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八章 卡普暴动
共和制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德意志帝国的体制。对于大资本家、地主和将军们来说，共和制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是一种必要的恶，至少在工人恢复理智之前是这样。而对工人来说，他们整体上对共和制觉得非常失望。他们本来指望十一月革命能给他们带来面包、和平与自由，而在革命之后不到一年里，面包仍是昂贵的，自由仍是没有保证的，而和平是由战胜国强加给他们的。 因此，由于战时及战后时期造成的种种痛苦，恩格斯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过的政治问题，如今以同样形式更尖锐地被提了出来。民族主义仍是有产阶级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武器，他们现在对民族主义越发依赖。战争以失败告终，战胜国把和约强加给德国，这些事实可以让人把那些困扰着德国的恶疾归咎于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帮凶斯巴达克派和其他革命派，正是这些人，给“光荣、伟大、悲壮的国军”在“背后捅了一刀”。 凡尔赛和约凡尔赛和约为这方面的宣传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协约国之间的谈判拖了很长时间。他们只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必须保留德国，让德国成为抵挡布尔什维克主义（无论是以国内颠覆的形式，还是以来自苏维埃共和国的威胁的形式）的堡垒。在其他方面，协约国之间是彼此矛盾的。法国企图吞并鲁尔，并企图称霸欧洲，这同英美联盟相冲突——它们更希望出现一个有能力的、足以制约法国、不让法国称霸的德国。 凡尔赛和约是协约国之间妥协的产物。它刺激了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泛德主义思潮，而德国宣称正在根除这些思潮。根据和约，德国丧失了全部的殖民地、八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战前人口。德国只能保留一支十万人的职业化的陆军，这支军队不足以推翻外国政权，但却足以应付内战。莱茵兰地区和三个桥头堡（控制了这三个桥头堡，就等于给协约国敞开了通向德国的大门）要被协约国占领十五年，同时德国的南部和东部边境要保持要塞化。德国的海外资产与部分海军舰只要被没收。在协约国决定好赔款数目之前，德国必须以黄金和日用品的形式支付临时赔款。最后，为战争政策负责的人，以及主要“战犯”要被移交给协约国当局，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 共产国际认为，凡尔赛和约带来的和平，只不过是一战的延续，和约本身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分赃协议，在这点上德国共产党人也是同意共产国际的。这种和平给帝国主义提供了喘息之机，推迟了协约国各国的革命；对于这种帝国主义的和平，他们的态度与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是一样的——要为世界革命而斗争。民族主义者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强调指出凡尔赛和约中那些令他们厌恶的方面：法国企图吞并鲁尔、鼓励各种“分离”潮流以图谋肢解德国、耻辱的赔款，以及外国占领——特别是利用法军里的非洲部队（他们称其为“黑色耻辱”）来占领德国。他们疾呼“国耻”，痛骂德国的“殖民地化”，德国人被当成了“黑人”，他们表示，按照协约国的要求把战争领袖移交给协约国，是对德国的荣誉的莫大侮辱。 这些情绪在德国各个阶层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并使许多政治家强烈反对凡尔赛和约。谢德曼就是其中之一。就在国会就是否批准凡尔赛和约进行投票前，他辞职了，接任他的是他的同党鲍威尔。诺斯克主张签订和约，并拒绝了帕布斯特上尉提出的建立军事独裁、进行全民抵抗的建议[1]。 至于军官团，从整体来看，它承认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也许曾希望能做出一些“保持荣誉”的姿态。按照军方指定的条件，格勒纳将军继续留任，这样军方就同意签订和约，但随后他跟兴登堡一样，为了团结而辞职了[2]。在冯·塞克特[3]将军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组建和平时期的陆军。 卡普—冯·吕特维茨暴动协约国要求引渡“战犯”，德军军官对这种危险十分敏感。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他们把这一点通知了诺斯克[4]，而诺斯克则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但是，军队中对这个要求本来就有着强烈的不满与反感，而那些从一九一九年就在波罗的海沿海国家同红军作战的自由军团在协约国的强烈要求（协约国坚决要求这些部队必须撤回德国，确保他们由协约国部队来替换）下撤回德国后，这些情绪就更加剧烈了。以柏林卫戍司令冯·吕特维茨将军为首的一批军人越来越倾向于发动暴动，冯·吕特维茨自诩为兴登堡的继承人和军队光荣传统的守护者[5]。 让军队感到焦虑的，不只有自由军团的命运这一个原因。凡尔赛和约规定必须削减军队的规模，这事关全体军人的利益。如果精锐部队被解散的话，整个军队体制的骨干力量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海军上校艾尔哈特指挥的一个海军旅驻守在柏林的门户多贝利茨（Doberitz）[6]，这支部队就被拿来开刀了。冯·吕特维茨将军向艾尔哈特保证，他不会允许“让这支部队在这么一个混乱时期里解散”[7]，他批评政府在面对“布尔什维克威胁”时“表现软弱”，并公开谈到了政变。柏林警察长官阿伦斯（Arens）试图劝阻他，安排他同议会里的右翼领袖商谈[8]。 右翼正在为争取解散国民议会、选举共和国总统而进行宣传活动，但他们没有劝说冯·吕特维茨放弃他的鲁莽计划。冯·吕特维茨只相信自己部队的力量，并认为如果他能预先扫除政客的话，选举就能更好地进行。所以他便开始为暴动进行阴谋活动，他身边的主要人物是艾尔哈特、鲁登道夫和一个叫沃尔夫冈·卡普[9]的文官，卡普是普鲁士的农业长官，他是容克和高级公务员的代表[10]。这个计划是很冒险的，时机要么太早要么太晚，很难把握：当局对这个计划了若指掌，但在国家机关的所有关键岗位上都有他们的同谋[11]。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12]，内阁开了会。他们分析了局势，并把做出决定的时间推迟到十五日的会议上[13]。但就在同一天，诺斯克下令逮捕帕布斯特上尉等首要密谋分子[14]。冯·吕特维茨将军被迫退而采取守势，并撤回到多贝利茨军营里。被诺斯克委以守卫军营之任务的高级军官给他打去电话，通知他说，吕特维茨已经到了那里，并保证一切都已平静下来了[15]。而就在同一天晚上，艾尔哈特海军旅开始向柏林市中心进发。 暴动分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艾伯特辞职、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同时还要由专家组成内阁，并由一个将军来担任国防部长。三月十三日凌晨一点三十分，诺斯克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了未参加暴动的军方首脑开会，这些军方首脑回答他说，他们不会组织武装抵抗。各部部长在三点开会，最后决定撤出首都，只在首都留下两人[16]，其中之一是副总理希菲尔。天亮前，几乎整个政府和两百多名议员逃往德累斯顿，他们希望能在那里得到梅克尔将军的保护[17]。 那天早上，艾尔哈特的部下占领了柏林，并在公共建筑物上升起了帝国国旗。卡普自任为总理，他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戒严，停止一切报刊的出版，并任命冯·吕特维茨将军为总司令。到了中午，他可以确信柏林军区的所有司令部和所有警察部队都参加了他的计划。逃到德累斯顿的政府成员对梅克尔将军的态度感到不安，便逃往了斯图加特，他们认为那里的伯格曼（Bergmann）将军是靠得住的[18]。十三日晚上，政变似乎已经兵不血刃地成功了，因为到处都没有军队和警察反对政变的迹象，而且北部和东部当局也已经承认了新政府。 暴动是怎样被打垮的尽管政府临阵脱逃，但还是有人站出来组织了抵抗。当天早上，列金召集工会总委员会开会，该机关于十一点发出了总罢工的号召[19]。维尔斯是少数留在柏林的社民党领袖之一，他起草并印刷了一份传单，在上面签上了社民党部长们的名字（当然他没有跟这些部长商量过）[20]。这份传单号召工人为了打倒反革命、保卫共和国，团结起来举行总罢工[21]。独立社民党人也号召工人“为了自由、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反抗军事独裁、反抗君主制复辟”而支持总罢工[22]。在讨论中，列金建议成立一个由所有工人组织参加的总罢工委员会，这个总罢工委员会要比工会总委员会本身更有威信。但会上未能达成一致。社民党多数派维尔斯等人要保卫他们所谓的“共和国政府”，而独立社民党人明确表示，他们不可能去保卫艾伯特与诺斯克的政府[23]。 就这样，在柏林出现了两个“中央罢工委员会”，其中一个以列金为首，参加的有全德工会联合会（ADGB）、自由职员总联合会（AfA）、公务员协会和社民党，另一个则以柏林工会的领导人鲁施等人为首，独立社民党的领导人也参加了这个罢工委员会[24]。德共（斯）参加了后者[25]。 斗争的倡议是由列金提出的。三月十三日黎明时，他拒绝逃跑，批评了社民党领袖的态度，并以自己作为工会机关首脑的全部威信和影响力来支持总罢工。他以前一直反对总罢工的主意；他是谨小慎微的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元老，几十年来都是阶级合作的化身——然而他还是决定要转入“地下”，并同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能帮助击败暴动的人接触。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表现得比共产党人更接近群众。由于保尔·列维缺席（他被判处一年徒刑），在倾向于极左主义的德共（斯）柏林支部领导人弗里斯兰德和布迪希的压力下，不顾雅可布·瓦尔赫尔那一派人的反对[26]，德共（斯）领导层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这篇呼吁书主要是由布隆斯基起草的，发表在三月十四日的《红旗报》上。这份呼吁书表达了这么一种观点：目前没有必要去反对军事政变；真正的夺取政权的斗争还没有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应该去参加总罢工吗？就在昨天，工人阶级还被艾伯特和诺斯克的锁链束缚着，并被他们解除了武装。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无法活动。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明确说出这一点。工人阶级会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条件下，采取适当的手段进行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而这种条件目前并不存在[27]。
但德国工人并没有听从这份要他们陷入消极的呼吁。三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正好可以检验一下他们抵抗的热情和规模。一列又一列火车停驶了。到了晚上五点，柏林没有一列有轨电车开动，水、煤气和电力全都被切断了。到处都有士兵和工人发生冲突。早在前一天，工人就已经开始起来响应了。在开姆尼茨，在由布兰德勒领导的共产党人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各工会和所有的工人政党。由于没有部队，它便主动成立了一支叫做“工人自卫队”（Arbeiterwehr）的工人民兵，占领了车站、邮局和市政厅。 在莱比锡，各个政党之间开始了谈判，但共产党人拒绝在一份由其他组织起草的呼吁举行总罢工的文件上签字。在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夜里，警察和示威工人在多特蒙德发生了冲突，这是首次暴力冲突[28]。冯·瓦特尔将军命令部队向哈根进军，当地的工人正在武装自己；社民党人和独立社民党人联合号召举行总罢工[29]。在莱比锡，自由军团向工人的游行队伍开枪，杀死了二十二人，战斗仍在继续[30]。在开姆尼茨，各工人组织决定立即征召三千人参加工人民兵[31]。在柏林，德共（斯）中央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起草了一份新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在十五日印成传单散发，但是它仍然落后于斗争的进展，它没有号召武装无产阶级： 进行总罢工！打倒军事独裁！一切权力归工人苏维埃！……共产党人将在苏维埃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工人们！不要上街！每天都要在工厂里集会！别中了白匪军的挑拨[32]！
而事实是：到了十五日，卡普—吕特维茨政府被彻底瘫痪了。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路易·德·布鲁凯尔[33]写道：“现在总罢工以自己那可怕而无声的力量，牢牢掐住了他们[34]。” 柏林的一切都停了下来，当局连一张传单都印不成。而在鲁尔则正好相反，利希奇拉格的自由军团开始行动，而他们立刻遭到了大批武装工人的进攻[35]。同样的战斗也在莱比锡、法兰克福、哈勒和基尔发生了。威廉港的水兵举行起义，逮捕了冯·莱维佐夫将军和四百名军官[36]。在开姆尼茨，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由各工人政党的代表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号召工人选举工人工厂委员会的代表[37]。几小时后，七万五千名工人根据名单和比例代表制选出了代表，这些代表又选出了市工人苏维埃，苏维埃里有十个共产党人、九个社会民主党人、一个独立社民党人和一个民主党人[38]。布兰德勒是这个革命机关的三位主席之一，这个机关的权威和声望扩展到了整个工业区，派去镇压的军队不是被解除了武装，就是被消灭了，工人武装了起来[39]。他不无自豪地写道： 在开姆尼茨，我们是第一个提出总罢工、将资产阶级缴械、武装工人和立即重新选举政治性的工人苏维埃等口号的政党。第一个致力于实现这些口号的也是我们党（因为我们党有这样的力量）[40]。
然而，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共产党人的倡议似乎能建立起工人阶级抵抗暴动分子的坚固阵线的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德共（斯）有一位活动家叫马克斯·赫尔茨[41]，一九一九年他在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地区组织了失业者的暴力示威。面临着被捕的威胁，他转入地下，认识了党内反对派的积极分子。 在穷困的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Erzgebirge-Vogtland），这个被失业的阴云覆盖的地方，他组建了武装的战斗队，这是一种“城市游击队”，由武装的失业者或很年轻的青少年组成，他带着这些游击队袭击警察或雇主的代理人，并经常夺走工厂或银行的钱来充实自己部队的财政[42]。赫尔茨曾三次被捕又三次越狱，在这个饱受苦难的地区，他被当成了现代罗宾汉[43]。得知卡普暴动的消息后，他进攻普劳恩（Plauen）监狱，强行打开了牢房大门，并立即征召人手，建立游击队，给游击队命名为“赤卫队”，并开始袭扰国防军。他率部袭击落单的国防军部队，拿走商店里的商品和银行里的钱，并极大地改善了工人区的食品供应[44]。他的“积极行动”思想、他以游击活动代替群众行动的做法、以及他的所作所为所激起的忧虑（甚至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也开始担心起来），让布兰德勒和开姆尼茨共产党人很困扰，他们批评赫尔茨是冒险主义者，并谴责他的一些做法是挑拨行为[45]。 在鲁尔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并吸引了更多的工人群众参加，最后还成立了“鲁尔红军”，在哈根，独立社民党活动家、矿工施泰默尔（Stemmer）和五金工人约瑟夫·恩斯特倡议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几小时后，两千名武装的工人向韦特（Wetter）进军，去支援正在同自由军团战斗的当地工人[46]。 三月十六日，整个德国似乎不是正在交战，就是正在为交战做准备，只有首都柏林例外，在那里军队似乎仍占有压倒性的优势。鲁尔红军的工人向多特蒙德进军。自由军团和国防军控制着莱比锡市中心，同临时组织起来的工人部队交战。在科特布斯（Kottbus），布赫鲁克尔（Buchrucker）少校下令：任何持枪平民将被就地枪决。在什切青（Stettin），人们仿效开姆尼茨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军营里支持和反对政变的人发生了交战[47]。 在柏林，狱中的列维（他已经坐了几个星期的牢）给德共（斯）中央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他批评中央的消极和缺乏主动性，批评中央看不到反政变斗争给革命派带来的机遇[48]。而且在柏林之外，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共产党领袖的反应都跟他一样。鲁尔的活动家号召武装无产阶级、选举工人苏维埃，并把资产阶级民主的拥护者赶出苏维埃[49]。各地方组织对中央的十三日指示反应十分冷淡，并烧毁了中央的命令[50]。几乎所有的地方组织都没有理睬中央的指示，他们号召总罢工，并参加了总罢工的组织工作。但是，几个反对派小组（特别是汉堡的）采取了观望立场，他们的借口是不想跟“社民党叛徒”一起参加行动[51]。极左派当中，无论是柏林的，还是德累斯顿的吕勒小组[52]，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但是德国许多地方的反对派活动家，比如来自汉堡的阿佩尔[53]和来自德累斯顿的卡尔·普拉特纳（Karl Plattner）[54]，都去了鲁尔，在那里参加了工人的斗争。 在柏林，陷入绝望的卡普同鲍威尔政府的代表、副总理希菲尔举行了谈判。出于共同的利益，卡普同意由格勒纳将军出面同艾伯特总统进行调停。但艾伯特并不着急[55]。正如贝努瓦—梅尚所写的那样，面对着总罢工的卡普实际上是在企图“解决人力所不能及的问题”[5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政府陷入了真空里。首都的面包和肉类供应都很短缺。卡普要求国家银行（Reichsbank）行长提供一千万马克，但被拒绝了[57]。三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卡普下令“四点后，还站在罢工纠察线上的煽动者和工人将被就地枪决”[58]。此时站出来反对这些可能引发内战的措施的，正是那些大老板；恩斯特·冯·波尔济希[59]亲自率代表团求见卡普，他坚持要求卡普放弃使用武力。“工人阶级现在是如此一致，要从几百万停工的工人当中把那些煽动者区分出来是不可能的[60]。” 鲁尔工人在早上六点重新夺回了多特蒙德。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间，柏林的一个工兵团举行起义，该团的军官被士兵关押了起来。需要派这次暴动的急先锋——艾尔哈特海军旅——去解救他们[61]。如果暴动分子坚持这么做，内战将不可避免，而工人阶级很可能获胜——不仅战胜暴动分子，同时还会战胜政府，尤其是因为当不管参加政变还是中立的军队已不再可靠时，政府的根基与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已日益变小。 三月十七日，卡普发现大势已去，就溜了。政治感觉更加敏锐的一批军官向冯·吕特维茨将军施压，要他结束冒险，几小时后他也跑了，丢下副总理希菲尔，让希菲尔写一封信来帮他辩解。他的同谋也不肯出动部队了，并要求将指挥权转交给没有参加政变的将军。他们要求冯·塞克特出面接管军队[62]。这次暴动总共只持续了不到一百小时，它完全是被工人群众（首先是依靠总罢工）打垮的。 但这次暴动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当天，柏林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在诺伊科伦发生了交火，工人在科特布斯的入口处筑起了街垒。在纽伦堡，国防军向工人示威队伍开枪，杀死了二十二人；这激起了真正的起义。在苏尔（Suhl），工人民兵攻占了一个国防军训练中心，并夺取了大批武器弹药。在多特蒙德，由社民党人控制的警察站在“红军”一边对抗自由军团[63]。总罢工仍在全国各地继续进行，现在问题在于：卡普仓皇逃窜后，罢工就会停止吗？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停止罢工？或是反过来，被卡普暴动激起的革命浪潮会不会发展成为一场新内战[64]？在右派的一片恐惧声浪当中，很难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惊恐，哪些只是在散布歇斯底里情绪。 此时除了开姆尼茨和鲁尔之外，德国确实没有遍布整个地区的由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的网络，但到处都有由执行委员会（Vollzugsräte）或行动委员会组成的紧密的网络，这些委员会是由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组成的。这些委员会进行了反抗暴动分子的斗争和组织防御的工作，发挥了革命中心的作用，这以一种实际的形式，在总罢工的过程当中，从整体上提出了政权的问题，以及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这个政府是什么性质的政府[65]？ 工人政府问题卡普暴动的政治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影响到了那些既没有成立工人苏维埃也没有成立工人民兵的地方，影响到了那些工人只满足于服从罢工的命令、而没有拿起武器的地方。对成百上千万的德国人来说，卡普暴动给他们留下的最深的教训是：社民党领导层公开破产了。诺斯克这个“将军们的社民党人”的工作一做完，立马就被踢开了，他已经彻底名声扫地，政治生命也完蛋了。 另外，是工人用总罢工打败了暴动分子，这场总罢工没有通知社民党多数派政府就发动了（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是踢开政府发动的）。在这场斗争中，此前一直争斗不休的各党派的活动家们，紧密团结在了一起。从战争爆发前直到现在，他们第一次并肩对抗阶级敌人。工会领导层的威望加强了；当诺斯克和艾伯特临阵脱逃时，是列金发出了总罢工的命令。从这点来说，人们期盼工会领袖负起政治责任。 社民党党员中间发生了严重的混乱。三月三十日，党主席奥托·维尔斯用这样的话提出了问题：“在同反动派进行的广泛斗争中，党已经陷入了混乱，我们怎样才能使党摆脱混乱呢[66]？”许多地方的社民党党员，甚至是地方组织，同共产党人和独立社民党人一起参加了游行示威，喊着口号，反对他们自己的党的全国领导层。比如说，在艾尔贝菲尔德，一个社民党领导甚至同独立社民党和德共（斯）的代表一起在一份号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声明上签了字[67]。三月十八日的《前进报》表达出了几乎所有德国工人的心声：“必须重组政府。不是交给右派，而是交给左派。我们需要一个坚决地、全心全意地同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反动派作斗争、并明白如何向左边靠拢以赢得工人信任的政府[68]。” 显然，在卡普逃跑前，资产阶级曾试图拼凑一个由国防军和执政党组成的阵线，来对抗正在重新觉醒的工人阶级。副总理希菲尔和冯·塞克特将军以政府的名义联合发表声明，呼吁人们恢复冷静，全国团结起来“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69]。社民党内意见纷纭，彼此争斗不休。但独立社民党内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这种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党的右翼领导同社民党多数派的投降政策勾勾搭搭的地方[70]。在罢工当中，独立社民党的活动家们表达出了工人阶级的联合压力，并要求政府提供保证；这得到了党的报刊的广泛响应。但是党的机关和议会党团却倾向于恢复议会联盟。后者发表了一份呼吁书，宣称在政变头目逃跑后，“人民的罢工”再继续下去，就会威胁到“共和派阵线”的团结[71]。与此同时，希菲尔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社民党人希尔施一起签署了一份公报，要大家相信：警察和国防军一直在尽忠职守，没有参与政变阴谋[72]。为了恢复秩序，这“大赦”显然是必要的，而政府在三月十九日又宣布进入极端紧急状态[73]。 总罢工拯救了政府。但这个政府会利用那些拒绝抵抗政变的将军们来对付工人吗？艾伯特和诺斯克还会继续在位吗？难道工人为之奋斗的不是别的，只是为了保住艾伯特和诺斯克的官位吗？对这些政治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的领袖们。 工人掌握着一件非常强大的武器——总罢工。列金很明白这一点。三月十七日，他邀请独立社民党执委会派代表参加工会总委员会的会议[74]。独立社民党执委会派希法亭和科嫩出席了会议，列金向他们建议：由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派代表组成“工人政府”。他的理由是，现在，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跟工会作对，就休想统治整个德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工会已经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 显然，无论是独立社民党的代表，还是铁路工人盖施克（他代表德共［斯］应邀出席会议），在不跟本党的决策机关商量之前，是不可能给出答复的，所以他们便回去向上级汇报了[75]。在独立社民党执委会会议上，科嫩和希法亭发言支持列金的建议，并表示支持就成立工人政府的问题进行谈判。党主席与右翼领袖克里斯平抗议说，他不可能跟那些“屠杀工人”的凶手坐在同一张桌子面前，也不可能同“工人阶级的叛徒”——比如工会总委员会委员——进行讨论。左翼领袖多伊米希也支持克里斯平，他说如果执委会参加此类谈判，那他就要辞职，甚至退党。科嫩与希法亭在自己的同志当中得不到多少人支持。左翼的另外两位领袖施特克尔和罗森菲尔德[76]对科嫩的观点表示很惊讶，他们担心得不到几百万罢工工人的理解，但只要求执委会不要草率地拒绝列金的建议。在投票表决时，克里斯平和多伊米希提出无条件拒绝列金的建议，他们的意见以较大优势获得通过[77]。 但列金并没有就此罢休。第二天，三月十八日，接近党机关的社民党人催促他立即结束罢工，因为政变已被击败，但他不顾这些人的施压，说服工会总委员会延长罢工，直到工人阶级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的、关于政府组成和政策的保证为止。工会领袖和政府代表开始进行艰苦的谈判。列金警告那些质疑他的人说，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自己成立一个“工人政府”，不惜动用武力阻止鲍威尔政府返回柏林，哪怕这会导致内战（他知道这么做很可能会导致内战）也在所不惜[78]。 列金提出了一系列不容谈判的条件：诺斯克必须辞职，退出中央政府，普鲁士邦政府的两个部长海涅（Heine）和俄塞尔（Oeser）也必须辞职；政府的关键职位必须由工会代表担任；必须严惩暴动分子及其同谋，必须彻底整肃军队和警察。他重申，目前就有可能由各工会和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组成工人政府。 通过发出总罢工的号召，以及公开反对党的领导人，工会领导层给社民党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场危机震动了社民党机关的最高层——党执委会和议会党团。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独立社民党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由于多伊米希反对科嫩，所以独立社民党左翼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独立社民党的执委会派出的一个新代表团求见列金，告诉他独立社民党想继续讨论时，部分右翼（包括克里斯平在内）又回到了三月十七日晚上他们最初采取的立场上。但是多伊米希毫不让步，他表示自己绝不会同意让党支持任何“工人”政府，除非这个“工人”政府号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苏维埃政权[79]。尽管他的一些控制了柏林工会的同志（这些人跟他同属左派）表示反对，他还是获胜了。左派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即列金建议的工人政府无非是改头换面的“诺斯克政权”，是一九一八年的艾伯特—哈阿兹政府的再版而已[80]。而对独立社民党右翼来说，它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参与建立这样一个政府是要冒风险的；它面临着来自左派的批评，并且面临着分裂的威胁。而一旦分裂，那么独立社民党右翼就会变成脆弱的、给政府涂上一点“左翼”色彩的伪装而已[81]。列金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建议。 但是，列金还是要向政府提出复工的条件。经过漫长的谈判后，政府代表在十九日早上庄严承诺将实现列金提出的条件，这几项条件叫做“工会九条”，具体内容如下：
在这一基础上，全德工联和自职联决定号召复工[83]，大部分部长和议员也踏上了返回柏林的路程。但独立社民党和大柏林罢工委员会都没有同意复工，在名义上，要由罢工工人会议来做决定，这个会议大体上定于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天）召开。 确实，罢工工人之间还远未达成一致。许多会议决定不接受工会总委员会的决定，他们认为政府虽然信誓旦旦，但工人却什么保证都没得到，批准这个决定就等于给政府一张空白支票[84]。更有甚者，当“政府”军进入柏林郊区时，同武装工人发生了几次暴力冲突，乃至交火，有一些人被捕[85]。 一个信使出席了大柏林罢工委员会的会议，他带来了鲁尔工人的求救信，那里的工人正遭受着国防军的镇压。德共（斯）的代表与许多独立社民党工人反对结束罢工。皮克和瓦尔赫尔认为，他们应该保护鲁尔工人，并把这场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直到鲁尔工人的安全得到确保为止，换句话说，就是直到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为止。随后，工人政府问题第一次被公开提了出来。多伊米希谴责了他所谓的列金的诡计及“政府的计划”，他认为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独立社民党拉进议会游戏里，并为这个已经衰弱不堪的联合政府涂上一层“左翼”的伪装[86]。共产党人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他们说，自己只是在这个会上才得知了列金的建议，对此他们仅能以个人身份发言[87]。 瓦尔赫尔强调指出，工会提出的工人政府将是一种“反对艾伯特和哈阿兹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它无需为了工人运动更进一步及得到胜利而正式宣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多伊米希所要求的正好相反），这个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工人运动的一个胜利。他转向工会代表说道： 如果你们认真对待自己的承诺，如果你们真的要武装工人、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如果你们真的要把所有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国家机关，这就意味着内战。那样的话，显然我们不仅要支持这个政府，我们还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反过来说，假如你们背弃了自己的纲领，还在背后捅工人一刀的话，那我们（我们非常希望能得到来自你们行列的人的支持）将毫不犹豫地、以我们能用的一切手段，进行最坚决的斗争[88]。
经过激烈的讨论后，会议最终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德共［斯］代表的支持）：要求罢工继续进行，直到工人从政府方面获得保证为止，特别是关于第八点——将工人编入“保卫共和国”部队的保证[89]。这个会议结束时，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各工会的代表开始了谈判。出于切身利益，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拼命地要离间共产党人和独立社民党人，并结束总罢工。鲍威尔以社民党议会党团的名义承诺尊重以下四项条件：把柏林的军队撤到施普雷河（Spree）一线；解除戒严状态；不对武装工人采取进攻性行动，特别是在鲁尔一带；把普鲁士的工人编入工会控制下的“防卫组织”[90]。 停止总罢工的真正决定权掌握在独立社民党手中。共产党人本来是能加强独立社民党左翼的力量的，但共产党中央却陷入了全面危机的困境中。就在第四十二号通知（这份通知上的日期是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它概述了党对于成立工人政府问题的新观点）刚下发给党员后[91]，党中央（在二十一日晚上到二十二日早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后）就批评了参加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四个代表，因为他们同意按照工人参加“共和派”阵营的条件复工，党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支持成立“工人政府”的伎俩。党中央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一份致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声明： 共产党中央表示：它在几点上不同意大柏林中央罢工委员会于三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传单中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对于武装工人、公务员和办公室职员，以编入可信任的共和派组织或军队的组织的要求。另外，它宣布不支持由各工会和独立社民党组织联合政府的提议[92]。
当天中午，这份声明被宣读给了中央罢工委员会，几小时后独立社民党领导层不顾多伊米希、施特克尔、科嫩、罗森菲尔德和盖尔等人的反对，宣布对社民党新做出的让步表示满意[93]。三月二十二日晚上起草了一份根据政府新作出的妥协和许诺号召复工的声明，列金代表全德工联、奥夫豪伊塞尔[94]代表自职联、尤哈奇[95]代表社民党、克里斯平代表独立社民党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96]。柏林工会领导层支持多伊米希，宣布“暂停”（而非结束）罢工，并反对结束罢工，拒绝在这份声明上签字[97]。 德共（斯）中央在三月二十三日早上开了会。它谴责了所谓的投降行为，并号召工人为了解除自由军团、国防军和资产阶级准军事力量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释放因政治罪名坐牢的工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继续罢工[98]。但是工人已经开始复工了。而且共产党中央又推翻了自己前一天在工人政府问题上的立场，接受了皮克和瓦尔赫尔的立场[99]。它强调指出，卡普暴动象征着资产阶级同社民党的联盟已经瓦解，因此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应以“扩大工人的政治权力，直到资产阶级垮台的那一刻”为目标。它重申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得到群众支持的共产党，并明确指出： 在斗争的当前阶段，无产阶级没有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社会民主党对公务员、办公室职员和工人当中的其他阶层仍有较大影响，独立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大多数城市工人的支持，这说明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坚实基础尚不存在。为了让广大阶层的无产阶级群众接受共产主义教义，必需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当中拥有几乎是彻底的政治自由，能防止资产阶级行使起其专政[100]。
从这一分析出发，德共（斯）中央得出了应当成立工人政府的结论： 德共认为，成立一个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成分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将为无产阶级群众的有力行动创造非常有利的环境。这有助于他们的成熟，要实现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专政，这是必需的。德共宣布，只要这个政府不破坏它对于确保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的自由、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反抗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承诺，不阻碍工人阶级巩固其社会组织，德共就将继续自限于忠诚反对派的角色。当我们宣布本党将“继续自限于忠诚反对派的角色”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党不会准备进行革命政变，但将保留行动及相关思想的政治宣传的彻底自由[101]。
这个声明具有重大意义。它能改变独立社民党党内的和整个左派的力量对比。但这个改变来得太晚了，特别因为它到了三月二十六日才广为人知，而此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二十二日早上，正当罢工结束后工人同军队初次发生对峙的消息传来后，各政党和各工会重新开始了谈判。领袖们再次分析了成立“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府或工人政府”（这是《社会民主党通讯》提出的[102]）的可能性。独立社民党改变了他们在三月十七日的立场，不再要求以政府必须宣布支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先决条件[103]。 就在同一天，马尔赞主持了大柏林工人苏维埃的会议。会上多伊米希为“暂停”罢工的主张辩护，而皮克则主张继续罢工。多伊米希重申他反对成立工人政府的主张。皮克反对多伊米希，并解释了德共（斯）的立场： 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尚未成熟，但建立一个纯粹的工人政府的形势却已经成熟了。作为革命的工人，我们热切渴望成立纯粹的工人政府……独立社会民主党已经拒绝了成立工人政府，因此它无法认识到，在这一系列政治事件结合成的有利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利益究竟何在……工人政府将会成立；除此之外没有通向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道路[104]。
这是一次混乱的辩论[105]。多伊米希提出的动议以较大多数获得通过。罢工正式结束了。但工人政府并没有成立。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克里斯平徒劳地强调指出，德共（斯）中央和独立社民党执委会在两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不会参加联合政府，目前还谈不上成立“苏维埃专政”，而成立一个纯粹的工人政府却是“完全可能的”[106]。谈判没有取得成果。 三月二十三日，独立社民党执委会批准了一份由八点要求组成的纲领——它提出这份纲领，意在作为成立工人政府所必需的共识——并于二十四日公布[107]。《前进报》在二十五日解释说，社民党多数派也希望成立工人政府，但只有当各资产阶级政党同意在国会内支持工人政府时，工人政府才有可能成立，这就只意味着让独立社民党参加联合政府。它得出结论，社民党将接受责任，“建立起一个名字不同、效果一样的政府”[108]。 《前进报》（社民党的机关报》只不过是把目前的形势公开说了出来而已。罢工的结束极大地加强了社民党的地位，已经返回柏林的艾伯特开始就扩大联合政府进行讨论。列金否决了让商人库诺入阁的建议，并要求解除副总理希菲尔的职务。这破坏了计划，鲍威尔内阁辞职了[109]。议会制的游戏规则重新开始运作，三月二十六日，艾伯特提议任命列金为总理，并由列金来组阁。工会总委员会拒绝了艾伯特的建议。它认为，形势已经改变了，自己无力独自承担政府的责任，特别是在遭受着媒体的猛烈攻击的时候——这些媒体已经重新出现了，每天都在狂暴地抨击工会领袖的“对立政府”的隐蔽的影响力[110]。 现在就剩一点缝缝补补的工作了。同一天，艾伯特向他的同僚、社民党人赫尔曼·穆勒求助[111]。新政府于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了，由穆勒任总理，民主党人盖斯勒[112]接替诺斯克执掌国防军。普鲁士邦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政府。多伊米希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柏林工厂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只有根据工人群众的信任成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者政府”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113]，但他这话说得太晚了。时机已经错过了。 德共（斯）中央的甘做“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只产生了一个结果：它在党内引发了一阵骚动。骚动爆发于当德共（斯）中央以十二票对八票否决了宣言，并作出如下表态之时： 德共党员有义务以各种革命手段，竭尽全力去改变现实中的力量对比。因此，未来是否可能成立联合政府，这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只具有次要的意义，比它更重要的是武装无产阶级和建立工人苏维埃[114]。
而与此同时，正如鲁尔的事态所进一步揭示出来的那样，社民党人、独立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优柔寡断对改变现实中的力量对比毫无助益。 国防军的报复在卡普暴动的次日，鲁尔在武装斗争和组织工人政权的行动走在了前面。许多地方的工人苏维埃或行动委员会联合起来夺取了政权。哈根的行动委员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事领导机关，它一声令下就能召集十万武装工人。三月十八日，工人部队发动攻击，被打散的国防军部队后撤了，其中一支被杜塞尔多夫工人打退后，丢下了四千支步枪、一千挺机枪、大批火炮、迫击炮和弹药[115]。尽管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鲁尔工人似乎成了这一带的主人，但他们远远地跑在其他地方的同志前面，这使他们面临着被孤立的危险。由于复工和成立工人政府的讨论被中断所形成的当前局势已经为其他地方的社民党人、独立社民党人、甚至还有共产党人所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了。来自鲁尔的代表威廉·迪维尔和格劳尔（Graul），分别于三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向柏林罢工委员会介绍了鲁尔地区的情况及由粮食短缺造成的危险。三月二十三日，德共（斯）中央派威廉·皮克去了鲁尔[116]。政治分歧越发深刻。哈根的行动委员会是由社民党多数派、独立社民党和两个共产党人特里贝尔（Triebel）和哈彭蒂尔（Charpentier）成立的，但是党却拒绝承认，因为他们未经批准就同意开始谈判[117]。对哈根的行动委员会支持谈判的做法，共产党影响下的埃森的执委会的反应就是考虑如何阻挠哈根行动委员会。 三月十八日，哈根的行动委员会号召没有武装的工人复工。三月二十日，它把自己对国防军的要求告知冯·瓦特尔将军（他在三月十六日之前一直在观望，以便同冯·吕特维茨保持距离）：国防军必须缴械，并撤出整个工业区，要成立由各工人组织控制的民兵。与此同时，“公共秩序将由武装工人的部队来维持”[118]。鲍威尔通过电报回复说，这些条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冯·瓦特尔和他的部队并没有支持政变[119]。在双方以“工会九条”为基础进行的谈判中，两个部长吉斯贝尔茨[120]和布劳恩赶来帮助国家专员塞费林[121]。 三月二十三日，谈判在比勒菲尔德开始了，出席谈判的有主要城市的苏维埃代表、几个市长、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的代表，其中也有哈根的行动委员会的两个共产党委员会哈彭蒂尔和特里贝尔。一个小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声明，三月二十四日，所有的谈判参加者最后都批准了这份声明[122]。在这份声明中，政府方面的代表确认自己同意工会提出的九点纲领，在协议的条款得到实现时接受军事当局同工人代表之间的暂时的合作。约瑟夫·恩斯特受塞费林和冯·瓦特尔将军领导[123]。这份声明要求，在第一阶段，保留少数武装工人并受当地政府控制，这些工人应作为辅助警力；大部分武装工人应交出武器，并立即停止战斗[124]。 比勒菲尔德协议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尊重。虽然如此，威廉·皮克（他到了埃森才知道代表已经在协议上签字）仍然坚持执行停战，这能使工人留住自己的武器，并稳固地组织民兵——这是政府对工人做出的临时的、勉强的让步[125]。但他没能说服埃森执委会的委员们，这些委员认为，既然谈判时自己没有发言权，那么自己也就没有义务受其约束。此外，在这个由德共［斯］控制，实际上受德共（斯）内的反对派影响的委员会里，来自杜伊斯堡和米尔海姆的委员属于左派，他们同强大的当地新“工人联合会”（在这些“工人联合会”里，真正有影响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起批判在比勒菲尔德协议上签字的“叛徒”，并号召继续斗争。当地出现了好几个相互竞争的革命权力机关，六七个“军事领导机关”，彼此互相攻讦[126]。 三月二十四日，埃森执委会开了会，出席会议的有约瑟夫·恩斯特和一个来自“前线”城镇维塞尔（Wesel）的代表——当时维塞尔的工人正在攻打兵营。来自米尔海姆的代表一开始就谴责任何形式的停战，但也承认自己的弹药已经不够用了。埃森执委会拒绝承认比勒菲尔德协议，而此时哈根的行动委员会宣布自行解散，并重申了必须停止战斗的命令。这个决定没有产生效果[127]。第二天，三月二十五日，在埃森又开了一次会，出席的有鲁尔的七个工人苏维埃的代表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皮克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比勒菲尔德协议没有提供任何保障，他建议在此期间工人应该不交出武器，但他也警告说不要挑起战斗。会议选出了一个由十名独立社民党人、一个多数派社民党人和四个共产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皮克说道：“我们没能让前线的同志们相信停战较为有利[128]。” 但就在两天以后，埃森的中央委员会根据总的形势，不顾军事领导人的反对，要求同政府进行停火谈判[129]。第二天，三个工人政党的代表在哈根开了会。皮克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大意是，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还不成熟，但应该为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武装、重新组织和选举工人苏维埃而战[130]。会议的决定是，应该进行谈判，但也要做好准备，万一国防军发动进攻就重新进行总罢工[131]。二十八日，埃森中央委员会召集了第二次苏维埃会议，列维出席了这次会议，确认了这一立场[132]。但就在同一天，赫尔曼·穆勒通知埃森中央委员会，他要求解散所有非法的权力机关，并交出全部的武器，以此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133]。 这几天里战斗仍在继续进行，埃森中央委员会未能在整个工业区施行足够的权力，不能有效地执行自己的政策。在维塞尔，兵营已被围攻了好几天[134]，当地的“红军”领导人发出了炽烈的战斗号召，被埃森中央委员会斥为“冒险主义”[135]。在杜伊斯堡和米尔海姆，“工团主义”分子威胁一旦军队开进来，就要破坏工业设施并“摧毁设备”[136]。 在杜伊斯堡成立了一个以极左派分子维尔德（Wild）为首的革命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夺取银行资金和全部库存食品，并号召选出工人苏维埃，但只有“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才能参加选举[137]。不同派别的工人——停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破坏活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开始发生冲突。反对派成员戈特弗里德·卡鲁塞特（Gottfried Karruseit）发表了煽动性的声明[138]，并在署名上冠以“红军总司令”的名号。皮克批评他是“疯狂的小资产阶级”。 埃森中央委员会没有争取到比前几天的哈根行动委员会更好的对停战的保障条件。冯·瓦特尔将军利用了工人阵营当中的不合与内部分歧。他要求埃森的工人领袖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四门重炮、十门轻型火炮、两百挺机枪、十六门迫击炮、两万支步枪、四百箱炮弹、六百发迫击炮炮弹和十万发子弹。如果到期不交出来的话，他就当工人领袖拒绝缴械，破坏协议[139]。对这个挑衅性的最后通牒，埃森中央委员会以号召总罢工作为答复[140]。 三月三十日，埃森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在柏林出席会议，与会的有所有工会和所有工人政党的领袖，包括皮克和列维在内。他们一致决定向穆勒政府提出要求，让政府采取措施确保比勒菲尔德协议得到尊重，并限制军方的行动，不使军方为害。包括列维在内的五个代表求见穆勒总理，要求他召回冯·瓦特尔将军[141]。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总理回答他们说，协议已被单方面撕毁，他还以各种盗窃行为、银行资金被夺走和存在进行破坏的威胁作为“恢复秩序”的借口[142]。 皮克回到埃森后，他发现形势一片混乱。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已经去明斯特跟塞费林谈判去了，路上他们几乎都被军队逮捕了[143]。尽管如此，四月一日还是在埃森举行了一次工业区苏维埃全体会议，来自九十四个苏维埃的二百五十九名代表出席了会议[144]。皮克、独立社民党人俄丁豪斯[145]和一个来自米尔海姆的代表尼克尔（Nickel）就柏林的事态做了报告，这次会议就停战条件通过了一个立场。它发表呼吁书，号召保卫和发展工人苏维埃的网络[146]。 四月三日，冯·瓦特尔的部队开始进攻。他们仅遭到了零星的抵抗，因为各地的工人领袖陷入了混乱和不合之中，致使他们无法彼此协调组织防御[147]。而当军队重新占领矿山时，士兵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就连塞费林本人也被激怒了[148]。很快军事法庭就以犯罪或行为不法的罪名——其实是征用或战斗措施——给富有战斗性的工人判了重刑。就在卡普暴动被总罢工粉碎后的一个月，暴动分子的同谋就在鲁尔进行了疯狂的报复[149]。 一九二〇年三月的一系列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防军恢复了秩序，工人运动的内部危机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德共（斯）中央的踌躇不决、推脱逃避和朝令夕改使德共（斯）未能获取它本有望获得的成果。但是它曾试图加深那再次席卷了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危机。 三月二十六日，在工厂苏维埃全会上，列维向支持社民党、或受社民党影响的工人，以及工会会员和工会干部发表了演讲： 卡普和吕特维茨发动的政变，给艾伯特—鲍威尔政权造成的危险，要远远大过斯巴达克派曾造成的危险，但他们（艾伯特—鲍威尔政权）并不敢号召以武装斗争来对抗他们（卡普和吕特维茨）。但人民仍然要求用手中的武器同他们作战。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应该对建立了德意志共和国的各种力量发出新的呼吁。我们应该向工人阶级呼吁，并把武器交到他们手中。这完全有可能。（有人反对）对，这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打断他的话说：“不可能！”）是可能的，号召工人发动总罢工，号召工人武装起来，这是完全可能的。正如有可能在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以工人自己的队伍为基础组建军队一样，所以政府也是有可能武装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的。但政府并不想这么做，因为它知道，一旦它借助无产阶级的力量打败卡普—吕特维茨暴动，那就等于同时把利器交到无产阶级手中，使它能够达成自己的最终目标，而工人就会说：“我们准备好了保卫共和国，我们准备走上防线，但不是为了帮艾伯特和鲍威尔夺回权位！”我告诉你们，艾伯特—鲍威尔政府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个政府只会那老一套的把戏，就在它从柏林逃往德累斯顿之前，它还想同军队谈判妥协的方案。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谈什么“新的危险”，那是彻底错误的，因为从第一天开始，威胁着我们的，就只有旧的危险，这种危险现在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各方力量势均力敌，很快就将见分晓，到时我们就能知道是哪一方能把握住形势，尤其是我们这里的形势[150]！
德共（斯）极左派的分裂这一时期造成的最初后果之一，对党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暴动本身的影响，并没有德共（斯）在这段时期之中和之后的政策造成的影响大。这个后果，就是反对派决定建立另一个共产党。党中央在暴动初期的消极逃避，布兰德勒在他的开姆尼茨城堡实行的团结和守势策略[151]，党中央在“工人政府”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与反复变卦，中央领导人对比勒菲尔德协议的支持，以及他们对鲁尔的冒险主义行动的批评，这一切都使极左派活动家重新活跃起来，给了极左派新的希望，并且似乎证实了他们对党中央的政治活动所下的“机会主义”的判断。在此之前，反对派一直在分崩离析，但它现在又起死回生了。 四月四日至五日，根据一些柏林活动家，特别是卡尔·施罗德的倡议（他征求了赫尔曼·戈尔特的意见），德国共产党的反对派在柏林开了会。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出席的有十一个来自柏林的代表，和二十四个来自外地的代表，分别代表勃兰登堡、北部、西北、图林根、西萨克森、东萨克森和艾尔贝菲尔德—巴门等地的地方组织，会议由三个主要的反对派小组（汉堡、柏林和德累斯顿）的活动家主持。这些代表们宣称代表着三万八千名党员，可能超过了德共（斯）党员人数的一半[152]。会议不顾费姆费尔特和奥托·吕勒的反对[153]，宣告成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KAPD）。它自命为共产国际成员，同时又把在资产阶级议会和改良主义工会内积极开展工作斥为“机会主义”，并宣称“列维中央”已经背叛了党[154]。 在这个新党于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它宣称自己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它把共产党定义为“无产阶级的大脑和武器”，并认为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共产党的任务，“哪怕是要遭到广大群众的肤浅的、显著的反对”。在资产阶级能够利用民主的意识形态作为基本自卫武器的西欧，它自命为共产党的楷模。为了替夺取政权的斗争做准备，它建议成立并发展“革命工厂委员会”和“工厂联合会”。在向德国工人群众发出的呼吁中，它强调指出：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不是一个传统的党。它是一个没有领袖的党。它的基本工作包括支持无产阶级从每一个领导层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让无产阶级从所有领导的背信弃义的、反革命的政策下解放出来，才是最正宗的解放道路[155]。
共工党成立后的第十天，德共（斯）召开了第四届代表大会，在会上的讨论中，完全没有提到新党。共产党领袖显然没把这个新组织放在眼里——这个新党是以潘涅库克的理论为基础而建立的，但它的队伍里既有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这样的民族布尔什维克派，又有吕勒和费姆费尔特这样的人，而且反对派当中的精华，以贝克为首的不莱梅共产党人都拒绝参加新党，说明这个新党微不足道。共产党领袖正望着另外的方向。 大选于六月六日举行。卡普暴动之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剧变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大选结果中体现了出来。各资产阶级政党一共赢得了一千五百万张选票，而各工人政党一共赢得了一千一百万张。双方的极端派的力量都得到了加强。中央党失去了二百五十万张选票，民主党失去了三百三十万张，而公开的右翼政党——人民党和民族自由党都增加了一百万张选票。而在另一边，社民党损失得最惨。一九一九年一月大选中，社民党得了一千一百九十万张选票，有一百六十五人当选为国会议员，而这次才得了六百万张选票，仅有一百〇二人当选为议员。独立社民党实现了大跃进：上次大选他们只得了二百三十万票，只有二十二人当选为议员，而这次得了五百多万票，有八十四人当选议员，几乎赶上了社民党多数派，在所有的工业中心更是远远超过了社民党多数派。共产党是第一次参加大选，它的收获不多也不少：五十八万九千票，四人当选议员，其中包括蔡特金和列维。 工人阶级选民首次发生了改变。投票结果显示工人群众正在急剧远离社会民主党。但他们主要还是走向独立社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对于德共（斯）的领袖们来说，比起极左的共工党的成立，是一个远为重大的教训。 [1] 诺斯克，《从基尔到柏林》，第200页。 [2] 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60页；瓦·冯·吕特维茨，《在与十一月革命的斗争中》（Im Kampf gegen die November revolution），柏林，1934年，第86页。 [3] 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汉斯”·冯·塞克特（Johannes Friedrich "Hans" von Seeckt，1866年4月22日——1936年12月27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岁入伍，1897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一战期间先后任德军第8军参谋长、第11集团军参谋长、奥军第7集团军参谋长等职。一战后出任部队局（Truppenamt）局长，领导了国防军的重建。1926年因擅自允许前德国皇帝的孙子参加军事演习而被迫辞职。1930年至1932年被选为德国人民党的国会议员。在1932年大选中支持希特勒。1933年至1935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为围剿红军出谋划策，1935年返回德国。——中译者注 [4] 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71—72页。 [5] 请参阅上书第61—62页上对冯·吕特维茨的描写。 [6] 诺斯克，《从基尔到柏林》，第203页。 [7] 沃尔克曼，《德国革命》，第273页。 [8] 约翰内斯·艾尔格尔（Johannes Erger），《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Der Kapp-Lüttwitz Putsch. 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1919–1920），杜塞尔多夫，1967年，第117页。 [9] 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58年7月24日——1922年6月1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870年随全家返回德国。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他与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关系密切。1917年成立了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并任主席。1919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年伙同吕特维茨等右翼军人发动暴动，暴动被粉碎后逃往瑞典，1922年回国。——中译者注 [10] 卡普和吕特维茨是在1919年8月21日初次会面的（冯·吕特维茨，《在与十一月革命的斗争中》，第97页）。 [11] 警察总监恩斯特知道这一切。1920年3月11日，卡普曾跟政府方面的著名警察事务顾问多耶商谈过，当时多耶已被任命为负责内务的副国务秘书（同上，第133页）。 [12] 英译本中此处为“八月十二日”，但这与史实不符，故改为三月十二日。——中译者注 [13] 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33页。 [14]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86页。 [15] 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36页。 [16] 同上，第140—143页，第149页。 [17]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93页。 [18] 同上，第97—98页。 [19] 海因茨·约瑟夫·瓦莱因（Heinz Josef Varain），《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890—1920）》（Freie Gewerkschaften, Sozialdemokratie und Staat. Die Politik der General-kommission unter der Führung Carl Legiens [1890–1920] ），杜塞尔多夫，1956年，第73页。 [20]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从魏玛到希特勒》（Vom Weimar bis Hitler），汉堡，1949年，第94页。 [21] 这份传单的复印件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69页。 [22] 同上，第468—469页。 [23] 瓦莱因，《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890—1920）》，第173页；另外，根据维尔斯的说法（引用自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96页），独立社民党人拒绝同社民党多数派联合行动，因为后者应该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 [24] 其实只有后者自称是罢工的中央领导机关（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97页）。 [25] 德共（斯）解释说，它批评独立社民党的罢工委员会，是因为这个罢工委员会没有号召立即成立工人苏维埃（《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6页）。到了3月17日，德共（斯）才派了4个代表（皮克、瓦尔赫尔、郎格和塔尔海默）参加了这个罢工委员会，他们只参加了4天就退出了。（瑙曼[Naumann] 与沃伊格特兰德尔[Voigtländer] ，《论卡普暴动后的工人政府问题》[Zum Problem einer Arbeiterregierung nach dem Kapp-Putsch] ，《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3期，1963年，第469页，n.32）。 [26]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155页；《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4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am 14 und 15 April），柏林，1920年，第43页。 [27] 《红旗报》，1920年3月14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67—468页。 [2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5页。 [29] 同上，第496页。 [30] 同上，第489页。 [31] 海·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Die Aktion gegen den Kapp-Putsch in Westsachsen），柏林，1920年，第7页。 [32] 这份呼吁书以传单的形式在3月15日散发，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68页。 [33] 路易·德·布鲁凯尔（Louis De Brouckère，1870年5月31日——1951年6月4日），比利时社会主义者，青年时期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因发表反军国主义的文章而被监禁半年。一战爆发后参军。1894年至1904年被选为布鲁塞尔市议员，1925年至1932年被选为参议员，1945年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中译者注 [34] 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反革命》（La Contre-révolution en Allemagne），第46页，转引自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0页。 [35]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6页。 [3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81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1页。 马格努斯•奥托•布里杰斯•冯•莱维佐夫（Magnus Otto Bridges von Levetzow，1871年1月8日——1939年5月13日），出身于普鲁士容克官僚家庭，1889年参加海军。1920年1月晋升为海军少将，支持卡普政变，政变被粉碎后退役，1931年参加纳粹党，1932年当选为纳粹党的国会议员，1933年2月任柏林警察总监，1935年7月被免职。——中译者注 [37] 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7—8页。 [38] 同上，第21页。这些代表当中，有691名共产党人、603名社民党人、100名独立社民党人和95名民主党人。 [39] 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1页）写道，这个工人苏维埃控制了该城周围一百公里内的范围，只有一间技术学校例外，但这间学校也被工人民兵包围着。 [40] 同上，第1页。 [41] 马克斯•赫尔茨（Max Hoelz，1889年10月14日——1933年9月15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匠。1905年移民英国，当过机械工人。1914年参军，负过重伤，后参加独立社民党，在铁路上工作。1919年在福格特兰（Vogtland）进行组织失业者的工作，并实践了“直接行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开始进行“城市游击战”活动，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把城市游击战发展到了很大的规模。后脱党，参加共工党，1921年3月在曼斯菲尔德（Mansfeld）地区组织武装斗争。后被捕，逃走，再次被捕，并被判处终生监禁。后重新加入德共。1928年获大赦，此后在全国巡回演讲，1929年去了莫斯科。后因船难事故遇难，很多人认为他是被苏联特务暗杀的。 [42] 马•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Vom ‘Weissen Kreuz’ zur Roten Fahne: Jugend-Kampf und Zuchthauserlebnisse），柏林，1929年，第51—65页。 [43] 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56页。 [44] 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85—112页。 [45] 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54—60页。 [4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6页。 [47] 同上，第477—479页，第489页，第497页。 [48] 请参阅第19章。 [49] 埃森地区组织于3月13日出的传单，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4页。 [50]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155页。 [51]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81页。 [52] 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4—5页。 [53] 扬•阿佩尔（Jan Appel，1890年？月？日——1985年5月4日），18岁参加社民党，1911年参军，1914年参加一战，1917年退伍，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和德共（斯），在党内属于极左派，曾担任过汉堡地方组织的主席；1920年脱离德共（斯），参与成立了共工党。1921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1923年被捕，1925年获释后前往荷兰工作。他是左派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和活动家。——中译者注 [54] 波克的《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收录有这两位斗士的小传，见第427页和第438页。 [55] 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49—254页。 [56]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2页。 [57] 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11页。 [58] 同上，第205页。 [59] 恩斯特•奥古斯特•保尔•冯•波尔济希（Ernst August Paul von Borsig，1869年9月13日——1933年1月6日），德国工业家，曾任德国雇主协会主席和德国国家工业协会主席。十一月革命后曾资助自由军团，1922年起开始给纳粹党提供大笔资金。——中译者注 [60]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3页；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05—206页。 [61]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3页。 [62] 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65—266页，第277—278页。 [6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5页，第482页，第484页，第497页。 [64] 沃尔夫电信社的一份公报（转引自埃尔文•科耐曼[Erwin Könnemann] ，《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Zum Problem der Bildung einer Arbeiterregierung nach dem Kapp-Putsch] ，《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3年，第904—921页）提到了一份广为流传的政府成员名单，这份名单已被半正式地接受了，名单上的人选有：由多伊米希任总理，保尔•列维任外交部长，库尔特•盖尔任内务部长。这份公报结尾写道：“毫无疑问，现在只剩下一个敌人——布尔什维克主义”。 [65] 穆伊贝格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210页；K•芬克（K.Finker），《德国工人反抗卡普暴动：新的研究途径与研究发现》（Neue Wege und Erkenntnisse bei der Erforschung des Kampfes der deutschen Arbeiter gegen den 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1年，第909—910页。 [66] 《1920年3月30日至3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Protokoll der Sitzung des SPD-Parteiausschusses vom 30, und 31–3 1920），第4页，转引自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91页。 [67] 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91页。 [68] 《前进报》号外，1920年3月18日。 [69] 同上。 [70] 比如说，在莱比锡，独立社民党领导人里哈尔德•利平斯基于3月18日跟当地的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签署了一份“停火协议”，这是货真价实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投降。布兰德勒在《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48—49页上收录了这篇协议的全文，并附有他的评论。 [71] 转引自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93页和《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1页。 [72] 《前进报》，1920年3月20日，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1页。 [7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1页。 [74] W•科嫩（W.Koenen），《论卡普暴动后成立工人政府的可能性问题》（Zur Frage der Möglichkeit einer Arbeiterregierung nach dem 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12期，1962年，第347页。 [75] 同上，第348页。 [76] 库尔特•罗森菲尔德（Kurt Rosenfeld，1877年2月1日——1943年9月25日），大学期间加入社民党，1905年起担任律师，一战爆发后参军，1917年参与成立独立社民党，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曾任普鲁士邦司法部长。1922年独立社民党与社民党合并时，他与累德堡、特奥多尔•李卜克内西（Theodor Liebknecht，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大哥）一起反对合并，但后来还是回到了社民党内。在社民党内他与列维等人成为左翼领袖。1931年9月被社民党开除，参与成立社工党，并当选为党主席。1933年春加入德共。纳粹上台后辗转流亡法国、美国。——中译者注 [77] 科嫩，《论卡普暴动后成立工人政府的可能性问题》，第348页。 [78] 这个消息来自工会领袖与鲍威尔政府代表的谈判记录，这份记录是财政部长休特古姆写的，转引自埃•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273页。 [79] 《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 [80] 《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81]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18页。 [82] 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0页，n.19。 [83] 同上，第910页。 [84]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2页。 [85] 特别是在亨宁斯多夫（Henningsdorf）（同上，第476页）。 [86] 《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 [87] 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第918页，n.41）认为，盖施克（他是柏林领导层里的极左派分子，根据科嫩的说法，他出席了3月17日的会议）没有把列金的建议告诉中央。 [88] 雅•瓦尔赫尔，《德共（斯）中央与卡普暴动》，《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期，1926年，第406页。 [89] 《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90] 《社会民主通讯》（Sozialdemokratische Korrespondenz），第5期，1920年，第45页。 [91] 《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1期，1920年，第18页；M•J•布劳恩（即布隆斯基），《卡普暴动的教训》（Die Lehren des Kapp Putsches），莱比锡，1920年，第30—32页。 [92] 《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9页。 [93] 瑙曼与沃伊格特兰德尔，《论卡普暴动后的工人政府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3期，1963年，第470页。 [94] 齐格弗里德•奥夫豪伊塞尔（Siegfried Aufhäuser，1884年5月1日——1969年12月6日），出身于酿酒商家庭，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成立自职联，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1年至1933年任自职联主席，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1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51年返回德国，任德国雇员工会（Deutsche Angestellten-Gewerkschaft）主席。——中译者注 [95] 玛丽•尤哈奇（Marie Juchacz，1879年3月15日——1956年1月28日），娘家姓戈尔克（Gohlke），社民党人，曾当过女仆、保姆、裁缝，1917年被艾伯特任命为负责党的妇女事务的书记，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96] 《前进报》，1920年3月24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3页。 [97] 《红旗报》，1920年3月26日。 [98] 同上。 [99] 根据穆伊贝戈维奇的说法（《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203页），新的多数派由皮克、郎格、瓦尔赫尔、塔尔海默和列维组成。 [100] 《红旗报》，1920年3月26日。 [101] 同上，《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9页。 [102] 《社会民主党通讯》（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korrespondenz），第5期，1920年，第45页。 [103] 弗兰茨•克吕格（Franz Krüger），《专政或人民统治》（Die Diktatur oder Volksherrschaft），第30页，转引自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1页；当时克吕格是社民党柏林地区组织主席。 [104] 《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105] 拉施和克劳泽（Krause）都发了言，两人的发言彼此互相反对，而这两人又都是代表德共（斯）发言的。皮克承认“存在着两个共产党”（同上）。 [106] 这次会议的记录是根据休特古姆的笔记整理的，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278页。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克里斯平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了让各资产阶级政党接受一个没有他们参加的政府，应该让基督教工会参加进来，间接代表资产阶级政党！ [107] 《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108] 《前进报》，1920年3月25日。 [109] 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2页。 [110] 瓦莱因，《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890—1920）》，第179页。 [111] 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5页。 [112] 奥托•卡尔•盖斯勒（Otto Karl Gessler，1875年2月6日——1955年3月24日），曾任雷根斯堡（Regensburg）市长和纽伦堡市长，1919年参加德国民主党，卡普暴动结束后任国防部长，1928年辞职。1928年至1933年任德国战争公墓委员会（Volksbund Deutsche Kriegsgräberfürsorge）主席，纳粹上台后退出政界。后因涉嫌“七•二〇”政变被捕，被关进集中营，战争结束后获释。1950年至1952年任德国红十字会主席。——中译者注 [113] 《自由报》，1920年3月28日。 [114] 《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页。 [115]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 [116] 比起发表于《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5期上的那篇《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Die Stellung der KPD zum Abbruch der bewaffneten Kämpfen im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Industriegebiet），我们更愿意引用列维档案库里的同名文章的手稿，因为档案库里那篇有公开发表时被删去的段落。手稿当中（f.1）指出迪维尔是于3月21日抵达柏林的，这是3月13日以后柏林和鲁尔第一次建立联系。 [117]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2。 [11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这些要求的文稿收录于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16页。 [11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 [120] 约翰内斯•吉斯贝尔茨（Johannes Giesberts，1864年2月3日——1938年8月7日），出身于面包师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参加基督教工人运动，隶属于天主教中央党，1912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9年至1922年任邮政部长。——中译者注 [121] 卡•塞费林，《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1919/1920 im Wetter- und Watterwinkel），比勒菲尔德，1927年，第176页。这两个部长带来了一个消息：荷兰政府已决定停止给鲁尔地区提供食品，因为那里已经被革命派控制了。 [122] 同上，第177页。 [123]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3页。 [124] 这份协议全文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1—503页，塞费林的《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第178—179页也收录有。 [125] 《共产国际》（L'Internationale comuniste），第15期，第3364栏。 [12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 [127] 同上，第503页；《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7。 [128]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7。在此期间，身在柏林的列维和多伊米希成功说服了工人苏维埃全体大会，让他们去号召工会重新进行总罢工（《自由报》，1920年3月28日）。但这次的努力终归徒劳。 [12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3页。 [130]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7。 [131] 同上，f.8。 [132] 同上，f.11。 [133] 塞费林，《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第186页。 [134] 同上，第184页。 [135]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10。 [136] 在德共四大上，列维说这些人发出的威胁把矿工群众逼到了对立面，并破坏了工人的抵抗（《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1—22页）。 [137]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9。 [138] 塞费林（《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第181—182页）收录了这些宣言，并引用了另外一篇宣称进行了两次处决的文章。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162页）也写到了同样的宣言，但没有提到塞费林，她把卡鲁塞特写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一个成员”，但共工党当时还没有成立。她的意思是说卡鲁塞特是德共（斯）反对派的成员。波克在书中没有提到他的作用。 [139] 全文见塞费林，《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第187页。 [140] 同上，第187—188页。 [141]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13。 [142] 同上，f.14。 [143] 同上，f.14。 [144] 同上，f.16；这些代表里有36个社民党人、113个独立社民党人和109个共产党人。 [145] 瓦尔特•俄丁豪斯（Walter Oettinghaus，1883年2月26日——1950年9月17日），1901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任五金工会全职干部，一战爆发后曾短暂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后曾任米尔斯佩（Milspe）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卡普暴动期间曾在鲁尔红军的政治领导机关工作。1922年重返社民党。1932年参加德共，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因反对莫斯科审判案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开除出党，1948年回国。——中译者注 [146] 《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20。 [147] 我们当然不能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塞费林的记述，但他描写了一些有关这些分歧的例子。领导哈根行动委员会的独立社民党人约瑟夫•恩斯特曾前往米尔海姆，试图同当地工人领袖进行讨论，但却遭到了枪毙的威胁，侥幸才逃得一命。而在多特蒙德，布拉斯也碰上了同样的事情，致使由于共产党人麦因贝格（Meinberg）的干预才侥幸逃生（塞费林，《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第184—186页）。鲁尔“红军”发出了号召，要求枪毙一切支持谈判的人（第198页）。 [148] 塞费林，《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第208页及其后。 [149] 同上，第208页及其后。 [150] 列维档案，P60/6。 [151] 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252页）认为布兰德勒在党内名声很坏，是因为他要对暴动期间开姆尼茨共产党人的“消极无为”负责，这不过是极左派的一面之词罢了。我们先看看费舍犯的一个错误，她说布兰德勒在“暴动后”受审时以法律术语为自己辩护，其实是她搞错了，布兰德勒是在三月行动之后的1921年6月6日受审的，详情请参阅第25章。 [152]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28页。 [153] 同上，第283页。费姆费尔特和吕勒并不是反对决裂，而是反对“党”的观念。 [154]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纲领》（Programm der KAPD），第3页。 [155] 《致德国无产阶级的呼吁》（Appeal to the German Proletariat），收录于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