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十章 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 罗莎·卢森堡对柏林苏维埃执委会的活动下的严厉判决，让历史学家感到不满。从革命派的立场出发，不可能让里哈尔德·穆勒及其朋友对失败负全部责任。执委会内激进派的无力，以及这个“政权机关”（卢森堡是这么称呼执委会的）之不能将自己的活动超出纯宣传性的范围，不只是——也不可能只是——柏林苏维埃的当选委员们的错。在其他革命团体的工作中也能找到相同的特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的代表性之弱（即使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也没有多少代表支持）表明，他们在早期曾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影响已经衰落了，在这个关键时期，他们无力触动群众运动的心。 独立社民党内的斯巴达克同盟对于斯巴达克派来说，这并不是新问题。我们还记得卢森堡在一九一六年发动的政治斗争，当时部分斯巴达克派成员想建立独立的组织，而她则极力反对，她认为这样成立的只会是一个同被社民党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割裂开的“宗派”。我们还记得革命派在一九一七年对独立社民党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尽管符腾堡人表示反对，但大部分斯巴达克派成员还是参加了新的独立社民党，不过不莱梅、汉堡和柏林的左翼激进派拒绝参加独立社民党。 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革命爆发前夕，这些分歧似乎不那么强烈了。自从独立社民党的理论家考茨基表态支持“民主”、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起，大部分活动家认为参加独立社民党是不够进步的。弗兰茨·梅林在信中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都看过了；保尔·列维在瑞士被争取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边，他回国后，靠近了不莱梅的活动家，由此成立一个独立的革命党的前景变得更清晰了。十月的联席会议似乎预示着，在斯巴达克同盟和独立社民党决裂（现在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之后，将会成立新的党。 然而事件的发展却并不符合这种预测。李卜克内西获释后，他同意成为独立社民党的旗手，并参加独立社民党执委会的会议。他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认为斯巴达克派没有干预工业的手段——而关键的战斗将在工业中打响。所以他和皮克才选择了参加革命工长组织，它的核心构成了柏林工人阶级的真正领导层，而革命工长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独立社民党员。李卜克内西认为，通过维格曼、埃克尔特、诺严多夫和诺瓦科夫斯基等人，要比通过多伊米希和里哈尔德·穆勒之类的人更能接近群众。这些人对俄国革命及革命的纲领的同情态度是很出名的。 十一月十日，一群武装的斯巴达克派拿着由里哈尔德·穆勒和冯·贝尔菲尔德签字的柏林苏维埃执委会命令，在赫尔曼·敦克尔率领下，占领了一家大型日报《柏林本地新闻》的印刷厂[1]。不久之后，卢森堡抵达柏林，她强烈批评了他们在没有足够财力的情况下出版日报的做法，而且她也不赞成这家报纸的倾向[2]。十一月十一日晚上，柏林的斯巴达克派领袖在佳益旅馆（Hotel Excelsior）召开了紧急会议，并起草了一份纲领[3]。从约吉希斯写给塔尔海默的信中[4]，可以一窥他们的分析。他们认为这场革命仍只是场兵变。由厌倦了兵役的水兵发动的这场兵变，是根据水兵的要求进行的，基本上是由水兵领导的，而社会问题在其中只占次要地位。当然它确实帮助打击了反革命在军队中的矛头，但反革命仍能得到“政府社民党人”的帮助，这是他们的一大优势，他们对工人阶级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阶层仍然保持着信心。 在斯巴达克派看来，革命派的任务是通过宣传鼓动来启发群众。要在食品配给、失业和“必然伴随着战争而出现的真正的经济混乱”等问题所引发的经济性斗争——特别是罢工——中推动社民党人前进，让群众在这个过程当中认清社民党的真实作用，以此来系统地帮助群众前进。任何与社民党多数派的合作都只会让群众更难认清它的真面目：“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我们领导革命的时候不是在革命开始之时，而是在结束之时。[5]” 卢森堡根据这个分析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她认为斯巴达克派应该尽可能久地留在独立社民党内，这首先是为了赢得支持，招募新成员，但要怀着赢得大多数支持的长远目标。她的观点占了上风，那个后来成为了斯巴达克同盟的团体继续留在独立社民党内，以宣传性团体的形式存在着。 虽然如此，这个团体还是开始建立组织，并制订了一套工作计划[6]。任命了一个中央领导机构，这个机构就叫“中央”（Zentrale），它的成员包括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约吉希斯、恩斯特·麦尔、赫尔曼·敦克尔、凯特·敦克尔、威廉·皮克、保尔·列维、保尔·郎格，以及由斯图加特回来的塔尔海默和被从但泽召回的埃贝莱因[7]。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塔尔海默、列维、郎格和从斯图加特回来的弗里茨·吕克负责发行《红旗报》。约吉希斯负责组织问题，埃贝莱因负责财政，皮克负责在柏林建立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敦克尔夫妇负责青年工作，卡尔·舒尔茨[8]负责在士兵中间开展宣传，恩斯特·麦尔负责出版局[9]。在卢森堡提出的草案里，有出版一系列出版物的计划：要出理论期刊、专门针对青年和妇女的定期刊物、针对士兵的宣传性小报、以及新闻通讯期刊[10]。 这些计划没有一个能按时完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团体的力量全部用在保卫《红旗报》这家日报的战斗上了。《柏林本地新闻》的老板诉诸法律，柏林执委会退却了，冯·贝尔菲尔德辞职，斯巴达克派不得不交出印刷厂[11]。到了十一月十八日，《红旗报》才重新出现，这次是由一家收费很贵的印刷厂印的。以每份五十芬尼的价格印刷和销售“鼓动性传单”[12]——没有订阅费——无法带来必要的财力。在工人士兵苏维埃在德国出现后的第一周里，斯巴达克派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工作。十一月二十日，李卜克内西写了一篇论苏维埃的目标的文章，在文中，他表达了斯巴达克派中央对这个摆在革命派面前的任务的规模的看法： 当选的劳动者往往只受过很不充分的教育，他们只有很薄弱的阶级觉悟，甚至还在犹豫不决、缺乏活力，所以它们（指苏维埃）几乎没有革命性，或是几乎见不到它们进行反对旧政权的代理人的政治斗争。[13]
群众与党在革命时期，当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地觉醒过来，投入政治生活的时候，群众改换方向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不是呈直线发展的。他们的经验——有时仅集中在几周内——对希望利用他们的政治组织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能迅速作出反映，能进行非常清晰透彻的分析。而在一九一八年的德国，各个工人政党、以及在工人政党内部相互竞争的种种流派所持的立场，却加剧了思想上的混乱。 从原则上来说，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有两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工人政治组织在德国劳动人民面前站了出来——一个是老的社民党，人们把它叫做多数派，尽管在一些地方它已经不再占多数了；另一个是独立社民党。这两个党都参加了政府，也都参加了执委会，都自称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也都自称是为了十一月革命而斗争的，也正是十一月革命让他们获得了政权。乍一看这两个党似乎没有显著的区别；内阁作出的几乎所有决定都是一致通过的，《自由报》所用的语言也跟《前进报》的非常相似，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但当人们不再对官方声明感到满意，并去寻找这两个政党的真正区别——首先是他们的代表的实际行动与其他人相比有什么区别，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首先，在独立社民党内有斯巴达克同盟，它拥有自己的日报和自己的政策。十一月十日，李卜克内西拒绝参加艾伯特—谢德曼—哈阿兹政府，使斯巴达克同盟成了第三个领导层，至少也是另外两党所遵循的路线的正式反对派。其实当时不只有这几种思想流派。在社民党内，除了艾伯特和谢德曼的正宗右翼（这个右翼事实上是总参谋部的同盟者，有意识地为瓦解苏维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并同协约国结成了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盟）之外，我们还能找到一个左翼，这个左翼虽然缺乏组织，但却是由许多许多这样的社民党党员组成的：这些党员如果听说了他们的党已经同协约国结成了这么一个同盟的话，会感到难以置信；他们真诚地相信科恩—罗伊斯之流设想的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前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许多社民党员，甚至是领袖，对极其明显的右翼政策——即诺斯克同自由军团的合作，表示敌意，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左翼”是很有活力的[14]。 在独立社民党内，“右派”基本上是由领导层中的上层组成的，这个派别的代言人是哈阿兹和迪特曼，事实上它跟社民党的“左派”十分接近。这个派别确实想要议会民主，但又梦想把它同已经在制度上存在的工人苏维埃调和起来，让苏维埃“分享”部分权力。这个派别同社民党的左派一样，为艾伯特及右派的政策打掩护，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比如大选的日期或右派同总参谋部的关系——有时也会对右派进行猛烈的（至少是口头上的）攻击。独立社民党的左派，包括多伊米希、累德堡和里哈尔德·穆勒周围的革命工长组织在内，确实没有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对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或柏林执委会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但它坚持了战前激进革命派的立场，并加上了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要求，将其作为具体的前景，这清楚地将他们置于俄国革命及其继承者的无条件支持者的阵营里。 在独立社民党左派反对党内右派、加强苏维埃的权力、反对召开国民议会的艰苦斗争中，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们是与独立社民党左派一致的。但在传统的工会内的政治工作方面，他们并不那么上心，而且许多活动家现在还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结果当举行选举时，他们打算参加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却得不到大多数同盟成员的支持。其实，此时在斯巴达克同盟里出现了一种倾向，这个倾向被阿图尔·罗森贝格[15]称作“乌托邦倾向”，在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周围的革命派团体当中也出现了这种倾向。对于那些完全拒绝与“社会党叛徒”及其同谋——这个“同谋”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合作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应该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让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通过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人，我们更愿意把他们叫做“极左派”。 阿图尔·罗森贝格认为，德国工人运动没能及时同战争中传承下来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各种思想倾向决裂，也没能根据现实中的变化来重建自己，他对此感到很遗憾，我们也许可以同意他。也许哈阿兹和迪特曼的“民主”派能在一个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内有效地牵制以艾伯特为首的右翼。也许“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包括从累德堡到李卜克内西的各类左派）能在组织问题上、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进行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合作。然而事实就是：在还有时间的时候，革命派分子并没能作出这样的解释。 总之，十一月革命后，在曾经组成了工人先锋队的那些人当中，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立刻抛弃了老党。阶级的组织干部通常转向了独立社民党。在许多大型工业中心里，这个党确实对大型工厂里的工人施加了巨大影响。战争期间进行的激烈的原则性争论，对社民党勾结总参谋部对付自己的反对派的政策的记忆——比如占领《前进报》——使这些工人拒绝考虑同社民党重新统一，而他们的领袖却越来越希望重新统一（尽管他们不敢公开提出来），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场苏维埃式的革命的前景，而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干部发现，自己可以说是被困在了哈阿兹的党内，这个党的政策实际上跟艾伯特的党的政策没有不同，但这个党同时又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党，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 与此同时，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转向了社民党。这些人当中，有此前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工人、复员士兵、小资产者，战争和战败让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有来自一切社会阶级的青年，他们希望迅速改善生活条件，以及民主地重建国家。在最广泛的群众看来，社民党是革命的化身，因为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这个党，这个党不但向他们许诺和平、民主和在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还许诺不会让他们再受苦，不会有革命或内战。 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及势力都在社民党提出的纲领下团结起来，以及各种宣言所产生出来的友爱氛围，产生出了一种自信、统一的、几乎是全体一致的气氛。在那些渴望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广大阶层看来，革命派就是一帮捣蛋鬼。在他们看来，只有革命派才会瞎嚷嚷，使用暴力，作出“过火”行为，恶意谩骂，革命派对领袖作出的“叛变”指控，会对巩固革命所必须的“团结”造成危害，并使革命陷入危险之中。社民党多数派把这些刚刚开始政治化的、缺乏经验的群众拉到自己身边，把他们组织起来，极力利用他们对团结的渴望来反对斯巴达克派，正如他们在十一月里对士兵代表做的那样，社民党多数派在宣传中把斯巴达克派打成了“破坏分子”。 是先锋队，还是具有战斗性的少数派？革命的少数派本身正变得越来越激进，当他们觉得自己正被拖入一种致命的政治上的一致状态时就更是如此。其中部分人团结到了斯巴达克同盟身边，不过他们的这一过程完全是自发的。工人阶级当中被社民党及工会的官僚阶层弄得讨厌起任何组织形式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是“站在总参谋部一边的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活动家、只相信武器的力量的青年、一整个（由不满者、造反者、战士和理想主义者组成）认为官僚机构是阻挠革命胜利的最大障碍的阶层——他们全都为俄国革命所着迷。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丰富经验了解得很少，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简单概括为武装起义，使用革命的暴力就能解决一切由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暴力造成的问题。一九二零年，保尔·列维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就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分做了个概述：“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在德国各地成立了许多团体，其中大部分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大部分只是被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气吸引过来的……这些团体是由以前从来没有按照某种政治程度组织起来的人组成的[16]。” 威胁着斯巴达克同盟的危险，就在于这种孤立状态，而这种孤立一半是由于它自身的力量主动造成的，一半是由于那些害怕它的大党所致。这些力量中的先锋倾向于成为这么一个集团：不但与群众组织相隔绝，还与工人阶级本身及其传统相隔绝。他们是缺乏耐心和经验不足的青年，他们相信自己的任务不是像先锋队那样去进行耐心的解释，而应该是发挥富有战斗性的少数派的作用。 十一月九日后，约吉希斯通知塔尔海默：卢森堡注意到了起义必须转变为社会革命，但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从自身的阶级要求出发，大规模地投入斗争。所以她带着希望、甚至是带着乐观主义，对工人开始为经济要求而行动表示欢迎，十一月底席卷全国的工潮正是这样的行动。十一月十五日的《红旗报》写道： 人人惊恐万状、焦虑万分，力图躲开革命，然而内战却不会放过他们。内战无非是阶级战争的别名，那种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议会内的多数派发布法令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想法，不过是小资产阶级荒谬的幻想[17]。
让劳动人民抛弃对那些以他们的名义掌权的政党的幻想，最快办法之一就是工人作为资本的雇员，为他们的经济要求而采取的阶级行动。人民全权代表政府发自内心地害怕工人的要求，并忙于阻止罢工。巴特本人在内阁里负责劳动问题，他向工人乞求“不要把革命贬低为一场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18]。 从这一点来看，革命派在工会内争取影响的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民党内最保守、最反革命的势力依然牢牢控制着工会。当时有几百万工人刚刚参加运动，他们对政治了解得很少，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保护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大大加强了反动势力对工会的控制。大部分斯巴达克派活动家和大部分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革命派把组织及其领袖混为一谈了。他们愤怒、轻蔑地批判各工会，说它们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或是过时了的组织形式。他们向具有阶级意识的劳动人民发出呼吁，号召他们抛开工会，组织起来。 斯巴达克派的部分地方支部发出了呼吁，号召工人离开工会，面对着这种情况，工会组织内的老斯巴达克派核心犹豫着不敢表态，与此同时又承认有必要“清算工会”。这种犹豫让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许多革命派活动家不再尝试通过工会内部的途径来影响工人，结果让社民党通过工会把工人中的新阶层争取了过去，并赢得了影响。 斯巴达克同盟与独立社民党决裂双重政权体制下两个政权之间的斗争，在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与立宪会议的支持者之间划下了一道不可弥合的鸿沟。这道鸿沟很快就把独立社民党划成了两半，尽管它的领袖曾企图弥合这道鸿沟。十一月十八日，哈阿兹在布施马戏场表示原则上赞成立宪会议，但又坚持认为应避免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召开立宪会议[19]。希法亭在《自由报》上的专栏文章里解释说，在召开立宪会议前，行政机关应当民主化，经济应当社会化[20]。十一月二十七日，独立社民党执委会发表声明，声称“只有当技术和政治条件得到满足后，只有当觉醒了的人民的意志能在立宪会议当中得到真正的表达后”，才应该召开立宪会议[21]。 卢森堡在《红旗报》上对独立社民党的立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她指出必须进行彻底的澄清，并号召举行一次特殊会议来讨论这个核心问题[22]。 从那时起，这场内部冲突吸引了几乎所有独立社民党活动家的关注和精力。在将大选定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的问题上，哈阿兹及其同道最终向艾伯特投降了，这给这场讨论提供了新的事实。这加强了支持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人的地位，并让那些无论如何都不想让这种大会召开的人感到困窘，因为哪怕是号召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的建议，都意味着他们的退步。召开代表大会本身就意味着转向左翼，以及以哈阿兹为首的领导层的毁灭。《红旗报》集中火力向独立社民党领导层开火，并试图发动独立社民党党员来迫使代表大会召开。其实，斯巴达克派是能在这场斗争中夺得党的领导权的，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处于能团结党内所有左翼力量的立场上。独立社民党领导层继续反对这个要求，它们使用各种技术性的借口来推脱，这些借口实际上表达的是政治选择。独立社民党领导层坚持说，召开代表大会，就会让竞选活动的准备工作推迟。斯巴达克派遭到了“破坏党的工作”的指控。 独立社民党就要分裂了，双方几乎都同意分裂——这种看法很快流行开来。施特勒贝尔在十二月八日的《自由报》上、布莱特沙伊德[23]在十二月十二日的《社会主义者》（Der Sozialist）上都表示党内两翼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十二月十二日，斯图加特的独立社民党组织全会宣布要重选工人士兵苏维埃，并赞成苏维埃政权[24]。柏林依然对斯巴达克派寄予厚望；他们的人正与革命工长组织密切合作，在许多场合上，大工厂的工人成千上万地参加斯巴达克派举行的集会和游行，并向斯巴达克派的发言人李卜克内西、列维和皮克鼓掌致敬。十二月十四日，独立社民党内的内战差点爆发了。《红旗报》发表了由列维和卢森堡合写的纲领草案《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25]。同一天，《自由报》在头条文章《德国革命的德国策略》中攻击了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并认为召开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当前任务[26]。 十二月十五日，就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天，独立社民党的柏林地方组织为了就非常党代会问题作出决议，召开了全体会议。这场争论涉及到了全部的政治问题。哈阿兹代表执委会发言，他为同艾伯特和谢德曼合作的政策做了辩解，并为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决定做了辩护。他呼吁会议承认这个事实：当前全国大多数人支持艾伯特，为了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必须遵守民主规则；在这个新社会秩序当中，苏维埃应在宪政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站在经普选产生的议会旁边。哈阿兹说，斯巴达克派的提议不过是对布尔什维克运来德国的口号的拙劣模仿，而德国和俄国的形势根本不同，首先德国是先进国家，其次国际形势要求在德国进行议会选举。他指责斯巴达克派在帮反革命的忙，让反革命利用他们做借口，以独裁和恐怖来吓唬小资产阶级。他要求斯巴达克派从他们与党内其他人之间的分歧做出必要的结论，并离开这个已经没有他们容身之地的组织[27]。 卢森堡针锋相对，对艾伯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猛烈抨击。她说道，哈阿兹说群众支持艾伯特，这是对的。但是群众之所以支持艾伯特，首先是因为独立社民党支持艾伯特，而且哈阿兹是艾伯特政府的一员，这点哈阿兹却没说出来。只要哈阿兹及其同道与艾伯特决裂，并退出艾伯特政府，那么群众将毫无疑问地擦亮眼睛，弄清楚藏在艾伯特背后的是什么势力（这些势力越来越藏不住了）。卢森堡辛辣地讽刺了哈阿兹的忠于民主的表白：“假如问题在于民主原则的话，那就先在我们党内来一点民主吧！先召开代表大会，让群众说一说，他们还要不要这个政府！[28]” 李卜克内西和埃贝莱因发言支持卢森堡，而希法亭和施特勒贝尔则为哈阿兹的立场辩护。在会议结束时的表决中，希法亭提出了一个动议，认为党的原则任务应该是为选举做准备，这个动议是针对卢森堡的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动议而提出的。前者以四百八十五票赞成、一百八十五票反对而获得通过[29]。左派在被它视作自己的堡垒的地方遭到了失败。《自由报》发表了头条文章《结局已定》，这家独立社民党的主要报纸向这一事件欢呼。 但独立社民党实际上已经破裂。迪特曼、哈阿兹和希法亭站在艾伯特身边支持他。来自各省的独立社民党代表，如布拉斯、库尔特·盖尔和威廉·科嫩等人则与柏林的革命派合作。他们中大约有四十人同意在第一天作为支持李卜克内西的派别组织开会[30]。大多数表决中，独立社民党都分裂成了几乎对等的两派。在大会结束时，抵制由里哈尔德·穆勒负责的执委会的决议，造成了让独立社民党部长无法容忍的形势。 十一月二十一日，革命工长组织与首都大工厂里的独立社民党代表一起开了会。他们几乎一致要求在十二月底以前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哈阿兹及其同道辞职退出政府、组织反对议会选举的活动。他们明确谴责了巴特在内阁中的政策，宣布不再信任他，并取消了他在将来继续代表他们的资格[31]。在这次会议上，很可能选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其中有两位左派独立社民党人累德堡和多伊米希、两位斯巴达克派李卜克内西和皮克，行动委员会的主席是保尔·肖尔策[32]。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以斯巴达克派和革命工长组织为基础组建新党，并从独立社民党中拉走相当一批人。 十二月十六日，在国会大厦门前的示威中，五金工人里哈尔德·诺瓦科夫斯基——革命工长组织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就已经“以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同盟的名义”向示威者表示了欢迎[33]。当斯巴达克派面临着最终脱离独立社民党、组建新党的问题时，他们很希望能把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核心吸引过来，并通过他们——柏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各工厂里的工人阶级的领袖及组织者吸引过来。他们试图加快脚步，威廉·皮克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以斯巴达克同盟的名义给独立社民党写了一封信，要求独立社民党在三天内号召举行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必须在十二月底召开[34]。当然，他们早就知道独立社民党会做出什么样的答复，而在革命开始后不到两个月，建设革命党的问题终于被提出来了。 相互汇聚却又彼此矛盾的各种流派在资产阶级看来，独立社民党依然存在着。媒体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斯巴达克派”的帽子扣到一切极端团体头上，对于那些被他们竭力描绘成“嘴里咬着刀子的人”之间的区别，他们几乎连看都不看一眼。然而事实是这样子的：不管是俄国革命还是十一月革命，都没有彻底地让那些团体消除分歧，早在战前——战时尤甚——这些团体就在如何在德国准备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左翼激进派”——不莱梅人，以及被这么称呼的柏林团体——体现出了趋向于统一的趋势。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不莱梅的一次会议上，人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组织——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35]。他们在当地有一些影响力，主要是在造船厂和码头工人中间有影响。他们一直反对革命派参加独立社民党，并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鲜明地证明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在不莱梅的主要对手阿尔弗雷德·亨克，难道不是这个港口大城市里的最有力的哈阿兹的支持者吗？他难道不是因为这样才成了政府的代理人吗？同时他们也明白，在整个德国，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仅靠他们自己是无法组织一个新的革命党的，即使是革命党的胚胎也不够。 跟一九一七年一样，他们批判性地支持斯巴达克派，并声明自己将支持任何通过坚决地与中派决裂、走向建立独立的革命派组织的举动[36]。在约翰·克尼夫发言后，他们一致决定采用“共产主义者”这个名字。这反映出了他们与俄国革命的联系，以及他们丢掉“旧衬衫”、同过去决裂、同已经名声扫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名号决裂的决心。他们力图扩大、加深苏维埃的权力，并力图同全德的共产主义团体联合起来。他们的邻居——汉堡的左翼激进派在政治上同他们非常接近，以至于历史学家常常会把他们搞混，汉堡的左翼激进派也在这个时候参加了国际共产集团，而柏林的博尔夏特小组的残余部分，在青年作家维尔纳·莫勒[37]率领下也参加了国际共产集团。 斯巴达克派正在慢慢地自我组织起来。自从十一月十一日起，斯巴达克同盟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机关，有了出版物，有了办公室（它曾几次撤出办公室），还出售了募捐传单。在柏林之外的地方，它同巴伐利亚、布伦瑞克、开姆尼茨、德累斯顿、莱比锡、上西里西亚、东普鲁士、斯图加特、图林根和鲁尔的几乎所有的重要中心城市都建立了联系，在鲁尔，斯巴达克同盟成员还刚刚组建了“埃森—鲁尔共产主义工人党”。在这些地区，斯巴达克同盟的联系反映出了革命派在十一月革命之前的影响力[38]。此后，他们建立了新的联系，并在波伊腾（Beuthen）、勃兰登堡、爱尔福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基尔、慕尼黑、纽伦堡与索林根建立了新的小组[39]。但在组织上它还跟过去一样，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围绕着由几个政治领袖组成的核心形成的非常松散的网络。 不管在哪里，斯巴达克派都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派别，也没有采取系统的行动来组建自己的派别组织，就连在工人苏维埃内部[40]或独立社民党内组成一个有组织的思想流派也没有做到，他们在独立社民党内也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思想流派，他们在独立社民党内的活动仅是在《红旗报》上做宣传，这些活动只能依靠最著名的成员的威望及行动才能进行。与此同时，它又坚持自己的革命鼓动及发动群众投入行动的思想，并努力发动广大的工人群众，希望通过他们的自发行动来教育和启迪群众。为此它组织了许多集会和示威游行。 社民党多数派在士兵及士兵苏维埃当中，拥有近乎是惟我独尊的影响力，为了与之抗衡，斯巴达克同盟十一月十五日成立了红色士兵同盟，它是在几位成员卡尔·舒尔茨、彼得·马斯洛夫斯基[41]和维利·布迪希[42]的倡议下成立的，此前他们专门负责在青年当中开展工作[43]。这个团体出版了一份特殊的小册子《红色士兵》（Der Rote Soldat），每周出三期[44]。李卜克内西这位不知疲倦的鼓动家到处演讲，革命的思想到处都能找到回音。版面不多的《红旗报》上登满了号召士兵、失业者、逃兵和正在休假的人举行集会、示威、游行的文章。事实上，斯巴达克派既没有力量、当然也不愿意去控制这些示威，它们经常给那些可疑分子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利用这些示威来挑动暴力的、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冲突。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也明白，他们想赋予自己的运动的形象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在自称是斯巴达克派的支持者当中，有一些人来自产业工人阶级之外的社会成分，危险就来自于这些人不合时宜的狂热。卢森堡在《红旗报》上承认，在首都有大量的破产者，他们的举动会带来危险：“他们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抹黑，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并企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变成游民无产者[45]的冒险，把群众引入歧途。[46]” 国际共产集团的共产主义者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他们认为这些举动是“革命急躁症”；他们声称：以革命派政府取代艾伯特政府的想法，即使是在大多数苏维埃里，也无疑是没有坚实基础的[47]。 尽管革命派忧心忡忡，但他们无力扭转潮流。首先，斯巴达克派的示威游行所造成的声势，以及被他们吸引来的大量人群，给斯巴达克派领袖及参加示威的人对他们的力量产生了错觉。也许是欢呼鼓掌的群众让李卜克内西产生了错觉，让他以为自己统治了街头，而他却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甚至指挥不了自己的部队，特别是当他们为自己的人数及喊声所陶醉的时候。当然，这些经历过一战、吃苦耐劳又急不可耐的人需要“理论”学习；他们想要明确的、能激发他们热情的口号，他们想要行动。于是在每一次斯巴达克派的集会上，发言人都抨击艾伯特政府，谴责其与总参谋部勾结，并号召人们打倒它。他们的听众正在激进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陷于孤立，这些群众的行动意愿的增长，与革命派在苏维埃中影响力的增长成反比，所以最后这些群众准备一旦苏维埃拒绝革命派的领导，就扫清它们。 社民党和军方首脑利用了这种形势，他们系统地挑起冲突，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劳动人民当中的中间派群众面前谴责斯巴达克派的“暴力行为”。十一月二十一日，斯巴达克派同时举行了三场集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维在会上做了演讲[48]，会后，参加集会的群众一起到警察总局门前示威；一辆车上的士兵向群众开枪[49]。十二月六日，维尔斯的支持者向参加红色士兵同盟的游行的群众开枪，打死十四人，多人受伤，其中就有布迪希[50]。 在第二天的抗议示威中，一队士兵占领了《红旗报》的编辑部，逮捕了李卜克内西，还企图把他带走[51]。《红旗报》和斯巴达克派的传单谴责了“血腥的维尔斯”。示威者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似乎越来越坚定：十二月八日有十五万人[52]，十六日（也就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那天）有超过二十五万人。那天列维在演说中呼吁人们要坚决、冷静和沉着；如果代表大会不能执行其历史使命，反而要召开立宪会议的话，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劳动人民将明白如何打倒这个政权，正如他们打倒旧政权一样[53]。但在列维之后发言的李卜克内西则号召人们摧毁“反革命的巢穴”，他把“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列为其中的第一号目标，他赢得了雷鸣般的欢呼声[54]。 圣诞节那天，军队与柏林工人爆发了冲突，这次冲突叫做“血腥圣诞节”事件[55]，在这次事件中，斯巴达克派分子主动攻击了《前进报》编辑部[56]，并印刷了一份叫做《红色前进报》的传单，号召人们推翻艾伯特政府，代之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57]”，然后以“大柏林革命工人与士兵”的名义向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58]。其实，在十二月的这段时间里，当示威游行、战斗和暴动不断在首都进行的时候，斯巴达克派的活动中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 一方面，李卜克内西在《红旗报》上解释了党中央的立场，大意如下：统治阶级已经在艾伯特身后重整旗鼓，并暂时赢得了胜利，这就是说，工人不得不参加竞选活动，将其当作讲坛来发动群众[59]。而另一方面，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出召开立宪会议的决定后的第二天，就号召人们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只能是反对选举的预防性行动，因而也是推翻政府的行动[60]。 卢森堡、约吉希斯和列维（后两人在立宪会议问题上同意卢森堡的观点）在斯巴达克同盟内处于绝对少数的地位，而同意抵制选举的极左派则占了大多数，虽然并没有举行过可以测量出各派力量的表决。国际共产集团内的情况也是一样；约翰·克尼夫支持在大选的框架内参加竞选活动，这已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问题上，他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抵制大选的人当中领头的是菲利克斯·施密特[61]和保尔·弗勒利希[62]。革命工长组织内部也出现了同样的分歧：几天以后，它以二十六票赞成、十六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并决定以反对大选的选举活动的形式来参加大选[63]。 对避免冒险和避免极左的自发行动最关心的，是各工厂的代表。十二月二十六日，革命工长组织与各大工厂的领头人召开大会，讨论了圣诞节事件的得失。他们宣布，他们理解企图夺回《前进报》（一九一六年，军方首脑从无产阶级手中把它偷走了）的革命工人的痛苦，但是经表决通过的宣布占领《前进报》编辑部的决议却是不合时宜的；他们呼吁撤回这个决议。这个宣言刊登在了《红旗报》上，署名的人是肖尔策、诺瓦科夫斯基和保尔·维尔[64]。分歧的存在已经十分明显，而且已经公开了，在如何对待立宪会议选举（这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的）的问题上，革命运动内部产生了新的分歧。 [1] 请参阅《大城市报纸编辑协会1918年11月15日的抗议信：抗议在<柏林本地新闻>的印刷厂出版<红旗报>》（Protestschreiben der Vereinigung Grossst dtischer Zeitungverleger vom 15 November 1918 gegen die Drucklegung der [2] 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264页。 [3] 《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的工会运动老战士回忆录（1914—1920）》,1918年部分，第21页；《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9页。根据德拉布金的《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97页）所述，与会者有埃贝莱因、郎格、列维、梅林、麦尔和塔尔海默。 [4] 这封信收录于雅·萨·德拉布金的《德国十一月革命》（Noiabrskaia Revoliutsiia v Germanii），莫斯科，1960年，第377—378页。 [5] 同上，第378页。 [6]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51—52页。 [7] 同上，第52页。 [8] 卡尔·舒尔茨（Karl Schulz，1884—1933），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锻工。1905年参加社民党，成为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领袖。1912年至1913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随后当了记者。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成立了红色士兵同盟。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在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组建了德共（斯）的党组织。1923年成为北方总支部书记。为躲避警方搜捕，于1924年至1928年流亡莫斯科。1933年在国会纵火案中被捕，因受酷刑死于施潘道。 [9] 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29页。 [10]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52—53页。 [11] 同上，第50页。请参阅《柏林本地新闻》，1918年11月15日；《科隆新闻》，1918年11月17日；《红旗报》，1918年11月18日。 [12] 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30页。 [13] 《红旗报》，1918年11月20日。 [14] 详情请参阅本书第12章。 [15] 阿图尔·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1889年12月19日——1943年2月7日），出身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古代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14年当上了柏林大学的助教。1918年复员后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在《国际通讯》工作。他是柏林左派和柏林—勃兰登堡区领导层成员，在1921年是进攻理论的理论家。1924年至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后来成为极左反对派的领袖，1926年同台尔曼联手。1927年被开除出党，返回柏林大学工作，领导了人权同盟（League of the Rights of Man）。1933年退职，流亡英国，在利物浦大学任教。1937年定居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继续教书并撰写历史著作。 [16]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报告，列维档案，P124/8，第3页。 [17] 《红旗报》，1918年11月27日。 [18] 《红旗报》，1918年11月28日。 [19] 《前进报》，1918年11月20日。 [20] 《自由报》，1918年11月18日。 [21] 《自由报》，1918年11月2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94—496页。 [22] 《红旗报》，1918年11月29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97—500页。 [23] 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1874年11月2日——1944年8月28日？），出身于书商家庭，曾是左翼自由派，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至1919年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2年重返社民党。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4年8月28日与恩斯特·台尔曼一起遇害。——中译者注 [24] 《红旗报》，1918年12月15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595—596页。 [25] 《红旗报》，1918年12月14日。至于列维在此文撰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请参阅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24页。 该文的中译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12.htm ——中译者注 [26] 《自由报》，1918年12月14日。 [27] 《自由报》，1918年12月16日。 [28] 同上；《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03—606页。 [29] 同上。 [30] 《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NOvember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柏林，1968年，第246页。 [31] 《红旗报》，1918年12月2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45页。 [32]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61页；皮克（以及他之后的许多作者）认为这次会议是在12月18日召开的，因为当时没有留下文件证据。 [33] 《红旗报》，1918年12月17日。 [34] 《红旗报》，1918年12月24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46—647页。 [35] 《共产主义者》（Der Kommunist），不莱梅，1918年11月28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56—458页。 [36] 同上，第456页。 [37] 维尔纳·莫勒（Werner Möller，1888年2月6日——1919年1月11日），笔名瑙法赫尔（Nauffacher），出身于工人家庭， 当过锡匠，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社民党，后来当了作家。1914年参加了博尔夏特的柏林小组，帮助他成立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1915年被判处九个月监禁，后来成为柏林的国际社会集团领导，同《工人政治》合作。后成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领导，领导柏林的极左派。在1919年1月起义中，带头占领了《前进报》编辑部，后来被自由军团杀害。 [38] 《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第284页。 [39] 同上，第283页。 [40] 请参阅李卜克内西在十二月初就组织问题给拉狄克的答复（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2页）。 [41] 彼得·马斯洛夫斯基（Peter Maslowski，1893年4月25日——1983年4月24日），裁缝工人，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参加红色士兵同盟，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任中莱茵兰地区书记，成为左翼中间派领袖。1924年参加中派。曾两次当选为议员，多次被捕。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当他的朋友明岑贝格被开除出党后同德共决裂。战争期间藏身于法国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同托派有联系。1945年返回德国，参加了社民党。 [42] 维利·布迪希（Willi Budich，1890年4月16日——1938年3月22日或1941年？月？日或1942年？月？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中参加斯巴达克派，并以“勃兰特”（Brandt）的化名在地下组织中同约吉希斯密切合作。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3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8年11月组建了红色士兵同盟，在12月6日因枪伤失去了一只手臂。1919年3月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以“迪特里希”（Dietrich）的化名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执委会。1920年3月13日，他与弗里斯兰德及其他柏林领导人一起分担了发出呼吁的责任。1920年去了苏联接受军事训练。1921年在德国被捕，潜逃回苏联。他在1923年发挥的作用尚不清楚。在莫斯科他担任了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领导，随后化名“格尔比尔斯基”（Gerbilski）出任苏联驻维也纳贸易代表。1929年返回德国，1933年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3月22日被判处死刑，另一说是他于1941年或1942年死于狱中。1955年获平反。 [43] 《红旗报》，1918年11月18日；巴贝特·格洛斯（Babette Gross），《维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斯图加特，1967年，第89页。 [44] 《红色士兵》，第1期，1918年11月23日。 [45] 原文为lumpen-proletaria，这个词一般译为“流氓无产者”，但它容易引起误会，因为lumpen-proletaria来自因资本主义压榨而失去土地、流落到城市里的农民，以及在大资本的压迫下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与现代汉语中的“流氓”并不搭界（尽管其中确实有部分人沦为流氓），故改译为“游民无产者”。——中译者注 [46] 《红旗报》，1918年11月18日。 [47] 《共产主义者》，德累斯顿，第5期，1918年；《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14—615页。 [48] 《红旗报》，1918年11月2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44页。 [49] 《红旗报》，1918年11月22日。 [50] 《红旗报》，1918年12月7日、8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42—245页；《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第235页；库尔特·弗洛贝尔（Kurt Wrobel），《工人与水兵于1918年12月18日在柏林的胜利，柏林工人运动老战士回忆十一月革命中的斗争》（Der Sieg der Arbeiter und Matrosen im Dezember 18 in Berlin,Berliner Arbeiterveteranen berichten über ihren Kampf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柏林，1958年，第64页。 [51] 《红旗报》，1918年12月8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46页。 [52] 《红旗报》，1918年12月日。 [53]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23页。 [54] 同上，第624页。 [55] 详情请参阅本书第12章。 [56] 请参阅《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60—662页上的传单。在审判累德堡时，恩斯特·麦尔说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得知这一举动之后很生气（《累德堡的辩护词》[Ledebour Prozess] ，柏林，1919年，第516页）。 [57]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63—664页。 [58] 同上，第665页。 [59] 《国民议会的选举》（Die Wahlen zur Nationalversammlung），《红旗报》，1918年12月2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48—650页。 [60] 请参阅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42—644页的传单。 [61] 菲利克斯·施密特（Felix Schmidt，1885——1932），印刷工人，1904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任不莱梅的左翼反对派领导，1918年参加国际共产集团，领导左翼。当极左派从德共（斯）分裂出去后他仍留在德共（斯）内。1921年起任中央司库。1923年成为西南总支部领导层成员。1924年至1926年间在莫斯科的红色救济会工作，1929年被开除出党，先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和社工党。在一次手术后死亡。 [62]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175—176页。 [63] 《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第47页。 [64] 《红旗报》，1918年12月1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66—667页。威廉·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61页）写道，这个决议是在恩斯特·多伊米希的影响下通过的，是一个直接针对斯巴达克派的花招。其实这是直接针对极左行为的，并不只限于斯巴达克派；相反，这个决议是符合斯巴达克派中央制定的路线的，特别是符合于发表在12月14日的《红旗报》上的纲领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