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四章 德国局势的稳定与世界革命
正当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在步枪与火焰喷射器的火光中结束时，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党就开始着手准备成立共产国际。他们认为，德国共产党的存在为共产国际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1]，第一个具体任务就是宣告共产国际的成立。可是，传送文件、调动人员都需要时间，当共产国际正式成立时，德国党的真正创建者已经遇害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律师爱德华·弗赫斯[2]前往莫斯科，把卢森堡的一封信转交给了列宁[3]。几天后，列宁采取了几项措施，这些措施正是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第一步[4]。但这条路并不是笔直的。卢森堡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即成立新国际是历史的必需，但她又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艾贝莱因的报告中说，就在德共（斯）成立大会召开前两天，她还表示她反对任何立即宣告成立新国际的做法： 得在西欧有了几个革命党的存在之后，一个新的、革命的、有能力行动的国际才有可能存在……在只有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的时候，成立国际只会削弱革命国际的理念[5]。
卢森堡遇害后，这个观点得到了约吉希斯的维护，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初，布尔什维克党向德共（斯）发出邀请，请他们来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德共（斯）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在答复布尔什维克党的邀请时，他们达成了一致，卢森堡的这个观点占了上风[6]。德共（斯）要求自己的代表们[7]投票反对成立新国际，（如果我们相信恩斯特·麦尔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法的话[8]）并指示他们：假如不顾德国党的反对，宣布成立新国际的话，就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最后，由于通讯困难，以及刚刚诞生的德共（斯）领导层肩负重任无暇分身，只有埃贝莱因一个人去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以马克斯·阿尔伯特［Max Albert］的化名）参加了会议的工作，并反对成立新国际——他的党认为时机还不成熟[9]。他告诉我们说：“俄国同志，特别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拉可夫斯基，竭力劝说我，希望能让我相信必须立即采取这一行动。最后列宁决定：如果德国党坚持反对成立新国际，那就推迟成立[10]。” 显然，这个问题上的转机来自其他方面。奥地利共产党人施泰因哈特[11]在会议开始后才抵达莫斯科，他就中欧的革命起义做了一番热情的演说；拉可夫斯基充满激情的呼吁；也许还要加上约吉希斯遇害的消息；特别是会上的乐观情绪产生的压力，这些因素最终影响了埃贝莱因，使他说服了自己，没有投下那张关键的反对票[12]。共产国际成立了，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由季诺维也夫出任共产国际主席，当时没有人能理解这两件事蕴含的意义。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他们都这么认为： 今天莫斯科是第三国际的中心，明天——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这个中心将转移到西方，转移到柏林、巴黎或伦敦。俄国工人怀着喜悦之情，在克里姆林宫墙里欢迎世界各国工人的代表，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西欧某国的首都召开时，他们将以更大的喜悦之情欢送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在柏林或巴黎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意味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甚至可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13]。
布尔什维克党跟世界上大多数革命派一样，认为德国革命并没有在一九一九年头几个月里被葬送掉，它将以全部的力量卷土重来。唯一的问题在于要等多久。 拉狄克对形势的认识在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当中，只有拉狄克一个人对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有直接体验，他亲身见证了这一阶段的一部分。当对他的监管放松后，三月十一日，他在牢房里给作家阿尔冯斯·帕凯特[14]写了一封信（当时帕凯特正准备动身前往苏俄）。信中他说自己反对一月起义——“如果我们得不到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就不可能夺取政权。”[15]——然后他着重指出，在德国革命的过程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群众本能地指引自己走上了组织工人苏维埃、走上严格意义上的苏维埃的道路。在没有进行强大的号召成立苏维埃的宣传活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最最值得注意的。拉狄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革命的失败归咎于群众自己，而应该归咎于这种没有组织的情况——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群众不得不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战斗：“在德国，缺少一个大型的革命党。共产党首先是一个领导机关，而不是一个像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有传统的政党[16]。” 与俄国革命作比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德国革命发展出的一系列特殊问题： （在俄国革命中）我们不曾经历过像（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或今天这样的战斗，牺牲了那么多的鲜血和财富。那时我们在群众中有威信。我们掌握着群众。但德国共产党人没有掌握群众，正在进行的枪战和暴动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有群众组织，有工会，它们一开始就是革命的，或是从革命当中诞生的。德国的工会——它们是德国工人阶级的骄傲，是德国工人阶级组织天才的集中体现——它们诞生于一个政治上停滞、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此它们是改良主义的。这种组织的力量不是形成于革命的过程当中，而革命在它能给自己提供新的组织之前，胡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更糟糕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继承下来的组织却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并形成了反革命的基础。所以革命才会具有这种野蛮的、无法控制的性质。另外还有一点：当时我们是沿着争取和平的斗争的道路走向政权的，军队站在我们一边。那时候（俄国）资产阶级不能像现在的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用雇佣兵来打击我们。最后，德国资产阶级要比俄国资产阶级强大得多[17]。
拉狄克说，他的意思不是说德国革命没有胜利的机会，而是说还要经过更加漫长、艰苦的斗争：“德国的内战，将比俄国内战更加激烈、破坏更大。你们这么熟悉我，应该能知道我在写下这些话时，心里有多么悲伤[18]。” 希望在于世界革命的前途，它将从各战胜国中不可避免地掀起的革命浪潮中汲取新的力量： 谁也不知道协约国各国的事态发展会有多快。在这段时间里，德俄两国工人阶级将会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但却不是肩并肩地同协约国战斗（我在十月里曾以为会那样），因为协约国已经无力再发动一次战争了，而革命也不需要一次战争……强有力的工人政府在德国一出现，各种无组织的力量的问题，将因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传统而得到解决。这个传统在当前却导致了如此迥异的后果……看着无数的鲜血正在毫无意义地、没完没了地流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只有这一前途才能使我摆脱这种压抑的心境[19]。
魏玛共和国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当诺斯克的自由军团四处出击的时候，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魏玛共和国的成立，是十一月共和国的进一步发展，是成百上千万德国工人——包括那些相信艾伯特和诺斯克会带来一个统一、民主的德国的工人——的果实。 当然，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十一月革命的第一个成果，是完成了在十九世纪里半途而废的资产阶级革命。魏玛宪法并没有局限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根据魏玛宪法的主要起草人胡戈·普洛伊斯的说法，魏玛宪法“使国家神圣化，加强、巩固了国家”[20]。魏玛宪法规定德国是由多个邦（Länder）组成的单一制国家（邦的数量比第二帝国时期少），部分权力下放给邦政府，各邦的统治者自己管理本邦内部事务。中央政府负责国内外政策、财政、通讯、铁路和河运等方面的事务。 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同样可以从政治生活的组织中看出来。魏玛宪法明确保障以下基本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通信与电话的隐私权、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少数派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以及普选权。 立法权力由两个机关共同执掌。国家参议院（Reichsrat）由各邦政府提名的代表组成，而各邦政府又是由通过普选产生的各邦议会产生的。国家参议院的权力仅限于暂时性的否决[21]。国家经济委员会（Reichswirtschaftsrat）负责研究法律草案的社会与经济方面，它也可以提出法律草案；产业工人与白领工人的工会，以及雇主组织的代表平等地参加这个委员会。社会民主党把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设立看作是新的民主制度的社会性的证明。在立法过程中，国会（Reichstag）是最重要的机关。国会每四年选举一次，由普选产生，普选是按照一种重新分配的比利代表制来进行的，年满二十周岁的男女公民都可以参加普选。部长和总理对国会负责。 总统的权力很大，他跟国会一样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由全体德国选民选举产生，任期七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理由总统任命，然后总统再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命各部部长。他能颁布法律，在颁布法律之前，如果他要求、或十分之一的选民要求的话，可以要求举行全民公决。总统是外交使团、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的首脑。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予了总统实行全面独裁的权力，并使他具有跟德国皇帝相差无几的地位。根据法律，总统可以宣布戒严、设立特别法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卫国家，和解散国会。总统制是为统治阶级及其先锋——军队（它是统治阶级的最终守护者）而设立的。归根结底，魏玛宪法中一切关于民主权利的条文，都要服从于第四十八条，这一条给了这个政权以足够力量，让它来破坏任何革命的尝试、甚至是在魏玛宪法框架内的任何令人担忧的民主进展。因此，诺斯克的自由军团的行动、对柏林三月罢工的镇压，以及后来的希特勒的独裁的建立，都是符合魏玛宪法的，而这部宪法却被它的维护者吹成“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 联合政府自从一九一八年起，社民党多数派发挥的作用，表明他们将成为国民议会的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宣称自己将在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其实，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的选举当中，社民党赢得了三千万张选票中的一千一百五十万张，仅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九的席位。但在这么一个不稳定的局势当中，他们的右翼伙伴肯定不会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出于自己的考虑，他们决定继续“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也就意味着要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议会联盟。此外，资产阶级政党也抛出了橄榄枝，因为艾伯特在共和国总统的选举中，赢得了三百二十八张票中的二百七十七张，当选为总统。继他之后出任总理的先是谢德曼，然后是他们的党内同志古斯塔夫·鲍威尔[22]。在政府里，社民党的部长们处于少数，但在这几任总理任内，诺斯克一直掌握着关键的国防部长一职。 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力量都参加了。在极右翼，有德国民族人民党，它的领袖是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菲利希和克虏伯集团的管理人胡根贝格，它能调动大笔金钱，使唤强大的新闻媒体。在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方面，德国人民党表现得跟它一样，但人民党又做出渴望同协约国发展良好商业关系的姿态。人民党的首脑是另外一批工业巨头，比如胡戈·施蒂内斯，他的康拜因已经把触角伸到了每一个角落；银行家里塞尔[23]，他是汉莎同盟主席；银行家库诺[24]，他在巴林[25]自杀之后接任汉堡—美洲航线公司总经理一职；最重要的是施特莱斯曼，他曾担任过萨克森工业家协会秘书长。他们也能在情报和宣传工作上调动大量资源。 在议会中，支持谢德曼与鲍威尔政府的多数派，首先是德国民主党，这个党得到了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尽管它的领袖不是梅尔希奥尔[26]和多恩贝格（Dornberg）那样的银行家和商人，就是电气工业两大强权的代表——通用电气公司的瓦尔特·拉特瑙和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27]。其次是已经改名为基督教人民党的中央党，它仍然是天主教会的党，它开始鼓吹阶级合作，为老板与工人的“利益共同体”摇旗呐喊，它主要是通过自己在天主教工会内扮演的角色来这么做的。它在科隆出版自己的报纸《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与《人民新闻》（Völkische Zeitung），这两种报纸的读者遍布各个社会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在内。它的领袖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约瑟夫·维特[28]和费伦巴赫[29]都是中产阶级出身。 这个新联盟面对着许多严重困难。由于战时的封锁，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位置已经被协约国占据了。一战期间，德国的经济体系已经绷紧到了极致，结果绷断了。停战这一事实就表明了德国的经济遭到了何等巨大的损失。工业再也不能靠军事订单来维持了，与此同时，大批复员军人又加入了失业大军。设备资产已经损耗殆尽。资本开始离开德国，同时沉重的国家财政负担也变得难以承担。工业集中到了疯狂的程度——战争期间，蒂森家族和克虏伯家族的财产增加了四倍。施蒂内斯的财产从三千万马克增加到了十亿马克。大资本的“大王”们是德国的真正主人。他们向议会联盟发号施令。后者只能俯首称臣。急剧的通货膨胀，很快就破坏了十一月革命之后实行的各项社会措施，激增的失业使之彻底成为一纸空文。德国人民群众正在为战争支付高昂的代价。革命仍然留在议事日程上，尽管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条路将有多么艰难困苦。 革命只得推迟布尔什维克也认为德国革命只得推迟。一九一九年，他们继续支持列宁于一九一八年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声明： 我们并不只是贫弱和落后的人民，而是——这倒不是由于有特殊的贡献或历史注定，而是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的凑合——光荣地举起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人民。
同志们，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屡次直率地说，这面旗帜现在握在一双软弱无力的手中，如果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不来援助，这个最落后国家的工人是保持不住这面旗帜的。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完善的，有缺点的，不充分的，但是这对西欧的先进工人将是一种启示，他们会说：“俄国人开始做了应该开始做的事，可是做得还不怎么好[30]。 ” 拿列宁的这个观点，来同保尔·列维在一九一九年对其做的分析做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保尔·列维指出，尽管德国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是消极的，但无产阶级先锋队却已深度激进化，他还特别指出了那些促进世界革命发展的条件：“是客观环境驱使德国无产阶级以铁一般的决心投身革命，尽管他们准备得很差，并且只有微弱的革命倾向[31]。”他分析了一番德国革命第一波浪潮中的得失，并解释说： 世界革命的命运将在德国决定，这不是因为德国无产阶级拥有一些假想的先进性，而是因为十一月九日革命之后，德国资产阶级因其组织才能、力量及野蛮性，仍然跟以前一样危险，……也因为它穿上了社会民主党这件迷惑人的新外衣后而变得更加危险……还因为德国军国主义和德国资产阶级对世界革命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德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是将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的战场[32]。
但是，托洛茨基在发表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的《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里，试图解释（后来被布尔什维克称作的）德国革命的“延迟”。他拒绝拿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做类比，并强调指出：造成德国革命第一波浪潮被推迟的关键因素，是社会民主党所发挥的作用： 历史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它辩证的矛盾之一：正是由于德国工人阶级在上一个历史时期里把它的大部分精力用在自给自足的组织建设上……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当它转向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斗争时，在组织上却表现得极端无助[33]。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一样，都认为德国革命的特殊性，可以用缺少一个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共产党这个理由来解释： 它（即德国工人阶级）不仅被迫为夺取政权而战，还被迫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创造自己的组织、训练未来的领袖。在革命时期的环境当中，这个教育工作确实是要以急切的节奏来进行的，然而完成这个工作还是需要时间的。在缺乏一个有着为劳动群众广为接受的战斗的领导层的、集中的革命党，缺乏在无产阶级运动各中心和地区经过行动的考验和经验之检验的、起领导作用的战斗的核心与领袖的时候，这个在街头突然爆发出来的运动，必然带有间歇、混沌和缓慢前行的特征。目前，这些突发的罢工、起义和战斗展示出了唯一一种能公开动员德国无产阶级力量、让德国无产阶级挣脱旧党束缚的可行形式；与此同时，在当前条件下，它们也展示出了唯一一种教育新领袖、建设新党的手段[34]。
他强调，党不是从“一穷二白”开始建立起来的。历史上的重大收获、无产阶级的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影响依然存在。新党将在这些东西的基础上成立：“德国工人的政治与文化水平、他们的组织习惯与能力都是最高最好的……成千上万的工人领袖……正在觉醒，并且正在向他们的最高水平上升[35]。” 将在未来胜利的革命，它的主力部队是大批的先进工人，这些先进工人会被独立社民党内的共产党人争取过去，至于独立社民党，托洛茨基写道： 如果说考茨基—哈阿兹的独立社民党的历史任务在于在执政党的普通党员当中散播优柔寡断的情绪、以及为执政党中陷入恐惧、绝望或愤怒的各种成分提供避难所的话，那么反过来，作为其影响之一，这一暴风骤雨般的运动（我们的斯巴达克派战友在这个运动中扮演着英勇的角色）将从独立社民党的左翼引发无法阻挡的爆炸，独立社民党最优秀、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成分正在被共产主义运动吸引过去[36]。
完成了这个争取过程，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这场顽强的、毫不减弱的、不断爆发的、缓慢前进的革命正确实地向那个关键时刻逼近，到了那一刻，它的全部经过训练的力量都被发动起来，做好了战斗准备，它就能向阶级敌人发起最后的致命一击[37]。” 工人阶级中的深层运动一月十九日大选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素材，从中我们可以估量德国工人阶级在这段时期当中的意见变化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让我们吃惊的第一件事，是极左派对大选的抵制（德共［斯］成立大会支持这种做法）遭到了全面失败。参加投票的有差不多三千六百万人，大约是参加了一九一二年大选的三分之二。这三千六百万人里，有大概三分之二是第一次投票。约有百分之五十四的选民是妇女。在有投票权的人当中，大约百分之八十三参加了大选，投票率之高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38]。 第二件惊人的事，是艾伯特的支持者在大选之前、也就是他们在进行号召召开立宪会议的活动期间作出的预测，被事实驳倒了。两个“社会主义”政党总共只拿到了一千三百八十万张票，少于资产阶级政党总共拿到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张。当然，这次大选是在“社会主义者”政府执政几个月之后进行的，而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政府都是让人失望的。但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获胜的真正理由，正是那些反对召开立宪会议的人早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间就已经揭示过了。从一九零八年开始，资本家的大企业就开始在大选中投入大笔金钱。光是四家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ädter Bank）和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就给各资产阶级政党提供了高达三千万马克的竞选资金。另外，大选是在当局宣布戒严、加紧镇压的气氛中进行的。诺斯克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一副富有深意的景象：在星期天那天，诺伊科伦的工人区在投票时，广场上架着机枪，街道上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巡逻[39]。 说到底，在那种环境下，跟战前的大选相比，一月十九日的投票结果仍然显示出了强烈的左倾倾向。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共赢得了百分之四十六的选票，而在统一的社民党成绩最好的一九一二年大选中，社民党也才赢得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八的选票。如果一个选区一个选区地来对比的话，结果就更有意思了。 雅·萨·德拉布金对大选统计数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认为，首先，跟一九一二年大选相比，社民党在农业地区和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社民党在东普鲁士获得了百分之五十点一的选票，而在一九一二年大选中在这里只得了百分之十四点八；在西普鲁士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二，而一九一二年只得了百分之九点七；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赢得了百分之四十一，而一九一二年只得了百分之二十四。其次，在一些最重要的工业区里，艾伯特的党损失惨重。在哈勒—梅塞堡（Halle-Merseburg），社民党曾在一九一二年大选中赢得百分之四十二点六的选票，而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它只得了百分之十六点三，独立社民党则在这里赢得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在莱比锡，社民党曾在一九一二年赢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社民党多数派只得了百分之二十点七，而独立社民党则赢得了百分之三十八点六。在杜塞尔多夫，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赢得了百分之四十二的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只得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六，独立社民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在图林根，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得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五的选票，在一九一九年则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点六，独立社民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在这些工业地区，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得的票数加起来超过了过半多数，但大多数时候，独立社民党在工人中获得票数要比社民党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林的选举结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柏林，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获得了百分之七十五点三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只得了百分之三十六点四，而独立社民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在维丁（Wedding）和弗里德里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的工人区，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实际上得到了同样多的票数。德拉布金强调了社民党得票的两方面变化——它在农业地区得票增加，在工业地区则因独立社民党的有力竞争而减少了。他的结论是：在一九一九年投了社民党的票的小资产阶级要比一九一二年多[40]。 即使这个结论可能有充分根据，但仍有部分工人阶级继续支持艾伯特的党，特别是在小城镇。在大型工业中心，独立社民党开始赢得当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支持他们的候选人，并攻入了他们的对手的最坚固的一些阵地。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当然其特点是不确定的稳定化），共产党正处于地下，并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显然无法同另外两个工人政党竞争。 [1] 请参阅本书第八章。 [2] 爱德华·弗赫斯（Eduard Fuchs，1870年1月31日——1940年1月23日），出身于店员家庭，188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多次入狱。一战爆发后反对社民党支持战争的政策。后参加斯巴达克派。1918年参与建立德共（斯）。1928年退出德共，1929年参加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死于法国。——中译者注 [3] R·斯托利亚诺娃（R.Stolyranova），《举行共产国际一大的号召》（Der Aufruf Zum 1 Kongress der KI），《历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wissenschaft），第11期，1968年，第1397页。这封信上的日期为1918年12月20日，发表于1919年2月2日的《真理报》。 [4] 弗·伊·列宁，《致格·瓦·契切林》，《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38—441页。 [5] 胡·埃贝莱因，《斯巴达克与第三国际》（Spartakus und die III Internationale），《国际通讯》，第28期，1924年2月29日，第307页。 [6] 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档案》（Der Deutsche Kommunismus.Dokumente），科隆，1963年，第198页，n.54。 [7] 根据传统的说法，德共（斯）派了两名代表：埃贝莱因和列维涅。据列维涅的遗孀所述，列维涅是去了莫斯科，但不是作为德共（斯）的代表去的，而是作为罗斯塔通讯社的代表去的（赫·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30页）。 [8] 《1920年11月1日至3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5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5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m 1 bis 3 November 1920 in Berlin），柏林，1921年，第27页。 [9] 《共产国际一大，1919年3月2日至19日于莫斯科进行的会议记录》（Der I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in Moskau vom 2 bis 19 März 1919），汉堡，1921年，第76页。 [10] 胡·埃贝莱因，《斯巴达克与第三国际》，《国际通讯》，第28期，1924年2月29日，第307页。 [11] 卡尔·施泰因哈特（Karl Steinhardt，1875年8月1日——1963年1月21日），当过印刷工人，1891年参加奥地利社民党。1918年参与成立奥地利共产党。1945年至1949年被选为维也纳市议员，1945年至1946年任维也纳副市长。——中译者注 [12] 《共产国际一大，1919年3月2日至19日于莫斯科进行的会议记录》，第134页。 [13] 《消息报》（Izvestia），1919年5月1日。 [14] 阿尔冯斯·帕凯特（Alfons Paquet，1881年1月26日——1944年2月8日），德国作家、诗人，和平主义者。——中译者注 [15] 这封信的全文收录于阿·帕凯特，《俄国革命的精神》（Der Geist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莱比锡，1919年）的序言部分，第vii页。 [16] 同上，第viii页。 [17] 同上，第vii—第ix页。 [18] 同上，第ix页。 [19] 同上，第x-xi页。拉狄克写这封信的时候，诺斯克正在血腥镇压进行三月罢工的柏林无产阶级。 [20] 转引自皮埃尔·贝奈尔（Pierre Benaerts），《统一的德国，1806—1938》（L' unité allemande 1806-1938），第158页。 [21] 根据魏玛宪法，国家参议院有权否决国会的法案，但国会在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的情况下，也可以驳回国家参议院的否决。——中译者注 [22] 古斯塔夫·阿道夫·鲍威尔（1870年1月6日——1944年9月16日），曾当过律师事务所职员，后来在法律事务所工作，1908年至1918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1912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十一月革命后，于1919年2月任劳动部长，6月谢德曼辞职后接任总理一职，1920年3月卡普暴乱失败后辞职。——中译者注 [23] 雅科布·里塞尔（Jakob Riesser，1853年11月17日——1932年5月6日），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1903年起被选为民族自由党中央委员，1918年参加德国人民党。1916年至1918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9年至1928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至1928年任国会副议长。——中译者注 [24] 威廉·卡尔·约瑟夫·库诺（Wilhelm Carl Josef Cuno，1876年7月2日——1933年1月3日），1907年进入财政部工作，一战期间参加了为德国军队提供食品的工作，1917年进入汉堡—美洲航线公司工作，1918年12月出任汉堡—美洲航线公司总经理。1922年至1923年出任德国总理。——中译者注 [25] 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1857年8月15日——1918年11月9日），德国犹太商人，1886年受雇于汉堡—美洲航线公司，1899年出任总经理。德国投降后自杀身亡。——中译者注 [26] 卡尔·梅尔希奥尔（Carl Melchior，1871年10月31日——1933年12月30日），德国银行家，原为律师，1900年任大型私人投资银行M. M. Warburg & Co.的法律顾问。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任德国政府的财经顾问。1926年任德国驻国际联盟财政委员会的代表，1930年任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董事。1933年因心脏病逝世。——中译者注 [27]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1872年9月5日——1941年9月9日），1899年进入西门子公司工作，1901年至1908年任英国分公司经理，1908年至1912年任西门子公司海外活动负责人。1920年至1924年被选为德国民主党的国会议员，1924年至1934年任德国国营铁路公司（Deutsche Reichsbahn-Gesellschaft）管理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28] 卡尔·约瑟夫·维特（Karl Joseph Wirth，1879年9月6日——1956年1月3日），出身于技师家庭，1908年任弗莱堡经济技术学院院长，1913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14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任巴登邦财政部长，1919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卡普暴乱失败后任财政部长，1921年5月至1922年1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29] 康斯坦丁·费伦巴赫（Constantine Fehrenbach，1852年1月11日——1926年3月26日），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03年起被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曾任国会议长，1919年至1920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20年6月至1921年5月任总理。逝世前一直任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中译者注 [30] 弗·伊·列宁，《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1页。 [31] 《革命在德国的进展》（La marche de la Révolution en Allemagne），《共产主义评论》（Revue communiste），第2期，1920年4月2日，第142页。 [32] 同上。 [33] 列·达·托洛茨基，《缓慢前进的革命》（A Creeping Revolution），《共产国际的头五年》（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1卷，伦敦，1973年，第69页。 [34] 同上，第70页。 [35] 同上，第71页。 [36] 同上。 [37] 同上。 [38] 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43页。 [39] 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75页。 [40] 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46—5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