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五章 一九一九年一月以后的共产党
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的失败对德共（斯）造成了沉重打击。几个月来，德共（斯）党员在各条战线上、各种斗争中冲杀在最前面，但他们彼此之间却缺乏协调，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况。尽管德共（斯）已经宣告成立，但工人阶级却并没有一个革命党，只有一些分散的小组，在一月里选出的德共（斯）领导层没有能成功地把这些小组统一起来。 保尔·列维三月初，德共（斯）中央重建了。保尔·列维接过了一月起义中最杰出的死难者留下的担子，尽管他在这一运动中算是后辈，但却没有任何人对他表示出一点反对。出身于赫希根（Hechigen）的一个银行家家庭的他，在一九一九年时正好三十六岁，比斯巴达克同盟的创建者要小一辈。战前他在法兰克福当律师，参加了社民党，并被选为市议员。但他成为政治活动家，却是从一九一三年九月他遇见罗莎·卢森堡，并在卢森堡因在波肯海姆做的演说受审时为她辩护开始的[1]。卢森堡把他介绍进了批判“神圣的联合”的革命派小组。应征入伍后，他是最早响应这个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晚上组成的小组的人之一，并在军中遭到了虐待[2]。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当他还在服兵役的时候，他就出席了于皮克在柏林的公寓里召开的那次会议（他是十二位代表之一）[3]。一九一六年年底退役后，他去了瑞士，在那里受到了流亡国外的国际派小组的欢迎，这表示他被承认为德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不但敌视社会沙文主义者，也敌视中派分子，这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对他的注意[4]。列宁在信中批评了他的一些倾向（这些倾向后来被叫做极左倾向）[5]，几年以后，当列维与共产主义运动分道扬镳后，列宁写道：“我是在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在瑞士通过拉狄克认识列维的。那时列维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6]。” 确实是拉狄克把列维介绍给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他与吉尔波[7]、索科利尼科夫[8]一起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 Socialist Group），出版了著名杂志《新国际》（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9]。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他以“保尔·哈特施泰因”的化名，由季诺维也夫介绍，在奥尔滕（Olten）会议上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局[10]。对于拉狄克这个被德国工人运动所放逐的人来说，列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联络人；对于一直在试图同德国建立联系的列宁来说，列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一九一七年的各种讨论中，列维证明了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因为他在《工人政治》上发表文章，号召同中派分子决裂[11]。当列宁离开瑞士返回俄国时，他在国际主义者的声明上签字，后来他也回到德国，当上了《斯巴达克通信》编辑，成为了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 十一月革命后，他入选了斯巴达克同盟中央，担任《红旗报》编辑，他是斯巴达克派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当拉狄克来到德国时，列维欢迎了他——他与列维曾在瑞士达沃斯（Davos）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12]；列维还帮助这位布尔什维克代表恢复了同斯巴达克派领袖之间的关系[13]。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列维发现自己被授予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就国民议会问题作报告，这使他成了极左派的好靶子，他们说他看上了议员的位子。一月里，他同拉狄克保持着联系，并尽力说服中央，让中央强烈批判李卜克内西和皮克的冒险策略[14]。他跟皮克、艾贝莱因和约吉希斯一样也被捕了，当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之后几小时，他又跟他们一起获释了，当他刚开始受审时，他就知道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的消息[15]。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和约吉希斯力主对这两人的遇害进行调查，当约吉希斯也遇害后，就只有列维一人可以接替约吉希斯了。在子虚乌有的“利希滕贝格大屠杀”之后的第二天，自由军团悬赏两万马克买他的人头[16]。 在党内，列维因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常遭诟病：他有为他开门的管家[17]；他的高雅品味；他收藏中国珠宝[18]；他酷爱古埃及学；他阅读古籍的原文珍版，并在演讲中凭记忆加以引述；他喜欢引证从格拉古兄弟[19]到喀提林[20]的古罗马历史，后来又加上了“风流成性”[21]、具有某些知识分子的偏见，举止傲慢、敏感、与人交往时缺乏热情等。尽管如此，在这个小党的危急关头，他表现出了良好的品质——智慧、文化、道义勇气以及责任感。他肩负着地下工作的沉重担子，但他做得比其他人都好。他的威信、以及他的活动使他走上了指挥岗位。从一九一九年三月起，他掌握了党的领导权[22]。 列维是那些把一月行动视为大错的人之一。那篇出于爱党主义、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累德堡一人的文章，可能就是他写的： 累德堡想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几乎所有条件欠缺的复杂情况下夺取政权。工人阶级部分支持谢德曼，部分支持哈阿兹，部分支持——累德堡。在这种情况下，给革命行动规定一个（我们认为无疑）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这只能称之为“盲动主义”[23]。
柏林的血腥一周后，德共（斯）中央在莱比锡避难，他他在那里给列宁写了信，签署的是他在瑞士时用的假名保尔·哈特施泰因，此时他刚刚接过这个地下政党的领导权[24]。他描述了当前局势，工人阶级的愤怒和无力，反革命绞杀革命运动的冷酷决心，尤其着重于革命运动给自己制造的险境： 在一切情况下，我们应该尽力让自己的人保持克制，这样就不会给政府任何机会来进行下一次屠杀……在德国有一股工团主义潮流……约束自己人，让他们避免犯下这类蠢事，常常是很困难的。毕竟我们的组织里有些人热衷于发动政变[25]。
在信中，他向列宁报告了独立社民党在最近几个月里取得的进展，并向列宁提供了独立社民党领袖同艾伯特勾结的具体细节，他似乎担心俄国人会中独立社民党的计——独立社民党公开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他还急切地表示，希望布尔什维克能猛烈批判考茨基及独立社民党的政策。两天以前，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布达佩斯成立的消息传来后，他将其同柏林起义做了含蓄的对比，在这一对比中，他表示很担心： 新的匈牙利革命用苏维埃共和国取代了资产阶级民主，但这场革命并不是匈牙利无产阶级击败匈牙利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直接战果。它并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激战、打倒了资产阶级的结果。它仅仅是匈牙利资产阶级崩溃的结果。对此没有别的解释。匈牙利资产阶级在耻辱与堕落中垮台了，于是无产阶级接管了一切[26]。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宣布接受苏维埃专政，并在布达佩斯与匈牙利共产党合并，但在列维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在我们的革命刚开始时，我们也曾有过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联合。那些恶棍背叛了匈牙利无产阶级，就像艾伯特和谢德曼背叛了德国无产阶级一样，而这些恶棍现在对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现得很热情。这个危险将会继续威胁着匈牙利革命，为了我们的匈牙利兄弟的利益，以及德国的革命运动的利益，我们必须批判它[27]。
慕尼黑的共产党人在列维涅领导下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核心完全由他们组成，这违反了中央给他们的指示，列维不同意他们的决定。在写给瑞士共产党人的信中，列维写道： 我们认为，我们在慕尼黑的同志们犯了双重错误。他们一开始没有认真对待这个讽刺画般的苏维埃共和国，却又让自己参加了保卫它的战斗……然后他们又让这种防御行动变成了进攻行动，而这是毫无必要的，因为他们不满足于阻止右翼的暴动，而要继续走上苏维埃专政的道路，却根本没有注意到德国其他地方的情况[28]。
他很快就对得失做了分析： 如果认为光靠无产阶级的几支突击队就能完成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任务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柏林和莱比锡，在哈勒和爱尔福特，在不莱梅和慕尼黑，都暴露出存在盲动主义问题，并表明只有全体城乡的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29]。
他关于党的经验，使他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德共（斯）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成立时，当时的环境对它的发展非常不利。从那时起，斯巴达克派就同几十万参加了独立社民党的工人相隔绝了[30]。斯巴达克派从那以后与冒险主义分子、极左分子、“盲动分子”共同行动，列维对此负有责任，这些人因其欠缺经验、不负责任及没有耐心，导致了1919年的失败和党的悲惨状况。而党的非法状态阻碍了它赢赢得真正的工人先锋队的地位。他很快就开始研究如何纠正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错误，如何清除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倾向，以及重建与工人的联系。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在这个年幼的党里，列维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幸存下来的德共（斯）中央委员都支持他，可能只有保尔·弗勒利希除外，但他也支持中央，反对极左冒险分子[31]。列维得到了克拉拉·蔡特金的全面支持；后者按照她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与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的约定，于三月出席了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目的是同该党决裂，并参加德共（斯）[32]。他似乎还得到了人数最多的地方组织——开姆尼茨组织的无保留的支持。一月的时候，在开姆尼茨这个萨克森的工人阶级城市里，当地独立社民党的党员在本地领袖弗里茨·赫克特和海因里希·布兰德勒（这两人都是老资格的斯巴达克派成员）的推动下举行表决，以一千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了与独立社民党领导层决裂、参加共产党的决定。 三月的时候，当独立社民党开始重建开姆尼茨的党组织时，这个城市的共产党员已经超过了一万人[33]。开姆尼茨的共产党组织跟其他中心城市的不同，不是由一些积极分子组成的少数派组织，而是一个在工人阶级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群众党（当时它已具备了一切条件），它的基础在建筑工会当中尤其深厚。当地共产党机关报《战士报》（Der Kämpfer）发表文章，反对所谓的“冒险行为”，并主张尽快采取工人统一行动的政策。在七月的一篇文章上，它强调指出： 暴动，骚乱和起义无济于事。相反，它们只会帮反革命的忙。工人阶级目前仍无力进行太多的政治行动，应该认清目标，团结一致地工作，让工人阶级重整旗鼓，这才是应该走的路，当然这条路很难走，但却是唯一的道路[34]。
开姆尼茨共产党人的领袖是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他是建筑工人，当年三十八岁，是社民党老党员，长期参加工会运动。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只有他一个人有在工人苏维埃内开展群众性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活动的经验。他公开反对党内的极左派，坚持斯巴达克派的通过斗争来团结工人阶级的传统，赞成布尔什维克关于苏维埃的理论。他在《共产主义新闻》（Kommunistische Zeitfragen）上撰文指出，工人苏维埃既是团结工人阶级的手段，又是达成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手段： 工人阶级的团结，首先是成功夺取政权带来的成果。团结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实现无产阶级团结——就这个概念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一个任务。社会革命的成功有赖于此。成立苏维埃能够成为实现这一团结的手段。任何组织、政党、工会或消费者合作社都不能团结起整个阶级。这些组织在当今确实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和非凡的历史作用。但它们都不能胜任为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因为它们都只能团结起阶级的一部分。而苏维埃就不一样了。只要是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方，都能有苏维埃组织。通过组织苏维埃，每个被剥削的工人都能很容易地理解并走上他整个运动中的岗位[35]。
这个关键问题正是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理论的基础，理解了这个关键问题，就会同意革命正在退潮的判断。八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德共（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极左派与列维的支持者进行了第一次交锋[36]。维利·明岑贝格自从获释后，就一直在同他所谓的“党官僚”斗争，他发展出了一套理论，认为党应该在各个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内开展活动。他彻底批判“议会主义”，他所谓的“议会主义”就是指参加选举和议会。列维针对明岑贝格做了答复，他的回答代表了中央的意见，他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和对力量对比的看法完全不同： 看起来，革命已经停滞了，所以有人会说革命已耗尽了自己的力量。我们正处在一个时期的末尾，它始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并导向正被击败的革命……我们已进入革命正落败的时期，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不能指望看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37]。
拉狄克也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监狱放松了对拉狄克的监管，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列维同他定期联系。这两人多年来早已熟悉对方。他们对一月起义的看法相同，也同样反对极左主义。拉狄克站在列维一边，这对列维非常有用，因为拉狄克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既能给他提供建议，也能提供道义支持。在返回德国后的几个月里，拉狄克已能领会德国革命派所面临的任务之重大。他曾告诉过阿尔冯斯·帕凯特，跟德国共产党人的道路相比，布尔什维克走过的简直就像撒满玫瑰之路[38]。他不指望胜利会迅速到来：“世界革命是一个很慢的进程，我们可以预见到不会只有一次失败。我并不怀疑，在最终胜利之前，各国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多次建立起自己的专政，接着又一再看到它失败[39]。” 拉狄克和列维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写了很多的信。拉狄克坚持强调工会内的工作的重要性——数以百万记的劳动人民参加了工会，而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人却彻底地抛弃了工会。他认为党应该认识到成立大会上的多数派所犯下的这个错误，这是至关重要的。列维承认拉狄克的看法是有理有据的，他也同意应呼吁积极分子不要离开工会，但他仍然拒绝通过提出“大家都到工会里去！”[40]的口号，去敦促那些已经离开工会的人返回工会，或去劝说那些拒绝参加工会的人加入工会。 在关于巴伐利亚经验的讨论中，列维和拉狄克也产生了分歧。列维拒绝赞成列维涅的做法——列维涅明知这场斗争会失败，却还是让党投入了斗争。拉狄克则认为，列维涅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当工人群众正在同阶级敌人战斗时，共产党人必须必须始终与工人共进退。最后列维想交出党的领导权。他说，组织内的极左派对他的不信任和敌意造成的压力太大了，要完成任务对他来说力所不及。拉狄克试图说服列维留在岗位上。他甚至对列维说，放弃领导职务就等于临阵脱逃，在革命过程中，一个领袖这么做是应该被枪毙的。列维被他说服了[41]。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拉狄克在莱勒大街（Lehrerstrasse）的监狱牢房里写完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根据这些讨论而写的，它的完成，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本小册子叫《世界革命的进展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它是把使俄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的那些分析应用于西欧的第一次尝试。此时被囚的拉狄克先做了一番回顾，世界革命这一前途，并非根据共产党人对它的渴望，而是取决于帝国主义客观矛盾的不断增长，而是取决于帝国主义客观矛盾的不断增长，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资产阶级同样面临着各种它无法克服的矛盾，这迫使它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这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自己帮助群众驱散了对民主的幻想，并让他们认识到，只有“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结束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专政[42]。 从这个分析中，他得出结论：各国共产党不应从速战速决的前提出发来制定战术与战略，恰恰相反，应从长期苦战的前提来制定，在这种长期战争中，进攻与防御是交替进行的，在这种战争中，党不能忽视可支配的任何一种武器。速速射的幻想，是因为错误理解了俄国革命经验而产生的，尽管俄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都发生在同样的历史框架内，但两者的情况完全不同。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俄国农民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但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西欧任何一国的农民，其同质性都比俄国农民低。而且俄国资产阶级很年轻，软弱，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它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才第一次执掌政权。但西欧资产阶级早已成熟，拥有以集中的经济为基础的良好组织，有几十年丰富的统治经验，最后它还从俄国经验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当战争还在进行时，俄国无产阶级拿起武器进行了革命，但西欧无产阶级已经在复员过程中交出了武器，同时资产阶级又组织了自己的别动队，西欧的工人不得不赤手空拳地发动第一波进攻。最后，在发达国家里，认为资本主义有能力克服危机的幻想仍很强大，特别是在享有特权的工人贵族阶层里；尽管从长远来说这一阶层只能与无产阶级结合为一体，但无产阶级的下一波大规模斗争将含有改良主义性质，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转变群众观念的过程将会是漫长的[43]。 从这一分析中，他提出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割裂开来讨论，否则就会堕入“工团主义”或“盲动主义”，这两者都同样危险。每个局部斗争都应该在这两方面发动，因为只有当工人阶级“在这些斗争中动员起来，充满了革命斗志，从资产阶级少数派手中夺过各种机关的权力”的时候，才能最终决定斗争的结局[44]。 在这一长期的斗争中，要想获胜（或是以最小的代价获胜），必须先得有共产党，这样的党必须能够分析那些——关系到斗争的最后结果及目标的——斗争的各阶段。“工团主义者”拿群众自己会领导自己的斗争这种话来自欺欺人，要知道群众是会领导斗争，但却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按照别人提供给他们的口号来斗争的。只有共产党才能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提出明确的口号：“共产党是一个在斗争的间歇时期自由讨论的党，在斗争高潮时它是领导层，而非空谈俱乐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参谋部，但它不能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只能去说服群众接受它的领导[45]。” 除了俄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还太幼稚，还不足以完全理解它们的任务。它们的任务首先是估计自身的力量，清点一下自己有多少进行干预的手段。在德国，共产党人先是注意到了群众性的工会的存在，超过六百万的工人参加了这些工会，而它们被反革命分子领导着[46]；然后观察了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的力量，这两个党的力量合起来，要远远强于非法的共产党（当时只有大约八万名党员）。 拉狄克以对真实的力量对比的分析为基础，批驳了极左分子，绝大多数工人尚未被共产党人组织起来，而极左分子对争取这些工人——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漠不关心： 有一种幼稚的观念认为，在弱小的各国共产党与反革命之间，有一片空白地带，我们可以在这一基础上着手建立为世界革命而斗争的组织——这种观念与共产主义的方法毫不相干。这种观念产生于幼稚的共产主义者的宗派主义[47]。
各国共产党应该避免像宗教教派那样行事。在参加一切局部斗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必须能够组成自己的组织、提出自己的纲领、制定出自己的策略。一般来说，他们一开始都是从纯宣传性的组织发展起来的，必须抵御各种因幼稚而产生的诱惑，盲动主义就是这些诱惑之一，它在斗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想执行最终的任务。他们还要避免宗派主义，宗派主义会使他们抵制选举，最终使他们凭借极少数人的感觉来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在与列维的谈话中，我们肯定得到了共鸣），正在同盲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还必须避免落入其反面——即极端的消极之中。无论任何时候，共产党人都有义务推动群众参加运动[48]。 在这个问题上，拉狄克严厉批评了德共（斯）中央： 当诺斯克动用他的白匪军进攻慕尼黑时，德国无产阶级还太虚弱，无力发动一场支持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目标的总起义，无法保障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但是，假如各个革命政党在斗争当中，能够通过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等方式，在运动的中心同慕尼黑团结起来的话，也许能迫使政府放弃血腥镇压……共产党不是一个坐等未来发生剧变的党，而是一个加强无产阶级的行动，并使其激进化的党[49]。
根据这一基本原则，他批判了为极左派所赞赏的“离开工会”的口号。离开工会，意味着把共产党人同群众隔绝开来，孤立了自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宗派，自己剥夺了自己在行动中把那些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却想要保卫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工人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每一个分裂工人阶级的尝试，都是与共产主义的利益相悖的。拉狄克写道，必须“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特别是要坚持工厂苏维埃的中心作用，坚持“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教育群众、让他们为执掌政权做好准备[50]。 最后，拉狄克针对一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在第二年，这个问题使德共（斯）党内在针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摇摆不定的那些力量（换句话说，就是中派主义党，在德国就是指独立社民党）采取什么战略的关键问题上爆发了激烈斗争。拉狄克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们认为，帮助左翼力量把右翼领导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里赶出去，并通过这种方法，来把无产阶级的两支队伍合并成为大规模的共产党，这要比推动左翼力量同中派分子决裂重要得多。如果共产党能战胜自己队伍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成分，并采取稳固的、积极的政治方针，如果在种种政治活动当中，共产党都能迫使独立社民党做出选择：要么参加为满足革命工人群众的明显需求而斗争的活动，要么就会失去影响力，这样的话，独立社民党内的工人群众，以及它本身，将不得不在实际上同共产党结盟。在这么一种联盟里，独立社民党的右翼领导是干不久的的，他们将被迫离开独立社民党，或是变得完全无足轻重。但是……只有当德共（斯）为扫清思想混乱而斗争、并成为一个在思想上为德国工人运动重整旗鼓的转折点之后，这样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如果德共（斯）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它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策略就不能得到运用——它将无法鼓动其他政党发生分裂，自己反而会分崩瓦解[51]。
被关在莱勒大街（Lehrerstrasse）的这位囚徒在小册子末尾，以向独立社民党的“左派”活动家发表演说的口气，呼吁加强巩固共产国际，“旧国际里的一切革命流派要在汇聚在共产国际里”，并呼吁保卫俄国革命：“约瑟夫·张伯伦[52]力劝英帝国主义者要‘放眼各大洲！’，而共产国际则要求‘放眼各大洲、胸怀诸世纪！’[53]。” 随着列宁论“左派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的发表，国际范围内围绕这篇文章进行的讨论达到了顶点。在德国，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表达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其实，尽管已经从莫斯科回来的布隆斯基在“革命的第一波浪潮已经耗尽了自身的力量”、以及必须“组织好群众，准备迎接下一波浪潮”[54]这两点上同意拉狄克的看法，在莫斯科的布哈林却不同意，他还认为，在德国，依然可以通过组建一支武装力量并发动起义的方法来夺取政权[55]。当时有这种看法的确实不只他一个。实际上，欧洲各国共产党人里，有许多人从一九一九年的失败当中得出了与列维和拉狄克完全相反的结论。在德国，这些人首先就在德共（斯）党内。 德共（斯）党内的极左派种种孤立的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随着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即使是最狂热的共产党人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信念了。极左派用“群众的战斗性”来给自己的革命急躁症作借口，但群众的战斗性却正在消失。批判社民党领导的叛卖，很快就显示出是不足以重新鼓舞劳动群众、让群众恢复对行动的渴望的。极左派曾相信政权已经伸手可得，现在他们正在寻找捷径和灵药，企图靠这些捷径和灵药来克服群众的冷漠，或是不顾群众的冷漠而发动革命。 德共（斯）的绝大多数活动家都属于极左派，也就是在成立大会上获胜了的那个流派。一九一九年一月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仅仅是让他们更加坚定，更加仇恨机会主义者、社民党多数派和工会的领导。这个流派不光是通过国际共产集团的领导（比如曾当过萨克森议员的奥托·吕勒、不莱梅的卡尔·贝克、汉堡的弗里茨·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在这个流派里，还有维利·明岑贝格（他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在瑞士的时候，在列宁的影响下完成的），老斯巴达克派成员——布伦瑞克的梅尔格斯，柏林共产主义者组织的领导文德尔与卡尔·施罗德等人。他们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急躁、同样的愤怒，并在不知所措之中寻找新的行动手段。他们全都彻底拒绝“妥协”，比如参加“资产阶级议会”。他们支持以抵制选举作为阶级武器，并支持以抵制选举来进行宣传，让群众摆脱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56]。他们全都认为工会里都是一帮改良主义者和阶级合作主义者[57]，并认为工会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是为误导劳动群众的自发斗争而服务的，已经成了阻碍工人的阶级意识的觉醒、阻碍革命斗争的绊脚石，因此革命派必须进行摧毁工会的斗争。他们全都把“群众”同“领导”对立起来，把“自发”行动同“组织”对立起来，认为组织不可避免地，都是“官僚化”的。他们利用了德共（斯）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组织上的联邦形式，并利用了非法状态，来维护地方小组的自治、“基层”活动家的独立与自发政治活动，并向德共（斯）中央的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58]。 沃尔夫海姆曾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波克认为这是一个“工联主义”组织，他喜欢用“工联主义”这个词，而不是一般常用的“工团主义”[59]；在沃尔夫海姆的影响下，这个流派在汉堡发展了起来。这个流派的中心思想是：应当打破党和工会之间的藩篱，消除各组织与工人之间的分裂状态，“工人联合会”应该是唯一的工人组织，应该行使经济和政治职能，工人联合会的基础应该是工厂，它最高级的实体应该是产业工人联合会。一九一九年二月，汉堡共产党人的报纸《共产主义工人报》（Kommunistische Arbeiter-Zeitung）宣称支持这样的“革命工厂组织”。支持这种思想而发起的运动，伴随着对传统工会的系统批判、支持分裂传统工会（以促成这种“联合会”诞生）的尝试。沃尔夫海姆在理论上为这种政策做了辩解：传统的工会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并在经济要求的基础上把阶级集结了起来，但从现在开始，在资本主义崩溃的时期，它们就成了绊脚石，必须把它们从革命的道路上搬走。汉堡的共产党人提出解散传统的工会，把它们的基金平分给失业者。八月，德共（斯）汉堡地区组织宣布党员不能同时是传统工会的会员[60]。 极左派认为，传统的两种组织形式都已经随着机会主义者一起垮台了。无产阶级现在分属于各个改良主义政党、各个合作主义的工会，到处都屈从于“领导”的权威，从现在起，任务应该是去克服目前无产阶级之间彼此分隔的状态。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在基层”、在工作场所、在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人联合会”里把工人集结起来的方法；这样，工会与政治活动之间的所有界限都会被消除，它唯一的基本纲领就是接受以工人苏维埃专政作为唯一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力量的思想。 不莱梅的活动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代言人是卡尔·贝克[61]，以及在柏林的卡尔·施罗德与文德尔）并没有怀疑共产党的必要性。但他们确实认为有必要建立、支持与扩大“工人联合会”。在十月七日的柏林工人苏维埃大会上，以拉施（Rasch）为发言人的德共（斯）党团呼吁独立社民党人以建立革命工厂组织的前景来对抗传统工会的“革命化”，并宣布假如他们的意见不被接受的话，就退出大会。柏林共产党人大谈官方工会的“叛卖”，以及极左派的“工团主义”组织工人总联合会（Allgemeine Arbeiter-Union）的“成功”[62]。在他们的坚定决心面前，左派独立社民党人里哈尔德·穆勒、马尔赞、诺伊曼和多伊米希在会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全都无功而返。 其实，当许多共产党人批判他们心目中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并在一年的惨败之后拼命地企图强求取胜时，他们不过是重新走上了那些非常接近于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流派的老路而已，而在工人运动中，这些流派早就被马克思主义击败了，但在失败及无力应对工人官僚的压力之下，它们又复活了——尽管是借助于他们自以为“新的”口号，“新的”实践。列维认为，这些理论“倒退回了工人运动的黎明时期”[63]。 列维相信这些危害正不断扩散，他首先试图恢复对这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组织的控制。这是一九一九年四月会议的目标，在这次会议上组织按照地理区域分成了二十二个地区组织，每个地区组织都由一位书记领导，书记的任务是“把所有共产主义分子团结在一起”（而这些分子大多数仍然分散在独立社民党的队伍里），“改善同志之间的组织联系”和“组织各地的小组”[64]。 但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会议上的讨论使列维认为自己必须使用更激烈的手段[65]。他认为自己已经无力迫使极左分子接受中央的权威、服从纪律，所以他便下了分裂的决心。对他来说，主要任务是让党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这首先意味着要纠正成立大会上做出的决定。关键是要有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由他领导的组织，无论这个组织有多小。他决心利用自己的中央领导的职务之后，他便进一步决定，为了消除党的“混乱”，必要的话不惜开除大部分党员。这就是他在安排德共（斯）第二届代表大会时的主旨，这届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日在海德尔堡近郊召开，在会期中，每天开会的地点和掩护形式都不一样。 鉴于一九一九年初及成立大会上的经验，列维先是努力改变地方组织选派代表的办法——在成立大会上，人数最多的地方组织（几个人数最多的地方组织，比如开姆尼茨组织，都是支持列维的）得到的代表席位太少，因为人数多于二百五十人的地方组织最多也只能有三名代表[66]。他认真对待作为“中心”的领导角色，他的举动实际上要比成立大会上更具集权特征[67]。他以这种方式解散了红色士兵同盟，当时红色士兵同盟已经变成了极左派和最极端的冒险主义分子的藏身之处，变成了党内和党的边缘的真正的“红卫兵”（red guard）[68]。这个措施实行时并未立刻遭到反对，而是被当做困难的非法条件下的非常措施而被采用了，但是，反对者很快就批评它是列维向诺斯克政府示好的举动，以及走向投降的第一步。 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大会一召开，列维就发起了进攻。他的发言包括了对共产主义原则的简要总结，对当前政局的分析，对汉堡共产党人（他把这些人叫做“工团主义者”）的纲领的抨击。德共（斯）中央建议，先讨论党的活动应该根据哪些原则进行，把这些原则定下来之后，再根据中央就议会主义问题和工会问题提出的提纲，在讨论中研究这些具体问题。原则提纲强调指出，革命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有起有落，有涨潮又有退潮的过程”，是一个“尚未完全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或力量的”阶级的拼死斗争的结果[69]。共产党人的任务正是要去帮助工人阶级提高阶级意识，并有义务使用一切手段来做到这一点，包括参加选举，特别是还包括参加传统工会内的富有战斗性的行动。这份提纲批评“工人联合会”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其支持者以为“群众运动可以被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鼓动起来，因此革命就是一个组织形式的问题”[70]。 第一次讨论揭示出了德共（斯）中央的策略；它促使反对派产生了分歧。在议会主义问题和传统工会问题上，他们有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央，但在更加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共产党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他们产生了分歧。出于这个原因，沃尔夫海姆试图通过改变议事日程来扭转局势，使之有利于己，也就是先讨论议会主义和传统工会问题，然后再讨论原则问题。列维举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来为现行的议事日程辩护：对原则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致，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其他问题才能得到明确的解决。大会以二十四票赞成、十九票反对通过了中央提出的议事日程[71]。大会随后以二十三票赞成、十八票反对通过了允许中央委员有投票权的决议[72]。 极左派犹豫不决了。过去的习惯、以及残酷镇压造成的组织混乱，使他们低估了中央对他们构成威胁的可能性——这个中央是由成立大选选出的，组成中央的那些活动家现在无论是在大会上还是在党内都只是少数派。显然，中央倾向于开除那些最坚决的反对派。劳芬贝格表示，这场讨论已经不是政治讨论了；他宣称列维已经抡起了工团主义这根大棒来打人，目的只是为了挑起分裂，列维需要分裂党，这样列维才能讨好左派独立社民党人，重拾议会主义政策。他表示假如党的活动家们看过了列维提出的提纲的话，那它根本不会被采纳。沃尔夫海姆跟着控诉中央根本没打算同汉堡组织进行讨论。他说汉堡组织只收到过关于金钱方面的批评，他只是到了现在才发现中央和汉堡组织之间存在着政治分歧。其实，这些发言人的立场显示出了列维所准备的打击有多么成功。其他代表当中，施奈尔巴赫表示，党发现自己又要面对“马克思还是巴枯宁”的旧争论了[73]。 明岑贝格是那些反对参加选举，并批评所谓的中央“过于注重宣传活动”的人之一，但他并不把反议会主义当成原则问题。他特别反对汉堡组织提倡的党的“联邦制”思想：“德国各地的孤立斗争的联邦制性质，明显地揭示出了联邦制的危害[74]。” 这份关于原则和策略的提纲随后被提交表决，并获得通过。对以消极抵抗和怠工作为活动形式进行批评的动议以二十五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列维提议，大会有必要明确认识并一致同意开除反对这份原则提纲的人，他的提议以二十一票赞成、二十票反对获得通过。最后，整个提纲以三十一票赞成、十八票反对获得通过。反对派的代表劳芬贝格、沃尔夫海姆、吕勒、施罗德、文德尔、贝克等人没有回来参加大会。当天晚上，经过讨论之后，反对派驳回了由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提出的立即建立新党的提案。尽管如此，通向分裂的道路还是打开了[75]。 列维还需要战胜由明岑贝格与格奥尔格·舒曼领导的“缓冲”集团。尽管他们接受了这份关于原则和策略的提纲，并表示他们忠于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的思想，他们仍继续反对参加选举。但代表们明确接受了列维提出的这份提纲，并接受了参加选举的原则。这份提纲在传统工会问题上，坚持认为共产党人应该在传统工会内积极工作，以将工人群众从工会官僚（他们已经构成了发展革命觉悟的主要障碍）身边争取过来。只要还能在传统工会里争取到革命战士，共产党人就有义务留在传统工会里[76]。 在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最有害的决议得到了纠正，就此列维在让德共（斯）回到正轨的斗争当中，赢了第一回合。在一篇致全体党员的宣言（这篇宣言的日期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他解释了这一点[77]。 拉狄克与列宁反对分裂拉狄克在狱中给第二届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表示同意列维提纲的每一个基本点，无论如何，这份提纲都表达出了他与列维进行的讨论的内容。他指出，在他认为是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教训当中，参加选举、参加传统工会内的富有战斗性的行动，与党的集中化差不多同等重要[78]。但当他在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获悉列维打算开除所有反对他的原则提纲的人，倒是大吃了一惊。这个消息是布隆斯基写信托爱尔芙丽德·弗里德兰德（一九一九年八月，她从奥地利流亡到德国[79]）带给牢里的拉狄克的。拉狄克赶紧写了一封信，让布隆斯基的信使带给列维，试图劝说列维不要急于分裂。列维没有考虑他的意见[80]。 拉狄克写道（尽管已经太晚了），海德尔堡提纲包含了一些“机会主义公式”，但他最关注的当然是正在准备之中的分裂将以什么形式进行，因为他在不莱梅的老同志和支持者当中有许多人（以卡尔·贝克为首），甚至还有正在汉堡以弗里茨·施图姆（Fritz Sturm）的化名开展政治活动的俄国共产党人扎克斯—格拉德涅夫[81]，都属于在海德尔堡大会上居少数地位的反对派，他们支持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反对德共（斯）。拉狄克写道，为了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组织反对劳芬贝格及其集团的斗争、并留住那些他所珍视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因为这些人至少部份地是他教育出来的），他正在重新同他们联络[82]。 布尔什维克不会认识不到海德尔堡提纲是与他们自己的政策一致的。他们也不会拒绝无保留地支持列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尖锐地批评了党的分裂。列宁通过无线电得知这个消息后，于十月二十八日[83]写信给德共（斯）中央，告诉他们说，他们所面对的极左反对派不过是年轻与缺乏经验的表现，与极左反对派进行公开的讨论，要比在进行任何认真的讨论之前就开除反对派要可取。列宁不知道第二届代表大会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下召开的，在正式问题上他表现得极其审慎，但他明确表示：“如果分裂已经不可避免， 就应该尽量不要使分裂扩大，请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调解， 让‘左派’在提纲和小册子中表述他们的分歧意见[84]。” 尽管列宁承认他自己在根本问题上同意德共（斯）中央，他还是恳求德共（斯）领导层不要放弃恢复德国共产党的统一的努力。他的立场与拉狄克的完全一致，尽管两人并没有互通声气。但列维执意要决裂。 [1] 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12—15页。 [2] 他被分到弗斯盖斯（Vosges）的一个地方部队，并为反对该部队的“纪律”规定进行了长时间的绝食斗争。 [3] 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22页。 [4] 吉尔波，《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第106页。 [5] 弗·伊·列宁，《致伊·费·阿尔曼德》，《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90页。 [6] 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99页。 [7] 昂利·吉尔波（Henry Guilbeaux，1885—1938），法国社会主义者，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出版了《明日》杂志，后参加共产党，曾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中译者注 [8] 格里高利·雅科夫列维奇·索科利尼科夫（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年8月15日——1939年5月21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过对德和谈，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曾任第8集团军政委。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1924年5月成为俄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2年任驻英大使。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获平反。——中译者注 [9] 吉尔波，《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第108页；奥尔加·赫斯·甘金（Olga Hess Gankin）与哈里·H·费舍尔（Harry H.Fisher），《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第三国际的起源》（The Bolsheviks and the World War: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斯坦福，1960年，第565页。第一期《新国际》上刊载有洛里欧（Loriot）写的社论《向第三国际前进》（Toward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新国际》，第1期，1917年5月1日）。 [10] 吉尔波，《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第127页；关于他的出席，请参阅收录于甘金与费舍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第三国际的起源》第538页上的明岑贝格的陈述。 [11] 请参阅第五章。 [12] 根据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19页）引用的一封私人信件，列维和拉狄克在瑞士时是住在一起的，当俄国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们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当时刚开始学俄语的列维听见拉狄克对自己的妻子说：“俄国爆发革命了！” [13]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2——133页，上面说列维把他介绍给了每一个人。 [14] 请参阅第九章。 [15] 保·列维，《回忆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Rosa Luxemburg und Karl Liebknecht zum Gedächtnis），《阶级斗争》（Die Klassenkampf），第2期，1919年1月15日，第33页。 [16] 《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第296页。 [17] 伊普希隆（Ypsilon），（Du Comintern au Stalintern），第44页。 [18] 卡·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Soll die Vereinigt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eine Massenpartei der revolutionären Aktion oder zentristische Partei des Wartens sein?），第2版，汉堡，1921年，第103页。 [19] 格拉古兄弟，指提贝里乌斯·塞姆普洛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约前163年—前133年）和盖尤斯·塞姆普洛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前154年—前121年）两兄弟，两人都是罗马共和国时期著名政治家，都曾当选过保民官，在任期内都进行过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保守势力，而先后于任上被杀。——中译者注 [20] 卢休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约前108年—前62年），古罗马政治家，前68年曾任裁判官，前67年任阿非利加行省巡抚，前63年企图刺杀执政官西塞罗（Cicero）并发动政变，次年兵败被杀。——中译者注 [21] 赫尔穆特·格鲁贝尔（Helmut Gruber）写道，在列维的葬礼上“许多穿着毛皮大衣的年轻女人当中，不止一个有资格穿上寡妇的丧服”，并指出“列维是一个侦探小说中的革命英雄，但他的性生活有损于他的声誉”（赫·格鲁贝尔，《保尔·列维与共产国际》[Paul Levi and the Comintern] ，《概览》，第53期，1964年10月，第70页）。 [22] 1921年列维退出德共后，拉狄克企图贬低他的活动。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一书中（第101—102页），他写道，列维之所以能担任德共（斯）中央的领袖，是因为约吉希斯是外国人，需要列维来给他做掩护；也是因为在三月以后，塔尔海默虽然是个“公认的知识分子”，但却缺乏演说才能。尽管如此，拉狄克还是承认，在约吉希斯死后，列维“担负起了领导责任”，不得不说服他继续担负下去。 [23] 《红旗报》，1920年1月15日、9月5日。 [24] 保·列维，《在斯巴达克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Zwischen Spartakus und Sozialdemokrat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19—22页。 [25] 同上，第20页。 [26] 《自由报》（哈瑙），1919年3月24日，由列维转引自《匈牙利革命的经验教训》（Die Lehren der Ungarischen Revolution），《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24期，1920年6月24日，第32页。 [27] 同上，第33页。 [28] 《灯塔》（Le Phare），第1期，1919年9月1日，第29—30页。 [29] 《清理》（Reinigung），《国际》，第15/16期，1919年11月1日，第283页。 [30] 比如说，在柏林工人苏维埃内，所有的独立社民党代表都是来自革命工长组织的左翼分子，他们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攻击和冒犯。一份署名“马尔科夫斯基”、于1919年9月提交给布哈林的报告里提到了这一点。这份报告落到了警方手里，并被重印在1919年10月25日的《自由报》上的《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里。这篇文章的署名者显然就是第四章里提到过的马尔科夫斯基夫人。 [31] 根据1919年11月20日的《自由报》所述，保尔·弗勒利希在九月出版了一本叫《工团主义的混乱》（The Syndicalst Disorder）的小册子。 [32] 《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第668页。 [33] 瓦尔特·贝托尔德（Walter Berthold），《1919年8月开姆尼茨工人反对军国主义反革命的斗争》（Die Kämpfe der Chemnitzer Arbeiter gegen die militarische Konterrevolution im August 1919），BzG，1962年，第1期，第127—138页。 [34] 《战士报》，1919年7月5日。 [35] 《共产主义新闻》（开姆尼茨），第1期，未注明日期（实为1919年），转引自卡尔·赫尔曼·蒂亚登（Karl Hermann Tjaden），《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体制与作用，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翼”反对派的组织社会学研究》（Struktur und Funktion der "K.P.D.-Opposition" (K.P.O.) . Eine organisations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zur "Rechts"-Opposition im deutschen Kommunismus zu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麦森海姆（Maisenheim）/格雷恩（Glain），1964年，第6页。 [36] 来自列维档案中的记录，P55/9。 [37] 同上，重印于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32页；格洛斯在《维利·明岑贝格》第100—101页也引用了这段话。 [38] 帕凯特，《俄国革命的精神》，第viii页。 [39] 卡·拉狄克，《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术：致德共十月代表大会的一封信》（Zur Taktik des Kommunismus: Ein Schreiben an den Oktober-Parteitag der K.P.D），柏林，1919年，第5页。 [40] 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02页。 [41] 同上，第101—103页。 [42] 卡·拉狄克，《世界革命的进展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Die Entwicklung der Weltrevolution und die Taktik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en im Kampf um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柏林，1919年，第5—10页，第12页。 [43] 同上，第15—18页。 [44] 同上，第20页。 [45] 同上，第22页。 [46] 同上，第23页。 [47] 同上，第25页。 [48] 同上，第28—30页。 [49] 同上，第30—31页。1921年，拉狄克在批判列维的著名小册子《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里再次使用了“坐等的党”这个公式。 [50] 拉狄克，《世界革命的进展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第32—37页、第45—49页。 [51] 同上，第56页。 [52] 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年7月8日——1914年7月2日），英国政治家，著名的帝国主义鼓吹者，曾任外贸大臣和殖民大臣。——中译者注 [53] 拉狄克，《世界革命的进展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第64页、第66页。 [54]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6页。 [55] 同上，第162页。在1918年，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过程中，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布哈林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袖，至少在1921年以前，他一直支持极左派的立场。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成了“右翼”的旗手。 [56] 独立社民党的机关报《自由报》在1919年9月11日发表了德共（斯）柏林党员通过的一项决议，并指出这份决议表达了德共（斯）的真实观点，其实它是与德共（斯）中央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57] 阶级合作主义者，指鼓吹“劳资合作，共同发财”的人。——中译者注 [58] 《德共（斯）中央就组织问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Report of the Zentrale to the Executiv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on the Question of Organisation），引用自维拉·穆伊贝格维奇（Véra Mujbegovic）,《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Komunisticka Partija Nemake v Periodu Posleratne Krize 1918—1923），贝尔格莱德，1968年，第166—167页。报告强调指出，即使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间，对于组织也缺乏兴趣：“在1919年7月，党在德国有十万名追随者，这些人当中只有少数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基本上，是工人对诺斯克政权的普遍敌意，使他们转向我们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巩固党的。由于得不到工资，党的各个部门无法运转。我们党目前处于非法状态，但这个借口不足以完全解释这种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在德国工人当中广泛流传着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政府支持不了几周或几个月，在目前局势与工人苏维埃专政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正是由于对当前局势有了这样的错误理解，我们的同志才会认为在组织里加强工作是没有用的。这种对组织工作的厌恶是可以消除的，但只能慢慢地消除。” [59] 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于1905年6月成立于芝加哥，它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行业工会主义与阶级合作主义政策，主张按照产业原则组建工会，并奉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原则。它深受革命工团主义影响，在成立后的二十多年当中领导了北美的激进工人运动，领导了一系列著名的罢工斗争，在教育工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广大工人群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最优秀的一些分子后来都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1923年它发展到了巅峰，当时它拥有十万会员，受它影响的群众约有三十万人。此后，由于局势的变化、政府的残酷镇压，它的影响逐渐减弱，但至今仍有数千名成员。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出，在沃尔夫海姆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个流派的主要观点，与世界产业工会的革命工团主义思想很相似。——中译者注 [60]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24—130页。 [61] 同上，第130页。 [62] 这次讨论的记录发表于1919年10月8日的《自由报》。在革命派是否应该在传统工会里工作的问题上，多伊米希借助于拉狄克的威信，共产党人却这样回答他：“拉狄克对德国国情一窍不通！”一个叫佩特斯的共产党人恳求他的同志们不要退出大会，这样会显得“不负责任”。几天后，德共（斯）中央发表声明，正式宣称柏林共产党人的行为及政治立场与中央无关（《自由报》，1919年10月13日）。 [63] 列维档案，P24/8，f8。 [64] 《德共（斯）中央就组织问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引用自穆伊贝格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165页。 [65] 列维档案，P55/9。 [66] 请参阅1919年春天起草的章程草案，收录于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该书收录的章程草案是根据保尔·列维档案第304—309页上的文件编写的。 [67] 《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3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am 25 und 26 Februar, 1920），柏林，1920年，第41页；《红旗报》，1921年12月28日；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39页，这些资料都几次提到过列维在1919年3月和8月之间采取的集中化“措施”或“政策”，但又没有提供具体事例。 [68] 后来，战斗组里的这些共产党人先是变成了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随后又变成了共工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19——420页）。 [69] 《1919年10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2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kusbund) vom 20 bis 24 Oktober, 1919），柏林，1919年，第61页。 [70] 同上，第30页。 [71] 同上。这个决定事先确保了列维的提纲能获得通过，但是，由于它是在列维递交报告之后发表的，所以代表们显然很清楚，当他们通过这个决定时，要冒什么样的风险。 [72] 《1919年10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1页。 [73] 同上，第33—38页。 [74] 同上，第44页。 [75] 同上，第42页、第44页、第60—62页。 [76] 同上，第48页、第51页、第62—67页。 [77] 列维档案，P19/2。 [78] 拉狄克，《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术：致德共十月代表大会的一封信》，柏林，1919年。 [79] 爱尔芙丽德·艾斯勒同保尔·弗里德兰德（Paul Friedländer）结了婚，她是奥地利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领导之一，并参与创建了奥地利共产党。1919年7月，她被开除出奥地利共产党的领导层，并在柏林定居，此后，她以路特·费舍的名字（这个名字借自她的母亲）而活跃。 [80]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7页。 [81] 萨姆伊尔·马尔科维奇·扎克斯（Самуил Маркович Закс，1884年8月24日——1937年3月8日），笔名格拉德涅夫（Гладнев），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富有的工业家家庭，少年时期即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之后在德国参加地下活动， 1919年来到汉堡。曾参加国际共产集团，后加入德共（斯），在党内属于极左派，但后来未参加共工党。1920年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后定居列宁格勒，担任《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82] 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04页。 [83] 原文为10月18日，经查证改为10月28日。——中译者注 [84] 弗·伊·列宁，《就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47—2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