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九章 新的开始 德国共产党证明了自己能够从严重的危机当中恢复过来，克服党内的种种分歧，重新团结起自己的队伍，夺回失去的阵地。它能完成这个任务，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和支持是离不开的。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后，列宁尽力说服共产国际执委会接受“争取群众”的政策，尽管双方（一方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另一方是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对这个政策的解释存在种种分歧，但这个政策还是得到了贯彻执行。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起，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开始了。 统一战线：“老目标，新方法”一九二一年一月，德国统一共产党向德国工人运动发表了《公开信》，在共产国际内部开启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讨论。列宁促使共产国际三大通过了发扬这个政策的决议，但三月行动却打断了这个政策的实施，列宁使出浑身解数才打败了进攻理论的支持者，不给他们半点提出与之针锋相对的完备政策的机会。 德共内部的进攻论支持者并没有公开反对《公开信》中提出的策略，这点倒是挺奇怪的。公开批评这一策略的是共工党。三月行动及其主导思想，是与这一策略完全背道而驰的，对此列维已经揭示过了。不论如何，拉狄克曾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但是当国际局势得到缓和、三月行动的废墟得到清理之后，他就回到了他曾启发过的那条路线上，在对这条路线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所起的作用一点不比列维小。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客观形势让斯图加特五金工人采纳了《公开信》所提出的路线，从那以后，那种客观形势最终也在德国、乃至欧洲产生了相同的成果。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大会，这次大会让共产党人看到了显著的迹象。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埃多·菲蒙[1]成功地让那些参加了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矿工工会与五金工会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的议题是反战斗争。讨论结束后，大会发出号召，要求进行裁军、要求发动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要求通过斗争阻止资产阶级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与工资、破坏工人在政治、组织方面取得的成果的企图。大会采纳了一九一四年以前就已经提出过的思想，即以罢工来回答各国政府的宣战，且有关工会相信自己能以此来彻底阻止战争。阿姆斯特丹大会还向“妻子们和母亲们”发出呼吁，请求她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动员起来反对战争[2]。 共产党的领袖认为，这次大会反映出了工人的焦虑之深。这次大会闭幕后的几周里，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以及近期的事态进展得出了结论，并制定了一条符合《公开信》的所有要点的路线。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由季诺维也夫提交的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报告[3]。一九二二年二月和三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大多数赞同的情况下，重申并深化了这条新路线[4]。 问题在于从战后革命浪潮的失败中吸取必要的教训。问题的关键确实在于缺少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一样的革命党。但这些年来，共产国际一直指望社会民主党会丧失其影响力，以及工人阶级能拥有永不枯竭的斗志。但这两者实际上都没有发生。社会民主党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而工人群众的斗志已经没那么高了。因此，资产阶级又夺回了主动权。为了扭转力量的对比，共产党人必须耐心地通过各种手段去接近群众，这样才能让群众恢复斗志，加强信心。这些手段确实存在，工人阶级中刚刚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的生力军，把他们的失败全部归咎于工人阶级的分裂，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些手段是确实存在的。季诺维也夫写了一篇题为《老目标，新方法》的文章，着重指出了这种感觉：“可以说，工人们觉得无产阶级的物质力量在于其人数众多[5]。”国际工人运动的危机，以及他所谓的“失败的斗争带来的负担”，使他按照这一事实，即“被压迫阶级自然会产生倾向团结的愿望”，提出了关于团结的问题[6]。 在这种形势下，各工人组织的团结会是一个有利因素。在一九一四年，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在面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背叛时，必须同他们决裂。这次分裂开启了“组织分化”的道路；各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拯救社会主义的荣誉以及保卫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利益的唯一方法”[7]。但是社会民主党利用了共产党主动发起决裂这一事实（就好像主动分裂是共产党的义务似的），把共产党斥为“分裂分子”，反思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问题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季诺维也夫认为，在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以及建设共产国际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我们同孟什维克主义斗争的十五年里，经常发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围绕着“团结”口号激烈斗争的情况，这些斗争在很多方面都能让我们想到目前正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发生的斗争。在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诞生到其胜利的大约十五年里（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孟什维克主义进行系统的斗争。但就是在这段时期里，我们布尔什维克也经常与孟什维克达成协议。我们与他们是在一九〇五年春天正式决裂的，实际上我们跟他们从一九〇三年就开始决裂了。一九一二年一月，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正式分裂再次得到了确认。但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还有在一九一〇年，这种完全的、正式的分裂局面曾一度为团结和半团结状态所取代，这不仅是出于斗争的形势所迫，也是出于广大工人群众的压力所致……觉醒起来并参加了政治活动的工人群众坚持要求我们重新统一起来，他们认为如果能让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重新团结在一个党里面，就能进一步加强他们同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作斗争的力量，[8]。
共产国际主席就此停止了对两者相似性的分析。 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下属各党在组织上是不可能重新统一起来的，因为“世界大战已经给工人运动的新旧两个发展阶段划出了明显分界线”。但共产党人不能仅仅“保护自己的组织”并维持共产主义政党的独立性，还应该“真诚地与非共产党群众一起前进”，以便把他们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来。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新阶层，应该通过他们自身的经验，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改良主义领袖的话语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只有当共产党人能成功组织起所有工人共同参加的联合斗争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9]。 这就是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发出的呼吁中的政治前景[10]。共产国际在呼吁中重申了自己的原则，即除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人类别无出路，并再次主张各国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组织独立以及彻底的批评自由。但呼吁书中还宣称：“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衷心希望与其他所有无产者一道平等地前进，即使是那些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一边的无产者[11]。” 拉狄克是统一战线的首倡者之一，他成了统一战线最积极的宣传员，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各党都同样热心地为统一战线做宣传。在他看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刚刚明确通过的路线，正是工人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充分吸取了过去十年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重要结果。资产阶级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其领导阶层没能立即适应全新而陌生的形势，陷入了组织涣散、不知所措的境地。然而他们依然保住了统治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领袖的帮助，正是这些领袖导致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混乱、觉悟低下和缺乏领导，而工人阶级拥有明确的思想、高昂的觉悟和坚定的领导，正是布尔什维克能在俄国获胜的原因。所以，共产国际才有义务去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组织分裂，把革命的少数派从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当中拉出来。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来源于工人阶级的群众，以及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只有通过教育干部，才能把没有组织的群众转变为有组织的运动——在这一时期，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没有革命的国际，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战后第一波革命浪潮的失败，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拿出一套战略，可以让工人阶级（特别是先进国家的）抵挡世界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生活水平及其在组织与政治方面赢得的成果发动的进攻，并找出摆脱经济危机的道路。共产国际之所以转变策略，其原因就在于此： 今天的工人阶级，在应该选择民主还是专政、以及为了实现其终极目标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手段等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因而被分裂了，但是在是否应该放弃嘴里的面包或头上的天花板的问题上，他们又能团结起来。
就这个问题，可以一点一点地构建起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一些无产者曾漠然坐视资本主义重建其统治，曾希望资本主义的巩固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现在看到贫困的浪潮正逐渐加剧，他们想抵抗贫困的侵袭。他们仍抱有这样的幻想，希望能把这种防御性的斗争局限于资本主义体制的框架内。他们还希望不通过革命的方式就能进行这样的斗争。但他们想保住孩子的牛奶。他们想保住八小时工作制。他们不想让自己的鲜血变成使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通过资本主义世界中反复发生的经济斗争，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就能慢慢建立起来。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党——共产国际，不能对此视而不见[12]。 在一九二二年三月的俄共（布）莫斯科代表大会上，拉狄克竭力向与会代表解释，各国共产党能够、而且必须通过统一战线政策来“争取群众”： 共产国际是群众的先锋队。它作为无产阶级当中的少数派，为自己的纲领和理想而奋斗。但只有赢得了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它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仅仅宣传自己的理想，是无法争取到大多数的。只有当它学会在日常斗争中领导工人阶级时，它的理想才能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13]。
他强调说，这绝不意味着要后撤，或降低革命斗争的水平： 共产党人参加工人阶级反对贫困的斗争，并不意味着要从革命斗争的高峰堕落到机会主义的深渊里去；正确来说，这意味着共产党人要引导无产者，把他们领上革命斗争的高峰[14]。
西欧国家的群众都被组织进了强大的改良主义工会里，而且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社会民主党党员，或是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因此，如何即反对这些改良主义的领袖，又能把追随这些改良主义领袖的群众争取过来，就成了共产党人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拉狄克对此做出了回答： 从长远来看，革命的道路必将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即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工人官僚反对这条道路。战胜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是国际无产阶级获胜的必要前提之一，这点没错。但要怎样才能赢得这一胜利，并没有人指出[15]。
这才是共产党人真正要面对的问题： 怎样才能最容易地接近大量的非共产党工人？我们要是自满于在宣传中痛骂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同时又避免跟他们进行任何接触，这样我们就能更容易地接近工人吗？这显然是最不可能的方法。这等于不去发动群众斗争。这等于说我们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当中那些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的阶层的支持而行动。这等于说我们号召群众去斗争，可要是他们在斗争中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坚定的话，我们就退出来，站在一边批评他们。这样的话，群众就会把我们当成在斗争中搞分裂的人，把我们当成站在一边空谈理论，却不能理解团结所有力量去抵挡资本主义进攻的必要性的人。如果我们在试图说服那些仍然留在旧组织里的工人群众时，能够从他们的立场出发，理解他们的全部幻想，理解他们的全部犹豫，理解他们对旧领袖和旧思想的忠诚，那么情况就会大为不同[16]。
因此，共产国际必须贯彻执行此前在工会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并反对分裂工会的政策，这种分裂政策要比那种企图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调和起来的政策一样危险；而且还要通过团结的协定，努力克服各党派的分裂造成的后果。统一战线政策如果能在工会运动内部赢得越来越多的重要部分的支持，就能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逼入绝境，这样的话，为了避免公开同基层成员的热切渴望唱反调，并且不让自己卷入可能会导致自己失去一切的斗争之中，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就不得不利用欺骗的手段： 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经历了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的左右摇摆之后，他们对这些领袖的政策就会看得更加透彻，也就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他们的斗争的指路明灯。为了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去向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提出进行共同斗争的建议，并不意味着倒退。正好相反，这是为了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让共产主义运动能够继续前进而做的准备[17]。
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指责共产党人，说共产党人打出的统一战线口号，只不过是个诡计，拉狄克对此答复道：假如这些人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他们只要接受共产党人的提议，参加共同斗争，就能挫败这个诡计了。第三国际、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的联席会议即将在柏林召开，这个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各方都能公开宣传自己的意见。 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共产党人认为，在各政党和各工会的领袖之间举行的高层会谈，是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对于政党来说必需的东西，对于国际总指挥部来说也一样紧要。一九二一年秋天，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都在各自的党代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隶属于维也纳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即俗称的“第二半国际”）的各个组织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拉狄克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维也纳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写了一封有这个意向的信[18]。然后，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一个决议中，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它愿意在柏林、维也纳或西欧其他大城市举办公开的大会，在会上讨论与其他国际一起进行联合行动的问题。同时，德共中央局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询问：是否应该立即向其他国际发出进行联合行动的提议[19]。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回复中表示同意以下方案：全世界资本家正企图重建资本主义体制，在热那亚会议[20]期间，应该举办全世界工人的大会，以此作为工人对资本家的回击[21]。 第二国际没有拒绝共产国际的提议，但它指出，西欧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应该先召开一次会议，专门就修补双方关系进行商讨，它认为这是更紧要的问题。第二半国际则出来表示愿意主办这两个会议。第二半国际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发表了一个声明[22]，对工人生活水平的恶化、失业人数的上升、老板的反攻、以及群众对工人阶级的团结的广泛要求表示关切，并建议两大主要国际的领导人一起开会，讨论包括经济形势和工人斗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提议，但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拒绝了，它不想同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德共把这次会议当做是统一战线运动的中心任务[23]。 四月二日早上，举办三个国际的会议的任务在柏林开始了[24]。一些代表曾参加过同一个党、同一个国际，而这是他们在一九一四年以后第一次坐在一起开会。会议桌是一张丁字形的桌子，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坐在横杠后面，中间是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身边坐着克里斯平、法国代表布拉克—德斯鲁索[25]，以及来自俄国的三位孟什维克代表尤里·马尔托夫、费奥多尔·唐恩[26]和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27]。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则隔着竖杠各占一边，相对而坐[28]。一边坐着比利时社会党人、曾当过比利时国王的大臣的王德威尔得[29]，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代表、曾担任过克伦斯基政府部长的策列铁里[30]，代表英国工党的詹姆斯·拉姆塞·麦克唐纳，代表德国社民党多数派的奥托·维尔斯。满头白发的蔡特金坐在另一边的中央，身边坐着布哈林、拉狄克，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南斯拉夫人武约维奇（Vuyovic），以及代表红色工会国际的法国人罗斯默。塞拉蒂是代表他自己的党——意大利社会党出席会议的，这个党是应邀出席会议的所有政党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参加任何国际的党，它的投票仅具有咨询性质[31]。 这些人达成共识、并致力于联合行动了吗？在那些对工人阶级的团结抱有厚望的人看来，他们能同坐一桌，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承诺。阿德勒致开幕词后，蔡特金随即宣读了共产国际的宣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32]。这次会议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含糊暧昧。没有一个人想恢复组织上的统一，因为这毫无意义。共产党人认为，同资产阶级勾结的那些人，应该对工人运动的分裂承担全部责任。除非工人阶级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投入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去，否则是不可能恢复组织上的统一的。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还是出席了这次会议，因为它希望这次会议能有助于协调未来的工人斗争。所以应该扩大邀请出席这次会议的范围，不仅要邀请两个工会国际，还应该邀请没有参加这两个工会国际的工会，和那些受无政府主义领导的工会参加。目前资本家正在热那亚开会，企图用他们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应该迅速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让世人听见劳动人民的心声，并以他们的名义向资本家斗争。蔡特金要求会议将下列事项列入议程：着手准备反战斗争、为正在挨饿的苏维埃俄国组织救济、进行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并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地区。 王德威尔得大臣阁下——一位共产党旁听者用这个称呼来讽刺他[33]——摆着公诉人的架子出场了[34]。对于他的第二国际来说，“今天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建议召开的会议是否有任何价值[35]。”社会党人提出了诚意的问题；他们认为共产党人都是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并拒绝支持此类行动。在他们考虑采取联合行动之前，他们提出，既然共产党人突然又对团结产生了渴望，跑来出席这个会议，那么共产党人就得拿出诚意来，保证不再采取某些危害团结的行为。共产国际必须停止攻击社民党的领袖，停止挖社民党的墙角，停止主要是工会当中的派别活动。共产国际还必须保证，正在俄国执政的共产党务必恢复所有被取缔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自由，并公开宣称自己同意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俄国社民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首先是刚刚被判刑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只有这些条件得到满足，第二国际才会恢复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并愿意毫无保留地同共产党人进行讨论。但他们拒绝把凡尔赛和约列入议程，因为他们认为，德国极右势力将凡尔赛和约斥为外国强加的产物，这么做就等于帮了极右势力的忙。 拉狄克——在旁听者笔下，他“身材瘦削，表情冷峻，面色灰白，手势激烈，发言令台下鸦雀无声”[36]——对王德威尔得做了答复，他回顾了“自己记得的”那些事情，希望这些能让王德威尔得再也说不出“信任”这个词——他首先回顾了王德威尔得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前和之后的发言，呼吁与会者不要忘记，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希就是被社民党政府杀害的，而且英国工党也是杀害二十六名巴库委员的帮凶[37]。他继续说道，共产党人来这里，不是来算老账的，而是作为活动家来推动共同行动的： 我们和你们坐到一张桌子上来，我们希望和你们一致斗争，这个斗争将决定，这究竟是像你们所说的为共产国际谋利益的一种手腕，还是工人阶级汇合的一股巨流。你们的行为将决定，我们的行动有何意义。如果你们和我们、和各国无产阶级一同斗争（不是为专政而斗争，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信任你们），为面包而斗争，为反对继续破坏全世界而斗争，那末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便会团结得更紧密，而我们也不会再根据过去的恶行、而会根据新的事实来评论你们。当这些事实尚未具备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地进行这些谈判和共同行动，但抱着极不信任的心理，并确信你们在这个斗争中会再三再四地落伍[38]。
拉狄克认为，王德威尔得提出的种种条件，实际就是要挑起论战，破坏联合行动。他继续说道：“如果在共同的斗争中我们接近起来，将会产生一定的要求，但这是不必预先规定的。这些要求将从共同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因此我们赞成共同的斗争[39]。”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争论与探讨中，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是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因此，在拉狄克的一再坚持下，尽管布哈林和罗斯默对此表示保留[40]，但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是提出了这样的提案：向格鲁吉亚派出一个国际调查团，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保证不会对正在受审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判处死刑，而且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监督下，社会革命党领袖可以自由挑选律师为自己辩护。作为回报，社会民主党要答应组织一个由九名委员组成的常设委员会，即“九人委员会”[41]，负责筹办以后的会议。三方最后达成一致，原则上同意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即使这次会议不能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召开；并号召全世界所有劳动者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尽可能举行群众性的示威”，万一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在热那亚会议期间举行示威的话，就改在五一节示威。示威的口号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反对失业、争取进行联合行动、保卫俄国革命、支援正在挨饿的俄国、“在各国及国际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42]。 共产国际与俄国共产党打算信守代表团在柏林做出的承诺。但列宁认为，代表团做了过多的让步。四月三日，列宁口授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布哈林、拉狄克等人表示了不满，因为他们同意不对那些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的人判处死刑，却没有赢得对方做出相应的让步，甚至没能换得对方的任何让步[43]。而且王德威尔得和特奥多尔·李卜克内希[44]还要来莫斯科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而他们在审判起义工人时根本不允许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为工人辩护。 “九人委员会”仅仅存在了极短的时间。第二国际各党拒绝走上这条会导致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党决裂的道路。共产国际执委会则批准了柏林协议，并命令代表团提出筹办两个工会国际的联席会议的建议[45]。德国共产党遵照柏林协议的精神，发起了宣传鼓动，号召于四月二十日举办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号召三个政党的党员举行联合集会。社民党拒绝参加。但在四月二十日，在柏林有十五万人参加了共产党和独立社民党组织的联合示威游行[46]。在杜塞尔多夫等地，当地社民党领导人不顾禁令，同共产党和独立社民党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47]。 就在四月二十日这天，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全世界觉悟的劳动者”发出呼吁，号召进行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斗争，号召组织筹办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委员会[48]。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还向第二国际各党发出公开信，号召他们一起来谴责德国政府对出席柏林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所采取的镇压措施。在德国政府的镇压下，拉狄克被驱逐出境，而代表团秘书菲利克斯·沃尔夫被捕[49]。五月二十九日，“九人委员会”在杜塞尔多夫开会，此时社民党已经决定，不再支持任何新的倡议。“九人委员会”里的三位共产党代表随即向其余六人提出了真正的最后通牒：要么召开国际会议，要么就撤销“九人委员会”[50]。由于社民党的不断反对，他们撤回了这个建议。“九人委员会”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尽管如此，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还是帮助了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让它们走得更近了。一九二二年秋天，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当时它已经改叫这个名字有一段时间了）合并，随后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也在一九二三年合并了。在德国，这次会议使劳动群众充分而迅速地了解了统一战线的实践，并鼓励了共产党、独立社民党和社民党多数派的基层党员之间的联合行动。社民党多数派与独立社民党合并后，社民党内重新出现了左翼倾向，这个流派总的来说，是赞同与共产党进行联合行动的[51]。 [1] 埃多·菲蒙（Edo Fimmen），全名爱德华·卡尔·菲蒙（Eduard Carl Fimmen，1881年6月18日——1942年12月14日），荷兰工会活动家，1919年至1923年任国际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总书记，1919年至1942年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总书记。——中译者注 [2] 《共产主义公报》，第5期，1922年2月5日，第90—91页。 [3] 这个报告及提纲刊载于《共产主义公报》，第2期，1922年1月12日，第26—33页。 [4]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2月27日和3月4日通过的两个决议，刊载于《共产主义公报》，第18期，1922年4月29日，第335页。 [5] 格·季诺维也夫，《老目标，新方法》（Ancien but, voies nouvelles），《共产主义公报》，第6期，1922年2月7日，第109页。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第112页。 [10] 《共产主义公报》，第3期，1922年1月19日，第46—48页。 [11] 同上，第48页。 [12] 卡·拉狄克，《日内瓦，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共产国际》（Genua, die Einheitsfront des Proletariats und die KI），汉堡，1922年，1922年3月9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大会上的讲话，第69—70页。 [13] 同上，第70页。 [14] 同上。 [15] 同上，第71页。 [16] 同上，第71—72页。 [17] 同上，第76页。 [18]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维也纳），1922年2月1日，转引自阿诺德·莱斯贝格，《列宁、德国共产党与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Lenin, die KPD und die Konferenz der drei Internationalen），《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3年，第251页。 [19] 《红旗报》，1921年12月23日。 [20] 指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重建自身统治秩序的国际会议。——中译者注 [21] 1922年1月16日德共中央局会议记录节选，转引自莱斯贝格，《列宁、德国共产党与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第251页。 [22] 《自由报》，1922年1月17日。 [23] 1922年3月24日政治局会议节选，转引自莱斯贝格，《列宁、德国共产党与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第256页。 [24]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出版，1966年5月，北京，第1页。 [25] 亚历山大—玛丽·布拉克—德斯鲁索（Alexandre-Marie Bracke-Desrousseaux，1861年9月29日——1955年12月25日），法国教师、社会党活动家，曾参加法国工人党，后随法国工人党并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6] 菲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27] 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1880年7月21日——1963年4月11日），原姓莱因（Рейн），出身于拉脱维亚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时期即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参加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1年流亡国外。1914年一战爆发后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离开俄国，定居柏林，主办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报纸，参与创立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合流后，曾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他在纽约协助主办意地绪语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中译者注 [28] 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179页。 [29]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译者注 [30]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策列铁里（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大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流放到远东，从流放地返回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参加孟什维克派，1904年前往柏林学习法学，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曾入选第二届杜马，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流放远东五年，1913年获释。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赞成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精神。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曾担任临时政府的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曾被捕，后返回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苏维埃俄国解放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1959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31]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2页。 [32] 同上，第8—13页，该宣言是由拉狄克起草的。 [33] R·阿尔贝（R.Albert），《会议印象》（Impressions de séance），《共产主义公报》（法语版），第18期，1922年4月29日，第342页。 [34]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14—22页。 [35] 同上，第17页。 [36] 阿尔贝，《会议印象》，第343页。 [37] 1918年4月13日，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巴库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巴库公社，参加巴库公社的还有部分达什纳克（Dashnak，亚美尼亚革命联盟的简称）和孟什维克。1918年夏天，土耳其军队入侵外高加索，围困了巴库。英军也趁机开进外高加索。在7月25日的巴库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右派社会革命党、右派达什纳克和孟什维克以259票对236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邀请英军解围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达什纳克组成的联合党团随即宣布辞职。次日，以斯捷潘·邵武勉（Степан Шаумян）为首的巴库苏维埃左派委员被捕。9月14日，土耳其军队攻破巴库，巴库公社被颠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Микоян）率红军趁乱救出了被捕的巴库委员，乘船前往克拉斯诺沃茨克（现土库曼巴希），但上岸后却不幸落入亲英军阀之手，在英军的唆使下，9月20日夜里，除米高扬之外，其余26名巴库委员全部惨遭亲英军阀杀害。——中译者注 [38]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26—27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39] 同上，第31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40] 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181页。 [41] 这次会议闭幕后，三个国际的执委会指定以下九人为该委员会委员：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布拉克（Bracke）、克里斯平、王德威尔得、维尔斯、麦克唐纳、蔡特金、拉狄克与弗洛萨尔（Frossard）。 [42]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73—74页。 [43] 弗·伊·列宁，《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35—139页。 [44] 特奥多尔·李卜克内希（Theodor Liebknecht，1870年4月19日——1948年1月6日），威廉·李卜克内希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希的哥哥，曾在柏林当过律师，参加过独立社民党，反对独立社民党与德共（斯）合并，但也反对同社民党多数派合并。独立社民党左派与德共（斯）合并、右派与社民党多数派合并后，他和累德堡领导独立社民党的残余部分，1931年与社工党合并。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中译者注 [45] 《1922年3月6日至1922年6月11日之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之行政机关及主席团的活动》（Bericht über die Tätigkeit des Präsidiums und der Exekutive der KI für die Zeit vom 6 März bis 11 Juni 1922），汉堡，1922年，第22—23页。 [46] 《红旗报》，1922年4月21日。 [47] 《国际新闻通讯》，第52期，1922年4月，第418页。 [48] 1922年3月6日至1922年6月11日之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之行政机关及主席团的活动》，第26页。 [49] 克拉拉·蔡特金致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信，1922年5月8日，《国际新闻通讯》（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法语版），第36期，1922年5月10日，第274页。 [50] 莱斯贝格，《列宁、德国共产党与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第263页。 [51] 在那个时期，返回社民党的独立社民党人中间，有不少曾是共产党领袖，包括保尔·朗格、保尔·列维和他最亲密的战友库尔特·盖尔、迪维尔、奥托·布拉斯、马尔赞、诺伊曼等人。针对与社民党多数派合并的构想，列维曾经提出组织“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大联盟的构想，按照他的构思，这个联盟应该囊括德国共产党的所有非极左派别和全体的独立社民党人。但他遭到了共产党的孤立，在这种形势下，他自己既没有力量、当然也没有意愿去维持“独立社民党人的核心”。格奥尔格·累德堡倒是这么做了，但他仅仅取得了极其有限的成果。从那时起，列维尽管一直固执地反对“分裂”，并十分小心“不要把自己同群众割裂开来”，但他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功，在他的激励与鼓舞下，社民党内形成了“新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