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一章 婚姻的机会 1.两性人数的比例有人劝告妇女说,结婚是她们的使命,是她们的幸福所在,有一大批男人也不加思索地随声附和,殊不知这些劝告者和附和者的所作所为恰恰与此相反。这真是何等尖刻的讽刺!哲学家叔本华对妇女、对妇女地位的看法没有超出凡夫俗子的眼界。他说:“妇女干不了什么大事。妇女的特性不是有所作为,而是受苦受难。她们用分娩的苦痛、对子女的操心和对丈夫的服从去偿还一生的债务。生命力和感情的最强有力的表现同她们无缘。妇女的生活应该比男人的生活平静和无事。妇女的职业就是照料和教育子女,因为她们本身就象孩子,一生永远是大孩子,介于子女和真正的人——丈夫之间……少女应当受料理家务和顺从丈夫的教育……女人是最不折不扣的、最不可救药的俗物。” 隆布罗索和费雷罗在他们的著作《犯罪和卖淫的妇女》[1]中有与叔本华同样的思想。据我所知,这是一本最厚的(有590页)学术著作,从题目上看,也是一本最缺乏说服力的书。统计资料大部分空洞贫乏,但根据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却很大胆。两位作者往往满足于举出一打实例就得出最坚决果断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最有价值的资料是从一位叫做托尔诺夫斯卡雅的女博士那里转引来的。他们根本不注意社会关系和文化发展的影响,而只是从片面的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评判。他们不对大量的关于各种民族的人类学报告进行实质性的深入研究,却把这些资料统统编入论据之中。两位作者同叔本华一样,认为妇女是个大孩子,说谎能手,无判断能力,爱情摇摆不定,干不出什么英雄业绩。他们还用大量的生理差异和特征来证明妇女不如男人。“妇女的爱情从根本上看,无非是母性的第二属性;妇女对男人的依恋不是出于性的冲动,而是出于从适应环境中获得的顺心本能和舍身的本能。”[2]至于“这些本能”是怎样获得的,是怎样从适应环境中获得的,作者们却不去研究;他们如果研究一下几千年来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好了,因为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把她们造成了什么样的人。虽然作者描绘了妇女在各个不同民族和各个不同文化阶层处于被奴役和从属的地位,但他们是达尔文主义者,带着眼罩,仅仅从生理学方面寻找原因,而不是从对妇女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去查找原因。 作者还提及妇女的虛荣心。他们认为,在文化较低时期的一些民族中,男性是有虚荣心的性别,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在一些地区还可以看到,比如在新赫布里底群岛、马达加斯加岛、在奥利诺科诸民族那里、在玻利尼西亚的阿尔西波尔海诸岛以及非洲和南海各民族的居往地等。相反,在文化较高时期,女性是有虛荣心的性别。这是为什么?原因何在?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在文化较低时期的一些民族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母权制,或者母权制还没有完全消失。在这些民族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妇女,妇女没有必要为讨好男人修饰打扮,男人却要讨好妇女,为此修饰打扮,于是有了虚荣心。在文化较高时期的一些民族那里,尤其在所有文明民族那里,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是妇女讨好男人,而不是男人讨好妇女,尽管妇女主动向男人求婚是罕见的事。所谓的礼节体面不允许妇女这么做。但事实上,妇女以她们的言行举止、衣着打扮、奢侈饰品以及在社交中卖弄风骚的办法去追求男人。女人比男人多,而从社会上看又有必要把婚姻当作谋生的手段,或者当作满足性欲和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这一切迫使妇女有上述举动。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时而男人有这种特性,时而女人有这种特性,人们通常认为与社会经济原因无关,实际上纯粹是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社会中不再是一性从属他性,而是两性完全自由平等,那么虚荣和盲目追求时髦的愚蠢行为就会消失,那些似乎是生而有之、我们今天认为根除不了的许多陋习怪癖就会绝迹。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叔本华,这位哲学家在评论妇女的时侯,象大多数人类学家和医学家一样片面,仅仅把妇女看作是性生物,根本看不见妇女同时又是社会生物。叔本华一生没有结婚,所以他没有为妇女偿还他规定妇女一生都要偿还的债务作出过丝毫贡献。这里我们要谈谈奖章的另一面,但这另一面也不是好看漂亮的一面。 人人都知道,许多妇女是因为不能结婚而没有结婚。风俗禁止妇女求婚;她们必须任人选择,而自己却不能去选择人。如果连一个求婚者也没有,她们便落到那些不能履行自己的生活使命,没有物质生活保障,贫困交加还常常因此受人嘲笑的不幸者大军的行列。但是两性人数比例失调是怎样产生的呢?许多人立即回答说:“就是因为女孩生得太多。”显然,这个答案是错误的,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另外一些人则根据大多数文明国家女人比男人多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不管是好是坏,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实行多妻制。然而多妻制不仅违反我们的风俗,而且对妇女是一种侮辱。当然这不妨碍轻视妇女的叔本华主张:“总的说来,实行多妻制对女性是件大好事。” 许多男人认为自己不能体面地养活一个妻子和几个子女,所以不结婚。养活两个妻子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其中有些人有两个或更多的妻子,即一个正妻和一个或几个小妾。这些有钱的特权人物可以为所欲为。 在东方,几千年来都按照法律和习俗实行多妻制,然而有一个以上的妻子的男人仍然很少。人们在谈论土耳其人的后宫生活的伤风败俗的影响,却忽略了只有很少的男人即只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才能有这种后宫生活,大部分男人都是一妻婚姻。在阿尔及尔市,19世纪60年代末,总共有18282件婚姻,其中一妻者17319件,二妻者888件,二妻以上者75件。在土耳其帝国的首府君士坦丁堡,情况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在东方的农村居民中,一妻婚姻更明显。象我们这里一样,在东方各国,限于物质条件,大部分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3]但是,即使所有男人都具备物质条件,多妻制仍然不能实行,因为妇女人数不够。在正常情况下,两性的入数几乎相等,所以到处都实行一妻制婚姻。 我们引用毕歇尔在《统计总文库》中发表的一篇论文[4]列举的数字来作证明。
上述数字可以使许多人惊讶,除了欧洲是1000个男子对1024个妇女外,世界各地的男女比例正好相反。假设世界其他地区也作过人口调查,但对女性人口数字往往有所遗漏,比如在有穆斯林居民的各国,女性的统计人数往往比实际人数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除欧洲的个别国家外,女性人口大大超过男性人口的地方几乎没有。 此外,柏林的帝国统计局在1900年进行过一次人口数目调查,根据这次调查对欧洲及欧洲以外的一些国家的人口情况得出了最新结论。这一结论表明,人口总数已达8.38亿之多。该统计报告提出:“有些国家的人口数字尚未掌握,尚未包括在这个总数内,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意大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德兰士瓦、奧伦治自由邦、塞浦路斯、福摩萨和佩斯卡多雷斯。如果考虑到这一情况,那么世界人口总数就会增加到8.82亿,男女人数平均比例是1000:991……这一比例表明:从上述世界人口情况看,男女人数几乎完全相等,男人似乎只是稍微多一些。”[5] 在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欧洲,情况有所不同。除了欧洲东南部的国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以外,几乎在欧洲各国,都是女性人口大大超过男性人口。在一些大国中,匈牙利和意大利这方面的情况最有利:男女居民的比例是1009:1010;其次是比利时,男女居民的比例是1000:1013。相反,情况最不利的是葡萄牙和挪威,男女比例分别是1000:1093和1000:1082。稍差的是英国和爱尔兰,男女比例是1000:1063。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这方面的情况适中,男女的比例分别是1000:1033、1000:1032、1000:1035、1000:1029。[6] 最近20年来,德国的女性多于男性的情况稍有扭转,如:
比例比较接近的主要原因是移居国外的人数锐减,而移居国外的绝大部分是男性。这可以从北美的两性状况中明显看出:由于大批男性居民移居美国,就象德国妇女过多一样,美国妇女则过少,1900年美国男女比例是1000:953。德国移居海外者1881年是220902人;1901年减少到22073人;到1908年则是19883人。大批男性居民移居海外首先引起男女两性人口比例的悬殊。40年代初,意大利还是个男性过多的国家,但由于大批男人移居他国,又成了女性过多的国家。 另外,在农业、手工业、工业和交通业中,男人所遭遇的不测也比女人多。此外,在国外而不在国内的男人如——商人、海员和水兵等也大大多于女人。 统计表明的另外一种现象十分重要:妇女的平均年龄高于男人,所以老龄妇女多于老龄男人。根据1900年的人口调查,两性的年龄状况如下:
这张表显示了,21岁以下的男孩比21岁以下的女孩多。[7] 男孩居多首先由于男孩的出生率高。各国的男孩出生率都比女孩高,例如在德意志帝国的比例是:
但是男性比女性死得早;就是在童年,男孩也比女孩死得多所以统计表明,从21岁起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 中等居民男女死亡的百分比如下:
《德意志帝国健康和人口统计关系》,1907年柏林版第29页。1907年男女死亡人数的比例是109.3:10。 上面列出两性年龄状况的统计表表明,在21至50岁的结婚年龄段中女性比男性多出257248人;1890年多出422519人,50至70岁以上甚至多出699279人;1890年多出566400人。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德国,老年妇女的人数逐年增多。 两性人口比例的巨大悬殊逐年变化,女性比男性人数越来越多。此外,从鳏寡者和离婚者的人数也可以看出同样的问题。1890年和1900年的人口调查表明,鳏寡人数如下:
鳏寡者的年龄状况如下:
离婚者的人数如下:
离婚者的年龄状况如下:
这些数字更进一步告诉我们,首先,寡妇和离了婚的妇女虽然是在最适宜结婚的年龄却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再结婚。
1890年离婚的男人是6519人,离婚的女人是17515人;1900年离婚的男人是8590人,离婚的女人是21901人。这些数字证明,离婚对妇女十分不利。 1900年独身者情况如下:
上表表明,在15至40岁独身男性比独身女性多出875888人,这似乎对后者十分有利。但男性在15至21岁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能结婚,这个年龄段的男女比例是3175453:3064567。同样,21至25岁的男子大部分人没有能力成家立业,哪怕仅仅是指士兵和大学生等,而妇女在这个年龄段都有结婚的能力。此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一大批男人根本就不结婚,仅仅40岁以上的独身男性就有567804人,还有一些鳏夫和离了婚的男人;而面对着这些男人的独身女人却有812181人,加上还有200多万寡妇和离了婚的女人;假如人们承认这一事实,就会了解,离婚对女性是十分不利的。于是,一大批妇女在当今状况下,不得不放弃正常满足性欲的要求;相反,男人则在卖淫中寻找并找到了满足性欲的办法。只有通过对现今社会的改造,消除当前几十万男人不能成家立业的重重障碍,妇女的处境才会改观。 以上所述,移居海外使两性人数过分悬殊。另外,服兵役的义务使很多年轻力壮的男人不得不开赴外国。根据帝国国会在1900年公开发表的关于陆军征兵结果的报告,有135168人由于擅自移居国外而受到处罚;有13055人因同样的理由受到追查。这都是45岁以下的男人。在德国,因未经许可移居国外,男性人口损失巨大。尤其是在大战后的几年,即1866年和1871—1874年,移居国外者剧增。 此外,一些意外事故也使男性生命损失惨重。在普鲁士,死于灾祸者在1883—1905年至少有297983人,其中仅1905就有11792名男人和2922名女人死于事故。在1886—1907年,在工业、农业以及国家与行政管理部门参加保险的工厂中死亡人数总计150719人,其中有些人是妇女。在这些厂就业的另外一大部分人,则因意外事故致残或无力养家糊口;在1886—1907年这类人共计40744人。其他一些人则过早死亡,他们给家庭留下的是贫困与灾难。男性人口在航海国中也遭受较大损失。从1882—1907年初,有2848艘航海船只遇难;有4913名船员因此丧命,这些船员,除极少数外,统统是男性,此外还有1275名乘客。 如果社会充分珍视人的生命的价值——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那就能够预防大部分这类意外事故,包括航海事故。无数事故的发生就是由于企业家阶级过于吝啬,不惜牺牲人的生命或人的躯体造成的。还有其他许多事故是由于劳动强度过大,人员过于疲惫所致。人肉便宜;一个工人死了,还有其他工人顶替。 尤其在航海领域,经营管理方面十分不负责任。70年代中期在英国议会揭发出来普里姆索尔一案,使下面的事实众所周知:许多船主利欲熏心,罪恶的谋取暴利,竟为不具备航海能力的船只作高额保险。并昧着良心地让这些船只连同船员在很小的航海事故中毁沉,以便贪到巨额保险金。实际上,这就是人们听说的棺材船,这种船在德国也不是不为人知的。航海官员每年都要就大量的航海事故作出判断,但把事故归罪于船龄太大、装载过量、状态不良、装备不足或者许多这类原因。很大一部分失事船只是根本不可能确定其沉船原因的,而且因为这些船只是在公海上航行失事的,连一个能够详细报告沉船原因的幸存者也没有。在航海领域中犯罪行为特别严重。在岸上也十分缺乏救护遇难船只的保护措施,因为设立这种保护措施全靠私人慈善活动。在遥远的异国海岸,救助退难船只的情况更加令人绝望。一个以促进人人平等为其最高任务的共同社会,将设法使所有这些不幸的意外事故大大减少。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掠夺性的经济制度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常常把人命当数目计算,只为多赚一个塔勒就不惜毁掉一条人命。 2.婚姻的障碍与婚姻的阻力。妇女过剩但是还有其他因素造成结婚困难或不能结婚。国家阻挠一大批男人结婚。人们很注意指责天主教僧侣独身生活,而对于众多士兵不能结婚的事却不置一言。军官的结婚不仅要经他所在部队长官批准,而且没有自由选择妻子的权利,按照规定,妻子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例如,1889年奥地利军官团的社会待遇得到“改善”。从那以后,作为结婚候选人的军官被提高了身价。一名30岁以上的上尉身价提高到8000古尔登;而谁要嫁给一名30岁以下的上尉很难,因为嫁妆费不能低于30000古尔登。在“改善”之前,要想结婚的军官如果已经过了30岁,那么他必须证明自己拥有12000古尔登的总资产或者拥有600古尔登的额外收入;并且,人们对这小小的额外收入有时还看不上眼,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并不加计较。新规定的结婚条款更加严格。30岁以下的军官必须交纳30000古尔登保证金,30岁以上的军官要交纳20000古尔登;参谋部的军官直至上校交纳16000古尔登,同时仅仅准许四分之一的团级军官结婚;至于新娘,则必须婚前历史清白、地位与未婚夫的身份相当。这种规定适用于部队中的军官和军医。新规定的结婚条款对于其他有军官军衔的军事官员比较宽松,而对总参谋部的军官更加严格。分配到总参谋部的军官后来几乎不准许结婚,因为30岁以下的总参谋部现役上尉必须交纳36000古尔登的保险金。30岁以上者则交纳24000古尔登。在德国,从1902年起开始实行下述规定:如果低于一级薪金的上尉(骑兵上尉)、军官或军医官要想获准结婚,他们必须事先证明他们有军官或军医的职务以外的收入,这些收入的金额至少是:二级薪金的上尉(骑兵上尉)和薪金4500马克的地方宪兵部队的军官每年1500马克;薪金3300马克的地方宪兵部队的军官每年2100马克;中尉、少尉,包括骑兵部队的列兵班长和野战部队列兵班长每年2500马克。此外,军士也受到这种结婚限制,申请结婚者须经其所在部队的最高上级批准方可结婚。这就是国家在婚姻问题上持唯物主义观点的有力证据。舆论一般认为24或25岁以下的男子不应结婚,因为人通常在这个年龄才获得公民独立性。只有那些生活优越,不必获得独立地位的人,如王公贵族出身的人,才被认为可以不在此列,这些人中男子18或19岁,女子15或16岁就可以结婚。王侯18岁就算成年人,就有能力统治无数人民。普通人21岁才算成年人。 上述关于适合结婚的年龄和各种不同看法表明,这些看法只以社会考虑为标准,而同人作为性生物这一点无关。但是,人的自然冲动不取决社会状况和从中产生的各种见解。人只要到了成熟期,性欲就会十分强烈地表现出来。 女性进入性成熟期因个人的体质、气候及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在热带地区,成熟期在9至11岁即已开始。人们在那里可以遇到一些这个年龄的妇女已经怀抱孩子,但他们在25至30岁便开始衰老。[9]在温带地区,进入成熟期通常是14至16岁,有些地区甚至还要大几岁;此外,城市女孩同农村女孩的性成熟期不同。健康、粗壮、能干的农村姑娘的月经初潮比营养不良、弱不禁风、神经过敏又患贫血的城市姑娘来得较晚。在农村,性成熟一般正常发展,而在城市,性成熟的正常发展则属特殊情况,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甚至医生对此都感到绝望。医生常常不得不说,只有结婚才是根治这些病的方法。但是怎样应用这个方法呢?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摆在面前,这一建议如何实行得了!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必须寻找改革的途径。一方面,必须彻底改造生理和智力的教育;另一方面,必须全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但是要在这两方面取得成功,只有完全改变社会状况才有可能。 我们的社会关系造成作为性生物的和作为社会生物的人之间的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象今天那样表现得如此明显,它产生大量主要是女性遭受的灾难和疾病。首先女性的身体结构与性使命的联系,比男性紧密得多,并受其影响。比如月经周期。其次,女性用自然的方式满足其最强烈的自然欲望受到极大阻碍。自然需要和社会压制之间存在的这种矛盾导致她们违反自然行事、养成秘密行淫的恶习和放荡纵欲,这又损害她们不够强健的身体。 违反自然地满足性欲的行为受到不知羞耻的怂恿。渗入到家庭的报纸和消遣刊物常常刊登广告推荐一些用具,这些用具得到一些人的绝非隐秘的青睐。但青睐者主要是社会上家境富裕的人,因为这种用具的价格很高,家境不富裕的人未必有能力购买。同时淫画(尤其是整整一系列的照片),也指望得到两性的青睐,这些淫画印在描写类似内容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上,这些作品光是标题就足以激起性冲动,因此引起警察和检察官的追查。但是警察和检察官都忙于对付破坏“文化、婚姻和家庭”的社会民主党,哪里还有闲暇来注意这些事情。有一部分小说也是这种诲淫读物。如果这种人为地激起的性放纵不会变成一种社会疾病,那才是怪事。 有产阶级的许多妇女过着懒散阔绰的生活,用极其精巧的方法刺激神经。沉湎于某种温室培植起来的、被一部分过于多愁善感和神经兴奋的女性常常视为高雅的闲谈和教育话题的艺术享受,——所有这些都增强着性刺激,并不可避免地导致行为放荡。穷人要劳动,有些令人疲劳的姿势,尤其是坐着的姿势,容易造成下身充血,从而激发性冲动。这方面最危险的作业是目前极为广泛地用缝纫机缝纫。这种劳动非常损害身体,每天这样缝纫10至12小时,用不了几年,最强壮的身体也会垮下来。长时间在持续高温下劳动,例如在制糖、漂白、印花作坊的劳动以及夜里点煤气灯在拥挤的车间劳动,特别是男女在一起的劳动最容易激发性冲动。 所有这些现象再次表明当今的社会状况的不合理和不健康。但是深深植根于当今社会制度中的祸害,不是那些社会和宗教的廉医用现成的道德说教和治标的药剂所能消除的。必须用利斧砍除祸根。这就是必须创造一个使符合天性的教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以及每个人的自然健康欲望的正常满足成为可能的社会制度。 男人没有女人的那些重重顾虑。男人利用其占居的统治地位,只要不超出社会限制的范围统统享有选择爱情的自由。妇女把婚姻当作谋生手段,她们的人数多于男人,习俗又阻止她们表达自己的意志,所有这些都迫使妇女不得不坐等求婚者来临。她们通常乐于抓住任何机会,找到一个能够使她免遭像可怜的“老处女”所遭受的那种社会歧视和蔑视的丈夫。她们常常以蔑视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一些姐妹,这些姐妹出于人的尊严情感,不愿为婚姻卖淫,把自己卖给随便的一个人,而宁愿孤身一人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走完一生。 另一方面,想在婚姻中满足爱情需要的男人也受到社会种种约束的限制。他们不得不问自己是否不必太操心就能养育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他对结婚的看法越理想,他出于爱慕去娶一个妻子的决心越大,他就越是要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在当今的职业和财产状况下,许多男人对这个问题不能给予肯定的回答,所以他们干脆一辈子不结婚。其他人对结婚并不这么认真,他们另有打算。数以千计的男人比较晚才能得到独立的、与其需求相应的地位,但他们要:“符合身分地”养活一个妻子,前提只能是这位妻子必须拥有大量财产。当然,许多青年男子对所谓的有身分的生活有很不切实际的看法。但是他们要想结婚就必须作好思想准备,满足妻子由于受到错误的教育和受到不良社会习惯的影响会提出一些远远超过他们的力量的要求。这些青年往往不能结识那些不苛求的善良妇女,因为这些妇女深居简出,很少在男人选未婚妻的地方抛头露面。男人遇到的妇女,大多竭力以外貌和容颜取悦男人,而在人品及物质地位方面蒙骗他们。这些女人越是到了不得不急于嫁人的年龄,就越是起劲地耍弄各种各样的诱惑手段。如果她们成功地逮到一位丈夫,那么她们已经养成的好打扮爱修饰、好虛荣爱享乐的习惯,婚后也不想改变。这对于男人来说简直是碰到万丈深渊,所以不少男人见到悬崖边上盛开的鲜花,宁可视而不见,决不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去采摘。于是他们独自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一份自由,自己给自己寻找快乐和享受。欺骗和撒谎是资产阶级社会交际场合到处流行的伎俩。因此在婚姻方面也耍弄这种伎俩不足为奇,但是这些伎俩一旦获得成功,就会给双方造成巨大的不幸。 统计表明,社会地位比较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结婚的平均年龄高于下层阶级。根据魏斯特加尔德的统计,1878—1882年在哥本哈根,结婚的平均年龄如下:
1881—1866年在普鲁士,男性结婚的平均年龄如下:
根据安泽尔统计,1840-1871年英国的具有优越地位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平均结婚年龄是29.95岁,但1871年以后,这一阶层男性的结婚年龄更大,从1880—1885年各种职业者的结婚平均年龄如下:
这些数字再次有力地证明,社会境况对婚姻的影响。如果说在19世纪后10年中,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结婚平均年龄都有所下降,那是社会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结果。例如在德意志帝国、奥地利和瑞典,结婚的青年人不断增多是与工业工人迅猛增加紧密相关的。相反,在法国和英国这些老的工业国家,结婚的平均年龄都有所提高。俄国是个例外,那里的结婚年龄的提高是村社的财产被强占的结果。 出于种种原因,放弃结婚的男性数目日益增多。其中主要是那些所谓层次高、职业好的男人。这些人一方面因为要求过高,另一方面不结婚也可找到快乐和享受,所以往往不结婚。此外,在那些许多退休者同家人住在一起,年轻男人很少的地区,妇女的处境非常不好。那里不能结婚的妇女占20%到30%,甚至更多。有些阶层的妇女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对男人要求较高,而自己却没有能力给男人一份可观的嫁妆,她们一般都很难找得到未婚夫。这尤其对无数靠薪金生存的家庭的姑娘更加不利,这些姑娘在社会上受到敬重,但没有财产。这个阶层的妇女的生活是最悲惨的。这些阶层的妇女主要从事令人担扰的竞争职业,如从事刺绣、洗涤、缝纫、制花、擦洗、手套编织和草帽编织等,总之她们是那些企业主乐意让她们在自己家里劳动的工人。她们的工资最低,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并不是为了挣到全部的生活费用,而只是为了赚点钱买些衣饰和奢侈品。企业主偏偏乐意利用这些妇女的竞争劳动,以达到他压低贫困的无产阶级女工的工资,榨取她们最后一滴血的目的,这些女工就这样被迫消耗力量,直到筋疲力尽。还有许多官员的妻子,由于她们的丈夫薪水很少,不能让她们过上“合身份”的日子,便利用她们的空闲时间参与这种可恶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广大无产阶级妇女的担子更加沉重。 资产阶级妇女协会开展了提高妇女劳动地位和准许妇女从事高级职业的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使上流社会的妇女获得好的生活。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些协会都乐于投到地位较高和地位最高的夫人女士们的麾下,得到她们的保护。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的妇女只是仿效资产阶级的男人,这些资产阶级的男人也爱好寻找这种保护,也热情洋溢地追求,但成效甚微,即使有些微成效,也不是在大事方面。人们所干的是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干的劳而无功的工作,他在彻底改革的必要性问题上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他们不允许对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基础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保守主义本性妨碍着这些协会具有所谓破坏性的倾向。1894年春,在柏林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会上,少数派提出,资产阶级妇女应当同无产阶级妇女,也就是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妇女携手并进。多数派却暴跳如雷地反对。但是资产阶级妇女靠自己拉自己的辫子,是不能把自己从泥潭中拉出来的。 那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而放弃婚姻生活的妇女到底有多少,难以确定。 德国妇女过剩,无论是从各邦各地区的分布情况来看,还是从年龄段来看差别都很大。根据1900年人口调查(见《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50卷第92页)具体情况如下:
上表表明,15至40岁这个最适宜结婚年龄段的妇女的人数同男人的人数,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是1008:1000,即妇女多出8人,在这个年龄段中,男性居民是11100673人,女性居民是11187779人,就是说女性居民多出87106人。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1900年,在11146833名育龄(18至45岁的)德国妇女中已婚妇女只有6432772名(占57.71%);寡居妇女283629名(占2.54%);离异妇女31176名(占0.28%);独身妇女4399286名(占39.47%)。 在其他国家,上述4个年龄段中的男女比例如下(见《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50卷第91页):
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经济结构一样或类似的国家,从年龄段上看男女人数的比例基本相似。因此,在所有这些国家,哪怕抛开上述各种理由,多出来的那部分妇女也不能指望结婚。1901年,在1000名15岁以上的妇女当中,结婚者在英国仅仅有496.4人,在苏格兰442.8人,在爱尔兰370.9人,在瑞典和挪威分别是468.2和469.9人。 那些极力反对妇女具有独立、平等的生活地位,同时又要她们结婚和主持家务的人,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这么多的妇女没有结婚,这根本不是因为她们有什么恶意。 但是,现存社会制度的这些牺牲者遭受着什么样的命运呢?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天性的报复在面容和性格的特征上表现出来了。这样在一切国家和各种不同气候的地区,所谓的老处女和禁欲主义的老童男的面容和性格都同其他人不同。在这些老处女和老童男的身上都有压制自然欲望的毁灭性影响的烙印。所谓的妇女的求雄狂和各种歇斯底里大多渊源于此。此外,在婚姻生活中得不到满足也会引起歇斯底里,因为这种不满足常常是不能生育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我们当今的婚姻生活及其后果的主要特征。结论是:今日的婚姻同现存社会状况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同生共灭。但是,这种婚姻恰恰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一样,正面临着瓦解和灭亡。关于资本主义的婚姻,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①尽管整个人口在增加,出生人数却在下降,这足以证明,家庭的生活状况在恶化。 ②提出离婚的人数增多,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长的数目。提出离婚者大多数是妇女,尽管她们在离婚后,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会遭受的苦难更多。这足以证明,各种不利因素在增加,婚姻陷入瓦解和破裂状态。 ③虽然人口在增长,而结婚人数却在减少,这证明婚姻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不再符合其社会目的和道德目的,而且成为毫无价值或令人生疑的东西。 ④几乎在所有文明国家,男女人数比例失调,而处于不利地位的是女性。男女人数比例失调的原因不在于出生率,不在于出生的男孩平均比女孩要多,而在于国家和社会制度造成的不良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 所有这一切不自然的,首先是损害妇女的状况,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这些状况就会日益恶化,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无力消除这一祸害和解放妇女。为此必须建立另一种社会制度。 [1] 译者是H. 库雷拉博士。1894年汉堡版。 [2] 同上书第140页。 [3] “多妻制在印度各地总的说不很流行。根据1901年的人口调查,在全国各地已婚男子同已婚妇女的人数比例是1000:1011;因此多妻制对单妻制的平衡的破坏在这里并不大。”格奥尔格·冯·迈耶尔:《统计学和社会学》,第77页。 [4] 卡尔·毕歇尔:《世界两性人口分布情况》。这是他1892年1月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地理和统计学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载格奥尔格·冯·迈耶耳博士编辑出版的《统计总文库》第2卷1892年蒂宾根版。 [5] G. V. 迈耶尔,同上书第36—37页。G. 施纳波尔—阿伦特博士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总的说来,两性数量完全相等”《社会统计》,1908年莱比锡版第105页。 [6] 根据G. 施纳波尔·阿尔伦特《社会统计》第107—108页的资料,主要是本世纪末较新的调查结果。 [7] 根据1890年的人口调查,仅仅在10岁以下的年龄男性人数多于女性;而1895年的调查表明16岁以下的男性多于女性。 [8] 《1900年12月1日德意志帝国的人口调查》,载于《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50卷,第98、99页。 [9] E·梅特什尼科夫:《人的无性研究》,1904年莱比锡版第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