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1]
题名为中国革命问题的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揭载于真理报上，其时中央委员会[2]全体会议闭会后才数日。那提纲并未提出于该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绝未讨论过这提纲（虽然全体会议的所有出席者都尚在莫斯科）。
而且，斯大林同志的几条提纲错误到这个地步，他们将事情颠倒至此种程度，他们是如此充满了尾巴主义精神，他们是如此要把已犯的错误永久持续下去，以致我们对他们保持沉默将是一种确实的罪恶了。
必须从中国事件中得出教训
一、禁止公开讨论中国革命之理论的与策略的问题，最近是以这一事实作理由的，即此种讨论将取悦于苏联的敌人。自然，将那些可能被敌人抓住来利用的事实加以公开是绝不许可的（顺便说一句，这些敌人并不惜直接发明『事实』与『文件』）。不过完全不需要有这样的讨论。问题只关于决定中国革命的动力及估定其政治方面的基本路线。换句话说，问题是要讨论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中所讨论的同样问题。假使这几条提纲是能够发表的，那么对提纲的批评为什么便不能发表呢？
以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能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那是一个闻所未闻的错误，假如真是如此，那么不但苏联共产党，便是共产国际的其它任何党，连中国共产党在内，将不能举行任何讨论了。不过中国革命的利益，以及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教育利益，需要将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尤其是那些争论问题，作一公开的，有力的与无所保留的讨论。说共产国际的利益与苏联的国家利益相冲突是不对的。拒绝讨论错误，不是由于工人国家的利益，而是由于对中国革命与苏联利益所采取的虚伪的『机关式的』，官僚的态度。
二、中国革命四月间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而且是领导者的官僚方法的失败。领导者用了这个方法，把每个决定都当作既成事实置于党之前：那决定，据人们解释，在未被事实废弃之前不可批评，可是决定一经被事实废弃，人们却又同样机械地，即瞒过了党，代之以往往更加错误的决定，有如斯大林目前的提纲。这样的方法，就其本身说，即与革命党的发展不合，而成为年青政党之特别笨重的障碍物。年青政党本可以独立地从失败经验和错误中学习的。
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是公布出来了。至少在这几条提纲的范围内，中国革命问题是能够，而且一定要公开讨论，并从每一角度来讨论的了。
帝国主义的枷轭与阶级斗争
三、中国革命的特点──譬如与一九○五年[3]我们的革命相比──首先在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一个政策，假使忽视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内部生活的强大压力，则将是极其错误的。但若一个政策，从民族压迫的抽象概念出发，不顾其在阶级方面的曲光与反射，则将是同样地错误。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其中错误的主要来源，正和全部一般的领导路线的错误来源一样，在于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及其对中国阶级关系的影响之错误观念。
帝国主义的枷轭，被用来当作「四阶级联盟」[4]政策的辩护理由。帝国主义的枷轭，好像会造成这样的事实：中国的「一切」（！）阶级会同样地视广州政府为「全中国的国民政府」（！）（见三月六日消息报[5]加利宁同志演说）。这在实质上是右派国民党人戴季陶[6]的立场，他以为阶级斗争的法则并不存在于中国──因为有帝国主义的压迫。
中国是一个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前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挣脱帝国主义的枷轭。中国为其民族独立而作的战争乃是进步的战争，因为它是从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发生，又因为它能使英国无产阶级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容易发展。
但这决不表示帝国主义的枷轭是机械式的，以「同样」方式屈服中国的「一切」阶级的。外国资本在中国生活中的有力作用，已使很有力的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官僚及军阀，和帝国主义共了命运。没有这个纽带，则那所谓「军阀」在现代中国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便不能了解了。
相信那所谓买办资产阶级，即外国资本在中国之经济的与政治的代理人，与那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有鸿沟之隔，那是极其天真的。不，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比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要无比地更接近些。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战争，有如内部的制动机，他们以继长增高的仇恨看待工农群众，愈来愈准备和帝国主义妥协了。
处身于国民党内并成为其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实质上是买办与帝国主义的工具。它之所以能存留在民族战争的营垒中，只因为工农群众的无力，阶级斗争的不发展，中国共产党之缺乏独立，以及国民党之驯顺地被操于资产阶级的手中。
以为帝国主义机械似地从外面焊合了中国的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这是中国立宪民主党人戴季陶的立场，但绝非我们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会减弱，但会增强诸阶级的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的主要来源，不是扬子江中的兵舰──他们不过是辅助物──，而是外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间的经济的与政治的联系。正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反帝斗争需要从中国人民很深处很有力地发挥出力量来。要真正唤起工农来反对帝国主义，只有把他们基本的和最深刻的生活利益，与民族解放的事业联结起来，才是可能的。一次工人罢工──不论规模大小──，一次农民叛乱，一次城乡被压迫人们反对高利贷，反对官僚，反对军阀土皇帝暴动，都会唤起广大群众，会使他们结合起来，会教育他们，会钢铁一般地团结他们，这是中国人民在其革命的和社会的解放路上真正的前进了一步。没有这，则右派，半右派或半左派将军们的军事胜利与失败，仍不过是大洋面上的一些泡沫罢了。但是凡使劳动者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站立起来的一切事情，必然要推民族资产阶级去和帝国主义者作公开的同盟。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减弱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反而使这斗争激烈起来，在每一严重的冲突中都达到流血的内战地步。资产阶级老是有帝国主义作它坚实的后卫，后者老是以金钱，货物与弹药帮助前者去反对工人与农民。
只有可悲的分子与谄媚家，衷心希望帝国主义能为奖励群众的良善行为而使中国获得独立的，才能相信中国的民族解放能藉缓和阶级斗争，勘平罢工与农民暴动，及放弃群众武装，等等，来达到的，当马丁诺夫同志提议以政府的仲裁方法来代替罢工与土地斗争时，他是与蒋介石政策之哲学上的鼓励者──戴季陶，没有任何不同的。
民主主义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四、有一种无意义的议论硬派作反对派所主张的，即以为中国现在是处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前夕。这「批评」毫不新鲜。当一九○五年前夕及以后的一些时候，孟什维克老是说，假使俄罗斯正直接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前夕，则列宁的策略是正确的。但列宁则解释给他们听，他的策略是走向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唯一道路，而这样的胜利在有利条件之下，将开始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个问题，列宁是以有条件的方式提出来的，在他，也正犹之对于我们，这是一个起码智慧：中国革命若一任其自己力量发展，即是说，若无苏联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及一切先进国工人阶级的，直接帮助，结果只能为国家争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广大的可能，替工人运动获取较有利的条件吧了。
五、还有一种议论，同样是根本上错误的，便是中国无产阶级是否需要一个独立政党；这政党是否需要和国民党联盟，或是必须屈服于它；苏维埃是否需要，等等问题，必须视我们如何了解中国革命之更后阶段的过程与速度来决定的。中国将经过相当长的议会制度──以立宪会议开始──的阶段，是十分可能的，这要求写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上。假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不远的将来不生长成社会主义革命，则完全可信地，那些工农苏维埃将在某个阶段上从舞台上退出，让位于资产阶级制度，这政制，依着世界革命的进展，将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又让位于无产阶级的专政。
六、不过首先，资本主义道路之不可避免，绝未被证明过；其次，资产阶级性的任务能在好些不同方式中解决的，──这论据现在对于我们是无比地更合时了。立宪会议的口号，如果不说出谁将召集它与将具有什么政纲，则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时常是简单的江湖骗术。蒋介石即使在明天，也能提出立宪会议口号来反对我们，正像他现在之提出「工农政纲」来反对我们一样。我们要一个不是蒋介石而是由工农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召集的立宪会议。这是唯一郑重的与可靠的道路。
七、布哈林[7]同志以为中国经济中「封建残余」起着优越作用，以此他企图为机会主义的与妥协的路线辩护，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纵令布哈林同志关于中国经济的估量系根据于经济分析而非学院式的定义，「封建残余」仍不能为那个政策辩解，这政策是如此显明地促成了四月间的政变的。
中国革命具有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主要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其政府的关税相冲突，这关税是依存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国工业发展之受阻，国内市场之被窒塞，促成了农业生产方面最落后形式的保存与重生，最寄生性的剥削方式以及最野蛮的压迫与暴力方式之保存与重生，促成了过剩人口的增长，以及赤贫化及各种奴役的继续存在与加甚。
不管中国经济中标准的「封建」成分的比重如何大，他们总只能以革命方法扫除掉的，因此，不是与资产阶级联盟，而是进行直接斗争来反对它。
封建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纠缠愈复杂错综，土地问题便愈不能由上面的立法来解决，与工人及城市贫民密切联合的农民群众的革命创意力便愈加必需，拼命想和资产阶级及大地主联盟，且将自己工作从属于此联盟的那个政策，便愈加错误。「四阶级联盟」政策，不但准备了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盟，而且等于保存行政上与经济上的野蛮主义的一切残存物。
求助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特别用以反对苏维埃，那是简单地拋弃了我们在一九○五年与一九一七年两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在那些革命中，立即的与主要的目的是取消专制的与封建的政权。这目的并不排斥，而是要求武装工人与成立苏维埃。列宁在二月革命之后，是如此处理了这个问题的。
「为要进行反对沙皇帝制的有效斗争，为要获得自由的真实保证，不仅在口头上的，不是在自由派演说家的漂亮诺言中的保证，则工人一定不可以拥护新政府，但政府必须「拥护」工人。因为自由及最后摧毁沙皇制度的唯一保障，乃是武装无产阶级，巩固，扩大，发挥工兵苏维埃的作用，意义与权力。其它一切，都是自由派与激进派营垒中那些自欺自的政客们的空话与谎言。拥护工人的武装，或至少不妨碍这件事，则俄国的自由将不能克服，皇朝将不能复返，而共和将得到保障。否则，人民将被欺骗。诺言是便宜的，不花费丝毫。一切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都曾以诺言「喂养过」人民，愚弄过工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此工人必须拥护资产阶级；这是取消派营垒中来的无价值的政客们说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此工人们必须叫民众对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睁开眼睛，必须教他们不要信任空话，而只要信赖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团结，他们自己的武装。」（「列宁全集」十四卷，第一部，十页至十一页，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中国革命者把那十分狡猾的，关于四阶级联盟的决议与解释从脑子里拋弃，便将牢牢地把握住列宁这几句简明话语的意义，将确实地不迷失路道，将达到目的。
中国问题上的马丁诺夫学派
八、这几时来，中国革命的正式领导人，都采取着「全民联合战线」或「四阶级联盟」的路向（见布哈林的报告；第十一期「共产国际」社评；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斯大林对莫斯科积极分子会所作之未发表演说；马丁诺夫四月十日在「真理报」上的论文；三月十六日「真理报」社评；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揭载于「消息报」的加利宁同志的演说；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真理报」鲁助达克同志的演说；等等）。事情在这轨辙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当蒋介石政变之前夕，「真理报」为要攻击反对派，竟宣布革命的中国不是为资产阶级政府，而是为一个「四阶级联盟的政府」所统治。
马丁诺夫哲学，它有可怜的勇气将斯大林与布哈林在中国政策诸问题上的错误发挥至逻辑的结论，它并没有遇到丝毫反对，但这等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践踏于脚下。它是再生产了俄国的与国际的孟什维克主义的最粗野的诸特点，将它们应用于中国革命的条件中。无怪孟什维克派的现领袖但氏[8]，在「社会主义报道人」[9]杂志最近一期上写道：
「布尔什维克『原则上』也赞成在中国革命中保持『统一战线』至民族解放任务之完了。四月十日，马丁诺夫在真理报上最有力地，以十分「孟什维克方式」地，虽然责任不得不骂一下社会民主党地，昭示了『左派』反对派分子拉狄克以官方立场的正确，这立场坚主维持『四阶级联盟』的必要，不加速推翻工人与大资产阶级并坐着的混合政府，不要过早地强迫那政府实施『社会主义任务』。」见该志第八期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凡是知道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孟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历史的人，特别是他们在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的斗争历史的人，一定得承认但之称许马可诺夫学派的「合理的原则」不是偶然的，他是有完全的合法权利如此做。只是这学派能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高声发言而不受处罚，才是奇怪的。
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古旧的孟什维克策略，已被事件的进展践踏在脚下了，现在却被马丁诺夫学派搬移到中国去，这正像资本主义的贸易一样，它将在本国市场上找不到买主的最次货，倾销到殖民地。这货品甚至不曾改头换面哩。论据是一样的，逐字逐句地一样的，跟二十年前没有不同。文章有所不同的，只是以前的「专制」字样，如今代之以「帝国主义」字样罢了。自然，英帝国主义与专制不同。但孟什维克之提到英帝国主义，与他们之提起专制没有丝毫不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专制的斗争一模一样，是一种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之不能藉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来驱除，已被四月的流血事件证明得太清楚了，这事变是四阶级联盟政策的直接结果。
「路线」在实行中，怎样的面貌？
九、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对于过去这个时期，即以四月政变为止的那个时期，宣布道：
「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它在实行中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共产党员农政部长谭平山[10]，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给了一个漂亮的答复：
「自从国民政府于本年七月在广州成立以后，名义上它是一个左派政府，而实际政权却早已操在右派手里。……因种种障碍的结果，工农运动不能充分发展。三月事变之后，中派［即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成立了，而政权则仍旧握在右派手里。整个政权，本应［！］属于左派的，终于失掉了。」
如此：左派「本应」握有政权的，但最后失掉了它；国家政权属于右派，属于军官，这是无比地更强些，且完全操于蒋介石的「中派」之手，这「中派」成为阴谋的中心了。在这种条件之下，那是不难懂得的，为什么「工农运动」不能照它应分的程度发展了。
「唯一正确的路线」在实际上成个什么样子，谭平山还给了一个更确切的形容：
「……我们在实行中牺牲了工农利益……政府跟我们长期谈判以后，连个工会法都不颁布……政府不接受农民要求，这些要求是以各种社会团体的名义向它提出的。当大地主与贫农之间发生冲突时，政府老是站在前者方面。」
这一切怎样能发生的呢？谭平山小心地举了两个理由；
（一）「左派领袖不能利用政权去巩固和扩张他们的影响；」
（二）「一部分由于我们错误策略的结果，」右派「获得了行动的可能。」
十、冠以「四阶级联盟」这个夸张头衔的那种政治关系，便是如此的。这样的「联盟」，在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史乃至议会史中屡见不鲜：大资产阶级领导着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民族联合战线的花言巧语者；而这些民主派则使工人们迷糊，将他们拖拉在资产阶级背后。当无产阶级的「尾巴」，不顾小资产阶级花言巧语者的努力，开始太猛烈地激动起来时，资产阶级便命令它的将军们摧残无产阶级。然后，机会主义者以深刻的神气，发现资产阶级已经「出卖了」民族事业了。
十二、不过虽然如此，中国资产阶级不在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吗？这论据也是空洞的老生常谈。每一国家的妥协派在同样情形中，都曾向工人们保证，自由派资产阶级是为反对反动派而斗争的。中国资产阶级利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为的要和帝国主义缔结反工人的同盟。北伐只能增强资产阶级而削弱工人。准备这一种结果的策略是错误的策略。谭平山说：「我们在实行中牺牲了工农利益」。为什么？为要拥护四阶级联盟。结果呢？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大胜利，被震撼了的帝国主义的巩固，苏联的削弱。这样的政策是罪恶的。假使我们不无情地惩罚这政策，我们便不能前进一步。
提纲想辩护一个无可辩护的路线
十二、甚至在目前，提纲还想辩护这个政策，它将无产阶级党与大资产阶级在一个组织──国民党──的范围中联合起来，而那组织的整个领导是在资产阶级手中的。提纲说：「这路线是要……利用右派，利用他们的关系与经验，只叫他们服从着［！」国民党的纪律。」现在我们很知道资产阶级是如何服从了「纪律」，与无产阶级如何利用了右派，即大中资产阶级，他们的「关系」（与帝国主义的）与他们的「经验」（绞杀与枪毙工人方面）了。这一个关于「利用」的故事是用血字写在中国革命的史书中的。但这并不妨碍那提纲说：「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个路线的正确」。这真是妙得无以复加的！
从那巨大的反革命政变中，斯大林提纲得出了实在可怜的结论，在联合的国民党中使「右派孤立」的政策，一定要「代以」以「坚决斗争」反对右派的政策了。这一切都是在右翼「同志」开始用机关枪发言之后才懂得的。
十三、诚然，提纲说起了关于资产阶级必然要退出革命的「先见」。但是这样的预言的本身，足以产生布尔什维克政策吗？资产阶级行将退出这一先见，如果由此不能作出确定的政治结论，则是一个空洞的老生常谈。在上引的赞成马丁诺夫的半官路线的那篇文章中，但氏写道：「包含着如此矛盾的诸阶级，这运动中的联合战线自然不能永远继续下去。」（见「社会主义报道人」第三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版。）可见但氏也是承认「资产阶级退出之必然性」的。不过在实践上，孟什维克主义在革命中的政策在于用任何代价尽可能长地保持联合战线，为此它不惜将自己政策适应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惜减低口号与群众活动，甚至，像在中国，不惜将工人政党在组织上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关。而布尔什维克方法则在于对资产阶级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无条件划分，在于从革命的头几步起就无情地暴露资产阶级，在于破坏一切与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小资产级幻想，在于为群众的领导权而对资产阶级作不倦的斗争，在于将一切散布对资产阶级的空希望或将资产阶级理想化的分子，无情地从共产党中驱逐出去。
两条途径与过去的错误
十四、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诚然企图把中国革命发展的两条途径相对立起来：一条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镇压无产阶级，且必然要与外国帝国主义联盟；另一条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反对资产阶级。
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二个前途不将成为空话起见，必须公开明白地说，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的整个领导是不可调和地反对着那个前途的。反对派在过去与目前之遭受激烈批评，恰恰因为从一开始起，它便将该问题之列宁主义的处理法，提到前列，那就是，它主张这一途径：无产阶级要在民族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及其基础上，为争取对城乡被压迫群众的领导权而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十五、从斯大林提纲中你可以得到这个结论：无产阶级只当它被资产阶级所踢开，所缴械，所砍首与践踏在脚下以后，才能离开资产阶级。但这恰恰就是一八四八年流产的革命的发展道路，那时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旗帜，只是跟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面，民主派则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后面蹒跚，在卡文涅克[11]的军刀之下率领着工人们。不管中国局势的真实特点是多么的大，一八四八年革命发展的基本特点还是在中国革命中丝毫不差地重复了，彷佛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12]，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七年[13]历次革命的教训，乃至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教训，都未曾存在似的。
蒋介石扮了共和自由派卡文涅克的角色，这一点已成为周知之事。斯大林提纲跟着反对派，也承认了这个类比。但这类比必须加以补充。假使没有雷特路·洛林们[14]，路易·勃浪们以及那无所不包的国民阵线的其它空谈家，则卡文涅克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是谁扮演着这些角色的呢？不仅汪精卫，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首先是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那些教唆者。除非把这一点公开说明了，解释了，而且深刻地记住了它的意义，则两条发展途径的哲学，只能替路易·勃浪与马丁诺夫式的机会主义作烟幕，也就是说，只能准备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上，重演四月悲剧吧了。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十六、要有权利谈那为民主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道路而斗争，必须有无产阶级主要工具：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在自己的旗帜之下斗争，永远不许它的政策与组织解消在其它阶级的政策与组织之中。共产党在理论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没有保证，则关于「两条途径」的一切谈论都不过是嘲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时期，从不曾联合过国民党中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部分，而是从属于整个国民党，这政党事实上被手握军队与政权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着。共产党服从蒋介石的政治纪律。共产党签字负责不批评孙中山主义，不批评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它不但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阶级斗争。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报纸，即，它缺少一个独立政党的主要武器。在这样条件之下而谈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乃是自欺欺人。
十七、共产党在蒋介石的国民党中采取屈服的，不明确的与政治上下贱的立场，何以解释呢？用这来解释，即是要坚持在资产阶级实际领导下的民族阵线的统一（据马丁诺夫学派之见，资产阶级彷佛是「不能」从革命中退出去的），这就是在实行中拒绝了第二条途径，即布尔什维克的途径，关于这途径，斯大林提纲当作事后聪明，只为了伪装目的，才说起来的。
以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来辩护这样的政策，那是将此联盟本身减贬成一句空话，替资产阶级的指挥作用作掩饰。共产党之依赖，乃是「四阶级联盟」的一个必然结果，它是工农运动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也是无产阶级与农民间真正同盟的主要障碍，但是没有这个真正同盟，中国革命的胜利甚至是不能想象的。
十八、共产党将来该做什么？
提纲中只有一句话提到这问题，但这句话是能够种下最大的混乱与产生无可救药的害处的。斯大林提纲说：「……当共产党在革命国民党的队伍中战斗时，必须比素来更甚地保持其独立。」保持吗？但是共产党至今不曾有过这样的独立。这个独立的缺少，正是一切祸殃与一切错误的来源。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提纲非但不一劳永逸地终结了昨天的行为，反而提议要「比以前更甚地」保持它。但这就是说，他们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依赖，这小资产阶级政党不可避免要变成大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
为要替虚伪政策辩护，人们不得不称依赖为独立，且要求那应该永远埋葬的东西保持下去。
十九、只有在共产党中最优秀份子的无情的自我批评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才能生长。我们的直接任务在于帮助他们去做这个工作。为掩盖过去错误而企图压制关于他们的讨论，则将造成大害，首先大有害于中国共产党。假使我们不帮助他们在最短期内，肃清自己内部的孟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派，则它将踏进一个长期危机，其间将进行着分裂，脱离，与各派间的激烈斗争。不但此哩，机会主义的严重失败可以替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清除道路。
假使，不管有工人的群众运动，不管职工会的有力生长，不管农民争土地的革命运动，共产党还应像从前一样做资产阶级政党的完全附属物，不但此也，它还应参加该资产阶级政党所建立的国民政府，那不如公开说：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时机尚未来到。在革命时期如此残酷地辱没了共产党，即是说，正当那个政党以血的纽带联结于工人群众，正当伟大的传统──命定着要存活至几十寒暑的传统──被创造之时，遭到了如此残酷的辱没，真还不如根本不建立共产党的好。
谁弄错了时速？
二十、斯大林提纲中自然有整整一节说到「反对派的错误」。提纲不打击右派，即不打击斯大林自己的错误，它一心一意地打击左派，以此加深错误，累积纷乱，使出路更难，而驱领导路线于妥协的泥淖中。
二十一、主要罪状是：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不能以快速度发展」。为了某种理由，提纲将十月革命的速度拉进到此地。如果速度问题提出来了，那必不能以十月革命的外面度来量，而应以中国革命本身的内部阶级关系来测定的。中国资产阶级，就像我们所知的，不曾注意到关于慢速度的训戒。一九二七年四月间，资产阶级认为拋弃联合战线的假面具是十分合乎时机的，这面具曾替他们服了很好的务，但那时为了以全力向革命进攻，却必须拋弃了。共产党，无产阶级，以及左派国民党人，表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接受这一个打击。为什么？因为领导方面估量着一个较慢的速度，因为它无望地停顿在后面，因为它感染了尾巴主义。
四月二十三日，即在蒋介石政变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左派」武汉政府联合发了一个宣言，它说：
「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因为我们不曾及时行动。为此，我们由衷地道歉［！］」（见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真理报」）。
这几句悲惨的与带泣的自白，违反了作者们的本意地，无情地驳斥了关于中国革命速度的斯大林主义的哲学。
二十二、当劳动群众被逼走上独立的斗争时，我们继续保持着与资产阶级的同盟。我们企图利用「右派」的经验，却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我们在刊物上进行一种驼鸟政策，禁载与藏匿了蒋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15]间的第一次政变，枪杀工农，以及一般表示国民党领导之反革命性的一切事实，使我们自己的党无从知道。我们忽略了不去注意我们自己的党的独立。我们不为此创立报纸。「我们在实行中牺牲了工农利益」（谭平山说）。我们不采取一个郑重步骤去争取兵士。我们让蒋介石这一帮建立「中派的军事独裁」，即建立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独裁。正当政变前夕，我们替蒋介石吹奏了军号。我们宣布他曾「服从了纪律」，且我们已能「因一次巧妙的策略应用，预先防止了一次危害中国革命的激剧的右倾。」（拉斯可尼可夫[16]给谭平山小册子写的序言）我们落在一切事变之后。每一步我们都在速度上算错以致有利于资产阶级。这样，我们给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准备了最有利的条件。左派国民党至少对我们「诚实地道了歉」。斯大林提纲则相反，它从这一连串确实无匹的尾巴主义错误中，得出了出色的结论，说反对派要求……一个太快的速度。
二十三、在我们的党会议上，愈来愈经常地能听到一些责难，他们反对「过左」的上海人，一般地反对中国工人，因为他们以「过火行为」恼怒了蒋介石。谁都不举出一点例子来；不过即使举出例子又能证明什么呢？没有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将数百万人吸引到漩涡中来的，能进行得没有所谓「过火行为」。一个政策，如想替刚正觉醒的群众划出一条前进的线，使他们不要扰乱资产阶级的「秩序」，那是无可救药的庸人俗子的政策。一方面对卡涅克们与哥尼洛夫[17]们作事后的咒骂，另一方面又责备左派的所谓「过火」，这是永远要在内战的逻辑上撞破头的。
中国工人们的「错误」在于这一事实中，即当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们却是无准备的，无组织的与无武装的。但这不是他们的错误，这是他们的不幸。使他们不幸的责任完全落在那坏领导者身上，他让每一个时隙(interval)空过去。
新的革命中心业已存在呢，还是必先创造起来？
二十四、关于中国革命的现局势，提纲声明道：蒋介石的政变，表示出中国南方现在将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种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中心在武汉，另一个反革命中心在南京。」这是多么不确，肤浅，庸俗的一个描写呀！这并非简单是国民党分成两半的问题，而是阶级力量之新的分台问题。相信武汉政府是一个业经完成的中心，它简单将从那被蒋介石中断与打败的地点起继续推进革命，那是把四月间的反革命政变看作了个人的「脱逃」，看作了「插话」，一句话，那是一点都不曾懂得的。
工人们不仅被击溃而已。他们是被领导他们的人所击溃的。有谁能相信群众现在会以昨天对整个国民党的同样信任，来跟从左派国民党呢？从今以后，不仅要进行斗争来反对与帝国主义联合的旧军阀，而且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因我们十分错误的政策的结果，已攫取了军事机关与一部分军队。
为要在更高的革命新阶段上进行斗争，被欺骗的群众必先要他们相信自己，不曾觉醒的群众则必须唤起来。为此，首先就得表示出那个可耻的政策，即为要支持四阶级联盟而「牺牲了工农利益」（参看谭平山的话）的政策，已经不留丝毫痕迹了。任何人倘使倾向这个政策，必须无情地从中国共产党中驱逐出去。
那个浅薄得可怜的与官僚的思想必须拋弃。它认为：现在，当大屠杀的经验之后，只叫略略将国民党「旗帜」在空中一摇，数百万工农就能行动与领导起来。（我们不愿将青天白日旗缴给任何人！布哈林喊道。）
不，群众需要一个革命政纲与战斗组织，那组织是要由他们自己队伍中生长出来，且其本身包含着接近群众与忠于群众的保证的。武汉政府不足以语此，为此必须有工农兵士苏维埃，劳动者的苏维埃。
苏维埃与工农武装
二十五、拒绝了苏维埃这个有生气的与必不可缺的口号以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有点出人不意地声明道：「对付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乃是武装工农」。工人的武装无疑是一件必需事情。我们在这一点上根本不会有不同之见。但一直以前认为正确的办法：说为了革命利益应在「最低限度」内武装工人，我们该如何解释呢？共产国际代表事实上反对工人武装，又该怎样解释？（参看三同志致共产国际联共代表团的信[18]。）工人们虽有武装起来的完全可能，却在政变之际发见自己是全无武装的，又该怎样解释呀！这一切都得用不与蒋介石破裂，不冒犯蒋介石，不推他向右去的愿望来解释的。这服出奇的「解毒剂」恰恰没有用在最最需要的时候。今天，工人们在武汉也是没有武装的──以便「不逐走」汪精卫。
二十六、武装工人与农民是一件再好没有的事。但人总得合乎逻辑的。在华南，已经有了武装的农民；他们就是那所谓国民革命军。但是，他们远不曾成为「反革命的解毒剂」，却成了反革命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政治领导并非用兵士苏维埃去包括军队大众，而自满于纯粹外表地抄袭我们的政治部与政治委员。殊不知没有独立的革命党与兵士苏维埃，这种政治制度早已变作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一个空洞掩饰物。
二十七、斯大林提纲之所以拒绝苏维埃口号，因为它将成为「反对革命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口号」。但在这情形中，「对付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乃是武装工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工农武装起来将反对谁呢？它不将反对革命国民党的政权吗？
武装工农这个口号，假使不是一句空话，一个遁辞，一副假面具，而是叫人行动的一个号召，则其性质不会比工农苏维埃口号稍不严重些。武装群众难道肯容一个非其族类的与敌视他们的官僚政权，存在于他们之旁或他们之上吗？在目前情形之下，如想真正武装工农，必不可免地要成立苏维埃。
二十八、还有：谁将武装这些群众？谁将率领这个武装人群呢？
当国民革命军正向前进与北洋军队正放弃土地之时，要武装工人比较容易进行。工农兵苏维埃这个及时的组织，倒确能成为反革命之真正「解毒剂」。不幸过去的错误是无法补救的了。现在全盘局势发生了一个走向较坏方面的激剧转变。工人们自动攫得的少数武器（这就是所谓「过火行动」吗？）已经被缴下了。北伐业已停止。在这些条件下面，武装工农是一个困难任务。宣布成立苏维埃的时期尚未成熟，同时却提出武装工农的口号，乃是散布混乱。只有苏维埃，在革命的未来发展时，能成为真正武装工人且率领这些武装人们的机关。
为什么不能成立苏维埃？
二十九、对这问题，那提纲回答道：「第一，苏维埃不能在每一方便时候就建立的，他们只能在革命潮浪特别高涨之时建立起来。」假使这句话有点意义，那便是：在刚过去的那个有力的革命高涨时期之初，我们放过了有利时机，没有号召群众建立苏维埃。再说一次吧：过去的错误是无法补救的了。假使我们认为中国革命已经溃败得将在长期间无法再起，那么苏维埃口号自然不能在群众中得到回声。但如此则武装工农的口号就更加没有根据了。不过我们并不相信所执行的错误政策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与深刻的。有许多事实，说明着在不远将来有新的革命高涨的可能性与或然性。这些事实之一，便是蒋介石不得不与群众吊膀子，允许工人们八小时工作日，答允农民减轻各种痛苦，等等。在土地运动更加扩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转变过来把蒋介石当作公开的帝国主义走狗来反对的场合，则在不远的将来，能发生一些更有利的条件，那时现在被打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再集合了劳动者的队伍以进行新的攻势。这情形将早一月或迟一月发生，那是无需关心的；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在现在用自己的政纲与自己的组织，为它的到来作准备。换句话说：今后苏维埃口号将伴随着中国革命之整个未来行程，而且反映着它的命运。
三十、「第二」，那提纲说，「苏维埃不是为说空话而成立的；他们被建立起来，首先作为反对现存国家政权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机关。」苏维埃不是为说空话而成立的，这也许是提纲中唯一正确之点。但一个革命者提议武装工农也不是为了说空话呀。此地假使有人说：在目前阶段上，苏维埃的结果只能是空话，但工农武装则相反，它能做出严正的事情来，那他不是给自己，便是给别人，在开玩笑。
三十一、第三个论据：因现在武汉有些左派国民党组织，他们在四月二十三日的庄重宣言中为他们之睡过了蒋介石的政变而道歉，所以那提纲就得出结论道：建立苏维埃就是举行暴动来反对左派国民党，「因为在那区域内，现在除了革命国民党的政权之外，并无其它政权。」
从这几句话中颇能闻出人们对于革命政权之机关式的与官僚的见解的气息。他们不将政府看作诸阶级发展着的斗争的表现与巩固，但看作国民党意志的自足的表现。各阶级有来有去，但国民党的承续则可延至无穷。但要使武汉真的成为革命中心，光以这个名称来称呼它是不够的。蒋介石那个偏安的国民党拥有反动的与雇佣的老官僚群。左派国民党拥有什么呢？在目前，什么都没有，或者差不多没有什么。苏维埃口号是一个号召，它号召人们经过那两重政权的过渡政制，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真实机关。
三十二、苏维埃对于「革命国民党政府」，对于那被指为「在那区域中的」「唯一」的政权，将取什么态度？真是高深古雅的问题！苏维埃对革命国民党的态度，要看革命国民党对苏维埃的态度而定。换句话说：只叫苏维埃发生了，武装了自己，巩固了自己，则它们能容忍在它们之上的，只有那以武装工农为基础的那种政府。使苏维埃制度成为有价值的，乃由于下一事实，即：特别在直接革命时期，它提供了最好方法去保证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间的协调。
三十三、斯大林同志早在一九二五年，就称国民党为「工农党」（！？）（见「列宁主义问题」第二六四页）。这定义与马克思主义无相同之点。不过这个不正确的公式，斯大林同志显然想用以表示这个意思：国民党的基础是工人与农民的反资产阶级联盟。这话，就说这话的时期而言，是绝对错误的：不错，工人与农民曾经跟随国民党，但他们是被资产阶级所领导，而他们被领到了那里去，我们是知道了。这样一个党是称做资产阶级的，并非工农的。当资产阶级「退出」以后（即当它屠杀了无武装的与无准备的无产阶级以后），革命，依斯大林说，是进入一个新阶段了，在此阶段上，革命是要由左派国民党领导，即是说，要被一个这样的人（至少我们如此假定着），能最后实现斯大林的「工农党」思想的人所领导的。问题发生了：那么建立工农苏维埃，为什么就等于对工农的国民党政权战争呢？
三十四、另一论据：号召建立苏维埃，「就是给中国人民之敌以一个新的武器，让他们反对革命，用以制造新的流言，并声言中国没有国民革命，而只有莫斯科苏维埃化的人工移植。」
这一令人胡涂的论据的意思是：假使我们发展扩大与加深群众的革命运动，则中国人民的敌人将加倍努力来毁谤革命。这论据没有其它意义，因此它就根本没有意义。
也许提纲心目中所指的并非中国人民的敌人，而是民众本身对于莫斯科苏维埃化的恐惧吧？但这顾虑根据着什么？大家知道，一切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右派，中派与左派，在他们的一切政治工作中拼命将自己涂抹上莫斯科的保护色：他们设置党代表，军队中的政治职位，政治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监察委员会，等等。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不怕移植莫斯科方式，他们小心地将他们贬损了价值，为他们自己的阶级目的服务。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应用这些名目？并非出于对莫斯科的爱，倒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民众中很流行。中国农民知道苏维埃曾将土地给了俄国农民，谁不知道这一点，他就应该知道它。中国工人知道苏维埃保证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自由。蒋介石的反革命经验一定已使前进工人们懂得了，没有一个独立的组织去包括整个无产阶级，且保证他与城乡被压迫群众的合作，则革命不能胜利。苏维埃的建立，在中国群众方面，是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发生的，决非是「人工移植的苏维埃化」。害怕以真名称呼事物的政策是错误的政策。人必定要受革命群众与革命的客观需要所引导，不要为敌人愿说的话所指挥。
三十五、人们说：武汉政府终究是一个事实呀。冯玉祥[19]是事实，唐生智[20]是事实，而他们都拥有武力；无论武汉政府，无论冯玉祥，也无论唐生智，都不要苏维埃。建立苏维埃便等于和这些同盟者破裂。这论据虽没有公然规定于提纲中，对于许多同志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们早已听过斯大林关于武汉政府所说的话了：「革命者」，「可靠的人」，等等。这一切都是在重复过去错误，不过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其中这些错误能酿成甚至更悲惨的后果的。汉口政府与军事领袖能够反对苏维埃，只因为他们不愿意进行激烈的土地政策，不愿意和大地主与资产阶级真正破裂，因为他们存心跟右派妥协。但这样，苏维埃之成立就尤其重要了。这乃是推动武汉的革命分子向左并强迫反革命派退休的唯一道路。
三十六、但即令苏维埃不进行战争反对武汉的「唯一」政府，苏维埃不仍旧带有两重政权的成分吗？无疑的。谁假使真正赞成建立工农政府的路向，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赞成，那他一定懂得这路向将经历某个时期的两重政权。这时期将延长多久，它将具有怎样的具体形式，那是要看武汉的「唯一」政府自己如何行动，要看共产党的独立性与创意力，要看苏维埃发展得多么快，等等而定的。无论如何，我们的任务总是要加强两重政权中的工农成分，以此供给那真正工农苏维埃政府以一个充分发展了的民主政纲。
三十七、但是扬子江中停泊着好几打外国兵舰，他们能够扫灭上海，汉口等地。在这种情况中成立苏维埃不是发疯吗？这论据自然也没有规定在斯大林的提纲中，但它在党部会议中到处巡游着（马丁诺夫，耶洛斯拉夫斯基[21]，以及其他诸人是这理由的宣讲者）。马丁诺夫学派颇愿借对英国海军炮火的恐惧心来谋害苏维埃思想。这个计策不是析的。在一九一七年，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想恐吓我们道：苏维埃夺取政权，那意思就是叫协约国占领克朗斯达[22]与彼得格勒。我们回答道：只有加深革命才能挽救它。外国帝国主义只肯容忍这样的「革命」，即它给中国资产阶级以些少让步的代价而能巩固自己的在华地位的。每一掘毁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基础的真正人民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帝国主义的疯狂反抗。我们曾企图半途而止的，但这个「唯一的正确路线」不曾将南京从帝国主义的炮火下保护下来，也没有保护得中国工人使之不受蒋介石机关枪的扫射。只当中国革命转入真正群众行动的阶段，只有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只有加深革命的社会政纲，才能，像我们自己的经验所证明的，引起外国军队对苏维埃的同情，因而造成他们队伍中的纷乱，由此真正保护着革命，使它不受外来的打击。
斯大林提纲提议什么来代替苏维埃？
三十八、建立「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工人职工会，以及其它的群众组织，作为未来苏维埃的准备成分。」这些组织应该有什么方针？关于这，我们在提纲上找不到一个字。说他们是「未来苏维埃的准备分子」，这句话仅仅是一句话，再无其它意义。这些组织现在将做些什么？他们将要进行罢工，抵制，打断官僚机关的背脊骨，消灭反革命的军队，驱逐大地主，解除高利贷者与富农队伍的武装，武装工人与农民，一句话，他们将要解决民主革命与土地革命的一切问题，这些置于当前日程上的问题，这样，他们将提高自己到地方政权的地位。但那时他们将是苏维埃了，只是一种不胜任于他们任务的苏维埃吧了。因此，那提纲所提议的是（如果我们郑重地看待这些提议的话）：建立苏维埃的代替物，但非苏维埃自己。
三十九、在过去所有的群众运动中，职工会被迫尽了极近乎苏维埃作用的作用（香港，上海等处）。但这些作用正是职工会所完全不能胜任的。他们包含的工人数太小了。他们完全不包含城市中倾向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但是这样的任务，就像使城市中的较贫民众尽可能少受因罢工而生的损失，配给粮食，顾问纳税政策，参与武装队伍的组织，更不必说各省土地革命的进行，都只当那领导组织包含着不仅无产阶级的所有部分，而且在其活动过程中与城乡贫民保持密切联系，才能以必需的劲势加以完成。人们至少会想到：蒋介石的军事政变已最后叫每一个革命者懂得了这个事实，即脱离军队的职工会是一回事，联合工人与兵士的苏维埃却是十分不同的一回事。革命的工会与农民协会能与苏维埃一样地引起敌人的仇恨。但他们远不如苏维埃之能够招架敌人的打击。
假使我们郑重地谈到无产阶级与城乡被压迫群众的联盟──不是领袖们之间的「联盟」，经过可疑的代表们而缔结的半混合的联盟，而是在群众反对敌人的斗争中缔造与煅炼起来的真的战斗联盟──那么这样的联盟除了苏维埃之外不能有其它的组织形式。只有那些依赖妥协的领袖更多于下层革命群众的人，才能否认这一点。
我们应该和左派国民党破裂吗？
从上面的意见中可以看出，那些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破裂的耳语是多么的无稽。提纲说：「这是等于逃避战场，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同盟者于不顾，为革命的仇人所快。」这几句动人的话用得全然牛头不对马嘴。这不是破裂的问题而是准备联盟的问题，不是在屈服的基础上而是在真正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联盟的问题。革命的国民党尚未形成哩。我们赞成共产主义者在国民党内部工作，耐性地吸引工农到他们方面来。共产党能够得到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不在于当国民党的每一步动摇时表示自己的屈服；而只在于它是否能公开与直接地号召工人，是否能以自己名义，在自己旗帜之下，将工人们组织在自己周围，且以榜样及行动告诉国民党以群众的政党是什么样的；在于拥护国民党的每一前进步骤，在于无情地揭开每一个动摇，每一步后退；又在于建立工农兵苏维埃，作为与国民党联盟的真实的革命基础。
四十、说反对派主张共产党的「政治孤立」是荒谬的。这种说法所含有的真实性，与那说反对派主张退出英国职工会的说法所含有的同样多。两种罪名都只为了掩护他们之与右派国民党与变节的总理事会缔结联盟吧了。反对派坚决赞成加强与发展和国民党革命分子间的联盟，赞成工人和城乡贫民间的坚强的战斗同盟，赞成走向工农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成立革命专政的路线。
为此，必须实行下列诸项：
（一）共产党牺牲工农利益，幻想把资产阶级保留于国民革命的营垒中，这样的同盟形式，必须宣布为能酿祸殃的；
（二）共产党为其同盟者的利益，放下了自己的旗帜，不扩大自己的影响与自己的威望，这样的同盟形式，必须决绝地加以排斥；
（三）成立同盟必须清楚地规定共同任务，不能以误解，外交诡计，谄谀与伪善为基础；
（四）必须十分确切地规定同盟的条件与限度，让这些条件与限度为众所周知；
（五）共产党要保留批评的完全自由，要以不下于警戒敌人的警觉心监视共同盟者，一刻都不要忘记：一个以其它阶级为基础或依存于其它阶级的同盟者，只能是一个暂时的同伴，由于环境之力，他能成为对头与敌人；
（六）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发生联系，要看得比和他们政党领袖的联系为高；
（七）最后，要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的组织，武装与力量。
只有遵守这几个条件，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真正革命同盟才是可能的，这不是动摇的与变化叵测的领袖之间的同盟，而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之下，以城乡一刀被压迫群众为基础的一种同盟。
中国革命问题与英俄委员会[23]
四十一、在中国革命方面，我们遇到的不是策略的错误，而是一条根本错误的路线。从上面所叙述的一切中，很明显可以得出这个论断来了。假使这个中国政策拿来和我们对英俄委员会的政策相比，则此论断将更加明显。在后一场合，机会主义路线的矛盾性暴露得没有像在中国问题上那样悲惨，但是同样地完全与明确。
四十二、在英国，一似在中国，那路线的目的在于以个人关系为基础，靠着外交拉拢，同时在实行上不去加深革命群众或左倾群众与变节领袖之间的鸿沟，以便和「坚强的」领袖们谋得接近。我们跟在蒋介石的后面跑，以此驱策中国共产主义者去接受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的独断条件。只叫全俄联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跟在裴塞尔[24]，希克斯[25]，西脱林[26]及其同类们的后面跑，且在原则上采取着对工会运动保持中立的立场[27]，则他们便是承认了英国工会的总理事会为英国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且自己接受约束，不去预闻英国工人运动的事。
四十三、英俄委员会柏林会议的决定，等于说，我们将不拥护罢工者去反对那些断然破坏罢工者的意志。这些决定等于斥责并坦白地出卖工会中的少数派，少数派的全部活动在于反对叛徒，而我们却承认叛徒们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最后，关于「不干预」的庄重声明，表示我们在原则上屈服于劳工运动之最落后与最保守形式的民族狭隘性。
四十四、蒋介石责备我们干涉中国内政，正好像西脱林责备我们干涉工会内政一样。两种责难，都不过是照抄世界帝国主义用以反对工人国家的那种责难，即是说，后者竟敢关心于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的命运。在这场合正和在其它场合一样，蒋介石，也正如西脱林，在不同环境与不同的地位上，都做着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虽然他们与帝国主义间有着暂时间的冲突。假使我们追求着和这种「领袖们」合作，那我们不得不更加约束，限制以及阉割我们从事革命动员的方法。
四十五、由于我们的错误政策，我们不但帮助了总理事会维持其出卖罢工后摇摇欲倒的地位，而且更甚的，我们供给了它一切必需的武器，使它得以对我们提出无礼的要求，而我们则驯顺地接受这些要求。掩蔽在「领导权」这句悦耳的空话之下，我们在中国革命及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行为，好像我们在精神上业已被征服了的，且以此准备了自己的实际上的失败。一次机会主义的迷途，时常随伴着对于自己路线的失却信任。
四十六、总理事会的事业家们，从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获得了不干涉的保证之后，无疑劝张伯伦[28]说，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方法比哀的美顿书与恫吓是有效得多的。不过张伯伦宁愿二者兼施，他将总理事会的外交与不列颠帝国主义暴力兼并拢来。
四十七、假使有人以下面这个理由来反对反对派，即鲍尔温[29]或张伯伦「也」要解散英俄委员会，那么他就一点也不懂得资产阶级的政治机构。鲍尔温对于苏联工会所能予英国向左发展的劳工运动以有害影响，害怕得有理。而且现在还在害怕。英国资产阶级对总理事会施压力，反对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对英国工联会的变节领袖们所施的压力，在这二压力的交斗场上，资产阶级是全面地获得了胜利。总理事会拒绝了接受苏联工会的捐款，拒绝了和苏联工会讨论援助矿工问题。英国资产阶级对总理事会行施压力，以它作中介，又对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施压力，以致在柏林会议上，能使俄方代表在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上作前所未有的投降。这种英俄委员会只能替英国资产阶级效劳（参看伦敦泰晤士报宣言）。但这不会妨碍英国资产阶级将来继续对总理事会施压力，且要求它和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破裂，因为用了这样一个压迫与欺骗的政策，英国资产阶级赢得了因我们那无意义与无原则行为而失去的一切。
四十八、说蒋介石「赞同」反对派，因为他要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这种暗箭，也具有同样价值。蒋介石的一句话被传布着，据说他曾对另一个军官说，他在这点上同意联共反对派。这句「话」所从引出的那个文件原稿，引证蒋介石这句话的用意不在于表明他有这个见解，而在于表明表他准备与倾向欺骗，作伪，甚至假装几天「左派共产党人」，以便更能在背后行刺我们。况且，那个文件是一份长长的控诉状，它控告着共产国际在中国诸代表的路线与工作。与其断章取义地摘引那文件，且赋他们以和原文所含相反的意义，那倒不如将这文件本身对共产国际公布出来[30]。不过，搁开那所谓「引文」的误用不谈，也还有「相合之点」，即蒋介石老是反对和共产党人同盟，而我们则反对和蒋介石同盟。马丁诺夫学派从此得出结论：反对派政策「一般地」替反动派服务。这罪名也不是新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的整部发展史，便伴随着这样一个孟什维克派的责难，它说布尔什维克玩着反动把戏，他们是帮助皇朝反对立宪民主党，帮助立宪民主党反对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诸如此类，以至于无穷。当法国共产主义者攻击激进党与社会党联盟时，雷脑特尔[31]说他们帮助朴荫凯赉[32]。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不止一次地想说我们不加入国际联盟，乃是替极端帝国主义服务，等等。
这个事实：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要和无产阶级破裂，另一方面的革命无产阶级则要和资产阶级破裂，并非他们双方「赞同」的证据，而是他们中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证据。无救的妥协派，站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责备两方「极端」的派别破坏民族阵线与帮助反动派。说反对派与张伯伦，汤麦斯[33]或蒋介石唱双簧，正表示出他们心地狭隘的机会主义，同时又不自觉地承认了我们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性与革命性。
四十九、英俄委员会的柏林会议，正和英之开始干涉中国同时，它却竟不敢提到这个问题，即：采取有效方法来反对英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绞刑手工作。要证明英俄委员会甚至不能动一指以真正阻止战争，难道还能找到更显明的证据吗？但它不单单是无用而已。它和每一幻想与伪善一样，曾予革命运动以无可测量的灾害。总理事会，一提起它和全俄工会中央会议「为和平斗争」而合作，便能抚慰与镇定英国无产阶级被战争危险所激起的意识。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现在英国工人阶级乃至全世界工人阶级之前，彷佛成了一种保人，担保总理事会中那些叛徒们的国际政策。英国革命分子对总理事会的批评，因此而减弱了，变钝了。亏了裴塞尔，希克斯及其同类们，麦唐纳[34]与汤麦斯之辈才能将劳工群众保持在麻痹状态中至战争来到的直前，然后再可以号召他们起来保卫民主主义的祖国。在汤姆斯基同志最近一次对记者谈话（见五月八日「真理报」中，他批评了汤麦斯们，海夫洛克·威尔逊[35]们以及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其它走狗们，但没有一个字提到裴塞尔，希克斯及其一类人的毁灭的，分解的，镇抚的，因而更恶毒的工作。京话中没有提及这些「同盟者」的名字，彷佛他们竟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要和他们同盟呢？但他们确是存在的哩。没有他们，汤麦斯不能在政治上存在。没有汤麦斯，则鲍尔温，亦即英国的资本制度，便不能存在。与我们最善的意向相反，我们拥护与裴塞尔的同盟，事实上乃是拥护着整个不列颠的政制，且便利了它在中国的工作。看见了一切已发生的事情之后，凡经历过列宁学校的每一革命者，都能明白这点道理了。同样的，我们与蒋介石合作，挫钝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警觉心，且以此便利了四月政变。
阶段论与一国社会主义论
五十、关于「阶段」或「步骤」的尾巴主义的学说，最近被斯大林再三宣说着。这学说在原则上成了机会主义策略的理由。假使要求中国共产党组织上与政治上完全独立，那就是说步骤被跳过了。假使要求成立苏维埃组织来吸引工农群众至内战中，那就是说阶段被跳过了。假使要求与那现正进行最卑贱工作的总理事会的叛徒们解消政治同盟，那就是说，阶段被跳过了。保守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的军部，总理事会──一句话，任何由有产的与统治的阶级的压力而建立的机关，且成为革命的阶级运动之障碍物的，照此学说，都成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对此阶段，人的政策必须去适应的，一直要到「群众自己」经过了这个阶段为止。只叫我们踏上了这条道路，则我们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从革命因素变成为保守因素。中国革命的进程与英俄委员会的命运，乃是这方面的一个紧急警告。
五十一、这样的事件，有如去年英国无产阶级大罢工的失败，有如本年的中国革命，是不能对国际劳工运动毫无影响而过去的，正像一九二三年秋天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不曾不留痕迹而过去了一样。革命局势之一个不可避免的暂时减弱，本身已是一种大祸。假使规定的方向是错误的，假使战略的路线是虚伪的，那么这个灾祸能成为长期间不能补救的。恰恰在目前，正当革命的暂时退潮时期，为反对机会主义的与民族狭隘性的一切表示并为主张革命国际主义路线而作的斗争，比从来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了。
我们的代表团既承认着不干涉的原则，则不管其意向如何，总是要在工人阶级中助长最保守的与最失败主义的倾向。苏联工人阶级中最落后与最疲倦的一部分，认为干涉英国罢工斗争或中国革命是一个错误，这事实是一点也不难懂得的。他们愈来愈经常地论辩道：「人家不是教我们说，即使没有甚他国家的革命胜利，但只叫没有外来干涉，我们能够在自己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吗？那么我们一定要进行这样的政策，它不会引起干涉的。我们干涉英国与中国的事情是一个错误，因为它没有得到积极结果，却驱使世界资产阶级走上军事干涉的路，因此危害到我们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建设。」
没有疑问的，而且不能疑问的，即现在，当国际革命运动遭到几次新的失败之后，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将不管该学说的创立者的意志如何，总要去替下列一切倾向作辩护，寻找理由与净化工作，这些倾向是：限制革命目的，扑灭斗争热情，主张民族的与保守的偏狭性。
对于「不干涉」方面之虽极微小的偏岔，不管是否以一国社会主义论作掩护的，都只能增加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而非减弱它。
这就中国革命方面说是完全清楚而不可争辩的，即是只有较为深刻的群众运动，较为激烈的社会政纲，工农苏维埃的口号，才能真正保卫革命，只挡外来的军事攻击；只有一次革命，劳动者与被压迫者在它的旗帜上，明白写着他们自己的要求的，才能不仅抓住国际无产阶级的感情，而且把握住资产阶级国家的兵士们的感情，我们从自己的经验里，很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在内战几年中，我们在阿汉格尔[36]，敖得赛[37]，以及其它地方，见过并且证验过这一点。妥协的与变节的社会运动，能使扬子江的水太过于沸热，以致路易·乔治[38]，张伯伦与麦唐纳的兵舰无法停泊。无论如何，这总是保卫革命之唯一道路与唯一希望。
苏维埃阵线的扩展，同时是保卫苏联的最善法门。在目前情形之下，说我们的国际地位业已恶化，或者，说它总是能因某种「左的」错误的结果而恶化的，那是荒谬的说法。假使我们的地位业已恶化，则它是中国革命失败的结果，这乃是一个历史的与国际的事件，不管我们对它干涉与否。我们倘不干涉帝国主义的干涉，则我们只将便利其工作，──便利其反对中国，同时又反对我们自己的工作。但在这一干涉与那一干涉之间是有不同之点的。最错误与最危险的一种干涉乃是努力想叫革命发展半途而止。为和平而斗争占据着我们国际政策的中心。但即令是马丁诺夫学派的最极端的代表也决不敢以为我们的和平政策能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相冲突，或相反地，中国革命的发展能与我们的和平政策相冲突。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保卫苏联的最好方法，就是扑灭蒋介石的反革命，将中国革命运动提高至较高阶段。在这种条件之下谁反对中国组织苏维埃，谁就解除了中国革命的武装。谁对欧洲无产阶级宣布不干涉原则，谁就减弱了它革命先锋队的力量。二者都在削弱苏联，削弱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堡垒的地位。
如此，我们看见错误是如何彼此累积起来的，这些错误之总和产生了一条路线，它是愈来愈远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了。批评之声与警告被视为阻碍。官方路线之转向右边，又以对左方的打击来补充。在这条路上继续下去，则对于苏维埃国家以及共产国际，都将发生最大危险。假使我们将这些危险对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隐瞒起来，那我们将叛弃共产主义的旗帜。
我们一会儿也不怀疑，这些错误能被补救，偏差能被克服，路线能被纠正，且中间可不经过凶恶的危机与痉挛的。事实的语言是太雄辩了，经验的教训是太明白了。只需我们的党，苏联的以及国际的党，有充分的可能性去衡量事实，并由此获得应有的结论好了。我们坚决相信，他们是能够在革命团结的精神中去得到这些结论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
收场白
（关于陈独秀[39]同志论中国共产党任务的演说）
五十二、在政治上为什么要有马克思主义？为要懂得目前的事情及预见将来的事情。先见必须是行动的基础。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同志的预见如何实现了：蒋介石政变之前一个星期，他保护他：替他吹喇叭，号召大家去利用右派，利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关系（见四月五日对莫斯科活动分子会的演说）。在那被我们分析的提纲中，斯大林又给了一个先见的例子，也已被生活所证验了的。我们对于斯大林提纲的批评中，一个中心问题被我们以下面方式规定着：「那里业已存在一个新的革命中心呢，还是必先由我们创立起来？」斯大林争辩说：蒋介石政变之后，那边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个中心：革命中心在武汉，反革命中心在南京。」斯大林争辩说：「不能建立苏维埃，因为这将表示为反对武汉中心，反对华南「唯一政府」的一个暴动。」我们称这个局势估量为「错误的，肤浅的，庸俗的。」我们称这所谓武汉政府为「武汉的领袖们」，并指示出自从内战突然转向到另一阶级路线之后，华南至今尚无政府存在，我们必先建立一个政府。
在五月十五日「真理报」上，转载着陈独秀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大会（四月二十九日）上所作的演说。
当斯大林写他的提纲与我们写提纲批评的时候，大家手头都没有那篇演说，陈独秀估量局势不是根据于对形势的一般分析，而是根据于他的直接观察。现在，陈独秀对新的革命运动说些什么话？他明白宣布道：将武汉政府当作革命民主专政的一个机关「是一种错误」，「他还不是一个工农群众的政府而仅仅是领袖们的同盟。」但这不正是我们反对斯大林所说的话吗，逐字逐句地？
斯大林写道：「现在除了革命的国民党政府之外没有其它政权」。我们就这一点回答他道：「这句话颇能闻出人们对于革命政权之机关亠的与官僚的见解之气息……各个阶级有来有去，但国民党的承续则可延至无穷［他们以为」。但要使武汉真的成为革命中心，光以这个名称来称呼它是不够的。」（参阅上文）斯大林不对中国的革命者，首先对共产主义者说清楚这一点，如果武汉政府自己幻想它已是中国的唯一政府，则它将在墙上撞破自己的头；不回过头去无情地反对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他们已破坏了这么多次的革命）的装饰性的伪善；不对着不定的，犹豫的与动摇的武汉中心的耳朵呼喊：「不要让外表现象迷惑了，不要叫你们自己的头衔与宣言给弄昏了，开始干些艰苦的日常工作吧，动员群众，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建立革命政权。」──斯大林不做这一切，他却拼命出来反对苏维埃口号，拥护那最坏的，最乡僻气的与官僚的偏见和那些倒霉革命者的迷信见解，这些革命者害怕人民的苏维埃，但对于国民党的便条之神圣的墨迹，却是具有信心的。
五十三、陈独秀同志根据他一己观察来估计局势，与我们根据于理论思考而估计局势，恰恰说着同样的话。没有革命政府，只有一个领袖们的同盟。但这绝不是说，陈独秀同志本人从那为他正确地估量了的局势，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因为被错误的命令缚住了手和足，陈独秀得出的结论根本和他自己的分析相矛盾。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一经国民政府区域内的局势有所改变，且外国干涉与军阀进攻的威胁已消失，就开始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与民主的政府。」
此地我们必须直接与公开地说：这样提出问题，那是采取着一条走向毁灭的最可靠与便捷的途径。以民众为基础的真正革命政府的建立，推延至危险消失之后。但中心危险正在于这个事实，即华南没有一个革命政府，那边现在只有一个领袖们的同盟。由于这个主要祸根，一切其它的危险──连军事危险也在内──要增加到十倍。假使我们想防卫自己到最高的可能限度，藉以抵御外国的与我们「自己的」军队，那我们必须成为强者，巩固我们自己，组织与武装我们自己。此外没有别的道路。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头埋在沙里。这里是没有妙计能够帮助我们的。群众的热情必须唤起，必须唤醒他们起来准备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斗争而死去。但为了这，必须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尽可能深切地吸引住群众。一小时都不能错失，我们必须给群众以一个行动的革命纲领与苏维埃的组织形式。此外没有其它道路。将革命政府的建立时期延宕到有谁能以这一或那一方式消除了战争危险之后，那你是采取着一条走向毁灭的最可靠的与最便捷的道路。
五十四、关于土地运动，陈独秀同志老实承认党的土地政纲（减低地租）是十分不够的。他说：农民运动「是正在变成为土地的斗争了。农民自动起来，要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再讲下去，陈独秀同志公开宣布道：「我们执行了一个太平和的政策。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产……」这几句话的内容假使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发挥起来，则将对中国共产党，乃至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土地问题上的整个过去路线，判决最严厉的罪状。中国共产党非但不预先见到土地运动的进程，不及时确立口号，且将此等口号经由工人，革命兵士与前进农民散布到农民群众之中，它却落在自发的土地运动后面有一个很大距离。世上还能有比这更古怪的一种尾巴主义吗？「我们执行了一个太平和的政策」。但在自发的土地革命时期一个革命党的平和政策是什么？它乃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所能犯的最可悲的历史错误。当农民已自动为土地而斗争之时，一个平和的政策（减低地租），不是孟什维克的妥协政策，而是自由派的妥协政策。不能懂得这一点的，除非是那被所谓政治手腕所腐蚀的俗子，而决非革命者。
五十五、不过陈独秀同志从他关于党对土地运动的态度之正确的，因而是致命的估量中，得出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确乎是能闯大祸的结论。他说：「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产，但同时要对小地主让步，必须顾虑到他们。」原则上，这样提出问题是不能受攻击的。它必须清楚地规定那等样人与在中国那一部分的才算作小地主，并且必须如何顾虑他们，及顾虑他们到什么程度。不过陈独秀还说下去：
「不过，即使没收大地产，也得等到军事行动之往前发展。目前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只当革命扩大之后再行深入这个原则。」
这条路是走向破灭的最可靠，最确实与最短的快捷方式。农民已经起来夺取大地主的财产。我们的党，和它的政纲与它的名称成了可怕的矛盾，却执行着一个平和的自由派的土地政策。陈独秀自己宣布「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产」，但他立即撤消了这话，他说我们「必不可陷于极左派立场中」（陈独秀自己的话），而且他又说我们一定要「等军事行动往前发展」，才能没收大地主的产业，说革命必先扩大，然后加深。
但这不过盲目地重复民族自由派欺骗群众的一个著名的与衰朽的老公式吧了，那公式是：先胜利，后改良。首先我们要「扩大」疆域──为谁呢？为大地主吗？──然后，当胜利之后，我们将平静地关心到「加深」问题。对此，每一个聪明的与有一半敏感性的农民会回答陈独秀同志道：「假使武汉政府在今天，当它被敌人包围，死活地需要我们农民的支持时，这政府不敢将大地主的土地给我们，或不肯给我们，那么，等它脱出了这个包围后，当它得到我们的帮助而击败了敌人后，它将给我们多少土地，恰恰和蒋介石给过上海工人的一样。」我们一定要十分明白地说：为共产国际代表们的错误领导缚手缚脚的陈独秀同志，他的土地公式，客观上没有别的，只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和现在正在中国进展的行将造成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浪潮的真正的土地运动，割离开来的一个公式吧了。
要加强这个浪潮，并要加深它，我们需要高揭土地革命的旗帜与农民苏维埃，不是在胜利之后，而是立即需要，以便保证胜利。
假使我们不愿让农民浪潮归于消灭，像泡沫似地飞散，则那些农民苏维埃必须由城市的与产业中心的工人苏维埃联合起来，同时还须将城市中商业与手工业区域的贫民苏维埃，加添到工人苏维埃去。
假使我们不愿让资产阶级离间革命群众与军队，则兵士苏维埃必须安排进革命的练子中去。
必须尽可能地敏捷，尽可能地勇敢，尽可能地有力，去加深革命，不是在胜利后，而是要立即地，否则就不会有胜利。
加深土地革命，农民立即夺取土地，将立即灭弱蒋介石的力量，将使他的兵队陷于纷乱，且使内地的农民行动起来，其它没有走向胜利之路，也不能有其它道路。
难道我们在二十年内实行了三次革命，真的只为要忘记其中第一次革命的ABC吗？谁在土地革命中进行平和政策，他就完了。谁延宕事件，动摇，观望，错失时机，他就完了。陈独秀的公式乃是破坏革命的最稳之道。
有些毁谤家会说我们的话是由于仇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之故。以前不是有人说过，我们对英俄委员会所取立场，乃表示我们对英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吗？事变证明了这个事实：以忠贞的革命家态度而非官僚的阿谀者态度来对待英国共产主义者的，乃是我们。事变还将证明这个事实──他们每天在证明着──我们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批评，是由着我们对中国革命比官僚阿谀者采取了更郑重的，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态度之故。那些官僚阿谀者假使不需要预见未来，倒是肯在事后赞成一切的。
陈独秀同志的演说转载在「真理报」上，并无一字批评，并无一篇文章揭露其破产路线──这个事实本身，一定要使每一个革命者充满最大的疑惧，因为这是有关乎列宁党的中央机关报的！
别让那些和事佬与谄媚者对我们说什么「年青共产党之不可避免的错误」吧。这不是有关于几个单独错误的问题。这是有关的错误中之错误的问题。这是有关于错误的基本路线的问题，至于那路线的完满表现，则为斯大林同志的提纲。
必需的最后一致
五月九日那一期的『社会主义报道人』，在一篇文章里论到斯大林同志的提纲道：
「假使褫夺了一个共产党领袖起草提纲时所必有的那个文字的外衣，则我们对于在那提纲中遵循着的路线的本质，极少有反对的话可说。尽可能地留在国民党内，紧附着国民党左翼与武汉政府至最后的可能时机：「避免在不利条件之下进行决战」；不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以免「给中国人民之敌以新的武器，使他们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捏造新的流言，即说中国所进行着的不是国民革命。而是莫斯科苏维埃化之人工移植」。──现在，当「联合战线」已显然无可救药地被破坏，那磁器已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被打碎之后，真的，布尔什维克还能做那一些更有意识的事呢？」（「社会主义报导人」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
如此，当四月二十三日的一期「社会主义报道人」，承认了马丁诺夫在「真理报」上分析中国革命的任务「极其动人」，且「完全按照孟什维克方式」之后，这个孟什维克派的中央机关报在其最近一期的社论中，又声明斯大林同志提纲中所「遵循的「路线」的本质，极少反对的话可说。」两种政治路线之此种一致，差不多不需要特别的说明了。
但还不止此哩：「社会主义报道人」同一文章中，又用讽剌口吻，说到──我们逐字摘引着──「拉狄克的路线，它以极『左』的口号（退出国民党，『宣传苏维埃制度』等）作幌子，其实却简单想拋弃那竞技场而自己走开……」（见第九期（一五一）第二页）。这里，拉狄克的路线，是借用「真理报」的社论与小品文字眼来形容的。终究说来，这是不得不然的：拉狄克关于他的路线，不能在报章上公开说任何话。因为否则，党将知道拉狄克的路线是正在被整个事变的进程所证实着了。「社会主义报道人」的编者不但用「真理报」的话来形容「拉狄克路线」，而且完全依照「真理报」论文的精神来评估它：依但氏说，反对派的路线会有这个可能，使它「以极左的口号作幌子，其实却想拋弃那竞技场而自己走开。」我们已经在「真理报」的论文中读到了，必须替中国革命做「荐亡法事」，中国共产党员必须「缄口不言」，他们必须放弃「大事业与大计划」，而且这一切都是「取消中国革命的说教」──如果反对派的路线被采取了的话。这些话，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六日的「真理报」社论中，实实在在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看出，这正是一字不差为但氏所说的话，或者更正确地说，但氏关于反对派所说的话，一字不差地正是「真理报」在许多文章中所说过的。但氏赞成斯大林提纲，嘲笑「取消派」拉狄克，因为他以极左的空话来掩饰其取消主张。现在是一切都明白了：拉狄克的「取消主义」就是被那著名的革命者[40]但氏所如此估价的同样的取消主义。这便是「社会主义报道人」的社论对那些尚能学习些东西的人所提供的一个教训。
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的前夕，──那会议是一定要全面考察中国革命问题的──上引那一期「社会主义报道人」能来到莫斯科，那确乎是不祥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
[①] 斯大林既在四月五日发表演说，称赞蒋介石，但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跟共产党翻了脸，斯大林于是压下了自己的演说稿，同时对苏联工人瞒起了上海的事件。沉默九天后，始在四月二十一曰，提出了一个提纲：「中国革命问题」，替自己的路线辩护，他说上海惨剧「证明了以前定下的路线是正确的」，他认为国民党右派及其领袖蒋介石已经叛变了，而国民党左派及其领袖汪精卫则在武汉造成了一个「革命中心」，现在应该留在左派国民党内与汪精卫联合来革命了；一句话，过去用之于蒋介石的政策，现在要全部应用于汪精卫身上了。托洛茨基于是提出了一个反提纲。我们现在是二十年后读这个文件，参证以真实发生了事变，当然后容易看出谁对谁错来的。──译者
[②] 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是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这未能改变这个事实，即那提纲没有为中央委员审查。政治局委托三个委员──斯大林，布哈林与莫洛托夫三同志──审阅史大林同志的提纲，如获同意，则可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自然，问题不在于事情的形式方面，对于这，谁也没有提起来。不过这是很清楚的，当错误业已造成，且已酿成严重失败之后，以如此「心」的方法来决定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那总是与党的及中国革命的利益不符的。──原注
[③] 一九○五年，俄国发生第一次革命，反对沙皇专制。全国性的政治罢工潮浪，促成了世界史上第一个苏维埃组织。结果，主要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很快对沙皇制度妥协，而农民暴动又不及与城市的工人斗争相配合，失败了。──译者
[④] 据斯大林与马丁诺夫意见，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党，而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四个阶级所合成的联盟。──译者
[⑤] 苏维埃政府机关报。──译者
[⑥] 国民党理论家，曾曾加中共的发起，不久退出，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领袖之一，能以自觉的资产阶级发言人资格，对中国革命作系统的说明。──译者
[⑦] N. I. Bukharin──老布尔什维克与有名的经济学者，一九○六年起积极参加莫斯科的党的活动，三度被捕，亡命国外。大战中为国际主义者，革命后，一九一八年采取极左派立场，反对列宁，一九二三后转入右派，与斯大林及齐诺维也夫携手，反对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后期，以第三国际主席地位，与史大林共同实行机会主义路线，且共同将托洛茨基等开除出党。斯大林与右派决裂，布哈林被解除一切重要职务。一九三八年被罗织入最后一次莫斯科审判中，以荒唐罪名被杀。──译者
[⑧] F. J. Dan──孟什维克领袖，一八九○年起即参加革命运动，第一次大战时期，为和平主义者，二月革命后被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之一，主张与资产阶级联盟，竭力反对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但氏亡命国外，从事反苏活动。──译者
[⑨] 俄国孟什维克党国外局当时在柏林出版之刊物。──译者
[⑩] 当时中共领袖之一，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任中国问题报告人，竭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他以当时汪精卫政府的农政部长资格，执行斯大林的训令，主张限制土地革命，甚至以武力反对农民暴动。武汉政府倒台后，谭平山退出共产党，组织第三党，后为蒋介石三民主义青年团之主干人物，最近似乎又「左」起来了。──译者
[11] 一八四八年，一阵革命潮浪席卷了西欧，在几个主要国家中都发生了群众的革命运动，当时法国正处在奥尔良皇室的路易·菲力的统治之下，这是个大产业家与地主的政权。二月间发生革命，路易·菲力被推翻，宣布共和，是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此次革命以巴黎工人为主力，但被小资产阶级的政客所领导着，这些政客又跟在资产阶级的政客与军人后面；六月间巴黎工人举行暴动，为资产阶级的将军卡文涅克（Jean Baptiste Cavaignac）所压平，此后，革命即趋于衰落，路易·邦那帕于十二月间被举为总统，一八五二年十二月邦那帕称帝，号拿破仑第三，第二共和国于是告终。──译者
[12] 一八七一年，巴黎工人乘普法战争之机，于三月十八日举行暴动，推翻拿破仑第三政府，成立巴黎公社，以未能对资产阶级的逃亡政府采取积极与迅速的打击，且未能取得外省农民的响应，结果失败，此后即开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译者
[13]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发生革命，推翻罗曼诺夫皇朝，建立临时政府，俄国工农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之下，继续加深革命，于十月间举行暴动，推翻资产阶级与妥协派社会主义者的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译者
[14] Ledru. 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8-1874)──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临时政府一员，反对四月十六日的工人运动，调动军队反对工人。六月暴动以后，为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的领袖。──译者
[15] 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借口共产党人李之龙所辖中山兵舰擅自驶抵黄埔军校江面，有「阴谋」倾覆国民政府之虞，乃调动黄埔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俄人住宅，宣布紧急戒严，断绝省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五十余人。结果共产党表示重大让步，例如：「不怀疑与批评总理及其主义」，共产党须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名单提交国民党中常会；国民党之市，省，中央等党部中，共产党员只准占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许任党政机关首长；共产党中央今后对其党员所发一切训令，应先交两党联合委员会批准……事变才告结束。三月二十日事变是资产阶级军人控制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大成功。──译者
[16] F. Raskolnikov──出身海军军官，一九一七年革命中为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二三年曾于短期间倾向左派反对派，一九二四年改变观点，拥护斯大林路线，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事务部主任。──译者
[17] Lavre G. Kornilov (1870-1920)──沙皇军官。一九一七年九月间曾率部回攻彼得格拉，意欲取消临时政府，为首都工人所击溃，十月革命后，曾统率白军与红军作战。──译者
[18] 即本书卷一附录中的「上海来信」。──译者
[19] 本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二四年，倒吴佩孚戈，后与广东国民党政权联络，称他的军队为「国民军」，一九二六年春与直鲁奉军阀作战失败，溃退西北，乃更直接与苏联往还，冯本人赴莫斯科，自称「工人之子」，深得斯大林一系的器重，助编军队，使冯再起，由绥包入陜西，出潼关，被称为「左派」军人；但冯一入中原，即逐去党代表，与蒋介石会晤，宣布反共。此后与阎锡山联合反蒋，失败后失去军权，最近赴美，又表示「左倾」。──译者
[20] 湖南旧式军阀之一，当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进展至湖南时，他即归依国民党军，当蒋介石公开与武满政府决裂后，斯大林即将希望寄托于唐生智，为要取得唐氏及其部下将官（这些都是湖南地主）的欢心，竭力压制土地革命，但结果唐氏仍与蒋介石合作，完结了武汉政府。唐氏后曾反蒋，失败，就此退出了军政界。──译者
[21] E. Yaroslavsky，──老布尔雪维克，二月革命后，采取半孟什维克立场，勃来斯脱立陶夫斯克时代为极左派，反托洛茨基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颇替斯大林尽力，于窜改党史方面尤多贡献，惟后仍被史大林所黜，因斯大林欲抹尽布尔雪维克的传统，以致耶氏所编党史，亦竟被宣布有「托洛茨基观点潜入了」，已死。──译者
[22] 俄国彼得格勒外面的著名海军站──该地海军对十月革命颇多帮助。
[23] 一九二五年初期成立，一方面是俄国工会代表，另一方面为英国工会总理事会，目的在统一两国的职工运动。一九二六年英国发生总罢工，英国工会官僚借第三国际与苏联的威望，实行违反罢工利益的政策，俄国反对派主张立即退出英俄委员会，藉英国工会官僚划清责任，而斯大林则坚决反对，直至最后，苏联被英方工贼利用完毕之后，于一九二七年被踢开。──译者
[24] A. A. Purcell，原系英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旋脱党任全国家俱业职工会领袖，当英国职工官僚与莫斯科勾搭时，任英国职工总理事会领袖。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与矿工罢工之被破坏，他颇有力。后曾加入独立工党。──译者
[25] George Hicks──英国建筑业职工全国总会秘书。亲共有年，特别与俄国职工会有往还，惟仍不免于出卖英国的总罢工──译者
[26] W. M. Citrine──英国职工总理事会书记长，英俄委员会首脑之一。属于英国职工运动中之右派。──译者
[27] 一九二七年四月，英俄联络委员会（Auglo-russian Unity Committee）在柏林举行的那次会议上，──这已在该委员会的英方出卖了英国罢工之后──汤姆斯基与俄国职工会的其他代表们，不仅声明委员会之「由衷的融洽」与「一致」，而且在通过的决议案上，他们承认了英国工会总理事会（General Council of the Trade Unions）为英国工人的「唯一代表」，且自誓「不干预」英国工会运动的事务。──英译本注
中译者按：汤姆斯基(Tomsky)原为联共党右派首领之一，苏联工会领袖，当一九二七年前后反对左派时，他与斯大林合作。迨斯大林与右派决裂，欲以「希特勒走狗」罪名消灭全体老布尔雪维克时，汤姆斯基在布哈林案中亦为被告之一，惟与布哈林等不同，他不曾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背诵格柏乌口授的供词，因为在事先他以一颗子弹保全了自己数十年老革命家的令誉。
[28] J. Austen Chamberlain ──保守党的杰出领袖，一九二四年的鲍尔温内阁中任外交大臣。有名的反动家，苏联的死敌。后来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namberlain），乃是他的兄弟。──译者
[29] S. Baldwin──英国保守党领袖，长期间任英国首相，一九三六年，因爱得华八世婚事退隐。──译者
[30] 共产国际从未正式发表过这个文件。本书本卷附录全文，即「上海来信」。──译者
[31] Paul Renaudel──法国社会党右派领袖之一，第一次大战期间，社会党中央机关报的主编。大战中为极端的爱国主义者。──译者
[32] Raymond Poincare──有名的法国政治家，曾多次任内阁总理，第一次大战时任法国总统。法国参议院中「共和联盟」领袖。反动的法帝国主义的杰出领袖。──译者
[33] J. H. Thomas──原系英国全国铁路工会政治书记，极反动的工人领袖，两次工党内阁，均任阁员，「国民政府」时亦留任。──译者
[34] J. R. Mac Donald──一九二四年第一届工党内及一九二八年第二届工党内阁首相，一九三一年工党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麦氏继任首相。最初为独立工党领袖，后为工党领袖，终则与二党均脱离关系，完全厕身于资产阶级政客之中。──译者
[35] Havelock Wilson ──当时为英国海员工会的反动的领袖──译者
[36] Archangel，俄国北部海港，临白海，十月革命后该地为英国海军占领，因受革命影响，士兵厌战，终且退去。──译者
[37] Odessa，面临黑海的俄国海港，革命后，法国帝国主义派遣军舰前来干涉，因受革命感染，一舰哗变，溺毙长官，自行回家。──译者
[38] Lloyd George──第一次大战时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译者
[39] 中国启蒙运动大师，五四运动主将，反对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学，提倡民主政治，科学思想与白话文学，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发起中国共产党，以该党总书记地位，在第三国际斯大林一系指示之下，领导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基于亲历经验，深悟斯大林路线之非，乃接受托洛茨基主张，从事中国托派运动，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所捕，判处十三年徒刑，在抗日后获释，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死于四川江津县。──译者
[40] 英文作Revolutionist（革命者），疑系Revisionist（修正派）之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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