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一章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德国共产党是在革命派的先锋力量尚处于政治混乱的时候成立的。当它的筹建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由莫斯科派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三名代表刚好抵达了柏林。他们曾在德俄边境上被挡了回去，但后来又偷偷越过了边境[1]。这三人注定要在新党内发挥一定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卡尔·拉狄克；其余两人——克莱布斯（又叫“拉科夫”和“菲利克斯·沃尔夫”）与恩斯特·罗伊特—弗里斯兰德是在俄国被争取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边的。 毫无疑问，选这三人做代表是选错了人。菲利克斯·沃尔夫并不了解德国。老的斯巴达克派核心根本不认识弗里斯兰德，就连激进运动也对他很陌生，战前他根本没接触过激进运动。拉狄克倒是密切参与了德国左派的的整个历史，但从某种观点来看，这恰恰使他很难成为合适的人选。他确实同不莱梅的共产主义者有联系。但他和卢森堡及约吉希斯有很深的个人仇怨。他们之间的仇怨起于波兰社会民主党内的分歧，后来又因为战前的“拉狄克事件”而加深了。不过他在一战期间在瑞士同保尔·列维的关系对他很有利。据说卢森堡对派来一位“政委”的做法大发雷霆，是列维让她消了气[2]。列维迎接了拉狄克，陪他一起，将他介绍给其他人。首先必须承认，来自莫斯科的代表（不论他们个人如何如何）站在他们一边，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俄国革命的领袖——的信任，在德国革命派看来，这一简单的事实赋予了他们无上的威信。拉狄克生动、动情地记下了他跟德国方面的领袖的会面。除了双方一开始有点尴尬之外，过去的争吵似乎并没有对当前的任务产生太大的影响。在就当前的俄国形势及德国的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后（其间卢森堡的朋友、契卡[3]首脑捷尔任斯基[4]也出席了，这让卢森堡吃了一惊），讨论转到了应该如何对待立宪会议的召开、要不要成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上面[5]。 初步讨论当时，主要的障碍不在于斯巴达克派，而在于国际共产集团的“共产主义者”。这些人没有忘记一九一七年在独立社民党问题上的分歧，也没有忘记当斯巴达克派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决定继续留在独立社民党内时自己的失望之情。尽管国际共产集团已经开会决定同斯巴达克派合并，但约翰·克尼夫仍然反对。他坦率地向已经抵达不莱梅的拉狄克表明了立场。他认为，艾伯特—哈阿兹政府将很快被群众运动推翻，最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左的政府，是累德堡、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政府，这个政府是从他所谓的“革命急躁”中产生的，这么一来，苏维埃的拥护者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丧失威信的危险就会增加。只有到了那个政府失败的时候，真正的革命派（他本人及支持者）的时刻才会宣告到来。而且尽管他赞成在德国成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他却认为这么一个党里不应该有卢森堡及其支持者，因为他认为这些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是不相容的。他同时还对拉狄克说，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才能胜利，而如果跟斯巴达克派一起成立新党的话，那约吉希斯肯定会在新党里推行起严格的集中制，而这种严格的集中制会是个严重的问题。两人进行了艰苦的争论，但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与其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他的老朋友拉狄克，克尼夫宁愿克制自己不出面介入，不表达自己的立场。[6]。 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国际共产集团的第二次会议终于在柏林召开了，来自不莱梅、汉堡、莱茵兰、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和柏林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博尔夏特团体的剩余成员，但其领袖克尼夫的朋友和支持者弗勒利希、劳芬贝格与奥托·吕勒没有参加会议。大部分代表承认，由于斯巴达克派即将同独立社民党决裂，阻挠了与斯巴达克派合并为新党的原则分歧和根本障碍已经消失[7]。克尼夫在发言中提出，革命派应该参加立宪会议的竞选活动，但只有少数人支持他。他便抓住这个机会，拒绝担任出席合并会议的代表。而想要抵制大选的弗勒利希被委任为不莱梅的共产主义者在统一后的新领导层内的代表[8]。拉狄克雄辩地阐述了合并的理由，他认为早就应该合并了[9]。曾使斯巴达克派与不莱梅的共产主义者产生分歧的几个基本问题，比如工会问题，看起来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另外，斯巴达克派的领导层也产生了分歧。卢森堡和约吉希斯起初似乎不愿意与“共产主义者”合并，而约吉希斯好像一直到最后都激烈地反对合并。其实他认为斯巴达克派应该继续留在独立社民党内，直到下一次党代会召开为止，这是为了在党代会上吸引所有的左翼分子，如果斯巴达克派过早分裂出去的话，那些左翼分子可能会继续留在独立社民党内。克拉拉·蔡特金在一九二一年谈起这个问题时说道：“我事先和卢森堡同志谈过。她本人与约吉希斯同志仍坚持认为，只有在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召开后，我们才能与之决裂，自己成立一个共产党。[10]” 蔡特金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而且她也说自己没有得到召开大会的通知。据弗里茨·赫克特所说，当她得知大会已决定召开时，她哭喊道：“多么愚蠢啊！[11]”但是，拉狄克凭借着十月革命的巨大威望所进行的干预，也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卢森堡则说服了自己，不再等到独立社民党党代会召开时才同独立社民党决裂。尽管如此，她还是揭示了一个重要分歧，即新党应该叫什么名字。埃贝莱因对她的立场做了如下概括：（他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证据得到了列维的确认）： （共产）国际里仍然只有俄国共产党一个党。第二国际各党将毫不留情地反对它。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促使西欧的社会党同第二国际决裂，以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仅靠俄国共产党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它和西方——特别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有一道鸿沟。我们德国革命派要成为把东欧的革命派和西方的仍被改良主义控制着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的纽带。我们要促使这些社会主义者尽快同改良主义决裂。我们将尽力履行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义务。我们如果以“共产党”的名义出现，那么我们与俄国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将会让自己在西方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12]。
最后，中央以四票赞成、三票反对、一票弃权（投弃权票的是列维）驳回了卢森堡提出的取名为“社会主义党”的提案[13]。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好是在独立社民党退出艾伯特政府的那一天，斯巴达克同盟召开会议，以八十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了脱离独立社民党、成立一个共产党的提案[14]。斯巴达克同盟与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合并、以及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终于实现了。独立社民党内的哪些左翼分子会加入它，特别是当它面对着一九一八年底的各种问题时会采取什么立场，尚有待观察。 十二月二十四日，约翰·克尼夫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是这样评论青年国际的维利·明岑贝格的立场的：他们 “还不是真心的共产主义者”[15]。在他看来，斯巴达克派和国际共产集团之间仍有重大分歧。但是，德共（斯）成立大会却表明，实际上获胜的是极左派，在新党里他们不仅战胜了以卢森堡为代表的斯巴达克派，也战胜了以克尼夫为代表的国际共产集团，因为极左派的领袖既来自斯巴达克派（此时的斯巴达克派中的极左派是柏林人施罗德[16]和文德尔[17]），也来自国际共产集团，如奥托·吕勒、弗勒利希和维尔纳·莫勒等人。 极左派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胜利德共（斯）成立大会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柏林召开。来自斯巴达克同盟的八十三名代表和来自国际共产集团的二十九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圣诞节暴力冲突的余声犹在。独立社民党部长的辞职似乎将使群众进一步激进化。保尔·列维后来是这么描写当时的气氛的： 柏林的气氛……充满了革命的紧张情绪……将出现更大规模的示威和行动，对此没有人预感不到……这些此前从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只是通过行动并且为了行动而靠拢我们的，代表着这部分群众的代表们恰恰没能理解这一点：即任何新的、能被轻易预见到的行动，有可能不是以胜利而是以退却告终。假如需要退却的话，就有必要遵循一种留有机动余地的策略，但这即使是在他们最坏的打算中也没有被考虑到。[18]
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开幕词中谈到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和成立新党的决定。他的发言调子很严厉。他回顾了中派反对派过去在政治上的表现，他说中派反对派内有许多修正主义者，在领袖和党员群众中间都有，他把中派反对派过去的活动定性为“议会痴迷病”。对于盛行于十一月起义的准备阶段的“幼稚的和机械论的”思想的增长，他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批评这种思想“不能理解群众行动自身的无上的重要性，高估了官僚的、议会的和其他行动”。他向大家提起，过去斯巴达克派能在独立社民党内享有完全的活动自由，并指出：“我们参加独立社民党，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那些可能会被推动的人前进，是为了让最优秀的力量前进，并同他们联合起来，从而争取到尽可能多的革命力量，再把他们组织进一个单独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19]” 李卜克内西在控诉了独立社民党——从十二月九日起它成了艾伯特和谢德曼的“遮羞布”，回顾了独立社民党执委会拒绝召开党代会之后，作出了结论：独立社民党已奄奄一息，尚未准备好与之决裂的党员群众正在回归社民党多数派阵营。因此他号召立即同独立社民党彻底决裂，成立一个新党，并就此提出了动议。筹委会提出了“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派）”、“德国工人共产党”、“德国革命共产党”等几个名字，经过短暂的讨论后，人们选择了“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派）”[20]。 随后，拉狄克以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做了发言。他对俄国形势做了坦率的简介，并尽力设法指出一个弱小的党所要面临的困难——尽管它是在世界处于最严重危机的有利时刻诞生的。在发言结束时，他公开了国际对未来的展望： 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死了。它曾在全世界享有威信。现在它已经没有任何威信可言，从现在起，（第二）国际没有一个支部能享有德国支部曾拥有的那种威信。（第三）国际将是各国工人阶级的联盟，国际中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将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战斗、都将走出自己的道路，不会有哪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走上与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完全一样的道路。[21]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中央交给保尔·列维一个任务，要他针对立宪会议选举问题表达德共（斯）的立场。他首先就一个问题——德国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想让立宪会议发挥的作用——作了说明（似乎全体代表都同意）。他宣布：“只有跨过国民议会的尸体，无产阶级才能走上胜利的道路。”但他立刻又补充说道：“尽管如此，我们向你们建议：我们不应该对国民议会大选袖手旁观。[22]” 从那一刻起，他的发言就不断遭到粗暴的打断和激烈的反对。他试图解释说，共产党跟过去的社民党不一样，议会里有共产党议员存在，能帮助革命斗争，他还援引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以前，他们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有人大喊：“那就干吧！”列维回答道：“是什么让你们，就像这位同志一样，认为整个德国已经达到革命的地步了？”他认为工人可以在柏林、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和上西里西亚推翻国民议会，但这些地方毕竟不是整个德国。革命派的力量不足以组织抵制大选的活动，如果这么做的话只会对自己有害。当他继续说到下面这些话时，他的话又被人打断了： 这个问题非常严肃。我们是这样来看待形势的：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的决定，将影响我们的运动在今后几个月里的命运……实事求是地考虑一下形势吧：国民议会要召开了。你们无法阻止它召开。它将在几个月里主宰德国的全部政治生活。你们无力让人们把眼睛从它身上移开，你们无力阻止任何人——哪怕是你们最好的拥护者——对它产生兴趣、打听消息、进行预测和想要知道国民议会中将发生什么事情。它将会吸引德国工人的关注，面对着这个事实，难道你们还想置身事外，抛开它进行活动吗？同志们，你们想解散国民议会。如果国民议会在希尔达[23]之类的地方召开，你们又会怎么说呢？[24]
又有人大声反驳他说，如果国民议会在一个小镇召开，那就等于自取灭亡。这给列维提供了机会，他回答说，从来没有一种社会力量会自取灭亡，像德国资产阶级这样强大的力量更不会这么做，共产主义者（不相信资产阶级会自杀的人）的义务是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为革命而战，为了准备革命，让工人重整队伍。毫无疑问，这位年轻的斯巴达克派演说家展现出了高超的演说技巧。但大部分代表都相信了“权力在街上”，对此他们不会表现出一丝怀疑。 列维的发言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将大会分成了不等的两派。卢森堡承认，在面对着多数代表的“极端主义”及其“忽视了必要的冷静、严肃和深思熟虑”的倾向时，自己感到非常苦涩。到她发言时，她引用了俄国的例子。她让大家回想起德国革命才刚刚开始，就像十月革命是从一九零五年开始的一样，并表示：德国群众还没有足够时间来加强苏维埃的权力，他们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推翻立宪会议的程度。她揭露了支持抵制大选的人所提出的理由当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这些人害怕大选对群众的意识产生的影响，但又认为群众的觉悟已经高到了足以阻止大选进行的程度[25]。凯特·敦克尔对多数派代表说，他们是想“在疖子还没化脓的时候就开刀”[26]。赫克特对激进派和左派在一战期间提出的警告揶揄了一番，并着重指出共产主义者即使在力量最强的地方也只处于少数地位，多数人仍追随艾伯特和谢德曼。他建议参加大选，但在全德都只提出一份候选人名单，名单上只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的名字[27]。李卜克内西不隐瞒自己对是否参选的犹豫（这一点众所周知），只因为他受中央的纪律约束，他详尽地回顾了在动员群众反对大战时自己的国会议员身份所起的作用。代表们冷静地听取了这些发言，甚至没有打断他们。 但最左的发言人则得到了热烈的掌声，比如奥托·吕勒，他表示无产阶级不应该用立宪会议这具“新死尸”来阻碍自己，应该与“妥协和机会主义”一刀两断。对于列维提出的支持以议会为讲坛的理由，吕勒反驳道：“今天我们有其他讲坛。街头就是一个巨大的讲坛，它是我们争取得来的，我们不能抛弃它，即使我们会在街上挨枪子儿。[28]”在那些支持“街头权力”的人看来，参加大选就等于抛弃革命。他提出短期内发动起义的观点来反对列维的立场：“如果（国民议会）在希尔达召开，我们就得自己在柏林成立新政府。我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29]” 许多人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列维涅认为，斯巴达克派太弱小了，它既无力参加大选也无力抵制大选，它应该集中力量来鼓动人们支持工人士兵苏维埃[30]，但其他发言者则谈到保持双手清白之必要，群众不理解他们之可能，以及把参选的建议批判为“急转弯”甚至是堕入机会主义。讨论结束后，大会驳回了列维的建议，并以六十二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通过了奥托·吕勒提出的反提案；共产党不参加大选了。在讨论中，以及表决之后（表决的结果让左翼激进派很高兴），卡尔·贝克[31]代表国际共产集团宣布，他的组织已决定参加新党[32]。在大会的第一天结束时，极左派赢得了重大胜利。 第二天，郎格开启了关于“经济斗争”问题的讨论。中央的发言人比列维更谨慎，他批判了工会官僚的保守作用及其企图将工厂委员会变成雇主机关的附庸，但他又避免在革命派是否应当参加传统的工会、并在其中指导富有战斗性的行动这个问题上提出意见[33]。几个代表因此而批评了他。来自柏林的里格尔（Rieger）认为，参加了共产党就不能留在工会组织里[34]。弗勒利希表示，在工会内部是不可能把它争取过来的，必须提出“离开工会！”的口号。他建议在工厂里组建“工人联合会”，以此一劳永逸地消除党和工会之间的界限[35]。赫克特反对弗勒利希的意见，他强调指出：广大的群众已经参加了工会，不应该把工会的作用同工厂委员会的作用混淆起来，并对“离开工会！”这个口号的危险提出了警告[36]。卢森堡批评了弗勒利希的立场，说他企图用“工人联合会”来把两种旧的组织形式——党和工会——结合起来、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的力量集中到新的形式——工人苏维埃和工厂苏维埃里去。她不完全同意“离开工会!”的口号，但同意把清算工会提上日程[37]。她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一个委员会讨论，激情已经不如前一天的大会支持了她的建议[38]。 第三天，卢森堡就党纲做了发言，在她发言时和发言后，大会向她长时间鼓掌致敬，尽管她的发言明确地批判了占多数地位的极左派倾向。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已经到了必须“把社会主义的纲领整个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把纲领置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采取的那一立场”上。她宣布：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同那些企图歪曲它的人作斗争，它象田鼠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基下面挖掘，它又使德国无产阶级的最优秀部分今天在我们的旗帜下，在革命的战旗下前进，我们在反革命表面上还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也有我们的信徒和今后的战友。[39]
人类面临着生死关头，要么倒退到野蛮状态，要么通过社会主义获得拯救，社会主义是人类求得生存的历史性需要。应该在这个框架内来分析德国的形势：“十一月九日是一次充满缺陷和弱点的革命……而我们在十一月九日经历的事情，有四分之三与其说是一个新的原则的胜利，不如说是现存帝国主义的崩溃。”尽管出现了工人士兵苏维埃，“这是这次革命的口号”，“它立即使革命具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面貌”，但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它的特征是各方面都抱有幻想，无产阶级和士兵的幻想是“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帜周围团结起来”，艾伯特散布的幻想是打出“社会主义”的招牌就能有效地压制阶级斗争。十二月六日和十二月的两次血战让双方都丢掉了幻想：“但正是由于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后剩下来的只是一堆这样的破烂，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收益，因为没有什么比幻想更加对革命有害的了，没有什么比明白的、公开的真相对革命更加有益的了。[40]” 卢森堡认为，革命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它已经从工潮的发展和蔓延中开始了： 我们现在打算把这一点说出来：正是由于这次革命的全部本质，罢工一定将愈来愈发展，愈来愈成为革命的中心点，革命的主要事情。那时它就是一场经济革命，从而也成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只能由群众直接地、面对面地同资本主义来决一胜负，要每一个工厂的每一个无产者都起来反对他的雇主。只有那样它才会成为一次社会主义革命。[41]
在第二阶段里，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将垮台。卢森堡一再坚持下列观点，她认为这是纠正代表们的幻想所必需的： 我们不应当继续鼓励和重复革命的第一阶段即11月9日阶段的幻想，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来说，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并用另一个政府来代替它就足够了。……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做好准备，使工人士兵委员会具有这样一种权力，那时，一旦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或随便哪一个与它类似的政府被推翻，这件事本身就只是一项最后的决定性行动了。[42]
在发言结尾，她对那些梦想一下子就能推翻艾伯特政府的人提出了警告： 在这里应当这样说：起初是行动；而要使工人士兵委员会感到自己责无旁贷，应当成为并学会成为德国的唯一公共权力，必须有行动。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破坏基础，使情况成熟到可以实行革命，那时必须由革命来圆满完成我们的工作。……我的意思是，历史不允许我们象在资产阶级革命时那样轻松自在，那时只要在中央推翻正式的权力，用几个或几十个新的人去代替它就足够了。……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工作，如果说我们不是从上面夺取政治权力，而是必须从下面夺取，那么这恰恰是同我们革命在实现其触及社会制度基础的那些目标时的群众性质相符合的，是同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相符合的。……我不打算去预言这一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如果只要我们付出生命就足够实现这一过程，那么我们中有谁会去计算，有谁会为此操心呢？重要的仅仅是，我们要清楚明确地知道应当做什么；关于应当做什么，我希望我已经凭我的微薄力量多少向你们讲清楚主要的轮廓了。[43]
几分钟后，大会通过了已发表在《红旗报》上的纲领草案，这个纲领明确宣布： 斯巴达克同盟拒绝同资产阶级的走狗们，拒绝同谢德曼—艾伯特之流共同掌握国家政权，因为它把这样的一种协作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只会加强反革命的力量，麻痹革命的力量。……斯巴达克同盟也将拒绝在谢德曼—艾伯特之流身败名裂和独立社民党与他们的合作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取得政权。……斯巴达克同盟只能根据德国无产阶级大多数群众清楚的明确的意志，而绝不通过其他方式接管政权，只根据德国无产阶级大多数群众自觉地赞同斯巴达克同盟的观点、目标和斗争，而绝不通过其他的方式接管政权。斯巴达克同盟的胜利不是革命的开始，而是革命的终点：它的胜利就是几百万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胜利。[44]
成立大会的重要意义有几个见证人曾记下了列奥·约吉希斯在成立大会闭幕后的次日所表现出来的苦涩与悲观。在约吉希斯看来，拒绝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清楚地表明了以现在集结起来的这批人来建党，是为时过早了[45]。在得到卢森堡的同意后，他要求蔡特金先不要参加共产党，直到她能在独立社民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后再参加共产党[46]。拉狄克也许没有那么悲观，尽管他不禁觉得自己不是在跟一个真正的政党打交道；他后来写道“成立大会尖锐地暴露出了党的幼稚与缺乏经验”[47]。成立大会上的主流意见是它与俄国革命彻底团结的证明，这个因素不可忽视。但它与群众的联系却还是很薄弱。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是完全乐观的；在他看来，青年站在斯巴达克派一边，他相信自从独立社民党被迫退出政府后，力量的对比将很快发生改变[48]。 代表大会拒绝了中央通过列维提出的参加大选的建议，同时又采纳了卢森堡提出的纲领，这毫无疑问地体现出了政治上的矛盾。另外，在成立大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极左派似乎没有企图夺过领导权；领导层仍是旧的斯巴达克派班子，他们依然握着缰绳，不过少了梅林（他当时病了），多了弗勒利希（他是国际共产集团的代表）[49]。这些旧的斯巴达克派领袖肯定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影响来阻止党执行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一些决议中的冒险主义政策。罗森贝格认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了极左多数派的人质，为了从极左派那里逃出来，他们倾向于分裂；这种看法似乎是没有根据的[50]。 新党的结构十分松散，几乎可以说不存在，不管怎么看，它在这方面都更像独立社民党，而不像布尔什维克。埃贝莱因就组织问题做的报告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初期的政治讨论后，他发现讨论党证与党费的任务变得十分艰难。他的报告抛弃了社民党的选举制传统，因为这个组织是在地区组织和工厂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又带有激进派对集中制的固有敌意：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取消地方服从中央的旧体制，我们还以为，各个地区组织和工厂组织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他们应当在行动上独立，而不应等待上面来的命令……中央主要承担思想与政治领导的任务，并对党外发生的一切进行总结。[51]
对这个报告几乎没有进行讨论。此外，恩斯特·麦尔和卡尔·贝克彼此交换了意见，短暂争论了一番，这表明斯巴达克同盟和国际共产集团在这方面毫无准备，他们对组织的观念也不是很明确。新党的组织基础尚待研究，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做决定。中央委员的选举并不能自动让中央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范围的政党的领导层。 当德共（斯）成立大会召开时，他们也同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进行了讨论，而德共（斯）成立大会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通过的决议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可以从这些讨论中遭到的挫折看出来。这个代价是很高昂的。李卜克内西说道，这些人是“柏林无产阶级中最优秀、最积极”的人，他们是独立社民党干部中的骨干，他同他们一起完成的工作是“他在党内历史中最幸福的篇章”[52]。 由李卜克内西率领的斯巴达克派代表团和革命工长组织核心的代表团（其中有多伊米希、累德堡、里哈尔德·穆勒、诺瓦科夫斯基、埃克尔特和肖尔策）进行了讨论[53]。他们的讨论曾几次被中断，好让代表们去向委派他们的人做汇报，并同自己的委派者商量。斯巴达克派的代表们知道革命工长组织的这些活动家虽然形式上还是独立社民党党员，但他们更接近于斯巴达克派，并组织了一个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纪律的独立团体，所以他们对这次谈判的成果满怀信心。但多伊米希和累德堡（他们是革命工长组织的活动家的政治顾问与真正领袖）则从不掩饰自己的不信任，累德堡则干脆表现出了彻底的敌意。他们都立即发起了进攻，认为是否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是原则性问题。但第一个障碍是革命工长组织造成的，他们要求派出五名代表参加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决定纲领和组织问题的委员会，以此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样就能增加柏林活动家的代表名额，但德共（斯）成立大会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前景[54]。里哈尔德·穆勒坦率地表示，能不能跟斯巴达克派一起工作，取决于斯巴达克派能否放弃自己的“老的盲动主义战术”及其对街头示威的依赖，由此重新开始了讨论。李卜克内西回答他说，在这个问题上，里哈尔德·穆勒把自己变成了《前进报》的代言人[55]。显然“血腥圣诞节”事件和《红色前进报》事件对革命工长组织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他们同情斯巴达克派所捍卫的思想，尽管他们在几周后跟着李卜克内西一起工作，工厂代表们仍对激起此类行动、并自称代表斯巴达克主义的冒险主义分子表示出了敌意。阿图尔·罗森贝格写道：“多伊米希、累德堡和里哈尔德·穆勒确实想追随共产主义的政策，但又不想跟那些被公认为斯巴达克派的人扯上关系。[56]”这个说法对普通代表的描述，无疑要比那三个有名有姓的领袖的说法更准确一些，而且李卜克内西还强调指出，这三个领袖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累德堡表现得像个坚定的敌人，而多伊米希则总是很友好、很亲近[57]。 不管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革命工长组织提出的条件表现出了他们的极度不信任。他们要求取消抵制大选的决议，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纲领委员会，一起对“街头战术”进行准确的规定，让自己的代表参加出版物与传单委员会，最后还要求新党的名字中不得出现任何涉及到“斯巴达克”的词[58]。毫无疑问，没有哪个布尔什维克会拒绝这些条件，也没有哪个斯巴达克派强烈反对这些条件。但是德共（斯）成立大会的大多数代表认为这些条件是不能接受的，此外，他们对这些谈判的挖苦态度，是拉狄克发现的最令人担忧的征兆之一[59]。 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共产党代表团甚至都不用去跟德共（斯）成立大会汇报和磋商，都能意识到谈判已经破裂了；其实成立大会从一开始就对与革命工长组织的合并怀有敌意，没有就这个根本问题进行辩论[60]。 毫无疑问，这是德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失败。革命工长组织得到了柏林无产阶级的信任，在一战期间、在革命时期，是革命工长组织领导了柏林无产阶级的斗争，没有了他们的参加，要想在在一九一九年的德国成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是难以想象的。革命工长组织里只有几个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德共（斯），如保尔·埃克尔特、弗里茨·文古特和保尔·维尔。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及受其影响的成千上万的活动家认为斯巴达克同盟与独立社民党的决裂没有正当理由，他们对此持旁观态度[61]。 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们，和这些战斗的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双方彼此隔绝了，这些组织者是一个革命的工人党的无可争议的、真正的干部层，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们无疑会意识到，他们在产业工人运动里没有立足之地。另一方面，在柏林各工厂里的这些可敬的战士却又失去了政治领导，或者说，是被引诱到了不可靠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一边，陷入自相矛盾的需要之中的局面，这比一战期间的局面要复杂得多（而他们的荣誉和威信是在一战那种局面里赢得的）。两个团体非常相似，这加剧了彼此的对抗。两个团体相互竞争的危险在这种爆炸性局势中显现了出来。这种危险被弥漫于所有政治团体中的极左情绪大大地加剧了，双方都竞相表现得比对方更“左”。刚刚诞生的共产党从一开始在群众中就是孤立的，在积极投入行动前，它必然是虚弱的。一月事件、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害重创了它。同劳动群众建立联系的任务不得不从头开始做起。 尽管如此，当列宁得到德共（斯）成立大会召开的消息时，尽管他还不清楚其详情或其意义，他还是在一月十二日发表的《给欧美工人的信》里表达了他的喜悦（这封信他早就在起草了）： 现在，拥有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兰茨·梅林这些闻名世界的领袖和工人阶级忠诚拥护者的德国“斯巴达克同盟”，已经同谢德曼、休特古姆这类社会党人，这类同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强盗和威廉二世勾结而使自己遗臭万年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彻底断绝了联系，并已改称“德国共产党”，这样，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在事实上成立起来了。第三国际还没有正式成立，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62]
[1]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13页；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28—132页。德国战俘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德国人支部的领袖之一赫尔曼·奥斯特洛也是代表团成员，但他没能进入德国（同上，第122页）。 [2] 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43页，其中没有提到任何文献记录。 [3] 契卡（ЧК），全称“肃清反革命分子及破坏分子全俄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于1917年12月20日根据列宁的命令成立，其首脑是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它的职责是同一切反革命行为及破坏行为作斗争、保卫苏维埃政权。1922年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ГПУ）。列宁去世后，随着官僚阶层逐渐窃取了政权，它也随之蜕化为官僚阶层排除异己、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维护官僚专制的工具。——中译者注 [4] 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5]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2—134页。 [6] 同上，第135页。 [7] 《共产主义者》，不莱梅，第5期，1918年；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09—613页上。 [8]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176页。 [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64页；约吉希斯也出席了会议。 [10] 《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Protokoll des III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ernationale[Moskau,22 Juni bis 12 Juli 1921] ），汉堡，1921年，第668页。 [11] 同上，第541页、第669页。 [12] 《斯巴达克与第三国际》（Spartakus und die Dritte Internationale），《国际通讯》，第28期，1924年2月29日，第306—307页。 [13] 同上，第307页。 [14] 《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的工会运动老战士回忆录（1914—1920）》，1918年部分，第23—24页。投了反对票的三个人是约吉希斯、维尔纳·希尔施（Werner Hirsch）和一个来自米尔海姆（Mülheim）的代表麦斯特（Meister），这个麦斯特很有可能是明斯特（Minster）之误（《红旗报》，1928年12月30日）。 [15] 《共产主义者》，不莱梅，1918年12月24日，转引自格洛斯，《维利·明岑贝格》，第88页。 [16] 卡尔·施罗德（Karl Schröder，1884年11月13日——1950年4月6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13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协助经营《红旗报》。后成为革命工长组织的极左派理论家。德共（斯）成立后领导柏林地区支部，1919年被开除出党，发起成立共工党。1920年同哥尔特密切合作。与哥尔特一起去莫斯科，使共产国际承认共工党为“同情党”。1921年底组织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国际和信息局。1922年共工党分裂后领导共工党埃森派。1924年返回社民党，成为《前进报》上的文学评论家。在社民党内组织了前共工党员的组织，1931年组织“红色战士”（Rote Kämpfer）。1936年被判处苦役。1945年后在西柏林组织教育，后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7] 弗里德里希·文德尔（Friedrich Wendel，1886年5月12日——1960年3月8日），出身于木匠家庭，当过印刷工。1907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在柏林参加了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在德共（斯）内领导左派。后来发起成立共工党，同情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1920年返回社民党。当上了社民党的记者。纳粹统治时期转入地下，战后在基尔市政府工作，重建了基尔的社民党组织。 [18]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报告》，列维档案，P124/8，第4页。 [19] 《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52—56页。我们这里引用的文件得到了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的确认，他根据在列维档案里找到的速记记录证明了这份文件是可靠的，所以我们引用了这份文件，而没有引用很不完整的《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因为它是在一月事件之后的镇压中，由那些出席过大会的秘书写下来的。 [20] 同上，第63—66页。 [21] 同上，第86页。这段对（第三）国际的古怪的描述跟列宁所要求的“世界革命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拉狄克后来做了完全不同的阐述。 [22] 同上，第90页。 [23] 希尔达（Schilda）是勃兰登堡的一个小镇。——中译者注 [24] 《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93页、第95页。我们都知道，为了避开柏林工人的政治压力，国民议会是在魏玛召开的。 [25] 同上，第99—104页。 [26] 同上，第113页。 [27] 同上，第113—117页。 [28] 同上，第98页。1919年1月10日，吕勒在德累斯顿召集了一次示威游行。当示威群众来到社民党报社前的时候遭到枪击，12人死亡，52人受伤。吕勒也被捕了，但秩序恢复后获释（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21—522页）。 [29] 《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98页。 [30] 同上，第109—113页。 [31] 卡尔·贝克（Karl Becker，1894年11月19日——1942年12月1日），印刷工，出身于社民党活动家家庭，190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先后领导了德累斯顿和不莱梅的左翼激进派，1917年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领导了一个工人苏维埃。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国际共产集团出席。后支持极左多数派。1919年成为反对派领袖，并与人创建了工人总同盟。在海德尔堡大会上被开除出党，但没有参加共工党，1920年3月在拉狄克和弗勒利希的影响下重新回到德共（斯）。数次访问莫斯科。1921年起任《汉堡人民报》（Hamburger Volkszeitung）编辑，1923年负责沿海地区（Wasserkante）和西北区，参加了右派。1923年年底转入地下，流亡莫斯科。1925年返回德国，成为“调解派”成员，1928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做了“自我批评”。1933年转入地下，后流亡到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1942年9月4日被判处死刑，12月1日在普洛岑泽（Plötzensee）监狱遇害。 [32] 《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135—136页。 [33] 同上，第138页、第149页。 [34] 同上，第159页。 [35] 同上，第152—154页。 [36] 同上，第160—162页。 [37] 同上，第162—164页。 [38] 同上，第165页。 [39] 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此处采用的译文译自《罗莎·卢森堡文集》和第4卷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88—513页，殷叙彝译，可在如下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1231.htm [40] 同上。 [41] 同上。 [42] 同上。 [43] 同上；上述引用的几段卢森堡的发言与英译本略有出入。 [44] 《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1918年12月31日通过的德国共产党纲领》，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5—126页，这段引文与英译本略有出入。 [45] 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345页。 [46] 《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第668页。 [47]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6页。 [48] 同上。 [49] 被选入中央的有赫尔曼·敦克尔、凯特·敦克尔、埃贝莱因、弗勒利希、郎格、约吉希斯、列维、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麦尔、皮克、塔尔海默（《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第45页）。列维文件中相应的缺失段落翻印于《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261—262页。所以布里西亚涅提出的保尔·列维在1919年春天是中央委员，因为他“补选”上了的说法（《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158页）是错误的。 [50] 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第322页。 [51] 《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248页。 [52] 同上，第276—277页。 [53] 同上，第270页。 [54] 同上，第271页。 [55] 同上。 [56] 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第323页。 [57] 《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275页。 [58] 同上，第273页。 [59] 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6页。 [60] 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142页）认为，这个事实证明他的下述观点是正确的，即李卜克内西“违背了大多数代表的意愿，坚持同某些独立社民党领袖和左翼工会干部进行了[b] 秘密的[/b] 、徒劳的谈判”（黑体是我们加上的）。 [61] 柏林的IML-ZPA档案库里保存有谈判破裂后，革命工长组织于1月1日召开的会议记录。德拉布金概述了这次会上的争论（《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61—462页）：累德堡、维格曼和多伊米希表示赞成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党，这个新党将参加大选；少数人赞成参加德共（斯）；最后大部分人选择留在独立社民党内。 [62] 《给欧美工人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43页。这封信是在1919年1月21日，即列宁得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的消息的那一天写完的，发表于1919年1月24日的《真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