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论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信简[1]
（一）托洛茨基覆拉狄克[2]
亲爱的朋友：
在我看来，你关于中共问题的意见，颇欠圆通。因此不圆通的关系，在辗转传播之时，必然要引起错误的结论，换一句话说，即事实上等于维持现状，但加以左的批评。
你说，国民党背叛民众的资产阶级政策，「在群众中尚未引起反国民党的运动，群众尚未了解无产阶级和贫农单独政策之必要。」这些话无疑地要被那些主张维持现状的人所利用。正因为此，斯大林才有「阶段论」的理论，说是「不能跳越阶段」。若群众尚未明了其必要，则……——如此类推。然而我们的理论，恰恰是相反的。为使群众容易明了国民党背叛民众之政策，我们需要一个绝对独立的，虽然很小的党，以批评攻击宣传等等，以此准备新的「阶段」。
中国现时情形，宛如特别造成的，使群众不能明了独立的党之必要。你看，我们用一切共产国际[3]和俄国革命的威权，告诉中国工人的先锋队说，他们已有了独立的政党，即共产党，但因中国的特别国情，这个共产党即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亦应加入国民党，这是列宁主义等等。国民党则向共产党说：「既然列宁主义要你们加入国民党，我们国民党则要你们放弃列宁主义服从孙中山主义。」
抽象地说，从孙中山可以和平地过渡到列宁[4]，只须将三民主义一贯的引伸，此种教育方法，在某种情形下，可向中国革命青年的知识分子施用。然而在更大的历史事变中，此种说法是无用的。阶级间的斗争会摧毁这在孙中山与列宁间勉强造成的桥梁。中国无产阶级须经过直接公开的克服孙中山主义的过程，须与三民主义公开的斗争。若马克思[5]对拉萨尔[6]尚且主张公开斗争，我们对孙中山难道不应决定同样的态度吗？对于此种根本问题的延宕，暧昧与蒙蔽，不仅危险，而且会断送中国无产阶级。
我们当在何时退出国民党呢？我对于最近数年来中国革命史，不甚熟悉，并且材料不在身傍，我不能断定是否此问题当在1923，1924，或1925年即应严重地提出。那时的准备工作，依你的信表示，似乎应以一二年为过渡期的，或者可以容纳。但我们现在已极度地迟缓了。我们将中共变成一种孟什维克的党[7]，而且不是一种较好的孟什维克主义，即1905年的孟什维克主义，它那时还暂时与布尔什维克同一组织；而是1917年的孟什维克主义，它与右派社会革命党[8]联合一起，拥护立宪民主党[9]。把这种情势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或者容忍它，我们即阻碍了中国工人的阶级觉悟，而以后又借口于工人没有充足的阶级觉悟以图继续延宕和维持现状，这是我们堕落于循环圈中而不能自拔。
假使现时阶级斗争正发展时候，中国共产党员亦表示不愿退出国民党，那并不是证明我们不应退出，而只可证明，我们中国的党是马丁诺夫[10]的党。我怕事实真象真是如此。则我们的任务是要从马丁诺夫的党中吸收真正革命分子，不仅在国民党外，而且在现在的中共以外，开始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我这是一种假设，因我不知道中共内部力量的关系。或者因任何方面都未将问题清楚明了地提出，党内各种力量的关系尚难表露出来。但我们若想努力救中共于最后的堕落成孟什维克，则我们不应将退出国民党问题延搁一日。
你提议的口号，只限于要共产党脱离秘密状态么？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脱离秘密即等于蔑视国民党的法律，与它决裂。不通知一下吗？不预先警告吗？不努力与国民党协商新的关系吗？不与左派有所协定吗？如此，则此种决裂为更坏形式的决裂，人将谓我们弃信背盟[11]。况且我们并不是从今天才在中国做起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在中国曾经从各方面讨论过，引起冲突过，又从新议决过，规定于一定的章程之内。不，我们不能不计及昨日的往事，应当提出党章问题。应当由共产党员公开坦白地提议，以两党的独立及协定为基础，重新考虑组织问题。假使不清楚明了地提出，则共产党员自身即不能了解脱离秘密态度的策略意义。我们当使他们了解这种策略将引起何种效果，当有明天的远景在胸。当然退出国民党是一种病的行程。延宕的病症须施以激烈的手术。忧虑我们「推开小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盘旋是无止境的。我们退出国民党时，很可能发生这些动摇。而我们须靠一种固定的政策去征取小资产阶级，不是用假面具和玩外交等等。为实施某种政策，以夺取小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先有实施此政策之武器，即一个独立的党。
所以我的结论如此：
一、承认共产党如果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则对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将产生致命的后果，而且首先将使中国共产党自身完全腐化。
二、承认中国需要完全独立和真布尔什维克的党以领导无产阶级，以继续不断的在工会中争取群众，以领导无产阶级夺取农民群众的斗争。
三、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行动的方式及方法问题，须完全根据党的独立需要而决定。
四、中国共中之一切真革命分子须依赖以上所述之行动大纲，向本党中央要求在国民党和工人群众之前提出完全重新考虑两党间的组织关系。同时共产党员应在各地自动的脱离秘密状态，换言之，以独立的党的资格进行工作。
五、党的大会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不附属于别党和阶级政策完全独立的口号之下准备，同时党内布尔什维克分子与孟什维克开始无情的斗争。
1927年3月4日
[1] Louis Blanc——19世纪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主张调和的改良政策。——校者
[2] Karl Radek波兰革命家，著名政论家，在波兰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中，他属于左派，与卢森堡及默林等合作，第一次大战中，与列宁采取同一立场。十月革命后参加苏联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发起人之一，国际执委会委员，曾参加德国革命。1923年后即参加左派反对派，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对中国问题有研究。1927年与托洛茨基等同时被开除出党，1929年对斯大林屈服，任《消息报》主编。、1937年1月，与比亚塔可夫同为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之被告，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长期徒刑。——校者
[3] 共产国际，又名第三国际，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第二国际多数拥护了各自资产阶级的战争，背叛了革命，列宁乃会合各国左派社会主义者组织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但因苏联国家右倾与世界历次革命失败结果，共产国际也逐渐堕落了，长时期操在斯大林一系手里，简单作苏联官僚外交的辅助工具，最后，1943年5月，被斯大林宣布解散了。——校者
[4] V. I. Lenin（1870-1924）——俄国布尔什维克派的创立者与领袖；第二国际中左派，亦即正统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布尔什维克革命领导者，共产国际创立人。近代共产主义运动中公认的理论的与革命的头脑。——校者
[5] Karl Marx——近代科学社会主义与革命学说的创立者，第一国际的主要人物。——校者
[6] F. Lassalle——德国19世纪中叶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的朋友，学生，敌对者与剽窃者，他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的某些学说，但仍保持其特有的机会主义与某些错误理论。——校者
[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伦敦大会上发生分裂，形成多数少数二派，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少数派即孟什维克，前者领袖为列宁，后者则以普列哈诺夫，马尔托夫等为领袖，最初二派出入尚不显着，分歧点为关于党员资格等等，其后二派发展成为两种不同政治路线，布尔什维克派主张工人联合农民完成俄国革命，孟什维克主张推动资产阶级去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而使工人阶级立于赞助地位。等到最后，大战发生及1917年革命之间，孟什维克派更反动了，大多数赤裸裸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勾结，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校者
[8] 社会革命党本由俄国的旧革命组织——民粹派演变而成，主要代表农民利益，在十月革命前，左派代表贫苦农民大众、与布尔什维克派联合夺取政权，右派代表乡村资产阶级，与地主及大资产阶级联合，坚决反对十月革命。——校者
[9] 立宪民主党为俄国地主与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沙皇倒后，为布尔什维克与革命之最大敌人。——校者
[10] V. Martinov——著名的俄国老孟什维克，列宁早期的主要论敌，1905年后，为极右的孟什维克，反对十月革命，列宁病重后，加入联共，成为斯大林派理论家，中国革命中有名的「四阶级联盟」理论，便是马丁诺夫发明的。——校者
[11]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曾接受好些条件，其中主要的有：不批评三民主义；不出版日报等等。——校者
附：拉狄克信
一、我们的见解，认中共之不可加入国民党，仍旧不变。留在国民党内适足以妨害无产阶级政党之独立。共产党不仅在军阀区域内是秘密的，而且在广州政府下亦没有公开。现在这时候，有几百万人参加职工运动，有几千万人卷入了革命斗争的漩涡，而共产党却没有自己的报纸。共产党只在非常时机始用本党名义号召，一切运动只在国民党旗帜之下进行。国民党的上层将来如向右倾，此种形势将使脱离国民党之群众在组织上没有归宿。因此，我们一切策略上的路线，当努力由国民党内的合作过渡对独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盟。
二、此种过渡在较为沉静时期，固可由共产党讨论决议简单实行，但在现时状况之下，则此种简单的退出已为不可能。参加运动者有几百万群众，在国民党旗帜之下进行罢工，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作反抗的斗争，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为民族之自由而战。一切国民党的行动，更确切些说，其右翼军人的行动，都是反对群众利益和拥护地主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中央的政策又是路易勃郎[1]式的。然而此等事实在群众中尚未引起反国民党的运动，民众尚未了解无产阶级与贫农的单独的阶级政党的需要。广大的工人群众，尤其是农民，现在看共产党有如附属的与辅助的团体。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公开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口号，而应准备此退出，应先使共产党脱离秘密工作状态，换言之，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应该用共产党名义公开出席，尽可能在各地出版共产党报纸，公开批评国民党政府反工农利益和反国民革命利益之行动。
三、这些批评应当集中于一些实际口号方面，例如：一，不纳税；二，反对强迫劳资仲裁；言论集会结社罢工之绝对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三，课大资产阶级重税兴办银行，扶助手工业者集团。
我们的批评与政治口号的作用，在使工农及城市贫民明了广州政府的阶级性，广州政府甚至不能由资产阶级的政策改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政策。
四、中国现在由三阶级“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转变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此种转变是在遍及全中国的一大阶级斗争之下进行的。此种转变需要我们努力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党，以领导运动，并极严密地注意由加入国民党变为和它联盟的转变的形式，务使我们短期内在此方面所犯错误，不致推开小资产阶级去和大资产阶级联合，否则中国革命会因失败而推迟若干年。
[1] Louis Blanc——19世纪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主张调和的改良政策。——校者
（二）短简
我承认，最严重的，现在使我最感不安的，莫过于中国的形势。刚接到的电报说，国民革命军已占领了上海。国民政府领土愈扩大，国民党愈变为政府党，则国民党的资产阶级色彩将愈会明显。在此关系上，上海为国民政府所占领，简直有决定的意义。
同时，我们读到加利宁[1]和鲁助达克[2]的演说，他们所发挥和重复的意见都说国民政府是「中国各阶级人民的政府」。原来中国可以有超阶级政府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列宁的遗教，和列宁论民主主义的纲要（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都被忘记得干干净净。我们在真理报[3]上看着这些演说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得读了又读……。然而加加利宁和鲁助达克所代表的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更明确些说，所代表的是现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政策。在现在的政策下，中国国民革命愈胜利，我们的地位愈危险。一定有聪明人会根据这些话做结论，说我反对中国的好收成[4]，换言之，即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
姑不从世界革命的观点，即从纯国家的观点来观察，现在的政策也是不对的。我们可无疑地断定，国民政府占领了广大领土后，有巨大的困难任务当前，极感输入外资之需要，而又每日不断与工人冲突，在此等形式下，它会急转地右倾，倾向美国，甚至相当的倾向英国。在此时机，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领导者——，今日的共产党是国民党附属品，其所受的教育，为国民政府是各阶级人民的政府；我们不能承认它是工人阶级的独立领导。
执行此政策的领袖们估计发展的前途原是如此：首先完成北伐军的胜利，换言之，首先统一中国，继则开始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家。此种概念是透明的孟什维克主义：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次则……——等等。依此概念，我们不是历史中积极的阶级力量，却成为对于整个历史行程的某种非阶级的监视者。自然，我们将在第一次转变时，遭到可耻的失败，占领上海多半会成为这转变的时机。[5]
当然，共产党员不能不赞助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和不能不加入国民政府[6]。然而共产党组织上之完全独立与否这问题，不应该有一日的延搁。我们已可悲地贻误时机了。共产党员可与国民党组织一个政府，但须两党完全分立，成立政治联盟。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7]曾经如此，列宁亦要求匈牙利的共产党如此[8]，责备他们不应合并两党。我们可说匈牙利革命之失败，这是原因之一。
征引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图原谅孟什维克的政策，是绝对不中用的。第一，我们记得，整个第二国际都要布尔什维克不唯应与孟什维克而且当与社会革命党统一组织，都以沙皇的压迫为词，好像反对沙皇的斗争，并不是阶级斗争。在乔治亚，芬兰，拉特维亚，惨酷的沙皇帝国主义之压迫，比英国日本之压迫中国还更明显，然而由此并不能说乔治亚人，芬兰人和拉特维亚人不应组织独立的党。
我以为我们当用某种方式，再将此问题提出于政治局之前。当然有一种危险，中央不去认真考虑问题，只去做派别的诬蔑。但此乃中国无产阶级之头颅所关，我们能默尔而息吗？
1927年3月22日
[1] M. Kalinin——老布尔什维克，1919年起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迄于死。联共政治局委员，斯大林的拥护者。——校者
[2] J. Rudzutak——老革命家，沙皇时曾被判处十年苦役。革命后，工会领袖，兼布尔什维克党书记之一。1923年，参加斯大林——齐诺维也夫——布哈林的秘密小组，反对托洛茨基。此后历任政府要职，主要在交通方面。——校者
[3]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校者
[4] 俄国那几年农产品的收成很好，托洛茨基即警告党的中央说，错误的政策，会使这些收成为富农所利用以反对无产阶级的国家，于是斯大林和赖可夫等攻击托洛茨基，说他不愿俄国有好收成。此地系借喻中国形势。——英译者
[5] 这预言在二十天之后就被证实了。4月12日，蒋介石缴了上海工人的武装，杀死了他们的领袖，解散了他们的组织，可是在此以前，除了托洛茨基之外，没有一个共产主义的领袖能预言蒋介石的政变的。——校者
[6] 原则上，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不能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许多地方论到这问题，此地所说，或者也反映出联合反对派时代托氏对齐诺维也夫的让步。——校者
[7] 十月暴动是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举行的，胜利后，共同组织政权，惟当然两党在组织上完全独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于1918年7月间暴动反对苏维埃政府，就此终止了这个联盟。——校者
[8] 1919年匈牙利发生革命，3月间成立苏维埃政府，不久被推翻了。革命失败的原因甚多。惟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则为其中之一。——校者
（三）致亚尔斯基的信
亲爱的亚尔斯基同志[1]：
谢谢你寄给我的书，我于今天一天将它看完，有兴趣而且得益。我以为你之反对称国民政府为工农政府是很对的。当然这个定义是一严重的错误，尤其在占领上海后之现在，将特别现露出来。上海占领一事中实伏有许多巨大的阶级矛盾。
然而正因如此，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在141页上极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你说，在中国已成立了互相仇视的两大营垒：一方面为帝国主义，军阀，和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而在另一方面，工人，小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之中等资产阶级……。实则中国现有三个营垒：反动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则在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和在农民中作夺取群众的斗争。诚然，1926年的分化不及此时显明，但即在那时也已成为一种事实。你的小册子在1927年出版，绝对应当说及此点。若非你对于米夫[2]的小册子有所批评，则你在许多地方的估量[尤其141页]将成为许多错误和危险——由我看来——的结论之基础。现在用国民党的面具造成两大营垒的幻觉，帮助了资产阶级戴上了国民革命之假面具，因此帮助它容易叛变。另一方面，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使无产阶级之独立政策为不可能。若藉无产阶级之革命的英勇精神和北伐之军事胜利以证明我们无产阶级政策是很正确的，这是胡言乱语和背叛马克思主义。此点我想你也是同意的。工人阶级和革命兵士占领了上海，这自然最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答，他们是为谁占领了上海？若认中国只有两大营垒的存在，则上海之占领为由一营垒转入他一营垒，若我们记得中国有三个营垒，则以上的问题便显出其本来的意义。
中国的工农政府问题绝不可与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混为一谈。后一问题是有条件的，当视世界革命发展之前途为断。若说现在的中国，依现有的技术与经济的基础，可以用自己力量跳跃社会主义阶段，只有最无识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才能作如此想。此种概念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之最刻薄的讽刺，此种理论因此一贯的推论变为一种胡说。共产国际若因此而将此胡说理论永远肃清，则此种概念也算替国际尽了一点功劳……。若是中国革命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3]，在现在纯然是或然性，全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发展如何以为断；为实现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问题便不然，它在现在中国革命进展过程上，以及在革命中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教育上，有最实际的意义。
我们知道革命发展之复杂和矛盾，特别在中国这庞大的和大多数地方很落后的国家，革命或须经过多次的高潮与低落。我们在革命过程中当首先获得无产阶级之独立，能从三个营垒的观点上估量革命，且能在第三个营垒中争取领导权，因以获得全革命之领导权。
我承认我全然不能了解，在中国何以还不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只有依苏维埃路线而凝结的阶级力量，可以进而适应革命的新阶段，而不去适应昨日遗传下来的组织和政治关系，例如国民党。国民党在共产党退出后当如何改组，此在我们为次要问题。第一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之独立，它与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亲密合作之方式是苏维埃，苏维埃或为夺取政权之斗争机关，或为政权组织之机关[4]
中国国民革命军之大部未经训练，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在军官中占大优势，革命之明日因此有很大危险。我以为舍兵士代表与工人代表亲密结合外，别无他途可抵抗此种危险。
当然，产生代表之方法，应求其严格适合于某省之某城某村之特别状况，勿使反动分子占有优势，勿使革命军队离析瓦解等等。但我重复地说，舍苏维埃制外，找寻不出其它方法，可检阅组织革命运动，和产生革命政权。为什么不见说及它呢？请你解释我听，这是我始终不能了解的。
不清楚明了地提出为工农政府斗争的问题（工农政府的形式，为工农手工业者及兵士的苏维埃），而只勉强地（因此是反动地）企图将昨日之组织——国民党保持永久，而且强迫共产党服从资产阶级政党之纪律，同时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安慰自己。
拉菲士[5]同志的演说，说我们当保存现在的国民党，有如机器上之皮带。当人们离开马克思主义时，他们总以空洞的名词，替代阶级的概念。我们当知道这个皮带的两端是连结着什么；不严格地确定共产党组织之地位，而使其服从三民主义的思想上的纪律，国民党必须而且必然将政权交于民族统一战线中最有势力最有力量和最受教育的分子，换言之，国民党在其现在状况之下，是资产阶级手中的一个皮带，用以奴役革命民众。一切其它解释都是胡言乱语。
有头脑的国民党员，不仅要求共产党无条件地服从革命纪律，而且援引十月革命和一党专政的先例以自解。我们从而和之，强迫中共违反自己意志加入统一的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我们的计算忽略了一件小事，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所谓民族革命「澈的」之意义不是一党专政，而是获得最大限度的民主主义。在我们的观点上说，其意义首先即是无产阶级政党之充分自由。现在革命潮高涨时代，没有比吹唱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为更容易。当革命第一次受挫折，尤其在低落时，可以立刻发现中国缺乏革命斗争和革命胜利的基本武装：一个独立的，集聚经验的，和了解形式的共产党。
1927年3月29日
附注：你的小册子说，香港罢工委员会[6]是一种特别「中国式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若是我们了解中国式的意义不是某种国情，而是苏维埃制发展之一阶段的特征，则你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此种苏维埃有似1905年夏在伊凡诺伏伏士尼生斯克[7]所组织的苏维埃。何以此种制度不能向前发展？我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手足都被缚着。若是我们号召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非用三民主义的旗帜（而且须断然和供反动之用的三民主义作战），以争取工人和经过工人争取农民，而同时和城市及乡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合作，则此种斗争与合作，我们想不出比苏维埃还更好的形式。
你在书端供献你的书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是两个不同阶级的党，我们不能以一书致献于两个阶级。我们可与国民党联盟，但须注意同盟者有如敌人，与同盟者感情用事是不可以的。
3月29日 托洛茨基
[1] 反对派干部之一，1927年被开除出党，充军至西伯利亚，其它不详。——校者
[2] P. Miff——俄国后起的中国问题「专家」，以善于迎合斯大林而升腾，曾继拉狄克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多种，均系发挥斯大林观点者。——校者
[3] 这是我们所发现的托氏文章中论到中国革命性质的最早的地方。或者因为他当时和齐诺维也夫派联合之故，或者当时他心中实有这样的观念，此地所发挥的一部分意见，与他后来所持见解（见「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与「中国革命悲剧」序言）颇有出入之处，请参阅附录英译本序及本书代序，并请注意托氏在此中心问题上意见上的演进。——校者
[4] 托洛茨基根据俄国革命的历史，认为苏维埃不仅是政权机关，而且是组织群众的以及暴动的机关，但斯大林一系则认苏维埃只能是政权机关。——校者
[5] M. Rates——最初为犹太同盟领袖之一，该同盟乃沙俄时代一种独立的，半民族主义的犹太人的社会主义运动，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与共产主义革命，内战时，拉氏拥护乌克兰彼脱立乌拉的反革命政府，白党失败，拉氏投机加入共党，成为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几个负责人之一。——校者
[6] 1925年6月19日，香港及广州方面的工人十余万人，为援助上海五卅惨案，反对英帝国主义，实行总同盟政治罢工。罢工延长了十六个月，对于1925-27年的中国革命影响极大。罢工期间，由罢工工人自己产生了一个「香港罢工委员会」指导罢工，管理罢工者的生活与教育，组织武装纠察队，担任海岸封锁，甚至实行部分的警察权，颇具有苏维埃的雏形。——校者
[7] 俄国的一个纺织业中心，在俄国的几次革命上都起了显著作用。第一个完整苏维埃虽在1905年十月间成立于彼得格拉，但类似而未完整的组织形态，却已在同年7月伊凡诺伏伏士尼生斯克的罢工中出现过了。——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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