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七章 中派主义问题
自从一九一八年起，德国工人对社民党的政策已经有了充分的体验，那他们为什么没有被德共（斯）吸引过去呢？即使是在他们明显倾向于俄国榜样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以从分裂了德共（斯）的一系列深刻分歧，以及当这些讨论正在进行时，党正处于地下状态这一情况得到解释。一九二〇年，列维在莫斯科是这么解释的： 成千上万的群众抛弃了曾经无所不能的社民党，在他们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它在这个时期里依然是合法的；另一个是德国共产党，当时它是非法的，而且有时彻底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社会民主党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革命群众的主要组织，这是显而易见的[1]。
老一辈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及激进派，在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与十一月革命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结果的影响下站到了革命一边的青年人，他们大多数都留在了哈阿兹与迪特曼的党里面。从那时起，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个党。十一月革命爆发时，独立社民党有十万名党员，到了一九一九年三月，就有了三十万党员。只有在开姆尼茨，在布兰德勒和赫克特的影响下，德共（斯）才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把几乎所有的独立社民党工人给吸收了过来[2]。 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新的机会在一九一九年，尽管党内争论不休，意见不一，领导人彼此之间冲突不断，独立社民党还是赢得了绝大多数先进工人的支持。特别重要的是，独立社民党在各工会内占有坚实的阵地，这促使它形成了一个核心，阶级合作论的反对者围绕着这个核心集结了起来。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五日，各工会在纽伦堡召开第十届代表大会，两名独立社民党党员罗伯特·迪斯曼和里哈尔德·穆勒在发言中反对联合协商制度与阶级合作，并号召解除同雇主达成的协议，要求工会运动回到阶级斗争路线上去[3]。在大会对即将离职的现任领导层进行信任表决时，代表中有一百七十九人支持迪斯曼和里哈尔德·穆勒，四百四十五人反对；而在关于前景的辩论结束时的表决中，有一百八十一人支持他们，四百二十人反对[4]。在斯图加特召开的五金工会代表大会上，由同一批独立社民党活动家领导的反对派成功地让大会以一百九十四票赞成、一百二十九票反对通过了批评即将离任的现任领导层的政策的决议。他们还成功地把大部分人争取到了阶级斗争路线上来，这从所有的工会代表退出了同雇主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一事上立即得到了表现[5]。 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迪斯曼和一个几乎全部由以前的柏林革命工长组织成员组成的小组掌握了五金工会之后[6]，整个工会运动就脱离了社民党多数派的改良主义政策，向独立社民党靠拢了。 在柏林，社民党多数派失去了五金工会中的领导权。独立社民党党员奥斯卡·鲁施和奥托·托斯特取代了社民党多数派原先的位置，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控制了首都工会委员会[7]。印刷业工会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印刷工会的机关刊物《印版》（Graphischer Block）从九月起开始代表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发言。在哈勒，当地工会委员会从五月起就被左派独立社民党人波维茨基（Bovitsky）控制了，他的同志莱姆克（Lemke）负责当地工会的书记处。这些人在工会里的地位，比如迪斯曼、里哈尔德·穆勒、鲁施、托斯特、尼德基希纳[8]、马尔赞和诺伊曼在五金工人中间的地位，波特赫尔[9]在印刷工人中间的地位，托伊贝尔在矿工中间的地位，都十分稳固，其原因是共产党人没有从左边向他们挑战[10]。 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共产党人就在实际上从工会中消失了，其中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反对旧工会的——中译者注）信念而离开，但其他人则是被开除的。他们积极组织了许多“新工会”，比如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埃森成立的鲁尔矿工工会[11]。德共（斯）的活动家即使留在传统工会里，出于教条的洁癖，他们也往往避免承担责任。比方说，在五金工会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塞普·米勒[12]被选入全国领导层，因为他是不莱梅五金工人无可争议的领袖，但他拒绝就任，因为他不想“跟社民党叛徒同坐在一张桌子面前”[13]。 独立社民党人在工会工作中取得的成就给列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认为，都是由于盲动主义分子（他刚刚开除了这些人的首领）的不负责任，才使德共（斯）在成立时将左翼独立社民党人的主要领袖拒之门外；工人群众之所以站到独立社民党一边[14]，只是因为德共（斯）是非法的[15]，德共（斯）的冒险主义阻止了工人群众站到自己这边来[16]。列维确信，能否在德国建设共产主义运动、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取决于德共（斯）能否把左派独立社民党人及其群众基础争取过来。他认为，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偏差”——战前没有形成革命派核心，德共（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这个最糟糕的时候成立，并被极左倾向切断了同先进工人的联系这个现实——应该通过这种方法来纠正[17]。 左派独立社民党的诞生可是，要在独立社民党里形成一个明确倾向共产主义、保证接受共产国际的立场、制约德共（斯）的实践（共产党人对此是彻底反对的）的左翼流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独立社民党第二届代表大会[18]召开后，克拉拉·蔡特金按照预定，脱离了独立社民党，加入了德共（斯）[19]。（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革命工长组织为首的独立社民党柏林党组织反对代表党领导层的哈阿兹，他们追随多伊米希和里哈尔德·穆勒，批判领导的“机会主义”与“改良主义”。他们的主张得到了更多人的欢迎，这是因为在诺斯克的人制造出来的镇压环境当中，党的领导层提出的拥护立宪会议（当时立宪会议刚刚召开）的建议、和“社会主义者的重新统一”的前景（一个月之前，它还在公开为此摇旗呐喊[20]），是很不受欢迎的。但是独立社民党的左派仍然跟自己的领导层一样，处于混乱之中。多伊米希在一个反报告里，详细阐述了他所谓的“苏维埃制度”[21]，他的“苏维埃制度”受俄国的苏维埃组织制度影响很深，他把“苏维埃制度”提出来，反对旧的议会制。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与共产党的“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没有分歧，但他强调指出，自己非常不赞同他自己所谓的共产党人的“盲动策略”。他向代表们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注意在这么一个群众正在激进化的时期里，共产党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假如独立社民党不宣布赞成苏维埃，那么德共（斯）就会从中受益（指德共［斯］将抢走独立社民党的群众基础——中译者注）而壮大起来[22]。 这届代表大会的最终决议是左右两派妥协的产物。正如欧根·普拉格所强调指出的[23]，这份决议同时表达出了党内两种彼此冲突的流派的观点。这份决议提醒人们，党是以旧的爱尔福特纲领为基础而成立的。它解释说，根据近期的革命经验，它支持“苏维埃制度”，这种制度把企业中的工人联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取得了“在企业、市镇和国家实行自治”的权利，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做了准备[24]。它宣称党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人民大多数的代表的专政”。为了实现党的目的，它会利用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手段，“包括利用议会手段”，但是它谴责“无计划的暴力行动”[25]。这份决议最后呼吁“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上，以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国际会议的精神重建工人国际”[26]。 在独立社民党二大上，党的右翼明显占了便宜。根据左右两派达成的妥协，右翼继续控制着党的领导层，这种妥协既没有约束右翼，又能让右翼去执行自己的政策。这份最终决议是典型的中派主义政党之作，因为它让真正的分歧悬而未决。在党主席的竞选中，哈阿兹赢得了一百五十九票，多伊米希赢得了一百〇四票；多伊米希拒绝同哈阿兹分担责任，并向代表大会提交了辞呈，代表大会让克里斯平接替了他[27]。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右派对左派不断增强的压力的抵抗、党的大部分报刊在维护“妥协”时的勉强、最后是同国外社会主义政党恢复关系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分歧。 三月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事实上构成了独立社民党进行“重建”国际（这是考茨基所鼓吹）的工作的基础。这无非就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基础上重建第二国际，各党对过去既往不咎（即各党不追究其他党在一战期间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战的责任——中译者注）。在一九一九年二月的伯尔尼会议上，由哈阿兹和考茨基率领的独立社民党代表团与大部分与会代表一起，支持一份含蓄地批判“专政”（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决议[28]。在八月的卢塞恩（Lucerne）会议上，独立社民党代表团与少数派一起要求为共产主义者敞开大门，但是，尽管独立社民党的代表大会是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但代表团仍继续谴责暴力手段[29]。这些会议未能及时建立起某种真正的国际机构，就连在是否需要这种机构的问题上都没能达成共识，因此破坏了“重建者”的努力。卢塞恩会议刚结束，考茨基就不得不承认，参加第三国际的主张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30]。 如果独立社民党参加一个能容忍德国社会民主党——“诺斯克派的社民党”——存在的国际，大批独立社民党党员是不会漠然接受的。另外，共产国际的成立（独立社民党的领导人，包括左派领袖在内，都一致批评共产国际的成立，至少也是批评它在“不成熟的时候”成立）也对人产生了无法否认的吸引力。共产国际享有十月革命的威望，对任何企图孤立俄国的举动，都会在独立社民党党员中间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因素增强了左翼的力量，此时左翼已经开始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派别而行动了[31]。 新一代领导人正在产生。十一月革命以及革命后反动的几个月的经验，教会了他们：必须有一条强硬的革命路线，有一个严肃的组织，必须建设一个真正的国际，这个国际要由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的各国的党组成。现在，年轻一辈正在加入由多伊米希、里哈尔德·穆勒和阿道夫·霍夫曼等老一辈人组成的柏林核心（累德堡离开了这个核心，因为他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些新人（包括威廉·科嫩、安东·格利列维奇、伯恩哈德·迪维尔、施特克尔、库尔特·盖尔、波特赫尔和雷梅勒等人）往往来自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活跃于一战和十一月革命期间，都曾是苏维埃的组织者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战前的社民党的思想和实践对他们的影响要小得多。在他们看来，是否与德共（斯）合并（当时的德共［斯］仍陷于混乱的危机之中，而它本身的宗派主义又加深了自己的危机），是不值一提的问题[32]，尽管他们极为重视应同共产国际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一九一九年九月九日至十日，独立社民党在耶拿开了一次会，会上提出了与国际有关的问题：党要不要参加以重建第二国际为目标的日内瓦会议？此时左派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具有影响力的报刊，比如由才华横溢的威廉·赫尔佐格[33]主编的《汉堡人民报》（Hamburger Volkszeitung），或《哥达人民报》（Gothaer Volksblatt），都表示支持参加第三国际，并同德共（斯）合并，哈勒和策拉—梅利斯（Zella-Mehlis）的党员大会、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少数派（这些少数派十分坚决，而且他们的人数正在逐渐增加）的看法也一样[34]。从讨论的过程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新的力量对比。代表党的领导层（也就是代表右翼）发言的是希法亭。他的发言与他过去的观点相反，他表示反对同社民党重新统一。他也反对参加正在重建的第二国际。但他同样反对参加第三国际，他认为第三国际的生命力不会比苏俄政权[35]更长久。人不应该搭上一艘正在沉没的轮船。假如某种奇迹发生了，共产国际能发展起来，那它会发现自己完全被俄国共产党人控制了。因此，他得出了一个象征着中派主义路线的结论： 党的领导层决定，为了同一切左派组织一起接近布尔什维克，以便同布尔什维克相互理解，党要同一切左派组织建立联系……时间将会对我们有利，建立一个足以成为革命工具的国际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36]。
他的如意算盘是：不理睬第三国际，与左派里的几个党一起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只有这么干，再跟布尔什维克打交道，才能在实践中把形势扭转到有利于独立社民党的局面。假如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采纳了希法亭的意见，那么独立社民党就会变成实现瑞士社会党在卢塞恩会议后提出的主意的主要工具；瑞士社会党的主意，其实就是在不痛不痒地批判一下社会沙文主义之后，再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基础上“重建”第二国际，这种中派主义的方案，跟后来在维也纳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Union of Socialist Parties）——共产党人反对它，称它为“第二半国际”——的做法是一样的。瓦尔特·施特克尔代表左派发言，他要求研究和讨论是否参加第三国际的问题。世界工人阶级运动首先需要清晰明确。而希法亭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模棱两可，只不过是企图维护将来在互相包庇的基础上进行总调和的可能性。第二国际在一九一四年的瓦解，给人们上了重要的一课：为了“进行和领导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在全新的基础上……在明确的革命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新的国际已在莫斯科成立，不管它的成立是否为时过早，这已是事实。他还补充说道，保卫俄国革命，是目前革命派的第一要务： 我们有义务以一切手段和全部力量来支援自己的俄国兄弟和同志，尽管我们可能会对他们的策略中某些方面有意见。我们党有上百万党员，这么一个党加入（第三国际），对俄国人来说，无疑将是巨大的精神上的支援。而且，这种支援也是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因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一旦失败，将会在整个欧洲引发危险的反动狂潮[37]。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的耶拿会议上，和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左派取得了更大的进展[38]。许多党组织的全体党员大会和组织会议都呼吁党参加第三国际，并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议会制。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这个派别赢得了重大成果。首先，在党的行动纲领里，没有提到“争取大多数”的必要性。右翼一直拒绝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大多数支持之前就夺取政权，他们一直以“争取大多数”来为拒绝夺权做借口。这份文件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能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在任何情况下，议会活动都必须服从于最根本的行动手段——群众行动——的需要。从这一点来看，文件中对苏俄政权有所保留，对红色恐怖进行了批判——在俄国，在内战的特殊情况下，红色恐怖是可以原谅的——是对右派做出的让步（右派一直在大肆渲染布尔什维克的恐怖）[39]。 在参加哪个国际的问题上，辩论的结果并不太明确。莱比锡代表大会以二百二十七票对五十四票通过了同第二国际断绝关系的决议[40]，但又以一百七十票对一百一十一票否决了施特克尔提出的参加第三国际的动议[41]。最后，代表大会以二百二十七票对五十四票再次通过了一个介于施特克尔和希法亭的立场之间的妥协方案[42]。在公开表示党在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同意共产国际之后，它号召建设一个有能力行动、能把“其他各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包括已经参加了第三国际的政党）团结起来的革命的国际。假如它们反应冷淡的话，独立社民党就不得不独自就是否参加“莫斯科国际”进行讨论[43]。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拉狄克再次进行干预，他指出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并告诉德国共产党人，这对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44]。在他看来，莱比锡代表大会是独立社民党内的“工人群众对机会主义领导的胜利”[45]，但这一胜利还要加以巩固。只有当独立社民党转变为一个战斗的党之后，它才能在（第三）国际里真正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仅在形式上参加国际；而要完成这种转变，需要德共（斯）的一臂之力。一九二〇年二月，拉狄克解释道：“就这方面来说，只有当共产党解决了自己的危机，它才能去帮助独立社民党工人克服他们党的危机，并由此为德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重新统一奠定基础[46]。”因此共产党报刊上面的许多评论必须加以纠正，这些文章往往在对待独立社民党的态度上，简直就当莱比锡代表大会没有召开一样，仿佛独立社民党仍然遵循着它在一九一九年所持的立场。一些共产党人仍然坚持提出决裂的问题，他们把这个问题抬高到了永恒原则的地步，可是，如果德国无产阶级不能在革命的基础上集聚力量的话，那它就不可能获胜。这是在德国唯一被提上日程的任务，虽然它的具体形式还未确定。在拉狄克看来，共产党人的与基本目标相关的策略，目前取决于对两个事实的认识：“首先，独立社民党的群众是共产主义者，其次，在他们的领导层里，存在着一个真心要走革命道路的左翼[47]。” 尽管在德共（斯）党员中有所保留，但党与左派独立社民党合并的问题，还是开始以独立社民党是否可能参加第三国际的形式提了出来。这种前景，对独立社民党的右翼构成了致命威胁，而且右翼还刚刚失去了他们最有影响力的领袖胡戈·哈阿兹——他在国会台阶上被极右分子暗杀了[48]。独立社民党的领袖迪特曼、克里斯平和希法亭陷入了困境：既不可能同“诺斯克派的社民党”合并（尽管他们其实跟社民党有着基本一样的改良主义信念，但他们又谴责社民党的野蛮手段），走莫斯科道路的话，他们又看到了前面的危险。他们被迫采取守势。他们挥舞起“分裂党”以及斯巴达克派“冒险份子”的大棒来吓人，他们指责盖尔和施特克尔同列维密切合作，成了德共（斯）的代理人，并在党内组织亲共派别[49]。他们竭力让自己的支持者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即反对列金的那些活动家——相信，“参加莫斯科国际”会让他们像斯巴达克派那样走上分裂工会的道路，并很可能会导致他们的毁灭。从这点来看，许多共产党活动家的做法，给他们提供了很有用的借口——尽管德共（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已经批判了这些人的做法[50]。 许多独立社民党党员，甚至是左派党员与支持参加共产国际的党员，都不想分裂党，因为这会削弱党。他们认为，伯恩施坦之流已经趋向了社民党多数派，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有几个右翼分子被赶出了领导层，照这样发展下去，最后就会把考茨基及其支持者赶走（不论是不是被公开地），而不用正式开除他们——一般情况下，这么做会导致党员大量流失。他们也对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上的集中制原则表示了保留态度。对于一切关于官僚机关对党实行专政的危险、乃至保持工会独立于党的必要性的争论，他们都非常敏感（这符合德国的激进传统）。尽管列维做了很多努力，但存在于共产党领袖和左派独立社民党领袖之间的、个人的和政治上的严重敌意，仍旧使他们不和。左派独立社民党领袖认为，事态的发展，使自己成了一个群众党，而德共（斯）仍是一个小宗派，这证明了在一九一八年的分裂中，自己是正确的[51]。 与列宁的讨论开始了在一九一九年底和一九二〇年初，在列宁同德国共产党人进行的政治辩论中，这些问题是被当成一个整体来处理的（这次辩论虽然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的，辩论双方也相距甚远，但辩论仍是公开的）。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列宁写了《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并就一些问题展开了辩论，他认为这些问题对德国革命运动来说是最关键的问题。他特别谈到了德共（斯）的分裂，以及德共（斯）应该同独立社民党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 他表示柏林的《红旗报》——德共（斯）中央的报纸——的“英勇斗争”“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并抨击了那些对共产党人中的分裂幸灾乐祸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他认为，在迅速发展和疯狂迫害的背景下，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只不过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 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则属于另一类， 只有不愿意看的人才看不到这里的根本差别。这是急速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间的意见分歧。这是在一个坚如磐石的共同的基础上的意见分歧， 这个基础就是承认无产阶级革命， 承认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幻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进行斗争，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52]。
他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党过去曾发生过的分歧，并尽力说服全体德国共产党人：分裂不是必须的，中央是正确的，反对派是错误的： 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不要在赞成或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等等这一方面进行。那样做是绝对错误的。但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路线 （组织一个坚强的集中的政党） 而走向工团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 应当竭力让党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反动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弄得面目全非的 “工厂委员会” ， 到一切有工人、 可以向工人讲话和能够影响工人群众的地方去[53]。
列宁把共产党人的原则上的统一，同独立社民党的人为的统一做了对比，他特别抨击了独立社民党的左翼： 至于群众离开谢德曼派跑到考茨基派那边去， 那是由于考茨基派中有左翼 （这可从任何一篇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中看出来），可是这个左翼毫无原则， 畏首畏尾， 它企图把小资产阶级关于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偏见， 同共产党人承认无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54]。
德共（斯）的领袖们觉得列宁的立场让他们很为难。一方面，列宁再次批判了他们开除党内极左派的做法，而另一方面，列宁又抨击了他们想要争取的独立社民党的左翼。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克里斯平反复引用列宁的分析来给自己辩护。后来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出了一本小册子，收录有列宁的这篇《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和共产国际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发表的通告，并在这本小册子里尽力做了答复[55]。 塔尔海默开篇就写道，不能把列宁的信当做对独立社民党左派的终审裁决，毕竟列宁自己也承认，他只能从德国得到很有限的消息，而且这封信是在莱比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写的，而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后，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他阐述了德共（斯）对独立社民党左派的态度： 他们同群众一起误入了歧途。他们是和群众一道成长起来的，他们将继续和群众一道成长，他们会跟群众一起犯很多错误。对他们的错误与弱点，我们的态度仍和过去一样：要予以诚恳、直率的批评。但我们并不想在道德和智力水平上，把他们混同于那些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叛徒，以及那些来自德国工人运动的纯议会主义的停滞时期的老古董们[56]。
接着，他告知列宁，德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把独立社民党左派的领袖（比如多伊米希、科嫩和施特克尔等人）同右派领袖（比如考茨基、希法亭和克里斯平等人）混为一谈。然后他就左派的分裂进行了讨论。他说，德国共产党人也认为纯策略性的问题不应该导致共产党的分裂。从这点来看，德国党在成立大会上树立了一个榜样——大多数代表做出的极左的决定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统一。虽然如此，他仍宣称，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使党分裂的关键并不是策略问题： 实际上，这些策略问题，尤其是在汉堡组织当中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致使他们走上了否认党的基础的立场。把党变成一个宣传性的社团，然后又准备把它打散，让它分散成多个工厂组织，这样做会让在这一年里好不容易有了明确的政治路线的党，重新陷入混乱之中——这一切会导致党的毁灭。许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个危险。党中央有义务在未铸成大错之前，以最积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57]。
对于列宁的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是德国党的后撤或倒退的看法，塔尔海默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行动：“它具有重大意义，这不光是从德国革命的角度来说的。通过这一行动，德国党可以向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显示他们将会遭遇到的种种策略问题[58]。”他委婉而坚决地拒绝承认列宁这位权威的论点——俄国榜样的普适性：“德国的历史环境更接近西方国家，而不是俄国。因此，在策略问题这方面，作为西方人，我们的经验将有特殊的意义[59]。” 俄国和德国的情况不一样，在这两国建设共产党的方法也不一样，同极左派决裂，并希望把独立社民党左派争取过来，便体现了这种差异。 拉狄克经历过俄国革命的胜利与德国革命的失败，他初步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并进一步发展了塔尔海默对极左派的批判： 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之前，共产党是不可能获胜的。但它可以发动无产阶级去进行一些重大的行动，比如说，但它可以针对工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发动起重大的无产阶级行动，诸如示威和群众罢工，假如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已准备好采取局部行动——尽管还不认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60]。
布兰德勒在开姆尼茨认识到了在斗争当中，工人的团结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他一直在同极左急躁症作斗争，并一直在寻找一条可以避免陷入孤注一掷的窘境的革命道路。在德国，极左活动的账单上负债累累。这促使他去寻找既与工人当前的思想觉悟水平相符、又能让他们通过参加重大的政治活动来进行学习的口号，换句话说，就是能在行动中逐渐把工人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这边来的口号。他向第一届工厂苏维埃代表大会阐述了这些口号的必要性（这些口号后来被称作“过渡口号”）： 我们无法跟如我们所愿的人一起干革命。我们必须——至少刚开始的时候——与现有的人一起干革命。在革命本身的过程中，人开始改变自己……问题在于……给他们定下与他们当前的能力相符的具体任务。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定好各阶段的目标。理解何谓最终的社会主义目标，目前根本无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今天和明天，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更加接近这个目标呢?[61]”
要执行这条路线，德共（斯）不用倒向极左派，不用支持他们“为了荣誉”而做的那些事情，也不用把独立社民党的工人群众同领导他们的那些官僚（比如克里斯平）混淆起来。如果德共（斯）想接近那些仍被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领导所蒙蔽的群众，如果它想在工会会员群众当中取得进展，并争取到独立社民党的左翼的话，它首先应该明确地同极左派划清界限。所以塔尔海默才拒绝了列宁提出的德共（斯）应该缝合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的建议。塔尔海默认为这次分裂是必要的外科手术。但他同时又勉强地承认，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里面，是应该给策略分歧留有余地的，而德共（斯）也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不过，他还指出，德共（斯）走向无产阶级的胜利的道路，显然要比布尔什维克走过的路要更加漫长、更加痛苦、更加艰险，他坦率地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更加丰富老到。他强调指出： 已团结起来的两党以及两条道路的经验，已表明对西方国家工人政党的积极发展是有价值的。俄国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仍要一起解决大量的策略方面和政治实践方面的问题[62]。
就这样，俄国和德国共产党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就如何把群众争取到革命的政治活动一边来的问题，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远距离的讨论。但是，德国阶级斗争的进程很快就在新的情况下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事关共产党人同组织在其他工人政党和工会里的工人的关系，也事关德国共产党人同俄国共产党人的关系。 [1] 列维档案，P124/8，第2页。 [2]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88页。 [3] 《1919年6月至7月纽伦堡德国工会第10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des 10 Kongresses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 Nürnberg Juni-Juli 1919），柏林，1919年；迪斯曼的发言见第327—342页，里哈尔德·穆勒的发言见第434—452页。 [4] 同上，第404—502页。 [5] 《1919年斯图加特德国五金工会第14届代表大会》（Die Vierzehnte ordentliche Generalversammlung des Deutschen Metallarbeiterverbandes in Stuttgart 1919），斯图加特，1919年，第19页，第182页。 [6] 在那些曾参加过革命工长组织、后来又彻底抛弃旧工会的人当中，我们只能举出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保尔·维尔，他是“新工会”的积极支持者，后来参加了德共（斯），最后于1924年被开除出党（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85页，第187页）。 [7] 《自由报》，1919年10月19日；弗里茨·奥佩尔（Fritz Opel），《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革命期间的德国五金工会》（ Der deutsche Metallarbeiterverband währ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 und der Revolutio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8年，第85页。 [8] 米歇尔·尼德基希纳（Michael Niederkirchner，1882年9月5日——1949年8月19日），出身于匈牙利一个石匠家庭，当过水管工，1903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05年在柏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起任水管工会书记。支持列维，在1921年反对批判共产社。在1923年是德共右派的主要人物。1927年、1929年曾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1933年被捕，后被驱逐出境，流亡苏联，1945年返回德国，曾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 [9] 保尔·波特赫尔（Paul Böttcher，1891年5月2日——1975年2月17日），当过印刷工人，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任莱比锡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领导，参加社民党后，在工会内担任青年全职干部。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在斯图加特担任《社会民主党人》主编。在独立社民党内属于左派，领导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在卡普暴动期间曾被暴动分子绑架。1921年2月担任《红旗报》主编，1921年8月入选德共中央。1923年任萨克森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主席，西萨克森区委书记，支持并参加了工人政府。1923年10月任蔡格纳政府的财政部长，后来被国防军强行剥夺了职位。后参加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与布兰德勒一起成立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至1946年流亡瑞士。返回东德后被捕，被押往苏联，被辗转关押于各个劳改营，1955年获释，返回民主德国，195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1968年退休。根据赫尔曼·韦伯的说法，波特赫尔从1927年起就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为此曾被瑞士政府逮捕。 [10] 我们应该注意到，弗里茨·文古特是个例外。他也来自革命工长组织，并参加了德共（斯）。1919年7月起他负责五金工会的机关（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335页）。 [11]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9页。 [12] 约瑟夫·“塞普”·米勒（Josef "Sepp" Miller，1883年8月27日——1964年3月2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码头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8年年底参加德共（斯）。曾担任过不莱梅五金工会的领导。1923年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6年返回东德，在统一社会党机关工作。——中译者注 [13]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10页。 [14] 根据迪特曼的说法（《自由报》，1919年12月2日），1919年3月时独立社民党有30万党员，到了12月就已经增加到了75万。 [15] 列维档案，P124/8，第2页。 [16] 主要根据1919年10月8日的《自由报》上面的说法，在柏林苏维埃全体大会上，捍卫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会工作的立场、反对德共（斯）党员的，正是像马尔赞、埃克尔特、诺伊曼和多伊米希这样的人。 [17] 列维档案，P124/8，第2—3页。 [18] 英译本里，此处直译为“德共（斯）第二届代表大会”，但德共（斯）二大实际举行于1919年10月，经核对法文版并在其他资料中查证后，中译者认为这里所指的其实是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柏林召开的独立社民党非常代表大会，故改译为“独立社民党第二届代表大会”。——中译者注 [19] 克·蔡特金，《演说与著作选集》（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第2卷，东柏林，1957—1960年，第xiii页。 [20] 主要参见鲁·希法亭的《无产阶级的统一》（Die Einigung des Proletariats），《自由报》，1919年2月9日。 [21] 这篇报告以及他的答复收录于恩·多伊米希，《苏维埃制度》（Das Rätesystem），柏林，1919年，第37页。 [22] 同上，第15页。 [23]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94页。 [24] 转引自上书，第193页。 [25] 同上。 [26] 同上，第194页。 这份决议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宣言（1919 年柏林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其完整中译文（此处部分引文即参考了这个中译本）请参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宣言》（1919 年柏林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中译者注 [27] 同上，第195页。 [28] 尤·布劳恩塔尔，《国际的历史》，第2卷，第168—173页。 1919年2月3日至10日，原第二国际的几个支部试图重建第二国际，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有26个国家的102名代表出席，但没有完成重建第二国际的人物，只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推动这一工作。——中译者注 [29] 同上，第174—176页；詹姆斯·W·休尔斯（James W. Hulse），《共产国际的成立》（The Forming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斯坦福，1964年，第96页。 1919年8月，参加了伯尔尼会议的几个党在卢塞恩继续召开代表会议，试图继续推动重建第二国际的工作。——中译者注 [30] 《自由报》，1919年8月20日。 [31]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2页）指出，这个组织是从1919年头几个月就开始存在了。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62页）说，1919年底，在他前往俄国之前，他曾与多伊米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多伊米希告诉他，自己赞成分裂党。 [32] 1920年初，库尔特·盖尔还写道：“独立社民党左派没必要同其他党合并。独立社民党就是德国的群众性的革命党。”（《党代会之后》[Nach dem Parteitag] ，《论坛》[Das Forum] ，第4期，1920年1月4日，第268页。） [33] 威廉·赫尔佐格（Wilhelm Herzog，1884年1月12日——1960年4月18日），德国文化史学家、剧作家、和平主义者。十一月革命后曾参加独立社民党和统一共产党，后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34] 霍斯特·瑙曼（Horst Normann），《共产国际成立45周年文件集》（Dokumente zum 45 Jahrestag der Gründung der KI），《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9期，1964年，第285—297页。 [35] 英译本中，此处为Soviet Union，直译为“苏联”，但当时苏联并未，经查对法文版后，发现法文版中此处为le régime soviétique，即“苏维埃政权”，故改译为“苏俄政权”。——中译者注 [36] 《自由报》，1919年11月11日。 [37] 同上；施特克尔，《无产阶级国际》（Die proletarische Internationale），第23页。 [38] 在取得领导权之前，安东·格利列维奇已经当了几个月的独立社民党柏林党组织副主席（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45页）。 [39]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9—211页。 此文件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1919 年莱比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其完整的中译文请参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1919 年莱比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中译者注 [40] 《1919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莱比锡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sserordentlichen Parteitags in Leipzig, 30 November to 6 December 1919），柏林，未注明具体出版日期，第399页。 [41] 同上，第39—40页；投票结果登在第399页。在这个动议上签字的还有布拉斯、科嫩、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和托妮·森德尔（Toni Sender）。 [42] 同上，第399页。 [43] 同上，第534—535页。这个动议产生自希法亭和累德堡之间的妥协。 [44] 阿·施特鲁塔恩（即卡尔·拉狄克），《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Der Parteitag der Unabhängigen），《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19—20期，1920年2月2日，第22—32页。 [45] 同上，第25页。 [46] 同上，第32页。 [47] 同上。 [48]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5—206页。他于10月8日遇刺，在经受了长时间的痛苦之后，死于11月7日（《自由报》，1919年10月8日和11月8日）。 [49] 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8页，这里甚至还提到了“独立社民党内的共产党小组”。 [50] 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这篇关于独立社民党党内形势、伴之以对盖尔和施特克尔的猛烈攻击的报告，只可能出自五金工会领袖罗伯特·迪斯曼之手（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7—208页）。 [51] 在1920年夏天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多伊米希进一步展开了这些争论（《1920年7月23日至8月7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Der Zweite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vom 19 Juli in Petrograd und vom 23 Juli bis 7 August 1920 in Moskau] ，汉堡，1921年，第271页）。 [52] 弗·伊·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06—207页。 [53] 同上，第212—213页。 [54] 同上，第205页。 以上三段引文同英译本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5] 奥·塔尔海默，《革命之路》（Der Weg der Revolution），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引用并总结了克里斯平的发言，还对其做了答复。柏林的左派分子广泛宣传了列宁对独立社民党左派的抨击，请参阅克鲁格（Kruger）在一次柏林苏维埃大会上的发言（《自由报》，1919年12月20日）。 [56] 塔尔海默，《革命之路》，第18页。 [57] 同上，第19页。 [58] 同上。 [59] 同上。 [60] 卡·拉狄克，《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und die Aufgaben der KP），《共产主义苏维埃通讯》（Kommunistische Räte-Korrespondenz），第21—22号，1919年11月20日。 [61] 转引自蒂亚登，《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体制与作用，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翼”反对派的组织社会学研究》，第10页。 [62] 塔尔海默，《革命之路》，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