师： 4% 全职干部与记者： 4% 技术员： 1.5% 家庭主妇： 3.5% 韦伯还提供了120位干部的家庭出身，据此可得下表： 工人子弟： 48% 办公室职员子弟：15% 农民子弟： 12% 工匠子弟： 8.5% 知识分子子弟： 4.5% 资产阶级子弟： 10% 其他： 2% [20] 但是，由于卢森堡过去所发挥的作用、费舍当时所发挥的作用还有蔡特金所享受的特殊地位，让人以为与其他共产党相比，德共是一个女性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党。其实，尽管有一些女性（萝茜·沃尔夫施泰因、伊姆加德·拉施、玛尔塔·阿伦泽）在中央机关工作，但在1923年担任领导职务的仅有一位妇女，她就是担任地委政治书记的爱尔娜·哈尔贝。 伊姆加德·拉施（Imgard Rasch，1895年4月28日——1985年9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18年11月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同年年底参与了德共（斯）的成立，1919年开始在德共（斯）机关工作，1929年被当成“右派”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随德共（反对派）一起加入社工党，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4年11月随社工党一起参加社民党。——中译者注 爱尔娜·哈尔贝（Erna Halbe，1892年6月30日——1983年5月18日），本名爱尔娜·露易丝·玛格丽塔·郎（Erna Louise Margaretha Lang），娘家姓德穆特（Demuth），1910年起开始参加社民党的政治活动，1918年十一月革命中当选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在汉堡建立了德共（斯）的组织，1922年担任德共马格德堡组织的政治书记，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随德共（反对派）一起参加了社工党，1934年流亡国外，1950年返回西德后参加了社民党。——中译者注 [21] 韦伯对252位干部的研究结果表明：在1924年，较早参加政治活动的人，要比其余大多数人担任着更为重要的职务（《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43页）： 参加工人运动的时间： 1900年以前： 8% 1900—1905年： 9% 1906—1916年： 44% 共计： 61% 1917—1920年间参加过独立社民党： 21% 参加过德共（斯）： 15% 1920年以后： 2% 共计： 39% 总共有62%的干部是随着左派独立社民党参加统一共产党的，而33%的干部来自德共（斯）。来自德共（斯）的33%的干部当中，有16%是在一战期间由斯巴达克派组织起来的，5%是由左翼激进派组织起来的。12%是在德共（斯）成立时或成立后参加德共（斯）的。 [22] 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5—16页。 [23] 这方面的例子有恩斯特•麦尔、施特克尔、达雷姆、菲利克斯•施密特、卡尔•舒尔茨等人（他们在1922年时年龄分别为35岁、31岁、30岁、37岁、38岁——中译者注）。 [24] 阿尔弗雷德•弗兰茨•奥尔斯纳（Alfred Franz Oelßner，1879年8月30日——1962年6月13日），出身于装订工家庭，190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积极参加了苏维埃运动。1919年至1921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0年年底随独立社民党左派参加德共。后曾任哈勒—梅塞堡党组织书记、西里西亚地委书记。1924年被判处五年监禁，1925年获大赦。纳粹上台后曾短暂被捕，后暂时脱离政治。战后重新参加德共，曾在统一社会党内担任要职，1954年退休。他是弗雷德•奥尔斯纳的父亲。——中译者注 [25] 欧根•艾普斯坦（Eugen Eppstein，1878年6月25日——1943年3月？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897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参加了斯巴达克派，在鲁尔地区组织了斯巴达克派组织，1918年参加德共，1920年起担任中莱茵兰地委书记。因坚决支持费舍—马斯洛夫左翼集团，被达雷姆接替，1923年2月再次当选，被中央局解职。1923年10月再次当选。1924年任西北地委书记。后参加左翼反对派，1928年退党，参加了列宁同盟。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被盖世太保逮捕，1943年3月4日被运往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后下落不明，很可能被运到马伊达内克后即遭杀害。 [26]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39页、第277页。 [27] 罗伯特•西维尔特（Robert Siewert，1887年12月30日——1973年11月2日），出身于木工家庭，当过建筑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在瑞士工作期间认识了列宁与布兰德勒。一战期间曾在东线作战，其间秘密为斯巴达克派工作，回国后参加了德共（斯）。1921年和1923年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后因参加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在《工人政治》编辑部工作。纳粹上台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期间重新参加了德共。二战后在民主德国曾担任过一些职务，1950年在对前德共（反对派）成员的镇压中被解职，1951年被迫做了自我批评。在非斯大林化时期获平反。——中译者注 [28] 恩斯特•格鲁贝（Ernst Grube，1890年1月22日——1945年4月17日），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7年、1929年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曾当选为萨克森邦议员、普鲁士邦议员和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1939年获释。出狱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再次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死于斑疹伤寒。——中译者注 [29] 汉•约•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Um die Einheitsfront und eine Arbeiterregierung.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东柏林，1963年，第88—92页。 [30] 汉斯•韦伯（Hans Weber，1895年1月23日——1986年1月15日），1913年参加青年工人运动，1914年反对社民党的支持战争的政策，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0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普法尔茨地委书记，1928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后退出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31] 卡尔•沃尔克（Karl Volk，1896年4月1日——1961年3月？日），又名罗伯特•沃尔克（Robert Volk）或罗伯特•林特尔（Robert Rintel），出身于加利西亚的若夫克瓦（Жовква，现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21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2年年底前往德国，担任德共的全职干部，1923年至24年任下萨克森地委书记。汉堡起义失败后在莫斯科短暂工作，1924年返回德国。原先属于左翼，后参加“调和派”，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8年脱党，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61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32] 恩斯特•沃尔韦伯（Ernst Wollweber，1898年10月29日——1967年5月3日），出身于矿工家庭，当过码头工人，1915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6年应征入伍，1918年参加了基尔水兵起义。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黑森—卡塞尔地委书记。1924年被捕，1926年获释，1928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32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领导地下党组织，1940年前往瑞典工作，被瑞典政府逮捕，被判处三年监禁，1944年被驱逐到苏联。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1953年2月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1954年当选为民主德国人民议会议员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迫辞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职务，1958年被指控犯有反党罪行，被免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67年于东柏林逝世。——中译者注 [33] 埃里希•豪森（Erich Hausen，1900年2月5日——1973年12月19日），出身于工匠家庭，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随左派独立社民党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当选为劳西茨区党组织书记。1923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三年监禁，1925年获大赦。在党内属于右翼，1928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1934年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1941年流亡美国，1973年在宾夕法尼亚州逝世。——中译者注 [34] 赫伯特•穆勒（Herbert Müller，1900年9月13日——1994年11月24日），191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8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员，同年担任普法尔茨地委书记，1929年当选为路德维希港市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1935年获释，1936年前往西班牙，在国际纵队工作。1938年返回法国。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战后曾一度德共在西方占领区的党组织，1949年参加社民党。——中译者注 [35]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28页、第154页、第267页、第324页、第332页、第337页、第348页。 [36] 1923年1月28日—2月1日，德国共产党在莱比锡举行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局共有二十人：卡尔•贝克、海因里希•布兰德勒、胡戈•埃贝莱因、阿图尔•埃维特、保尔•弗勒利希、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埃德温•亨勒、奥古斯特•克莱涅、威廉•科嫩、鲁道夫•林道、汉斯•菲弗尔、威廉•皮克、赫尔曼•雷梅勒、菲利克斯•施密特、格奥尔格•舒曼、瓦尔特•施特克尔、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瓦尔特•乌布利希、雅可布•瓦尔赫尔与克拉拉•蔡特金。在5月16日—17日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有四人被选入中央局：路特•费舍、奥托•盖施克、阿图尔•柯尼希与恩斯特•台尔曼。（《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写，孙魁等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卷，第143页、第147页）——中译者注 [37]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出身于莱比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反对战争，在莱比锡参加了由舒曼领导的李卜克内希组织。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7年曾被监禁两个月。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6月担任图林根地委书记，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作。1928年至1929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3年台尔曼被捕后接替了他的工作。1937年流亡苏联，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自由德国委员会的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担任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0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3年逝世。——中译者注 [38]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900年9月28日——1974年8月15日），中文名李德，又名华夫。生于慕尼黑，自幼在孤儿院长大，曾就读于师范学院，1917年应征入伍，1919年参加德共（斯），曾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21年担任德共全职干部，1922、1926年两次被捕，1928年越狱后逃往苏联，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苏军总参谋部工作。1932年，里哈尔德•佐尔格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请求共产国际派遣两位交通员携重金前往上海，其中之一就是布劳恩。完成送款任务后，布劳恩继续留在上海，并认识了博古。1933年，布劳恩应博古的邀请，前往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他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要负一定责任。1934年至1936年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1939年返回苏联，先后在苏联和民主德国从事教学与翻译工作。——中译者注 [39] 汉斯•奇本贝格尔（Hans Kippenberger，1989年1月15日——1937年10月3日），当过银行职员，也曾为多家外国报纸当过通信员。一战期间曾当过军官，多次负伤。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起担任党的地下军事机关领导人，在1923年汉堡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堡起义失败流亡莫斯科，1924年返回德国参加地下工作，组织德共的军事机关。1928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组织地下活动。后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40] 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1902年7月6日——1937年11月26日），曾译“牛曼”。出身于柏林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20年参加德共（斯），1922年进入《红旗报》编辑部工作。他曾坐牢半年，其间学会了俄语。1922年认识了斯大林，此后直到1932年他都是斯大林的支持者。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武装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在M机关与Z队当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后担任梅克伦堡地委书记，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5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7年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维萨里昂•维萨里昂诺维奇•罗明纳兹（Виссарион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Ломинадзе）一同组织了广州起义。1928年返回德国，任《红旗报》主编，推行斯大林的极左政策，在维托夫（Wittof）事件中是少数支持台尔曼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开始同斯大林和台尔曼产生分歧，1932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41] 维尔纳•肖雷姆（Werner Scholem，1895年12月29日——1940年7月17日），出身于柏林一个犹太印刷工家庭，191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7年因参加反战活动被判刑，同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在哈勒担任《人民报》编辑。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同年任《红旗报》编辑，三月行动失败后被捕，获释后担任柏林地委的组织部主任。1923年时属于左派。1924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1924年—1925年与费舍一起共同领导极左派，成为当时德共的实际领导人。1924年至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列宁同盟，但同年又脱离了列宁同盟，此后一直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保持密切的联系，并经常为德国的托派刊物撰稿，纳粹上台后被捕，1940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 [42]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54—155页、第181—182页、第233页、第285—286页。 [43] 海因里希•许斯金德（Heinrich Süßkind，1895年10月30日——1937年10月3日），曾用化名“海因里希”和“库尔特”，生于波兰一个犹太教士家庭，曾在维也纳求学，1918年进入德国蒂宾根（Tübingen）大学学习历史，同时开始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运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因被德国政府列入驱逐出境的名单，转入地下。后来开始为《红旗报》工作，1921年12月担任《红旗报》总编，入选中央局。后被驱逐出境，1922年和1923年留在俄国，1923年春返回德国，重新担任《红旗报》总编，6月时被塔尔海默接任。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曾先后参加左派和台尔曼派，1928年时是调和派，做了“自我批评”。纳粹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流亡苏联，1936年被捕，1937年含冤遇害。——中译者注 [44] 阿道夫•恩德（Adolf Ende，1899年4月6日——1951年1月15日），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8年至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5年返回德国，在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刊物工作，1951年蒙冤遇害。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45]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08页、第167页、第218页、第314页。 [46] “山岳派”（Montagnard）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中的一个激进派集团，因该派议员在开会时坐在较高的座位上而得名。山岳派的基本盘是小资产阶级与无套裤汉，并与雅各宾派关系密切。吉伦特派被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的群众起义推翻后，山岳派支配了国民公会，并在救国委员会中占据多数，而在1793∼1794年间，该委员会实际上统治了法国。——中译者注 [47] 皮•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Le Parti Bolchevique），巴黎，1963年，第90页。 [48]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92页、第213页、第262页、第329页。 [49] 1922年5月15日—16日的中央委员会决议，《红旗报》，1922年5月17日。 [50] 海•布兰德勒，《党的组织》（Die Organisation der Partei），《红旗报》，1920年12月4日；《国际》，第26期，1920年12月1日，第33—37页。 [51] 中央局关于组织问题的通知，《红旗报》，1921年6月1日。 [52] 同上。 [53] 《红旗报》，1923年5月1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7/2卷，第2部，第329—330页。 [54] 这二十七个地区委员会是：柏林—勃兰登堡、下劳西茨（Niederlausitz）、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但泽（East Prussia-Danzig）、西里西亚、上西里西亚、东萨克森、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西萨克森、哈勒—梅泽堡、马格德堡—安哈尔特（Magdeburg-Anhalt）、图林根、下萨克森、梅克伦堡、瓦塞尔坎特、西北、东威斯特法利亚、西威斯特法利亚、下莱茵兰、中莱茵兰、黑森—卡塞尔、黑森—法兰克福、普法尔茨、巴登、符腾堡、北巴伐利亚与南巴伐利亚。 [55] 《红旗报》，1921年6月2日。 [56] 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弗里斯兰德于1922年1月进行的“巡回演讲”。 [57] 《红旗报》，1920年12月4日。 [58] 同上。 [59] 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69页。 [60] 同上，第306页，注释8。 [61]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05页。 奇怪的是，费舍的说法是“另一个由埃德文•赫恩累（即‘埃德温•亨勒’——中译者注）领导的新部，负责专门在农村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查阅法语版《1917—1923年德国革命》，也是说亨勒当时负责在少年儿童中的政治工作，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出入，原因不得而知。——中译者注 [62] 伊万•卡茨（Iwan Katz，1889年2月1日——1956年9月20日），出身于商人家庭，接受过高等技术教育。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当过一年五金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9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负责领导中央局地方事务工作部，支持左派。1924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随后担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5年组织了极左反对派，1926年1月被开除出党。1934年被捕，后获释，1940年再次被捕，后越狱，1944年被捕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获释。战后重新参加了德共与统一社会党，1948年退出统一社会党。1950年曾参加过一个“铁托派”政党——德国独立工党（Unabhängig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1956年在意大利提奇诺（Ticino）病逝。 [63] 卡尔•比特尔（Karl Bittel，1892年6月22日——1969年4月18日），出身于银行职员家庭。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卡尔斯鲁厄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2年担任合作社部门领导。1923年至1927年在共产国际工作，1928年返回德国，纳粹上台后被捕，1934年获释。二战结束后，在民主德国任教。——中译者注 [64] 海因里希•戈特洛布•劳（Heinrich Gottlob Rau，1899年4月2日——1961年3月2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913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6年参加斯巴达克派，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1919年至1920年领导斯图加特党组织。1920年担任中央局农村工作部门领导。担任过《铁犁》（Der Pflug）编辑。在1932年以前一直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纳粹上台后被捕，1935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37年担任国际纵队第11旅政委，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年撤往法国后被法国政府拘留，1942年被维希法国政府转交给盖世太保，被送往毛特豪森集中营。二战后曾任民主德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等职。 [65] 爱德华•路德维希•亚历山大（Eduard Ludwig Alexander，1881年3月14日——1945年3月1日），律师，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1922年领导德共中央局出版机关，负责编辑《红旗报》的经济版。1929年因参加“调和派”被解职，1944年8月被捕，1945年在伯根—贝尔森集中营遇害。 [66] 菲利克斯•哈勒（Felix Halle，1884年5月1日——1937年12月8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担任大学法律教授，同年应蔡特金与多伊米希的邀请，前往苏俄执教。1920年年底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至1926年领导德共的法律事务处。1928年至1930年曾任魏玛共和国宪法法院法官。纳粹上台后被捕，获释后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67]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69页、第76页、第100页、第150页、第178页、第253页。 [68] 奥古斯特•恩德勒（August Enderle，1887年8月5日——1959年11月2日），机械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与五金工会。1910年担任全职干部。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在五金工会内组织共产党小组，曾出席过红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2年至1923年留在莫斯科，曾向托洛茨基介绍了俄国局势。1928年被当成右派开除出党后，与布兰德勒一起成立德共（反对派），1932年参加社工党。1933年流亡瑞典，1945年返回德国后参加了社民党，逝世前一直在工会报刊工作。 [69]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64页、第217页。 [70]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05页。 [71] 《1921—1922年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Kommun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1921–1922），德共中央局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06页，注释8。 [72] 列奥•弗利格（Leo Flieg，1893年11月8日——1939年3月15日），本名列奥波尔德（Leopold），出身于柏林一个犹太工人家庭，当过贸易公司职员，1908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在总参谋部当过秘书，后参加斯巴达克派，曾当过约吉希斯的秘书，1918年3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成立德国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Freien Sozialistischen Jugend Deutschlands），并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1919年至1922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2担任德共中央组织局秘书，1923年起担任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柏林的联络人，1924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27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38年3月被捕，1939年3月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73]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21页。 [74] 凯特•波尔（Käthe Pohl，1892—1938？），又名卡塔琳娜•拉宾诺维奇（Katarina Rabinovich），原名莉季亚（Lydia），出生于圣彼得堡，与古拉尔斯基一起，用化名在德国活动。1921年曾任德共政治局秘书，与《国际新闻通讯》合作，1923年在鲁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24年支持中派。后来消息不明。 [75] 凯特•波尔是奥古斯特•克莱涅的伙伴。韦伯在《德共与共产国际》（《当代史季刊》，第2期，1968年4月，第185页，注释19）中认为她名叫卡塔琳娜（Katarina），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83页又把她的名字写成莉季亚（Lydia）。 [76] 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尔曼（Friedrich Wilhelm Heilmann，1892年3月1日——1963年6月30日），191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派，参与成立德共（斯），曾任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席，1922年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1929年至1932年当选为图林根邦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45年返回德国，在民主德国和统一社会党机关中担任过一些要职。——中译者注 [77]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57页。 [78] 同上，第233页。 [79]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87页；赫•斯塔索娃，《回忆》（Erinnerungen），《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1期，1969年，第752页。 [80] 《红旗报》，1921年6月2日。 [81] 凯特•柯尔维茨（Käthe Kollwitz，1867年7月8日——1945年4月22日），又译“凯绥•珂勒惠支”，娘家姓施密特，版画家、雕塑家，曾创作了大量反映劳动与斗争的作品。——中译者注 [82] 在共产党的曲目当中，除了各种国际性的歌曲（比如《国际歌》、《在狱中受尽折磨而牺牲》[Im Kerker zu Tode gemartert]、《游击队之歌》[Le Chant des Partisans]和《华沙曲》[Warszawianka]——据传《华沙曲》的德语版是卢森堡创作的）之外，还有各种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歌曲，其中有些歌曲也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名曲，比如早已名声在外的《兄弟们，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前进！》（Brüder, zur Sonne,zur Freiheit!），这首歌被译成了法语，取名为《齐步前进，同志们！》（Marchons au pas,camarades!），不过还有一些用老调子填上新词的歌曲，老调子通常来自民歌或军队歌曲，新词则是依照革命斗争的当前阶段而创作的。《一月的一个午夜》(Im Januar um Mitternacht)借用了一首士兵歌曲的曲调，它描写的是1919年1月围绕《前进报》而开展的斗争；《比克森施泰因之歌》（Büxensteinlied）用了同一首歌的曲调，讲的是围绕着印刷厂的斗争；《起来，去战斗》（Auf, auf zum Kampf）借用了一首在士兵当中的流行歌曲的曲调，讲述了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遇害的故事。1920年的鲁尔红军让《很久很久以前》（Schon seit langen, langen Jahren）流行了起来，这首歌并未公开发表，词曲作者均无从查证；同样受鲁尔红军欢迎的歌曲还有《红军》（Die Rote Arme》，它借用了俄国内战时期的一首名曲的曲调，后来奥地利共产党人的歌曲《我们是维也纳工人》（Wir sind die Arbeiter von Wien）也借用了它的曲调。1921年3月的洛伊纳斗争，是《我们牺牲在洛伊纳》（Bei Leuna sind wir gefallen）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它借用了一首1919年的巴伐利亚流行歌曲的曲调。英格•拉梅尔（Inge Lammel）在《工人歌曲的作用及其重要性》（Zur Rolle und Bedeuting des Arbeiterliedes，《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3期，1962年，第726—742页）中列出了1922年至1923年间德共最著名的两首歌曲，一首叫《来了一支赤卫队》（Es zog ein Rotgardist hinaus），一首叫《来吧，小鼓手》（Auf, junger Tambour, schlage ein），其中一首源自1920年鲁尔的反卡普暴动斗争，一首源自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1923年出了一首歌叫 《这就是赤卫队》（Das ist die Rote Garde），这首歌本是1919年米兰罢工工人的歌曲，经阿尔弗雷德•库雷拉（Alfred Kurella）改编后，成了“无产阶级百人团”的团歌。同年还出了借用了一首士兵歌曲曲调的《各行各业都在挨饿》（Hunger in allen Gassen），以及《赤卫队号召我们》（Die Rote Garde nennt man uns），后者借用了一首1900年前后在工人当中十分流行的老歌的曲调（详情请参阅《斗争中诞生的歌曲》[Das Lied im Kampf geboren]系列中的第8本《红色战士同盟之歌》[Lieder des Rotenkämpferbundes]）。 《在狱中受尽折磨而牺牲》改编自俄国革命歌曲《英勇牺牲》（Замучен тяжелой неволей，请勿同《你们已经英勇牺牲》[Вы жертвою пали ]混淆），德语版歌词由恩斯特•布什（Ernst Busch）创作（请注意此人与纳粹德国陆军元帅恩斯特•布什并无亲戚关系）； 《游击队之歌》是二战期间的法国游击队歌曲，虽然曲调来自一首布尔什维克革命歌曲，但无从查证，疑为《越过高山，跨过平原》之误——《越过高山，跨过平原》（По долинам и по взгорьям）的法语版题为《阿穆尔河游击队之歌》（Chant des partisans de l'Amour）； 《兄弟们，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前进！》改编自俄国革命歌曲《同志们，勇敢地前进》（Смело, товарищи, в ногу），德语版歌词由恩斯特•布什创作； 《红军》与《我们是维也纳工人》借用的是俄国内战时期的名曲《红军最强大》（Белая армия,чёрный барон）的曲调，《红军最强大》的词曲作者分别为巴•格利戈利耶夫（П.Григорьев）与萨•波克拉斯（С.Покрасс）。——中译者注 [83] 曼弗雷德•乌雷曼（Manfred Uhlemann），《1923年反对库诺与普恩加莱的青年工人》（Arbeiterjugend gegen Cuno und Poincaré. Das Jahr 1923），东柏林，1960年，第39页。 [84] 《阿伊达》（Aïda）是由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作曲、安东尼奥•吉斯兰佐尼（Antonio Ghislanzoni）编剧的四幕歌剧，1871年12月首演。——中译者注 [85]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序曲》（Ouverture to Maximilian Robespierre）是亨利•利托尔夫（Henry Litolff）创作的交响乐《恐怖时期的最后一天》（Le Dernier Jour de la Terreur，后改名《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序曲。——中译者注 [86] 乌雷曼,《1923年反对库诺与普恩加莱的青年工人》，第67—68页。 [87] 阿尔伯特•诺登（Albert Norden，1904年12月4日——1982年5月30日），1919年参加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1920年参加德共（斯），自1923年起在德共的多家刊物当过编辑，1931年至1933年担任《红旗报》编辑，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6年回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1955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58年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译者注 [88] 弗里茨•格洛塞（Fritz Grosse，1904年2月5日——1957年12月12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920年前往俄国，参加红军，同年参加俄共（布），1921年回国后参加了共青团与德共。1922年至1923年任共青团西格玛—霍亨施泰因（Siegmar-Hohenstein）区委书记，1923年至1924年任共青团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地委书记，1925年至1932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组织书记，1930年至1932年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32年10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主席，1932年至1933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4年潜回国内领导地下工作，同年8月被捕，1945年获释后曾在统一社会党内担任过一些要职。——中译者注 [89] 瓦尔特•黑比希（Walter Häbich，1904年10月15日——1934年7月1日），出身于斯图加特一个机械工人家庭，自幼丧父。1920年参加共青团，1923年11月起义失败后被判处三年监禁，1925年8月获大赦，出狱后曾在共青团和德共担任干部，1928年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1928年至1929年曾任共青团主席。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1933年9月23日被捕，1934年7月1日在达豪集中营就义。——中译者注 [90]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44页、第147页、第194页、第236页。 [91] 安东•艾米尔•赫尔曼•塞夫科夫（Anton Emil Hermann Saefkow，1903年7月22日——1944年9月18日），1920年参加共青团，1929年至1932年领导鲁尔地区的革命工会反对派（Revolutionäre Gewerkschafts-Opposition），纳粹上台后被捕，1939年获释后继续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7月被捕，同年9月18日就义。——中译者注 [92] 奥托•昂格（Otto Unger，1893年5月9日—1938年3月19日），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0年12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4月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并任德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1926年回国后曾担任瓦塞尔坎特地委组织部主任，参加了调和派。1933年年初被捕，同年10月获释，1934年流亡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93] 弗里茨•盖布勒（Fritz Gäbler,1897年1月12日——1974年3月26日），一战前参加社民党，战争期间参加地下反战运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2年至1923年任共青团主席，1924年至1929年曾任多家党报的编辑，1931年当选为图林根邦议会议员，并任东图林根党组织的书记。1933年2月被捕，1934年9月获释后转入地下，1935年再次被捕，1945年解放后曾在民主德国政府和统一社会党机关中担任过一些职务。——中译者注 [94] 康拉德•布伦克勒（Conrad Blenkle，1901年12月28日——1943年1月20日），1919年参加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参加德共（斯），1923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24年任共青团主席，同年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当选为执委会委员，1925年10月当选为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至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1941年在丹麦组织地下活动时被捕，1943年1月20日就义。——中译者注 [95]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78页、第121页、第130页、第157页、第171页、第250页、第267页、第329页。 [96] 每月订阅费月（按月订阅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订阅方式）从一年10马克上涨到了一年300马克（《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97] 同上。在《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中，皮克给出的数字是：共有33家报纸，395000个订户。党的主要报纸有《汉堡人民报》（Hamburger Volkszeitung）、埃森的《鲁尔回声》（Ruhr-Echo），哈勒的《阶级斗争》（Klassenkampf）、开姆尼茨的《战士》（Der Kämpfer）、苏尔的《民意》（Volkswille）、科隆的《社会主义共和国》（Sozialistische Republik）、雷姆沙伊德的《贝尔吉施人民之声》（Bergische Volksstimme）和形形色色的《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等。 [98]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99]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60页。 但费舍书中的说法是“在议会内，保尔•列维及其追随者脱党以后，共产党的正式议会党团只剩下十三人”。——中译者注 [100]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101] 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22页，注释34。 [102] 同上，第98页。 [103] 阿尔伯特•保尔•古斯塔夫•瓦尔特（Albert Paul Gustav Walter，1885年9月22日——1980年2月14日），1919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当选为德国海员联合会（Deutschen Seemannsbundes）主席，同年随独立社民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4年至1933年当选为汉堡市议员，1928年担任国际海员与码头工人工会（Internationale der Seeleute und Hafenarbeiter）总书记。纳粹上台后被捕，获释后变节投靠纳粹，曾为纳粹做过宣传工作。1948年参加了保守的德意志党（Deutsche Partei），1949年至1957年当选为西德联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104]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36页。 [105] 致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23期，1922年10月11日，第2页。 [106] 同上。 [107] 赫克特写道：“1921年，共产党员即使只参加了一个‘支部’，都会被开除出工会。而今年德国工会代表大会即使不是在法理上，也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小组。”（《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5期，1922年10月4日）。 [108] 同上。 [109] 某些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在工会中担任职务，是因为他们个人很受欢迎，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于当地形势所致。卡尔•雷拜因在当选为当地五金工会书记之前，就已经参加了斯巴达克派。他一直担任着这个职务，直到1933年为止，在1929年至1933年，他退出了共产党，重新参加了社民党，但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职位。后来他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都尊称他为“城市之父”，他一直连任该市市长，直到去世。共产党人海因里希•加尔姆在奥芬巴赫也享有同样的地位。他的父亲是一位老资格的社民党活动家，他是当地皮革工人的代言人。 海因里希•加尔姆（Heinrich Galm，1895年10月23日——1984年10月30日），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当选为奥芬巴赫地方党组主席，1924年至1933年当选为黑森邦议员，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初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参加社工党。纳粹上台后曾多次被监禁。1954年参加社民党，1956年至1968年当选为荣誉市议员。——中译者注 [110]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60—261页。 [111]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54页、第295页。 [112] 1924年，奥斯伦德（Ausländer）担任了教师工会中的共产党小组领导人（同上，第64页）。 弗里茨•奥斯伦德（Fritz Ausländer，1885年11月24日——1943年5月21日），出身于商人家庭，战前参加社民党，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关系密切。一战期间参加国际派，参与创立德共（斯），主要在党内从事教育工作。纳粹上台后曾多次被捕，1943年自杀。——中译者注 [113] 同上，第192页、第269页。 [114] 里哈尔德•佐尔格（1895年10月4日——1944年11月7日），出身于巴库的一个德国工程师家庭，3岁时随全家返回德国，1914年志愿参军，曾三次负伤。1918年1月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8月在汉堡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参加了德共（斯），随后曾在亚琛和法兰克福担任教职，并参加了德共的地下军事机关。1924年出席德共七大，并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同年前往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随后进入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30年至1932年被派往中国组织情报工作。1932年年底返回苏联，1933年前往德国，打入纳粹党，同年9月以《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 Zeitung）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日本，组织“拉姆塞”小组，负责对日情报工作。驻日期间获得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为苏德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1年10月，“拉姆塞”小组被日本特高课破坏，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虽然受尽毒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1944年11月7日与战友尾崎秀实一起在东京巢鸭监狱英勇就义。1964年11月5日被苏联政府追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中译者注 [115] 尼科尔•沙特尔（Nicole Chatel）与阿兰•盖郎（Alain Guérin），《佐尔格同志》（Camarade Sorge），巴黎，1965年，第10页。 [116]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71页、第194页、第233页。 [117]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莱比锡代表大会经过投票决定，各级党组织都要举办夜校（《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第429页）。 [118] 格•舒曼，《耶拿共产党培训班》（L’École communiste de Iéna），《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4期，1923年9月18日，第561页。为期两个月的这次培训班有很多课程。经济方面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价值理论、剩余价值与生产成本、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全球经济形势（战争、危机、社会变革与改良主义者的纲领和共产主义者的纲领）。历史方面有二十世纪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斗争史、1800年至1914年的工人运动史、德共的成立、共产国际、俄国革命运动与苏维埃俄国的发展。政治课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课程，其中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夺取政权、工人政府、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是题为“共产党人的实践”的课程，包括“专业化”、党的组织、工厂委员会与监督委员会、合作社、国会、邦议会、市镇议会、报刊、青年运动等等。学员每周要上30小时的课，每天早上4小时，然后还要分成小组，进行12小时的实践演练。后来由于爆发反库诺政府的罢工，学员们要求返回工作岗位，这次培训班不得不提前中止。 [119] 施特克尔，上引著作，第347页。中央委员会在1923年5月16日的会议上，曾讨论了吸引更多读者的问题（《红旗报》，1923年5月17日）。 [120]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6—257页，但费舍的说法是“传单的印额分大小两种，大印额为四百万份（1922年9月减为一百八十万份），小印额为一百四十万份（后来减为五十万份）”。——中译者注 [121] 这是党的一个特点，党内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明确地盘；每个地委，无一例外，都把自己同自己的领袖绑在一起。 [122] 在1922年9月20日至23日于格腊举行的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上，192名代表中有185人赞成与社民党合并，两党随即于9月24日在纽伦堡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1924年又删去了党名中的“统一”两字）。但以累德堡为首的7名代表拒绝同社民党合并，并宣布独立社民党继续存在。不过这个小派别并没有多少影响力，最后于1931年同社工党合并。——中译者注 [123] 社民党的这个左翼主要是在萨克森发展起来的。它在茨维考区拥有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主要领导人是马克斯•塞德维茨（Max Seydewitz）和纺织工人的老领导格奥尔格•格劳佩（Georg Graupe，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95—97页）。六十年代的东德历史学家认为社民党左翼有两个不同的流派：以蔡格纳、格劳佩和塞德维茨等人为首的“萨克森”左派；以列维和迪斯曼为首的左派；他们认为后者是“假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