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三章 工人政府
各工人组织建立统一战线，一起同资本主义斗争，并建立工人政府——这个号召蕴含着一个思想：可以通过工人政府开创解决政权问题的前景。共产党人知道，尽管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最终目标，但工人政府的口号才是统一战线战略的核心，而统一战线的目的是要让广大群众接受共产党人的纲领。 在德国，这个问题是以议会多数派的形式提出来的，这给共产党人的国家理论出了个大难题，而且共产党人传统上又是敌视议会活动的，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在几个邦议会里，共产党、独立社民党与社民党的席位加起来，离绝对多数并不远；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三党的席位加起来超过半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共产党要同其他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合作，它就得把工人统一战线纲领中的要求写入自己的纲领，如果能成立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没有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参加的政府的话，共产党也不能不支持或不参加这样的政府。列金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后曾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它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就被置之不理了，但当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一年实行转折后，它现在又重新出现了。 纲领草案德共中央局认为，党需要总结过去几年的斗争经验，从中得出一个新纲领，取代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斯巴达克同盟的纲领。为此成立了由布兰德勒、威廉·科嫩、路德维希、蔡特金与塔尔海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纲领[1]。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审议了草案，并以二十四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获得通过，左派认为这个草案是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投了反对派。党的领袖随后同意将这个草案提交共产国际讨论[2]。 这个草案宣称，革命与夺取政权已近在眼前：“共产主义不再是预言，不再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它是现实，它是即将来临的重大事件。它的统治已经开始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就必须以俄国的经验作为指导。十月革命的“所有阶段”都是“政治战略的宝库，是革命能量取之不竭的来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宝贵财富[3]。” 草案作者认为，当资本主义从前垄断时期发展到当前的帝国主义阶段时，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就停止了。俄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就是它指出了社会主义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道路，而它正遭受着野蛮的帝国主义的威胁。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组成了革命的阶级。因此，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被剥削者进行斗争，反抗资本主义的统治。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团结起来，领导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这是因为，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仅是组成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们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来。共产党人要为争取群众而斗争，不能忽视任何一种能接近群众的手段： 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共产党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所提供的一切可能的手段，也就是议会、市镇议会和行政机关。它必须想方设法把无产阶级的各种群众组织（工会和合作社）争取过来，把它们从点滴的改良的支持者，改造成为能够向资产阶级的统治发起进攻的坚强队伍[4]。
共产党人的目标，是推动无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德国建立一个“由苏维埃联合而成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失败后，形势不允许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提上日程，在这么一个时期当中，共产党人有义务去改变现存的社会力量对比，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创造条件。这就是纲领草案的目的，这个草案采纳了布兰德勒喜欢的一个主意，叫做“过渡口号”，共产党人应该精心制定和推广各种过渡口号，结合广大群众的实际情况，“将这些过渡口号作为一切局部斗争与局部目标的出发点”，“以此来提高群众的觉悟”[5]。纲领草案着重指出： 当无产阶级群众的自发运动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和规模时，他们对资产阶级以及同资产阶级勾结的工人领袖越来越不满，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没有准备好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此时，工人政府的口号就能成为恰当的手段，通过它可以使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把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运动的水平，使之走向无产阶级专政[6]。
在纲领草案中，除了对工人政府口号的政治解释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过渡要求，这些要求给群众提供了一些具体措施，在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之前，群众应当通过自己的斗争来争取贯彻实行这些措施，另外，这些过渡要求也有可能成为工人政府纲领的一部分：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国家要在每个企业当中占多数股份；在工人通过工厂委员会实行的监督下，对工业实行合作化或托拉斯化；废除一切银行、技术与商业秘密；对粮食实行国家专卖，并在工人的监督下进行口粮分配；在工人监督下，由国家垄断外贸与银行业（这一条主要由银行员工执行）[7]。 这些措施形成了某种国家资本主义，它们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范畴，但它们可能会猛烈促使群众激进化，把群众发动起来，与此同时，它们会遭到资产阶级的抵制，资产阶级有可能会主动发动内战。纲领草案宣称：“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工人政府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克服自身的矛盾性质，有效地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将国家政权交给工人苏维埃[8]。” 是深化还是修正？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就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召开前不久，德共的领袖们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封信，信中尖锐地向他们提出了工人政府问题，并要求他们做出具体回答。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全德工联提出了按照金马克价格进行征收的要求，德共应该围绕这个要求，大力组织运动，因为这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能把各工人组织团结起来的运动。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一个由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的代表组成的工人政府，可能会把这条要求写进自己的纲领里，所以德共应该把这条要求加进自己对工人政府的展望里。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如果政府着手解除反革命武装组织的武装，并在工会的监督下重组国防军的话，那么德共就应该做好准备，支持这样一个政府[9]。 德共的领导层（不仅仅是其左翼）对这个问题依然拿不定主意[10]。没过多久，由于维特内阁的辞职，导致了政府危机[11]，这将这个问题以具体的形式提了出来。社民党企图成立一个“大联合政府”。资产阶级中派政党企图成立一个扩大的、右倾的联合政府。德共中央局向德国工人发表声明，认为工人政党绝不应该（即使是间接地）帮助重工业和银行业的代言人参加政府。同时，中央局还提出了一个斗争纲领，这个纲领包括下列要求：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12]；保卫八小时工作日、保卫罢工与参加工会的权利；成立工人自卫组织；把所有保皇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国家行政机关、警察、军队和法院。 中央局解释说，通过议会内的勾结而产生出来的政府，永远不会把这个纲领付诸实现，只有“以议会外的可靠的无产阶级力量为基础的政府”，才能实现这个纲领[13]。社民党多数派与独立社民党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他们想反将共产党一军，便向共产党提出：共产党是否准备参加“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共产党给了否定的回答，社民党多数派和独立社民党便立即中断了讨论[14]。 不过，共产党领袖承认了自己立场的自相矛盾之处：他们号召其他工人组织成立一个政府，但他们自己又不愿参加这个政府。《红旗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论解释说：共产党现在还只愿意成为“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忠诚反对派”，但如果“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认真地参加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话，那共产党也准备改变自己的态度[15]。 中央局同意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工人政府问题的提纲，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党报上发表了这个提纲[16]。这个提纲，给党应该如何对待工人政府口号的问题，定下了基调；它首先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摆脱“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就无法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提纲暴露出了过去和现在一直困扰着党的一切矛盾：一方面，党以前曾经批评过“忠诚反对派”宣言，并认为同社民党右翼领袖搞妥协可能会导致危险；而另一方面，从工人组织统一战线的战略出发，就会得出合乎逻辑的结果——号召各工人组织组成工人政府，为实现各自的要求而斗争；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 提纲的词句是经过仔细斟酌的，但字里行间仍然暴露出了这些矛盾，比方说，它宣称工人政府可以“构成资产阶级用以抵抗无产阶级群众的堡垒”，但又宣称工人政府能够结束垄断资本家的统治，在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政权尚未提上日程的情况下，能成立工人政府，对工人来说也算是前进了一步。提纲给出了谨慎的结论：共产党不反对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而且还会协助成立一个部分依靠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在各邦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 在选举中，在清一色的资产阶级的政府、联合政府和依靠共产党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当中，共产党将会支持选出“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他们必须支持它的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措施[17]。
但这个提纲又明确排除了共产党参加这样的政府的可能，它指出“（假如成立了“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共产党人仍不会参加政府，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发挥自己的革命作用，并通过自己的批评推动政府前进”[18]。 德共这次的转变，仍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推动下进行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七日，拉狄克给《红旗报》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大致设想了在德国建立工人政府的运动。号召建立工人政府，是“让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的唯一可行办法”。共产党人应该制定出“过渡纲领”，让群众通过保卫眼前利益的斗争，逐步理解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出于这样的观点，成立工人政府就成了重中之重。在拉狄克看来，这是“将《公开信》的策略具体运用于新形势”，也是“对共产国际三大提出的‘走向群众！’的口号的具体运用”[19]。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拉狄克致信德共中央局，批评了提纲的思想，认为它“过于简单”。现状已经十分清楚，在当前形势与苏维埃共和国之间，肯定会存在一个过渡时期，所以必须承认，工人政府就是最有效的过渡方式，它是介于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共产党人鼓吹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口号，与他们的最终目标——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是完全不矛盾的。相反，成立工人政府，是实现苏维埃共和国、为之进行准备的最好手段。共产党应该积极发挥自己的全部影响力，帮助成立工人政府。因此，党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成立工人政府，就要忠诚地支持它。拉狄克甚至还反对德共中央局的提纲中的不参加工人政府的思想，他写道： 共产党可以参加任何愿意向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政府……党原则上不反对参加这样的政府。当然，党本身是以苏维埃政府为其根本立场的，但这并没有给工人阶级指出一条通往苏维埃政府的道路……所以共产党应该根据特定的具体情况来参加这样的政府[20]。
他建议，德共要拿出一个提纲，这个提纲不能“百分之九十地拒绝”，应该对这个问题做出正面的回应，而不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老原则和老想法”，要向前迈出新的一步：“除非群众看见我们想要通过目前可行的方法来改变事态，也就是说，不是去宣传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而是要把群众相信在当前形势下可行的方法给实现和深化；否则，这是不可能办到的[21]。” 拉狄克声明，这封信是以他个人名义写的，因为季诺维也夫不在，他没法征求季诺维也夫的意见，不过他已经当着皮克、赫克特和布兰德勒的面，同列宁讨论过了这个问题。列宁同意他的看法，但由于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听不到反方的意见，所以列宁还有些保留[22]。 最后，中央局采纳了拉狄克的意见，并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为之辩护[23]，围绕着拉狄克的意见，中央委员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派的主力是费舍。对于要求开展实现经济要求的运动的主张，她予以激烈抨击，并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必须发动一场要求成立“社会主义政府”的争执运动，她认为“社会主义政府”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因为我们今天不能说出‘苏维埃共和国’，就连‘政治苏维埃’也不能说，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工人政府’的形式，来掩饰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口号，而‘工人政府’和‘苏维埃共和国’其实就是一回事[24]。” 中央局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案，详细阐述了工人政府的口号，这个提议以三十一票赞成、十五票反对获得通过。提案强调指出，必须支持这样一个政府，但没有提到是否有可能参加它[25]。其实，德共已经做出了转折。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八日的中央局二号通知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口号，日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都是按照这个通知的精神来提出这个口号的： 统一战线的推动力的政治出路必然是社会主义工人政府，它将取代联合政府……德共必须告诉工人：它愿意发出号召，通过议会内外的一切手段，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政府，只要这个政府保证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要求，保证做到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逮捕卡普分子、释放狱中的革命工人等事项，那么德共也愿意参加这样的政府[26]。
就在同一天，正在罢工的铁路工人采纳了这个口号。工厂代表会全国代表大会也采纳了它，各地的共产党活动家都为它辩护，认为它是关键的实际要求，是统一战线战略在政府层面上的体现，意义相当于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提出的要求各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决裂的号召。 关于地方性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问题不过，共产党慎重地强调指出，工人政府必须以议会外的工人阶级为基础，而不能单纯依赖议会内的联盟。这就出现了一个实际问题：当某个邦议会内的几个工人政党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时，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工人政府应该是为工人苏维埃开辟道路的，可如果在工人苏维埃缺席的情况下，以民主选举的结果为基础，成立了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那么共产党人是不是必须拒绝把这样的政府称作“工人政府”呢？共产党人该不该支持这样的政府？假如共产党人拒绝投票支持这样的政府，结果导致社民党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或者干脆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党的话，共产党人该如何向工人、特别是想要社会主义政府的那些工人解释？在萨克森和图林根，这个问题以非常尖锐的形式出现了。 早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萨克森邦议会选举中就出现了“工人”政党占多数席位的局面：邦议会中有四十九名“工人”议员，其中社民党多数派二十七人、独立社民党十三人、共产党九人，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共有四十七名议员[27]。当时社民党左派曾建议，三个工人政党一起组建联合政府，但共产党拒绝了，它说，自一九一八年起的经验表明“工人政府本来应该是工人的政府，但它却只会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28]。与此同时，共产党关心的是如何对资产阶级政党重返萨克森邦政府一事撇清责任，它命令自己的议员投票支持社民党人出任总理[29]。当萨克森的社民党政府宣称将拒绝实行共产党要求的措施时，形势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了[30]，到头来德共居然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把票投给了统一战线纲领的反对者。 一九二一年六月，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当萨克森邦的社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些让德共无法接受的经济措施时，德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想让社民党政府不垮台，共产党就得对这些措施投赞成票；要是共产党投了反对票，政府就要垮台，换上来一个更加反动的政府[31]。中央局与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分歧，雅可布·瓦尔赫尔赞成“有条件的支持”，而恩斯特·麦尔则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无法做出决定[32]。最后，萨克森邦议会的共产党议员只好放弃支持社民党政府，这个问题才算了结[33]。 一九二一年九月，在图林根邦议会选举中，三个工人政党赢得了多数席位，同样的问题就又出现了。德共政治局决定，共产党议员应该投票支持社民党人或独立社民党人出任总理，并支持任何执行“连贯的工人阶级政策”的工人政府[34]。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也都表示同意。但是，图林根党组织的领导人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拒绝支持社民党的政策，也拒绝帮助社民党上台组阁，中央不得不竭力劝说他们[35]。德共左派尖锐抨击中央的这些政策，认为这是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是向新修正主义堕落的第一步。中央局与中央领导机关的大部分人的观点走得更远，正如W·蒂尔（W. Tür）所描写的：“工人政府是完全有可能在德国实现的。目前，几个工人政党确实不占多数；尽管如此，它们可以依靠群众的支持实行统治，并解散议会，再举行新的大选，这样它们肯定能占有多数席位[36]。” 一九二二年的萨克森邦议会选举，迫使共产党必须采取明确的原则立场。邦议会的九十六个席位当中，资产阶级政党占四十六席——德国民族人民党十九席、德国人民党十九席、德国民主党八席。社民党赢得了约一百万张选票，占四十席，德共赢得了二十六万八千张选票，占十席[37]。共产党和社民党的席位在邦议会里占了过半多数。在由埃里希·蔡格纳[38]博士与工会活动家格奥尔格·格劳佩[39]率领的左派的强大压力下，社民党向共产党发出询问：是否愿意同社民党一起组织他们纲领里鼓吹的工人政府[40]？ 在共产国际四大的会场内外，人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论。一家新闻社报道说萨克森邦已经重组了政府，布兰德勒已经参加了新政府。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德国代表团开会讨论这件事情，塔尔海默宣称布兰德勒做出了正确而不可避免的决定。左派对此提出了抗议。过了四十八小时，人们才知道，原来布兰德勒只是去讨论共产党在可见的未来是否能参加萨克森邦政府的。于是讨论重新开始。这次人们得知，社民党顽固地拒绝接受共产党纲领中的两个条件——武装工人与召开萨克森工厂代表会的代表大会。塔尔海默与麦尔建议，共产党应该放弃坚持这两项条件，参加政府。乌布利希宣称，“武装工人”的口号在萨克森并没有意义，因为每个工人都有一支步枪。德国代表团宣布，支持删去这两项条件，并成立共产党—社民党联合政府，四位左派代表对此投了反对票[41]。就在这时，俄国党进行了干预。他们不赞成塔尔海默与德国代表团多数派的意见，争执了整整一晚上。列宁、托洛茨基、拉狄克与季诺维也夫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在这个时候不能让步。必须坚持那两项条件。共产党必须坚持要求社民党完全接受它的条件，否则就是在政治上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德国代表团在压力下屈服了[42]。 德国党的领导层——德共最重要的二十位干部[43]，按照俄国党在莫斯科做出的决定，采取了行动。他们原则上同意参加政府，但提出了下列纲领性条件：
德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并宣称一旦接受这些条件，他们就会参加政府。他们特别指出，这些条件当中，有八条是全德工联在萨克森的下属工会早已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来的。 除了倒数第二条外，社民党接受了全部条件[44]。如果接受了这一条，成立起来的工人政府就等于承认了工厂代表会拥有立法权力，这会使工人政府染上“苏维埃的色彩”，并与魏玛宪法发生冲突。共产党坚持不退让，双方陷入了僵局。社民党单独成立了少数派政府，由布克[45]担任总理，里哈尔德·利平斯基任内务部长。社民党左派的领袖埃里希·蔡格纳博士担任司法部长。布克内阁提出的政纲比较温和，争取到了一些中派议员，他们投了弃权票，使布克内阁免于垮台。在萨克森成立工人政府的远景，看来一时无法实现了。 是政治幻想小说吗？叶夫盖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在关键的一九二〇年—二一年间担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他于一九二二年底在莫斯科出了一本书，题为《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这本书以在一九七〇年回顾过去的形式，科学而通俗地解释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与所需条件，并试图把新经济政策纳入世界革命的远景，它的最后一章讲的就是德国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持续，首先出现了一个阶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工人阶级自发开展了要求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提出了将铁路、矿山和其他重要经济部门国有化的口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虚构了一位工人教授米纳耶夫，他是书中的历史讲座的主讲人（本书开头引用过他的话），他叙述了德国革命的开端： 在奥地利和德国，尽管资产阶级在议会内仍占多数，但工人政府还是成立了，这个转变过程在德国是通过无产阶级与正在抬头的反动派的斗争而完成的。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双重政权，一个是工人组织的政权，另一个是国会的纯形式上的政权。在一个生活成本高涨、危机频发的时期，工人阶级在示威游行和总罢工中频频同警察与反动派爆发冲突，显示出他们已经极度骚动不安，整个德国资本主义体系看来都已被彻底动摇，国会内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便投票支持成立一个工人政府，在工人政府成立后还对它投了信任票。这个政府中的头面人物当然是谢德曼派，但没过多久，它在事实上就已不再向国会负责，而是向社民党与工会中心负责[46]。
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府并不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官僚领导层，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用来抵挡尚未到来的真正的工人政权的最后一道壕沟”[47]。资产阶级希望能用它顶一阵子，同时另作打算，准备依靠坚定的法西斯突击队发动反攻。此外，它还指望工人阶级很快就会对工人政府感到幻灭： 掌权的工人政党根本无法给工人阶级的处境带来丝毫改善，他们准备拿自己和工人政府的整个信念来搞妥协，然后一个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府重掌政权的时机就会来到……[48]
然而事与愿违，尽管群众对改良主义派的幻想破灭了，却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最不想看到的后果： 掌权的改良主义者确实很快就在工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搞起了妥协……没过多久，就连曾追随谢德曼派的群众，都开始骂起自己的领袖了，骂他们什么也没干、什么也不想干，不想打击资产阶级，不肯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群众迅速脱离了改良主义阵营，加入了共产党人的阵营[49]。
掌权的工人政府拒绝同资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也公然同它对抗。经济危机日益恶化，阶级斗争有增无减，群众日益左倾，要求他们的领导人采取积极的行动。工人政府上台后，暴露出了它的软弱无力，由此导致的主要后果，是社民党群众当中发生了危机。我们的主讲人分析道： 在改良主义派及其基层群众当中，出现了三种倾向。第一种要破坏反资本主义斗争、阻止工人采取决定性行动；第二种要对富有阶级直接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同生产与分配的无序状态作斗争。但这批人却希望能“劝说”富人不战而退。最后是第三种倾向，他们对改良主义彻底失望，并迅速同共产党人结合。前两类人基本上都是改良主义工会和改良主义政党的官僚，以及改良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而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的大多数基层群众都属于第三类。工会与工人代表会的选举结果，一再表明工人群众正在左倾[50]。
其实，就在工人政府上台后，工人代表会就已经在全国各地四处开花了，但它们仍然被“多数派”改良主义者牢牢控制着。斗争的焦点现在转到了把改良主义派赶出工人运动。每当共产党人在一个苏维埃里赢得了多数，他们就会果断行动，解散市政当局，调整当地房租与物价，并实行劳务制。各地方苏维埃、然后很快就是各地区苏维埃先后实行了这一整套措施，逼得资产阶级不得不进行力量对决，并发动内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先是各大城市的工人发动武装起义，然后扩展到了德国农村，一个庄园又一个庄园、一个宅院又一个宅院被攻克。但德国内战也引发了法国与波兰的干涉，并引爆了欧洲大战。这是一场内战，因为欧洲各国的工人都站了出来，阻止本国统治者对德国工人的绞杀[51]。 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是何等地期望自己的前景能够在六七年里，在“二十年代末”实现[52]，并按照他们的期望设想了发展过程，为此他们已经制定了工人政府等口号。可是，对于欧洲革命的发展速度有多快，他们却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些人显得过分悲观，甚至染上了“机会主义”——当时的左派随随便便就批评俄国党是“机会主义”。 关于发展速度的问题欧洲革命的发展速度有多快，这是左派与共产国际中的布尔什维克顾问争论的焦点。一九二二年底，托洛茨基在同奥地利人弗里德兰德（Paul Friedländer）论战时，在《布尔什维克》（Bolshevik）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大胆的预测。他写道，只看国内因素的话，一个乐观的观察者看见了德国经济的混乱与德共取得的进展，就会觉得斗争的关键时刻很快就要到来，或许不到一年就会来了。不过，他预计会有一些延迟：“但是，来自西方的军事占领的威胁，会阻止德国革命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法国共产党显示出自己能够而且愿意阻止这种危险[53]。” 这并不是说，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政府垮台以前，德国革命就不可能爆发，而是对弗里德兰德提出的革命在德国已迫在眉睫的观点的反驳：“所以说，认为在法国由于内外交困而陷入议会政府危机之前，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一样能胜利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54]。”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共产党人应该提防“革命激进主义”和“极左主义”，在托洛茨基看来，它们不过是“悲观主义与缺乏信心”的掩饰： 对我们而言，资产阶级不是掉进深渊的一块石头，而是一股活生生的历史力量，它会斗争，会使计策，时而从右翼出击，时而从左翼出击。只有当我们在政治上掌握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方法与手段，从而每次都能对它做出毫无犹豫或迟疑的反应时，我们才能更加接近那个时刻，到了那个时刻，我们就能用自信的一击，确确实实地把资产阶级打入深渊[55]。
从这次讨论可以看出，这几年的经历让托洛茨基和俄国党的领袖变得焦急了，但其中也表达出了一定的乐观情绪，似乎无产阶级自己已经有办法去避免过早的交战。在同一期《布尔什维克》上，拉狄克也发表了文章，对急躁情绪的征兆提出了警告——由于物质形势越发艰难，在艰苦环境的打击下，德国无产阶级与德共中间出现了急躁情绪。他写道，共产党人不能因为这些情况就丧失了对阶段的认识，在这个阶段，他们必须用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不能跳过这个阶段：“共产党不能忘记，他们现在还不能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它的当前任务是去把大多数德国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并着眼于未来的进攻，去夺取新的阵地……它必须反对‘盲动主义’和消极被动[56]。” 几天后，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鲁尔，打乱了两党的计划。 [1] 《红旗报》，1922年10月20日。 [2] 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38页。 [3] 《国际新闻通讯》（德语版），1922年10月7日，第1297页、第1307页。 [4] 同上，第1305页。 [5] 同上，第1306—1307页。 [6] 同上，第1307页。 [7] 同上。 [8] 同上。 [9] 转引自阿•莱斯贝格，《Zur Genesis der Lösung Arbeiterregierung》，《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5年，第1031页。 [10] 莱斯贝格（同上，第1034页）提到，麦尔担心德共会再次变成“忠诚反对派”。 [11] 由于未能就赔款问题同协约国达成协议，第二次维特内阁于1922年11月15日宣布辞职。当时这届内阁由4名中央党人、4名社民党人、1名民主党人、1名巴伐利亚农民联盟成员和1名无党派人士组成。——中译者注 [12] 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Erfassung der Sachwerte）意味着要把全国的土地、建筑物、厂房等不会受通货膨胀影响而贬值的产业移交给国家，让政府获得平衡财政、支付国际债务的手段。——英译者注 [13] 《红旗报》，1921年10月25日。 [14] 出自恩斯特•麦尔在11月16日—17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做的报告，转引自莱斯贝格，《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第109页。 [15] 《红旗报》，1921年10月26日。 [16] 《红旗报》，1921年11月12日。 [17] 同上。 [18] 同上。 [19] 《红旗报》，1921年11月16日。 [20] 转引自莱斯贝格，《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第115页。 [21] 同上，第116页。 [22] 同上。 [23] 同上，第117页。 [24] 同上，第118页。 [25] 《红旗报》，1921年11月22日。 [26] 转引自莱斯贝格，《Zur Genesis der Lösung Arbeiterregierung》，第1038页。 [27] 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65页。 [28] 转引自《国际》，第21期，1922年，第472页。 [29] 《红旗报》，1920年12月9日、10日。 [30] 莱斯贝格，《Zur Genesis der Lösung Arbeiterregierung》，第1031页。 [31] 同上，第1032页。 [32] 转引自上书，第1032页。 [33] 同上，第1033页。 [34] 转引自上书。 [35] 转引自上书。 [36]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4期，1922年12月6日，第716页。 [37] 莱蒙德•瓦格纳（Raimund Wagner），《德共八大后的在萨克森争取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的斗争》（Der Kampf um die proletarische Einheitsfront und Arbeiterregierung in Sachsen unmittelbar nach dem VIII. Parteitag der K.P.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3年，第650页。 [38] 埃里希•里哈尔德•莫里茨•蔡格纳（Erich Richard Moritz Zeigner，1886年2月17日——1949年4月5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学习法律，1913年取得博士学位，1918年担任检察官，1919年参加社民党，担任莱比锡地方法院法官。1921年8月出任萨克森邦司法部长，主张同德共结盟。1923年4月担任萨克森邦总理，同年10月接受两名共产党人入阁。因谴责国防军占领萨克森邦的行动，被艾伯特利用魏玛宪法第48条强行解职并下狱，1925年获赦出狱后继续担任法官。纳粹上台后失业，曾在书店工作，1944年被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战后担任莱比锡的社民党组织领导，1946年4月参加统一社会党，同年10月当选为莱比锡市长，1949年在莱比锡逝世。——中译者注 [39] 格奥尔格•格劳佩（Georg Graupe，1875年10月24日——1959年5月26日），1900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担任茨维考纺织工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为茨维考市议员，1923年4月至10月任萨克森邦劳工部长，1919年至1930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员。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40]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4期，1922年12月6日，第716页。 [41] 《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Die Lehren der deutschen Ereignisse. Das Präsidium des Exekutivkomite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zur deutschen Frage 1924），汉堡，1924年，第50页。 [42] 同上，第64—65页。 [43] 季诺维也夫（同上，第64页）所说的二十位领导人，是指当天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有威信的代表’（die autoritative Vertretung）。 [44]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4期，1922年12月6日，第716页。 [45] 约翰•威廉•布克（Johann Wilhelm Buck，1869年11月12日——1945年12月2日），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08年至1917年当选为德累斯顿市议员，1913年至1924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员，1920年5月至1923年3月任萨克森邦总理，1926年5月退出社民党，组建“老社会民主党”（Alt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并任该党主席。——中译者注 [46] 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伦敦，1973年，第107页。 可在下列网址阅读全文（——中译者注）：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preobrazhensky/1921/fromnep/lecture12.html [47] 同上，第108页。 [48] 同上。 [49] 同上。 [50] 同上，第110页。 [51] 同上。 [52] 同上，第107页。 [53] 《明天》（Demain），托洛茨基与弗里德兰德的通信，《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6期，1922年12月13日，第735页；列•达•托洛茨基，《政治前景》（Political Perspectives），《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2卷，伦敦，1974年，第300—301页。 [54] 同上，第301页。 [55] 同上，第303页。 [56]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4期，1922年12月6日，第7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