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章 婚姻作为生活保障手段 1．结婚的減少不必列举更多证明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上述情况下，不把婚姻当成乐园和对结婚怀有疑虑的人数在增加。因此，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出现结婚数目减少或停止增长的现象。经验证明，某一年度粮价上涨对结婚和出生的数目就有不利影响。但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越是向前发展，结婚和出生的数目就越是受整个经济形势好坏的制约。经济危机和整个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必然不断造成不良后果。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婚姻统计都证明这一点。 根据最新的政府调查材料，美国在1887—1906年这一时期的结婚数目是12832044。
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于1893—1894年的危机，1894年结婚数目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2512。1904年重新出现这种现象，这一年结婚数减少4987。 法国的结婚情况如下：
以上均为各年间的每年平均数。1873年的结婚数321238，是历年的最高数目，此后结婚数下降，而随着经济生活的好转又呈上升趋势。1907年是1873年以后法国结婚数最多的一年，数目是314903。数目增多在某种程度上是1907年6月21日生效的新法律促成的，因为该法简化了结婚的必要手续，并使贫困地区的结婚数目剧增。 在各国的中等阶层居民中，每千名居民的结婚数目每年平均如下：
大多数国家的结婚数目随工业的繁荣或危机而上下波动，在这方面，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德法战争之后的1872年，像1873年的法国一样，德国的结婚数最多（423900）。从1873年开始，结婚数减少，到危机最严重的1879年，数目锐减至最低（335113）；一直到1890年即经济繁荣昌盛的那一年，结婚数目又慢慢上升；但是1892年数目再次下降，而在繁荣年代又有上升，在工业繁荣达到最高峰的1899年和1900年，结婚数也增至最高点（1900年为476491，1899年为471519）。而新的危机又使这一数目下降。1902年的结婚数又减少到457208，而1906年和1907年又分别增至最高点（498900和503964）。如果说1906年结婚数比1905年增加13004，那么1907年的经济危机的影响表现在结婚的绝对增长数减少（同1907年相比，1906年仅仅增加4974）和结婚数相对减少（每千名居民的结婚平均数从8.2减至8.1）。 但总的看来，大多数国家的结婚数都呈下降趋势。在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结婚数达到最高点只是一种例外，我们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远远落在后面。 但是，对结婚产生重大影响的不仅是职业状况，而且还有财产状况。《施莫尔年鉴》1885年第一卷报道过维腾堡王国的人口统计资料，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25至30岁的已婚男人的人数随着大地产的增加而减少了，而40至50岁之间的未婚男人的人数却增加了。请见下表：
小土地占有有利于结婚，可以维持不少家庭的生活，虽然是清贫的生活。相反大土地占有则对婚姻生活不利。随着地区工业化的发展，在城市就业的人的结婚数目也增加。例如在瑞典，1901-1904年从事各种职业的每千人结婚平均数目如下：
以上所有数字证明，不是道德原因而是物质原因对结婚起决定性作用。结婚数目同社会道德状况一样完全取决于物质基础。 2．杀婴与堕胎害怕贫困和担心不能合乎身份地教育子女，这是驱使所有阶级的妇女去做违反自然规律，而且往往触犯刑法典的事，这类事就是用各种方法避孕，如达不到目的就堕胎。如果认为采用这种方法的仅仅是那些轻薄和失去良知的妇女，那是错误的。有许多十分尽责的妇女也想控制子女的数目；她们为了避免两难处境宁可铤而走险使用堕胎的办法，而不拒绝丈夫的要求或逼他走上外出淫乐的邪路。此外，有些妇女是为了隐瞒“失身”，有些妇女是由于厌恶妊娠、生产和教育子女，有些妇女是害怕会迅速失去姿色，在丈夫或男士面前失去魅力才这样做，并且不惜重金请医生和助产士帮助。 种种迹象表明，人工堕胎越来越盛行。在古代，各个民族就常常实行堕胎。今天，无论是最文明的民族还是野蛮的民族都有堕胎的事发生。古希腊人公开堕胎，不会同法律相抵触。柏拉图时代准许由助产婆堕胎；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已婚者在“妻子采取各种预防措施无效而怀孕”[2]的情况下可以实行人工早产。按照于勒·鲁耶的说法，罗马妇女有许多堕胎的理由。第一，消除不许可的关系造成的后果；其次，贪图淫乐；最后是希望避免身材体态因妊娠和生产发生变化。[3]在罗马人眼里25至30岁的女人已算年老，所以女人千方百计地避免损害自己的容貌。在中世纪对堕胎者处以很重的肉刑，甚至死刑，堕胎的自由妇女变为女奴。 当前，最盛行堕胎的国家是土耳其和美国。“土耳其人认为，不足5个月的胎儿没有真正的生命；他们毫无顾忌地堕胎甚至在堕胎犯法的时代，堕胎也不见减少。1872年仅仅在半年内，在君士坦丁堡就有3000起人工流产事件。”[4] 在美国，堕胎更是屡见不鲜的事。美国所有较大的城市都有为少女和妇女做早产的机构；许多美国报纸都为这些机构刊登广告。[5]在美国社会，谈论人工流产如同谈论正常生产一样。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对此则持另外看法。例如德国《刑法典》规定，对帮助堕胎的人可能处以监禁。 堕胎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十分严重的后果，导致死亡并不罕见，在很多情况下是伤害身体，终生不得复元。“妊娠和生产的莫大艰难，同人工流产造成的痛苦相比，根本不算什么。”[6]终身不孕是其最普通的后果之一。尽管如此，堕胎在德国也仍然频繁发生。因堕胎被判刑的情况如下：
近几年的《丑闻记录》屡屡刊登堕胎事件，引起极大轰动，因为在这当中扮演主角的是有名望的医生和上流社会的太太们。从报纸越来越多地刊登这类建议来看，供已婚和未婚妇女完全秘密地消除“失身”后果的地方和机构也越来越多。[8] 考虑到现有财产状况和教育子女的费用，所有阶级和人民都对子女过多产生恐惧心理，从而把采用种种预防措施发展成为一种会成为公众祸害的制度。众所周知，在法国，几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实行双子女制。在世界各文明国家，结婚人数像法国那么多的很少，而出生的孩子像法国那么少、人口增长那么缓慢的囯家却没有。法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都遵循这一制度，法国工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在德国有些地区，独特的农村环境也造成类似状况。在德国西南部地区有一片风景宜人的地带，每个农户的院子里都种有色芬树，这种树含有用来堕胎的药物成份。在德国其它地区，长久以来在农民中就流行只生两个孩子的制度；因为农民不愿意拆分自己的庄园。在德国，兜售和推荐“随意绝育法”的书籍的销路之广和销量之大，十分触目。当然，这些书总是打着“科学”的幌子，并危言耸听，宣称所谓人口过剩了。 除堕胎和人工避孕外还有犯罪行为。.在法国，杀婴和弃婴这两种犯罪行为日益增多。这是法国民法禁止查明父亲身份的规定助长的。《民法典》第三百四十条规定：“严禁査明父亲身份”。而第三百一十四条却规定：“允许查明母亲身份”。就是说禁止查明谁是孩子的父亲，但准许查明谁是孩子的母亲。显然这是对被引诱的妇女不公平的法律。法国男人可以引诱许许多多的妇女和少女，能引诱多少就引诱多少，却不负任何责任，也不必支付子女养育费。这些条文是以必须防备女人引诱男人为借口制定出来的。这样，男人这个强壮的性别的成员居然成了处处被人引诱而引诱不了别人的孱弱男人。《民法典》第三百四十条的问题由第三百一十二条解决，这一条规定：“妇女在婚姻期间怀孕所生的孩子，以该妇女之夫为父。”既然禁止查明父亲，那么头戴绿帽子的丈夫就合乎逻辑地必须把妻子与外人通奸所生的孩子认作自己的孩子。人们至少无法否认法国资产阶级的一贯性。设法废除第三百四十条的一切尝试，时到今日完全徒劳。 法国的资产阶级通过法律使受骗的妇女不能向孩子的父亲索取养育费，同时又试图以建立育婴院来弥补他们的这种残酷行为。这又使新生儿不但没有父亲，还失去了母亲。根据法国的法律，育婴院的儿童一律算作孤儿。法国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私生子当作“祖国的孩子”，由国家出钱抚养教育。这真是美妙绝伦的办法。德国也越来越往法国的轨道上走。德意志帝国《民法典》的规定所包含的关于私生子法权关系的条文，同从前生效的较为人道的法权相冲突。例如，其中写道：“私生子与其父不算有血亲关系。”但过去约瑟夫二世就曾下诏，宣告非婚生子女同已婚生子女地位平等。现在的德国法律又宣称：“如母亲怀孕期间曾与多个男子发生关系，其所生之私生子是无父之子。”母亲的轻浮、软弱或贫穷在孩子身上受到惩罚。而法律却不管浪荡的父亲。“母亲有照料私生子的权利和义务，但无家长的权利。私生子的父亲有义务向不满16岁的孩子提供与其母的生活状况相适应的生活费，包括教养和教育费。如果这个孩子在他16岁以后由于身体上的缺陷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其父仍应继续承担上述义务。父亲有义务向孩子的母亲支付分娩费、分娩后6周的生活费，以及怀孕和分娩所必需的各种费用。”如此等等。根据普鲁士邦的法律，名声无可指责的婚外受孕的未婚妇女或寡妇如有权从使其受孕的男人那里获得与该男人的地位和财产相应的一笔赔偿，但赔偿总额不得超过该男人财产的1/4。不论私生子的母亲的名声好坏，私生子有权要求其父提供生活费和教育费，但数额只能与农民或一般市民为其婚生子女支付的教养费用相等。如果婚外性交关系是在许诺将来结婚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官应当宣判那弱女子享有那个使其受孕的男人的姓名、身份和地位，判她是无辜的一方，享有一个离了婚的合法妻子的一切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所生的私生子有权享受合法婚姻所生子女的同等权利。但是这些法条文现在已被废除。倒退是当今立法的主旨。 在1831—1880年这一时期，法国陪审法庭受理的杀婴案共计8568件，并且其数字从1831—1835年的471件上升到1876—1880年的970件。在同一时期，判处堕胎案1032件，仅在1880年这一年就100件。[9]当然，法院办理的人工堕胎案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如果不造成重病或死亡，法院通常难以发现这类案件。杀婴在农村居民中占75%，堕胎在城市居民中占67%。城市的妇女有许多办法阻止正常生产，因此堕胎事件很多，杀婴事件相对很少。农村的情况刚好与之相反。在德国，因杀婴判罪的人数如下[10]：
3．为了婚姻的教育无可争议，当前女性在智力方面平均低于男性。巴尔扎克完全不是妇女的朋友，然而他强调说：“一个受到同男人一样教育的妇女事实上拥有为自己和丈夫创造幸福生活的极其卓越、极其有效的精神素质”歌德十分了解他同时代的男女。他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一个美丽的灵魂的自由》）中尖刻地说：“人们嘲笑有学问的妇女，也不容忍受过教育的妇女，看来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让那么多的无知男子感到难堪是件无礼的事。”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妇女的智力普遍落后于男人的事实。这种差别势必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妇女仅仅是她的当主人的丈夫让她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人。很早以来，妇女的教育比无产者的教育更被忽视，现在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还远远不够。我们今天是生活在各界思想交流需求日益增长的时代，忽视妇女的智力教育是一大缺陷，这也给了男人不好的回报。男人教育的目的，人们至少认为是发展悟性、提高思维能力、扩大实际知识和增强意志力等，总之是发展理性职能，虽然使用手段常常没有达到目的，甚至不能达到目的。妇女教育正好与之相反。妇女的高等教育主要是良好性情的培养，仪表风度和优雅爱好的教养，如音乐、文学、艺术和诗歌等方面的教养，从而仅仅提高她们的神经敏感度和幻想力。这真是莫大的荒谬。这表明，妇女教育方面的权威决策人士，是遵循着他们对妇女的特质和妇女生活地位的局限性所抱的各种偏见行事的。妇女的情感生活和幻想力不宜再发展，那样只能使她们更加神经过敏，她们最好是像男人那样发展理性，洞悉实际生活的各种现象。如果妇女不再有常常使自己烦恼的过多情感，而具有敏锐的理解力和精确思维的能力；如果妇女不再神经过敏和胆小怕事，而是性格坚强和天生勇敢；如果妇女不只是具有她们通常具有的美感知识，而是具有关于世界、人类和自然力的知识；那么这对两性都会有很大裨益。 总的说，迄今为止，妇女的情感生活和心灵生活过分饱满，而她们的理性发展却受到阻碍，受到了严重忽视和压制。因此，她们简直是患了情感和幻想过度症，她们许多人因此容易接受迷信和魔法，从而给宗教骗子和其他江湖术士开辟了一块求之不得的地盘，并成了一切反动势力的驯服工具。目光短浅的男子常常对此抱怨不已，因为他们深受其害，但是他们都不改变这一切，因为他们大多数人自己都深深地陷入偏见之中。 正如上面指出过的，妇女对世界的看法一般不同于男人，而这就是两性差异的重大根源。 今天，参与公众生活是每个男人最重大的义务之一；虽然许多男人还没有理解到这一点，但也改变不了这一点。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制度同每个人的私人生活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认识到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与不幸更多地是依赖于社会制度的状况，而不是个人的特性和行为。人们认识到个人无论作出多大努力去反抗现存的并决定着其状况的各种缺陷，都是软弱无力的。另外，生存斗争要求比从前付出多得多的努力。今天普遍要求男人付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和力量。但无知和冷漠的妻子对丈夫毫不理解。甚至可能说，男女间智力的差别今天比从前更加巨大了，因为从前社会关系比较简单、紧密，妇女比较容易理解。此外，今天各种公共事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需要大批男人办理，这就扩大了男人的眼界，但也使他们越来越疏远家庭的小圈子，妇女因而感到被冷落在一旁。于是，分歧有了新的根源。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丈夫才认为有必要向妻子作解释并说服她。丈夫通常认为，他要做的事与妻子不相干，她也不懂。但他又不想费神去开导她。妻子抱怨丈夫不理睬她时，丈夫就生硬地回答说：“你懂什么！”大多数丈夫的这种不理智态度，只会造成妻子的不理解。在无产阶级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好得多，他们双双懂得，他们的目标一致，为了争取自己合乎人的尊严的未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彻底改造社会，使所有的人都成为自由人。在无产阶级妇女中，随着这种认识越来越普及，她们尽管贪穷困苦，而她们的婚姻生活却是理想化的。男女双方现在有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他们在并肩战斗中不断交换意见，从而得到了相互鼓励的永不枯竭的泉源。有这种认识的无产阶级妇女人数逐年剧增。对人类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运动在这里发展起来。 在其他婚姻中，夫妇间的教育和思想差别，在结婚初期因情欲还十分炽热而容易忽视，随着年龄增大，就越来越感觉得到。性生活的热情越是减退，就越需要用思想精神的一致去弥补。不管丈夫是否有应尽公民义务的概念，不管他是否尽了这种义务，但他因职业关系和经常同外界交往，势必不断在各种场合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观点，因而总是处在不断扩大其眼界的精神筑围之中。他在精神上可以经常脱毛更新，而他的妻子却相反，从早到晚忙于家务，受教育的时间完全被剥夺，智力也就萎缩凋谢。 资产阶级思想家格哈尔德·冯·阿明托在他的《生活之书的旁批》[11]一书中，非常正确地描述了大多数已婚妇女目前家庭生活的悲惨处境。在本书的《蚊螫致命》一章中，他是这样写的：“并不是丈夫亡故、爱子堕落、重病缠身、倾注心血的计划成了泡影这些人人难免的令人撕心裂肺的事消磨着她们（家庭主妇）的朝气和活力。而是那些细小琐碎、日日操心、伤神费力的家务事……有许许多多数以百万计的朝气蓬勃、精力旺盛的家庭主妇在家务操劳中逐渐失去生活的勇气，逐渐毁坏自己玫瑰般红润的脸庞和充满魅力的笑靥，直至变得满脸皱纹，骨瘦如柴，变得像一个木乃伊。她们天天重复的一个问题是：“今天做什么饭吃？”她们日复一日必须做的清扫洗刷、擦污拍尘，像水滴石穿一样，永远不停地逐渐而又确确实实地毁坏着她们的身心。灶台是她们愁眉苦脸地计算收支、垂头丧气地思量物价日见飞涨而必要的钱日益难赚的地方。她们把自己的青春、天真、美貌和快乐奉献给了这个火光熊熊、汤锅滚沸的祭坛。谁能认得出，这个人老珠黄、腰弯背驼、烂眼漏泪的厨娘，竟是头戴桂冠、花容月貌、千娇百媚、神彩飞扬的新娘？灶台本来是古代人的神圣之地，她们在灶台旁供奉家宅的守护神和众保护神。但愿灶台也成为我们的神圣之地，忠于职守的德国女公民在这里逐渐逐渐地全部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便家庭舒适，餐桌丰盛和合家安康。 这就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给那些在现存制度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妇女的安慰。 那些由于其社会地位而比较自由的妇女，通常能受到片面和肤浅的教育，这种教育同传统的女性性格特征结合在一起十分突出。她们大多数人仅仅注重外表，只关心跳舞和化装打扮，并在满足低级趣味和沉湎于五花八门的骄奢淫欲中寻找生活目的。她们对自己的子女和子女的教育几乎毫无兴趣；她们认为孩子太累人，令人厌烦，就把孩子交给保姆&女佣看管，等他们长大一点就把他们送到寄宿学校。她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把女儿培养成花枝招展的娇小姐，把儿子训练成花花公子。于是产生出一批纨袴子弟，一类受人鄙视的男人，一类可以把他们同娼妓相提并论的男人。这些花花公子的主要消遣是引诱劳动人民的女儿；他们把无所事事和挥霍浪费看作是自己的使命。 妇女的各种特性就是在上述条件下形成的，这些特性一代代地日益发展完全。男人总是喜欢喋喋不休地议论妇女的这些特性，但他们忘记了，他们本身正是造成妇女具有这些特性的原因，他们本身的行为起着助长作用。喜欢拨弄是非、飞短流长、没完没了地谈论一些无聊琐事、满脑子想的只是外表、爱打扮好虚荣以及因而狂热地追求一切时髦——这就是常常被人非议的妇女特性。此外，对同性容易产生嫉妒猜忌、虚情假意和装腔作势。 这些特性普遍表现在妇女身上，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且早在幼年时期就有所表露。这些特性在社会环境的压力下产生，通过遗传、仿效和教育不断发展。一个受到非理性教育的人当然不能用理性去教育他人。 为了阐明两性和整个民族的各种特性产生的原因和发展情况，必须采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生物及其特性的产生和发展所运用的那些方法。物质生活条件给每一种生物的特性打上了烙印。每一种生物都必须适应现有的生活条件，于是这些生活条件最终成了这一生物的本性。 自然界中适用于一切生物的东西，毫无例外也适用于人；[12]人并没有处在自然法则之外，从生理学角度看，人是表达程度最高的动物，虽然人们不想承认人是动物。几千年前的古代人虽然不了解现代自然科学，但他们对许多人类的事情比现代人有更加合理的看法。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从经验中获得的种种看法运用到实际当中。人们对希腊男人和女人的美和力赞叹不已，却忽略了这并不是由于这个濒海多港湾的国度良好的气候和迷人的自然景色有利于居民的性格和健康的发展，而是由于国家推行的体育和教育的准则。这就是把身体的美和力以及敏捷同智力的敏锐和灵活结合起来。虽然在那个时候，妇女的智力教育同男人相比，也已经不被重视，但在身体发展方面情况并非如此。[13]在两性的体育最为发达最为先进的斯巴达，少男少女在成年之前裸体行走，一起锻炼、玩耍、搏击、角逐，赤裸裸地展示人体和以自然对待自然具有避免感官过敏的作用，因为感官过敏主要是由于两性交往从少年时期起就被人为地隔断引起的。一性的身体对于他性不是秘密。因此这里不会有任何意义双关的游戏。自然就是自然。一性为他性之美而高兴。 人类必须回到从前两性间无拘无束和完全自然的交往状态。人类必须抛弃当前占统治地位的不健康的唯灵论观点，并创造出能使身心再生的教育方法。 在我们这里，尤其是在妇女教育问题上还是十分落后的概念占据统治地位。妇女也应当有力量，有勇气和果断，这种看法被看成是异端，是“女人不该有的”，尽管谁也不能否认，妇女有了这些特性就可以避免许多损害和不快。 妇女的身体发育像她们的智力发展一样，也遇到重重障碍。在这方面不合理的服饰也起着重要作用。不合理的服饰不仅严重地妨碍她们的身体发育，还常常直接毁坏她们的健康，而很少有医生对此敢于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医生们因害怕女患者不满而缄口沉默，甚至还对她们的蠢举奉承几句。现代服装严重地妨碍着妇女应用自如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拫害着她们的身体健康，使她们自我感觉软弱无力。此外，这种服装对她周围的人的健康也是一种危害，因为她穿着这种服装，无论在家还是上街都是扬尘器。两性在学校和在社会交往中严格分离，是与深深植根于基督教的唯灵论观点完全相适应的，同样也阻碍着妇女的发展。 妇女之所以不能发挥她们的自身的天赋，是因为她们的思想被禁锢在极其狭小的圈子里，几乎只能与同性交往，从而不可能超出日常琐事的范围。她们的智力视野仅仅限于身边杂事、亲戚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所有这一切，全力助长着她们喋喋不休地谈论无聊小事和好拨弄是非的毛病，因为她们身上的智力要表现，要练习。这些毛病常常使男人不快，甚至招致男人绝望的咒骂，但是这些毛病的产生主要应当归罪于男人这个“造物主”本身。 应当承认，最近，树立比较合乎理性的生活观的倾向大大加强了，但这仅仅是开始，而且也仅仅是涉及人数很少的一些社会阶层。 4．当今婚姻生活的贫乏我们的社会关系和两性关系决定了妇女把自己生存的一切途径寄托在婚姻上，因此婚嫁之事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她们谈话和心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体力较弱、按照习俗和法律从属于男人，她们对付男人的重要武器只有舌头，她们当然要利用。那些遭人横加指责的好虚荣的癖性也与此类似，这些癖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越来越变成追求时髦的怪癖，常常使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十分窘迫难堪。这一点往后再详细说明。妇女对丈夫来说首先是享受的对象；她们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没有自由，必须把婚姻看作谋生的手段，必须依赖丈夫，成为丈夫的一份财产。妇女的人数通常多于男人，这对她们的处境更加不利，关于这一点下面将有一章详细论述。男女人数不对应，使妇女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加上总有一批男人由于各种原因不结婚，竞争就更加激烈了。为了在争夺男人方面与同性竞争，妇女不得不尽量打扮自己的外貌。 如果注意到妇女的上述状况已持续了许多世代，那么毫不奇怪，在这些原因的长期影响下，这种现象今天已达到极端。应该补充指出，也许没有一个世纪像今天那样，妇女争夺男人的竞争是如此激烈，其原因有一部分上面已经指出过，有一部分往后还将论述。此外，由于勉强维持生存也变得日益困难，而社会要求却日益提高，妇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把婚姻当成“谋生的手段”。 男子乐于看到这种状况，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主人的角色符合他们的傲气、虚荣心和利益，他们扮演着主人的角色，他们就像所有统治者一样，根本不可能懂得什么合理的根据。因此，从妇女的利益出发，越发需要争取确立能够把妇女从这种低贱地位中解放出来的制度。正像工人不能期望得到资产阶级的援助一样，妇女也不能期望得到男人的援助。 如果再考虑一下，在其他领域，比如在工业部门，业主们相互对立，他们为了争取优越地位发挥什么样的特性，他们在相互斗争中采用怎么样恶劣的，甚至下流的手段，他们怎么样相互仇恨、嫉妒和诽谤，那就很容易明白妇女在争夺男人的竞争中表现出的类似的特性。因此，比起男人，妇女一般更难和睦相处，甚至最好的女友，一旦竞相吸引某个男人，一旦遇到某个令人倾心的男子就很容易发生争吵。因此人们注意到两个互不相识的妇女相遇，通常像两个敌人一样相视。只要看上一眼，她们就会相互发现，对方衣着的色彩不协调，装饰品用得不得当或其他类似的“大过失”。在她们相互交流的眼神中可以不由自主地看出一方对他方的评论，好似一方对他方说：“我比你更会打扮，更会引人注目。” 另一方面，妇女生性比男人容易感情冲动，不像男人那样左思右想。妇女无邪、天真，所以她们受巨大激情支配，可以去作出真正英雄般的牺牲——抚养子女、照料家人、看护病人，这时她们真是光彩照人。但在她们盛怒的时候，这种激情就令人极其厌恶。这好与坏的两个方面，首先受社会环境影响，由社会环境促进、阻止和改变。同样的一种冲动，在不利的环境下是一种缺点，而在有利的环境下却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泉源。傅立叶的功绩在于出色地证明了人类的同一种冲动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14] 除了错误的智力教育造成的后果外，从自然目的角度考虑，错误的或者缺乏生理教育也造成重要后果。所有的医生都认为，妇女教育最缺乏的，是她们担任母亲和儿童教育者的职责所必需的教育。“要教士兵学会使用武器；要教手工业工人学会使用工具；任何官职人员都要培训；甚至僧侣也有时间修行。唯独妇女不能受到做母亲的严格教育。”[15]年轻妇女，10个有9个在快要结婚的时候还根本不知道婚后怎样做母亲，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母亲们不负责地羞于启齿向长大成人的女儿讲述如此重要的性功能问题，使女儿对自己和对她丈夫的义务一无所知。妇女刚结婚时通常是进入了一个她完全陌生的领域；她们对婚后生活只有虚幻的想象，而这些虚幻想象大多是从一些不入流的小说的描述中获得的，根本不符合实际生活，[16]尽管以前认为妇女理所当然要做的家务事大大减少了，但是缺乏婚后生活仍然必需的家政知识，也会引起家庭矛盾。她们当中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家务事，因为她们认为，要她们去操心这种事太过分了，那是仆人要做的事。其他妇女，即广大妇女，她们要为生存而斗争，无法受家务训练，她们不得不从早到晚在作坊或工厂里劳动。越来越明显，随着社会状况的发展，各家各户单独的家务越来越失去存在的基础，维持这种家务已完全成为金钱和时间的无谓牺牲。 不少男子不愿结婚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妇女生理发育不健全。我们的饮食、居住、劳动和消遣的方式，总之，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与其说是增强，不如说是损害我们的健康。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是个患精神病的时代，而神经质同身体退化是并行的。贫血和精神病尤其在女性中广为流行。这种疾病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灾难。这种疾病如果持续存在几个世代，而我们的社会组织又不能建立在比较正常的发展条件之上，就势必毁灭我们的种族。[17] 从性的使命考虑，妇女的身体需要得到特别照顾，尤其需要得到丰富的营养，在特殊时期还需要得到精心的保护。而这些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并未得到，在现今的社会情况下也未必能够得到。同时妇女习惯过苦日子。例如，许多妇女认为，让丈夫吃好是做妻子应尽的责任，自己吃点剩饭就行了。同样，男孩就比女孩吃得好。妇女可以不仅比男人吃得少，而且吃得差成了普遍看法。因此，年轻妇女在行家面前展现的是一幅悲惨图画。[18]大多数年轻妇女身体虚弱，贫血和神经衰弱严重。其后果是月经不正常、性器官患病，致使不能生育和哺乳，甚至危及生命。“假如我们的妇女像迄今那样继续不断地退化下去，那么，怀疑文明的人类能否还算是哺乳动物的时刻，恐怕很快就会到来了”。[19]于是丈夫不是拥有一个健康欢快的妻子，一个有能力的母亲和一名能干的家庭主妇，而只是拥有一个多病而神经质的妻子，一个离不开医生，弱不禁风，忍受不了一点响声的妻子。我们不必再说了，每一个人都可以继续描述，因为在自己的家庭和亲朋好友中有许许多多这类的例子。 许多经验丰富的医生证明，大多数已婚妇女，特别是城市中的已婚妇女多多少少都处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之中。夫妻生活中的不幸往往是由疾病和双方的性格所造成的。夫妻有病和性格不合就造成婚姻的不幸，又使丈夫在社会舆论中获准有婚外自由的权利，而妻子一旦得知，自然极为懊恼。有时双方的性生活要求差异过大，也会引起很深的隔阂，但又不能满意地离婚。 这里还必须提到妻子在婚姻生活中忍受巨大的生理痛苦是很大一部分丈夫的罪过。很大一部分男人因荒淫无度而患有慢性性病，由于这种疾病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大的不便，他们往往很不重视。他们同妻子性交时，便把疾病传染给妻子，使她感到非常不适，最为不幸的是造成妇科疾病。有的人结婚后即染上此病，结果往往使她们不能妊娠和失去生育能力。这些疾病使她们心情忧郁、生活困苦，甚至婚姻破裂。但一般说来，这些不幸的妻子并不知道患病的真正原因。她们于是责怪自己，抱怨环境，其实正是丈夫应该对这一切负责。一些风华正茂的妇女几乎一结婚便染上性病，但不论是她本人还是她的家属全然不知原因何在，因为医生必须守口如瓶。 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不生育的原因之一是淋病所致。这种疾病使男人的精液中没有精子，因此这种男人一生都无生殖能力。这才是夫妻不育的真正原因，而古老的对造物主合适的传统反而把不生子女的罪过完全推到女人身上。[20] 可见，当今的婚姻生活大多不能如人所愿，这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一些学者劝告妇女结婚，放弃妇女解放斗争。这种劝告的价值实在令人怀疑，因为我们的社会状况越来越使婚姻成为一出讽刺剧，越来越不符合婚姻的真正目的。 [1] 1906年的数目。 [2] E. 梅特什尼科夫：《人类天性研究》，1904年莱比锡版第135页。 [3] 于勒·鲁耶：《古罗马医学研究》1859年巴黎版。 [4] E. 梅特什尼科夫：《人类天性研究》第134—135页。 [5] P. 布鲁阿德尔：《早产》，1901年巴黎版第36—39页。根据官方资料，纽约有200人从事堕胎职业， [6] Ed. 赖希：《堕胎的历史和危害》，1893年莱比锡第2版。 [7] 《德意志帝囯统计资料》第85卷《1906年刑事统计》。 [8] 在瑞典的每10万居民中，因堕胎触犯法律而受法庭追究的人数是：1851-1880年3.04人，1881—1890年6.66人，1891—1900年19.01人。见F. 普林钦《医学手册》第44页。 [9] A·普佐尔：《查明父亲身份》，1902年巴黎版第134、471页。 [10] 《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85卷。 [11] 萨姆·卢卡斯：《艾尔伯斐特》。 [12] 这是克拉夫特—艾宾的意见（见本书中文版第96页——译者）。 [13]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要求，“妇女与男人受同样的教育”，他还要求精心筛选；他了解精心筛选对人类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作为教育的基本原则提出这样的意见：“体育第一，智商第二。”而在我们这里，人们把体育放在后边，把它看作只是智育的必要工具。 [14] 奥·倍倍尔：《沙尔·傅立叶传——他的生平和理论》，1907年迪茨出版社斯图加特版。 [15] 伊尔玛·冯·特罗尔—鲍罗斯特亚尼：《本世纪的使命。妇女问题研究》，普累斯堡和莱比锡版。 [16] 亚历山大·小仲马在《杀人的妇女和表决的妇女》中说道：“一位高级天主教僧侣告诉他，他从前的女弟子有上百个人结了婚，但婚后一个月，至少有80人又回到他那里，并对他说，她们对婚姻感到大失所望，后悔不该结婚。这是非常真实的事。具有伏尔泰思想的法国资产阶级出于良心，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受教育。他们认为，无知识的妇女比有知识的妇女更便于诱导。这里必然产生争执和失望。拉布雷直截了当地劝告说：妇女一定要无知，因为“男人一旦被看透，我们的统治就会垮台”。 [17] 患进行性麻痹（脑软化病）的妇女人数比男人增加迅速，例如在普鲁士，在每100个病人中，患麻痹性精神错乱的情况如下： 年代 1876-1879 1880-1891 1892-1894 1895-1897： 1898-1901 男 17.0 17.3 17.7 18.5 16.2 女 3.7 5.4 6.8 7.6 7.5 见F. 普林钦的《医学统计手册》第177页。 [18] H. S. 亚当斯：《妇女手册》，斯图加特版。 [19] F. B. 西蒙博士：《妇女的健康保护》，迪茨出版社1909年斯图加特第7版第240页。 [20] F. B. 西蒙博士：《妇女的健康保护》第267页。西蒙广泛研究过这个课题以及与这个课题相关的课题。他研究为什么许多已婚妇女结婚后就生病，但却不知生病的原因。我们的男士们在他的研究中可以像照镜子一样看清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