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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英译者序言
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
沈 石译 龚义哲校订
各国共产主义者就中国革命问题所进行的讨论的高潮，已经过去四十年了。这部书的再版，能使学生们更容易了解到：在1926年至1928年之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当权的斯大林—布哈林派，与持不同意见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之间，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究竟有着怎样的分歧。在这一时期的末尾，中国共产党人蒙受了惨重的失败，但遭到惨败的，不只是他们。俄国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内战的介入，是他们首次对亚洲的生活和冲突进行的大规模干预。而这次干预，则以同样大的失败告终。斯大林不费什么劲就找到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办法，他把责任全都推到了无辜的替罪羊身上，并清洗了一切胆敢要求他为这次失败负责的人——他学会通过砍掉别人的脑袋来保住自己的脑袋。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只能降低调子，争辩道：“如果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者们若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共就一定已经掌握政权，这就是愚蠢的学究式看法。但是，如果说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值一谈，那就是可耻的市侩主义。”[1]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遵循托洛茨基的方针、而不是按照斯大林强加给他们的路线行动的话，他们遭受的失败也许就不会那么惨重了。
无论如何，重新评价这次讨论，对任何不仅仅对历史、理论、政治感兴趣、并且关心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从这一运动中诞生的托派反对派的发展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
重新评价这次讨论所能带给我们的最大好处，是能让我们对过去四十年里所发生的大事重新考察一番。这些事件不但剧烈地改变了亚洲的面貌和心灵，还破天荒地、急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关系和政治问题。这些事件中最突出的，当属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尽管托洛茨基（还有斯大林）预测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掌握政权”；他们还保住了政权。他们最终把一个民族团结在一个主权国家里，并让这个国家成了世界政坛的主角之一。他们是如此深刻广泛地改造了人民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吸引了全世界千千万万人的注意。他们正在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强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霸权进行挑战。这表示他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些成就里，有几分是样子货、有几分是实打实的；有多少是真实的成就、它还能有多大的潜力；有多少可能改变、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本文无法一一探讨。本文专注于评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另外一些方面，希望这些方面也自有其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传统，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成立的。尽管它的创始人都是些学者、知识分子和学生，但这一点只具有次要意义。西方工业国家里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创始人基本上都属于这类人。但在实际中，一切例子都表明了：工人阶级才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不可或缺的天然基础，工人阶级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工人阶级的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就绝不会成为一支有力的政治运动，更别提获胜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如此；在年轻却有力的中国无产阶级当中，中共没过多久就获得了广泛的、强大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至1928年间遭到了沉重的失败，这一失败是个转折点，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系列事物，其影响持续至今。1927年年底的广州“苏维埃”起义是一次灾难性的冒险，此后的几年里，中共又在南昌、汕头和长沙等地发动了一连串的暴动，这些暴动跟广州起义一样是无望的。这些暴动同广州起义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发生的地点离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因而也是政治中心和无产阶级的中心）越来越远。中共在自己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里所发展的工人阶级党员，几乎消失殆尽。从1928年起，到中共刚刚巩固自己的政权为止，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几乎没有在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什么作用，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缺席的情况下胜利的。仅这一点，就使得毛主义者自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成了一句空话。
要使这一胜利成为可能，中共就必须对自己进行彻底的改造。据谭平山所述，在1925年至1926年间，中共党员里只有5%是农民。在那时，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共产党来说，并不稀奇，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这一比例，比起当时各国共产党（比如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来，并不算高。但在1928年11月初，党员中的农民比例已经上升到了70%至80%。在1930年9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在十二万名党员里，“产业工人的数量只有两千多人。”[2]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尽管缺乏可靠的数据，但有足够多的迹象表明：在中共最终胜利前夕（当时它已经扫清了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道路），它一直是一个农民占绝对优势的农民党。
在1928年，托洛茨基曾表示，他对中共社会成分的转变感到担忧，并认为这是一个“可虑的过程”[3]，“……它只是中国共产党解体与消散的一个形式，因为，失去了它的无产阶级核心，它便不能符合于它的历史目标了。”[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判断并不是“托派”所独有的。在当时，即使是中共的领袖们，也无法接受“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共产党”这个想法。这种想法的最早的代表人物似乎是毛泽东——1927年他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时似乎就表露过这种想法，中共领袖对这种想法表示反对，他们在（1927年11月的）一个决议里，批评了这种想法，他们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它贬低了工人的重要性，将工人的地位降低为农民的助手，”[5]并坚持认为：在革命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应该倒过来（即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农民阶级。——中译者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特别是在李立三当政时期（他后来被毛泽东取代），这一冲突继续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发生着。可是，虽然毛泽东之前的中共领导人始终强调党必须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工作对象，中共在无产阶级和城市当中所获得的支持却在不断减少，而中共的农民党员却逐渐增多，最终占据了绝对优势。中共的这一转变的设计师，正是毛泽东。这一转变的重大意义，绝不亚于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和革命游击战争的实践。
在毛泽东逐步掌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时期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另一个变化，跟苏维埃问题有关。尽管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不如党的社会成分的变化重要，但它却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在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中， 苏维埃——经选举产生的、由工人和农民（或士兵）的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都曾出现过，作为广为群众接受的机关，它首先承担起了组织革命起义的任务，然后又成为了新的革命政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有人认为，苏维埃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的所发挥的作用，无法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演，那这种看法是武断的。然而，事实是过去50年间在世界上它们到处都没有担负起这个角色：在1918年德国与奥地利的革命中没有；甚至在1919年的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里也没有——那儿的苏维埃名过其实，就此而言它是根本事实；贯穿于中国革命史的苏维埃也仅仅是象征性角色。
当然，在1927年的惨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的部队撤到几个省里，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他们确实把自己的政权定义为“苏维埃”。可是这些名义上的“苏维埃”，跟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的苏维埃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在最初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整个苏维埃理论（包括列宁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二大上针对落后国家、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所做的重述）里都认为，（农民）苏维埃的存在，不单要以革命形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而且还要有城市里的工人苏维埃为农民苏维埃提供政治和社会领导。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在实践中，通过在工人苏维埃里光明正大地击败了所有其他党派，在全国所有重要工业中心的工人中间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以这些工人苏维埃作为他们力量和行动的基础，把农民苏维埃争取了过来，巩固了胜利。
可是中国革命的路子却完全不同。在1927年的惨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中的基础几乎被破坏殆尽，他们撤入了农村。那些农村地区不但落后，而且位置偏远，仅仅具有最低的政治利益，对于民族概念仅仅具有最起码的认识。而长征——它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了不起的壮举——是一次撤退，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地区，撤往更加落后的地区。
共产党军队在它到达的地方，建立起了“苏维埃”或“临时苏维埃政府”。在这些“苏维埃化”的地方，当地居民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参与感肯定是比以前更强烈了，民族感也更强了。他们身上沉重的徭役和债务负担当然也得到了缓解。但是，在进行重大、广泛的政治、军事决策时，他们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些决定都是由共产党人做出并推行的，（如果对这一时期的中共文件进行严密考察的话，就会发现，）更确切地说，是由党的军事官僚集团做出并推行的。列宁所构思和宣传的苏维埃，是人民的民主政治机关，兼具立法权和行政权，而这样的苏维埃从来没有在中国存在过。
不管中国的苏维埃究竟是现实，还是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共在1937年发表的关于同国民党政权和军队合作抗日的声明中，对苏维埃做出了足够清楚的回答。1937年9月22日，中共（不是延安的“苏维埃”政府，而是中共领袖们）宣布，“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并“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6]还是在同一支笔下——没有进行公开、广泛的讨论——“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改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成了“第八路军”，就连延安的马列学院也改成了“鲁迅学院”。这些名字上的改动，对政府、军队或学院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结构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对当地居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也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党的彻底控制依然原封未动。仅这一点，就足以驳斥毛泽东主义者所自命的对“列宁主义”的忠诚，更不用说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连打着“苏维埃”旗号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坚持苏维埃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唯一道路，和共产党人统治的唯一形式。
然而，尽管中共轻蔑和抛弃了此前一直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主义教条，他们还是成功夺取了政权。他们在全国范围里建立起了一个新的革命政权。帝国主义强权和中国的旧统治阶级曾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低三下四、到处受辱的瘪三，如今中共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格局，洗刷了中国身上所蒙受的耻辱。在如此的成功面前，似乎只有书生气的、教条主义的人，才会有兴趣批判中共。
早期共产国际的——或列宁的——理论和政策是否适用于中国革命，是否曾被中国共产党人虔诚地应用过，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大重要意义。毛泽东之所以胜利，是不是因为他多少遵循了托洛茨基的政策，他现在跟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跟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相似，这些问题也没有多大重要意义。毛主义革命的发展问题比这些问题更重要。与之相关的问题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我们地球上最大多数居民来说，都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他们和居住在经济发达国家里的少数人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托洛茨基关于俄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即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是：落后、半封建的、专制的俄国，不必像现代西方世界那样走完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古典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要由人数虽少、但却集中的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去完成。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打下基础。西欧曾经历过的有机的、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资本主义进化阶段，将在俄国被跳过。在共产国际的早期阶段，列宁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补充（尽管有些犹豫并做了修改）：在东方的农业国家里，即使它们比俄国还落后，仍可以通过苏维埃形式的革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由前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中国证明与实现了这一思想。这么认为的人，不仅有共产党中国的领袖，还包括许多非共产主义人士。在“第三世界”国家里，中国的影响是明摆着的。上述毛主义革命的两个方面——非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和苏维埃的缺席——之获得其重要性，与这一思想有关。
要公正地评价1920年的列宁，至少有三点必须牢记：对于苏维埃在东方农业国家里发展的可能性，他是从能得到俄国革命工人国家的领导的角度来考虑的；对于社会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前景，他主要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很快就要在西欧发达国家中胜利这个角度来考虑的（只要满足了这一点，就能为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物质保障，并扫清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障碍）；他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俄国对资本主义做出长时间的让步，就像他在一年之后通过新经济政策所做的那样。公正的评价，无需为毛泽东政权或它的教条找借口。
毛泽东的党和军队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使他夺取了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才能够打破被封锁在延安的穷乡僻壤里的困境。异族军队对中国农民进行了野蛮压迫和残酷剥削，结果就是培养出了非常适合于勇敢、积极的革命党生长的土壤，这个革命党非常敏锐地把自己定义为几乎是专门为民族解放事业——而不是建设新的社会秩序——而战的党。在战场上获胜后，农民第一百次地证明了：由于农民自身短浅的眼光、狭隘的利益和肤浅的雄心，它自己是无法组织和维持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特别是现代经济）的。
由于没有苏维埃或其他代表机关（无论是议会式的还是工业中的），在新的国家里，工人无法管理新国家或组织经济生活。农民的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工人党，但也不是农民党——农民只是组成了党的军队而已。它是一个军队—官僚党，它的统治集团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它在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进行的经济试验，基本上是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并避免资本主义所必不可免的对工人的剥削的想法——这在理论上值得赞赏——进行的。至今仍困扰着它的困难就此出现了。
要进行各种现代化——尤其是在一个从来不了解现代化的国家里进行——需要大量的资本。资本是被剥削、被积累、被凝固下来的工人劳动的产物，要进行这样的劳动，一方面需要一个现代的、熟练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需要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
新中国过去缺少、现在也仍然缺少这些条件。但它确实有一个选择。在小心地维护自己的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它可以从资本泛滥的现代国家引进资本。这么一来，它就必须保证引进的资本能得到适度的利润。为了帮助经济的现代化，它接下来就得上交一定的利润，不过是向外国资本上交利润。此外，它还得抑制自己对于立即、全面的国有化和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从头到脚的）军事管制的现代激情。在激进分子敏感的耳朵听来，这个选择——向外国资本上交利润——简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然而恰恰是列宁——他在必要的时候是会足够激进的——在1921年发现，对于革命的俄国，这么做是必需的和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可以“跳过”的，但只能以一种明确限定的、近乎匹克威克式（即不能照搬字面意思——译注）的方式来看待。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毛主义的中国先后选择了这个办法。在这两个国家里，两国进行现代化不是借助于过去及对国外劳工的剥削所积累的资本， 而是靠着对本国工农的特别严酷的剥削[7]。为此，它需要这么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对生产者的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都绝不容忍，也绝不允许任何能让这种反抗得到表达、组织和自卫的政治权利或社会结构存在。因此，所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成了一个精英统治集团的专有财产。这个集团把必要的行政权力委派给了直接控制经济的组织者、管理者和指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的任何形式的民主监督都是不可能的。
正如俄国所做的那样，通过这种方法，确实可以促进经济的工业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要在这个社会的顶层维持一个专制特权阶级，以及维持对社会底层的剥削、继续保持让社会底层得不到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状况——由于社会的底层没有保持不同意见和进行抵抗的任何权利，加剧了这一状况。进行这种选择所付出的“贡品”，无论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精神或人的堕落的角度来看，都是极其不公的。
也许可以承认，即使社会主义在先进的欧美的胜利——如恩格斯所预见、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期望的——并未，或仍未发生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还是可以让一个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剥削的阶段。但这也可能表示，某种形式的剥削还是跨不过去的，尽管这种剥削可能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其压迫性并不更轻一些，反而往往更重。它与社会主义及其理想有多少共同之处，仍是个谜。更简单、准确地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难解的意识形态之谜。
收录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的本书，其美国初版，是三十多年以前出版的。跟托洛茨基在那段时间里的大部分重要著作一样，这本著作对它所针对的共产主义者读者的思想，只有很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不断消退。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几乎只能从正统派共产党对它的批判中才能了解到一点有关这些著作的情况，而正统派共产党在批判它们时，对它们要么是胡乱歪曲，要么干脆就是断章取义。在俄国，它们的完整文本，以及一些节选，仅仅是在1928年至1929年间，以油印或打字稿的方式，在大概一千名党员间传阅过。此后，托洛茨基的所有著作都被查禁了，人们再也找不到他的著作，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了。而在与这些著作最密切相关的中国，一段短时间内，其中几篇文章开始为人所知，在中共惨败之后，促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鼻祖和领袖陈独秀迅速转向亲托洛茨基立场。他的转变并未带来很大影响。在四十年代初，王凡西（一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翻译并出版了这本书，在中文版里，还把托洛茨基在1928年至1940年之间就中国革命问题写的文章也收录了进去。但这个上海版本恐怕没能传播得很广。总之，在此基础上在中国建立一个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努力没有取得多少成效。除了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与这些文章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之外，德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也陆续翻译并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与之相比更完善的美国版给当时的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的初版的引进应该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本书的美国初版需求不多，所以印量很少，三十多年来，只有在几家公共或私人图书馆里才能找到初版。这给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读者造成了不少麻烦。而现在出版的这个版本解决了这个困难。对于严肃的研究者来说，托洛茨基就中国革命及一系列相关问题所撰写的论战性文章，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
[1] 列·达·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收录于《中国革命问题》。
[2] 出处待考。
[3] 列·达·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收录于《中国革命问题》。
[4] 同上。
[5] 出处待考。
[6]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该文实际于1937年7月15日由中共提交给国民党中央，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
[7] 意思是：俄国和中国在进行现代化以前，没有像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历过一个资本原始积累和海外殖民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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