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六章 18世纪 1．德国的宫廷生活当时德国王宫数量之多是无法计算的，这些王宫都仿效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把王宫建筑得金碧辉煌、画栋雕梁，铺张浪费之极。尤其各邦和一些小邦的王公们不论其领土大小，有无治理国家能力，统统妻妾成群，荒淫无度。18世纪王宫史是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章。每个王公都试图用空虚的自负、疯狂的挥霍浪费和昂贵的军事游戏去制服其他王公。最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肆无忌惮地纳妾。很难说这许多德国王宫哪一个的奢侈腐败更胜一筹。今天是这个王宫，明天是那个王宫，没有哪个德意志邦国家摆脱此种丑行。贵族效仿王公，在一些有王宫的城市，市民又效仿贵族。如果一个市民家庭的女儿有幸受到宫廷高官或皇帝宠爱，那此类家庭20家中就有19家会感到无上荣幸，家人都准备让女儿去给贵族或王公当妾。假如贵族的女儿当中有一位受到王公宠爱，大多数贵族家庭也要这么做。没有贞操和不知廉耻的风气广泛流行。 情况最糟的是德国的两个首都，维也纳和柏林。在德国的加普亚[1]，即在维也纳，半个多世纪来都是由严格掌握道德风尚的玛丽亚·铁列西亚掌权，但是，她对完全沉湎于肉欲享乐的富有贵族和极力模仿贵族的市民们的恶行却无能为力。她亲自创办了贞操委员会，并借助该委员会还建立了规模巨大的侦探网络，她因此时而使人惶怒，时而惹人嘲笑，结果一无所获。18世纪下半叶在轻浮的维也纳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必须爱人如己，就是说，人必须像爱自己的妻子那样去爱别人的妻子。”还有：“妻子往右走，你就往左走，她有了侍从，你就找个女友。”当时人们如何看待婚姻和通奸问题，我们可以从诗人克莱斯特在1751年写给他的朋友格莱姆的信中看出，信中写道：“您也许已经知道亨利侯爵的奇遇了吧？他把她的夫人发配到领地，想和她离婚，因为她刚好撞见冯·霍恩施坦王子与她同床共枕……侯爵认为，他如果能把这件事掩盖过去，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传遍柏林和大半个世界，那就更好了。但人们对这种自然而然的事不必见怪，尤其像侯爵这样的并不固执的人。不过，在婚姻中，有种讨厌的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都由于在自己的想象中把别的男人或女人看成可爱的人而身不由己地失节。这种迫不得已而做的事，怎么能惩罚呢？”关于柏林的情况，英国使者罗德·马罗斯贝尔在1772年曾写道：“彻底的道德败坏笼罩着各阶级的男男女女。因此，穷困随之而来，穷困之源一方面是当今国王实行的重税，一方面是从他们袓父那里学到的荒淫奢侈。男人用有限的钱财过放荡无羁的生活；女人都是不知廉耻的怪物。谁出钱最多，她们就委身于谁，她们不知道柔情和真正的爱情是何物。” 在柏林，最坏的事发生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执政的1786至1797年。在自己的人民当中，他是最坏的典型。他的宫廷牧师卓尔纳尔甚至促成他同其情妇尤丽娅·冯·福斯结婚，把她定为第二夫人。不久，她在第一次分娩时死去，而卓尔纳尔再次使他同其第二个情妇——索菲亚·冯·敦霍夫伯爵夫人结婚。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世纪末干的那些坏事，他的一些堂兄弟们早在世纪初就已抢先于他干过了。1706年7月底，维腾堡的艾伯哈德，路德维希大公就同他的情妇格雷芬妮，即人称“破坏国家者”结婚，把她定为第二夫人。由纳卡河畔穆伦的一位年轻僧侣普菲勒牧师为他们完婚。艾伯哈德·路德维希的亲堂弟列奥波尔德·艾伯哈德的行为更加恶劣，因为他同时娶了三个妻子，其中有两个人还是姐妹。此外，他的13个子女中，有两个结为夫妻。他的臣民们对这种倒行逆施十分气愤，但也只好听其自然。直到1708年皇帝干涉了维腾堡大公，他才同其情妇解除了婚姻。但他这位情妇不久就同一位堕落的伯爵冯·乌尔本假结婚了，而暗地里长达20年之久，她都是这位大公的情人，是士瓦本的“破坏国家者”。 2．重商主义与新婚姻法从16世纪起，王公的势力增大，从而必须建立较大国家的时代开始了。大国必须建立常备军，要作到这一点，不加重税收是根本不可能的。此外还必须为大多数宫廷的奢侈生活支付费用，这就需要有巨额费用供使用。 只有通过具有纳税能力的广大居民才能满足这些要求，因此从18世纪起，就采用了建立较大的国家，增加人口数量，并使人民尽可能具有纳税能力的种种措施。 要走这条路，必须实行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如上所述，发现美洲大陆、非洲通航以及开发东印度航路等等都是诱发进行这些变革的原因，这种变革起初是在西欧，不久传到了德国。新开辟的交通路线扩大了此前鲜为人知和令人难以预料的贸易关系。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首先试图通过这一巨大发展来获取暴利。最后，法国和德国也从中得到了好处。由于宗教纷争和政治分裂，德国受到的损害最大，经济上也十分落后。欧洲的手工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不断开辟新的销售领域，因此，为适应新的世界市场需要，不仅要改革手工业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改变欧洲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观念、感情和思想。 一向仅仅为了一个地区及其临近地区的日常需要而进行的手工业生产，如今则由工场生产取而代之，就是说，所进行的是以尽可能先进的劳动分工，投入大量工人的群众性生产。拥有大量金融资产和远大目标的商人成为这种新生产形式的领导人，于是，一部分手工业被取代，一部分遭到排挤，手工业行会组织被取缔。一个在职业活动中展示妇女力量的时期出现了。她们就业的范围广泛，就业的部门繁多，比如家庭工业或工厂工业部门的亚麻生产、棉纺织、机器编织、裁剪，纽带制造业等等。18世纪末，在英国和苏格兰的纺织、机织及印刷行业就已经有1万名妇女和8万名儿童就业。当然，他们是在工资和工时都十分苛刻的劳动条件下从事劳动的。与此同时，在法国许多工厂，也有上万名妇女在类似英国的那种情况下就业。 这样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投入，但因16、17和18世纪欧洲及海外的侵咯战争造成人口锐减，就是在18世纪初，也有很多人移居海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进步的政府为满足对人口的大量需要，就采取了为结婚和定居提供方便的措施。 为贯彻世界霸权政策，人口短缺的西班牙，早在1623年就已经颁布过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对于在18岁和25岁之间结婚的所有人，在几年之内免除一切捐税。甚至决定由国库为贫困者置办嫁妆。对至少有6个已婚男孩的父母免除一切捐税。西班牙还制定了优惠移民的政策。 法囯路易十四看到，战争必然导致人口减少，因此他向大多数居民，即所有承担交纳人头税义务的人提出，对21岁或20岁前结婚的人，可免除4年或5年的捐税；他还进一步向他们保证，对生有10个子女的夫妇，只要其子女中没有人当传教士、僧侣或修女，均可全部免除捐税。对于有10个子女（其中无一人是神职人员）的贵族，每年可获得年金1000至2000里拉，而不交纳人头税的市民在相同的情况下只获得上述金额的一半。萨克森的莫里茨元帅甚至向路易十五建议，婚姻持续5年才应批准。 在普鲁士，人们试图依据1688年、1721年、1726年和1736年的法令以及相应的国家措施，对于那些在法国和奧地利因宗教迫害移居进来的人给以优厚待遇。腓特烈大帝的人口理论在他于1741年8月26日致伏尔泰的信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把人看成是一位大公动物园中的一群鹿，他们除了呆在园子里别无其他任务。”当然，通过几年的战争，他现在又认为，有必要再装满他的园子。在奥地利、维腾堡和不伦瑞克也对移民实行优惠，在这些公国也像在普鲁士那样，颁发了禁止迁往国外的命令。此外，18世纪在英国和法国还取消了阻碍结婚和定居的一些限制，其他国家紧随其后，也取消了一些限制。18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学家们以及一些政府都把人口众多看成是国家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19世纪前半叶特别在德国南部和奧地利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和革命与战争事件使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又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因此又提高了结婚年龄，并要求结婚必须证明自己有一定的财产或有保障的收入以及确定的生活地位。没有财产的人不能结婚。在确定接受定居和结婚条件方面，人们尤其允许市政当局施加巨大影响。有人甚至禁止农民在某处建造所谓的日间劳作场所，或者颁布像巴伐利亚迄今仍然实施的一种落后的家园法：要拆除未经选帝侯准许而建造的日间劳作场所。只在普鲁士和萨克森还保留着比较宽松的婚姻法。对婚姻的限制造成的结果是，由于人的天性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尽管如此严格限制，层层阻挠，而纳妾通奸现象却有增无减。在德囯有些小邦，非婚子女的数量几乎接近婚生子女的数量。这正是道德和基督教引以为荣的父权制造成的后果。 3．法国革命与大工业当时，市民阶层的已婚妇女受到严格控制，她们的生活圏子只限制于家庭。她们要干的活、要做的事很多，作为名符其实的家庭妇女，她们不得不从早干到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有时还需要女儿们帮助才能干完。她们不仅要完成日常的家务劳动，这在今天也是小市民阶层家庭妇女要干的事，而且还要干许多其他的事。今天，由于现代化的发展，妇女已从这类事情中解脱了出来。从前，她们必须纺织、漂白、洗涤，自己动手做衣服、做肥皂、做蜡烛、酿啤酒，总之，她们纯粹是家庭奴婢，礼拜日上教堂是她们唯一可以休息的时侯。结婚只能在同一社会圏子里进行，最严格和最荒诞的阶级偏见统治着一切。少女在同样的思想偏见中受教育，在家庭受最严格的监督；对她们来说根本谈不上精神教育；她们的视野总也逃不出严格家庭教育的圏子。不仅如此，还有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取代了教育和精神实质，妇女的生活真正成为脚踏磨车的苦役生活。宗教改革的精神蜕变为最恶劣的陈旧的古典保守作风，人类最自然的冲动和生活乐趣都被一堆打着“庄严”的幌子，实际上扼杀精神的生活准则所窒息。浅薄和狭隘笼罩在市民阶层当中，此外，广大市民受到犹如铅一样沉重的压迫，生活在最为困苦的条件下。 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在法国摧毁了旧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同时也将革命精神的气息传到了德国。旧的东西已经不能再同这种革命气息相对抗了。特别是法国的外来统治对德国具有革命的效果；它推翻了旧的、腐朽的东西，或者说像在普鲁士那样加速了这一切的灭亡。在181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有人试图使时代的车轮倒转，但新的东西是那么强壮，最终成为胜利者。 行会的特权、对人的束缚、市场和行政权等逐渐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成了废物。新技术改良和发明，首先是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价格的不断下降，使群众特别使妇女有了就业机会。大工业庆贺自己的诞生。它建立了工厂、铁路和汽船，矿山、冶金、玻璃和陶器制造业、纺织工业及其各个不同的部门、机器制造、工具工厂和建筑工业等等蒸蒸日上；大学和技术高等学校为这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力量。新兴的阶级，即资本主义大市民阶层、资产阶级在所有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支持下，迫切要求消灭日益难以维持的状态。在1848和1849年革命运动年代，自下而上的革命使一些东西摇摇欲坠，而这些东西被1866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彻底消灭。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愿，出现了政治统一，并清除了现存的经济和社会中的种种限制。同时制定了营业自由、迁移自由、废除限制婚姻、居住自由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法律。从这种新发展中得到好处的除工人外，特别是还有妇女，新发展为妇女开拓了自由途径。 在1866年制定新制度前，在德国的各邦已经废除不少限制，从而使一些主张复古的反动文人预言这是违反习俗和败坏道德的。1863年，美因兹主教冯·凯特勒先生就抱怨说：“废除现行对婚姻的种种限制就意味着婚姻解体，因为将会有很多夫妇相互离异。”他的抱怨使人无意中领悟到，今天的婚姻缺少道德束缚，必须对其加强管理，否则婚姻就会破裂。 新出现的情况是，比起从前，现今有无以数计的人缔结良缘，从而使人口迅猛增长。人口剧增在工业大发展的新时代造成许多人们从前未能料到的弊病，这一点同过去一样，人们开始恐惧人口过剩。恐惧人口过剩到底意味着什么，下面将会提到；我们还将研究恐惧人口过剩的真正意义。 [1] 古代意大利著名的奢华城市，以后也用来泛指穷奢极欲之处。——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