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八章 当代婚姻 1．当作职业的婚姻现存制度的辩护士们叫喊说：“婚姻和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因此，攻击婚姻和家庭，就是攻击并破坏社会和国家。”已经充分证明，一夫一妻制婚姻是资产阶级的职业制度和财产制度的结果，因而无可争辩地是资产阶级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但它是否符合自然的需要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将说明，这种以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婚姻或多或少总是强迫婚姻，它会产生很多弊端而且不能完全达到或根本不能达到结婚的目的。我们进一步还要说明，这种婚姻制度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对于上百万计的人来说是不可达到的，也决不是那种像其赞美者所说的，唯一符合自然界目的、以自由的恋爱选择为基础的婚姻。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谈论当代婚姻时说道：“婚姻是法律认可的唯一真正的农奴制度。”按照康德的说法，男女结合才构成完整的人。人的性的健康发展以两性的正常结合为基础。满足性欲不论对于男人还是对于女人都是身心健康发展的必需。但人不是禽兽，他的这种最强烈的欲望仅仅得到肉体上的发泄是不够的，他还要得到更高的满足，他还要求同他结合的人在精神上具有魅力，彼此心心相印。得不到这些，性交就纯粹是机械行为，是一种不正当的性交。较高等的人要求，双方的吸引力在完成性行为之后，继续保持下去，性行为的净化作用还要扩展到双方结合而产生的生命实体身上[1]。事实上在当今社会，还不能对无以数计的婚姻提出这些要求，所以瓦尔哈根·冯·恩泽写道：“我们从已经缔结和即将缔结的婚姻中所看到的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对这种结合产生什么好的看法；相反，在我们看来，整个婚姻制度是庸俗的，令人轻蔑的，它的基础本应只是爱情和尊重，而我们从所有例证中看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我们赞成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雅典娜神殿》中提出的见解：“几乎所有婚姻都是纳妾、不相称婚姻或者不如说权宜之计和与真正的婚姻相距甚远的凑合，而根据所有宗教的和世俗的权利，婚姻的真正实质在于合众为一。”[2]这同康德的看法完全一致。 对后代的喜爱，和对后代的义务可以使两人的爱情关系持续得更长久。因此，要想结婚，两个人就应当明确，双方的性格是否适合于结成夫妻。但是，回答这个问题时决不能为任何其他影响所左右。只有排除其他一切与这一结合的本来目的全然无关的、与满足自然欲望和在种族繁殖中繁殖自身全然无关的利害关系，并且注意不要盲目热情，才能回答上述问题。然而，在当今社会的绝大多数场合，这些条件并不存在，因此，当今的婚姻远未能达到其真正的目的，把现今的婚姻看作一种理想的制度是没有根据的。 究竟有多少婚姻是出于完全不同于上述考虑缔结的，人们无从得知。结婚的当事人都愿意在世人面前显示他们的婚姻不同于实际中的婚姻。于是出现了在从前的社会时期未曾有过的虚伪状态。国家和这个社会的政治代表人物对于研究这些问题毫无兴趣，因为研究的结果将把社会置于可悲的境地。国家本身在有关其官员和仆从的婚姻方面所遵循的信条，经受不住应当成为婚姻基础的标准。 2．出生率下降婚姻应当是两个人出于互相爱慕，为了达到他们的自然目的而达成的一种结合。但是在当今，动机这样纯真者极少。绝大多数妇女把婚姻看作是她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踏入的生活保障机构。相反，大多数男人则以纯粹的交易眼光看待婚姻，从物质观点出发衡量和计箅婚姻的利弊。甚至那些不是出于低下和自私动机的婚姻，也会由于残酷的现实而遭受许许多多的侵扰和破坏，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结婚者热烈期待的希望才能够实现。 这是很自然的事。婚姻如要保证夫妻过上一种满意的共同生活，除了要求夫妻相互爱慕，相互尊重以外，还要求有物质生存保障，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他们认为是自己和子女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设施。严重的忧虑，艰难的生存斗争是把婚姻的和美幸福作为封棺的第一颗钉子。结为连理越是结出累累硕果，也就是说越是在更高程度上达到其目的，操心的事也就越多。例如，农民美滋滋地看着他的母牛生出的每一头牛犊，津津有味地数着母猪给他生下多少小猪，并兴高彩烈地告诉邻居；但是，如果他的老婆给他增添一个新生儿，这个新生儿已超出他认为不必过分操劳就可以养活的子女数目，超过他认为不能再增多的子女数目时，他就一脸忧郁；如果这个新生儿不幸偏偏是个女孩，他的脸就更加忧郁了。 因此可以说，不论缔结婚姻还是婴儿降生都由经济状况支配。法国是这方面最古典的例子。在那里，农业盛行小块土地占有制。而超过一定界限细分的土地就再也不能养活家庭。由此，著名的臭名远扬的两子女制在法国形成为社会制度，令执政者惊恐的是，这种制度不仅使许多省的人口几乎停止增长，而且导致人口剧减。随着农村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工业更蓬勃地产生。这里结婚生育的人口极为迅速地减少。 在法国，虽然结婚的数量增多，新生儿的数量却在下降，但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法国，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也是如此。这反映出我们社会状况的发展后果，统治阶级对此应当加以思考。在法国，1881年有937057个孩子出生，但在1906年只有806847个；1907年为773969个。1907年出生的新生儿比1881年减少了163008个。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囯私生子的数量增加，1881年为70079个；在1881至1890年这一时期，1884年达到最高数目75754个；1906年还有70866个之多。因此，新生儿的减少只是指结婚所生的新生儿而言。新生儿减少是整个世纪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法国每1万名居民的新生儿数量在下述年代分别是：
同1801年332个新生儿相比，1907年每1万名居民就减少135个新生儿。可以设想，这一结果使法国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政治家大伤脑筋。但在这方面法国不是独一无二的。德国，特别是萨克森早就有过类似现象，而且出生率的下降比法国更快。德国每1万名居民的新生儿数量在下述年代分别是：
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也出现类似情况。每千名居民的新生儿数量在下述年代是：
可见，新生儿减少是普遍现象，虽然减少率最高的是法国和爱尔兰，减少的速度最快的却是英格兰、德国（萨克森）和苏格兰。同样的现象我们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不去考察普遍的出生率，而只是观察一下结婚者所生的子女，就是说，观察一下已婚妇女在育龄期，即15岁到49岁期间所生新生儿的平均数字，那么新生儿减少的倾向更为严重。 15至49岁每千名已婚妇女所生子女的数字如下：
上述事实表明，生一个人，按照宗教人士的说法是生一个“神的形象”，比生一头家畜的平均价格还低。但这说明，我们的境况是何等可悲。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观点同野蛮人的观点所差无几。在野蛮人那里新生儿常被杀死，女婴的命运尤其如此，有些民族至今仍然保持这种习俗。我们已不再杀死女孩，我们在这方面是很文明了，但女孩经常被当作贱人对待。比较强壮的男人在生存斗争中到处排挤女人，而当女人起而斗争时，强壮的异性就把她们看作是讨厌的竞争者，怀着仇恨迫害她们。上等阶层的男人尤其如此，他们极其怨恨女性竞争者，极其激烈地反对她们。工人也有要求排斥女工的，但这只是例外情况。例如，1876年在法国工人代表大会上，一条类似的动议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从那以后，女工是具有平等权利的人这一观念在各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中已深入人心，特别是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表明了这一点。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知道，当前的经济发展迫使妇女成为男人的竞争者，他们同时也知道，禁止妇女劳动正像禁止使用机器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们竭力向妇女说明她们的社会地位，并竭力把她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解放斗争的战友。 3．金钱婚姻与婚姻交易所毫无疑问，当今社会高于从前的任何社会，但两性关系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依然如故。L.冯·施泰因教授在1876年出版一部题为《国民经济领域的妇女》的著作，书名同内容不太相符。他在书中用充满诗意的色彩描绘了一幅婚姻图画。但在这幅图画上，妇女对“狮子”丈夫百般顺从。施泰因写道：“男人要娶的人不仅要爱他，还要理解他。她的心不仅要为他跳动，她的手还要抚平他的额头，她仪表温和、娴静、端庄，心境宁静，使他每日归来感到柔情千种；他要娶的人要向周围的一切散发着女性不可名状的迷人芳香，使家庭生活充满宜人的温暖。” 这似乎是一首妇女的赞歌，其中却隐藏着对妇女的贬意和男人的利己主义。这位教授先生把妇女描绘成芳香四溢的生物，但是她又要具备必要的实用计算能力，要懂得保持经济开支平衡。此外，还要使一家之主一“狮子王”的周围像在明媚的春天那样和风荡漾，还要能够从他的眉宇之间看出他的每个愿望，用柔软的纤手抚平“一家之主”也许是对自己的种种蠢事冥思苦想而想皱了的额头。简言之，这位教授所描述的妇女和婚姻，在一百个当中不仅几乎一个也没有，而且几乎不可能有。不幸的婚姻成千上万；不能结婚的妇女数量惊人；从早到晚跟随着丈夫为每天得块面包做牛做马的妇女有数百万，这位教授却视而不见或一无所知。面对这一切苦涩、严酷的现实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种诗意色彩一擦而光，就像双手轻而易举地抖掉蝴蝶翅膀上的彩粉一样。看一眼那些无以数计的受苦受难的女人，教授用诗意描绘的彩色图画就会被撕成碎片，他的构图就会被破坏殆尽。他所看到的妇女仅仅是极少数人，这些妇女是否站在时代的高峰还令人怀疑。 有一句话经常被人引用：“妇女的地位是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的最好尺度。”这句话我们可以同意，但是，我们随后将要指出，我们被大肆颂扬的文明远非如此之高。约翰·斯图亚特·米尔著有《妇女的依赖性》一书——书名就表明了作者对妇女地位所持的观点。他在书中写道：“男人的生活越来越家庭化。高等文明使男人比女人受到更多的束缚。”即使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着真诚的婚姻关系这句话是正确的，但这句话对极少数人是否适用，令人怀疑。明智的男人明白，妇女走出狭小的家庭活动圈子而进入社会生活和认识时代潮流，对男人自己有利。他因此所受的“束缚”并不要紧。对此产生的问题是，当代生活不给婚姻生活带来比以往更能破坏婚姻的因素吗？ 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进行物质投机的对象。想结婚的男人力求既娶妻又进财。这就是为什么起初在父系继承时代被排除的女儿继承遗产的权利又得以恢复的主要原因。但是，婚姻在从前决不像今天那样，成了以如此无耻的方式，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投机和进行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的对象。今天，婚姻的肮脏买卖极其无耻，喋喋不休地叫喊婚姻“神圣”，那是莫大的讽刺。这种现象同所有现象一样，有其充足的理由。从前的任何时代也不像今天那样，绝大多数的人要想过上某种程度的富裕生活是如此困难；但从来也没有像今天那样，对符合人的尊严的生存和生活享受的合理追求是如此普遍。没有达到这个设定的目标，谁都心里感到越来越难受，因为大家都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享受的同等权利。从形式上看并不存在任何等级和阶级差别。每个人都想达到他认为按照自己的生活状况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应招者众，入选者少。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有一个人能愉快生活，其他20个人就得过苦日子；有一个人可以纵情享乐，成百上千的人就得穷困潦倒。但是人人都希望自己是入选的幸运儿，于是如果觉得能达到目的，只要不太丢脸，就不择手段。而获取一种优越的社会地位最不费力的、最为便捷的手段就是金钱婚姻。一方谋求尽可能多的钱，另一方渴望爵位、头衔和身份，采取这种手段可以在社会上层中寻求到相互满足。在这里，婚姻大多数被当作是交易，婚姻是一种因袭的结合，夫妇双方表面上相敬如宾，实际上常常是同床异梦[3]。 每一个较大的城市都有特定的场所和特定的日子让上层阶级聚会，目的主要是撮合婚姻。因此，这种聚会场所获得了一个合适的名称：“婚姻交易所”。像在交易所一样，在这里也是投机取巧和唯利是图起主要作用，没有欺诈和诡计是不可能的。那些负债累累，但还能炫耀老贵族头衔的军官，那些因酒色过度伤身，想在婚姻的平静港湾恢复健康而需要一个女看护的浪荡公子，那些不时面临破产和入狱而希望得救的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最后还有一切盼望得到和增加金钱和财产的人，以及升官有望，但一时缺少活动经费的官吏，都是光顾这个交易所的顾客，在这里进行婚姻买卖。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女子年轻或年老，漂亮或丑陋，直背或驼背，受过教育或未受过教育，庄重还是轻浮，基督徒还是犹太人，统统无所谓。所以，有一位十分著名的政治家说过：“一位基督教徒公马和一位犹太母马缔结良缘，难道不值得庆贺？”[4]经验证明，这幅以马厩情景作出的妙绝比喻，博得当今社会上流阶层热烈的掌声。金钱可以补偿一切损失和抵消所有缺陷。德国《刑法典》规定，对撮合通奸者要处以重罚或监禁，但是，父母、监护人和亲属只是为了金钱、利益、官职或其他好处就把自己的子女、被监护人或亲属同一个不相爱的男人或一个不相爱的女人一辈子拴在一起，则任何检察官都不能干涉。这是公然犯罪。无数个组织完备的婚姻介绍所和形形色色的媒人在四处追逐猎获物，寻找“神圣婚姻”的男女候选人。为上流人物“做成”这类买卖，利润尤其可观。1878年在维也纳发生一起毒杀案，一个拉皮条的女人被指控，并被处15年监禁。可是在这一诉讼案中还查出，从前法国在维也纳的大使班奈维尔伯爵为了搞到女人，付给那个拉皮条的女人22000古尔登的酬金。其他一些达官贵人在这个案件中也名誉扫地。一些国家机关多年来竟纵容了她的黑暗勾当和犯罪活动。此中原因，明眼人一目了然。德国首都也流传着类似的故事。在有人想结婚的地方，这都是日常发生的事。最近几十年来，北美资产阶级的女儿和女继承人成了欧洲贵族进行婚姻投机的特殊对象，因为欧洲贵族渴望获得金钱，富有的北美资产阶级的女儿和女继承人渴望获得在她们的美国故土得不到的爵位和身份。1889年秋，一些德国报刊发表过许多文章，对这种事例进行了很有特色的报道。加利福尼亚一位贵族出身的大工业家向德国和奥地利报界介绍自己是婚姻代理人。他收到的征婚信件充分表明，在有关阶层中流行着什么样的婚姻“神圣”观念和婚姻“道德”观念。有两位出身于最古老的普鲁士贵族的近卫军军官下决心征婚，他们两人坦率地说，这是因为他们总共负债6万多马克。他俩在致结婚介绍人的信中写道： “不言而喻，您的酬金我们无法事先支付，而要在结婚旅行之后。请您给我们各自介绍一位家庭名声决不会招致异议的女士。如能介绍尽可能美貌动人的淑女，则深合所望。如您要求，我们即将我们的照片交给（为了慎重起见）贵代理处，由贵代理处向我们说明详细情况并提供照片等。我们把这全部事情看作是有关名誉（！）之事，对您完全信赖，当然要求您也能如此。我们期望很快能得到您在此地的代理处的答复，如果您在此有代理处的话。
有一位名叫汉斯·冯·H.的德国年轻贵族，他从伦敦来信说：他身高5英尺10英寸，古老贵族出身，从事外交工作。他坦白地承认，由于赛马失利，他的财产已荡然无存，为补偿损失，必须找到一位富有的新娘。他还说他准备立即去美国旅行。男爵冯•M 上面提到的那位大工业家说，除许多伯爵和男爵等等之外，还有3位亲王和16位公爵是求婚的候选人。然而不仅贵族，而且资产者也渴望娶富有的美国女人为妻。莱比锡的一位叫作麦克斯·W.的建筑学家要求未婚妻不仅有钱，还要美貌和受过教育。在莱茵河畔的凯尔，有一位名叫罗伯特·D.的年轻工厂主在信中写道：他能得到一个总共只有40万马克的未婚妻就心满意足了，他并且预先许诺使她幸福。这类事例比比皆是，不必到远处寻找。只要看一眼资产阶级大报上登载的无数征婚广告，往往可以发现，征婚者只是一些道德完全堕落的人。街头的妓女迫于极端穷困才从事这种营生，她们同这些征婚者相比，有时简直是行为正派和道德高尚的楷模了。如果有哪位社会民主党的出版人居然同意在他的报纸上刊登这类广告，他一定会被开除出党。但资产阶级的报刊不讨厌这类广告，因为可以从中赚到钱，它像韦斯帕西安皇帝一样，认为钱没有气味。但这并不妨碍资产阶级报刊起劲地攻击社会民主党有破坏婚姻的倾向。这真是没有任何时代比我们的时代更加伪善的了。 今天，大多数报纸的广告栏就起着结婚交易所的作用。不论男女，只要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就把内心的要求向虔诚的保守主义或道德上主张自由主义的报纸倾吐，这些报纸则只顾赚钱，而不顾遭人非难，替这些人寻找情投意合的人。有相当数量的大报，每天整版整版地登满此类广告。不时出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有人甚至在广告上征求僧侣为夫；相反，僧侣则刊登广告求妻。有时一些求婚者提出这样的条件：只想找个有钱的妻子，而不在乎她已失身。总之，这类征婚再好不过地把当今社会某些阶层的道德堕落钉在耻辱柱上了。 [1] “一对夫妇结合时的情绪和感情无疑对性行为的结果有重大影响，会将某些特性传给生成中的生命。”见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的《青年的性道德教育》，又请参看歌德的《亲和力》，他在书中明确地描写了促使两人亲密接触的感情会发生怎样的作用。 [2] 《回忆录》，莱比锡F. A. 布罗克豪斯版第1卷第239页。 [3] 这里说一下最高阶层的政治婚姻，以便把这一问題讲得更加充分。在这些婚姻中，通常默认——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默认男人而不是女人——有按情趣和需要毫无损害地保持婚外恋的特权。有过一个时期，王公至少纳一个妾是合乎风尚的；这可以说是王公的特征。例如据谢尔说，以严肃庄重著称的普鲁士大公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至少是为了装样子而同一个将军夫人保持关系。另外，众所周知，强壮的奥古斯特，即波兰和萨克森国王，一共有300个私生子；意大利国王，绰号叫名望家的维克多—艾曼努尔，死后留下32个私生子。不久以前，还有过一座小巧浪漫的德国王宫，里面约有12处十分优雅的别墅，这是“国父”为他那些退休的姬妾建造的休养地。就这个题目可以写出一部厚厚的书。实际上，诸如此类的风流艳闻在图书馆里有大量的藏书论及。欧洲大多数王公宫庭和贵族家庭的内幕史对于每一位熟悉者来说几乎都是连续不断的丑闻记实。面对这些事实，当然就很有必要让那些诽谤者描绘历史时不仅毫不怀疑形形色色的一个接一个的“国父和国母们”的“合法性”，而且还竭力把他们统统描绘成家庭道德的楷模，描绘成忠实的丈夫或善良的母亲。预言家们还没有死光，他们还活着，正像罗马的预言家一样，今天还靠群众的无知活在世上。 [4] 布什：《俾斯麦侯爵及其下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