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1]
「共产国际」[2]11号（1927年3月18日）上揭载了一篇论中国共产党五次大会与国民党的社论，这无论就哪一方面说都是对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要素与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一种非凡的嘲弄。这篇文章不能以其他方式形容，只能说是右派孟什维克主义对革命问题的最坏表现。
文章以下一命题为出发点：「中国革命在此刻的任务中的任务，乃是国民党的地位，在南部中国属于领袖地位的国民党这个政党之往后发展。」（见第4页）这样看来，任务的任务竟不是数百万工人在职工会与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觉醒与统一，不是将贫苦的农民与手艺工人吸引至运动的主流，不是加深共产党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亦不是加深无产阶级争取数百万被剥夺了产权的群众之斗争——不是的，「任务中的任务」（！）乃是国民党的地位，即，一个政党组织，它，依照官式的数字，拥有大约三十万党员——学生，知识分子，普遍自由派商人，以及一部分农民与工人。那篇文章宣布说：「对于一个政党，三十万党员是一个很大数目。」一个卑贱议会式的评价！如果这三十万人是从过去阶级斗争的经验中出来，拥有领导无产阶级罢工与农民运动的经验的，那末，自然，即使是更少些的党员数，也能胜利地在革命的新的与更广大的群众阶段上，担负起领导责任。但这三十万人大多数乃是个别从上层征集来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民族主义自由派或立宪民主党人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再混合着共产主义者。这些共产主义者在政治的训练时期却不得不服从着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纪律，甚至服从它的思想。
「国民党的发展」，文章继续说，「暴露出从中国革命利益看来可惊的（！）朕兆。」（见第4页）这些「可惊的」朕兆是什么性质呢？它显然是指：政权操在国民党中心之手，而「这中心在最近期内大多确定地倾向到右边」。应该指出：这篇文章中所有的一切政治定义，都是形式的，议会式的与礼仪的，空洞得没有任何阶级内容。这所谓倾向到——右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国民党的「中心」是什么？它包括着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等官吏，等等。与一切小资产阶级一样，这个中心是不能执行独立政策的，特别是当数百万工农已走上舞台的时代。这个小资产阶级中心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即当无产阶级执行独立政策时，才能产生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但是在中国，既然缺乏一个独立的阶级政党，这种政策是谈都谈不到的。共产党人并非简单地「加入」国民党，他们是服从其纪律，甚至负有义务，不可以批评孙中山主义的。在这些情形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心只能尾随在民族主义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后面，这个资产阶级以不可察知的等差，和买办的，即公开勾结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相联系着；而且，与群众运动的尖锐化成比例，这个小资产阶级将愈加公开地转向到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方面去。这样看来，国民党是一个政党机关，它适于将群众运动经过一个知识分子上层的中心，政治上臣服于公开的右派，即臣服于公然的资产阶级领导——这领导在此种条件下，是定能将国民政府屈服于已，且将继续使它屈服于已的。文章引证着这个事实，即在国民党的临时会议，大会与执行委员会中，左派都占着优势，但此令人安心的情形，并「不反映于国民政府的人事及其政治上」。多么的可惊呀！但是终究是这样：左派小资产阶级的存在只为的在文章中，会议上与宴会间发挥一下激烈主义，同时却将政权交给中大资产阶级。
如此说来，国民党中的「可惊」朕兆在于这里：国民党不是民族解放革命这一纯粹思想的体现，有如那文章作者从它拇指上流露出来的，而宁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机构的反映。作者发现出中国人民的历史是在阶级斗争的形式中展开这个事实，由此证明着它不是全人类历史的例外，就此觉得「可惊」了。那文章往后又告诉我们，「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郑重其事地关心（巧妙的措辞！）于工人运动的生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只是说，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已给资产阶级在工人群众的觉醒之前的恐惧心所骇住了。革命愈扩大及加深其基地，激化其方法，尖锐其口号，则按着比例，那各派各层的有产者，及与之联系的知识分子市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上层和革命分裂。国民政府中的一部分，以血的联系附和于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害怕与资产阶级决裂，便「关心」于工人运动的生长，设法要抑制这个运动。文章用了那个精致的「关心」这个词，与他在前面用「可惊的朕兆」这个词一样，指出阶级关系的尖锐化，以及民族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企图，它要利用国民党做工具，经过党向国民政府下命令，叫无产阶级停止活动。何时与何地我们会像「共产国际」社论那样估计了阶级关系呢？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们的来源是什么？
那文章提议用什么方法去克服这些「可惊的朕兆」呀？在这些问题上，那文章驳斥中国共产党中央6月（1926年）全会的立场，后者曾主张中国共产党以独立组织的资格，和国民党缔结联盟。文章排斥这思想。它又排斥在国民党中组织左派作为共产党同盟者的提议。不可以的，它教训道，任务在于「确保全体国民党能坚决地左倾」。问题是解决得很方便的。在革命发展的新阶段，当工人正从事于反对资本家的罢工，当农民正不顾国民政府的反对，设法驱逐地主，这时候所需要的乃是保证国民党能有一个「坚决的左倾」，而这个党，却是代表着这样一种混合体，其中包含了一部分受罢工之害的资产阶级，一部分受土地运动之害的地主知识分子，害怕「驱迫」资产阶级到反动方面去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最后，那个被缚住了手足的共产党。正是这个国民党一定要获得「一种坚决的左倾」。这个「坚决的左倾」必须表明一个什么阶级的路线，没有一个人知道。还有，如何达到这目的呢？很简单，必须「以革命的工农分子充实它（国民党）。」（见第6页）以工农充实国民党吗？但是整个困难在于不熟悉国民革命这纯粹思想的工农，正在试行于他们将自己去充实国民党之前，要利用革命来「充实」一下他们自己。为此目的，他们从事于罢工及土地暴动。但是阶级机构的这些不愉快表示，妨害着国民党使之不能有一个「坚决的左倾」。吁请一个罢工的工人加入国民党，是要遭到他的反对的：这个党经过它所指定的政府镇压罢工，为什么我要加入它？那文章的渊博的作者多半会回答他道：加入一个与资产阶级共同的党，你将能够推它向左，将消除「可惊的朕兆」，将驱散其「关心」的暗云。对于这，上海工人将会回答道：工人们能对他们的政府施行压力，甚至能使它改组，但所用的方法不是在一个共同政党内个别地压迫资产阶级，而是以独立的阶级政党来达到这个目的。不过话又得这样说，这位上海的罢工工人，业已在行动上证明了他政治觉醒的成熟的，大概会不愿继续讨论，而只是耸耸肩膀，认定谈话对方为无望而走开的吧。
那文章后来摘引一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话，这位领袖在1926年12月的党临时大会上说，国民党是死了，解体了，共产党人没有理由依附在这个臭尸身上。关于这，那文章说：「这位同志心里显然（！！）想着这个事实，即近来国民政府，尤其是各省政府机关，曾有好多次出来反对工人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见第7页）这篇文章的著者的善窥人心真是可惊的。当一位中国共产党人说，就革命方面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的上层是死了，他「显然」在心里想着这一个事实，即国民政府曾在小规模内枪杀罢工工人。「显然地」！当然，「可惊朕兆」是有了的，「但这危险可以克服，只叫我们不要将国民党视作臭尸。」（见第7页）彷佛全盘事情依着人如何看待他们。国民党不是死尸，它只是生了病。生了什么病呢？病症在于缺少革命工农的血。共产党必须「帮忙注入血液」等等。总而言之，需要的乃是实行一次新近颇为流行的输血手术，不过不是个人的，而是阶级的输血。不过事情的本质终究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用它自己的方法，用枪杀，或帮助枪杀，或容许杀罢工者与革命农民的方法来输血了。总之，正当服用这张出色的药方之时，我们却遇到了那个同样困难，那就是，遇到阶级斗争。整篇文章的精神是想叫中国革命绕过阶级斗争，走上一条节省的，合理的与简便的道路。一句话，是要应用孟什维克派的方法，而且是最反叛时期的孟什维克派方法。这篇文章揭载于共产国际的理论机关报上，共产国际则是与第二国际不可调和地决裂了以后建立起来的！
文章责备中国共产党人不参加国民政府及其地方机关，他们假使参加进去，可以自内推动政府向左。使它不采取反对群众的错误行动，等等。过去的全部经验，首先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被抹煞了。革命的领导权完全交给了国民党，对工人实施暴行的责任却必须叫共产党人负担。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被缚住了手足，无力对数百万群众提出一条内政外交方面的独立路线。但是工人们对于共产党人，特别他们如果加入了国民政府，却颇有理由责备他们与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共谋进行一切反无产阶级的与反人民的行为。我们革命的全部经验被抹煞了。
如果，不管广大的劳工运动，不管工会与乡村中革命的土地运动的有力生长，而共产党人仍不得不和以往一样，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从属部分，且以无力的附庸资格加入那个资产阶级政党所组成的国民政府，那末必须坦白地说，组织共产党的时期尚未来到。因为，在革命时代毁损共产党信誉，就是说，正当一政党与工人阶级间的联系用鲜血来固封，正当那影响可及数十年的伟大传统正在创建之时，毁损共产党的信誉，倒不如根本不成立共产党还要好得多。
以衰落期的右派孟什维克主义的精神发挥着一个闪烁的政纲，那篇文章复以谦卑的现代精神将它再加润色，竟以这事实来安慰中国，即是说它具有「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客观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发展之非社会主义前途是无条件地与直接地有赖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总进程的。只有最前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之有组织的帮助之下——能够率领四万万原子化的，赤贫的，落后农业经济的群众，经过一连串中间阶级，以世界规模的商品交换及外来直接的技术援助与组织援助为基础，走到社会主义。相信没有最前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在此种胜利之前，中国能以其自身力量「跳越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那是将马克思主义的ABC践踏在脚下。我们的著者并不关心于这一点。他简单地答允中国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道路——显然是为要补报中国所已蒙受的损害，以及无产阶级运动的依赖性质，特别是那中国共产党的堕落的与被剥夺权利的地位。
中国发展之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其实要如何才能够与必须提出呢？
首先，必须让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弄弄明白：中国并无任何经济上的前提条件足以独立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目前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开展着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它的后果，即使在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也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力。但必须同样有力地在中国无产阶级之前阐明问题的相反方面：这个迟晏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中国展开是在资本主义之帝国主义的衰落的条件中。俄国经验表示了与，例如，英国的经验相反，政治根本不是与经济对等发展的。中国的往后发展，一定要在国际的前途中加以共产党员。不管中国经济如何落后，一部分也正因为这个落后性，中国革命完全能使那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走上政权。这一政制，将是中国与世界革命相结合的政治上的一环。在过渡期间，中国革命将具有真正民主的与工农的性质。在其经济生活中，商品资本主义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占着优势。政治制度的方向将首先去为群众获取最大一份的生产力发展的果实，同时，要为群众争得国家资源在其政治与文化的应用上的最大一份。这一前途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民主革命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完全与唯一地有赖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以及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苏联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在目前那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之下得到胜利，则它会很快走向右边，会对社会主义各国表示善意，会不久获得它们的承认，在新的基础上给它们以让步，获得借款，一句话，它将加入社会主义的国际系统，作为一个地位较好的，殖民地气较少的，但仍旧是深刻地依存着的东西。此外，这个中华民国对于苏联的关系，最好不过是像目前的土耳其共和国[3]对苏联一样。
只叫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革命中起着领导作用，则另一不同的发展道路能开展出来的。但是为了这，一个首先的与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便是共产党的完全独立，以及共产党揭开了旗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与革命的领导权进行公开斗争。这一点如果做不到，一切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空谈，只能以（俄国）革命前期左派革命党[4]人的辞藻掩盖右派孟什维克的政策——这是一切可想象的混合物中最令人恶心的一种。帮忙将「工农血液注入国民党」（多么无耻的一种话语）这个政纲，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也不能有什么意义。那里也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工农血液。中国工人正在流的血，不是为阶级觉悟的任务流的。加入国民党的工人将是国民党的党徒，这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的原料将在那小资产阶级的孙中山主义的模型里重铸过。要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工人们必须在共产党中受教育。可是为了这，共产党必须完全解脱任何外面的限制，能自由地领导工人斗争，且以列宁去对抗孙中山主义。
不过也许是文章的作者以古老的及真正的马丁诺夫方式，观察下述远景：第一，民族资产阶级藉助于国民党（它得中国孟什维克派之助，注入了工农血液）完成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接着这个所谓民族革命的孟什维克阶段，将轮到布尔什维克阶段：共产党退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决裂，从资产阶级方面争取农民，领导国家走到「工农民主专政」。作者多半是为一种观念所诱导，而此观念则是他不能理解1905年时代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5]二派的形成所致。但这种远景我们必须宣布为迂腐的废话。
民族的民主革命不能分两次：第一次以资产阶级精神，然后以无产阶级精神，来完成的。确实的，假使我们阻止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它不能及时与资产阶级决裂，不能利用革命局势藉以向那处于最高斗争的一去不复的事变中的群众，证实其力量与对于劳动者事业之不可动摇的忠贞；假使我们为达此目的而进一步地使共产党奴役于国民党，那末早晚会有这样的时候来到，那时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多半不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过迟地与资产阶级实行决裂，而且将完全放弃政治的。欧洲劳工运动的历史，将会供给中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以相当的思想，有如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在这些情形之下，那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民主国家将很方便地采取法西斯主义或半法西斯主义的方法。
我们在波兰已看到过这情形。毕苏次基[6]做那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波兰社会党的领袖之一，难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吗？他坐在彼得保罗狱垒[7]里，难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吗？他的整个过去使他在小资产阶级各界与军队中享有势力与威望；他利用这个威望进行了一次法西斯政变，完全反对无产阶级。有谁想否认国民党干部中能发现其自己的毕苏次基们呢？他们会被发现的。候补者早已指定了。如果波兰毕苏次基需要三十年完成其演变，则中国的毕苏次基只需要一个更加短促的期间去完成他从民族革命到民族法西斯的转变[8]。我们是生活于帝国主义时代，这时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大变动紧接着大变动，而每一国家都从另一国家学习经验。进行不独立的共产党政策，供给国民党以工人，乃是准备了条件，让人们最成功地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专政，而且在不很远的将来，无产阶级不管如何，总是被逼要从国民党中退出来的。
孟什维克主义，即使在其革命的「开花」时代，便已设法使自己不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主义则相反，它以无产阶级政党资格长成起来，担任全民族的，乃至全世界的任务，）而想做民族发展的监视人，以此资格，无产阶级政党事先被派定了一个附属地位（干些合作，推动，输血等等工作。）但怀着此种伪马克思主义的监视历史的大志，常常在行动上证明为书生的愚蠢，孟什维克派早在1905年便已完全暴露出这一点了；考茨基[9]干这同样的事情稍微晚了一点，但并不比较不含糊些。
一个民族革命，当作反对民族依存的一种斗争解，却是经由诸阶级间是机械学而完成的。中国军阀代表一个阶级组织。买办资产阶级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中最「成熟的」一国部队，它不要中国的二月革命，怕因此引起十月革命，甚或半十月革命。现在参加在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乃是国民党内部的制动机，他们又是买办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辅助队，他们在明天就会抓住这南京的轰炸案[10]，藉以对革命的下级部队施行压力，首先要控制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每天以指挥优良的阶级抵抗去对付，则资产阶级的此一企图是会成功的。但共产党继续服从国民党，服从那个以买办资产阶级及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辅助队为首领的国民党，则无产阶级想从事抵抗便不可能。在1927年还须解释这种道理真是难以为情的，必须将这些思想反对共产国际机关报上的社论，那就加倍难为情了！
中国革命在地理上扩大着，同时也在社会上加深着。上海与汉口——这两个包括着七十五万工人最重要的产业中心——落在国民政府手中了。南京曾受帝国主义者的炮轰。斗争立即转入更高阶段了。革命占了汉口与上海，因而陷入了中国最发展的阶级矛盾之中。它再不能以华南手工业小买卖的农民为其政策的方向了。它必须决定或者向着无产阶级，或者向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向着那反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数百万下级行伍。一方面我们具备了这。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以其南京的屠杀表明着他们不是开玩笑了。他们想以此恐吓中国工人，或想以此使土地运动停止吗？不见得。无论如何，这不是他们的立即目的。他们首先是想逼使民族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上层了解：如果他们不顾世界帝国主义对他们试炮，那末他们和下层群众决裂的时候业经到了。炮击南京意在宣传买办主义的思想，即宣传与世界社会主义联系是有益的；那个有力的，统一的与武装的世界资本主义，不但能提供利润，而且能供给武力援助给中国资产阶级去反对它自己的工农。
这是轻浮的判断，以为炮击南京将使全中国人团结为一，等等。这种说法投合于中等阶级民主派的胃口。革命已高升至一新的水平；民族主义者营垒中更深刻的分化，它之行将分裂成革命派与改良主义买办派，乃是整个局势中绝对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出来的。英国人的大炮，在最初一个「普遍的」愤怒潮浪之后，只将加速这个过程。自此以后，驱策工农进资产阶级的政治营垒，以便使共产党留在国民党队伍中当作人质，客观上即等于实行叛变政策。
共产党的代表们应该参加国民政府吗？对于一个与革命的新阶段相符合的政府，一个革命的工农政府，他们是没有问题地，一定要加入的。对于目前的国民政府，则无论如何不可以。不过在提出共产党派遣代表参加革命政权这问题之前，须得考虑共产党的本身问题。革命占领了上海之后，以前的政治关系已成为绝对地不能容忍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6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是无条件正确的，它要求党退出国民党经过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缔结同盟。
否认国民党中有组织左派必要，而像「共产国际」社论中所提议那样，要使整个国民党采取左的路向，那是等于空谈。对于一个政治团体，假使不在其中团结左倾的人，且使他们反抗左派的敌人，怎能使它左倾呢？国民党自然会反对这。很可能的，他们将开始征引我们第十次党大会反对派别的决议[11]。我们早已在一党专政问题上见到了此种蒙面之戏。国民党的极右派坚持一党专政必要，他们举着苏联共产党的例。同样，他们会坚持实行革命专政的那一个党中不能容易有派别存在。但这只表示那借国民党取得了政权的民族主义营垒中的右翼，想用这个方式禁止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且使小资产阶级的激烈分子，完全不能在党中对其领导发生真正影响。我们上面分析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去迎合国民党中资产阶级一翼的意思。
我们必须清楚懂得，中国资产阶级现在还在企图以俄国革命的权威掩护自己，它特别要抄袭中国无产阶级未来的专政形式，借以加强他自己的反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在今天最重要的，是决定中国革命正在经历的阶段时，不许有任何混淆。现在问题不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后一种革命的范围内，这是关于两种方法间的斗争问题：资产阶级妥协派方法相对着工农方法。今天我们只能猜想，在什么条件与什么情况之下民族民主革命能够生长成社会主义革命，生长中是否会有中断，究竟这中断将是长的还是短的。事变的往后发展将给我们以必需的阐明。但若以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思想来蒙蔽目前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问题，那是使共产党混乱，且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让我们希望吧，我们不将见到国际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召中国共产党人去解释企图在国民党中建立左派的理由。
从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以此利益作为我们的准则——的立场说，资产阶级革命是任务是要替工人取得他们在反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最大自由。从这个立场说，国民党领袖们关于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单独集中的党的哲学，是替明天的中国法西斯主义奠下了思想基础。说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表示合作的破裂，是荒谬的。这不是停止合作，而是终止奴属。政治上的合作以双方平等及二者的协定为前提。中国党情形可不是如此。无产阶级不是与小资产阶级订立协定，却是在蒙蔽形式下服从其领导，用一个组织的封签贴在这个从属关系上。目前形式的国民党，乃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不平等条约」的化身。如果整个中国革命要求取消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取消对它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不平等条约。
必须号召中国工人们建立苏维埃。当香港总罢工时候，香港无产阶级建立了一个在结构与职能上颇近于工人苏维埃原始形态的组织。以此经验为基础，必须更向前进。上海无产阶级已拥有斗争的无价的，他们是完全能够创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这个苏维埃将成为全中国的榜样，且由此成为一切真正革命组织的吸引中心。
1927年4月3日
[1] 本文写于1927年4月3日，那时上海工人举行过第三次英勇的暴动，九天之后，蒋介石就要实行他著名的「4•12」大屠杀了。这时候，中国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了一个危急点，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正在作第一次的大决斗，这时候，以斯大林为首的第三国际，却仍旧坚决主张拥护整个国民党，拥护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反对在国民党中组织左派，反对共产党独立行动，他认为共党的任务是要将工农的血输入国民党……这时候，托洛茨基写了这篇文章提出警告。送交各报，均被拒绝登载，但他文中所有警告，不幸在九天之间，就统统被证实了。——译者
[2] 「共产国际」为第三国际的理论机关报，月刊，1927年前后的该报主笔为马丁诺夫。——译者
[3] 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参加于德奥方面，战败后，凯末尔领导的「青年土耳其党」发动革命，得苏联帮助，使他能内逐苏丹，外败希望腊，但土耳其资产阶级一经胜利，就立刻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与英帝国主义妥协了。——译者
[4] 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承继着民粹派的老理论，认为俄国可以凭借封建的乡村公社制度，直接走到社会主义，这自然是一种反动的幻想。——译者
[5] 当联合反对派时代，托氏对列宁在1905年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从不作正面批评，而只指出斯大林们对此口号作不正确的理解。——译者
[6] J. PILSUDSKY——在沙皇时代做过社会主义者，第一次大战中最初参加德国方面反对俄国，谋波兰独立，旋被德人所拘，欧战后，波兰复国，毕氏任总理，掌军权，在英法支持下，进攻苏联，1926年，举行政变，建立独裁，自任总统，实行法西斯式统治，1935年逝世。——译者
[7] 在彼得堡，沙件时代用以幽禁重要政治犯的。——译者
[8] 此地托氏明显地指着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较托氏此文后二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棱柱厅里对三千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发表演说，回答托氏，称蒋介石为「忠于纪律的」，七日后，蒋氏便以「4•12」屠杀来表明了他对革命纪律的态度。——译者
[9] Karl Kautsky—德国社会民主党乃至整个第二国际的理论头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大战中，他采取了和平主义的中派立场，竭力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反对苏维埃政府。——译者
[10] 1927年3月24日国民军攻占南京，停泊下关江面的美国与英国炮舰，即以领事馆员及教士被杀为借口，开炮向城中轰击，结果平民被杀者十二名，伤十九人。——译者
[11] 1921年举行苏联共产党第十次大会，当时内战初停，又承苏波战役之后，经济有陷于崩溃之虞，苏维埃国家将自军事共产主义制度转变到新经济政策，此时情势异常困难，故大会通过决议，禁止党内小派斗争，然此乃一时的紧急措置，绝非不变原则，而斯大林一系则利用其当权地位，永远宣布党内不许有派，借以巩固其官僚统制，实则此与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精神不符。国民党复利用斯大林作风，叫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以此反对党内的共产主义者与左派分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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