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六章 极左反对派与分裂
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结束后的日子，似乎对列维和德共（斯）中央不利。拉狄克严厉批评了分裂党的主意，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则暗示着他们对党的分裂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而且大部分党员显然仍忠于极左主义的拥护者。其实，当反对派抨击中央对他们实行的“官僚”措施、批判中央把所有反对者开除出党的决定时，他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有人指控列维，说他想同独立社民党结成竞选联盟，而驱逐极左分子就是为此付出的代价，由于这次党内危机时发生时，党正处于地下状态，这种情况便给这种说法增加了可信度。 四分五裂的党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几个最大的地方组织在斗争中都支持反对派，只有开姆尼茨组织例外。这几个地方组织牢牢地被反对派控制着，并拒绝接受海德尔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比如说，在埃森，二千名党员里只有四十三人支持中央的提纲[1]。在反对派的据点汉堡、不莱梅、柏林与德累斯顿，中央主动召开党员大会，要求党员接受代表大会的决定，并劝说他们不要听命于当地的同志。这种做法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实际上，它的后果是灾难性的[2]。 根据路特·费舍的说法，在柏林—勃兰登堡区，当地组织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召开前号称有一万二千名党员，但是当威廉·皮克从海德尔堡回来做报告时，来听他报告的只有三十六人[3]。柏林地方组织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的会议上最终分裂了，在这次会上，地方组织领导号召会议拒绝接受中央的决定[4]。经过一个月的斗争后，在一九二〇年三月，由中央控制的柏林地方组织仅有八百名党员[5]。尽管如此，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至五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执行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决议。它把所有开会拒绝接受海德尔堡提纲、拒绝同意开除所有反对派代表的地方组织整个儿地开除了。从一九二〇年二月起，北方、东北、西萨克森与柏林—勃兰登堡的地方都被开除了。其他地方组织，比如图林根与艾尔贝菲尔德—巴门（Elberfeld-Barmen）等地的组织，也正处于被开除的进程之中[6]。虽然如此，依然忠于中央的党员（在“党”与“反对派”的交锋中，并没有一条明确的战线）并不是素质最高的。在一九二〇年二月召开的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上，刚从鲁尔回来的海因里希·布兰德勒毫不迟疑地指出：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党……在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我们的情况比一无所有还糟糕……在那里迅速建立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损害了我们的、以及我们党的声誉……结果，在劳动人民当中，我们的人已经毫无威望可言[7]。
在讨论中，埃贝莱因对布兰德勒的这个判断表示了怀疑，但他也揭示出了这样的情况：在汉堡、不莱梅、汉诺威、德累斯顿和马格德堡，没有一个组织是受中央控制的，许多地方小组已经同中央断绝了一切关系[8]。实际上，除了斯图加特（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之后，当地的党员从四千六百人增加到了五千三百人[9]）和开姆尼茨（当地党员从一万四千人增加到了一万六千人[10]）这两个地方之外，在其他地方，德共（斯）目前只能以很小的地方小组的形式存在。 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反对派内部的变化却帮助了德共（斯）中央，沃尔夫海姆与劳芬贝格采取了令人吃惊的立场（在代表大会上，以及代表大会闭幕之后，他们的立场一直是列维的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点尤为重要。 从一九一八年十月起，汉堡的这两位地方领导就在他们的地方组织里发展出了一套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革命必须转变为一场同苏维埃俄国结盟、反抗帝国主义协约国的人民革命战争。一九一九年五月，当德国政府即将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时，他们怀着十足的敌意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向世界帝国主义屈膝投降[11]。但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准备召开的时候，他们没有坚持这种观点，而是抗拒参加选举、抗拒在传统工会里工作，支持建立他们的“新工人联合会”，并反对党的集中化。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列维抨击他们是“工团主义者”，但列维并没有说他们支持革命战争。 但是，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刚一结束，汉堡党组织的党员就试图把反对派召集到自己身边，并试图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新提出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来。汉堡党组织的机关报《共产主义工人报》向各反对派组织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团结起来： 德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如果你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党的领袖的专政；如果你们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不应自上而下地听命于一小撮领袖，而应当出自群众自己的意愿、并且通过将革命群众——在组织层面上——集结在以最广泛的民主为基础的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当中来准备它，那么，欢迎你们同汉堡党组织联系[12]。
十一月三日，汉堡地方组织以《共产主义工人报》增刊的形式，发表了由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不是人民革命战争，就是反革命内战——共产党人致德国工人阶级的第一篇呼吁书》[13]。在这篇文章里，他们为这么一种观点进行了辩护：德意志民族是“无产阶级化”的，为了进行一场反抗协约国的革命战争，必须同俄国革命结成民族—无产阶级联盟。在他们的第二本小册子《共产主义反对斯巴达克主义》[14]里，他们更加详细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本小册子里，他们为实现“国内和平”辩解（为了保卫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伴之以对保尔·列维的猛烈攻击。他们甚至连反犹主义都用上了，他们称列维是“德国革命的犹大[15]”，指控他在一九一八年通过失败主义宣传来“在德国背后捅了一刀”[16]。 即使是在反对派内部，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也遭到了批评，反对派的带头人当中，只有弗里德里希·文德尔支持他们。共产国际与德共（斯）的领导都猛烈地抨击他们[17]。但是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仍继续参加反对派组织，在一九一九年年底至一九二〇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是反对派组织里最出名的人物。 潘涅库克在理论解释方面所作的尝试正当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开始糟践起他们作为德国极左反对派的代言人的名声的时候，德国极左派得到了荷兰共产主义者赫尔曼·戈尔特与安东·潘涅库克的支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月底，戈尔特来到柏林，与极左分子一起工作。他对卡尔·施罗德影响特别深，他使自己成了“革命工厂组织”的理论家，在一九二〇年二月间传播“工人总联合会”（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各种“工团主义”的“工人联合会”的首次尝试）思想的那些人当中，很可能就有他[18]。 潘涅库克与戈尔特几乎同时回到德国。他重新回到了不莱梅和柏林的那批老同志的圈子里，并为国际共产集团的报纸工作，然后在德共（斯）党内的极左派地方组织内工作[19]。海德尔堡代表大会闭幕后，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在理论上阐述德共（斯）中央与极左派的分歧。于是他以K·霍纳（K.Horner）为笔名发表了题为《策略与组织问题上的分歧》（The Differences on Tactics and Organisation）的系列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20]。大部分极左派分子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急躁，以潘涅库克的分析为旗集结起来，在一场主要针对拉狄克的论战中，批判起了德共（斯）中央、第三国际的领导以及俄国党的机会主义。 潘涅库克从德国革命的头几个月里得出的结论，与当时的极左派的看法相反。在他看来，德国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各种力量的性质必然使西欧革命变成了一个缓慢艰巨的进程”[21]。他认为德国革命已经进入了停滞阶段（在一九一九年八月的法兰克福会议上，列维也是这么宣称的），他写道： 然后会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一种试图通过语言和行动使人民的思想得以清醒和彻底改变，为此，它会力图提出新的原则，与已被接受的旧思想形成尽可能尖锐的对照。另一种则试图把仍在观望的群众吸引到实际活动中来，因此，它强调共识而非分歧，尽可能回避一切有碍于此的东西。前者力争在群众中造成清晰而快速的分化，后者力争统一。前者可能被称为激进派，后者则称为机会主义。在当前的西欧，一方面，革命遇到了强大的障碍，另一方面，苏俄[22]对极力颠覆它的协约国政府进行着坚决的抵抗，这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会有大批现在仍犹豫不决的工人团体加入第三国际；果真如此的话，机会主义无疑将会成为共产国际内的一股强大力量[23]。
潘涅库克认为，新的机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这样的：一个党，无论它规模是大是小，都能自己发动一场革命： 革命无法由一个激进小党制造出来，同样无法由一个大型的群众党或不同党派的联盟制造出来。革命是自发地在群众当中爆发出来的。……第三国际内的机会主义不会严格强调那些使共产主义迥异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新原则（苏维埃制度与专政），而是会尽量依赖承袭自第二国际的形式与斗争。俄国革命以苏维埃制度取代了议会机关，以工厂为基础组织了工会运动，这在西欧产生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推动了人们去追随它的榜样。德国共产党抵制了国民议会的选举，并为或快或慢地在组织上同（传统）工会决裂而斗争。但是在一九一九年，当革命的势头减缓、停滞的时候，德共（斯）中央委员会采用了一套不同的策略，这套策略等于是选择了议会主义，支持旧工会，反对产业联合会[24]。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战胜了革命，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隐蔽的权力”继续统治着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群众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彻底统治，所以在资产阶级的霸权崩溃之后，他们又亲手恢复了它[25]。” 德国革命这个范例，可以帮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在一个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高度的文化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会遇到的问题： 从德国的事例当中，可以看出：旧的惯性思维与政纲要求——比如通过议会领袖和社会党人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依然有强大的影响；无产阶级缺乏独立的阶级意识……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那些在我们的观点中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各种具体力量，确实在起作用——这与“民主”之类的抽象口号相反；但最能体现出这一点的，首先还是无产阶级对党、对组织，对几十年来一直象征着他们的斗争的领袖、他们的革命目标、他们的理想主义的信任[26]。
潘涅库克批驳了所谓“积极的少数派”的观点，并反对政权是革命派伸手可得之物的幻想。他认为问题在于：要在无产阶级内部，为无产阶级长久执政而发展基础。这将是一个漫长、艰苦的任务，随着在革命在相关的先进国家内的进展，这个任务将迫使革命派去重新思考马克思与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观点： 在新的国家里，群众尚未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臭气给毒化；工业化进程的开始，让群众的意识从沉睡中觉醒，一种共产主义的团结感开始觉醒；这些原材料（指群众——译注）能够运用得自资本主义的、服务于更新传统的生产方式的最先进科技；压迫使得斗争的水平得到提高，但又没有过于强大的资产阶级来阻挡这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在这样的国家里，将会产生出新的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27]。
这是一个初步分析，它对短期内的分析是悲观的，但在长期上却是乐观的。这个看法，与极左派的思想（一直到那时候，潘涅库克都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的唯一共同点，似乎是反对成立承认“领导”的作用的政党、反对成立承认在资产阶级议会及改良主义工会里开展革命工作的可能性的政党。潘涅库克的看法，与劳芬贝格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做的预测完全相反——后者对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做了评价，并指责德共（斯）中央“对群众缺少信心”，因为德共（斯）中央拒绝按照在当年冬季解决政权问题的前景来行动[28]。 但是，在反对派当中，这并不是原则性的矛盾——反对派要对以下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如何看待俄国革命与各国共产党，更具体地来说，就是要如何看待对德共（斯）、以及要不要参加第三国际。 反对派的内部危机在反对派内部，有一种倾向正在发展起来，这种倾向可以叫做“调和派”，它部分是在潘涅库克的影响下、部分是出于对民族主义纲领的反对而发展起来的，它很可能也受到了拉狄克的影响（当时拉狄克正在全力争取他在不莱梅的老同志）。汉堡党组织的领导刚发出呼吁，不莱梅党组织的负责人就立刻表示反对“民族布尔什维克派”。他们明确批判了汉堡组织的领导，并为整个反对派设立了一个新闻局[29]。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个局（它有不莱梅共产党反对派组织的八千名成员做它的坚实后盾）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这是一个避免分裂的理智尝试。这份呼吁书号召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底举行一次党的会议，会上要有党的全体组织的代表出席，而不问它们对海德尔堡提纲的态度如何。在这次会议上，应该继续进行开始于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但后来又在不成熟的时候中断了的讨论，还应该代表中央保证放弃任何进行分裂、开除或相似措施的想法[30]。 一九二〇年二月，当“工人总联合会”（AAU）成立时，卡尔·贝克提出了不莱梅共产党人中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观点。他反对这样的观点：即通过这种方式成立的“联合会”可以取代共产党，他还强调指出，这种“联合会”只能视作产业工会的一种更民主的形式[31]。 一九二〇年二月月底，德共（斯）第三届代表大会在卡尔斯鲁厄召开了。被不莱梅地方组织开除的一个小组对海德尔堡决议提出了修正案[32]。与此同时，不莱梅的共产党人尖锐地批评了沃尔夫海姆与劳芬贝格的观点，并表示自己无意分裂。《共产主义工人报》负责人之一卡尔·奥伊勒特（Karl Eulert）在会上表示，该报编辑与许多汉堡的党员都是维护党的统一的[33]。而弗兰茨·费姆费尔特则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宣布“德共（斯）已经破产”，并同奥托·吕勒更加接近了，此时奥托·吕勒正由工团主义滑向无政府主义。吕勒以“反极权的共产主义”为幌子，鼓吹联邦制、拒绝纪律、鼓吹对自发性（他认为这才“无产阶级”）的盲目崇拜，他想以此来对抗纪律、集中制和组织（他认为这些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他宣布自己要为“没有领导、没有国家或人统治人的社会主义”而斗争[34]。 面对着这种情况，德共（斯）中央在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坚持了非常强硬的立场，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瓦尔赫尔担心开除反对派是没有用的，这样做只会推迟反对派中的健康力量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35]，但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仍然坚持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要不莱梅的共产党人还没有同沃尔夫海姆与劳芬贝格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断绝关系，它就不会同不莱梅党组织进行辩论[36]。极左反对派似乎正在瓦解，而且当共产国际执委会邀请反对派去莫斯科进行直接讨论时，德共（斯）中央还可以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反对派继续施压[37]。把反对派团结起来的，只有对德共（斯）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共同敌意，以及一系列原则分歧（这些分歧源于种种极其不同的分析）。看来，进行思想上的澄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要在反对派队伍里造成公开的分裂，这么一来，要组建一个新党，显然就更不可能了。 [1]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27页。 [2] 同上，第226页。 [3]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147页。 [4] 《自由报》，1920年1月6日。 [5] 《1919年10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德共的拥护者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 [6] 同上，第7页，第32页。 [7] 同上，第16—17页。 [8] 同上，第33—36页。 以上四条注释的来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为这里讲的是1920年初的情况，而召开于1919年10月的二大会议记录里不可能有相应的记录（布兰德勒的发言明显是在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说的），所以实际的来源很有可能是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但目前因没有原文资料，无法查证，暂且存疑。——中译者注 [9] 《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页。 [10] 同上，第35页。 [11]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75页。 [12] 转引自上书，第225页。 [13] 1919年，这篇文章以增刊的形式在汉堡发表，当时的标题叫《不是人民革命战争，就是反革命内战》（Revolutionärer Volksrieg oder Konterrevolutionärer Bürgerkrieg）。 [14] 1920年，这本小册子以增刊的形式在汉堡发表，当时的标题叫《共产主义反对斯巴达克主义》（Kommunismus gegen Spartakismus）。 [15] 犹大（Judas）是犹太人，是圣经中出卖耶稣基督的叛徒，最初是耶稣选立的12名使徒之一，后来以30枚银币的代价将耶稣出卖。保尔·列维是犹太人，所以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才利用反犹主义来攻击他。——中译者注 [16] 《共产主义反对斯巴达克主义》，第3—4页，转引自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77页。 [17] 主要参见卡·拉狄克与奥·塔尔海默，《反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Gegen den Nationalbolschewismus），柏林，1920年。 [18]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29页。 [19] 同上，第436—437页。 [20] 《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Weltrevolution und Kommunistische Taktik），《共产主义》（Kommunismus），第28期—29期，1920年8月1日，第976—1018页；其纲要（法文版）摘录自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163—201页；完整版收录于D·A·斯马特（D.A.Smart），《潘涅库克与戈尔特的马克思主义》（Pannekoek and Gorter's Marxism），伦敦，1978年。 [21] 斯马特，《潘涅库克与戈尔特的马克思主义》，第98页。 [22] 原文直译为“苏联”，但苏联实际上直到1922年12月30日才成立，故改译为“苏俄”。——中译者注 [23] 斯马特，《潘涅库克与戈尔特的马克思主义》，第99—99页。 [24] 同上，第100—102页。 [25] 同上，第103页。 [26] 同上，第107页。 [27] 同上，第137页。 [28] 转引自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46页。 [29] 同上，第225页。 [30] 同上，第226页。 [31] 同上，第190页。 [32] 同上，第226页；《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页。 [33] 《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2—23页。 [34] 转引自埃里希·艾斯纳（Erich Eisner），《反对披着马克思外衣的小市民：工人运动中反极权主义的“左派”》（Gegen die Bürger im Marxpelz. Die anti-Autoritären ‘Link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科隆，1968年，第23—24页。 [35] 《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7页。 [36] 同上，第7页。 [37] 参阅1920年2月7日的一封信（同上，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