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九章 位于十字路口的共产党 四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就在卡普暴动和打垮了暴动的总罢工发生后不久，德共（斯）在非法状态中召开了第四届代表大会。这种令人惊讶的形势，可以用整体局势的剧烈颠倒来解释，而德共（斯）对这种整体局势也要承担部分责任。德共（斯）在卡普暴动期间的政策，成了德国乃至整个共产国际内激烈讨论的焦点。 一种普遍的批评有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在暴动的最初时刻，德共（斯）中央于三月十三日下达了第一个命令，要求工人阶级不要去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要反抗暴动分子，这是错误的。就连库恩·贝拉（他死硬的极左主义使他缺乏分辨力）也在自己对三月事件的分析当中，将其归结成“民主的反革命”与“反民主的反革命”的对立。他解释说，前者为了击败后者，是能够诉诸于总罢工这样的“革命武器”，以及呼吁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的[1]。 第一个出来指责党中央的，是列维本人。三月十三日的时候，他还在莱勒大街监狱服刑。在牢房里得知暴动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同志采取的立场之后，他立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2]。信中他毫不客气地表示，党中央三月十三日的声明是“犯罪”，是“在背后给德国无产阶级最伟大的行动捅了一刀”[3]： 我一想到我们已经等了好几个月的机会终于出现的时候，我就无法保持冷静。右派犯了个大错——可我们党不但没有像一九一八年那样，利用这种形势来让自己获得领导地位，反而却犯下了这般幼稚愚蠢的错误！……我真不知道，挨了这样的打击后，党还怎么能恢复过来[4]。
列维写道，共产党人应该提出能够为整个工人阶级所接受和采用的三个基本口号：武装无产阶级；同暴动分子作斗争，直到他们无条件投降为止；立即逮捕暴动头目及其同谋。他写道： 德共（斯）可以用这三个口号来给罢工提供一个前景，罢工目前正缺乏这么一个前景。有了这三个口号，人民很快就会看出，共产党以下列分析为基础所提出的东西是正确的，这个分析就是：社民党不会参加，或至少是不能贯彻始终地参加这个行动。只有在这么做之后，群众才会看出是谁背叛了他们的事业，谁该为他们的受挫负责。只有在这么做之后，当群众采用了我们的口号，当他们的“领袖”始终拒绝领导他们并背叛了他们的时候，事态的进程将把其他人带进苏维埃的领导层。苏维埃、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共和国、废除民主共和国……如此发展六个月之后，我们就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5]。
没有人去怀疑这个匆忙而下的判决，就连三月十三日声明的作者们也没有这么做。共产国际的领袖认为三月十三日声明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6]共产国际领袖们坚持要求把列维的信全文刊登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德共（斯）在卡普暴动期间和之后时期的政策的大讨论。这封信的发表加强了列维的威信，并打击了德共（斯）中央里他的一些同事的威信。 但是列维的立场还不够完备。它批评了错误——能及时地批评错误，正是他的功绩所在——但却没有解释错在何处。所以有些人就打算找出他们所谓的错误的“源头”何在。比如，库恩·贝拉就批评了拉狄克对于西欧国家的革命发展速度所作的分析，他认为，卡普暴动以及工人对其作出的反应，还有工人阶级的急速激进化，反驳了拉狄克的分析。他认为德共（斯）是按照一个长期的远景而工作的，当革命发展速度改变的时候，德共（斯）就措手不及了[7]。但拉狄克并不想充当替罪羊。列维的文章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后，他随即写了一批很长的批评文章[8]，他认为德共（斯）中央在三月十三日发表的宣言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跟列维一样认为“共产党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斗争浪潮中去，进一步深化推动斗争”[9]。 拉狄克认为，必须弄清楚党为什么拒绝这么做。原因就在于中央内部，在于德国的领袖的内心，在于他们墨守成规的政治实践，在于他们无力理解客观形势的转变。他重新讨论起当极左派和盲动主义在一九一九年主宰着党时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及党中央同他们所做的正当的斗争。但是，对盲动主义的反对已经变得系统化了，现在已经走过了头，成了一种消极无为、拒绝行动的思潮，他写道：“他们的反盲动主义已经滑向了某种消极主义；他们凭经验确信一个事实：一九一九年还不能在德国夺取政权，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即在一九二〇年三月，总的来说也是不可能采取行动的，但在一年前这就是错误的了！[10]”他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视角出发，写道： 莫斯科不可能给德国共产党发出具体指示。我们坚持认为德共必须制订出符合自身情况的路线。莫斯科执委会在一九一九年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抵抗盲动主义者的那些人是对的，今天它同样清楚地理解到，目前反对盲动主义的教条主义宣传只不过是在给运动踩刹车[11]。
德共（斯）四大对三月十三日的错误并没有太在意。瓦尔赫尔批评了这个错误，并将其归咎于柏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在这点上，他提到了布迪希和弗里斯兰德对三月十三日宣言所应负的责任[12]。塔尔海默不承认自己有错，他也把错误全部推给柏林组织的错误倾向。他谈到了党中央和各地方组织的联系薄弱，强调指出党在柏林缺乏力量，在起草三月十三日宣言的过程中，中央只跟柏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商量过，他还承认，柏林地方组织领导人的意见对三月十三日宣言起了决定性影响，但他又强调指出，对于三月十三日的错误，害怕再次犯“盲动主义错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宣称：“我不赞成这些反对意见，但要一下子扫清它们是不可能的[13]。”而柏林地方组织领导人恩斯特·弗里斯兰德则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14]，这也就默认了这是他自己的责任，他的传记作者对此以他的极左主义来解释：“这个孤立的极左分子，只能消极以对[15]”。 值得一提的是，四大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说，布兰德勒与开姆尼茨共产党人在反对暴动的斗争中采用的实际政策——几乎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16]。尽管布兰德勒在给自己的小册子写的序言里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必须把寻求建立工人联合阵线放在首位来考虑，并通过建立工人联合阵线来加深社民党内的危机，吸引左翼对工人团结的同情，但是四大（以及布兰德勒本人在四大上）却根本没提到这一点[17]。 半公开的辩论在对由列金所倡议的“工人政府”口号和德共（斯）中央在谈到未来可能成立的“纯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时发出的“忠诚反对派”声明进行讨论时，德共（斯）党内的矛盾——盲动主义的复苏，与反对盲动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潮流”——被这些讨论更加清楚地揭示了出来。 瓦尔赫尔和皮克都不隐瞒他们希望看到独立社民党参加这么一个政府的态度。几周以后，社民党及其共同执政的盟友中央党、民主党重建了联合政府，让他们更加后悔。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少数派，它认为可行之道是“（组建一个）工人政府同资产阶级执政联盟决裂，致力于武装工人，并着手进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的严肃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短达成最终目标所要走的路程，减小这一路上的痛苦，因为这样的工人政府将依赖于围绕着各个革命工人委员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18]。皮克和瓦尔赫尔，以及起草了“忠诚反对派”声明的那些同志的立场，正是建立在相同观点之上的。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过渡形式的政府这个问题第一次被提了出来，这种过渡政府既脱离了议会制形式，但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 德共（斯）和共产国际内部都有许多领导人认为这些都是离经叛道。库恩写道，德共（斯）在一九二〇年三月暴露出对民主有三种幻想，相信“纯工人政府”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这种政府最多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的产物，支持它就等于附和“反动的乌托邦”[19]。在德共（斯）四大上，一个又一个发言人重复了这种论调。奥伊勒特表示，这样的政府只可能是“反动的和反工人阶级的”[20]。埃德温·亨勒认为，支持“工人政府”只会“害了无产阶级”[21]。蔡特金认为，这样做会让独立社民党得到最好的借口来避免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22]。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他们或多或少都认为，列金提出的工人政府，不过是一九一八年的艾伯特—哈阿兹政府的翻版罢了。 但是，当讨论在德国和国际的报刊专栏上继续进行时，更深的分歧就暴露了出来。保尔·弗勒利希是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23]，他认为，“在从联合政府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路上，要经过社会主义者政府这一阶段”这个假设，是“彻底反辩证法的”[24]。他补充写道，“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必须以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在议会框架内达成的妥协为基础，才可能成立[25]。恩斯特·麦尔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他以较温和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这种假设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着一种中间形式”，在他看来这是“非常不可能的”[26]，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也批评了“忠诚反对派”声明——这不符合共产党的使命和任务[27]。 拉狄克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认为，在中央于三月十三日采取的立场，与“忠诚反对派”声明之间存在着联系。当党的领导人通过这个声明，并赞成列金提出的工人政府时，他们就已经放弃了自己作为革命领袖的历史性任务，表现得像“抽象的思想家”而不像“战士”[28]。尽管左派独立社民党人（他们正在逐步趋向共产主义）表示拒绝参加这种政府——这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健康反应，他们不想同右翼社民党人合作，即使在一个伪装成社会主义的政府里合作——德共（斯）中央却拼命引诱左派独立社民党人，想让他们接受这种妥协，这实际上等于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历史性任务就是再次去欺骗无产阶级。 在拉狄克看来，“忠诚反对派”的声明欺骗了群众，让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即有可能不用先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就成立一个革命政府。正当必须召唤工人阶级投入战斗、“披坚执锐”接掌这个本质上与跟它敌对的政府之际，这样的宣言被理解为宣布放弃革命暴力[29]。他下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判决：部分中央委员虽然摆脱了社民党的“议会痴迷病”，却又得了“政府痴迷病”[30]。 面临着这些指责，支持“忠诚反对派”声明的人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比如，皮克积极地为自己辩解时说，他没有以任何方式危害党，并表示说自己的唯一的目的是揭露独立社民党——独立社民党是出于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才拒绝参加工人政府的，并给艾伯特和克里斯平留下了可乘之机。他反复向代表大会解释说，在他看来，独立社民党将自己的利益置于革命运动的利益至上，这是一种懦夫行径。同时他表示，共产党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加这种政府，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支持者[31]。布兰德勒向代表大会表示，这个宣言在发表时，起了阻碍群众运动的作用。他认为，在正在走向起义和成立苏维埃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工人政府不但可取，而且可能[32]。 塔尔海默没有回避对他的批评，还发起了还击。他说这个宣言是对群众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共产党人不应该以教条的方式来回答群众，而应该帮助群众增长经验。在群众看来，独立社民党仍然是“一张白纸”。经历过工人政府之后，将促使群众驱散幻想[33]。在答复弗勒利希时[34]，他指责弗勒利希“又犯了幼稚病”，忘记了一九一九年、柏林一月起义和巴伐利亚革命的教训，忘记了当时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建设党——为了赢得最后胜利必须要有革命党[35]。布隆斯基（即M·J·布劳恩）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不过他写的技巧要差一些，他写道，独立社民党“不是共产党”，因此有义务接受列金的建议，说明其原则立场的实际后果[36]。他描述了一番科尔尼洛夫叛乱和卡普暴动的相似之处，并表示，中央所受的来自左翼的批评，都是出于这么一种愿望，即“想要参加在工人阶级的斗争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一些事件，但是又想在还没有必需的经验时就去这么做”[37]。 保尔·列维的立场表面看来，列维的立场比较轻描淡写。孤立地来看的话，他实际上没有对“忠诚反对派”的声明表达看法。在他看来，最早的错误——中央在三月十三日的逃避行动及其消极无为，使德共（斯）不能对事态产生真正的影响。从这些大错当中，独立社民党获得了力量和威信；既然如此，德共（斯）中央除了发表这个宣言之外便做不了什么了，当这个宣言向工人群众宣布时，工人已经复工了，对共产党人来说，这个宣言只不过在向他们解释自己错过了机会[38]。当列维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时，他便采取了最轻松的立场，因为这么一来，三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就成了三月十三日号召工人消极无为的宣言所造成的后果，而他对三月十三日那个宣言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何况他还是第一个批评三月十三日宣言的人。 但是，列维尽管小心翼翼，还是不能使自己免受抨击。在卡普暴动后的几周里，一场针对他的攻势慢慢浮现了出来。弗勒利希在讨论卡普事件的文章里，直接挑战了列维，他反对列维对斯巴达克派纲领里的词句做的解释，列维的解释大意是：共产党人不会提出夺取政权，“除非工人阶级绝大多数已经明确表示出这么做的意愿”[39]。在结论中，弗勒利希（他这种做法会让人们想起共工党）点名批评了列维，还批评了那些他所谓的“党的高级官僚”[40]。拉狄克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与一九一九年的巴伐利亚革命和匈牙利革命有关的问题上公开批评了列维，在他对党在卡普暴动期间的态度所做的批评里也不点名地批评了列维。显然在每个德国读者看来，列维是最明显的“反盲动主义派”的代表，而拉狄克认为这个派别已经滑入了“消极无为”。为了消除怀疑（毕竟列维不用为三月十三日的过失分担责任），拉狄克的批评以粗暴抨击他所谓的“共产党人的可能主义”而结束[41]。 拉狄克的文章含蓄地批驳了列维在致中央的信中所描绘的前景，并强调了“共产党人的可能主义”——跟盲动主义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的形式之一就体现在描绘这样的前景，即企图在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过程中间划分“阶段”，他认为这种前景最无可能性，并认为这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机会主义。德共（斯）可能会“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行中派主义政策”，这是一大危险。一切都表明他认为列维说不定哪天就会变成这种政策的旗手[42]。 在德共（斯）和共产国际内，两种斗争随之同时展开了。围绕着工人政府和“忠诚反对派”声明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理论性的辩论，辩论中，工人政府问题谈得少些，“忠诚反对派”声明的问题谈得多些，这些辩论可以说是缺乏整理的，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很肤浅的。在这种辩论当中，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的批评者都要面对谨慎小心的辩护者，他们关心的是削弱对方的立场，驳斥修正主义的指控。与此同时，拉狄克及其支持者同列维及其在德共（斯）中央里的伙伴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斗争，这种斗争逐步公开化了。这些斗争中没有一个得到了迅速的解决。 五月里，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这本书的增补部分里，他对这场理论辩论进行了干预，打断了这场辩论。他有力地抨击了他视为错误的公式，比如“不受限制地享用政治自由和资产阶级民主可以不再成为资本专政”，或用“社会主义政府”来代替“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的说法。但他很快就撇开了算账和抽象讨论，断言“忠诚反对派”的声明是“基本上正确的”策略的产物，“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43]。几周后，列宁读了库恩发表在《共产主义》[44]上的对德共（斯）中央的批评文章后，他写道：“库·贝·同志……全盘否定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然后他又补充道： 既然多数城市工人离开谢德曼派靠拢考茨基派，而在考茨基那个（“独立”于正确的革命策略的）党内他们又继续离开右翼靠拢左翼，即实际上靠拢共产主义运动，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是否可以一点不考虑对这样的工人采取一些过渡的、妥协的办法呢？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五月间实行的实质上正是妥协的政策，那时他们声明，不能简单地把临时政府（李沃夫[45]、米留可夫[46]、克伦斯基[47]等）推翻，因为苏维埃中还有工人支持它，必须首先使这些工人中的多数或者相当一部分人改变观点。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经验，是否可以不加考虑，只字不提呢？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48]。 列宁的裁决足以让这场半公开的辩论正式结束了。尽管“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可以被当做一种虽然正确、但却表达得不好的妥协立场来接受，事实却是：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对于应该如何解决工人政府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拿不出办法。 共产党向群众党发展这次讨论的所有参加者都同意一个基本观点，即必须在德国建设一个有能力直接干预阶级斗争、有能力通过提出自己的口号来承担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承担领袖的任务——的共产党，不过他们之间对于这么做的时机还是有分歧。塔尔海默在反驳弗勒利希时，他提到了德共（斯）所面临的两个具体问题：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足够统一的党（这也就提出了同独立社民党的关系的问题）；“如何把这个足够强大、足够革命的党的活动同党外的无产阶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活动联系在一起。”[49]。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问题还会被继续提出来。 卡普暴动之后，所有共产党人立即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政治生活已经复苏，共产党的撤退阶段已经过去了，他们又有了成功争取工人阶级核心、接过他们所渴求的领袖地位的可能性。列维在四大上对这个问题比对前段时间的事件更重视。他竭力为这个已经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扎下了根的运动做出解释： 在过去十八个月里，无产阶级多少都与其旧领导层离心离德了，并多少都在明显地倾向共产主义。但是……工人阶级当中的这个运动却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即无产阶级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它已经不再站在社民党多数派一边，而是站在独立社民党或共产党一边……必须发生一些事情，能让无产阶级发觉自己的情绪已经改变了[50]。
在这种时候，就需要党出面干预。因此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做出正确分析、并维持稳固纪律的党。列维认为独立社民党内存在着工人先锋力量，它是推动独立社民党左翼领袖前进的关键因素： 我们必须彻底明白一点：正是独立社民党左翼提供了将要领导革命斗争的部队……我们必须把独立社民党的群众当成共产党人一般来对待……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跟我们是同血同心的。与他们发生冲突，也就等于间接地同无产阶级群众起冲突，而这是荒谬的[51]。
在那几年，路特·费舍是列维的不妥协的对手，但当她后来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她也就认同了列维的结论： 卡普暴动激起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潮流。在和吕特维茨、塞克特、瓦特尔、艾尔哈特之流打了两年交道以后，工人们认识到：单凭一些讲得头头是道的公式，是不能把这班人解除武装的；他们已经丧失了这样的希望，即社会民主党政府会采取行动，反对公开和秘密的复辟力量的重新武装。在一九二〇年春天流行的情绪是：“面对着组织严密的自由军团及其在军队中的同盟者，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对付它们的组织[52]。
共产国际——更确切地说，是布尔什维克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榜样。但是共产党人仍需要批判许多在反对中派主义的多年斗争中所形成的偏见和习惯，需要打破许多禁忌，需要抛弃许多陈旧的公式。列维似乎是四大上唯一一个清楚地表达出这个目标的德国领袖，这个目标就是争取那些构成了独立社民党的核心及其左翼的推动力量的工人群众。恩斯特·麦尔并不否认独立社民党左派可以向共产主义前进，但他又表示，只有当共产党有能力“狠狠教训它”的时候，独立社民党左派才会这么做[53]。布兰德勒和来自汉堡的奥伊勒特都表示，在三月事件当中，他们没有发现独立社民党内有什么左翼，可是恩斯特·台尔曼[54]当时正是汉堡的无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55]。弗里斯兰德在发言中认为这个假定的左派“缺乏革命意志”[56]。大多数人的发言当中，都暴露出老斯巴达克派对独立社民党的“群众”抱有轻蔑的、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傲慢的态度，其中还掺杂有天真的宗派主义。这种态度似乎与独立社民党工人的态度产生了相互影响。独立社民党的工人对德国共产党人并不太关心，工人不关心他们的争吵、他们的踌躇华尔兹、他们的小组织或其教条主义——在工人在柏林同暴动分子对峙时，正是这种教条主义使他们企图让工人消极无为。 [1] 库恩·贝拉，《德国的事态》（Die Ereignisse in Deutschland），《共产主义》（Kommunismus），第11期，1920年，第316—323页；第12—13期，第345—51页；第14期，第403—411页；第15期，第438—444页。 [2] 《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2期，1920年7月30日，第2145—2148栏。 [3] 同上，第2143栏。 [4] 同上，第2144栏。 [5] 同上，第2145—2146栏。 [6] 请参阅保尔·列维的《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Was ist das Verbrechen？ Die Märzaktion oder die Kritik daran？），柏林，1921年，第32—32页上面的记录，对于这份记录从来无人质疑。 [7] 库恩，《德国的事态》，第317页。 [8] 卡·拉狄克，《卡普暴动期间的德共：批判性的分析》（Die KPD während der Kapptage: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共产国际》，第12期，1920年7月30日，第2153—2162栏。 [9] 同上，第2153栏。 [10] 同上，第2154栏。 [11] 同上，第2155—2156栏。 [12] 《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3页。 [13] 同上，第32—33页。 [14] 同上，第45—46页。 [15]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35页。 [16] 1960年在柏林出版的《工人的团结战胜了军国主义者》（Arbeitereinheit siegt über Militaristen）一书中几乎没有提到布兰德勒的名字。 [17] 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3—6页。 [18] 布兰德勒在中央委员会里提出的一个决议体现了这种观点，请参阅《共产国际》（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第10期，第1643栏。 [19] 库恩，《德国的事态》，第410页。 [20] 《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5页。 [21] 同上，第45页。 [22] 同上，第37页。 [23] 保·弗勒利希，《卡普暴动与党的立场》（Die Kappiade und die Haltung der Partei），《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24期，1920年6月24日，第19—31页。 [24] 同上，第28页。 [25] 同上。 [26] 《致执委会的公开信》（Offene Schreiben an der Exekutivkomitee），《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2期，1920年7月30日，第2145—2148栏。 [27] 同上，第2148栏。 [28] 拉狄克，《卡普暴动期间的德共：批判性的分析》，第2158栏。 [29] 同上，第2159栏。 [30] 同上，第2160栏。 [31] 《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40页。 [32] 同上，第55页。 [33] 同上，第33—34页。 [34] 奥·塔尔海默，《幼稚病又犯了》（Ein Rückfall von Kinderkrankheit），《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25期，1920年7月24日，第7—19页。 [35] 同上，第12—13页。 [36] M·J·布劳恩（即布隆斯基），《卡普暴动的教训》，第20页。 [37] 同上，第23页。 [38] 《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8—49页。 [39] 弗勒利希，《卡普暴动与党的立场》，第27页。 [40] 同上，第31页。 [41] 拉狄克，《卡普暴动期间的德共：批判性的分析》，第2161栏。 “可能主义”是一种主张在资产阶级钦定的范围内搞“可能”见效的细小改良的改良主义思想。——中译者注 [42] 同上。 [43]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86页。 [44] 《共产主义》（Kommunismus）是一份为东南欧国家办的共产国际杂志（德文版）。——中译者注 [45] 李沃夫亲王，即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李沃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年11月30日——1925年3月7日），出身于留里克家族，1905年参加立宪民主党，1914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于1917年3月1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21日辞职。十月革命后被捕，后逃走，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46]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1905年革命中成立立宪民主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47]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8]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28页。 [49] 塔尔海默，《幼稚病又犯了》，第13页。 [50] 《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3页。 [51] 同上，第51页。 [52] 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163页。 [53] 《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2页。 [54] 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成为汉堡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 [55] 《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4页，第54页。 [56] 同上，第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