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一章 争取建立反对贫穷和反动的统一战线
在三个国际进行的讨论中，社民党是最顽固地拒绝接受联合行动的，而德共则是最坚决地寻求达成协议的。中欧各国社民党领袖决定继续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抵挡“颠覆”与“冒险”所必需的防波堤。共产党领袖们思索再三，认为只有深入贯彻一九二一年一月《公开信》的政策，有步骤有系统地发动争取联合行动的运动，才能够打破自身的孤立，然后才能够促进左翼力量在社民党内重生，这是建设工人统一战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共产党活动家坚定地走向了改良主义工会，在里面开展工作，随着经济性罢工的复苏，他们的努力受到了成效。总的说来，一九二二年的总趋势是工厂代表会运动的复兴，共产党人在其中发挥了真正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 统一战线的机关的发展工厂代表会最早出现在十一月革命及其余波之中。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中，它们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鲁尔和德国中部，那里的工厂代表会领导了一九一九年三月的大罢工。 一九一九年初，工人代表会的“苏维埃”运动惨遭镇压，然后举行了立宪会议的选举，工人代表会运动开始退潮，而工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要求，这使得工人代表会变成了工人运动中左右翼互斗的竞技场。魏玛宪法第六十五条[1]和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通过的法案[2]企图通过“共同决定权”（Mitbestimmungsrecht），把工人阶级的组织变成雇主组织的附庸，然后再把广大的工人阶级吸纳进资本主义体制里面。工人组织有权过问企业在劳动环境、雇佣和解雇方面的管理和总体方针[3]，此外，它们还构成了国家经济会议中的“工人部门”的选举基础。在获得合法地位后的头几年里，工厂代表会虽然能通过选举得到承认，但它们仅仅是官方的工会体制的复制品。 尽管如此，工厂代表会毕竟还是由企业的全体劳动者选举产生的，它们的组织形式是以“产业”为基础的——而工会的组织则以“行业”为基础——这意味着革命派可以充分利用工厂代表会。多伊米希据此提出了“代表会制度”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每个企业都要成立工厂代表会，工厂代表会应该成为企业的第二经济权力，同老板的权力相抗衡，工厂代表会层层叠加起来，最终就能产生出国家政权[4]。只有企业里的工资劳动者，才能入选本企业的工厂代表会，左派独立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认为，在纯政治层面上，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它自动排除了工会的全职干部，而且它还能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形：只有对基层群众的压力十分敏感的代表，才能当选为工厂代表会的委员。 德国共产党人遵照共产国际的战略，并根据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工厂代表会的决议，将争取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斗争，乃至有关工厂委员会的一切斗争作为自己的工厂工作的核心任务[5]。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就在即将与独立社民党合并的时候，德共召开了一次党代会，在这次会上，布兰德勒就这个问题做了报告，代表们听取并讨论了报告。布兰德勒在报告中说，工厂代表会必须是工人监督生产、仓储、记账和记录的工具，这有助于工人理解为什么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与此同时，还能帮助工人做好准备，迎接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任务。因此，工厂代表会必须摆脱工会官僚的桎梏，并成为工人统一战线的真正机关。只有通过工人斗争去争取真正的监督生产、只有斗争去粉碎老板企图利用失业工人对付在业工人的阴谋，才能实现这一转变。各个工厂代表会结成联盟，并集中起来，工人就能在代表会的框架内，团结成为一个阶级。这样他们就能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向老板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提议，并通过这样的方式，走向夺取政权的斗争[6]。 共产党人在两条战线上开展了斗争。他们一边要同工会官僚斗争，这些官僚把自己的干部塞进了工厂代表会的候选人名单中，企图通过选举控制工厂代表会；另一边他们又要同“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活动家斗争，这些人想把工厂委员会变成工会的竞争者。从一九一九年起，共产党人就特别注意按照革命的前景来组织工厂委员会，并通过工厂委员会深化发展工人的经济斗争，使经济斗争政治化。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处组织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为此遭到了工厂委员会的“正统”组织的极大阻力，这些“正统”的工厂委员会其实都是工会的支部和“经济会议”的基层选举机关，“经济会议”设在柏林，主席是曾担任过“人民全权代表”的埃米尔·巴特。 共产党人提出了这样的方法，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才能打破单一工厂内老板主宰一切的权力体制，并激励工厂代表会的委员及其选民去思考全国范围内的工人监督与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九二二年秋天，共产党人在几千个工厂代表会内赢得了充分的影响力，这足以使他们在当年十一月召开工厂代表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在政治上主导了这次大会[7]。 共产党人提出了统一战线政策，还努力把工人阶级围绕着工人阶级自己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组织起来，这激励了他们去成立各种各样的监督委员会（Kontrolausschuss），并深入开展监督委员会的活动，这些监督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管物价，并与投机倒把作斗争。这些机关往往是根据工厂代表会的倡议成立的，而且通常都是由专门的工人集会选举产生的。它们的目的是把工人——主要是女工和家庭主妇——发动起来，使其成为消费者。它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请愿和示威游行，有时还搞游街示众。它们与工厂代表会（代表着作为生产者的工人）保持密切联系，频繁交流信息，并相互支援。它们还试图组织反对过高的生活成本的斗争。通过这些监督委员会，德共掌握了趁手的工具，这些工具也许影响力不如工会，但在一九二二年年底，当经济和社会形势不断恶化，激起工人不断反抗时，它们却使德共获得了参与日常斗争的能力。 德共也在失业工人委员会当中开展了工作。工会组织给失业工人提供了保险和救济，但随着危机的加深、物价的飞涨，这些援助的意义日益减少。毕竟工会无法向失业工人指明斗争的出路。共产党人利用自己在工厂代表会中的地位，不断宣传资本主义是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的道理。失业工人通常会参加与工厂代表会平行的失业工人组织，或参加当地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同工厂代表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也许是因为失业工人总体上要比在业工人更倾向于思索政治，并对经济形势（他们认为这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后果）更有切身体会的缘故，共产党在他们身上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效，党在他们当中的影响不断增长。党在失业工人当中培养了干部，一九二二年年底，他们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著名的社民党活动家埃德加·安德烈[8]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是一位优秀的领袖，组织了汉堡的失业工人委员会[9]。 工潮中的统一战线由于协约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政府必须平衡国家预算，使其具备清偿债务和支付赔款的能力，德国政府不得不实行严酷的财政措施，推行无情的经济政策。最先遭到波及的是铁路工人，他们有两万人被解雇，剩下的人被迫延长劳动时间[10]。一个独立的铁路雇员联合会（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11]）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它下令罢工，抗议政府的计划。政府对此反应强烈。共和国总统发布了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铁路工人属于国家公务员，没有罢工的权利，谁胆敢违反该法令，一律严惩不贷[12]。这次斗争原本只是铁路工人的自卫行动，但从该法令颁布的那一刻起，它就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意义。此时的问题，是国家公务员是否有权罢工的问题，更深入地讲，是总的罢工权的问题。德共立刻向所有工人政党和所有工会发出建议，组织联合行动，保卫罢工的权利，在提案当中，德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13]。 然而，二月四日，“正统”的工会联合会——全德工联、白领职员工会的中央组织——自职联，以及隶属于这两个工会的各铁路工会却一齐谴责这个独立工会的倡议，并要求罢工工人复工[14]。其实从二月二日起，大多数铁路工人，包括蓝领白领在内，都已经举行了罢工，在基层工人的压力下，地方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服从了工人的要求，领导了罢工运动。响应社民党工会发出的号召的人寥寥无几。罢工继续进行，而支持它的只有德共[15]；德共号召举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会议和群众集会支持罢工，并发动党员为罢工工人募集资金。首倡罢工的这个工会按照德共的建议，致信社民党、独立社民党和两个“正统”的工会联合会，以最严厉的方式，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政府在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下，驳回了铁路工人的合法要求，在法律框架内，罢工工人已经没有获胜的可能。如果有必要的话，各工会和各工人政党是否准备成立一个以满足工人群众的基本需求为己任的“工人政府”？由于得到了否定的回答，该工会只好在二月七日宣布复工，而他们得到的，仅仅是老板们对解雇许下的空口承诺。 共产党报刊发表了长篇文章，从各个方面分析了铁路工人罢工，该文认为，这次罢工不但暴露出了改良主义政党和改良主义工会拒绝去认真维护工人的基本利益，而且还证明了这一点：在斗争中，如果画地为牢，局限于经济斗争，并且不能把斗争扩大到整个阶级的话，这样的斗争注定要失败[16]。 政府和老板继续在其他领域发动进攻，工人对此迅速做出了强烈反应。最早的斗争发生在五金业，老板们企图把每周工作时间从四十六小时延长到四十八小时。三月十七日，慕尼黑五金工人停工。纽伦堡、斯图加特、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五金工人群起响应。三月二十二日，大约十五万名五金工人参加了罢工[17]。五金工会（它是五金工人的工会，是全德工联的下属工会）这次支持了罢工工人，但它既没有为罢工工人的要求承担责任，也没有把罢工发展到全国。老板们决定全力反击——他们用技术应变组织的工贼来顶替罢工工人工作，并威胁说要解雇罢工工人。德共强调指出，五金工人的防御性罢工事关全体工人阶级，并号召其他行业的工人阶级都去参加罢工[18]。德共组织了与罢工工人团结的示威游行，还进行了募捐，它募集来的资金使罢工得以持续下去，而工会官僚却抛弃了罢工工人，任他们听天由命[19]。 工会的基层会员坚决要求罢工，工会领袖不得不夹起尾巴，尽量避免做出任何看起来像是破坏罢工的行为。罢工工人可以就仲裁中出现的每一个解决方案投票表决，一连几周，他们都以绝对优势驳回了所有解决方案。在斯图加特区，解决方案在秘密投票中以一千八百九十二票赞成、四万〇六百五十四票反对被驳回[20]。斗争的艰巨，使其他行业的罢工工人态度更加坚定。四月中旬，图林根与哈勒—梅泽堡的农业工人罢工了一周[21]。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闭幕后举行的示威游行，显示了工人的战斗性。四月二十日，十五万工人响应德共与独立社民党的号召，在卢斯特公园参加了示威游行[22]。社民党的许多地方组织无视中央的禁令，参加了示威游行。此时爆发的柏林市政工人罢工，使形势紧张到了极点。五月二日，警察向市政厅前的示威群众开火，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五人受伤。德共呼吁其他工人组织进行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以示抗议，但遭到了拒绝[23]。 在坚持了差不多两个月之后，五金工人的罢工以老板对工人做出了一些让步而告终，考虑到这次罢工运动遭到了孤立，这是他们唯一能赢得的成果。每周工作时间还是要延长两小时，但这两小时按加班算，要多给加班费[24]。在从一九二二年年初开始的一系列罢工中，德共都积极参加了，但在老板和官府的进攻面前，它还是没能组织起全德工人阶级的总抵抗。但它还是加强了自己的影响力。德共在几个重要的工人组织当中赢得了多数工人的支持，在柏林铁路工人当中，盖施克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在柏林的建筑工人当中，凯泽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在杜塞尔多夫、在斯图加特的五金工人当中，德共都赢得了多数人支持[25]。德共以二十九票对十八票赢得了爱尔福特工会委员会的领导权[26]。这些胜利都是经过一番苦战才赢得的。在五月初召开的建筑工人大会上，工会领袖剥夺了柏林和莱比锡代表的出席资格，因为这些代表是德共党员。共产党人拒绝屈服，认为这违反工会的民主原则。赫克特率领来自莱比锡的两千多名建筑工人，冲进了会场，举行抗议，并试图让大会撤回这个决定。工会领袖只好改在阿尔滕堡（Altenburg）开会，那里的共产党势单力孤，组织不起街头示威[27]，这样工会领袖才能“秩序井然”地开会。但是，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全德工联在莱比锡召开第十一次全国大会时，共产党的提案却在代表中间赢得了广泛的同情，而这些代表基本上是支持社民党多数派的。大会以三百四十五票赞成、三百二十七票反对通过了谴责“阶级合作”政策的决议[28]。大会还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把全德工联改造成产业工会的决议，这将导致改良主义官僚的的根基——行业工会的瓦解[29]。 拉特瑙遇刺后的运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执政官组织”暗杀，这是一个主要由前军官组成的极右恐怖组织。拉特瑙曾任通用电气公司托拉斯总裁，在国会中，他是加工业（processing industry）资本的代言人——当时加工业资本往往反对重工业资本，在拉巴洛与苏俄签署条约的也是他。共产党认为他是一个阴险狡诈的阶级敌人。极右民族主义分子对他下手，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也是为了恐吓其他赞成国内和平、接受凡尔赛和约的资产阶级势力。拉特瑙遇刺前，已经有几百人遭到了暗杀，就在前几天，谢德曼于六月四日遇刺，台尔曼于六月十八日遇刺[30]。在这次案件中，就像许多同类案件一样，军队和警察都是凶手的同谋；在案发前后，凶手都获得了包庇；民族主义者狂欢胜利；这一切不仅激起了工人阶级的愤慨，而且也激起了所有赞成民主的人的愤慨。约瑟夫·维特总理在国会中说道：“敌人在右边[31]。”人们普遍担心这次暗杀会成为下一次暴动的序曲。国防军、警察与司法制度成了众矢之的，它们都是从帝制时期继承下来的。人们重新提出了曾在卡普暴动之后被提出来的各项要求，由于卡普暴动之后的新一届政府似乎完全无动于衷，人们的情绪也就更加激愤了。凶手的同伙之一恩斯特·冯·萨洛蒙[32]曾记载道：“一股压抑的气氛笼罩着人群，人们心中惶然，个个惴惴不安，只要一句话、一个手势，就能引爆人们心中的激情[33]。” 德共抓住了形势给予的这个机会，这次它试图通过提出政治口号来实践自己的统一战线政策。拉特瑙遇刺的消息传出后，仅过了两小时，德共中央局就致信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建议三党召开会议，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并提出了十一条口号：
德共还进一步向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建议，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举行全国总罢工，直到这些要求得到完全满足为止[35]。 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社民党领袖担心，万一德共与独立社民党联手，自己就会被抛开，于是便立即同意开会，当天午夜，会议召开了[36]。出席会议的几个组织是德共、独立社民党、社民党、自职联和柏林工会总委员会[37]。他们号召于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五日，举行街头示威游行，这是一系列联合行动的第一步，后续的行动将在以后的会议上商定。就在同一天，在以瓦尔赫尔为首的共产党发言人的激烈要求下，正在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联代表大会也决定参加“保卫共和国”的统一战线，并提出了在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举行十二小时总罢工、示威游行和集会的口号[38]。六月二十五日，这三个工人政党首次共商要事，与会的还有全德工联的代表，会后在卢斯特公园组织了盛大的示威游行[39]。虽然社民党、独立社民党和工会的领袖马上就拒绝了德共的一些建议（包括号召举行无限期总罢工、成立监督委员会和成立工人政府的前景），但德共还是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向着建立工人统一战线迈出的重要一步[40]。 在全德工联代表大会的压力下，工会领导人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改良主义者莱帕特[41]甚至说，他的组织已经做好了使用激烈的议会外手段的准备，并赞成共产党的行动思想[42]。与此同时，改良主义者坚持要求各个组织都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43]。为了规避这条限制，共产党人提出，他们把各方一致同意的各项要求，当做是必须用一切手段去争取的最低要求[44]，其他组织接受了这个辩解。 当天晚上，五个组织的代表求见维特总理。维特拒绝修改法令，因为法令已经在国会宣读过了，但他同意根据工人的要求来扩展这条法令[45]。六月二十六日，在国会开会前，五个组织的代表再次开会，提出了下列要求：成立由七人组成的特别法庭，其中只能有一人是职业法官；取缔与解散一切保皇派和反共和制组织；禁止保皇派报刊、禁止使用保皇派的旗帜和标志；任何以行动、言语和文字对共和国旗帜和标志的攻击都要受到严惩；军人和警察在不执勤时不得携带武器；退役军官不能穿着制服；要对警察和法官进行严厉的整肃[46]。至于共产党提出的有关大赦的要求，他们同意日后再议[47]。 在这次会议上，社民党与德共的代表发生了首次冲突。社民党坚持要求共产党给出书面保证，绝不“通过行动、言语或文字”攻击民主共和国；并不得批评其他组织，还要收回所有侮辱社民党的传单。共产党代表拒绝了这些要求，社民党代表便提出要退席，但在工会代表的坚持下，社民党代表最后还是留下来了[48]。就在原定于二十七日举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发生前的几小时，德共、社民党、独立社民党、全德工联、自职联签署了“柏林协定”。该协定重申了曾向维特总理提出过的那些要求。全德工联和自职联批准了协定，只有共产党还有一些保留意见[49]。这些保留意见是：
在所有工人组织的一致号召下，各大城市共有几百万工人参加了六月二十七日的示威游行[51]。在冯·萨洛蒙眼中，他们是这样的：“这些乌合之众汇聚在飘扬的旗帜下，形成了一度紧密的人墙，在街道上行进着。他们的脚步声如雷霆一般震撼了各个城市，他们的怒吼令空气为之颤抖。[52]” 德共与社民党展开了竞争，德共想迫使其他组织投入行动，利用群众的情绪与冲劲去建立它所谓的统一战线机关；而社民党则打算一方面劝说人民党议员投票赞成《保卫共和国法》，以此巩固自己国会内的联盟，而另一方面则把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扣在共产党头上。在共产党的倡议下，萨克森、图林根、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与德国中部等地有许多地方不顾社民党全国委员会与工会的正式决定，成立了监督委员会或行动委员会[53]。 在茨维考（Zwickau），各工会与各工人政党的代表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依靠着一支两百五十人的“工人保安队”，这个行动委员会行使了真正的政权[54]。在图林根，五个工人组织的当地领导人一起成立了中央监督委员会[55]。然而，在号召于七月四日举行大型示威游行的呼吁书中，社民党却企图加入一条警告，提醒人们当心那些“不负责任的”演说者与“奸细”的讲话。德共代表拒绝在这篇呼吁书上签字，于是这个呼吁书就在只有其他四个组织签字的情况下发表了[56]。德共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发表了一篇支持联合示威游行的特别声明，但工会的报纸却拒绝发表这篇声明[57]。与此同时，德共努力重开谈判，至少是通过参加行动来克服分歧。为此，德共提出了新的建议：为贯彻执行柏林协定而举行总罢工；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国会选举，各工人政党应参加选举，并把在国会内为工人政党赢得多数席位、组建工人政府作为目标[58]。许多工会的支部和工厂代表会都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社民党正在国会内同人民党就《保卫共和国法》进行谈判，人民党拒绝对一九二一年三月后被判刑的共产党人实行大赦，社民党便拒绝了共产党的建议[59]。 德共随即公开谴责社民党破坏柏林协定，并开始发表各工人组织之间的谈判记录[60]。七月四日，全德工联要求德共遵守德共自己曾参与起草的各项要求[61]。德共中央局反驳说，它与其他各方的分歧主要源自这个事实：社民党正在向国会内的右翼盟友作出让步，并强调指出：如果五个工人组织号召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工人政党就有可能在国会内赢得多数，就有可能成立工人政府，这么一来，就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巩固统一战线[62]。就在同一天，另外四个工人组织自己开了会，没有邀请德共出席，并通知德共说，从今往后，“德共已经将自己置身于联合行动之外”[63]。 德共对此发表了题为《不惜一切成立统一战线！》的声明，号召组建联合监督委员会，并建立组织，为贯彻实行柏林协定而斗争[64]。在埃森、杜塞尔多夫和莱尼肯多夫（Reinickendorf），都在事实上成立了新委员会[65]，但总的形势对改良主义领袖有利，他们不再担心会被形势抛在身后，便一门心思钻进了议会里，企图通过议会来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 在国会内的讨论过程中，经过一个又一个让步、一个又一个修正案，《保卫共和国法》最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警察和法庭。德共谴责了这个法案的阶级性质，并指出这个法案其实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66]。在七月十八日的表决中，共产党议员与极右派议员都对这项法案投了反对票，而社民党、独立社民党的议员则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一起投了赞成票。独立社民党与社民党多数派达成了“在议会内联合行动”的协议，为日后的合并铺平了道路。独立社民党以“保卫共和国”为借口，放弃了它此前做出的拒绝参加任何联合政府的正式承诺，此举加快了它与社民党多数派重新合并的进程。德共遭到了两个社会民主党的孤立，它们竭尽全力利用了工人群众对团结的渴望，并转移了工人群众的注意力，把破坏团结的帽子扣在了德共头上。 这次运动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它在德共和第三国际内部激起了强烈反应。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对德共中央局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最后下令把自己的个人意见和建议转告德国党，并向德国党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德国党就这些问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答复，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这些问题并不了解，因此拒绝发出“正式指示”。这封信写于七月十八日[67]，其中写道： 我们大家都觉得，在《红旗》中所表明的最初的策略，似乎太没有力量。在你们那样的处境，不应该高叫共和国！共和国！你们应该从第一分钟起就向群众明确指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广大的工人群众，对共和国并不像对他们的经济利益那样关心。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候，应该向他们指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不但不是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保障，而且恰恰相反，在当前形势下，是压迫工人群众的最好形式。我们不应该跟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吹一个喇叭，统一战线绝不应该排除我们宣传鼓动的独立性，绝对不能，永远不许。对它来说，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
我们准备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谈判，但是，不是作为一个穷亲戚去谈判，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它一向保持自己的面貌，在群众面前原原本本地表示党的主张[68]。
季诺维也夫建议，既然其他工人组织都拒绝行动，那么德国党就应该主动行动，号召工人进行至少二十四小时的罢工[69]。 马斯洛夫、费舍等德国党左派领袖大体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意见。他们批评德共领袖想在各党领袖之间达成协议，结果导致了党被群众孤立，又遭到了社民党的背叛。七月二十二日，德共中央局召开会议，会上宣读了季诺维也夫的那封信，结果造成了一场危机。克莱涅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身份，与德国党的领袖一起出席了会议，他强烈批评了党的政策，宣称德共中央局拒绝承认错误，会导致党内爆发极其严重的危机。他说道，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支持从左边批评中央局的马斯洛夫与费舍的。恩斯特·麦尔认为，克莱涅的做法其实就是“胁迫”，但德共中央局还是屈服了，只有瓦尔赫尔与赫克特（他们两人是德共在工会内的高级干部）还站在麦尔一边。在七月二十三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克莱涅再次批评了中央局，但麦尔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并赢得了胜利。在表决中，仅有包括马斯洛夫在内的五位左派反对麦尔的提案，但有十几个人（包括克莱涅在内）只赞成麦尔的提案中有关党的下一步任务的部分，而对其余部分投了弃权票[70]。 从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对德共中央局依然可以施加影响，但他也会遭到反抗。最重要的是它揭示出了，季诺维也夫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内的左派与德共左派的长期同盟，是怎样不断地引发严重危机的，而德共领袖为了避免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冲突，总是委曲求全，违心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认错，更加剧了这种情形[71]。拉特瑙遇刺后进行的运动收效甚微，使党内左派的吸引力大增，并加深了许多活动家的疑虑，他们怀疑中央局又一次陷入消极被动了。声名狼藉的“进攻理论”又在党内死灰复燃了。根据雷梅勒所述，中央局收到了大量的决议，要求号召总罢工或袭击警察局[72]。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十月十五日，柏林—勃兰登堡区党组织人马，袭击了正在布施马戏场开会的极右分子。警察进行了粗暴干预，打伤了五十名共产党人，打死一人。十月十六日，警察搜查了《红旗报》编辑部，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先后逮捕了五十人，其中包括布兰德勒、塔尔海默与菲弗尔。 报界宣称被捕的活动家将被指控犯有“破坏国内和平”的罪名，有可能会被判处十五年苦役[73]。不过，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批评了德国党中央局，但它这次并没有站在德国党的左派一边[74]。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批评了柏林组织，说它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并不光彩[75]。 这并不是真正的失败，在工厂和街头不断弥漫的幻灭情绪才是真正的失败，从这种幻灭情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那些已经做好行动准备的少数工人是如何的气愤难当。社民党再次暴露出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资产阶级政党决裂，而且为了阻止阶级大战的发生，它会坚决发挥自己的全部影响力。有了社民党的保证，再加上春季与夏季的经济罢工的失败，要求对工人采取“强硬手段”的人又嚣张起来了，他们可以对工人发动反击了。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胡戈·施蒂内斯再次提出要求：为了支付赔款、拯救德国经济，必须延长劳动时间：“仗打输了，你们就别想缩短两小时工作时间了。这是办不到的。你们必须工作、工作、再工作……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企业里面，最起码五年里不能罢工，谁敢罢工就得受重罚[76]。” 新政府成立了。曾任汉堡—美洲航运公司董事长的库诺担任了总理。一九二〇年三月，列金曾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库诺从内阁中辞职。而现在新内阁里一个社民党部长都没有了。新政府明显是右倾的，它接受了社民党的支持，同时又宣称，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算没有社民党的支持，它也支撑得下去。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胜利的，促使德国资本家重新把目光转向了各种极右组织，在这些组织当中，阿道夫·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正在慢慢崛起[77]。 为了打破自身的孤立处境，德共拼命地组织各种宣传活动、成立与巩固各种“统一战线机关”、监督委员会，特别是工厂代表会，并赢得了可观的成功。在使这些委员会重新活动的运动结尾时，德共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成功召开了工厂代表会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全国大多数工厂代表会并未派代表出席大会，但出席大会的工厂代表会当中，有一些代表了德国最有战斗性的企业。十一月二十二日，工厂代表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纲领，它基本上采纳了德共提出的“过渡”要求；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常务委员会，由柏林共产党人赫尔曼·格洛特任主席[78]。 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但它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在大会召开后，巴登苯胺公司立刻解雇了路德维希港工厂的三位代表。其中之一是在普法尔茨（Pfalz）具有很高威望的共产党领导人马克斯·弗伦蔡尔（Max Frenzel）[79]。工人对此反应强烈，在没有得到工会的正式领导下，就发动了一场异常强大的抗议罢工。工厂对此采取了闭厂（lock-out），然后按照新的工作条件重新雇佣了工人，引入了计件工资制和无偿加班。工会拒绝领导罢工，整个德国只有共产党和支持共产党的工厂委员会支援这次罢工。尽管如此，罢工还是坚持了一个半月，但罢工工人最后已经精疲力尽，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最后只好复工。马克斯·弗伦蔡尔等三人被解雇后，又有两千多名罢工工人相继被解雇[80]。 随着经济危机日益恶化，老板的攻势与日俱增。通货加速膨胀，物价一路攀升。就在十一月里，肉类、蛋类和人造黄油的价格就翻了一番，而奶油和面包的价格则翻了两番。一位不可多得的编年史作者记录下了这一整年里德国所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他以“R·阿尔贝”（R.Albert）为笔名[81]，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正在崩溃的社会》的文章，其中写道： 三千五百万工人群众正在不安地等待着冬天，这位穷人杀手的到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平均生活成本就已经增加了两倍还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已经涨了五倍。从十月一日起，房租已经涨了五倍，邮费涨了三四倍，铁路和有轨电车已经停运……现在他们又说面包的价格已经涨了四倍多。
他描写了一九二二年年底的德国奇观。在诺伊克伦和摩阿比特工人阶级街区，“年轻人面如土色，一看就能发现他们正受着饥饿与肺结核的折磨……一边是残疾人、乞丐和妓女……而另一边是富人在大吃大喝[82]。” 德国曾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可现在它正在倒退回野蛮时代，它有最先进的机器和最现代的科技，可贫困正在四处肆虐。而在共产党人看来，他们相信自己有办法改变这个正在崩溃的世界，它是一切受苦人的希望，这个办法就是成立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一个战斗的党。 [1] 但魏玛宪法第65条并无相关内容，该条全文如下： 第六十五条 联邦参政会及其各委员会之主席，由联邦政府之各部部长主任。联邦政府之各部部长有列席联邦参政会会议之权。如得联邦参政会之要求，有出席之义务，且在会议之中，得要求临时发言。 疑为“第165条”之误，该条全文如下： 第一百六十五条 劳动者及受雇者，得以同等权利会同企业家制定工金劳动条件及生产力上之全部经济发展之规章。双方所组织之团体及其协定，均受认可。 劳动者，受雇者，为保持其社会上及经济上之利益起见，得在企业工会及按照经济区域组织之区工会与联邦工会，有法律上之代表。 区工会联邦工会，为履行其全部之经济任务及为执行社会法律之协助起见，得与企业家代表及其余有关系之人民各界代表集会于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之组织，应使全国之重要职业团体，视其经济上、社会上之重要关系，派选代表出席。 关系重大之社会或经济法律草案，应由联邦政府于未提出议会前，提交联邦经济会议审核之。联邦经济会议亦有自行提议此项法律之权。联邦政府不同意时，联邦经济会议得说明其立场，提出于联邦国会。联邦经济会议得派会员一人，代表出席联邦国会。 劳动会议及经济会议，在该管辖范围内，有监督及管理之权。 关于劳动会议及联邦会议之组织及任务，及其对于他项自治团体之关系，专由联邦规定之。 ——中译者注 [2] 即《企业代表会法》（Betriebsrätegesetz），该法案实际实际颁布于1920年2月4日。关于该法案出台的前后经过，请参阅孟钟捷的《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中译者注 [3] 罗贝尔·格茨—日雷（Robert Goetz-Girey），《一战后的德国工会》（Les Syndicats allemands après la guerre），第107—119页。 [4] 恩·多伊米希，《代表会制度》（Das Rätesystem），柏林，1919年。这是他在1919年3月的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5] 《共产国际的前四次代表大会》（The First Four Congresse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56—57页。 [6] 《红旗报》，1920年11月4日。 [7] P·马斯洛夫斯基（P.Maslowski），《工厂代表会的复兴》（La Résurrection des conseils de fabrique），《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4期，1922年9月30日，第508页；汉斯·约阿希姆·克鲁什（Hans Joachim Krusch），《1922/1923年的革命企业代表会运动》（Zur Bewegung der revolutionären Betriebsräte in den Jahren 1922/1923），《科学期刊》，第2期，1963年，第260页。 [8] 埃德加·约瑟夫·安德烈（Edgar Josef André，1894年1月17日——1936年11月4日），出身于亚琛（Achen）一个手工艺人家庭，自幼丧父，少年时前往比利时投奔亲戚，1911年参加比利时工党，一战期间应征入伍，1918年被法军俘虏，返回德国后参加了德国社民党，1922年移居汉堡，组织了失业工人委员会，1923年1月1日参加德共，与台尔曼关系密切。在汉堡组建和领导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绰号“红色将军”，纳粹对他恨之入骨，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被捕入狱，并遭受了毒刑拷打。纳粹罗织罪名，以莫须有的谋杀罪将他判处死刑，1936年11月4日就义。 [9] 《共产国际》（法语版），第10—11期，1936年10月至11月，第1342页。 [10] 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106页。 [11] 该组织全称“德国铁路干部职工全国联合会”（Reichsgewerkschaft Deutscher Eisenbahnbeamter und Angestellter），出处同上。 [12] 同上。 [13] 《红旗报》，1922年2月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东柏林，1967年，第28—29页。 [14] 《前进报》，1922年2月4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0—31页。 [15] 请参阅刊登于1922年2月5日的《红旗报》的告全体工人书；《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1—33页。 [16]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10期，1922年2月7日，第73—76页，关于德国铁路工人罢工的特刊；2月11日的德共中央局通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3—36页。根据穆伊贝戈维奇的说法（《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21页），德共中央局1922年2月6日的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没有竭尽全力在工人阶级当中宣传总罢工的必要性。 [17] 《红旗报》，1922年3月18日、20日、21日、22日；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107页。 [18] 《红旗报》，1922年4月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43—45页。 [19] 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107—108页。 [20] 《红旗报》，1922年4月21日。 [21] 《红旗报》，1922年4月7日、15日。 [22] 《红旗报》，1922年4月21日。 [23] 《红旗报》，1922年5月3日。 [24]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4期，1922年1月7日。 [25] 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109页。 [26] 同上。 [27] 《共产党工会活动家》（Der Kommunistische Gewerkschafter），第20期，1922年5月20日，第191—192页。 [28] 《德国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des II Kongresses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柏林，1922年，第517—519页。 [29] 同上，第554—555页。这个决议是由迪斯曼提出的。尽管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45页）认为共产党人赢得了30%至40%的票数，但他们在大会上只有90名代表。 [30] 阿·莱斯贝格，《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Lenin und die Aktionseinheit in Deutschland），东柏林，1964年，第157页。 [31] 《国会议事录，第1辑，1920年》（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I Wahlperiode, 1920），第346卷，第8058页。 [32] 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1902年9月25日——1972年8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13年入读少年军校，1919年参加自由军团，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1920年参加过卡普暴动，后参加“执政官组织”，在拉特瑙谋杀案中曾为凶手提供汽车。——中译者注 [33] 恩·冯·萨洛蒙，《被流放者》（Les Réprouvés），第290页，转引自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6—227页。 [34] 格奥尔格·埃舍利希（Georg Escherich，1870年1月4日——1941年8月26日），原为巴伐利亚一林务官，1919年在巴伐利亚组织反共军事组织“民卫军”（Einwohnerwehr），1920年组织恐怖组织“埃舍利希组织”（Organisation Escherich），1921年埃舍利希组织被协约国解散缴械后逃离德国，1928年回国后继续参加右翼运动。——中译者注 [35] 阿·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Um die Einheitsfront nach dem Rathenaumor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5—6期，1963年，第997页。 [36] 同上，f.70。 [37] 全德工联的全体领袖正在莱比锡出席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来不及赶回。 [38] 《前进报》，1922年6月25日。 [39] 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998页。 [40] 同上，第999页。 [41] 特奥多尔·莱帕特（Theodor Leipart，1867年5月17日——1947年3月23日），出身于制衣工人家庭，1887年参加社民党的工会运动，1908年任斯图加特木工协会主席。1919年曾任符腾堡邦政府的劳动部长，1920年至1921年当选符腾堡邦议会议员。1921年当选为全德工联主席，1922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42] 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999页。 [43] 同上。 [44] 同上。 [45] 同上，第1000页。 [46] 《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Ist eine Einheitsfront mit den Kommunisten möglich?），全德工联刊物，柏林，1922年，第4页。 [47] 这是莱斯贝格的说法（《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0页），文中并没有给出出处。 [48] 同上，第1001页。 [49] 同上，f.25。 [50] 《红旗报》，1922年6月28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103—105页。 [51]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103—105页。 [52] 冯·萨洛蒙，《被流放者》，第291页，转引自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7页。 [53] 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5页，注释37。 [54] G·朗格（G.Lange），《茨维考工人在瓦尔特·拉特瑙遇刺后的反德国军国主义的抗议》（Die Protestationen der Zwickauer Arbeiter gegen den deutschen Militarismus aus Anlass des Mordes an Walter Rathenau），《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2年，第961页。 [55] 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5页，注释37。 [56] 《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第12页。 [57] 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4页。 [58] 《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第14页。 [59] 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3页。 [60] 《红旗报》，1922年7月6日。 [61] 《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第13页。 [62] 《红旗报》，1922年7月8日。 [63] 《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第20页。 [64] 《红旗报》，1922年7月9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111—114页。 [65] 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7页。 [66] 根据这项法案，《红旗报》从8月10日起被禁止出版达三周之久（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7页）。 [67] 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季诺维也夫引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8—259页），当时他说这封信是6月18日写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45页，注释52）认为这封信写于6月28日，但根据后来发表的文件，特别是恩斯特·麦尔写给妻子的信，以及麦尔与季诺维也夫的通信（收录于H·韦伯[H.Weber]，《德共与共产国际》[KPD und Komintern]，《当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第2期，1968年，第185—188页）来看，这也是不可能的，其中《德共与共产国际》在引用季诺维也夫这封信时，指出这封信写于7月18日，对此没人能提出有力的质疑。 [68]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8—259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69] 恩斯特·麦尔致妻子罗莎·列维涅·麦尔（Rosa Leviné Meyer）的信，日期为1922年7月24日，出自罗莎·列维涅·麦尔的私人档案，发表于H·韦伯的《德共与共产国际》，《当代史季刊》，第2期，1968年，第186页。 [70] 麦尔在信中（见注释[69]）记载了这两次会议的细节。这比发表在1922年7月27日的《红旗报》上的报道更为准确，《红旗报》的报道说这个提案在表决中是一致通过的。 [71] 据麦尔所述，在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皮克做了大意如此的“严正声明”。中央局委员当中，只有保尔·波特赫尔没有改变立场，只有他依然坚守前一天的立场。 [72] 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9页。 [73]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9期，1922年10月18日，第608页。 [74] 根据麦尔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的说法，季诺维也夫建议至少举行二十四小时的罢工，但这是他的个人意见。这一点可以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得到证明。通过共产国际四大期间麦尔与季诺维也夫的通信来看，这确实只是季诺维也夫的个人意见。拉狄克则说过，“如果党单独行动，我敢说，这个错误要比所有已经翻过的错误都大。”（《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1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马斯洛夫和乌尔班斯要到十一月，在共产国际四大召开前的讨论中，才从季诺维也夫口中得知他在7月18日写了这么一封信。 [75]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60—261页。 [76] 《红旗报》，1922年11月11日。《红旗报》上发表的这个讲话，已经在前一天刊登在《前进报》和《柏林日报》上了，发言稿是施蒂内斯私下传给它们的。《十字日报》在同一天发表文章，抗议《前进报》对这个发言的解读——《前进报》的解读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以为施蒂内斯的发言是反对稳定马克的。施蒂内斯的发言稿全文发表于11月11日的《德意志汇报》上。其实，施蒂内斯为了稳定马克而提出的“条件”，尤其是在未来10年至15年里采用10小时工作日的条件，早就广为人知了（格奥尔格·哈尔加滕[Georg Hallgarten]，《希特勒、国防军与工业》[Hitler, Reichswehr und Industrie]，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第14—15页与第70—71页，注释25）。 [77] 康拉德·海顿（Konrad Heiden），《阿道夫·希特勒传》（Adolf Hitler: Eine Biographie），苏黎世，1937年，第251页。 [78] 该纲领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194—198页。出席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856人，其中有657人是共产党员（《红旗报》，1922年11月27日）。 [79] 赫尔曼·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25页。 [80] 关于这次罢工的消息，可以参阅《红旗报》，它当时每天都坚持报道有关这次罢工的消息，此外还可参阅《国际新闻通讯》的德语版与法语版，法语版上有几篇R·阿尔贝（R.Albert）写的文章值得一读：《普法尔茨的产业斗争》（La Bataille industrielle du Palatinat），第97期，1922年12月19日，第738页；《普法尔茨的各种力量》（Les forces en présence dans le Palatinat），第98期，1922年12月20日，第746—747页；《失败》（Vaincus），第99期，1922年12月23日，第755页。 [81] 这些文章很可能出自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的手笔，他的众多笔名中有一个就叫阿尔贝。当时他正在柏林担任《国际新闻通讯》的编辑，他在法语版上发表的文章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与之相比，这些文章的德语译文要逊色得多。 [82]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2期，1922年9月23日，第5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