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二章 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
保尔·弗勒利希在他编写的罗莎·卢森堡传记里写道，她不能容许自己染上列奥·约吉希斯在德共（斯）成立大会闭幕后的那种忧虑与悲观：“罗莎明确宣布，刚出生的婴儿发出的第一声总是啼哭声……她表示自己坚信：尽管新党会犯种种错误，但它终将找到正确的道路，因为它拥有德国无产阶级最优秀的核心。[1]” 其实，约吉希斯之所以悲观的理由，跟他的同志之所以乐观的理由一样充分。当时的局势体现的各个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尽管新党还很虚弱，尽管革命派在苏维埃里遭到了失败，一股新的思潮——极左派在斯巴达克派内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了同样的思潮——却正在使战斗的柏林工人激进化，并正在驱散十一月的种种幻想。首先，自从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起，艾伯特政府的状况似乎一天比一天不稳定。军队正在瓦解，正在脱离军官的控制，军官的公开的反革命行动正越来越多地招致群众的反对，甚至还迫使独立社民党同他们决裂，而此前独立社民党还在以一个优秀的调解人的身份，来尽力保住他们之间的同盟。时间正对革命有利。 风波不断的十二月在十二月初，卢森堡在她的名作《冥河已在流动》中讨论了罢工运动[2]。工人的经济运动，体现出十一月革命并不只是一场民主的、纯政治性的革命[3]，并以阶级的话语向觉悟最低的群众提出了当前的问题。十二月八日，米尔海姆工人士兵苏维埃逮捕了弗里茨·蒂森[4]、小施蒂内斯和几个大资本家，让许多人看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5]。 其他激进化的征兆有：军队的瓦解、政府及总参谋部与士兵苏维埃离心离德（士兵苏维埃质疑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权威）、传统的国家机关与统治阶级被剥夺了最好的调和工具。 十二月一日，最高统帅部在艾姆斯（Ems）遭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失败。总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前线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希望以此诱使士兵同意最高统帅部的计划：迅速召开国民议会、废除苏维埃的权力、重树军官的权威、在军官的控制下解除平民的武装。但是巴特出乎意料地出现在这次大会上，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局势。出席大会的代表决定向柏林执委会派出特派员，并通过了反叛性的决议，要求在不执勤的时候不向军官敬礼（敬礼是对军官的尊重的外在表现形式），并要求重选士兵苏维埃[6]。 艾姆斯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士兵苏维埃正在脱离最高统帅部的控制，因此最高统帅部开始恐慌了。反革命阵营越来越惊恐，引发了十二月六日的冲突，这次冲突让他们自己成了促进柏林群众激进化、让柏林群众转而反对艾伯特政府的一个重要因素。十二月五日，柏林的一支卫戍部队（理论上由维尔斯指挥）向总理府进军。一个叫苏佩（Suppe）的士官宣布士兵信任艾伯特，并将在反对“反动派”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支持艾伯特。艾伯特以政府的名义向他们致谢[7]。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一队武装士兵在一个叫做费舍尔（Fischer）的士官带领下，占领了苏维埃执委会大楼，逮捕了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另一支部队在在一个叫施皮洛（Spiero）的士官带领下前往总理府，宣布他们要提名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8]。最后，当天晚上卫戍部队士兵用机枪向红色士兵同盟的游行队伍扫射[9]。 这次行动没有得到很好的领导，它本身当然也没有太重大的意义；参与其中的士兵并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次演讲就足以迷惑他们。但这是某种思想状态的征兆；就在接下来的一天（十二月七日），李卜克内西在《红旗报》编辑部办公室里被捕了[10]；这也是某种恐慌的迹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焦虑所得到的回应揭示了它自身的存在。十二月八日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工人组织了报复性的进军[11]。艾希霍恩组织了调查，从调查中发现的东西助长了焦虑，并把嫌疑集中到了艾伯特身边的人身上；涉嫌其中的似乎不只有前几天才刚刚在维尔斯庇护下出任人民海军师师长的沃尔夫—梅特尼希伯爵（Count Wolff-Metternich），还有当时已经辞职的柯林·罗斯，以及艾伯特的私人秘书莫瑟（Moser）[12]。执政的社民党多数派此前被人指责软弱无能，现在开始被怀疑是同谋。 就在这个时候，军方首脑给艾伯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正在失去耐心，而艾伯特向他们的要求作了让步，同时又尽力隐瞒这一点。所以，当兴登堡于十二月八日写信紧急干预之后，艾伯特同意了让十个从前线撤下来的、被军官牢牢控制着的师进入柏林[13]。它们的指挥官莱奎斯（Lequis）将军草拟了一个作战方案：解除平民的武装，搜查不可靠的地区，对任何“非法履行政府职能者”就地处决[14]。但是艾伯特又反对任何可能在柏林引发冲突的方案，在这种时候，一旦引发冲突，后果难以预料。冯·施莱赫尔少校提出折中方案，让军队暂时只作一次有秩序的横穿城市的行军，希望以此造成“心理震撼”，至于解除武装则推迟到日后进行[15]。这次隆重的军队入城式给了艾伯特一个演讲的机会，在演讲中他宣布德国军队没有被敌人击败[16]——他的这篇演讲，有力地支持了德国军队被革命派“背后捅了一刀”[17]的神话。但将军们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因为士兵正在脱离控制。格勒纳将军后来解释说：“士兵思乡心切，没人指挥得动这十个师。消灭柏林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整顿军队秩序的计划没能执行。[18]” 军队秩序良好地从前线撤了回来，但一旦无所事事或身处后方的环境（特别是柏林），它就会失掉凝聚力。莱奎斯将军甚至承认：“在斯巴达克派的极端宣传影响下，军队垮了[19]”。贝努瓦—梅尚[20]写道：“这些师刚一进入柏林，它们就崩溃了，瓦解了。它们的团一个接一个地被腐蚀了，跑到革命那边去了。[21]”显然军队在街上的斗争里是派不上用场的，得找另外一个工具才行。 围绕着军队展开的斗争尽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其他方面是处于艾伯特的影响之下，但它通过跟军队有关的决议却体现出了广大劳动群众当中的情绪，群众的代表仅仅表达了这种情绪的一部分。即使是在他们支持艾伯特的政策的时候，他们也没想到要跟艾伯特一起同军官团合作，在他们看来军官团是反民主的势力，而他们想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柏林卫戍部队士兵示威的压力下（多伦巴赫使自己当上了士兵的代言人[22]），苏维埃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由汉堡社民党人兰普尔提出的动议。尽管艾伯特反对，但“汉堡七条”还是通过了。这个决议真正判处了旧军队死刑：废除军衔标志、废除纪律、在不执勤时不穿军服、取消敬礼、军官由士兵选举产生、把军队的指挥权转交士兵苏维埃[23]。兴登堡的观察员冯·哈保（von Harbou）少校向他发出了警告，然后兴登堡通知艾伯特说，这是对德国军队的“暗杀”，他不能答应，并将拒绝执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他写了一封大意如此的信函[24]。 十二月二十日，兴登堡派格勒纳将军和冯·施莱赫尔少校去和人民全权代表会见。这两位特使穿着礼服会见了艾伯特和兰兹贝格，然后和他们一起去找中央苏维埃，企图说服中央苏维埃[25]。他们坚持认为军队的复员不能拖延，最终的决定应由立宪会议作出。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与中央苏维埃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哈阿兹又做了批判，反对艾伯特的投降与不执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做法[26]。在此期间，柏林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有人正在策划军事政变的传闻不胫而走。 由于人民海军师的问题，冲突发生了[27]。十一月初，基尔派来了一队水兵，然后库克斯港也派出水兵参加了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先后由奥托·托斯特、沃尔夫—梅特尼希伯爵和弗里茨·拉特克（Fritz Radtke）指挥，维尔斯将其用作治安部队。维尔斯把人民海军师部署在宫廷马厩（Marstall），让他们恢复这座被“捣乱分子”占据的城堡里的秩序[28]。 人民海军师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十二月里恶化了。在前中尉多伦巴赫的有力影响下，水兵开始向李卜克内西靠拢了，变得激进了，十二月二十一日，该师参加了由斯巴达克派和红色士兵同盟举行的示威游行[29]。普鲁士财政部长反对增加该师兵员，并要求其撤出宫廷马厩[30]。人民全权代表要求将其兵员从三千人减少到六百人，但水兵要求把多余人员合并到共和国保安部队中去[31]。为了趁早解决这事，维尔斯向水兵发出警告：不把兵员裁减到他们希望的数目，就不给水兵发薪[32]。首都卫戍部队士兵苏维埃则要求加强该师的力量[33]。 谈判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根据水兵的说法，维尔斯向水兵的领袖拉特克发出威胁，说他要用莱奎斯的部队来对付水兵[34]。十二月二十一日，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水兵同意撤出宫廷马厩，并把钥匙还给维尔斯，作为交换，维尔斯要补发欠水兵的薪饷[35]。十二月二十三日，水兵撤出了宫殿，并把钥匙还给了巴特[36]。巴特叫维尔斯给水兵发薪，而维尔斯叫他去找艾伯特。水兵们去了总理府，却没找到艾伯特，这令他们火上浇油；他们关上了大门，封锁了电话交换机，并向驻军司令部（Kommandantur）行军，去讨要自己的薪饷[37]。 半路上他们遭到了射击，他们进行了回击，然后遭到了由维尔斯指挥的装甲车上的机枪扫射。死亡三人，多人受伤。水兵们认为自己中了圈套，就逮捕了维尔斯和他的两个同事，将他们作为人质扣留在宫廷马厩里。多伦巴赫成功说服了他们，让他们撤出总理府。但就在这段时间里，艾伯特向最高统帅部求援，随后军方派出了莱奎斯的部队，他们得到了非常严格的命令：平息事态、消灭人民海军师，当晚他们占领了总理府[38]。一场武装冲突眼看就要爆发，但巴特和艾伯特先后出来在水兵和士兵之间进行调解。最后水兵同意撤回宫廷马厩[39]。凌晨三点钟，水兵释放了两个人，但仍扣留着维尔斯。近卫骑兵师的帕布斯特（Pabst）上尉接到了命令，让他去进攻宫廷马厩解救人质。早上七点，他们保卫了宫廷马厩之后开始对其炮击。炮击持续了两小时[40]。 炮声惊动了柏林工人，各区的工人集合起来向市中心进发。就在这时候，帕布斯特上尉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便命令水兵在二十分钟内缴械投降，然而此时群众从他后方涌来，打败了他。贝努瓦—梅尚写道： 民众如潮水般冲向士兵组成的防线，这些士兵是莱奎斯将军部署在这里，以掩护进攻部队的。民众质问这些士兵：你们跟着军官一起与人民作对，难道你们就不觉得羞耻吗？士兵犹豫了，很快就被打垮了。有些士兵把步枪扔到了地上，其他的则被示威民众缴了枪。眨眼间防线就崩溃了，民众高声呼喊着冲进了部署在宫廷马厩前面的近卫骑兵师的后方。[41]
军官们大难临头了，幸亏艾希霍恩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们免受私刑之苦。结果政府不但得给水兵发饷，还得把莱奎斯的部队撤出柏林。维尔斯被解除了卫戍司令的职务，由安东·费舍尔（Anton Fischer）接任[42]。 在这次事件中输得最惨的是艾伯特。他被柏林工人视为军方的同谋。在内阁里，独立社民党部长也不听他的了。这些部长承受着来自自己的追随者的压力，这些追随者要他们同“叛徒”和“反革命的推手”决裂，至少也要让艾伯特作出解释。当人民海军师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的时候，是谁下令进攻宫廷马厩的？温尼希正在东方的波罗地海国家里参加反布尔什维克圣战，社民党是否赞成他的行为？艾伯特及其同伙愿不愿意实行“汉堡七条”？这些问题都在中央苏维埃里提了出来[43]，独立社民党认为他们所得到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他们拒绝同社民党多数派分担十二月二十四日事件的责任，十二月二十九日，哈阿兹、巴特和迪特曼决定辞职[44]。他们在普鲁士邦政府内的同志也辞职了[45]。 半个月前，卢森堡就已经要求哈阿兹退出政府，如今他们的这一表态，正合卢森堡所想。独立社民党的人民全权代表的辞职，本身就是由于柏林群众的激进化而促成的，这反过来加快了群众激进化的速度。但这也加深了社民党多数派对军方首脑的依赖。 走向内战哈阿兹及其同党的辞职，使艾伯特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至少在柏林是这样。十二月二十九人，群众为圣诞节事件中牺牲的水兵举行了葬礼，他们打出了巨幅标语：“我们控诉艾伯特、兰兹贝格和谢德曼杀害了水兵！[46]”但就在同一天，社民党组织了人数更多的反示威[47]，打出了“打倒斯巴达克同盟的血腥独裁！”[48]的口号。双方都在为内战做准备。 柏林工人的激进化过程是深刻的，但它首先是矛盾的。十一月革命没有经过真正的战斗就胜利了；它助长了团结的神话，并使人们以为一切都会如此顺利。两个月以来，首都工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在他们认识到自己有多强大的时候，他们以为已经紧握在手的胜利果实，已经悄悄从他们的指缝里溜走了。他们在十二月六日初次了解了肩并肩地走在街道上的千百万人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十二月十六日，有如此多的人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参加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场外的示威游行（这让组织者自己都吃了一惊）——那是因为在检验了自己的力量之后，他们正在不很明确地尝试运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止被他们认为是“撤退”的行为——这种“撤退”只能解释为“出卖”。这很像一九一七年的七月事变[49]。正如托洛茨基所写的：“在找得一个办法改变苏维埃成分以前，工人和士兵图谋以直接行动方法使苏维埃服从群众的意志。[50]” 在这种形势下，独立社民党、甚至是《红旗报》发出的号召参加竞选活动的呼吁，都会被当成是同敌人斗争的荒谬手段，要知道，这个敌人装备有迫击炮、机枪和手榴弹，但柏林工人现在也知道了，在街头战斗中，这个敌人并非不可战胜。圣诞节后，柏林工人大步向前迈进，却没有注意到德国的其他地方。驱使他们的是一种模糊的意识：直接的革命暴力是唯一能有效对抗反革命暴力的武器。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斯巴达克派领袖意见一致：革命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将不得不战斗。 但是大多数群众还不清楚应该用什么办法和手段来战斗。要举行工人起义的话，几乎不能指望能得到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帮助。斯巴达克派和红色士兵同盟号召成立赤卫队，尽管他们既不能领导这支队伍，也不能担任这支队伍的干部。红色士兵同盟有几支队伍，艾希霍恩有自己的治安部队。驻守在施潘道的卫戍部队处于在斯巴达克派成员冯·洛耶夫斯基的影响下，他们自认为是革命的队伍（别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人民海军师当中，亲近李卜克内西的多伦巴赫享有无可置疑的威望，尽管这支队伍根本不认为自己是“斯巴达克派”，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斯巴达克派的同情者[51]。不管怎么看，这些部队都是分散开的，他们之间的政见也很不一样。他们既缺少一个总指挥部，与大工厂里的工人联系得也不够密切。柏林的有武装的无产阶级还远远算不上一支无产阶级军队。他们有热情，有冲劲，同时他们这些各自为政的队伍相信积极活跃的少数人的行动能够产生很大效力。从这一点来看，对《前进报》编辑部的接连占领引发了许多争论。我们不能否认有“捣乱分子”甚至是挑拨分子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了作用，但这解释不了一切。此类行为要产生效果、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只能是在有利的环境中，特别是在急不可耐的群众当中才能做到——在这些群众中间，只有革命新手的语言才能触及到示威群众的灵魂深处，因为这种语言能激起他们的感情的共鸣。 联合政府破裂了，团结的幻想破灭了，各苏维埃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自杀的决议，柏林工人已经一无所有了，他们只剩下了武器，以及革命正危在旦夕的强烈预感，他们看不到任何通过政治手段来挽救革命的可能。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柏林，正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彼得格勒一样，激进化的群众不想再跟各种政治争论纠缠，他们企图通过武装斗争来个快刀斩乱麻，一举解决各种争论。但是在柏林并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来指出政治斗争的前景，在前几次武装示威受挫后（武装示威的后果本来是很容易预料到的），也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来领导必要的撤退。 革命派领袖在各种意见中间摇摆不定。革命工长组织批评了占领《前进报》编辑部的做法，但德共（斯）成立大会又拒绝接受列维与卢森堡的分析。那些本来应该担任领袖的人，向那些正在寻找出路的人发出了自相矛盾的信号，这些信号之间的差异是可以被发现的。这个因素严重影响了群众前进的欲望，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最刺激群众神经的，乃是他们的领袖的迟疑不决。无结果的期待迫得他们渐渐坚决地去敲那个不愿为他们打开的门；或者真正走到失望去。[52]” 但就在这个时候，反革命发现了革命派所缺少的是什么：一个能对力量对比作出分析的领导层，和一个工具——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队伍。艾伯特在十二月的狂风暴雨里连遭打击，他已不再是反革命的领袖了。反革命的领袖现在是古斯塔夫·诺斯克，他是社民党议员，多年来一直深得军官团信任。他现在已经与鲁道夫·维塞尔[53]和保尔·洛贝一起参加了政府，接替了辞职的独立社民党人[54]。他是个坚决果断的人。他宣布：“我们中总得有人出来当刽子手[55]。” 要想恢复秩序，只能依靠旧军队，这点没人怀疑了。自从莱奎斯的冒险失败后，旧军队就不存在了。但是有几个军官事先预料到军队可能会瓦解，为了保住几支精锐部队，让它们避免这场灾难，他们已经忙活了几周。十二月六日，在西克斯特·冯·阿尼姆[56]将军的司令部里举行了一次会议，此后梅克尔[57]将军在他的部队里，按照已经在东线成立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军事组织的模式，组建了一支“志愿轻步兵自由军团”[58]。梅克尔的自由军团是为了内战而建立的，它是为内战而组织、武装和训练的。自由军团的官兵是领取特殊津贴的志愿者，他们为执行特殊任务而做好了准备，这些特殊任务是：“占领车站，控制要津，保护军火与物资仓库，在港口维持治安，保护公共建筑物，清空街道和开阔地上的人群，强攻并占领建筑物”[59]。这些官兵在参加自由军团时，要进行特殊的宣誓：要宣誓忠于“艾伯特总理的临时政府”，直到立宪会议成立一个“可靠的政府”为止[60]。当十二月二十四日，柏林爆发宫廷马厩冲突时，梅克尔将军已经有了四千名志愿者。自由军团被部署在离柏林很近、但离柏林群众很远的措森（Zessen）军营里。一月四日，冯·吕特维茨[61]将军（他接替了莱奎斯的职务）请艾伯特和诺斯克来检阅自由军团，他们对自由军团啧啧称奇，称赞他们是“真正的军人”。诺斯克挨近艾伯特，对他说道：“别担心！轮子就要转起来了，你会看见的！[62]” 此时冯·吕特维茨将军手下指挥着柏林内外的八万士兵[63]。他们的军官能否依靠他们在首都行动，这点值得怀疑[64]。时间也许对革命有利；对于革命的自觉的敌人来说，问题在于趁他们有能力打击革命时果断下手，不让革命继续发展下去。 艾希霍恩事件艾希霍恩事件为双方提供了进行力量对比的理由，双方都抓住了这个机会。十一月革命后担任柏林警察总监的艾希霍恩是一位老资格的社民党活动家、一个老激进派、独立社民党创始人之一。他常被人们称作“德国的科西迪耶尔[65]”，因为他令人想起了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马尔克·科西迪耶尔；而在社民党多数派看来，他是必须被搞掉的人之一。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社民党多数派容忍他当警察总监，只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在不破坏联合政府的前提下免去他的职务。但是独立社民党退出了政府，他们就能腾出手来对付艾希霍恩了。现在政府是社民党的一党政府，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各部门的主管职位上。在下了镇压革命的决心之后，他们是不会让一个众所周知的革命同情者继续呆在警察总监的位子上的。 虽然如此，他们下手的时候还是很小心。十二月二十九日，深受社民党信赖的代理人安东·费舍尔同艾希霍恩的几个同事见了面，并向他们出示了用密码写成的计划，计划中说他们已经同意参加由艾希霍恩负责的单位[66]。一月一日，《前进报》开始大肆攻击艾希霍恩，对他进行了彻头彻尾的中伤诽谤。《前进报》指控他是罗斯塔通讯社的雇员，拿了“俄国人的金子”，非法购买了武器，侵吞了粮食。《前进报》宣布艾希霍恩继续留职会“危及公共安全”[67]。一月三日，普鲁士内务部召见艾希霍恩，在那里他被一个叫多耶（Doyé）的枢密顾问——此人是社民党的内务部长希尔施[68]的同谋——指控犯有最可怕的罪行，从诈骗到武装抢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月四日，普鲁士内阁根据希尔施的建议，决定免去艾希霍恩的职务，由社民党人欧根·恩斯特接任[69]。但艾希霍恩拒绝从命[70]，他得到了柏林左派组织的支持，从独立社民党、国际共产集团，到斯巴达克派和革命工长组织，都支持他。 阿图尔·罗森贝格曾试图弄清艾希霍恩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立场，为什么拒绝离职，他断定这无法用常理来解释，只能用艾希霍恩的“反复无常”来解释。在他看来，独立社民党的部长们辞职后，艾希霍恩自然也应该跟着他们一起辞职；如此重要的一个职位，被一个敌视社民党多数派的、众所周知的革命同情者占据着，这是不可想象的。独立社民党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强调这个关键职位的重要性；如果他们是这么想的话，那他们根本就不该叫自己的部长们辞职[71]。 其实这个问题不该像罗森贝格那样放在司法层面去考虑。当艾希霍恩拒绝让位给恩斯特时，他是在对柏林工人的情绪作出回应，在柏林工人看来，对于反革命的勾当，政府是乐见其成的（何止是“乐见其成”！）；所以，艾希霍恩和他的部队（几周以来，许多可靠的活动家已经加强了他的部队的力量），就成了对抗反革命的最后手段之一。将他解职的消息激起了柏林工人的怒火，他们纷纷用各种决议、罢工和示威游行来表达他们的愤怒[72]。 一月四日晚上，革命工长组织开了会，仅此一次，他们一致认为：已经后撤得够远了，该反击了。共产党中央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建议号召举行总罢工。卢森堡坚持认为，尽管这只可能是一次简单的抗议罢工，但必须弄清楚艾伯特准备走到哪一步、德国其他地方的工人会对此作出什么反应[73]。一年半后，当时在场的一位共产党员写道： 一月四日晚上，德共中央讨论了由针对艾希霍恩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当前局势。大家都认识到了局势的重要性。大家都认为企图推翻政府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政府撑不过半个月。因此中央委员一致同意：应当避免提出含有立刻推翻政府的意思的口号。我们应当提出以下口号：撤销解除艾希霍恩职务的命令、解除反革命部队（如苏佩的卫队等）的武装、武装工人。这些口号都没有打倒政府的意思，甚至没有武装无产阶级的意思，这个政府依然能在无产阶级当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在当前局势中，不能忽略这一点。对此我们全都同意；必须尽最大可能的力量来捍卫这些最低要求的口号。它得是革命意志的有力行动的必然结果……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发出了举行示威游行的号召。[74]
其实还是有不同意见的，尽管没被人表达出来，甚至几乎没被人察觉到。在会场外，李卜克内西曾对一个同志透露道：“我们现在确实不可能成立自己的政府，但是在革命工长组织的基础上成立累德堡的政府，这却是可能的。[75]”卢森堡的意见似乎很合理：即使他们把目标定为打倒艾伯特政府，这种行动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外省还来不及跟上步伐。当时的环境使分歧进一步扩大。 此时，在革命派领导层当中，要达成一致并不困难。一月五日早上，独立社民党柏林组织、革命工长组织与共产党联合散发传单，号召人们在下午两点到胜利大街（Siegesallee）参加示威游行：“你们的自由在危急中，你们的未来已危在旦夕，革命的命运到了紧要关头！国际革命社会主义万岁！[76]”柏林组织只号召举行示威游行，没有别的行动。正如传单中指出的，这次示威游行唯一的目标，“是展示出十一月的革命精神并没有熄灭”[77]，而不是采取战斗的立场。战斗正在迫近，但不是马上就要开始。群众如何回应举行游行的号召，将指出下一步的方向[78]。 但是抗议的规模发展得如此之大，连组织者自己都吓了一跳。从胜利大街到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几十万示威者挤满了首都的中心，在警察总局的阳台上，累德堡、李卜克内西、多伊米希和艾希霍恩见识了集合起来的工人群众的力量，并向他们展现出的巨大决心致敬。艾希霍恩说道：“是革命给了我这个职位，我只会把它交还给革命。[79]” 一年后，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的那位共产党领导人是这样来回顾这次示威游行的： （那天）我们在柏林看见的，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群众行动。我们认为在俄国都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罗兰（Roland）雕像到胜利大街，无产者都在肩并肩地游行。游行的队伍一直长到蒂尔加腾（Tiergarten）。他们拿着自己的武器，打出了红旗。他们决心已下，要赴汤蹈火，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这是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就连鲁登道夫都没见过这样的大军。[80]
对于这次示威游行的组织者来说，示威群众的人数、决心以及斗争的积极性是一个新的因素。十一月的革命精神不仅没有死去，反而从未如此鲜活。最广大的柏林群众想要斗争；他们绝不会让自己的示威游行变成一场无疾而终的表态。 通往起义道路上的一步我们那位共产党人继续写道： 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群众一大早就来了，九点钟的时候，他们就顶着寒冷和大雾来了。领袖们正在别的地方开会讨论。雾越来越大，群众却依然在等待。可领袖们还在讨论。到了中午，群众已经又饿又冷了，可是领袖们还在讨论。群众兴奋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想要行动，想做点什么来释放他们的狂热劲头。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领袖们还在讨论。到了黄昏的时候，雾越来越浓了。群众沮丧地回家了。他们想干出点大事，但却什么都没干成。可领袖们还在讨论。他们在宫廷马厩里讨论。工人站在空荡荡的亚历山大广场外面，手里拿着枪，身边是灯火和重机枪。领袖们在宫廷马厩里讨论。在警察总局，每支枪都在瞄着目标，每个角落都有水兵，从每个房间望出去，都能看见街上挤满了群情激奋的士兵、水兵和工人。在宫廷马厩里领袖们坐着，讨论着。他们坐了一整晚，坐了一个通宵，在讨论着。人们又回到了胜利大街，领袖们还坐在那里讨论着。他们讨论、讨论，没完没了地讨论[81]。
正在讨论的人有：独立社民党柏林组织的领导层成员累德堡和多伊米希、艾希霍恩的副手格利列维奇、来自革命工长组织的肖尔策等几个人，还有两名德共（斯）中央委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皮克[82]。他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确实非常复杂。他们都觉得在艾希霍恩事件上退让会让柏林工人大失所望，工人群众不会原谅退让，退让无疑将会挫伤群众的锐气，折损群众的力量。他们也认为，不能用不彻底的方法来战斗，真要战斗的话，就要一决胜负。他们许多人认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人们都说政府的部队显得犹豫不决，当费舍尔命令部队攻占警察总局时，士兵会拒绝服从他的命令。 前一天晚上，德共（斯）中央开了会，然后就没再开过会。会上他们一致认为自己能够、也应该让政府收回解除艾希霍恩职务的命令、解除反革命部队的武装，甚至是武装无产阶级。他们都认为，提出可能引发推翻艾伯特政府的战斗的口号，是不对的。但是示威游行的规模出乎意料地大，李卜克内西和皮克有理由认为形势已经好转了。 在场其他领导人当中[83]，许多人认为他们能轻松夺取政权，对这个问题，他们只考虑了军事力量的对比关系。革命派是否已充分组织起来参加一场必须成为决定性战役的斗争呢？这是多伦巴赫的意见。他是一位天才鼓动家，对驻扎在宫廷马厩的人民海军师的水兵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宣称水兵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跟工人一起打倒艾伯特政府。他还补充说，根据他的情报，柏林卫戍部队中最大的一支的情绪也是如此。最后他说道，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驻扎在施潘道的几千名士兵，装备有两千挺机枪和二十门野战炮，正准备向首都进军：他们必须前进。累德堡被说服了，李卜克内西以他的威信压上了天平的这一端；他们都认为，不能只对艾希霍恩被解职表示抗议，还必须发动夺取政权的斗争，因为现在这已成为可能[84]。 累德堡和李卜克内西的不同寻常的结盟具有决定意义。这次会议没有重视士兵代表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的警告，他不但反对多伦巴赫关于卫戍部队的情绪的看法，还反对多伦巴赫对水兵态度的看法[85]。主持这次会议的里哈尔德·穆勒跟李卜克内西一样认为，群众正在走上革命道路，但他不认为在柏林发动进攻的时机已到，充其量只能在首都获胜，因为先头部队隔离于德国其他地方[86]。 多伊米希支持里哈尔德·穆勒的看法，他认为夺取政权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只能持续几天的短命的柏林公社，而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最终获胜。但这次他们俩处于少数。只有六人投票赞同他们[87]。就这样，这次会议几乎一致决定试探一下推翻政府的可能性有多大。为此他们任命了一个由五十二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这次运动，一有必要，就把“革命委员会”提升为临时革命政府，直到重新举行苏维埃的选举并召开新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止。革命委员会的首脑是三位权利平等的主席：累德堡、李卜克内西和保尔·肖尔策[88]。革命委员会的结构太臃肿了，它注定是虚弱无力的。多伊米希再次批评了冒险主义，他拒绝为此分担责任，离开了会场。 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起事件，其后果具有决定意义，但尚有许多待查的隐情。一队独立行动的武装工人再次占领了《前进报》编辑部大楼[89]。其他队伍则于当晚接连占领了主要的印刷厂与报社[90]，可能意在激化冲突。因为他们也知道几乎不可能靠这种特种部队式的行动来解决没收资产阶级传媒的问题。累德堡后来谈起这些行动时说道：“群众的这一行动把既成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91]”但同时，他自己也把一个仍然影响深远的既成事实摆在了柏林工人面前。 打倒政府的斗争当首都街头的事件不断发展的时候，笨重的革命委员会正在动手准备。它号召人们于一月六日（星期一）中午十一点的时候再次举行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这是它的成功的一个小小的证明[92]。大批参加游行的工人将会要求发出总罢工的号召。然后起草一份宣言（事先用打字机打好），准备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发布： 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已经让人忍无可忍。由签名人代表的革命委员会代表革命的工人和士兵（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宣布这个政府已被罢免了。革命委员会暂时接管政府职能。同志们！工人们！紧密团结到革命委员会身边！签名人：李卜克内西、累德堡、肖尔策。[93]
但这份呼吁书未能发表。革命委员会脚下的根基正在悄悄滑走。驻扎在宫廷马厩的水兵抗议这项违背他们意愿的计划[94]，并批评多伦巴赫不跟水兵商量就擅自代替他们做主[95]。他们把正在宫廷马厩里开会的革命委员会赶了出去[96]，并释放了包括安东·费舍尔在内的被捕者（他是当天早上被捕的，以防万一）[97]。革命委员会命令水兵莱姆根（Lemmgen）带着三百人去占领国防部。到了那里，副国务秘书要求出示书面命令，这支队伍的领袖就回去要了一份。在回国防部的路上他打了个盹；而他的人等得不耐烦了，就散去了[98]。事态在一月六日的发展驱散了前一天的幻想。我们那位共产党见证人写道：“群众还没有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除了他们自己的自发行动之外，还应该有人出来领导他们，他们最初的革命行动应该结束警察总局里领袖们的争论。[99]” 尽管罢工的有几十万人，下定决心战斗的却只有不到一万人。这些人是艾希霍恩的部队、占领了报社和印刷厂的队伍和占领了《前进报》编辑部的队伍，这支队伍得到了共产党人和独立社民党人欧根·列维涅、维尔纳·莫勒、奥托·布拉斯和诺伊克伦委员会主席哈贝兰德（Haberland）的支援后,被他们控制了[100]。柏林工人群众已经做好了参加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准备，但还没做好参加武装斗争的准备。 一月六日晚上，许多人都看出了运动正在退潮，也看出了认为自己能夺取政权的念头是错误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与柏林执委会都通过了解除艾希霍恩职务的命令[101]。诺斯克坐镇于自由军团司令部，并准备反攻。共产党中央处于危险之中。这次行动一开始的时候，拉狄克就在卢森堡的一再催促下躲了起来，他通过敦克尔给中央传话，强烈建议他们号召罢工工人复工，并立即发动一场要求重新选举工人苏维埃的活动[102]。 卢森堡回答他说，独立社民党正准备屈服，共产党人不应该只简单地发个撤退的警报，尽管她也认为有此必要[103]。约吉希斯要求中央否认李卜克内西和皮克自一月五日晚以后的活动同党有关，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党的授权就自作主张，违反了党的一切纪律；但中央不愿这么做，因为在斗争中这么做可能会招致误解[104]。独立社民党的分裂也不亚于共产党。独立社民党全国执委会派奥斯卡·科恩和露易丝·齐茨去说服柏林党组织的人，特别是累德堡，让他们相信必须接受谈判，而革命委员会最终以五十一票赞成、十票反对同意进行谈判[105]。 谈判于一月六日至七日夜里开始。独立社民党想要停火，其中一项是革命派从占领的建筑物里撤出。政府则提出，必须先无条件撤出，否则一切免谈[106]。工人先锋队的行列里的退缩和混乱，使政府的处境与时俱佳，同时反革命方面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一月五日至六日夜里，社民党执委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前进报号外》（Extra-Blatt-Vorwärts）的传单，这份传单清楚地表达了它的意图。它痛骂“斯巴达克同盟的武装暴徒”，说他们是“一帮疯子和罪犯”，正在用“屠杀、血腥内战、混乱和饥荒”来威胁德国工人[107]。一月六日，诺斯克将警察权力交给了冯·吕特维茨将军，并准备动用自由军团来进行干涉[108]。在总理府前举行了一次会议，艾伯特和谢德曼出席了会议，会上谴责了企图建立“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专政”的尝试，并向所有公民求援[109]。 几小时后，“社民党的”部队开始在国会大厦组建；一月八日，《前进报》记者库特纳[110]和国防部的格拉姆托夫（Gramthow）上校在国会大厦组织起了两个团（各有六个连）[111]。同一天各部部长（在各部办公地点之外）碰了头，并采取措施开始作战。被任命为总司令的诺斯克决定把自由军团集中在利希特费尔德（Lichterfeld）区[112]。一月八日晚上，由于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破裂了。 政府随即向柏林人发出呼吁书，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以暴力同暴力战斗，并“结束压迫和混乱”[113]。在革命派方面，李卜克内西访问了占领了《前进报》编辑部的人（其中有他的儿子威廉），并在他们面前谴责独立社民党领袖不战而逃[114]。一月九日，革命工长组织、德共（斯）的代表和三名独立社民党柏林执委会委员针对政府的宣言，发出了“举行总罢工！拿起武器！”的号召： 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这关系到工人阶级的整个幸福、整个未来和社会革命的全局！谢德曼—艾伯特之流已公开号召其追随者和资产阶级拿起武器，反对你们无产者大众……现在已别无其他的选择！必须战斗到底！……立即行动起来，进行这场最后的决战！[115]
红色士兵同盟号召武装的工人集合起来，走上街头去战斗[116]。 大部分柏林工人没有准备好参与两个阵营——双方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之间即将爆发的内战，甚至也不认可这种内战 。各工厂里都举行了集会，几乎所有的集会都赞成立即停止一切战斗，结束“手足相残”；要求所有自命社会主义的派别团结一致。一月九日上午，来自施瓦茨科夫和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人在洪波尔泰因（Humboldthain）举行了集会，这次集会的口号是“工人们，团结起来！如果不能与你们的领袖团结一致，至少也要绕开他们！[117]” 这些示威群众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央苏维埃，在那里马克斯·科恩—罗伊斯也对他们的急切愿望表示附和，因此中央苏维埃主席莱纳特不得不立即要求会场恢复安静[118]。独立社民党右派和社民党多数派出于不同的理由，利用了群众对和平的渴望，来谴责极端分子的冒险主义行为。但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在这一运动的压力下，（独立社民党强烈要求的）谈判于一月九日晚上重新开始了。他们同由赫尔曼·穆勒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一直谈判到十一日[119]。 但在这段时间里，时间对政府有利，它已经决心采取坚决行动，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一月八日，政府的部队夺回了安哈尔特（Anhalt）车站和铁路管理大楼，这两处地方是前一天被革命派占领的。一月九日，他们夺回了官方的国家印刷厂，并包围了《前进报》的印刷厂。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在那里被任命为现场指挥，他的命令就是用武力夺回印刷厂[120]。一月十日，近卫团开始进攻施潘道，这里是起义者的要塞，并对镇压部队的后方构成了威胁。工人苏维埃主席在战斗中牺牲了，士兵苏维埃主席、曾担任过《莱比锡人民报》编辑的斯巴达克派成员马克斯·冯·洛耶夫斯基被他以前的狱友逮捕和杀害了[121]。 一月十日至十一日夜里，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谈判代表之一格奥尔格·累德堡和斯巴达克派领袖恩斯特·麦尔一起被捕了[122]。一月十一日早晨，由冯·施泰法尼（von Stephani）少校指挥的部队开始炮击《前进报》大楼[123]。两小时后，被包围在《前进报》大楼里的人打出了白旗，并派出了代表团，代表团成员随即被捕。这个军官命令占领大楼的人在十分钟之内无条件走出大楼投降。几个俘虏当场被杀害了，其中有维尔纳·莫勒和记者费恩巴赫（Fernbach）。夜里晚些时候，军队重新夺回了沃尔夫电信社大楼和最后一栋被革命派占领的公共建筑物。最后，军队于一月十二日向警察总局发动进攻，三百名起义者仍在里面坚守。他们的领袖、共产党人尤斯图斯·布劳恩（Justus Braun）和几位战友一起牺牲了[124]。 诺斯克部队的野蛮进攻，以及来自各工厂的要求结束手足相残的压力，让革命委员会这个平庸的领导层很是手足无措，它最后一次开会似乎是在一月九日。德共（斯）中央也是乱成一团。它已经有几天时间没联系上李卜克内西了；他这几天都跟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在一起。列维和拉狄克在拉狄克的房间里碰了头；他们明白领导层已经瘫痪，无力面对必须采取的决定。一月九日，他们提出了一个计划，准备一起出席工人的集会，提出退却和撤出被占领的建筑物的建议，他们认为这是唯一能阻止即将来临的镇压的方法。但他们放弃了这个主意（跟李卜克内西和皮克的提议一样，这也是他们的个人意见），因为他们发现已经太迟了，政府的部队已经出动了[125]。一月九日，拉狄克写了一封信，让列维转交给中央，信中写道： 在你们关于纲领的传单《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里，你们宣称只有在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支持的时候才去夺取政权。这一原则上正确的观点建立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支持，是无法组成工人政府的。现在，能被当成群众组织的，只有工人士兵苏维埃，但它却没有力量，它的力量仅存在于纸面上。因此领导它的并不是战斗的党——共产党，而是社会爱国主义者或独立社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当然谈不上夺取政权。即使通过暴动建立起了你们的政府，你们将会同外省隔绝开来，在几个小时内就会被打败。[126]
因此，他认为在共产党代表同意下通过的发动起义的行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革命工长组织在星期六作出了决定，针对社会爱国主义政府就警察总局事件所做的攻击进行回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行动只应具有抗议的性质。无产阶级先锋队被政府的政策所激怒，又被缺乏政治经验、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全国的力量对比的革命工长组织错误地引导了，便狂热地企图把这个抗议运动转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使艾伯特和谢德曼得以对柏林的这场运动进行沉重打击，这么一来他们就能削弱整个革命运动。[127]
拉狄克引用了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变中的例子。他坚决要求共产党领袖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即向群众提出退却的建议： 唯一一支有能力号召停止行动、避免灾难降临的力量，就是你们——共产党。你们的洞察力足以使你们知道这场斗争是没有希望的。你们的党员列维和敦克尔告诉了我，说你们知道这一点……当一个人面临着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撤退是免不了的。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我们肯定要比现在的你们更强大，我们竭尽全力去阻止群众，当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就努力领导群众从一场没有希望的战斗中撤退。[128]
没有人能反驳拉狄克的分析，他的分析与相当广泛地存在于柏林工人中间的情绪相符，柏林工人决心保卫自己免受反革命行动之害，但却被革命领袖的不一致的政策和不同的工人政党之间的内战弄得晕头转向。就在拉狄克给中央写信的那一天，来自通用电气公司、施瓦茨科夫和其他几家工厂的四万名工人在洪波尔泰因举行集会，选出了一个八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三个工人政党各有两名代表，还有两名代表来自革命工长组织[129]；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根据被工人采纳的下列口号组织运动：撤销现任领袖的职务，换上“不妥协”的人；解散军队总参谋部；废除军衔制；让军队复员[130]。 第二天，施潘道的一万五千名工人要求人民全权代表辞职、在平等的原则上成立由三个政党（社民党多数派、独立社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组成的各级委员会、重新选举工人士兵苏维埃[131]。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同类的决议如洪水一般，这些决议全都要求罢免艾伯特和谢德曼、任命另一个独立社民党人为警察总监、成立一个由三个工人政党组成的政府[132]。相当多的社民党斗士也支持这些提案，这一事实表明对团结的渴望是如何迫切，以及柏林工人阶级是如何敌视他们看作“手足相残”的争斗。假如共产党中央采纳了拉狄克的建议，人们就不会直接或间接地责怪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必须为持续不断的斗争负责，也能让陷入混乱的独立社民党和革命工长组织转入必要的撤退，并且在社民党内孤立那些要求镇压极左派的人（这些人是军队总参谋部的自觉同谋）。 但斯巴达克派领袖（包括卢森堡在内）对形势做了不同的判断。他们强调抵抗光荣，坚持继续占领《前进报》，这样他们就跟革命工长组织及独立社民党竞相表现得更左。结果让独立社民党利用了群众对团结的渴望，而最终从这种渴望中获利的只有社民党多数派，因为他们成功地让人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是共产党对工人的大团结抱有敌意。共产党承认了自己对这场半途而废的起义负责，这就让社民党内反艾伯特的人对镇压政策无话可说，因为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能解决了[133]。 德共（斯）中央爆发了争论，列维支持拉狄克的观点。约吉希斯进一步要求《红旗报》公开批判李卜克内西和皮克的行动。尽管卢森堡也有这种想法（根据列维的说法，卢森堡曾说过将来不可能再跟李卜克内西共事了[134]），这个公开批判却从未进行。一月十日，威廉·皮克以德共（斯）中央的名义致信革命工长组织和行动委员会，宣布德共（斯）从该委员会中撤出自己的代表。这封信批评革命工长组织“反复无常和优柔寡断”，并曾“陷入了令人士气涣散、杂乱无章、使人麻痹的讨论之中”，因此给人留下了应该继续斗争的印象[135]。可能就是在这次讨论之后，卢森堡在《红旗报》上发表文章，对独立社民党进行了全面进攻： 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又一次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救命天使。哈阿兹和迪特曼退出了艾伯特政府，但他们仍旧在大街上继续执行充当谢德曼之流的遮羞布的政策。……首先必须在近期内清理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腐烂的尸体，它的分解物正在毒化革命。[136]
她于一月八日写道： 德国在组织方面是一个典范的国家，而且是组织狂热的典范国家，甚至是以组织而狂妄自负的典范国家。人们为了“组织”而把运动的精神、目标和行动能力都放弃了。而今天我们经历了什么？在革命的重要时刻首先是受到赞扬的“组织天才”可耻地失灵了。[137]
一月十一日，她写道： 目前柏林工人阶级缺乏领导和缺乏组织中心的情况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革命事业要前进，如果要使无产阶级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梦想，那么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跟得上时代、懂得引导和运用群众的战斗能力的领导机关。[138]
于是，在这段时间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下，卢森堡似乎采纳了她以前一直反对的革命党的思想[139]。在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里，她试图分析“斯巴达克周”的得失[140]。她重申：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推翻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在于革命还不够成熟，落后地区的革命中心还没有做到在前进时完全步调一致，还缺乏行动上直接的共同性——“这种一致性和共同性是会使柏林工人阶级的进攻和战斗力无与伦比地更为有效的”，以及经济斗争刚刚处于开始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扪心自问：上一周的斗争是否因此就是一个“错误”呢？她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她相信工人会被激发起来： 在艾伯特—谢德曼疯狂的挑衅面前，革命的工人阶级被迫拿起武器。是的，立即全力以赴地打退敌人进攻，这是革命的荣誉攸关的事情，否则反革命就会受到鼓励而继续进攻，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德国革命在国际中的道义上的信誉就要动摇。[141]
在卢森堡看来，这场斗争在形式上以失败告终，是因为“在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在任务的急迫性和缺乏解决该问题的前提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历史教育人们，社会主义的整个道路上，“铺满了失败”，对于那些能够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的人来说，这些失败将引导人们走向胜利： 领导失灵了。但是领导可以而且必须由群众并且从群众中重新推选。群众是决定性的，群众是磐石，革命将依靠这块磐石取得最后胜利。群众站得高，他们使这次“失败”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引以为骄傲并从中吸取力量的那些历史失败的一个部分。未来的胜利因此将从这一“失败”中茁壮成长。[142]
尽管卢森堡高声宣称自己对胜利坚信不疑，但这篇文章的标题《柏林秩序井然》无情地概括当前的形势。共产党领导层帮助开展了这场运动，却不能帮助运动免遭失败，它也没有做什么来预防或避免失败。毫无疑问，这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组织工人阶级联合阵线、共同反对那些同将军勾结的领袖的机会错失了。就在几天以前，革命工长组织还在批评斯巴达克派的“盲动策略”，而几天之后，李卜克内西和革命工长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未经深思熟虑就发动的极左行动，就让工人阶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自由军团已经决心给革命当头一击，他们正在大肆搜捕革命领袖。多伦巴赫、埃米尔·艾希霍恩和保尔·肖尔策成功逃离首都[143]，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却留了下来。当诺斯克的部队进攻《前进报》大楼时，卢森堡仍在《红旗报》编辑部里工作，列维费了很大的劲劝她，说她有生命危险，有义务躲藏起来。李卜克内西显然也同样缺乏危机感，在这个紧要关头，他还坚持要筹备一场公开集会，他和卢森堡要以党的名义在会上发言。最后他们俩同意躲藏起来，但拒绝在柏林工人遭受镇压的时候离开柏林[144]。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他们先躲在诺伊克伦，然后躲在维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的一个同情者的公寓里。在那间公寓里，卢森堡在《前进报》上面读到了那篇有李卜克内西签字的、名声不好的革命委员会的文件[145]。她问李卜克内西：“卡尔，这就是我们的纲领吗？[146]”随后两人陷入了沉默。 一月十五日早上，他们就在这间公寓里被捕了，与他们一起被捕的还有来这里把假证件交给他们的威廉·皮克。他们三人被带到伊甸旅馆（Hotel Eden），近卫师司令部设在那里，帕布斯特上尉在那里审问了他们。到了晚上，先是李卜克内西、然后是卢森堡被带了出来，准备押往摩阿比特监狱。一月十六日，《前进报》早间版是唯一一家刊登了这两位共产党领袖被捕的消息的报纸。在一篇评论里，它对胜利者的“宽大”自吹自擂，这些胜利者知道如何保卫“秩序、人命和法律免受暴力威胁”[147]。 但是，午间版《前进报》就用大号标题登出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死亡的消息：李卜克内西在企图逃跑时被打死，而卢森堡在被押往摩阿比特监狱途中，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拦住车后拉下来打死了。近卫师发表的公报提供了具体细节，这份公报暂时是唯一的消息来源。根据这份公报所述，李卜克内西在伊甸旅馆里被不明身份的人打中了头，在离开伊甸旅馆时已经受了伤；押运过程中车子出了故障，他便趁机逃向蒂尔加腾，在警告无效后被打死。而卢森堡则是在伊甸旅馆外面被一群人打昏在地，然后人群把她从卫兵身边带走并打死了她。李卜克内西的遗体在太平间里，但卢森堡的遗体还未找到[148]。 真相一点一点地浮现了出来。是卫兵杀死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他们俩受审时遭到了毒刑拷打。李卜克内西是第一个被带出去的，士兵隆格（Runge）用枪托往他脖子后面狠狠地砸了几下，然后他们把正在流血的李卜克内西扔进一辆轿车，把他带到蒂尔加腾，在那里杀死了他。负责整个行动的是海军上尉冯·弗卢克—哈通[149]。李卜克内西的遗体被当成“未被确认身份的尸体”存放在动物园派出所里。卢森堡被带出伊甸旅馆时情况已经很差了，她也同样遭到了隆格的毒打，然后在昏迷中被带了出去，被士兵杀掉了。她的遗体被绑上石头丢进运河里，几个月以后才浮上来。这次行动是由沃格尔（Vogel）中尉指挥的[150]。 几个月后，军事法庭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宣判隆格两年监禁、沃格尔两年半监禁，而冯·弗卢克—哈通则被宣判无罪[151]。在海军中校卡纳里斯（他是这次审判的法官之一）的帮助下[152]，沃格尔逃跑了，并成功逃离德国。 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遇害造成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当然，尽管约吉希斯和列维做了很多努力，为调查他们两人的死出了不少力，还是不能证明社民党领袖应对他们的死负有直接责任。但社民党领袖却无法推脱掉道义责任。就在两天以前，《前进报》还公开叫嚣要杀死他们：“打死的人，成百地排列着，但是，其中并没有卡尔！没有罗莎！和他们的那一伙！”[153]。杀死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人，是由诺斯克和社民党部长们招募和武装的，最后又得到了这些人的包庇。谢德曼说过：“你们瞧，他们的恐怖主义策略是怎样让他们自食其果的！[154]”从此以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永远横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鲜血。 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同时失去了它最优秀的政治领袖和最有威望的代言人。每个德国工人都知道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他们在国际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俄国以外的共产党人中间，只有他们能以平等的身份同布尔什维克领袖讨论，并能凭借他们的威信影响即将成立的第三国际。另外，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凶手虽然放过了皮克，但是隆格的证词、特别是帕布斯特上尉的声明，却在皮克身上投下了可怕的嫌疑。因此共产党专门对此进行了调查，对其结论至今仍有争议[155]。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遇害，不仅在社民党多数派和革命派中间划下了一道不可弥合的鸿沟。它还让革命派相信，自己唯一的错误是延误战机。被孤立的德国共产党人需要几个月的无情经验来让自己明白，他们确实错了，但却是另一种层次上的错误。 [1] 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281—282页。 [2] 《红旗报》，1918年11月27日。 [3] 原文直译：工人的经济运动，揭下了十一月革命脸上的民主的、（在此之前）纯政治性的假面具。——中译者注 [4] 弗里德里希·“弗里茨”·蒂森（Friedrich "Fritz" Thyssen，1873年11月9日——1951年2月8日），蒂森家族的掌门人，保守派，民族主义者。1926年其父死后接管蒂森集团。1923年经鲁登道夫介绍，认识了希特勒，从此开始大力资助纳粹党。1932年11月，他是力促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主使人之一。1933年当选为纳粹党的国会议员。二战爆发后表示反对战争，后出走瑞士，被开除出纳粹党并被剥夺了国会议员身份。1940年流亡法国，准备逃到阿根廷，但被法国警察逮捕，被引渡给德国。1943年起先后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二战结束前几天被美军解放。——中译者注 [5]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563页。 [6] 《前进报》，1918年12月2日；巴特，《德国革命中的车间》，第80—81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28页。 [7] 《前进报》，1918年12月6日。 [8] 《前进报》，1918年12月7日。 [9] 《红旗报》，1918年12月7日；弗洛贝尔,《工人与水兵于1918年12月18日在柏林的胜利，柏林工人运动老战士回忆十一月革命中的斗争》，第30页。 [10] 《红旗报》，1918年12月8日。 [11] 弗洛贝尔,《工人与水兵于1918年12月18日在柏林的胜利，柏林工人运动老战士回忆十一月革命中的斗争》，第30页上有一份根据目击者的报告写成的记录，记述了来自诺伊克伦的工人对菩提树下大道（Unter der Linden）的布里斯托尔旅馆（Hotel Bristol）的攻击。 [12] 科佩尔的《一场革命的失败》第154—156页上记录了这次调查的摘要（调查的要点可以在当时的日报上以及艾希霍恩的《我在柏林警察总局的工作，以及我对一月事件的参与》中找到）。 [13] 来自格勒纳将军在慕尼黑审判中的证词，转引自格哈德·A·里特尔（Gerhard A.Ritter）与苏珊·米勒（Susanne Miller），《德国革命1918—1919》（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1919），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8年，第125页。 [14] 转引自贝托尔德与内夫，《军国主义与机会主义反对十一月革命》，第165页。 [15] 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31页。 [16] 《前进报》，1918年12月11日。 [17] 十一月革命后，反革命势力为了推卸战败的责任、诬陷革命派，炮制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可以概括为：“光荣的国军并没有在战场上失败，都是因为可恶的赤匪和犹太佬在背后捅了国军一刀，国军才失败的。”这套理论一般被称为“背后捅刀”论。 [18] 转引自热·巴迪亚，《斯巴达克派》（Les Spartakistes），1966年，第171页。 [19] 《霍氏日报》，1918年12月25日。 [20] 雅克·加布里埃尔·保罗·米歇尔·贝努瓦—梅尚（Jacques Gabriel Paul Michel Benoist-Méchin，1901年7月1日——1983年2月24日），法国极右派政客、作家，亲德分子，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曾任傀儡政府的不管部长。法国解放后因“法奸”罪名被判处死刑，但后来又被减为20年有期徒刑，1953年获释。——中译者注 [21]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Histoire de l'armée allemande），第1卷，巴黎，1936年，第101页。 [22] 《12月16日至21日于柏林众议院举行的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速记》，第123栏。 [23] 同上，第181栏。 [24] 格勒纳，《回忆录》，第475页。 [25] 同上；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184页；《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Der Zentralrat der deutschen sozialistischen Republik,19 Dezember 1918 - 8 April 1919,vom ersten zum zweiten Rätekongress），莱顿，1968年，第44—54页。 [26] 《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78页，第38号。 [27] 弗洛贝尔在《工人与水兵于1918年12月18日在柏林的胜利，柏林工人运动老战士回忆十一月革命中的斗争》一书中对此事的记录是最同情水兵的，但其他的说法也没有显著的区别。 [2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4页。 [29] 同上，第264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27页。 [3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5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27页。 [31] 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27页。 [32]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5页。 [33] 参见收录于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26页的决议。 [34]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5页。 [35] 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66页。 [3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5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28页。 [37] 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56页、228页。 [3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6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29页。 [3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6页，该书强调了巴特的作用，而赫·穆勒则强调了艾伯特的作用。 [4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8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30页。 [41]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118页。 [42] 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32页。 [43] 《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85—86页、第89—94页。 [44] 《自由报》，1918年12月29日。 [45] 《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185—186页。 [46] 里·穆勒，《德国内战》（Der Bürgerkrieg in Deutschland），柏林，1925年，第20页。 [47] “人数更多”是赫克特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说法（《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116页）；他估计参加社民党的示威的有16万人。 [48] 里·穆勒，《德国内战》，第21页。 [49] 这里指的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的七月事变。关于这次事变，请参阅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的前三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index.htm。 ——中译者注 [50] 列·达·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第三章，郑超麟译。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4.htm。 [51] 在《红旗报》把人民海军师描写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拥护者之后，该师的代表在《前进报》上答复说自己“与斯巴达克派无关”（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12页）。 [52]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第一章，郑超麟译。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2.htm [53] 鲁道夫·维塞尔（Rudolf Wissell，1869年3月9日——1962年12月13日），1888年参加社民党，1908年起任柏林工会中央工人书记处委员，1916年起在《前进报》工作，1918年3月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期间任工会总委员会副主席，鼓吹劳资合作，反对成立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1月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2月至7月任经济部长。1928年至1930年任劳动部长。纳粹上台后退出政治活动。1945年后参加了社民党的重建，反对社民党与共产党的合并。——中译者注 [54] 威尔逊总统的半官方代表德莱塞尔（Dresel）把诺斯克写成一个精力充沛、能够预见并镇压暴动或骚乱的人（转引自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42页）。他还强调指出，在自由军团的成立，以及同协约国和解、共同军事对抗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在波罗地海国家）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联系（同上，第423—442页）。 [55] 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68页。 [56] 弗里德里希·贝特郎·西克斯特·冯·阿尼姆（Friedrich Bertram Sixt von Armin，1851年11月27日——1936年9月30日），曾参加过普法战争，一战前先后任第55步兵团团长、第13师师长、第4军军长。1900年晋升为上校，1903年晋升为少将，1906年晋升为中将，1913年晋升为步兵上将。1917年任第4集团军司令，停战后任A集团军群司令。——中译者注 [57] 格奥尔格·路德维希·鲁道夫·梅克尔（Georg Ludwig Rudolf Maercker，1865年9月21日——1924年12月31日），曾在德国驻东非、中国的殖民军队中服役，一战期间任团长，两次负伤。1918年8月晋升为少将，任214师师长。十一月革命后组建了自由军团，为反革命效尽犬马之劳。——中译者注 [58] 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142页。 [59] 同上，第143页。 [60] 鲁·梅克尔，《从帝国陆军到国防军》（Vom Kaiserheer zur Reichswehr），莱比锡，1922年，第53页。 [61] 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 von Lüttwitz，1859年2月2日——1942年9月20日），一战期间曾任旅长、第4集团军参谋长、第5集团军参谋长、“皇太子威廉”集团军群参谋长、第10集团军司令、第3集团军群司令。十一月革命后被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任命为柏林卫戍司令，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1920年3月与卡普一起发动暴乱，失败后流亡匈牙利，1925年获大赦后回国。——中译者注 [62] 梅克尔，《从帝国陆军到国防军》，第64页。 [63] 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0页。 [64] 格勒纳将军后来声称，诺斯克曾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请求艾伯特“率领部队对付斯巴达克派”（Der Dolchstossprozess in München，慕尼黑，1925年，第225页）。 [65] 马尔克·科西迪耶尔（Marc Caussidière，1808—1861），法国共和派革命家，参加过1834年里昂起义，后被判处20年监禁，1837年获大赦。1848年革命期间，他率部攻占警察局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巴黎警察总监，随后他把巴黎的警察部队改换为由革命者组成的“人民卫队”。1848年5月被解职，六月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因参加1848年5月15日的示威被缺席判处流放，1859年获大赦后回国。——中译者注 [6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60页。 [67] 《前进报》，1919年1月1日。 [68] 保尔·希尔施（Paul Hirsch，1868年11月17日——1940年8月1日），1890年参加社民党，1908年入选普鲁士议会，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任普鲁士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69]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26—227页。 [70] 他自己对此所做的解释请参阅艾希霍恩，《我在柏林警察总局的工作，以及我对一月事件的参与》，第60页。 [71] 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第325页。 [72] 《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第308页。 [73] 里·穆勒，《德国内战》，第30页。 [74] 《红旗报》，1920年9月5日。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列维；无论如何，这篇文章表达出了他的观点。 [75]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7页。 [76] 这份传单的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9—10页。 这份传单的中译文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8——139页，题为《大柏林革命工长组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1919年1月5日于柏林举行群众游行，反对罢免警察总监艾希霍恩的呼吁书》。——中译者注 [77] 同上，第10页。 [78] 这是累德堡的说法，参见《累德堡的辩护词》，第4页。 [79] 《红旗报》，1919年1月6日。 [80] 《红旗报》，1920年9月5日。 [81] 同上。 [82] 关于这一系列讨论的最完整的记述，请参阅里·穆勒，《德国内战》，第30页。 [83] 也就是指革命工长组织和独立社民党左派。有些人同时身负多重委派，比如安东·格利列维奇，他既是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又是独立社民党柏林党组织副主席，还是艾希霍恩的副手。赫尔曼·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第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145页。 [84]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74页；里·穆勒，《德国内战》，第30—38页、第46页。 [85] 同上；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52页。 [86] 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53页。 [87] 罗伯特·穆勒（Robert Müller）和赫尔曼·穆勒都给出了这六人的名字：多伊米希、罗伯特·穆勒、埃克尔特、诺严多夫、鲁施和马尔赞。 [8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75页；《累德堡的辩护词》，第53页。 [8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0—281页，文中明确指出：带头占领大楼的是一个叫阿尔弗雷德·罗兰德（Alfred Roland）的咖啡馆服务员，他是在游行队伍经过警察总局外面时带头干起来的，后来人们发现他是奸细。在普鲁士邦议会进行的调查，以及累德堡审讯中的一些证言都证明了这一事实，里哈尔德·穆勒也支持这一点（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6页，第23号）。但那些不可能是奸细的极左分子一开始就参加了这次占领行动，这是不可否认的；这些极左分子当中最出名的是作家维尔纳·莫勒，在德共（斯）成立前，他是柏林的国际共产集团的领导人之一。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35页）认为他是首都的极左行动的领导人之一。 [90] 被占领的有比克森施泰因（Büxenstein）、舍尔勒（Scherle）、摩瑟（Mosse）和乌尔施泰因（Ullstein）印刷厂和沃尔夫电信社，带头占领摩瑟印刷厂的是一个姓德拉赫（Drach）的人，据艾斯纳所述，他是鲁登道夫的“奸细”（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6页，第23号）。 [91] 《累德堡的辩护词》，第62页。 [92] 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字的是革命工长组织、独立社民党大柏林组织中央执委会和德共（斯）中央，它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自由报》，1919年1月6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6页）。 [93] 原件的影印件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72页。当时累德堡不在，是李卜克内西代他签字的。 [94] 《自由报》，1919年1月10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6页。 [95] 《累德堡的辩护词》，第189—194页；埃里克·沃尔德曼（Erik Waldman），《1919年的斯巴达克起义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对政治理论及实践之间的关系的研究》（The Spartacist Uprising of 1919 and the Crisis of the German Socialist Movement.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米尔沃基（Milwaukee），1958年，第176页。 [96] 里·穆勒，《德国内战》，第87页。 [97]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0页。 [98] 同上，第276页；《累德堡的辩护词》，第278页；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8页，第28号。 [99] 《红旗报》，1920年9月5日。 [10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1页；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95页。 [101] 投了反对票的只有多伊米希和里哈尔德·穆勒，马尔赞未出席会议。《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15页。 [102]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7—138页。 [103] 同上，第138页。 [104]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3页；保·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Was ist das Verbrechen? Die Märzaktion oder die Kritik daran?），柏林，1921年，第33—34页。 [105]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4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62页。 [106] 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62页。 [107] 传单全文收录于上书第254—255页。 [108] 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69页。 [109] 转引自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90页。 [110] 埃里希·库特纳（Erich Kuttner，1887年5月27日——1942年10月6日），出身于海员家庭，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志愿参军，1916年在凡尔登战役中负伤。1916年当上了《前进报》编辑。支持艾伯特政府，协助诺斯克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1921年至1933年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纳粹上台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36年前往西班牙协助共和派作战，1937年在战斗中负伤后回到阿姆斯特丹，1942年4月被盖世太保逮捕，10月6日在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111] 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90页，第35号。 [112] 同上，第91页。 [113] 传单引用自上书第496页；Reichsanzeiger，第7号，1919年1月9日。 [114] 弗里茨·齐凯尔斯基（Fritz Zikelsky），《我手中的枪；工人老战士回忆录》（Das Gewehr in meiner Hand.Erinnerungen eines Arbeiter-veteranen），东柏林，1958年，第144—145页。 [115] 《1919年1月9日大柏林革命工长组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举行总罢工的呼吁书》，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40——141页；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 [116] 转引自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98页。 [117] 转引自上书，第499页。 [118] 《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287—288页。 [11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4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62页。 [12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5页。 [121] 同上，第285—286页。 [122] 同上，第286页。 [123] 同上，第288页。 [124] 同上，第288—290页。 [125]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8页。 [126] 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2页。后来德国警方曾就这封信对拉狄克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这封信的原件是在托马斯（Thomas）档案库里找到的，这个档案库是用来编写《德国革命插图史》的，但是在纳粹时期弄丢了。 [127] 同上。 [128] 同上。 [129] 《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277页。 [130] 同上，第295页。 [131] 同上，第296页。 [132] 请参阅莱纳特就收到的决议所做的报告，同上，第308页、第326页。 [133] 马克斯·科恩—罗伊斯有时会表示对士兵的行为感到忧虑，一定程度上，他体现出了中央苏维埃里的社民党工人代表对社民党领袖同自由军团的结盟的担心。莫尔肯布尔本人通过引用1月15日的执委会会议记录，对诺斯克及其盟友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09页）。 [134] 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33—34页。 [135] 《红旗报》，1919年1月1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41—42页。 [136] 《红旗报》，1919年1月1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47—49页。 此文即《领袖失灵》，这里引用的中译文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25—528页，苏冰娴译、殷叙彝校，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90110.htm ——中译者注 [137] 《红旗报》，1919年1月6日（原文如此，似应为1月8日。——中译者注），第2编，第3卷，第23—26页。 此文即《玩忽职守》，这里引用的中译文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21—524页，苏冰娴译、殷叙彝校，与英译文略有出入。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90108.htm ——中译者注 [138] 《红旗报》，1919年1月1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47—51页。 此段出自上文中引用过的《领袖失灵》一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39] 巴迪亚（《斯巴达克派》，第261页）写道：“尽管如此，这种情况说明卢森堡感觉到了：在革命的前头，需要有一个组织来指导行动，把自己的意志施加给群众。这难道不是向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思想靠近了一步吗？”（作者）对此不敢苟同，无论是在他所提到的卢森堡的想法方面，还是在他所谓的党把自己的意志“施加”给群众的“列宁主义”思想方面。 [140] 《红旗报》，1919年1月14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71—75页。 此文即《柏林秩序井然》，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90114.htm ——中译者注 [141] 同上，此处引文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33—538页，苏冰娴译、殷叙彝校。——中译者注 [142] 同上，此处引用的中译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43] 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第331页；巴迪亚，《斯巴达克派》，第249页。 [144]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8页。1月15日，中央委员会从马克斯·科恩—罗伊斯那里得知李卜克内西的嫂子被捕了，她曾住在罗莎·卢森堡的房子里（《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415—416页）。 [145] 1月14日的《前进报》上刊登了这份文件的复印件。 [146] 保尔·列维写道：“罗莎·卢森堡把那份写有‘临时政府、累德堡、李卜克内西、肖尔策’的签名文件拿给李卜克内西看，那一幕在场的人永远也忘不了。”（《回忆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und Rosa Luxemburg zum Gedächtnis] ，《阶级斗争》[Der Klassenkampf] ，第2号，1929年1月15日，第34页）。卢森堡说的那句话，是萝茜·沃尔夫施泰因转述给耐特尔的（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767页）。 [147] 《前进报》，1919年1月6日（早间版）。 [148] 伊丽莎白·汉诺威—德吕克（Elisabeth Hannover-Drück）与海因里希·汉诺威（Heinrich Hannover），《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之死，政治罪行档案》（Der Mord an Rosa Luxemburg und Karl Liebknecht.Dokumentation eines politischen Verbrechen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5年，第35—45页。这些是当时报纸上的报道的摘录。 [149] 霍斯特·古斯塔夫·弗里德里希·冯·弗卢克—哈通（Horst Gustav Friedrich von Pflugk-Hartung，1889—1967），德国海军军官，一战后参加自由军团，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30年代初在北欧进行情报活动。二战后被美军逮捕，1947年获释。——中译者注 [150] 汉诺威—德吕克与汉诺威，《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之死，政治罪行档案》，第45—48页。 [151] 同上，第116页；这次审判的记录在第59—120页。 [152]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05页。卡纳里斯曾在1917年镇压过革命水兵，得到了上级的包庇。他后来晋升为海军上将，在第三帝国时期担任军事情况机关“阿布维尔”的首脑。 [153] 《前进报》，1919年1月13日；这首诗《太平间》（Das Leichenhaus）的复印件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31页。 [154] 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2卷，第348页。 [155] 君特·诺劳（Günther Nollau），《国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起源和宣言》（Die Internationale.Wurzeln und Erscheinungsformen des proletarischen Internationalismus），科隆，1969年，第332页，此书收录了帕布斯特于1959年11月30日对该书作者讲述的说法；埃里希·沃伦贝格（Erich Wollenberg）是这种说法的源头之一，根据他的说法，负责这次调查的汉斯·奇本贝格尔（Hans Kippenberger）收集了不利于皮克的信息，并因此在莫斯科审判期间送了命（埃·沃伦贝格，《机关》[Der Apparat] ，波恩，1952年，第76—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