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章 莫斯科与德国革命派
就在德共（斯）的领袖们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后、特别是成立大会上犯下的各种过错所造成的后果时，一九二〇年头几个月、特别是卡普—吕特维茨暴动造成的形势，暴露出了这个年轻的党的最严重的弱点——面对着急速改变的形势，它不能及时作出反应。从另一方面来看，秘密召开的四大上的辩论，显示出保尔·列维已经在中央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孤立，也凸显了德国革命派——左派独立社民党、德共（斯）、共工党——统一道路上的障碍，这些障碍是由过去的种种分歧以及尖锐的个人矛盾而产生的。但是才过了不到半年，独立社民党就决定参加共产国际，这为它同德共（斯）合并创造了条件。 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与德国共产国际的存在与活动，本身就对这一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最终分析里，独立社民党的工人群众及其左翼领袖不是向斯巴达克派靠拢，而是更单纯地“向莫斯科靠拢”，当时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是这么认为的。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成立一个强大的国际，是关乎其生死的问题。尼古拉·布哈林在二十年代撰文回忆了一九一七年起在欧洲兴起的革命斗争，及其令人失望的结果： 这揭示出，没有国际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就不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拯救这个已经伤筋断骨、失血过多的世界的唯一办法。但是，如果没有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长久地维持胜利……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自己可以爬上这个火车头，成为它的无可替代的司机。但在资产阶级设下的重重包围里面，它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因为它要夺取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在俄国提出来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得到解决。工人阶级面前正立着一道城墙，要打破它，只能靠国际工人革命的进攻[1]。
布哈林总结道，只能按如下分析来理解俄国人建设共产国际的努力：“它仅仅意味着，无产阶级认识到这个国际社会主义的阶级组织，并团结在其身边，它不只是在意愿中，而且在现实当中，能够成为一股改变世界的革命力量[2]。” 乍一看，形势对这个由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联合成立的国际是很不利的。在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党的角色和性质，甚至在革命派要不要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决裂的问题上，列宁和卢森堡都是尖锐对立的。只是俄国革命才使这两个流派相互接近了。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尽管列宁对列维有较大的影响，也可能影响了不莱梅的一些人，但他连一个德国活动家都没争取到（不算拉狄克，因为他其实不算德国人）。使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领袖相互靠拢的，是俄国革命的吸引力，是布尔什维克在斗争当中赢得的威望，是对阶级敌人的同仇敌忾，换句话说，是客观形势，而不是彼此观点的吻合。 我们应当承认，两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派出由德国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而有所好转的，这个代表团里，拉狄克深受斯巴达克派领袖的猜疑，另外两人则是不熟悉德国革命运动的活动家。而且当时不莱梅活动家强调指出共产主义和斯巴达克主义之间的差异，这差异正是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试图系统总结的；而且克尼夫这样的无疑是最接近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家也选择了同德共（斯）的成立保持距离，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何况在斯巴达克同盟里还有一个少数派，它反对以“共产党”一词给新党命名，它的领导人指示派往莫斯科的代表要坚决反对成立第三国际，这不仅是表示出对成立第三国际的保留态度，而且促成某种程度的反感，这是两党之间难以相处（至少是相互不信任）的关系的一个征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悲剧般的死，为他们罩上了烈士的光环，这使布尔什维克难以批评他们的政治活动。但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以及列宁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写的著作里，很少提到德国工人运动，这暴露出他们缺乏准确的信息和经常的政治联系，而这种环境对进行政治澄清是很不利的，而要在分析、前景与口号上达成一致，政治上的澄清又是一个必要条件。 共产国际执委会刚成立时，里面连一个德国活动家都没有。访问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德国人——在共产国际一大召开前来访的爱德华·弗赫斯、出席了一大的埃贝莱因、在一大召开后的几个月里来访的恩斯特·麦尔——都没有停留多久。德共（斯）是共产国际的正式成员，但实际上它却是独立行动的，因为同布尔什维克有联系、或曾参加过布尔什维克党，后来又在德国同德共（斯）建立了联系的那些活动家——比如拉狄克、布隆斯基和扎克斯—格拉德涅夫等人——自己同苏维埃共和国切断了一切联系。在一九一九年秋季以前，双方之间没有建立起认真的、经常的联系，到了一九一九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了一个代表到柏林，双方才开始建立起定期联系，这个代表的真实身份至今尚未弄清楚，据史书上记载，他叫“托马斯同志”[3]。化名“托马斯”的这个人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曾在俄国驻伯尔尼使团工作，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被驱逐出境。返回俄国后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宣传处工作；参加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然后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行政秘书。在彼得格勒，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编辑工作，并以詹姆斯·戈登（James Gordon）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的文章。一九一九年夏初，他被派往柏林去设立共产国际的西欧书记处。后来他简单地解释说：“必须在西方、特别是德国组织共产国际的活动。没有那些曾在地下工作中受过训练的老革命家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从莫斯科把他们派过去[4]。” 共产国际的特使得到了充足的金钱和珍贵珠宝。经过一番惊险的旅途后，秋末他抵达了柏林，并立刻联系上了拉狄克[5]和德共（斯）中央。很快他就在汉堡和莱比锡开了几家出版社，其中一家出版德文的《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他还帮助筹办了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西欧共产主义政党与团体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由塔尔海默起草的纲领，这个纲领与德共（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纲领非常相似。他与拉狄克合作成立了西欧局，这个机构是由德共（斯）党员或其联系人组成的，其中有拉狄克本人、塔尔海默、布隆斯基、明岑贝格和爱德华·弗赫斯[6]。 这个机构几乎不能算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下属机关。布尔什维克党派来的布隆斯基也同样与德国党内最反极左主义的成分站到了一起，西欧书记处对极左派采取了非常尖锐的立场，它一九一九年年底发表的文章显示出它远远落后于共产国际，甚至远远落后于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因为它号召“成立”一个世界革命的国际[7]。托马斯抵达柏林，既有助于在柏林和莫斯科之间建立认真的秘密联系，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就能在德国的各种事件发生后几周之内就得到消息；也有助于安排秘密访问。 俄国党对德国党的影响，局限于几个活动家的直接联系人，比如拉狄克在不莱梅的联系人，这些人是他从反对派那边争取过来、并带回到德共（斯）的[8]。在柏林，托马斯同几个得到俄国党信任的活动家进行联系，特别是恩斯特 ·罗伊特—弗里斯兰德[9]，即使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之后，他同反对派在柏林的领导人（尤其是施罗德）仍有助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让德共（斯）中央同反对派和解的计划。列宁与塔尔海默进行的相隔甚远的公开讨论，仅是这一时期斯巴达克派与布尔什维克党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双方之间的联系很困难，这种关系也就时断时续。就在卡普暴动发生后，共产国际起草了一篇很泛泛而谈的宣言，向总罢工的胜利与德国红军的诞生致敬[10]。这篇宣言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五发表在莫斯科的《真理报》上面，它暴露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德国的事态缺乏了解。 德共（斯）在卡普暴动问题上犯的错误，迫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开始积极干预德共（斯）的事务。正如我们讲过的，当德共（斯）中央的甘当可能成立的工人政府的“忠诚反对派”的宣言，在党内激起了激烈论战后，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了第一次真正的干预。这次事件暴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它的“小办事处”（即上文中的西欧局——中译者注）之间的重大分歧。德共（斯）的“忠诚反对派”宣言遭到了拉狄克、布哈林、库恩和蔡特金的批评，但最后却得到了列宁的支持。 在列宁提出了自己的立场，并提出为了达成共识，把争论留到下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建议后，初步的讨论很快就停息了。每次大辩论都借助于援引马克思甚至是列宁的话，举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历史上此一时或彼一时的政策为例证，没完没了地同一九一七年的各种事件做对比，这种做法成了讨论者所常用的武器。列宁本人开了这个先例。他认为在一九二〇年的关于极左主义的讨论当中，俄国经验是主要的优势，出于同样的理由，在关于建设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讨论当中，俄国经验也是主要的优势。 反对极左派的国际斗争重大讨论只能在国际层面上进行。极左思潮在德国表现得最有活力，它促成了各国共产党中的极左派第一次脱党，并于一九二〇年四月成立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但极左思潮远远地传播到了德国以外的地方。它影响了整个西方共产主义运动。荷兰共产党——“论坛”集团以前的领导人亨丽爱塔·罗兰—霍尔斯特、赫尔曼·戈尔特和安东·潘涅库克都是这个流派的主要理论家，他们在这次国际讨论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基础上，一位英国极左派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11]激起了双方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一九一九年七月，她以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British Workers' Socialist Federation）的名义给列宁写信，希望列宁能支持她的组织——她的组织是反对一切议会活动的。这显然是错误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是很常见的。列宁老练地回复了她，并尽量避免无谓的争吵。列宁建议，先根据对选举及对共产党人是否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暂时成立两个英国共产党，把革命派组织起来[12]。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于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发表了一份由季诺维也夫署名的通告，在国际内部开始了讨论[13]。 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心地避免陷入聋子对话般的空谈，避免陷入关于原则的不明智的辩论。它首先指出了讨论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内进行——即俄国革命已经为工人运动开辟了一条新路。共产党人的“通行的与统一的纲领”实质上意味着“承认建立以苏维埃政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共产党人要不要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讨论变得意见纷纭的原因，仅在于对议会主义的混乱认识——议会主义究竟是指赞成议会制的政治选择的表示，还是指革命派参加代议制机关，并将其作为宣传自己政策的讲坛的做法。对于参加选举不能一概而论，但原则上不应拒绝。这篇通告宣称：“因为这个次要问题而分裂是毫无必要的”[14]。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一个荷兰共产党人鲁特格尔斯[15]从莫斯科抵达阿姆斯特丹，他受命组建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下文称阿姆斯特丹局，为了相互区分，柏林的那个西欧书记处则简称柏林书记处——中译者注）[16]。他的任务同托马斯的完全一样，考虑到当时的通讯困难，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再说这也能确保更有效地获取西欧的材料（阿姆斯特丹局还负责同美国联络）[17]。但是，阿姆斯特丹局是由具有强烈极左倾向的荷兰共产党人主导的，它很快就同由德共（斯）主导的柏林书记处发生了严重冲突。一九二〇年二月三日，在鲁特格尔斯的组织下，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大约二十人，其中有荷兰党的代表、几个英国小组的代表、美国人路易斯·弗莱纳[18]和从莫斯科回来的俄国人米哈伊尔·鲍罗廷[19]，以及（未经组织授权的）来自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匈牙利的代表[20]。与会者当中没有德共（斯）或柏林书记处的代表，蔡特金说他们到了一月三十一日才接到关于这次会议的通知[21]。这次会议在举行四天后被迫中断，因为警方派了奸细混入会场，记下了讨论内容，外国代表被捕后被驱逐出境[22]。 这次会议没有继续举行。蔡特金与保尔·弗勒利希、明岑贝格及一个瑞士代表抵达阿姆斯特丹时，受到了荷兰警方的“欢迎”——他们对此早已一清二楚。蔡特金愤怒地向鲁特格尔斯等人抗议，说他们举行了一次准备得很差劲的“分裂会议”[23]。德共（斯）之所以会不满，还有其他的理由。这次会议在工会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同德共（斯）党内反对派的非常接近，而且这次会议还选出了一个三人小组，全都由荷兰人组成，这三人分别是：代表荷兰共产党的怀恩科普、著名的极左分子罗兰—霍尔斯特和鲁特格尔斯本人，而鲁特格尔斯刚刚同荷兰党内的极左派站到了一起[24]。 因此，德国党得出了结论：这次会议企图把德国党驱逐出去，并企图绕开柏林书记处。他们强调指出：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没有得到德共（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文件的副本[25]。不管怎么样，这次会议没有产生什么重要成果，它基本上只通过了授权美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USA）为美洲大陆组建一个下级办事处的决议，并承诺在未来三个月里再进一步召开会议[26]。必须承认，阿姆斯特丹局的活动没有为澄清人们的思想混乱做出什么贡献。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于卡尔斯鲁厄召开的第三届代表大会上，德共（斯）对阿姆斯特丹局的活动和倡议提出了抗议[27]。阿姆斯特丹局很快就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德共（斯）在卡普暴动期间的政策，并宣布自己同共工党站在一边[28]。四月里，共产国际执委会停止了阿姆斯特丹局的任务： 我们相信，我们与荷兰同志之间的分歧很快就会得到解决。我们不像第二国际那样，我们不会隐瞒自己的分歧，而且我们自己也不会容忍暧昧不清的公式。在一系列问题（工会、议会）上，荷兰局（即阿姆斯特丹局——中译者注）采纳了不同于执委会的立场。在召开阿姆斯特丹国际会议之前，它并没有把这些分歧告知执委会。因此，执委会宣布：阿姆斯特丹局的委任已经失效，并由执委会撤销。荷兰局的职能转交西欧书记处[29]。
但就在此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与这股明显存在于阿姆斯特丹局内部的思潮相仿的征兆。围绕着《共产主义》（Kommunismus）杂志，形成了一个这种思潮的中心；从一九二〇年初，《共产主义》杂志开始在维也纳出版，它是共产国际面向东南欧发行的机关刊物。奥地利共产党跟荷兰共产党一样，代表着本国工人阶级当中非常孤立的一个流派，有着明显的宗派主义倾向，就像在一九一九年，特别是在贝特尔海姆事件中，它的所作所为暴露出来的那样[30]。而且，奥地利共产党还受到一小批匈牙利流亡者的强烈影响，他们是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到奥地利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前教育人民委员卢卡奇·捷尔吉[31]。尽管在党内派系斗争中，卢卡奇激烈反对库恩·贝拉[32]，但当极左潮流出现在西欧时，出现在戈尔特与潘涅库克的著作中，体现于共工党和英国极左小组的立场中的时候，卢卡奇和库恩都支持极左潮流。 卢卡奇从议会主义问题入手[33]，对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这是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理解力量对比的问题。在工人阶级处于守势的情况下，应该利用议会手段来加强自身力量。但是当工人阶级全力进攻时，它有义务去创造自己的阶级机关，即苏维埃。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议会选举就会让人觉得抛弃了实际的革命前景，并为机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34]。卢卡奇的文章含蓄地批评了在欧洲当前形势下参加选举的做法，这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立场是对立的[35]。 库恩则突出地体现出了同样的倾向[36]。他反对所谓的“工团主义的抵制”或“消极抵制”，支持“积极抵制”——他将其解释为“如果党正在参加选举，如果党的鼓动和行动是以尽可能多地争取到无产阶级的选票为目标，就要进行革命的鼓动”[37]。与此同时，意大利人阿马迪奥·波尔迪加[38]在自己的报纸《苏维埃》（Il Soviet）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发展出了一套反对工会、反对议会制度的理论，这套理论成了意大利左派的基础[39]。在布鲁塞尔，以范·奥维斯特莱顿[40]为首成立了第一个比利时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也发展出了相同的观点[41]。 列宁反对极左主义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与阿姆斯特丹局公开发生冲突时，列宁正开始起草他那本论极左主义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随着这本小册子的发表，这次讨论不再被局限于德国，而是采取了公开的国际性思想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列宁的意图是使正在成立的各国共产党从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中获益。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全世界革命经验的精华，是进攻和防御的艺术的浓缩。尽管如此，他并不打算把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但他宣称：“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4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俄国革命的刺激下蓬勃发展，但它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无所知，只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列宁所谓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所作的斗争，它了解得也极少[43]。 极左派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党的必要性，还总是把“群众”同他们的“领袖”对立起来。列宁认为这一点会对革命运动构成真正的危险。由于阶级内部存在着“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这些“领袖们”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革命派有义务同这些“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斗争，并且把他们从群众当中驱逐出去[44]。但他们只有在认清形势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 （而且必须） 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才， 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45]。 极左派的一大理论支柱，来自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工会领袖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反对革命，因此极左派号召革命派退出工会，并力图摧毁工会。但是，革命领袖有必要通过改良主义工会来保持对群众的影响。因此，革命派的责任就不是离开并摧毁工会，正相反，要在工会内部进行斗争，挑战改良主义工会领袖对群众的领导权。他写道：“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 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影响”[46]。 列宁认为，“当英、法、德各国的几百万工人第一次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进入初步的、低级的、最简单的、最容易接受的（对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组织形式即工会的时候”，拒绝参加这场可以获胜、而且也应该获胜的斗争，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 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 “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47]。极左派欣然指责工人群众成了反革命：事实上他们“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做了客观现实。”“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48]。 只要共产党人还没有强大到能解散议会的程度，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还不能让大多数劳动人民相信议会是个骗局，他们就有义务留在议会里面工作，这正是为了揭露它，利用它来教育被它愚弄欺骗的工人群众。列宁认为，德共（斯）在十一月革命后未能取得迅速发展，部分是因为它在一九一九年一月犯了抵制国民议会选举、并让自己的党员退出改良主义工会的错误。他就此写道：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 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49]。
简而言之，列宁认为极左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病”，它在西欧的发展不是偶然产生的：“在西欧许多国家里出现革命情绪，目前可以说是件“新鲜事”，或者说是“希罕事”，人们盼望这种情绪太久、太失望、太焦急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情绪所支配[50]。”问题的最关键之处在于，西欧革命派的任务要更加艰巨：“俄国在一九一七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 把革命进行到底， 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51]。” 西欧的共产党人应该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52]的那句话：“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列宁写道：“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像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53]。 在这本小册子里，列宁频繁引用德国反对派的文章，并一再提及独立社民党（隶属于该党的战斗的工人正在走向共产主义），由此可见，列宁专注于避免让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主义成为妨碍所有战斗的工人团结在一个革命党里的障碍（这些战斗的工人，其中少数人分别参加了两个共产党——德共［斯］和共工党——而大多数人则参加了独立社民党）。 赫尔曼·戈尔特的答复戈尔特代表极左派，对列宁做了答复[54]。他对列宁发表这本小册子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这种做法会让那些已经加入或正准备参加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领袖巩固其在西方的地位。戈尔特争辩道，列宁错误地把俄国经验机械地照搬到西方，而西欧与东欧则有天渊之别。在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阶级可以依靠广大贫农的支持，但西欧无产阶级却不能指望这一点，因为在西欧并没有广大的贫农。在社会当中，西欧无产阶级被彻底孤立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要使革命胜利，就要求群众作出更大的努力，而对领袖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要求就要小得多。在革命斗争当中，西欧无产阶级要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只能依靠它自己的质量。因此共产党人的任务首先是“把把群众整体和群众当中的具体的个人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上来，通过让他们认识到……这一切全部取决于他们，逐个地把他们教育成革命战士[55]。” 戈尔特认为，列宁完全不了解西欧无产阶级的实际情况，当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经被争取了过来、或进行宣传的阶段已经过去时，他是在培植种种幻想。戈尔特认为，几十年来，西欧工人在思想上强烈地受制于资产阶级文化——尤其是关于议会民主的资产阶级思想。戈尔特引用了潘涅库克的话，表示西欧资产阶级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工人被组织进了工会的有纪律的队伍里，他们受到了一种幻想的影响，即可以通过选票赢得关键战斗，这种幻想使他们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要让他们恢复行动能力，就必须彻底粉碎这种幻想，显然，这意味着要避免让他们通过参加选举而助长这种幻想，然后提供给他们主动行动的方法。对于改良主义工会，共产党人不仅必须离开它们，不在它们当中工作，以免加强它们的力量，还有义务去破坏它们，因为它们妨碍了工人的行动，妨碍了工人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共产党人自己应该提议，按照“苏维埃”的原则建立一种组织，它是革命的，因为“工人自己在这种组织里有决定权”；“工人联合会”跟工会不同，它不是按照行业或产业成立的，而是按照工厂组建的。列宁号召西欧的共产党人去建立“群众党”，他大错特错了。这种“群众党”将不可避免地重蹈社会民主党的覆辙。在戈尔特看来，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努力去创造和教育出“纯粹而牢固的共产党人核心”[56]。 卡普暴动后的几个月里，正当列宁同极左派进行公开辩论时，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正在同共工党的代表举行一系列的秘密谈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内部也发生了一连串内部斗争。在柏林，西欧局（即柏林书记处——中译者注）同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处发生了冲突，西欧局指责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处有极左的、甚至是半无政府主义倾向。明岑贝格（时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中译者注）则指责西欧局的人搞派别活动，并宣称西欧局拒绝把青年共产国际领导层的文件和信件传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然而，在六月里，尽管西欧局里的俄国党的代表阿布拉莫维奇—扎列斯基（Abramovich-Zaleski，化名“阿尔布雷希特”）试图进行调解，明岑贝格还是得到了青年共产国际[57]的一致支持，对托马斯及其班子的活动进行了严厉批判[58]。冲突就此爆发，直到一年后，明岑贝格被解职，青年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管辖，冲突才告结束[59]。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机关仍同德国的极左派保持接触，甚至在柏林也有接触，共产国际机关绕过了德共（斯）、甚至还可能绕过了西欧局同极左派接触，双方的中间人是菲利克斯·沃尔夫（他是西欧局成员和俄国党党员）和鲍罗廷（巴贝特·格洛斯认为他是西欧局同共工党的联络人[60]）。 此外，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底，共产国际和共工党的代表在莫斯科开始了谈判。共工党刚一成立，两名领导层成员阿佩尔和容格[61]就秘密前往苏俄，试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他们历经艰险，用了一个多月才抵达苏俄，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他们见到的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包括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都对他们党在德国鼓吹的战略和策略表示了完全的、明确的反对。列宁甚至还给他们看了尚未付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手稿[62]。在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的公开信》（该信日期为一九二〇年六月二日）发往德国。共产国际的领袖在这封信里批评了共工党的政策，说它是“抛弃了共产主义”，并宣布：“目前在德国提出的所有关于原则与策略的重大问题上，正确的不是共工党，而是德共（斯）。[63]”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得到妥善解决，与此同时，它提议在德国建立一个临时组织局，让德共（斯）和共工党派出对等数量的代表来参加这个组织局，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来担任组织局主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希望通过这个办法，让这两个仍然保持独立的党为重新统一进行准备工作[64]。但是，这封公开信过了好几周仍未到达德国。就在这段时间里，共工党得不到阿佩尔和容格的消息，就又派了两个代表去参加共产国际二大。这一举动，以及它选择的代表，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关于一九一九年革命的辩论在卡普暴动之后、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前这段时间里，也进行了关于一九一九年的巴伐利亚革命与匈牙利革命的辩论。早在卡普暴动发生前的一九一九年底就开始的这场争论，促使拉狄克和他的伙伴弗勒利希开始反对列维。拉狄克获释后，立刻向列维开火，他把一九一九年秋天跟列维就这些问题进行的讨论记录公之于众[65]。他跟列宁一样，也认为库恩及其匈牙利同志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们无力——甚至是拒绝——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在成员、传统和实践方面同社会民主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以及他们的妥协精神——不不仅同右翼社会民主党妥协，更尤其同德国独立社民党那样的中派分子妥协。拉狄克把匈牙利的情况同德国做了一番对比，他极力揭示出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的政治活动中的中派主义特征，这些左派领袖，比如里哈尔德·穆勒和多伊米希的特点是在两种倾向之间摇摆不定，在一月和三月里，他们倾向于拉狄克所谓的“盲动主义—布朗基主义”，而在这两个月之间则又倾向于所谓的“蒲鲁东主义”的机会主义。这种摇摆不定正是中派主义的特征，在革命时期，它使这些人对革命的领导层构成了首要危险。拉狄克认为，匈牙利革命与巴伐利亚革命的失败，只能归结于共产党人同这些中派分子——巴伐利亚的独立社民党人和匈牙利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妥协，这些中派分子成功地让革命领袖彻底丧失了坚定的决心和明晰的头脑，并成功地让群众失去了领导层。 弗勒利希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以保尔·维尔纳（Paul Werner）的化名发表了一本论巴伐利亚革命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把巴伐利亚革命的失败归咎于“独立社民党人的背叛”[66]。一九二〇年一月，拉狄克在为匈牙利共产党人桑托·贝拉[67]的著作写的序言里，又谈起了匈牙利问题[68]。他尖锐地批评了被德国共产党人广为接受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大意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仅仅是在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它实际上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上层妥协的产物，它的诞生与无产阶级本身的阶级行动无关。他把矛头直接对准列维及其同志，批评他们断章取义，滥用德共（斯）纲领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认为，德共（斯）不会仅仅因为艾伯特—谢德曼之流已身败名裂，并陷入绝境，就准备夺取政权[69]。拉狄克断言，在一九一九年一月的柏林，这段话是正确的，但不能把它拔高到革命行动的总原则的高度。他写道：“资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在在资产阶级政权崩溃的过程中破裂，并不伴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集结，这种观点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70]。”他认为，巴伐利亚共产党人同匈牙利共产党人一样，不能逃避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义务，哪怕是在国际形势注定慕尼黑与布达佩斯的革命必然会很快失败的情况下：“哪里有工人阶级在战斗，哪里有工人阶级在斗争，我们就要出现在哪里，无论我们会胜利还是失败[71]。” 拉狄克嘲讽了那些被他叫做“政治辩论家”的人，说他们只有在“历史条件确保他们能获胜”的时候才会去战斗[72]。在他看来，当社会民主党建议同匈牙利共产党合并时，匈牙利共产党不应该无视他们的建议，因为自从社会民主党宣称自己支持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刻开始，无产阶级就深切渴望两党统一，两党合并的建议是符合无产阶级的要求的。但当共产党同意合并时，也应该同任何以为能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获胜的幻想做斗争。必须接受统一，但同时要立起绞架！这是他从俄国革命和内战中得出的教训；不能仅仅满足于纲领，还应该像革命者一样去行动。假如这样，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仍将从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中得到榜样和鼓舞。 列维遭到了拉狄克的直接攻击后，接受了拉狄克的挑战。他跟卢森堡一样，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夺取政权的必要条件。他表示： 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资产阶级那边的负面因素，而是无产阶级这边的正面因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明确征兆来自于无产阶级自身，并由它所达到的革命发展阶段表现出来[73]。
与拉狄克的观点相反，资产阶级的慌乱、涣散的程度，与无产阶级的清醒、有组织的程度并无关联。以德国为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里，人们曾对“团结”抱有“极大的幻想”，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资产阶级一时陷入无力和混乱状态的时候，无产阶级并不会随之变得清醒和坚定，相反，会陷入同样的无力和混乱之中[74]。”列维试图进一步发展卢森堡的思想，他写道： 一般来说，在资产阶级的夜晚和无产阶级的白天之间，有一个黎明阶段……在这种时期，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会衰弱到只能勉勉强强抓住政权的程度，此时我们共产党人就要面临着一个义不容辞的首要任务：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进苏维埃里。我认为，从组织无产阶级的进程达到了什么程度，就可以看出共产党人什么时候必须夺取政权（当然，这个过程不会精确地按照“建立苏维埃制度”的日程表来按部就班地进行，肯定会有一连串的高潮和低潮，有示威游行，有干涉，有斗争，等等）。我想这就是罗莎·卢森堡所要表达的意思[75]。
因此，列维认为，匈牙利共产党人的错误就在于：当工人阶级还没有准备h好的时候，他们就渴望夺权，并且真的夺得了政权；当时的匈牙利工人阶级就像一九一八年的德国工人阶级一样，他们的阶级意识依然被“全体社会主义者团结一心”的可悲幻想蒙蔽着。列维并不反对根据阶级实施恐怖的必要性，但他强烈反对拉狄克的必须“立起绞架”[76]的观点： 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在团结和凝聚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提出立起绞架，把这当成是一种促进无产阶级的组织与巩固的基本手段——不是根据“绝大多数无产者明确而直率的意图”，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思想、目的和斗争手段的自觉认同”，而是以处决和绞刑为基础——在我看来，这是最最糟糕的手段，对这种做法，我找不出更严厉的词来批评。就我所知，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标志是镰刀锤子，并没有加上绞刑架。我认为没有加上绞刑架并非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胆怯，而是因为这么一个事实：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据以成立的各种条件当中，并不包含有拉狄克同志给匈牙利党提出的那些东西。要把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凝聚起来，用玫瑰花环肯定是不行的，但绝不能用刽子手的绞索[77]。
列维补充说道，巴伐利亚共产党人犯了另一类错误。尽管列维涅重组和整顿了巴伐利亚的共产党组织，但这实际上并没有让他们摆脱“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的圈套。巴伐利亚的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多数派社民党人和独立社民党人之间的协定而产生的，巴伐利亚共产党人拒绝支持这个“怪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慕尼黑工人想要把政权夺过来，共产党人也就照办了，这是因为他们跟拉狄克一样，都认为自己有义务跟工人群众站在一起，即使群众是错的。列维认为，共产党人的责任并非只是在任何时刻都同群众保持团结，而是要在整个革命时期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活动。共产党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拥有革命的目标、高于一切的目标，他们有责任去领导工人群众取得胜利： 跟在群众后面，一再重复他们已喊出的口号，而不去考虑革命的广阔背景，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做法，而是“独立社民党人的”做法。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总是无条件地采取跟群众同样的立场，如果我们总是在任何时刻都为可能成为群众的目标的东西而斗争，我们就不仅仅是放弃了我们自主决定的政治权利，我们还否认了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就不再是群众的头脑，而成了群众的尾巴[78]。
列维以俄国革命为例，反驳了拉狄克。他写道，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事件期间恰恰也持这样的立场。当时，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不顾暂时的不受欢迎，毫不犹豫地逆流而上，捍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他引用了列宁的话：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79]；……从这个观点出发，绝不能撤退，相反，要牢牢地坚持革命，要提出可以让他们避免当前的或可预见的失败的策略性口号[80]。
显然，令人失望的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在列维的结论当中留下了印记，这段时间里的失败的经历使他对其很没有好感，他写道： 自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和三月的柏林武装斗争之后，自从慕尼黑和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之后，我就不再相信失败能带来什么奇迹般的效力了。假如我们遭到一次像匈牙利那样的惨败，我不相信我们能像拉狄克那样轻巧地略过它。……我担心的是——正如现实中那样——当一个国家发生了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之后，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展示出拉狄克所谓的“坚定而强烈的意志”。我认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跟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对世界革命是有损而无利的，我不能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要作为共产党领导层去领导行动，而不管它造成的后果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我更不愿意去说，如果我们不能导向胜利的话，那就不得不以“即使失败了也还是有收获的”为借口，去主动招致失败[81]。
关于巴伐利亚革命与匈牙利革命的讨论绝不是学究式的辩论，在德国更是如此。列维在反驳拉狄克的观点时，他所反对的乃是他在党内最讨厌的东西——盲动主义，至少也是内战中的军事形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拉狄克的支持恐怖手段的观点当中体现出了这种思潮。斯巴达克派更倾向于把这种思潮叫做“布朗基主义”，这种思潮诱使党以自己来取代无产阶级，它是战后年代的极左的错误观念。拉狄克与弗勒利希等人则从列维对盲动主义的敌意当中，察觉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守株待兔，坐等局势变化，在形势变化前仅仅专注于宣传活动，这是一种精妙的机会主义，它在事实上放弃了革命行动，并总是以说服和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为借口来拖延革命行动，以等待更有利的综合形势出现。双方暂时还没有根本性的分歧，但确实有发展到根本分歧的危险。 与此同时，主要的问题仍是如何建设共产党，如何把抛弃了诺斯克、艾伯特与谢德曼的党、并构成了独立社民党（在柏林和莫斯科的领导人看来，这个中派主义党在当时实际上构成了把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一边的主要障碍）的基础的几十万工人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一边。 共产国际与独立社民党如何把那些追随独立社民党领袖的群众争取过来，这个问题被列宁当做例子，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借此阐述了进行妥协的必要性。针对那些要求建立“小而稳固、坚定的核心”的人，他写道，德国最近的事态证实了他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即“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同革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最相近[82]。”他不仅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与斯巴达克同盟——即德共（斯）的前身——之间的传承，还从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群众党的内部演化过程中找到了证据，他写道： 现在一九二〇年，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中发生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各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毫无气节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83]。
但在一九一九年，列宁对独立社民党左翼的态度可没有如此赞赏。在关于伯尔尼会议的一篇文章里，列宁猛烈抨击了它的发言人多伊米希，他指责后者“曲意逢迎”，“对小资产阶级的庸俗偏见采取奴才式的讨好态度”。他说多伊米希的“左的词句”是“一钱不值的”，还说多伊米希等人是“胆小的市侩”和“反动的抱怨者”[84]。在独立社民党召开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前，拉狄克对独立社民党的态度似乎也受到了同样的不信任的影响。 独立社民党左派在一九一九年里的发展、该党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以及它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第三国际的决议，这些因素影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它的态度，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它对该党的中派和右翼领袖的基本态度。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关注于让追随独立社民党的大部分工人群众接受参加共产国际的主张，这个因素对该党不可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就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后，拉狄克在返回俄国前夕，同独立社民党执委会就参加共产国际的前景进行了一次正式讨论[85]。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克里斯平以独立社民党的名义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一封信，建议在德国或奥地利举行一次国际会议，这也是他写给反对第二国际的西欧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信里提出过的建议[86]。这个举动表明，独立社民党的领袖无所不用其极，以避免独自面对俄国人。 共产国际的不同机关对此所作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它缺少某种一致性。设在柏林的西欧书记处是最早做出答复的，它的回答是草率的，简直就当莱比锡代表大会没改变什么一样。它告知独立社民党，它们还没有证明自己的革命性，并拒绝同任何还让“社会爱国主义者”留在自己队伍里的政党进行讨论。它宣布只能设想同独立社民党进行公开的谈判，在谈判中要开展毫不留情的政治斗争[87]。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五日做了答复，在复信上签名的是季诺维也夫，这个答复的态度要积极得多[88]，但仍对独立社民党的领导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他们“继续在诺斯克之流的公开背叛与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之间摇摆不定”。季诺维也夫对独立社民党提出了许多批评，包括在群众当中散布对议会制度的幻想、大肆渲染苏俄的恐怖来恐吓德国工人阶级，让他们转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忽视反军国主义斗争、仅仅在口头上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等。共产国际执委会跟西欧书记处一样指责独立社民党的领袖，说他们仍同（第二国际的）各个社会民主党保持关系、拒绝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仍然让考茨基之流留在自己队伍里、公开宣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别是一边同共产国际和各个中派主义政党进行谈判，一边又在“破坏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89]。 共产国际执委会向“觉悟的德国工人”发出呼吁，要他们“在公开的工人集会上”讨论这个答复，并要求独立社民党的领导人做出“明确无误的回答”，这个呼吁显然是要进行党派斗争、（从外面）推进分裂独立社民党的活动的威胁。尽管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把话说绝，还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在莫斯科接见所有宣称自己已坚决同第二国际决裂的任何政党的代表。在下面这段话里，它甚至还暗示了可能做出的妥协的范围： 共产国际执委会非常清楚，必须考虑到每一种独特的情况，因为革命的发展过程的性质是复杂而特殊的。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考虑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提高深化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为根据来改善和深化第三国际的纲领，以此来加强第三国际[90]。
然而，在这场捉迷藏游戏里，双方有几个月的时间陷入了僵局，其间独立社民党宣称它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那封信的答复，在原则上决定向莫斯科派出代表团之后，它也没有找到能与西欧书记处会面的地址（它认为要同共产国际执委会谈判就必须经过西欧书记处这个中间人）[91]。就在谈判开始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卡普暴动、工人以激烈斗争回击暴动、国防军的报复、大选以及四月初共工党的成立[92]。这让共产党的谈判者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了，尽管他们最终为改善德共（斯）和独立社民党的关系消除了障碍[93]。 接着，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初，鲍罗廷出现在了独立社民党的中央办公室里。他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派而来，带着西欧书记处的介绍信和季诺维也夫写于二月五日的那封信[94]。独立社民党的领导人对这封信姗姗来迟表示惊讶，但他们直到五月二十日才发表了这封信，而且还不是发表在他们所有的报刊上面[95]，可是德共（斯）早在四月二十三日就发表了这封信。克里斯平接见了鲍罗廷，但他们的谈话仅限于讨论由前者提出的问题，克里斯平坚持说自己对本党同志非常信任，并再次建议待大选结束后派出代表团，在莫斯科直接进行谈判[96]。共产党的报刊现在公开发动了攻势，力促独立社民党参加第三国际[97]。独立社民党左翼采取了坚决而激进的立场，威廉·赫尔佐格在《论坛》（Forum）上面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为《从莱比锡到莫斯科：不惜代价要独立社民党明确表态！[98]》。另外，鲍罗廷还答应让赫尔佐格访问莫斯科，为此赫尔佐格遭到了《自由报》的抨击[99]。四月三十日，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100]来到德国，继续同独立社民党进行个人接触，他应邀出席了五月七日的独立社民党执委会会议。他完全否认了共产国际要求独立社民党必须开除右翼党员、否则不与独立社民党进行参加国际的讨论的说法，也完全否认了以同德共（斯）合并为参加国际的前提的说法（克里斯平正是这么建议的）[101]。 现在事情开始加速进行了。共产国际通过共产党的报刊和党员，给独立社民党的活动家公开施加压力之余，幕后也施加了压力，并且渴望谈判。拉狄克以共产国际书记的身份给独立社民党写信，对该党领袖保持沉默——他们没有对二月五日的信做出答复——表示惊讶，[102]。对于独立社民党的领袖既不发表这封信，也不作答的做法，他提出了抗议[103]，并再次建议他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直接谈判，他认为这能测试出独立社民党领袖有多少诚意[104]。独立社民党执委会以电报回复说他们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六月九日，西欧书记处把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日程表转告给了独立社民党执委会，共产国际邀请独立社民党派代表出席这次大会，独立社民党执委会则在六月十一日和十九日的会议上选出了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105]。 共产国际与独立社民党之间的关系一度濒临破裂，就在六月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了一封信，在上面签名的不但有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还有列宁和其他俄国党的领袖[106]，信中再次指控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正在破坏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封信是写给全体独立社民党党员的，它宣称：“他们的态度，表明了当我们指出你们只有绕过你们自己的领袖，才有可能加入第三国际时，我们是何等的正确[107]。”这封信直接向独立社民党党员和地方、地区组织发出呼吁，鼓励他们直接选出将前往莫斯科参加谈判的代表，这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已经做出决定，独立社民党要想参加共产国际，就必须先发生分裂，而这是吸引该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把握最小而代价最大的途径。而与之相反的是，独立社民党提名了四个正式代表——其中克里斯平和迪特曼是代表右派的，而施特克尔和多伊米希则是代表左派的，这又使谈判充满了各种可能。但是，德共（斯）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德共（斯）中央委员会于六月十七日举行表决，决定对独立社民党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独立社民党接受了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就要把右翼领袖开除，以此证明其革命诚意[108]。同时，德共（斯）表示，它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接纳共工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德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109]” 在共工党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其中，西欧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立场是相互抵触的。前者于四月十八日强烈谴责了共工党，指责它同“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的支持者有联系，并在三月事件期间同卡普暴动的某些特务勾结——三月事件期间他们采取了冒险主义行动，并鼓吹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110]。西欧书记处对共工党自称第三国际成员的做法提出了抗议，称只要共工党继续对已经是第三国际成员的政党进行粗暴的攻击，就要继续反对它所谓的成员资格[111]。这表示它彻底拒绝接受共工党加入共产国际。而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六月三日发表了一个公告，给共工党回到共产主义运动、参加共产国际留下了一扇门[112]。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七月二日给共工党党员写了一封公开信[113]，提醒该党内的“革命工人”，说德共（斯）党内的分裂是不必要的，如果共工党真的想要重新统一，那么还是有可能统一的。但它要求共工党拿出能证明其诚意的证据，最起码要开除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以及“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支持者，三月期间他们同军方勾结，已经败坏了自己的名声[114]；还要开除奥托·吕勒，他已经成了俄国革命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公开敌人[115]。共产国际执委会重申了国际的立场：支持参加选举，支持参加工会中的战斗行动，并宣称其在原则上赞同德共（斯）——它再次强调德共（斯）是第三国际的唯一一个德国成员党。 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宣称它“完全不同意”德共（斯）领导层为其“忠诚反对派”宣言所做的辩解，并承认“斯巴达克派中央在同反对派斗争时，并没有一直保持足够的谨慎和耐心”[116]。最后，它为重新统一提出了具体建议：由两党组织一个书记处，其中两党的代表人数相等，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来主持该书记处，并由共工党派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二大[117]。 这样一来，共产国际二大就负有促使德国的共产主义者重新统一、并通过吸收独立社民党的全部（至少是部分）党员参加共产国际，在德国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的任务。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所有证据都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要的是完全的统一，要用共工党的革命斗志来纠正独立社民党的机会主义倾向和德共（斯）领导层的消极倾向。 [1]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阶级斗争与俄国革命》（La Lutte des classes et la révolution russe），《共产主义评论》（Revue communiste），第11期，1921年1月，第385—386页。 [2] 同上，第386页。 [3] 他很可能是雅可布·莱希（Jakob Reich），爱·哈·卡尔在书里错误地把他当成了“一个巴伐利亚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135页）。请参阅他提供给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colaevsky）的关于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及他自己的活动的记录，这份记录收录于雅·弗莱芒的《共产国际史稿》第1—28页，这份记录有一个英译本叫《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The First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署名雅可布·莱希，刊载于《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第5卷，第2期，1994年春季，第2—36页。勒纳认为托马斯的真名是鲁宾斯坦（Rubinstein）（沃伦·勒纳[Warren Lerner]，《卡尔·拉狄克：最后一个国际主义者》[Karl Radek: 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斯坦福，1970年，第196页）。 《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英译本全文可在以下地址阅读：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revhist/backiss/vol5/no2/reich.html ——中译者注 [4] 莱希，《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第12页。 [5] 同上。“托马斯”写道，当时拉狄克已获释，但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8页）指出，当他们建立联系时，自己还在坐牢。 [6] 莱希，《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第15页。 [7] 《共产国际》（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ional），第7—8期，1919年11月—12月，第1099—1102行。 [8] 共工党成立后没几天，德共（斯）就召开了四大，卡尔·贝克出席了四大，同自己的过去划清了界限。 [9]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31页。 [10] 《真理报》，1920年3月25日。 [11]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1882年5月5日——1960年9月27日），她是英国女权运动活动家艾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的女儿，1906年参加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1914年退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成立了东伦敦妇女参政权联合会（East London Federation of Suffragettes），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并逐步转向共产主义，1920年6月成立了共产党（第三国际英国支部）（Communist Party[Britisch Section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后来该党与共产国际的正式英国支部——英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合并，1921年9月她被开除出英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后逐渐脱离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12] 弗·伊·列宁，《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58页。 [13] 《议会主义与争取成立苏维埃的斗争》（Der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Kampf für die Sowjet），《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政策与决议：执委会给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呼吁与公开信》（Manifest, Richtlinien, Beschlüsse des ersten Kongresses. Aufrufe und Offene Schreiben des Exekutivkomitees bis zum Zweiten Kongress），汉堡，1920年，第139—146页。 [14] 同上，第146页。 [15] 塞巴尔德·尤斯蒂努斯·鲁特格尔斯（Sebald Justinus Rutgers，1879年1月25日——1961年6月14日），荷兰共产主义者，大学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美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5年成立社会主义宣传同盟（Socalist Propaganda League），这是美国共产党的前身之一，他是美国社会党（Socalist Party of America）左翼理论领袖之一。1917年俄国革命后前往苏俄，1922年至1926年在库兹涅茨克煤田地区领导建立“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中译者注 [16] 《灯塔》，第8期，1920年4月1日，第387页；休尔斯，《共产国际的成立》，第153页。 [17] 《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8—79页。 [18] 路易斯·C·弗莱纳（Louis C.Fraina，1892年10月7日——1953年9月15日），本名路易吉·卡尔洛·弗莱纳（Luigi Carlo Fraina），出生于意大利，幼年时随家人移居美国。1909年参加美国社会党，很快退党，后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al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该党的中文译名与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相同，但不是同一个党），1914年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十月革命后逐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二十年代后逐渐脱离共产主义运动，1940年放弃马克思主义，倒向反共阵营。——中译者注 [19]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年7月9日——1951年5月29日），原姓格鲁森贝格（Грузенберг），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被捕，1908年流亡美国，十月革命后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5月任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1927年7月回国，他是共产国际的右倾路线的具体执行人，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1949年被捕，死于狱中，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20] 休尔斯，《共产国际的成立》，第154页。 [21] 《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9页。 [22] 休尔斯，《共产国际的成立》，第155页。 [23] 《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81页。 [24] 休尔斯，《共产国际的成立》，第156页。 [25] 《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9页。 [26] 同上，第82页。 [27] 同上，第84—85页。 [28] 《红旗报》，1920年4月22日。 [29] 《灯塔》，1920年5月—6月号，第484页—485页。 [30] 详见第18章。 [31] 卢卡奇·捷尔吉（Lukács György，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出身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十月革命后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教育与文化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鼻祖之一。1930年前往莫斯科，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1945年回国。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曾参加纳吉·伊姆雷（Nagy Imre）政府，革命失败后逃往罗马尼亚，1957年回国。——中译者注 [32] 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175页。 [33] 捷·卢卡奇，《议会主义问题》（Die parlamentarische Frage），《共产主义》，第6期，1920年3月1日，第161—172页。英文版收录于《1919年至1929年的政治著作》（Political Writings 1919-1929》，伦敦，1972年，第53—63页。 [34] 同上，第164—169页。 [35] 卢卡奇批评的观点，正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为之辩护的观点，尽管当时他还没读过列宁的这篇文章。列宁写道：“卢·乔的文章左得很，糟得很。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弗·伊·列宁，《共产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28页）。 [36] 《执行》（Die Durchführung），《共产主义》，第18期，1920年5月8日，第549—555页。 [37] 同上，第552页。 [38]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十月革命后转入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9] 请参阅波尔迪加于1919年11月10日、1920年1月11日写给共产国际的信，刊载于《社会主义历史学刊》（Rivista Storica del Socialismo），第27期，1966年，第183—188页。 [40] 瓦尔·范·奥维斯特莱顿（War Van Overstraeten，1891年5月8日——1981年12月9日），比利时画家，十月革命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参与成立比利时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ij van België），1929年退党，后脱离政治活动，潜心绘画。——中译者注 [41] 《灯塔》，1920年3月1日，第334页—335页。 [42]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1页。 [43] 同上，第12页。 [44] 同上，第22—23页。 [45] 同上，第30页。 [46] 同上，第32—33页。 [47] 同上，第33页，第34页。 [48] 同上，第38页，第43页。 [49] 同上，第54页。 [50] 同上，第43页。 [51] 同上。第43页。 [52]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年7月24日——1889年10月29日），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列宁称赞他是“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同上，第51页）。——中译者注 [53]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51页。上述各段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4] 赫·戈尔特，《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对列宁的小册子〈激进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幼稚病〉的答复》（Offener Brief an den Genossen Lenin. Eine Antwort auf Lenins Broschüre:Der Radikalismus, eine Kinderkrankheit des Kommunismus），柏林，1920年。我们这里采用的译文是1920年的法语译文《答复列宁》（Réponse à Lénine），重印于巴黎，1970年，可将其同收录于安·潘涅库克与赫·戈尔特合著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与策略》（ Organisation und Taktik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法兰克福，1969年）一书中的德文版进行对比。（英文版中采用的是英译文，《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Comrade Lenin]，伦敦，1989年——英译者注） 中文版系根据英译文翻译。——中译者注 [55] 《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英文版），第10页。 [56] 同上，第14页，第19页，第38页。 [57] 此处原文为“西欧局”，但这明显与上下文矛盾，可能是作者笔误，经查证后改为“青年共产国际”。——中译者注 [58] 格洛斯，《维利·明岑贝格》，第107—108页。 [59] 同上，第177页。 [60] 同上，第116页。 [61] 弗兰茨·容格（Franz Jung，1888年11月26日——1963年1月21日），曾受过高等教育，曾参加过表现主义文学运动。1914年参军，后来开了小差。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属于左翼。1920年成立共工党，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组织了共工党的作战小组，在三月行动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被警方追捕，流亡苏联。1923年返回德国，为许多杂志写稿，后流亡美国，1945年返回德国。 [62]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3页。 [63] 简·德格拉斯（Jane Degras），《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第1卷，伦敦，1956年，第128页。 [64]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65] 拉狄克，《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 [66] 保尔·维尔纳（即保尔·弗勒利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与批评》（Die Bayrische Räterepublik. Tatsachen und Kritik），彼得格勒，1920年。 [67] 桑托·贝拉（Szántó Béla，1881年2月1日——1951年6月1日），1904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军事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46年回国。——中译者注 [68] 贝·桑托，《匈牙利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Klassenkämpfe und Diktatur der Proletariats in Ungarn），维也纳，1920年。 [69] 德共（斯）纲领中确实有这么一句意思相近的话，但表达方式大不一样： “斯巴达克同盟也将拒绝在谢德曼—艾伯特之流身败名裂和独立派与他们的合作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取得政权。”（《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6页）——中译者注 [70] 卡·拉狄克，《匈牙利革命的教训》（Die Lehren der Ungarischen Revolution），《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21期，1920年2月25日，第57页。 [71] 同上，第58页。 [72] 同上。 [73] 保·列维，《匈牙利革命的教训》（Die Lehren der Ungarischen Revolution），《国际》，第24期，1920年6月24日，第35页。 [74] 同上。 [75] 同上，第36页。 [76] 拉狄克，《匈牙利革命的教训》，第59页。 [77] 列维，《匈牙利革命的教训》，第37页。 [78] 同上，第39页。 [79] 弗·伊·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85页。 [80] 列维，《匈牙利革命的教训》，第37页。 “从这个观点出发……策略性口号”这句话，在列宁的原文中没有找到，估计是列维在引用了列宁的话后做的阐述。——中译者注 [81] 同上，第40页。 [82]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4页。 [83] 同上。 [84] 弗·伊·列宁，《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382页，第383页。 [85] 消息来自《自由报》，1920年6月25日。 [86] 该信全文刊登于《自由报》，1920年1月2日。 [87] 《斯巴达克》（Spartakus），1920年1月5日—6日。 [88] 《红旗报》，1920年4月23日，26日，27日，28日。 [89] 早在1919年12月20日的《自由报》上面，多伊米希就已经强调指出，自己的党的报纸对莱比锡代表大会充满敌意，对这次大会做了错误的、恶意的、片面的报道。 [90] 《红旗报》，1920年4月28日。 [91] 《自由报》，1920年6月26日。 [92] 请参阅第18章。 [93] 独立社民党右翼要宣布“当前局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但左派认为它在共产党当中最凶猛的敌人已经被赶走了。 [94] 《自由报》，1920年6月26日。 [95] 同上。独立社民党领导层的借口是要举行选举活动和“缺乏纸张”。 [96] 关于这些讨论的速记记录刊登于1920年6月26日的《自由报》。 [97] 鲍罗廷带来的这些文件被德共（斯）的报刊发表后，独立社民党因压下它们不给发表而受到了指责。 [98] 《论坛》，第7期，1920年4月，第481—484页，这是他为季诺维也夫写于2月5日的那封信写的序言。 [99] 赫尔佐格于1920年5月至8月期间一直留在苏联。《自由报》对他的批评文章，与鲍罗廷、拉狄克及他自己之间的通信，一起收录于《计时工的愤怒》（Die Wut des Hilfergendinges），《论坛》，第11期，1920年4月，第866—870页。 [100]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西欧，1916年返回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的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与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101] 《自由报》，1920年6月26日。 [102] 《红旗报》，1920年6月12日。 [103] 后来发表在1920年7月11日的《自由报》上。 [104] 请参阅1920年5月31日的《自由报》。 [105] 《自由报》，1920年6月27日。 [106] 这篇文章没有具体日期，收录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政策与决议：执委会给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呼吁与公开信》第322—325页，标题为《致独立社民党各邦组织和各地区组织，致独立社民党的工人党员们》（An alle Orts- und Landesorganisationen der USPD, an alle Arbeiter, die Mitglieder der USPD sind）。 [107] 同上，第324页。 [108] 《红旗报》，1920年6月24日。 [109] 同上。 [110] 他们一开始就明确指向汉堡的极左派，特别是沃尔夫海姆，因为他跟冯·莱托夫—佛贝克（von Lettow-Vorbeck）将军手下的一些军官有联系——根据布兰德勒对奥·恩·许德科夫所作的声明，沃尔夫海姆甚至是将军的秘书——还有劳芬贝格，据说在卡普暴动发生前不久，他跟沃尔夫海姆一起会见了莱文特洛夫（Reventlow）（奥托—恩斯特·许德科夫[Otto-Ernst Schüddekopf]，《来自右翼的左翼人物：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族革命少数派与共产主义运动》[Linke Leute von Rechts. Die nationalrevolutionären Minderheiten und der Kommun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斯图加特，1960年，第435页）。共工党的其他领导人当中，被指控有同样联系的人是柏林工人弗里茨·拉施（Fritz Rasch），1920年6月10日的《自由报》上发表了卡普的一个同伙的信，信中写到了他与“卡普分子”的谈话（冯·维姆伯格[von Weimburg]的信，1920年3月14日），表示冯·法尔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将军“并不反对同拉施先生会谈”。拉施否认了这一指控（该消息来自《共产主义工人报》，由1920年6月16日的《红旗报》引用了这条消息）。 [111] 《红旗报》，1920年4月22日。 [112] 《红旗报》，1920年6月15日。 [113] 《红旗报》，1920年7月13日、14日、16日、17日、20日与21日。 [114] 《红旗报》，1920年7月17日。 [115] 《红旗报》，1920年7月20日。从五月底，奥托·吕勒就一直留在俄国（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116] 《红旗报》，1920年7月21日。 [117] 同上。梅尔格斯已经得到了共工党的委托，与吕勒一起动身前往莫斯科，准备参加定于七月十九日开始的谈判（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