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章 拉巴洛转折
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结束后几天，当热那亚会议正在进行时，会议的前景已经可以从唇枪舌剑中窥见大半，此时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外交事件。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这是一战后各方势力的第一次重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影响了德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 德国资产阶级的主流派在这个时节来了这一手，是因为它正面临着协约国的威胁，只能通过同苏维埃俄国结盟，获得有限的支持。这个问题并不新鲜。自从一战结束后，德国文武高官内部的“西方派”和“东方派”早就争得不可开交了（两派争执的核心，就是德国应该向协约国还是苏维埃俄国靠拢）。当时德共正在开展加强与苏维埃俄国的联系的运动，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保卫俄国革命、同凡尔赛和约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拉巴洛条约这个外交上的权宜之计，在一定程度上，正好与德共的政策不谋而合。但与此同时，德共也在全盘反对社民党的“西方”政策，这个政策企图通过国际联盟来实现集体安全保障和维护和平。因此，“拉巴洛政策”又给工人政党之间的分裂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十分强烈的理由——并且也成了德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障碍。 由于拉狄克本人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当时，他既是苏俄的外交人员，又是莫斯科政府的官方发言人，同时又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身份，担任着德共的“导师”。他在柏林同马尔赞谈判、在日内瓦同德国外交部东欧司司长谈判、在拉巴洛与拉特瑙本人谈判，而又在莫斯科对德国共产党提出建议、进行指导，甚至还能影响德共最重要的政治决策。他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把这两种身份搞混的，这个问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的双重角色，影响了人们（包括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一系列事件的解释。 德俄问题在俄国革命后的头几年里，提到德国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时，人们总是把这个问题同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认为，世界革命马上就要到来了。列宁派越飞出使德国时，他认为越飞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帮助德国革命派发动革命，托洛茨基在刚出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时，他也同样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鼓动革命。 那些曾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武力反抗当地苏维埃政权的自由军团的“极端分子”基本上也是这么想的。革命俄国是头号外敌，而斯巴达克同盟则是头号内敌。协约国也是这么想的——对德国军国主义势力来说，这有直接的好处。当时，《泰晤士报》曾写道： 停战时，盟国企图利用（德国）占领军抵挡布尔什维克，来保护西欧，盟国没有下令（德国占领军）立刻撤军，因为当地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阻挡布尔什维克的进犯[1]。
然而，第一波德国革命的失败，以及凡尔赛和约的强行缔结，很快就使这个问题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可以让我们看出这一点，那就是拉狄克在狱中会见的访客的性质和数量。拉狄克的牢房成了“外交沙龙”。他的访客中，有莱布尼茨（Reibnitz）将军、辛策将军、马克斯·鲍尔（Max Bauer）上校这样的军人，有瓦尔特·拉特瑙和菲利克斯·多伊奇[2]这样的工业家，还有马克西米利安·哈登[3]与奥托·赫奇[4]这样的知识分子[5]。这些访客全都不同程度地迷上了拉狄克，但与其说是拉狄克的个人魅力使他们着迷，倒不如说是他代表的那个国家的实力，令这些人着迷。苏俄固然具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但它的实力也体现在宽广的国土、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原料等方面，作为投资领域，它也极具潜力，它甚至还能成为兵工厂或训练场，好让德国规避凡尔赛和约中的限制军备的条款。德国和苏俄都反对“强加的”凡尔赛和约，在这个意义上，两国的利益恰好可以互补，正是这一事实吸引了他们。 每个像拉狄克一样认为，世界革命将会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些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俄国虽然挺了过来，但它也被孤立了，这两者同样重要。在不妨碍世界革命的前提下，苏维埃政权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去充分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当资本主义世界躲过了战后的灭顶之灾、革命不得不推迟的时候，这种外交博弈就又恢复了原有的吸引力。拉狄克很快就相信了这一点，当他还在狱中时，就在写给德国共产党人的信中写道： 苏维埃俄国、以及其他工人阶级可能获胜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的问题在于：只要世界革命还在蹒跚不前，就可能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暂时妥协……资本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和平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6]。
一个月后，他获得了缓刑，离开了监狱，在缓刑期间，他写道： 德国战败了，尽管如此，它依然具有强大的技术装备和无穷的技术潜力……在德国，由于外交关系遭到破坏、经济陷于崩溃，有成千上万的工程人员正在失业挨饿。他们可以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为重建俄国的国民经济效力[7]。
拉狄克的这个观点，与一个人不谋而合，而这个人在这个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冯·塞克特将军。一九二〇年一月，塞克特写道：“我认为，我们的政策的长远目的，应该是在将来同大俄罗斯达成经济和政治上的协议，就此而言，我们起码应该做到不去刺激俄国反对我们[8]。” 此时，德国与苏维埃俄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一九二〇年春天，列宁明明白白地批评了企图在德俄之间建立互惠关系的政策： 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国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忍受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9]。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转折艾·哈·卡尔曾指出，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列宁在讨论德国时，第一次使用了不同于讨论世界革命时的词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确强调指出：苏维埃俄国的生存，主要取决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分歧： 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已使德意志民族的绝大多数人无法生活下去。……因而它的唯一的自救办法，自然只有同苏维埃俄国联合，所以它就把目光转向苏维埃俄国。……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仇恨布尔什维克，但是，国际形势的利害关系却促使它违心地同苏维埃俄国和好[10]。
德国外交部长西蒙斯博士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做出了答复：“既然共产主义成了这个样子，那么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德国政府也就没有理由不与苏维埃政府建立关系了[11]。” 一九二一年五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了贸易条约。在新经济政策与租让政策的框架之内，成立了几家公司，这些公司里有德国的工程人员和德国资本。一九二一年夏天，德国政府做了大量努力，帮助苏俄政府同饥荒斗争。双方最终开展了秘密谈判，讨论了在俄国领土上建立兵工厂、以便绕开凡尔赛和约的限制的问题[12]。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正当热那亚会议进行的时候，德国和俄国代表团偷偷“开溜”，完成了这一过程。他们溜出会场，在拉巴洛碰了面，并签署了条约，打破了协约国组织“联盟”、一起利用俄国做出的让步的美梦。根据拉巴洛条约，双方互相免除了债务，苏俄政府不再向德国政府追讨“赔款”，同时也不用因为将德国资产国有化而向德国政府交纳“补偿金”。双方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使德国成了苏俄对外贸易的“最惠国”（条件之优惠仅次于前沙皇俄国的附庸国）。最后，拉巴洛条约期盼两国政府能够通力合作，“以双边互惠的精神，满足两国的经济需求”[13]。 党与国际对拉巴洛条约的反应在前几年里，无论是在国会还是群众集会上，共产党发言人都鼓吹同苏维埃俄国建立互惠关系。尽管如此，拉巴洛条约的签订还是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居然会同苏俄政府签订这样的条约。社民党也马上跳出来强调同苏俄结盟带来的危险。克里斯平代表独立社民党，发言批评布尔什维克与“大工业资本与大金融资本的政府”签订的这个条约，并批判了苏俄政府的“亲资本主义”政策[14]。 《红旗报》的编辑们则显露出他们相当困窘。在最早的关于拉巴洛条约的评论中，他们强调指出这代表着协约国的失败[15]。第二天，在卢斯特公园举行的示威游行中，皮克宣称：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签署拉巴洛条约，“不是出于友善，而是迫于严酷的现实需求，也就是说，是协约国的打击逼得它签订条约的”[16]。接下来几周里，共产党对拉巴洛条约一言不发，只有保尔·弗勒利希（他是共产党发言人）在国会辩论中，对拉巴洛条约轻描淡写讲了几句，他还强调指出，俄国革命者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这样的条约，都是形势所迫，而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应该对造成这样的形势负责[17]。 俄国领导人则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托洛茨基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道，不能认为拉巴洛条约就是俄德结盟对抗其他欧洲国家的盟约： 德国与苏维埃共和国一样，由于它们与协约国各国有着同样的根本矛盾，所以被排斥于协约国的私有制体系之外。这就是说，不能把拉巴洛条约当成是为了应对其他国家的压力而组建的攻守同盟。拉巴洛条约只是恢复了国与国之间最基本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俄国现在准备按照拉巴洛条约的精神，同任何其他国家签订条约[18]。
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十九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声明，认为拉巴洛条约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提醒人们注意“德国的资产阶级—孟什维克政府不会长久”，而“工人阶级将继续存在下去”。人类的命运不会被这样的条约所决定： 从这个意义来说，决定未来几年人类命运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成果。德国无产阶级如能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就会使全欧洲的社会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剧变。当德国无产阶级清除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在本国的影响时，人类历史就会开启新的篇章[19]。
拉巴洛条约阻碍了革命吗？一些人，比如历史学家莱昂内尔·科辰[20]认为[21]，由于拉巴洛条约对共产党领导人造成的影响，所以它一定是阻碍了革命，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安格莱斯[22]强调指出，按照据说是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发言来看，“不仅预示了他在第二年提出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而且还把拉巴洛条约解释为苏俄与德国的盟约——双方都想“修改”凡尔赛和约，并反对协约国[23]。其实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发言并没有这个意思[24]，就算暂且不考虑这一点，他被人引用的那段话（大意为：只要“存在着能与协约国霸权相抗衡的德国”，那么俄国就能支撑下去[25]），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其实这些历史学家的论据都来自路特·费舍，她认为拉巴洛政策表明共产国际在德国的“退步”，因此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政策方针都发生了重大转折，在这些转变了的政策方针当中，匈牙利经济学家瓦尔加提出的理论处于核心地位，这套理论认为，由于凡尔赛和约强加的赔款体系，德国正在变成协约国的“工业殖民地”。她无视了经济与社会的实际情形——德国工人阶级正承受着双重重担，一重是德国的资产主义积累，另一重是赔款： 大体说来，所以编造出德国变成西方工业殖民地的理论，目的就在于为拉巴洛条约制造根据。在1922—1923年，瓦尔加、布哈林和拉狄克发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新身份，它已经不再是阶级敌人，而成了一个几乎同德国工人一样受苦的牺牲者[26]。
而实际情况是：自从共产国际三大之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下，德共竭尽全力推行着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政策在当时所采取的形式，是劳动群众反对贫困与反动的斗争。除了拉狄克本人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断言：统一战线政策是俄国政府出于“权力博弈”的当务之急而下令实施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断言：瓦尔加对德国的分析所产生的影响，导致了“列宁对德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作的分析就受到根本性修正”[27]。 [1] 《德国的波罗的海计划》（German Baltic Schemes），《泰晤士报》（The Times），1919年10月27日。 [2] 菲利克斯·多伊奇（Felix Deutsch，1858年5月16日——1928年5月19日），德国工业家，通用电气公司（AEG）创始人之一。——中译者注 [3] 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1861年10月20日——1927年10月30日），德国著名记者、报社编辑，自1892年起主办《未来》（Die Zukunft）杂志。——中译者注 [4] 奥托·赫奇（Otto Hoetzsch，1876年2月14日——1946年8月27日），德国学者、政治家。1918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1924、1928年连续当选国会议员，1922年曾协助签订拉巴洛条约。——中译者注 [5]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8—162页。 [6] 拉狄克，《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术：致德共十月代表大会的一封信》，第9—12页。 [7] 阿·施特鲁塔恩（卡尔·拉狄克在发表此文时用的笔名），《苏维埃俄国的外交政策》（Die Auswärtige Politik Sowjet-Russlands），柏林，1919年，第37—39页、第44页。 [8] 弗里德里希·冯·拉贝瑙（Friedrich von Rabenau），《塞克特的生平》（Seeckt-Aus seinem Leben），莱比锡，1938—1940年，第252页。 [9]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56页。 [10] 弗·伊·列宁，《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7—108页。 [11] 《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46卷，第1994页。 [12] 莱昂内尔·科辰（Lionel Kochan），《俄国与魏玛共和国》（Russia and The Weimar Republic），剑桥，1950年，第41—45页。 [13] 同上，第52—53页。 [14] 《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55卷，第7716—7717页。 [15] 《红旗报》，1922年4月18日。 [16] 《红旗报》，1922年4月21日。 [17] 《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55卷，第7738—7740页。 [18] 《消息报》，1922年5月18日。 [19] 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1卷，第347页。 [20] 莱昂内尔·爱德蒙·科辰（Lionel Edmond Kochan，1922年8月20日——2005年9月25日），英国历史学家，曾任爱丁堡大学教授，主要研究犹太民族史和苏联史。——中译者注 [21] 在他的《俄国与魏玛共和国》一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拉巴洛VS革命？》。 [22] 维尔纳·托马斯·安格莱斯（Werner Thomas Angress，1920年6月27日——2010年7月5日），美国历史学家，出身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1933年为躲避纳粹迫害逃离德国，1939年移民美国，主要研究德国史。——中译者注 [23]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38—239页。 [24] 安格莱斯自己在书中指出了这一点，见上书第239页，注释36。 [25] 转引自科辰，《俄国与魏玛共和国》，第55—56页；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39页。 [26]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2页。 [27] 同上，第2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