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一章 一九二〇年的伟大期盼
在共产国际一大上，俄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代表仅仅是有限地参加了这次大会，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还没获得本党的授权。但在二大上，外国代表则潮水般地涌了进来。几个月来，世界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里，支持参加第三国际的倾向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挪威党和意大利党已经决定支持参加第三国际。具有重要地位的群众性政党，比如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正在敲共产国际的大门，它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就连一些工团主义组织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和西班牙的全劳联[1]。在国内革命战争即将结束的几个月里，军事形势对苏维埃共和国有利，这一政治形势与其也是相符的。 一九二〇年四月底，毕苏茨基[2]元帅的波兰政府入侵了苏维埃俄国，而弗兰格尔[3]男爵在法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在俄国西南部重新发动了内战。起初，苏俄政府曾担心协约国会发动总攻来支援波兰的入侵，拉狄克向德共（斯）中央发出警告，称波兰的入侵会带来全新的、不祥的前景。五月十八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用一切手段保卫苏维埃俄国免遭“白色波兰”的入侵。但战局在七月里发生了惊人的逆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4]率领红军击退了波军，发起了反攻，并向华沙挺进。 一次乐观的大会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的共产国际二大开幕式上，季诺维也夫庄严宣布：“同志们！今天彼得格勒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它已载入史册。你们要记住这一天！要知道，这是对你们历尽艰难困苦、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嘉奖。你们要对自己的孩子讲述今天这个日子的重大意义！你们要把这一庄严的时刻牢记在心中！[5]”他后来回忆道： 会议厅里挂着一张巨大的地图，上面每天都要标出我们的军队行进到了哪里。每天早上，与会代表们都会全神贯注地观察这张地图。这是某种象征：国际无产阶级最优秀的代表，他们心中雀跃不已，紧张地关注着我们军队的每一步进展，他们所有人都完全明白，如果我军能完成预定任务，就能极大地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前进[6]。
在这一点上，俄国和外国代表是一致的。在就苏波战争问题起草告世界各国无产者书（该宣言由保尔·列维起草）时，独立社民党的四名代表之一恩斯特·多伊米希在讨论中宣称：“红军走过的每一公里路程，都是对德国革命的促进，促使它前进一步[7]。”俄国代表考虑了他们所认为的最新的事态，在最后关头对草案文本做了修正。出于这个原因，列宁写于七月四日的关于大会任务的提纲里，“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并不在于加速革命的到来，而在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准备[8]。”这句话在最后提交大会的草案里被改成了：“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现在是加速革命的到来，但不是在做好足够的准备工作之前，就通过人为手段去激发革命[9]。”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向共产党人证明着：迄今为止仍被困在战败国内的战后革命浪潮，正在向战胜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涌去。从这个观点出发，建设真正的共产党就变得愈加急切了。革命即将到来，它急需组织、工具和领导层。列宁写道： 第二国际已被彻底粉碎。中间政党和“中派”集团看到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就想倒向日益壮大的共产国际，但是，它们还希望保留一种“自主权”，以便推行它们原来的机会主义的或“中派主义的”政策。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
现在“中派”的某些领导集团希望加入第三国际，这就间接证明，共产国际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拥护，并且成为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力量[10]。 对于中派主义政党参加共产国际的请求，必须十二万分地谨慎。如果无条件地接纳它们，那就等于支持那些仍然控制着这些党的机会主义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些领袖不抱任何期望，他们只会“积极破坏革命”，匈牙利和德国的经验已经揭示了这一点。而时间很紧迫，要想通过党内政治斗争去赶走他们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必须采取一些事先的防范措施，阻止他们把种种问题带进共产国际里去，正如季诺维也夫说的那样：“……我们趁早把门关上，免得他们钻进来[11]。” 出于这种担心，加之有必要把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浓缩在少许条款中，作为各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正式文件，于是俄国共产党人向大会提出了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遵守的十九项条件[12]。这些条件适用于已经加入国际的党和正在申请加入国际的党，无论它们是独立社民党那样的中派主义党（党内仍有较强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还是共工党那样的极左主义党。这些条件经大会修改后，成了著名的“二十一条”，它体现出了在布尔什维克党心目中，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的。 共产党人的首要义务，是要让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要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都能通过共产党人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13]。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草案里用了黑体字）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组织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必要时用普通工人来代替他们。共产党人不能画地为牢，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产阶级法律的界限之内： 几乎在欧美所有的国家里，阶级斗争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不合法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14]。
与此相关的是，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不懈地有步骤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活动多半是非法的，但拒绝进行这些活动，就不配当共产国际的成员[15]。共产党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直接向在农村的劳动人民进行鼓动工作，这项工作主要通过同农村保持联系的工人来进行[16]。 共产党人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同改良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和中派主义者的社会和平主义彻底决裂。共产党人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建议、任何对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17]。”所有党都要“完全彻底地”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决裂，尤其是要同臭名昭著的改良主义分子——如意大利的屠拉梯[18]之流——划清界限。同时，各国共产党必须反击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行径，并“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19]。” 第九条回到了在反对极左派的论战中所发展起来的论题上。第九条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在工会中建立支部，开展工作，这些工会中的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这些支部（后来叫做“党团”［fraction］）“应该通过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并且还要“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在工会内，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争”，各国共产党必须力争让各国工会同阿姆斯特丹国际决裂，并“竭力支持正在形成的属于共产国际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组织”[20]。 共产党必须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把它们用作进行革命鼓动的讲坛，但必须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保证其议会党团的可靠性，使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党的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21]。 在组织问题上，各国共产党都应该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第十三条规定： 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22]。
此外，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定期清党来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对于能开展合法活动的党来说，定期清党就意味着要有步骤有组织地清除不可靠的党员[23]。 第十五条规定各国共产党有义务“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24]。 最后四条对已经或准备参加共产国际的党提出了详细的当前要求。各党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修改自己以前的纲领，修改后的纲领必须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准。各党必须严格遵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凡是愿意参加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将党名改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这样才能同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旧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最后，在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各党都要召开代表大会，确认其接受这些条件[25]。 这些条件本已很严格，共产国际二大上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补充。这些条件适用于所有起源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中派主义政党的党，无论它们是否已经参加了共产国际，也适用于那些以前曾分裂出去、现在又想参加或留在共产国际的极左派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对此很清楚）。托洛茨基宣称： 在这资产阶级正衰朽死亡的时代，第二国际各党与工会，这一台庞大、有力而复杂的机器，发动起来为资产阶级效力。要不是这台机器把它们（共产党）与群众隔开，把革命群众与其先锋队隔开的话，各国无产阶级无疑是能够夺取政权的……从今往后，从本次代表大会开始，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将以十倍的速度进行。以纲领对纲领、策略对策略、手段对手段[26]。
当然，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会低估工人运动中的任何分裂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但是，共产党人确信世界正处于“剧烈内战”的时期，夺取政权（至少是在最先进国家里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临近了，他们没有经过真正的初步讨论，就决定接受这些条件。 共工党与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提出加入条件后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共工党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五月底，共工党得不到来自阿佩尔和容格的消息，也得不到莫斯科谈判的消息，就派奥托·吕勒为代表去秘密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然后奥古斯特·梅尔格斯也在七月初随吕勒参加了二大[27]。 吕勒的政治立场的变化，正在使他远离共产主义。从一开始他就在原则上反对以“党”的形式成立共工党，对于正处于战时共产主义专政下的俄国，他也是很看不顺眼的。他被自己眼中的“极端集中”实践所震惊，对俄国党希望把这套体制运用于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本身的观点，他觉得既荒谬又可怕。梅尔格斯和吕勒尖锐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认为这些条件既是机会主义的又是集权的。他们认为，这些条件正是德共（斯）中央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观点的翻版，只不过略加改进而已，而正是这些观点分裂了党。吕勒说道：“他们现在做了点改动，在理论层面上软化了一点，而在集权和独裁上则变本加厉[28]。” 尽管他们有着种种反对意见，但拉狄克还是告诉他们，代表大会是会允许他们出席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也同意拉狄克的看法，然后吕勒和梅尔格斯就离开莫斯科回德国去了[29]。这一挫折并不符合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们的期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个正在同中派及右派进行激烈讨论的关头，有极左派出席大会是很重要的。吕勒和梅尔格斯走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刻开会，决定向他们提出一个折衷提议：他们虽然不能作为全权代表，但可以以顾问资格出席大会。共工党的这两位代表在离开苏俄国境之前接到了这个提议，但他们回绝了，然后继续上路[30]。对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来说，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德共（斯）代表团得知共工党也受邀参加共产国际二大时，他们决定：如果梅尔格斯和吕勒，或其他任何共工党代表参加大会（即使只是以顾问资格出席），自己就要退出大会[31]！ 独立社民党与加入条件在关于加入条件的冲突中，独立社民党代表团表现得很活跃。俄国党得到了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支持，竭力劝说——必要的话，甚至强迫——独立社民党，力图使独立社民党在本党代表大会上就该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能获得通过。代表独立社民党右翼和机关的迪特曼与克里斯平认为，尽管党的整个出版机关和绝大部分机关都反对参加共产国际，但党内左翼发展迅速，这意味着，在这个召开于世界革命之都的国际共产主义大会上，他们在谈判中处于不利的立场。 迪特曼说道，他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的条件，但他又提出了一堆反对意见。第一点是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党所宣称的目标的： 如果本党按照目前的条文接受了这些条件的话，就会丧失合法地位。我们认为必须利用合法手段来把工人群众集结起来……我们知道光靠总罢工是不足以夺取政权的，还需要武装起义。但如果本党在党纲里公开这么说的话，本党马上就当不成合法政党了[32]。
拉狄克在发言中说道，独立社民党的领导随时可能被逮捕，被枪决，迪特曼对此表示反对，并继续说道： 我们认为，必须尽量利用合法手段。我们有五十多家日报。这些报刊是革命宣传与行动的手段，我们必须保住它们，如果我们失去合法地位，这些报刊就会全部丢掉……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共产党人应该知道非法政党要开展宣传工作是多么的困难[33]。
他还对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集中化”提出了反对意见： 在老社会民主党里，我一直支持强力的集中化。可是官僚化的社会民主党给许多革命工人留下的印象，让他们疏远了集中化。这是对官僚化的老社会民主党做出的可理解的反应。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党内出现了反对集中化的倾向。比如说，哥达代表大会拒绝由中央机关来控制党的报刊。这种心理状态不可能一夜间就得到克服[34]。
克里斯平宣称，他在四个基本点上同意这些条件：共产国际的组织应是集中的；党的集中化（独立社民党应该贯彻这一条），在党代会批准莱比锡代表大会决议之后，按照莫斯科的“二十一条”精神起草党纲；关于党的斗争方式，他宣称： 我们生活在夺取政权的时期，我们的运动必须保持合法性质。群众不会理解非法政党。我们不能公开宣称自己支持武装无产阶级……我们不会忽视在彻底的非法状态下工作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利用一切手段去斗争，但我们不能公开地、正式地这么说[35]。
独立社民党代表团遭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猛烈攻击。季诺维也夫问他们，难道他们真的以为只要自己不宣称赞成非法工作，就能保护自己免遭镇压吗？拉狄克告诉他们，任何一个以革命为目的的党，都要在军队中间开展宣传工作，而这就需要有一个非法机关。恩斯特·麦尔对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关于他们赞同二十一条的声明表示怀疑，并要求他们做出进一步保证。季诺维也夫着重指出，宣传革命思想，要比经营五十家日报重要得多，他还要求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考虑同希法亭决裂。 瑞士代表昂贝尔—德洛[36]强调指出这个问题的国际方面——他指出这个事实：所有中派主义政党内都有种种势力跟第二国际藕断丝连。他指责中派分子里的右翼企图从内部腐蚀第三国际，并得出结论说要把机会主义势力拒之门外。克里斯平口气软了一些，但没有让步，他对未来做了一些暗示：“本党一直在向左转。它已经摆脱了右翼。伯恩施坦已经辞职。考茨基已经没有影响力，在党内起不了什么作用。没有人认为能靠考茨基和施特勒贝尔把右翼组织起来。他们势单力孤，成不了气候[37]。”迪特曼与克里斯平对共产党人视为根本的这些原则的抵抗，导致专项委员会陷入了僵局。在第七条里，继考茨基和希法亭之后，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38]也有幸荣获“著名改良主义者”的称号。根据列宁本人的建议，加入条件里增加了一条，即各党的报刊必须出版共产国际的文件，任何要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在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后四个月内召开一次紧急代表大会，承认这些条件[39]。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关于加入条件的讨论继续进行。主持会议的季诺维也夫强调指出：共产国际还只是一个宣传团体，它必须成为一个战斗组织，这就意味着要同考茨基提出的前景和思想彻底决裂[40]。拉狄克对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的独立社民党的政策做了批评[41]。麦尔在发言中，主要针对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后独立社民党领导层的活动与立场发表了看法，并表示自己不相信独立社民党所有领导人的一切表态；一个革命党要在实践当中证明自己，而独立社民党如果不清除机会主义分子，它就无力进行革命实践。 这位德共（斯）代表还明确表示，为了在独立社民党内发起必要的决裂，他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向独立社民党的工人群众发出呼吁[42]。在二十九日晚上的会议快结束时，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做了发言。克里斯平在发言中强调指出，他的党基本上赞同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他又说道，共产国际的驱逐机会主义分子及改良主义分子的政策会导致分裂，而分裂总是痛苦的。对于俄国党，他只批评了他们认为自己的经验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他表示在西方国家，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当中，恐怖是一种并非必要的次要特征[43]。迪特曼猛烈地反驳了拉狄克，并为独立社民党领导层辩护，宣称它一直同德国工人群众站在一起[44]。 在七月三十日的会议上，拉可夫斯基对迪特曼为独立社民党同艾伯特政府合作所作的辩护进行了反驳。他表示：“可惜，在这里以迪特曼和克里斯平两同志为代表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仍旧缅怀过去，他们在过去两三年内没有吸取任何经验教训[45]。” 列宁对迪特曼和克里斯平的思路做了简短而切中要害的批评，并尽力指出他们的发言彻头彻尾地反映出了考茨基的思想[46]。保尔·列维引用了克里斯平和迪特曼所用的词句，以阐述他自己关于党和群众之关系的看法。他强调指出，独立社民党寻求“和群众在一起”，却在党的作用方面犯下“根本错误”，因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存在理由——即成为群众的革命领导层[47]。多伊米希表示很遗憾，前一天的辩论让他觉得共产国际仍不过是由各种宗派组成的。他反驳了拉狄克对独立社民党的歪曲，提醒人们独立社民党始终是由尖锐对立的两翼组成的，他还强调在过去的问题上，应受指责的是共产党。谈到德共（斯）时，他说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来了一些“不该来”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宣布自己毫无保留地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回国后他一定会在党内为之辩护[48]。 最后，施特克尔对前一天会上麦尔号召独立社民党分裂表示大为惊讶。他也强调指出独立社民党在关键要点上是赞同共产国际的，并提醒代表大会注意，德共（斯）长期以来一直在德国宣扬目前共工党（现在已经脱离了德共（斯））的主张。他支持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发言的最后，他呼吁：革命派的队伍应该团结一致，准备迎接在几个月以后就可能发生的战斗[49]。 加入共产国际的十九项条件在其中两项合并后，变成了十八项；在补充了几项之后，变成了二十一条。这几项条件是昂贝尔—德洛和波尔迪加提出的。他们声明，要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召开代表大会，批准加入共产国际，并且还要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当中，必须有至少三分之二的人是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前就赞成加入共产国际的；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任何反对二十一条的人都要被开除[50]。 幕后的争执？自此之后，独立社民党在面临这些问题时就已不再有模棱两可的余地了。参加共产国际的代价，就包括开除希法亭、考茨基等右派，这就等于要分裂独立社民党，因为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反对这么做。而且季诺维也夫已经在最后几次会议上，当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四位独立社民党代表的面，明明白白地把这一点告诉了他们[51]。 在这个问题上，列维在专项委员会的讨论当中有所保留。他赞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与共产国际二大的绝大多数代表一起投票赞成这些条件。但他私下里表示，必然会带有粗暴性质的组织手段，还是尽量少用为好。围绕着是否参加共产国际的问题，在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党内都发生了斗争，这种斗争应该是无情的斗争。出于共产党人的利益，应该把它当做政治斗争一样，公开地进行。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里面加上关于组织的条款，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危险：斗争被引到“组织问题上去，从而给工会头头们获得可乘之机，让他们借这些问题来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对政治问题闭口不谈”。因此他建议把关于章程和组织的问题当做次要问题来解决，先集中精力“把满足政治方面的要求当做头等大事来抓[52]。” 列维担心的是，希法亭等人在克里斯平和迪特曼的帮助下，可能会把关键的政治问题隐藏在组织问题之后，利用共产国际的组织方面的限制来阻止大量革命工人参加德共（斯）。对于欧洲的革命前景，列维似乎没有大多数共产国际二大代表那么乐观。他坚持认为，参加共产国际的各个政党必须通过广泛的政治讨论来清党，但这个问题算不上迫在眉睫，因为革命并非指日可待。在专项委员会里，他支持列宁最初提出的条文，反对后来拿出的草案[53]。在讨论红军挺进时德国工人揭竿而起群起响应的可能性时，他表示出悲观的审慎，这点让列宁和几乎全体与会代表都感到扫兴[54]。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列维和俄国党的领袖（主要是季诺维也夫）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共产国际二大开幕时，围绕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共工党代表参加讨论的决定所爆发的深刻危机，就是这种紧张关系的体现。俄国代表认为，再过不久，共产国际的行列里就会再次需要共工党的革命战士，便希望“怂恿”德共（斯）提出这个提案。当共工党代表抵达时，德共（斯）代表求见俄国党政治局，希望能劝说俄国党撤回这个决议，但没有成功，他们便扬言，如果允许共工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话，就退出大会[55]。拉狄克也支持德共（斯），这种立场违反了俄国党的纪律，导致他被免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的职务（他从德国回国后就担任了这个职务）[56]。当共工党代表吕勒和梅尔格斯拒绝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后，这次冲突就迅速平息了。但总的来说，德国代表团的态度及其发言人列维的讲话精神遭到了严厉批评，批评他们的既有布哈林（他争取到了其余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来反对德国党），也有阿尔弗雷德·罗斯默[57]（几年后他批评德共代表团想搞“最后一分钟的伎俩”[58]）。 俄国代表（主要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认为这是对自己不友好的证据，他们认为这表现出德国代表仍然对过去的争执念念不忘，对卢森堡和约吉希斯以前遭遇的委屈纠缠不休。他们从德共（斯）党内和拉狄克那里听到一些批评，说德共（斯）中央“与群众缺乏联系”和“过分的反盲动主义”，从而导致其采取了被动观望立场，他们便利用这些批评，（至少在私下场合）对德共（斯）代表团尽情攻击[59]。列维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他不得不提醒这些给他扣“右派”帽子的人——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是德共（斯）领导层中间第一个站出来批评德共（斯）中央的消极无为的人[60]。但列维似乎对这些攻击感到很难受，他曾向自己的亲信诉苦，说自己开始怀疑，既然在共产国际内没有任何人能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相抗衡，那么卢森堡和约吉希斯反对成立共产国际，到底对不对呢[61]？不过会上的这些不和最后都不了了之。列维被选入共产国际执委会，担任麦尔的副手，麦尔被共产国际二大选入执委会，并留在莫斯科，在“小委员会”里工作。 共产国际二大上的另外一项决议，对未来的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按照罗斯默的说法，从拉狄克的一个报告来看（众所周知，他在论述工会问题方面是不胜任的）[62]，工会问题“被讨论了很久”，但这个问题却是“最得不到充分重视、成果最少的问题”[63]。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反对这个决议，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它还是通过了。这个决议重申了先前为共产国际所采纳、并被吸收进了“二十一条”里的路线。虽然共产国际二大没有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全新的国际工会联合组织，但它决定成立一个由洛佐夫斯基[64]任主席的临时国际委员会，号召并筹备召开一次“红色工会的国际代表大会”，准备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贼”开展斗争。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哈莱特·卡尔[65]认为这是“决定命运的决议”[66]，它是在混乱中通过的，社会民主党在分裂工会以进行最后一搏时，常常用这个决定做借口，把责任推卸给共产党人（自从这个决议通过后，共产党人就转投赤色工会国际去了）。 争取独立社民党大多数党员的斗争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争论主要是围绕着共产国际领袖们对德国事态的考虑和“二十一条”（这些条款是为了赶走独立社民党右派而设的）展开的。在二大闭幕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便投入了一系列把支持社会民主党和中派主义党的工人群众争取过来的斗争——这是建设“群众性的共产党”的关键步骤。共产国际执委会动用了全部的力量和威望，来争取独立社民党的大多数党员——独立社民党有八十多万党员、有着广泛的组织体系、有五十四家日报，最重要的是，它拥有工人阶级的骨干力量。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德国一国的范围，具有国际意义，它几乎只能通过独立社民党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本身是俄国党和俄国革命的产物）之间的外交谈判来解决。斯巴达克同盟的后继者——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在这个问题上被挤到了二线；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国活动家们看重的是德国独立社民党的作用。整个问题的解决之道直接取决于莫斯科。 独立社民党代表团回国后分裂了。多伊米希和施特克尔表示完全支持接受“二十一条”，这就意味着要尽快同德共（斯）合并。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则号召党的活动家们拒绝“二十一条”，拒绝“集中制”和“莫斯科的独裁”。党代会筹备会议显示出独立社民党已经分裂成了两股力量相当的势力[67]。独立社民党的整个机关、整个出版机构、全体国会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以及工会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几乎都反对接受“二十一条”。但支持莫斯科的潮流一天比一天强大。德共（斯）对这个潮流的直接支持使其能有效还击右派，让独立社民党的领导层之间以及机关之间产生了对立[68]。右派很清楚，时机对共产国际的支持者有利，所以他们想法设法去中止讨论，在这场讨论当中他们被迫居于守势。这次大会将在五周内召开，最后开幕日期提前了八天，从原定的十月二十日提前到十二日[69]。 九月二十九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了致独立社民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信中分析了共产国际同独立社民党之间的谈判的得失。信中解释说，全世界的中派主义政党都正在分化之中，共产国际有义务加快、深化这个过程，这是为了让这些党内的战斗的工人群众挣脱改良主义领袖的桎梏： 我们不能放所有想参加共产国际的人进来。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国际已经成了一种时髦。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共产国际变成已经破产了的第二国际那样。我们的大门向每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敞开。但是，当那些来自希法亭和克里斯平之流的小资产阶级官僚及机会主义者的阵营的组织也想参加共产国际时，我们在开门前必须三思而行[70]。
共产国际执委会重申：必须建立强大而集中的共产党，这样才能领导无产阶级赢得内战的胜利。它还说道： 集中制原则同样适用于国际层面上。共产国际将是各个组织的集中的联合会，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局面，使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每一个重大举措，都会对整个工人运动、对其他国家的阶级斗争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关键问题都要在国际层面上来决定。我们需要一个国际，它要成为全世界工人群众的国际总参谋部。我们不能让共产国际变成区区一个联络机构……在这历史性的时刻，促成决裂是每个革命者的神圣职责[71]。
信中得出结论：当前情势要求决裂，“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变得坚强、团结而果断的话”。 在德国的每一个城市里，独立社民党的两个派别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支持左派独立社民党人的主要是共产党报刊，因为左派独立社民党自己只控制着少数几家报纸。它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评论》（Kommunistische Rundschau）到十月一日才开始出版。领导左派斗争的是列维、多伊米希、施特科尔、库尔特·盖尔和威廉·科嫩。而领导右派抵抗的核心是五金工会领袖罗伯特·迪斯曼（他本人曾是左派的支持者）[72]、克里斯平和迪特曼。迪斯曼把工会干部组织起来，通过党来反对莫斯科“分裂者”，他说这些“分裂者”企图建立自己的赤色工会，分裂工会和党。 左右两派都已经下定了决心，正如蔡特金所说的，“支持或反对莫斯科”[73]。就工人运动中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人们以最大的热情进行着激辩。在右派看来，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独立”、“自决”和“言论自由”，而另一种是“莫斯科教皇的独裁”、“殖民地化”甚至是“亚洲人的野蛮”。在左派看来，要么选择“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要么选择“集中的革命组织”、“纪律”和“阶级意识”。右派将社民党多数派的破产归咎于官僚集中制和机关独大。左派与共产党人则反驳说，社民党多数派的破产是由于他们的机会主义，是因为他们的远景是资产阶级的和改良主义的，这让他们把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将宝贵的集中制和纪律的武器用来给背叛工人阶级服务。右派翻出老账，提醒人们注意共产党人在一九一九年的多次暴动中扮演的角色，左派以牙还牙，追究起累德堡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起义中的责任来[74]。 这场斗争中涉及到的问题是国际性的。对阵双方都尽可能地向各国求援。到了最后，双方的领军人物已经不全是德国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季诺维也夫、洛佐夫斯基（他们已经到了德国）和布哈林（他最后没有去德国）为自己在德国的代表[75]。右派得到了老孟什维克分子尤里·马尔托夫[76]和法国社会党人的支援；马尔托夫曾是列宁的战友，后来成了他的对手，最近刚被放逐出俄国；支持右派的法国社会党人里，既有社会沙文主义者萨洛蒙·格伦巴赫[77]，也有中派分子让·龙格[78]，他是马克思的外孙。 党代会代表的选举在一片紧张气氛中举行，在许多重要的地方，双方得票非常接近。在柏林，支持“二十一条”的代表以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一票对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票险胜，左派赢得了十二个代表席位，而右派赢得了十一个。左派代表名单上的前几名是革命工长组织的老成员海因里希·马尔赞、保尔·埃克尔特和保尔·肖尔策[79]。甚至早在党代会举行前，几个地方组织的代表大会就已经分裂了。比如，符腾堡组织的左派支持者在波特赫尔领导下，退出了代表大会，以示抗议[80]。在下莱茵兰，克里斯平的支持者在大会上处于少数，他们退出了代表大会，并宣称大会是“非法的”和“违反党章的”[81]。 当季诺维也夫走下爱沙尼亚汽船“瓦萨”号（Wasa），登上什切青（Stettin）的岸边时，库尔特·盖尔已经可以自豪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掌握了大多数”了[82]。但这不过是个微弱多数，在党代会召开前夕，左派估计自己只不过比右派多了五万票[83]。 一九二〇年十月的哈勒代表大会十月十二日，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在哈勒召开，由于前几周进行的争夺代表席位的斗争，党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当季诺维也夫进入大会会场时，他注意到“会场里有两个党”[84]。这番景象令人惊讶，而这种局面又为左右两派所公认，它们早就预料到会是这样。大会主席团是按照对等原则组成的，所以在大会期间，它有两个主席——代表右派的迪特曼和代表左派的奥托·布拉斯。左派独立社民党人向季诺维也夫解释说，他们同意在代表大会的一切机构中实行对等制，包括主席团和监察委员会（Mandates Commission），这是因为他们担心右派会在进行关键问题的讨论之前，就分裂出去，然后又反咬一口，指责莫斯科的支持者搞“独裁手段”[85]。讨论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有时还会被粗暴地打断。但大多数情况下，代表们热情地投入讨论，无论他们属于哪一派，他们都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个对工人运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事件。 大会首先由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的四位代表发言，克里斯平、多伊米希、迪特曼和施特科尔依次做了报告。但这不过是遭遇战，真正的战斗是从季诺维也夫登上讲台那一刻开始的。他用德语讲了四个多小时，起初他有些吃力，还有些担心，但他随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威信，为自己赢得了最辉煌的雄辩的胜利，给自己光辉的生涯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宣称，自己在五个问题上不赞同布尔什维克党，季诺维也夫就针对这五个问题发表了讲话，这五个问题是：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东方的民族政策、工会问题、恐怖政策和苏维埃的作用。 在农业问题上，他宣称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唯一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机会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分地的口号，这暴露出了他们视野的狭隘，更重要的是暴露出了他们无力把握革命的世界性质。这是因为，没有东方和远东的民族革命及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印度和中国农民的武装起义，就没有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当机会主义者否认殖民地问题时，他们就跟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在事实上支持了帝国主义。他们对“红色恐怖”和党的“独裁”的诽谤，也是出于同一种基本立场，因为他们绝不肯下同样大的力气来保卫俄国无产阶级免遭各国政府发动的“白色恐怖”之害，而支持这些政府的正是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兄弟们。第二国际破产后，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里还保留着一个堡垒，那就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它现在已经成了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主要敌人。 季诺维也夫说道，分歧其实并不在于共产国际提出的“二十一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决裂过程，这不是因为你们喜欢十八条而不喜欢二十一条，而是因为在世界革命、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我们不能同意你们[86]。”他说道，这次党代会让他想起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召开的几次党代会，在这几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针锋相对，剑拔弩张。问题在于是选择世界共产主义还是改良主义。站在希法亭一边的全都是改良主义派的领袖——考茨基和迪特曼（他们曾同艾伯特合作过）、格伦巴赫（法国沙文主义者）、尤里·马尔托夫，当然还有“英国的孟什维克分子亨德森[87]与麦克唐纳[88]”。季诺维也夫说道，他们这些政策都是出于害怕革命，尽管他们用“混乱”、“饥荒”和一切他们认为正在俄国发生的事情来掩饰自己的恐惧。当克里斯平就共产国际二大做报告时，他说社会主义运动目前的形势，就跟马克思及其同志在一八四九年的形势一样，季诺维也夫说：“就好像世界革命不会在不远的将来来临一样[89]。” 季诺维也夫说，右派的观点是建立在和平发展的远景之上的，而这种远景早就过时了。右派不相信世界革命。它们嘲笑革命派的“狂热”、“天真”和“幻想”：“没有了他们所谓的群众的‘狂热’，工人阶级的解放就不可能实现，这点有谁会怀疑[90]？” 真理在另外一边。共产国际主席宣称：“我们现在的情况就跟在一八四七年一样！”在巴尔干和英国，革命正在敲门，但在德国它敲得更急。整个西欧的客观形势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唯一一道可靠防线是工人贵族，以及被他们把持的工会和被他们控制的政治领袖，正是这些人从内部瘫痪了工人阶级。为了赢得明天的胜利，必须在今天就把这些“资产阶级的急先锋”消灭掉。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接受“二十一条”的话，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在革命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对代表大会产生了强烈影响，现在反驳他的任务落在了希法亭身上，这可是个艰难的任务。希法亭是个机敏的理论家，是考茨基的追随者，但却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群众领袖，在季诺维也夫的猛烈攻势面前，他被迫采取守势。他抬出卢森堡，大段引用了她在一九〇四年同列宁辩论时说过的话，利用她的威信来抵挡集中制的国际和集中制的党的思想。为了给独立社民党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的政策辩护，他拿出“现实主义”做借口，甚至还抬出了列宁的话“共和制要比君主制好，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91]”。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提倡的政策是“孤注一掷的赌博，靠它们是不可能建立起党的”[92]。认为反对“二十一条”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否认革命正在涨潮，这是不对的。他宣称： 现在西欧有许多流派是趋向革命的，我们有义务去进一步指导、领导它们。可是，同志们，革命的发展过程不能由外面来决定。它取决于不同国家当中各阶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力量的对比，以为喊几句口号、利用外界推力就能加快它的发展的想法，是空想[93]。
在发言的最后，他批评了共产党的决裂政策，认为这会给工人运动带来灭顶之灾，还批评集中制的国际是一种危险的空想。 两派主将发言后，交锋开始了。马尔托夫的发言充满了激情，正如这位孟什维克老战士说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一切手段——尽管是可疑而暧昧的——来保住自己的权位”[94]，还说布尔什维克只想把共产国际变成对自己俯首帖耳的工具，但他本人太“俄国”了，无法说服大会的代表们。洛佐夫斯基的发言全是冲着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贼领袖”们去的，并因此招来了迪斯曼及其朋友的愤怒抗议。在那些虽然已经基本上同意共产党人的意见，但一时还无法摆脱对工会的统一原则的依赖的人听来，这不免让他们有些担心。最后，代表大会就是否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举行表决，结果以二百三十七票对一百五十六票赞成加入共产国际和接受“二十一条”。同德国共产党合并的谈判随即开始。 右翼领袖当即决定分裂。他们声称代表大会无权决定解散党，并决定继续召开代表大会[95]。然而，对于共产国际及其主席季诺维也夫本人来说，这次胜利是稍纵即逝的。他被驱逐出德国，在德国只呆了十二天[96]，他就这次出访写了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高兴地写道： 我们可以——也必须——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在欧洲第一个让自己走出了空前的危机，并紧密团结了起来。过去的教育获胜了。德国最优秀的革命者的工作没有白费。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已经在德国诞生了。这将引发一系列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事件[97]。
共产国际主席强调指出，工人占德国人口的大多数，所以他们的组织水平比其他地方的工人更高。到现在，群众还缺少一个革命组织，对自己的利益没有清楚的认识。原因就出在“工人贵族”身上[98]，这些工会干部有十几万之多，他们是“德国资本的最好的白卫军”[99]。要发动革命斗争，就必须赶走他们：“决裂是必要的，是不可避免的——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得说：‘迟到总比不来好！’”[100]。独立社民党的分裂为恢复革命的团结开辟了道路。拥有五十万到六十万党员的共产党会去找“工人贵族”的反动领袖们算账[101]。欧洲工人阶级的历史又翻过去了一页。 统一共产党的成立德国共产党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在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几周后，它更改了党名，删去了会让人联想到它的历史出处的“斯巴达克同盟”，并加上了“共产国际德国支部”的后缀。列维在《红旗报》上欢呼“独立社民党的结束”，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必要的事情。一战期间，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即“革命的首要成分”切断了自己同老党的联系，带走了和平主义的、保守的领导层的一部分，这部分领导层认为“一切的一切”都在于回到爱尔福特纲领，将它作为团结全体社会主义者的根基：“在哈勒，爱尔福特纲领，跟它的形式民主、它的‘当前要求’、它的将革命视为遥不可及的远景、它的‘疲劳战略’、它的改良主义一起，被最终埋葬了。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就让它安息吧[102]！” 独立社民党的少数派依然追随这个领导层，他们拥有绝大多数的机关、报刊、议员，当然还有资金，还有同社民党多数派合并的前景。至于左派，它已经走向了共产主义，是时候让一九一九年分道扬镳的革命战士们重新团结起来了。列维写道：“《前进报》欢呼‘独立社民党完了！’是的，独立社民党已经死了，跟爱尔福特纲领一起死了。但现在有了共产主义[103]。” 十月二十三日，德共（斯）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欢迎独立社民党的革命多数派同右翼少数派决裂，并宣布支持让这两个德国革命组织尽快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104]。十月二十四日，独立社民党左派在哈勒选出了领导层，该领导层向全体党员发表了声明。声明中谴责了右派蓄意分裂党、企图破坏无产阶级阵线的“罪行”，并声称：“我们就是党！”声明中继续说道：“具有觉悟的、革命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建设强大的共产国际支部的道路已经开辟了，我们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105]”十月二十七日，“独立社民党（左派）机关报”《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的第一期面世了。 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仍希望把德国的所有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也就是要把忠于哈勒代表大会决议的独立社民党，同德共（斯）及共工党合并。在写给这三个组织的信中，它写道： 实际上，现在全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已是如此强大，如果工人阶级已经为履行自己的历史任务做好了充分准备的话，在赢得无产阶级的胜利的道路上就不会有多少困难。目前工人阶级所缺乏的，正是明确的理论指导、对自身目标的认识、以及对革命道路的正确理解[106]。
要想让德国工人阶级获得正确的认识，其主要障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那十万个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工会全职干部。哈勒代表大会让工人运动摆脱了这个阶层的束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107]。” 哈勒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是其许诺，给共工党的活动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从共工党的政治声明中可以看出来。从上文中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至四日，共工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在大会议程上，开除沃尔夫海姆、劳芬贝格及“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支持者，以解决共工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关系的主要问题的要求赫然在列[108]。吕勒从莫斯科回来后，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充满了敌意，他强烈反对参加共产国际，并猛烈批判俄国式的“党的独裁”以及“‘领袖们的’国际”，而他现在也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公开赞成参加共产国际的派别，反对原先由他和费姆费尔特领导的派别。主要由卡尔·施罗德和柏林小组领导的多数派批评了梅尔格斯和吕勒拒绝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的行为，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 十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共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在十一月初又同季诺维也夫进行了几次讨论，由此共工党多数派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它按照共产国际在七月提出的要求，以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开除了吕勒。它决定向莫斯科派出可靠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代表着新的多数派和新的路线，并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谈判。施罗德、戈尔特和拉施前往莫斯科[109]，为弥补左翼力量之间的裂痕带来了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独立社民党左派和德共的合并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周。当然，不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期望的那种形式进行的。哈勒代表大会闭幕后，左右两派随即爆发了法律斗争，独立社民党机关（也就是右翼）成功控制了党的重要物质资源——资金、房产和报刊。十二月召开的统一代表大会提供的数据表明，在独立社民党分裂时，它有八十万党员[110]，其中大约四十万参加了统一共产党[111]。剩下的党员群龙无首，他们以个人和小组的形式，回到了社民党多数派，或是投向了以克里斯平为核心的独立社民党残部，此后，它就变得头重脚轻，剩下来的这批党员已经支撑不起党的机关了[112]。还有大约十万人由于幻灭，或是被激烈的冲突吓坏了，决定放弃一切政治活动。 从十一月的一系列筹备会议开始，独立社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合并过程逐步进行，最终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至七日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完成。革命力量之间的分歧与不和曾经导致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现在革命力量终于能统一在一个党里面了。统一代表大会矫正了一九一七年的哥达代表大会，并弥合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斯巴达克派和革命工长组织讨论时产生的裂痕。当德共（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时，条件是很不利的，因此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影响，现在这些不良影响终于能得到克服了。 在新成立的统一共产党内，有战前的激进派老战士，卢森堡的忠诚支持者的核心人物，也有始终是社民党左翼分子的人，比如多伊米希、盖尔、霍夫曼和艾希霍恩，列宁对这些人的评价是：他们是联系党和对他们信任的广大工人群众的“活的环节”[113]。紧跟着他们的是战斗的工人、工人阶级的组织干部、战争期间柏林历次重大群众罢工的领袖、工人苏维埃的组织者、战争和革命期间柏林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比如里哈尔德·穆勒、以及维格曼、埃克尔特、肖尔策、马尔赞和保尔·诺伊曼这样的人，列宁对他们的评价是：正是由他们这样的人组成了“革命无产者的团结一致的广大队伍”，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生产方面和工会方面”的“基本的、主要的力量”[114]。 新生的统一共产党把这些人同斯巴达克派老战士、同一九一七年一来领导德国各地革命斗争的活动家们统一起来了。这些人当中，有埃里希·沃伦贝格[115]，他是巴伐利亚红军的幸存者之一；有来自曼海姆的印刷工雷梅勒；有来自哈勒的伯恩哈德·科嫩和威廉·科嫩两兄弟；有萨克森印刷工波特赫尔，来自蔡茨的迪维尔；有汉堡码头工人恩斯特·台尔曼、雷姆沙伊德的五金工人奥托·布拉斯、曾在一九一九年担任过莱比锡工人苏维埃主席的盖尔。 路特·费舍写道：统一代表大会是在“含糊暧昧”的气氛中召开的[116]。在她看来，在追随独立社民党左派的工人群众眼里，斯巴达克派的理论家是为了参加第三国际而不得不接受的累赘，而另一方面，斯巴达克派的知识分子乐于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把他们一直想获得的这批原料接收下来，虽然这批人还太粗糙，不太合他们的口味，还需要磨炼。她所描绘的这番景象过于简单化，因而显得不真实。建筑工人布兰德勒与他的哲学家朋友塔尔海默一样可以代表斯巴达克派。大学讲师卡尔·科尔施[117]或古代史专家阿图尔·罗森贝格，就跟绰号“台迪”（Teddy）、有时会因他充满激情的演讲而招来笑声的粗犷汉子台尔曼一样，都不过是独立社民党的典型产物。问题在于要把此前一直分开斗争的这两个组织，在共同的斗争当中迅速合并起来。所有政党在建设过程中都会遇到类似的困难，这些困难并不比把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的人合并起来时出现的问题更严重。 统一代表大会选出了由两党联合组成的中央[118]，设置了一个书记处来辅佐中央工作，并选出了两位主席，一位是前独立社民党人多伊米希，另一位是列维（独立社民党坚持由他出任该职）[119]。列维曾力求成为列宁派和卢森堡派之间的联系人，在把独立社民党的革命工人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一边的斗争当中，他又是最杰出的战士，于是他便成了这次统一的真正象征，自然也被人们寄予了最美好的期望。他理解这样的期望，因此尽管他曾明确表示想退居二线，但仍接受了这一任命[120]。 [1] 全称“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1910年成立于巴塞罗那，它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中译者注 [2] 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中译者注 [3]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中译者注 [4]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хачевский，1893年2月16日——1937年6月11日），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1914年任少尉，参加了一战。1915年2月被俘，1917年8月逃回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4月参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期间功勋卓著，屡建奇功。内战后，先后担任过一系列红军高级职务。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5]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11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 [6] 转引自爱·哈·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188页。 [7]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28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 [8] 弗·伊·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83页。 [9] 《1920年7月23日至8月7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51—752页。在后来召开的德共代表大会上，麦尔特别指出，这个改动是必要的，因为“红军进逼华沙，产生了革命危机形势”（《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5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m 1 bis 3 November in Berlin]，柏林，1921年，第118页）。 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收录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提纲》一文里，列宁的这句话并没有改动，所以这里按照英文版翻译。——中译者注 [10] 弗·伊·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98页。 [11]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10页。此处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2] 弗·伊·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99—203页。 [13] 同上，第199页。此处与英文版略有出入。 [14] 同上，第200页。 [15] 此句系根据英译本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句子是： “共产党人多半要不合法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成员的称号是不相称的。”（同上）——中译者注 [16] 此句系根据英译本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句子是： “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同上）——中译者注 [17] 同上。 [18] 菲利波·屠拉梯（Fillippo Turati，1857年11月26日——1932年3月29日），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创始人之一，改良主义者，一战期间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中译者注 [19] 弗·伊·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01页。 [20] 同上。但从“在工会内，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争……”这句话开始，说的其实是第十条的内容。——中译者注 [21] 此段系根据英译本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段落是： “11.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成员，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员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12.同样，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实行不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政策。”（同上，第201—202页）——中译者注 [22] 同上，第202页。 [23] 此段系根据英译本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段落是： “14．在共产党员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同上）——中译者注 [24] 同上。 [25] 《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段落为： “16．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 必须在最短期间内重新审查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17．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同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当然必须考虑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不同的条件，因此，作出全体必须执行的决定的仅限于此类决定可行的问题。 “18．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 。 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19．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闭幕后，凡是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在最短期间内召集一次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以便以全党的名义正式确认上述各项义务。”（同上，第202—203页）——中译者注 [26] 摘自1920年8月7日的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代表、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和工会及工厂委员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110页）。 [27]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4—255页。 [28] 同上，第255页。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29页，第36页。 [32] 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国际问题的专项委员会于7月25日举行的讨论汇编，《红旗报》，1920年9月2日。 [33] 同上。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儒勒·昂贝尔—德洛（Jules Humbert-Droz，1891年9月23日——1971年10月16日），瑞士共产党人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共产国际书记。——中译者注 [37] 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国际问题的专项委员会于7月25日举行的讨论汇编，《红旗报》，1920年9月2日。 [38] 朱塞佩·艾马努埃莱·莫迪利扬尼（Giuseppe Emanuele Modigliani，1872年10月28日——1947年10月5日），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出身于罗马的一个犹太资本家家庭，大学期间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曾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支持改良主义派。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后流亡国外。他是著名画家阿马迪奥·莫迪利扬尼（Amadeo Modigliani）的哥哥。——中译者注 [39] 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国际问题的专项委员会于7月25日举行的讨论汇编，《红旗报》，1920年9月2日。 [40] 季诺维也夫在7月29日上午的报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05—308页。 [41] 拉狄克在7月29日上午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23—328页。 [42] 麦尔在7月29日晚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56—360页。 [43] 克里斯平在7月29日晚上的发言，《1920年7月23日至8月7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10—320页。 收录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71—381页的克里斯平的发言与英文版大致相同，但在关于恐怖和暴力问题上的表述却是矛盾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78页上面的相应段落是： “下面谈谈恐怖手段和暴力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两回事。如果我们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不诉诸暴力。在使用暴力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下回出现这种情况：不该杀的人给错杀了。只要认真调查一下，就会弄清楚，被杀的人当中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辜。可是现在，在我们尚未掌握政权以前，我们要声明：我们应当把恐怖手段当做一种政治原则来实行，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叫敌人胆战心惊的国家；至于说我们不能放弃暴力，那是另外一码事。现状迫使我们把暴力作为一种手段来实行。” 由于英文版与中文版相互矛盾，此处暂且按照英文版翻译。——中译者注 [44]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81—389页。 [45] 同上，第394页。 [46]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35—241页。 [47] 列维在7月30日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12—421页。 [48] 多伊米希在7月30日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24—430页。 [49] 施特克尔在7月30日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31—435页。 [50] 《1920年7月23日至8月7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42—745页。波尔迪加在此事中的作用值得注意，他可是共产国际内极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 [51] 8月10日的讨论汇编，《红旗报》，1920年10月10日。 [52]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报告，列维档案，P55/7，第8页。 [53] 《红旗报》，1922年1月22日。 [54] 玛加丽特·布贝尔—诺伊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从波茨坦到莫斯科：错误道路上的站点》（Von Potsdam nach Moskau: Stationen eines Irrweges），斯图加特，1958年，第81页。 [55] 《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28页，第125页。 [56]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列宁的莫斯科》（Lenin's Moscow），伦敦，1987年，第93页。 [57]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1877—1964），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 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58] 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95页。 [59] 《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28页，第125页。 [60] 同上，第35页。 [61] 威廉·赫尔佐格，《俄国日记》（Journal de Russie），《论坛》，第5期，1921年4月，第278页；布兰德勒和盖尔的发言，收录于里哈尔德·洛文塔尔，《斯巴达克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the Bolshevisation of the Spartacus League，圣安东尼论文[St Anthony's Papers]，第9期，第44页）。 [62] 《1920年7月23日至8月7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82页。 该报告中文版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514—529页。——中译者注 [63] 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85页。 [64] 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16日——1952年8月1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犹太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常年参加工人运动，1921年至1937年间任赤色工会国际总书记，后曾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苏联情报局副局长等职，四十年代末含冤入狱，1952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65] 爱德华·哈莱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年6月28日——1982年11月3日），英国历史学家、记者、国际关系专家，以研究苏联历史著名。——中译者注 [66]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07页。 [67]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柏林，1921年，第222页，但他又写道：占压倒多数的党员是要宣布拒绝接受“二十一条”的。 [68] 右派拼命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辩解。他们说“新共产党人”是党的叛徒和德共（斯）的代理人。在9月6日的全国会议上，迪特曼愤怒地告诉众人：他在国会里惊讶地发现，列维、盖尔和威廉·科嫩居然聚在一起开会（《独立社会民主党全国会议记录》[USPD Protokoll der Reichskonferenz]，1920年，第176页）。 [69] 《自由报》，1920年9月17日。左派对此投了反对派，并发表了一篇抗议声明，这篇声明由德共（斯）发表在9月21日的《红旗报》上，这篇声明被当成是“背叛”的证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这个抗议声明（《红旗报》，1920年9月30日）。 [70] 《红旗报》，1920年10月12日。 [71] 《红旗报》，1920年10月14日。 [72] 在工会内，在是否赞成莫斯科的问题上，左翼核心分裂了。奥托·托斯特、施利斯泰特（Schliestedt）、乌里希（Urich）和齐斯卡（Ziska）同迪斯曼一起反对莫斯科，脱离了德共（斯）的保尔·郎格不久也站在了他们一边。而奥斯卡·鲁施、尼德基希纳、格里列维奇、里哈尔德·穆勒、马尔赞、诺伊曼和波特赫尔等人支持莫斯科。左派丧失了工会内的重要阵地，如柏林工会的地方委员会，以及里哈尔德·穆勒在《五金工人报》（Metallarbeiter-Zeitung）编辑部里的职位（他在七月被免去了《五金工人报》编辑的职务）。 [73] 克·蔡特金，《通往莫斯科之路》（Der Weg nach Moskau），《红旗报》，1920年10月3日。 [74] 《格奥尔格·累德堡，革命与其他人》（Georg Ledebour, die Revolution und die anderen），《红旗报》，1920年9月5日，这篇文章与累德堡的答复（《自由报》，1920年9月25日上午版）提供了一些关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事件的有意思的细节。 [75] 季诺维也夫的信，日期为9月30日，《红旗报》，1920年10月2日。 [76]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蔡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77] 萨洛蒙·格伦巴赫（Salomon Grumbach，1884年1月6日——1952年7月13日），1904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移居瑞士，1918年加入法国国籍，同年参加了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法国社会党多数派脱离社会党另组法国共产党后，他留在法国社会党内。——中译者注 [78] 让·龙格（Jean Longuet，1876年5月10日——1938年9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 Longuet，1839—1903）之子，出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中译者注 [79] 《自由报》，1920年10月5日，上午版。 [80] 《自由报》，1920年10月6日。 [81] 《自由报》，1920年10月12日。 [82] 格·季诺维也夫，《在德国的十二天》（Zwölf Tage in Deutschland），汉堡，1921年，第5页。 [83] 同上，第11页。 [84] 同上，第13页。 [85] 同上。 [86] 《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sserordentlichen Parteitags in Halle, vom 12 Bis 17 Oktober 1920），柏林，1920年，第156页。 [87] 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1863年9月20日——1935年10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母亲是佣人。曾当过铸工，1892年参加工会运动，曾任纽卡斯尔、达灵顿、达勒姆市议会议员，1903年当选达灵顿市市长，同年晚些时候作为工会议员进入下议院。他是工党创始人之一，曾三任工党下院领袖（1914,1921—1923,1925—1927），1908—1910年和1914—1917年任工党主席，1911-1934年担任工党书记这一更重要的职务。 一战爆发后支持英国参战，战时曾任教育大臣，主计大臣、政府劳工问题顾问和不管大臣等职。——中译者注 [88] 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中译者注 [89] 《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第147—148页。 [90] 同上，第148页。 [91]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1页。 但在中文版《列宁全集》里面只找到后半句“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前半句“共和制要比君主制好”则找不到出处。——中译者注 [92] 《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第184页。 [93] 同上，第188页。 [94] 同上，第213页。 [95] 普拉格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26—229页）对这次争论做了简介，并附有由克里斯平提出、并获得一致通过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告德国无产阶级书》的全文。 [96] 10月21日，出席独立社民党非常党代会的共产国际代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中译者注 [97] 季诺维也夫，《在德国的十二天》，第57页。 [98] 同上，第82页。 [99] 同上，第87页。 [100] 同上，第84页。 [101] 同上，第86页。 [102] 《红旗报》，1920年10月19日。 [103] 同上。 [104] 《红旗报》，1920年10月24日。 [105] 同上。 [106] 《红旗报》，1920年10月25日。 [107] 同上。 [108]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80页。 [109] 同上，第256—257页。 [110] 《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Jahrbuch für Politik-Wirtschaft Arbeiterbewegung, 1922–23），汉堡，1923年，皮克提供的党员数字是893000人，其中有135000名女党员。 [111] 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拉狄克特别指出：1920年12月两党合并时，德共中央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当中，存在着夸大党员数量的倾向，将党员数量估计为50万人左右。按照拉狄克自己的看法，党员数量不超过35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Protokoll des III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Moskau, 22 Juni bis 12 Juli 1921}]，汉堡，1921年，第457页）。皮克认为真正参加统一共产党的独立社民党党员不超过30万（《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第647页）。 [112] 1922年，独立社民党领袖自称有三十万党员，这个数字很可能是夸大的（《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第643页）。无论如何，曾经拥有近百万党员之众的独立社民党，在失去了2/3甚至3/4的党员及党费后，已经无力继续供养自己的全职干部队伍、无力继续经营报刊和学校了。 [113] 克·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42页。 [114] 同上，第36页。 此处引文按照英文的句式做了一些修改，列宁的原话是： “像马尔赞和他的同志们这样一些德国无产者，真是多么可爱的孩子们呵！我敢打赌，无论在什么辩论会上，他们都不会哑口无言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适合做突击队。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革命无产者的团结一致的广大队伍正是由他们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是担负起生产方面和工会方面全部工作重担的基本的、主要的力量。像这样的分子，我们是必须把他们集合起来，使他们行动起来的。他们使我们和群众发生联系。”——中译者注 [115] 埃里希·沃伦贝格（Erich Wollenberg，1892年8月15日——1973年11月6日），出身于医生家庭，学过医学。1914年自愿参军，曾5次负伤，被晋升为少尉。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指挥柯尼斯堡的革命水兵部队。1919年曾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中担任指挥员。多次被捕又多次越狱。1923年抵达鲁尔，当年夏天在领导德共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工作。1923年秋季起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军事。1927年短暂返回德国，1928年再次回到苏联，在多处教育机构任教。1930年大赦后返回德国，1931年在地下领导红色战线战士同盟。后再次被捕。1933年因批评德共领导，与菲利克斯·沃尔夫一起被开除。1934年流亡法国，同多个反纳粹抵抗组织合作过。1940年被捕，后脱逃至摩洛哥，1941年又被维希法国当局逮捕，盟军在摩洛哥登陆后获释。战后为多家刊物当过记者。——中译者注 [116]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76页。 [117] 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1886年8月15日——1961年10月21日），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左”派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一战前曾在伦敦参加费边社（Fabian Society），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回国参军，随后思想逐渐激进化，十一月革命后在麦宁根（Meiningen）参与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1919年6月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10月至11月间，曾在图林根的社民党—共产党联合政府内任司法部长。1924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出席共产国际五大。1926年因坚持极左立场而被开除出党。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在大学任教。从四十年代开始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悲观失望，到五十年代终于公开抛弃马克思主义。——中译者注 [118] 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的独立社民党人是：多伊米希、布拉斯、盖贝尔、盖尔、霍夫曼、科嫩、雷梅勒和施特克尔；入选中央的斯巴达克派是：列维、布兰德勒、赫克特、皮克与蔡特金。 [119] 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拉狄克说道：独立社民党以最后通牒（“最终要求”[ultimative Forderung]）的形式，要求列维出任主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第550页）。 [120] 尽管拉狄克对列维怨恨颇深，但这里又是他提供了有价值的证言。在哈勒代表大会召开前，他写信给德共（斯）中央，提倡同列维一起开展“亲善”工作。季诺维也夫参加完哈勒代表大会回国时，坚持让列维留在领导岗位上，因为独立社民党左翼信任他。列维想在法兰克福退下来，他反复对塔尔海默和拉狄克说：“你们不能带着狗去打猎，又老是把狗抱在怀里。”他俩好说歹说，总算是劝他打消了退居二线的念头（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04—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