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托洛茨基与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

（一）

　　托洛茨基确信，1905年的俄国革命，对于其它的、甚至比俄国更落后的国家，都会有影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波斯、中国和土耳其所爆发的革命，证实了他的这个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力，其重大的程度，远远超过1905年的影响力，因此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劳工运动中有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从那以后，它就是国际革命的一个基本组成部份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言，这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1]中，以纲领方式表达出来。社会民主党也对世界政治的这个新现象作出有限度的反应。1926年局部由社会民主党人所组织的布鲁塞尔会议，有好几位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代表参加（其中有尼赫鲁），这些人，日后都变成国家的创立人和有名气的世界政治家。
　　在许多这些国家中，特别是在印度、中国、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一个工业化的过程。[2]这就引起了与古典的、作为外国资本直接代理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十分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民族资产阶级也与外国资本有关系，但是它有较大程度的财政独立性，而且有十分不同的眼前利益。
　　与外国资本一样，买办资产阶级和依赖出口的地主，都为自由贸易的政策辩护。可是，由于便宜进口货竞争的影响，这个政策威胁着破坏工业化的任何可能性。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支持一个保护性的、限制外国货的关税政策，以使他们自己的工业产品能够在自己的国家之内有一定的市场。这些不同的经济利益导致不同的政治观念和策略。政治自决的口号和较晚一点提出的国家独立的口号，都是需要寻找合适方法来保卫这些特定利益的一个表达方式。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也出现一个近代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比民族资产阶级强大些，因为它都替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工作。从开始，对这个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的恐惧，就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在参加争取国家独立的群众运动时，骨子里是不情愿、不确定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国际劳工运动面临以下的主要问题：对帝国主义和这些民族运动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冲突（包括武装冲突），它应该采取什么政治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准备在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帝国主义的国家骨架之内接受政府责任（或者参加联合政府或支持政府）的那些政党，与反对这种社会伙伴形式的那些政党之间，必然起了冲突。
　　第一个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骨架之内因负有政府责任不得不采取步骤来维持殖民地的政党，是英国工党。托洛茨基在1924年就已经指出，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工党政府，依循英国帝国主义国家的逻辑，参加了殖民地的镇压。他在他的1926年在英国出版的《英国往那处走？》一书中写道：

　　他们首先以一个负责的反对党的身份，然后以一个政府的身份，必须对国家的存在这个最严重问题，回答“是”或“否”……换句话说，它要么必须从它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得出革命的结论，要么必须公开地替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服务。不用说，所发生的是后一选择。和平主义的麦克唐纳开始建造巡洋舰，开始把印度人、埃及人关进监狱……。[3]

　　但是，特别是与印度的、由甘地和尼赫鲁的国民大会党所领导的、急速发展的、争取自治的运动起冲突的，是麦克唐纳的第二任工党政府。它在1931年企图用圆桌会议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成功。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作出了向人民阵线转变的政策之后，斯大林主义化的各国共产党面临同样的进退两难。[4]法国共产党在斯大林—赖伐尔条约签订之后投票赞成战争信用贷款。在西班牙，西班牙共产党所支持的人民阵线政府之拒绝让西属摩洛哥立即独立，是内战悲剧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5]
　　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纲领和连续性的斗争中，总是认为无条件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国家的解放斗争，是一个原则问题。对他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有色人种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的运动，是最重要、最强大的反现行秩序的运动之一，因此要求白种无产阶级的完全、无条件、无限制的支持。……对一个共产主义者而言，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6]

　　不管与帝国主义交战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政府的阶级性质是什么，托洛茨基总是抱着这个立场。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国家是一个专制、封建的国家。但是，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它在1935年墨索里尼的侵略之后转变为意大利帝国主义的一个殖民地，就是一个倒退的步骤，不管意大利国家的法西斯性质。他不单对军事冲突，对经济冲突也采取同样的立场，例如，对墨西哥国有化外国石油公司的问题。
　　这个政策是根据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倒退性而得出的，这些事情，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讨论过。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亚洲的以下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冲突中，再为这个立场辩护：中日战争和英国与印度之间的爆炸性的冲突。
　　这两个情况都不容易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就中国而言，抗日战争的领导是反动的蒋介石政权。蒋介石是屠杀数以十万计的工农的刽子手。但是尽管如此，托洛茨基最明显的是，中国之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就只会替这个巨大国家带来了不幸和历史性的倒退。日本的失败，无论如何，会有较小的害处。
　　托洛茨基也以同样的态度，看待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冲突。尽管英国工党和英、印两国的共产党为了所谓世界—政治的“优先考虑”，将印度独立的问题延迟到德国、日本失败之后，这个延迟却是个令人厌恶的政策。[7]它使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民的生命有了可怕的结果（例如，1942年英国帝国主义在孟加拉国国国所引起的饥荒，造成数以百万计人民死亡）。这个政策事实上便利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和军事的行动。它也在印度推迟了独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发展。它使印度资产阶级在尼赫鲁领导下能够对印度群众保持了几十年的政治统治。印度共产党由于向英国帝国主义投降，不但没有加强反希特勒的联合力量，反而加强了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和印度资产阶级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因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未能实践这些原则而酿成的可怕后果，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上述这些政党所参加的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和肯尼亚从事战争和大规模镇压，使千千万万人丧失生命。托洛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每一种侵犯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式、帝国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发动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反动的。他的这个原则性立场，到今天还是适宜。

（二）

　　托洛茨基在1906年所得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战略应用到较发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前，犹豫了一段长时间。他的犹豫，并不是单单为了要防止斯大林和布哈林以此为借口，将党内斗争转变为“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他的一些最亲近的同志，卡尔·拉狄克、普里奥布拉仁斯基、斯米尔加以及稍后在联合反对派中与他同盟的齐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都反对他的理论。他的犹豫也是他对一些最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群众运动的觉悟程度和社会性质估计的结果，特别是对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以后的墨西哥。
　　托洛茨基的政治朋友之一，荷兰共产党员亨德里克·斯尼夫利也特（Hendrik Sneevliet，化名为马林），曾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与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他在印度尼西亚度过许多年，担任工会的一位领导人。[8]当他在印度尼西亚时，他发觉萨雷克特伊斯兰这个伊斯兰教的运动，对印度尼西亚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他建议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作为一个派别在萨雷克特伊斯兰的内部活动（是否以一个公开或秘密的派别，我们所知的文件没有说明）。他对印度尼西亚的这个群众运动的估计是，它是一个绝大多数非无产阶级的运动，其中的无产阶级成份非常微弱。所以，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战略的一个中心的先决条件还没有成熟。[9]
　　托洛茨基既不反对，也不接受这个论点。他的态度是等待历史的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对斯尼夫利也特的这个策略有极大的保留，但是，当斯尼夫利也特提议、共产国际接受中国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起初并没有反对将这个策略扩张到中国去。
　　1905年的俄国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不断革命论说，在俄国，只有通过工人与贫农的联盟推翻国家政权，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部历史目标才能实现。这个理论，按照这个一般形式应用到第三世界中最重要的几个国家的时候，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是否民族—民主革命的每一个历史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同样的先决条件。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争取国家独立。
　　要资产阶级或者城市小资产阶级坚持进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是一回事；要他们坚持地为急进土地改革而战斗，换句话说，要他们为了农村财产关系的真正革命而战斗，则是十分不同的事。这样的土地革命，不但会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利益冲突，而且会越来越大地与它的眼前经济利益相冲突。可是，国家的独立就会完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相符合。因此，不能被排除在外的是，这个民族资产阶级会为国家独立而战斗，而且会赢取国家独立。关于这个问题，也需要等待实际的发展。[10]
　　1926-27年的中国革命带来了这个真正的考验。中国这次革命所证明的，是所有那些拒绝把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战略扩展到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去的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基本弱点。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准备为国家独立而战斗。它甚至准备动员群众来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只要它能够控制这个运动。但是，这就意味着要把自发的土地革命和自发的工人斗争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分离。长远来说，资产阶级既不能控制，又不能容忍这些斗争。农民一旦进入了群众行动的阶段，相信他们会准备忽视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利益，那是不切实际的。城市工人一旦被革命的发展所唤醒而进行群众斗争，相信他们不会为他们自己利益而战斗，同样是不切实际的。中国革命这次完全证实了这些。
　　随着工人、农民的独立群众行动力量日益壮大，蒋介石所领头的资产阶级要以大规模镇压工农来把这个革命转变为反革命的诱惑力也日益增大。托洛茨基和联合反对派连续几次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警告这个危险。[11]但是，斯大林—布哈林派越想要把这个革命缩减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他们就越倾向于对资产阶级的要求让步，把与工农解放有关的各个决定性问题与民族斗争分离。
　　蒋介石以清除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军阀为目的的北伐，特别是他的到达上海的北伐军，被完全与这个革命等同起来。[12]一切事情现在都要臣服于这个在物质上受苏联支持的北伐的成功。接着，就发生了蒋介石的1927年4月11日政变和屠杀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在这个大灾难的前夕，斯大林还赞扬他为一位伟大的朋友和英雄。
　　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领导层，本来是为了纪律的理由不情愿地服从这条路线的，现在却被说成为应替这个彻底失败负责的替罪羊。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对下一步应该推行的正确战略或策略，现在是完全混乱不清了。[13]到最后，团聚在毛泽东周围的这一群人开始应用它自己的策略。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起初对毛的政策不高兴。他们容忍了一阵子，后来，终于强烈地反对了。[14]
　　从1926年开始，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民族主义者，就像1905年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那样，面对着这样的选择：革命分两个阶段进行还是不断革命。这是托洛茨基从中国革命中得出的主要教训。他的结论是有系统地表达在他1928年所写的《不断革命论》一书中。他写这本书，不但是为了反驳他的政敌攻击，而且是为了清除他的一些合作者的疑惑，例如拉狄克。自从那时以来，历史已经证明，这是托洛茨基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的斗争之一。[15]
　　摒弃阶段论，并不表示降低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国家独立和土地革命斗争的价值。托洛茨基在1930年论及印度支那的革命时，写道：

　　不推翻这个殖民奴役的政权，是不可能没收大、中型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这两个问题，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必须尽可能在工人和农民的意识中紧密地连系在一起。……国家独立……是印度支那革命的一个必要元素。……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是他们对他们的压迫者，即外国帝国主义者，表示正义的、有进步意义的仇恨所采取的基本形式。无产阶级没有权利轻视这种民族主义。恰好相反，它必须在实践中证明，它是争取印度支那的民族解放的最坚持、最忠诚的战士。[16]

　　约五年后，他对南非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性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随着英国帝国主义在南非自治领土的停留，没有一种社会变动（第一个例子是土地革命）是可想象的。推翻英国帝国主义在南非的统治，不但对社会主义在南非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对社会主义在英国本身的胜利也是必不可少的。[17]

　　托洛茨基在Harald Isaacs（伊罗生）的《中国革命悲剧》一书的导言中写道“争取社会关系的民主化和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无缝地发展为反对外国统治的公开暴动”。[18]他在左派反对派中最有才智的批评者，普里奥布拉仁斯基，责备托洛茨基专注革命进程中的领导问题，而把特定任务的问题看成为次要。上面的引句证明，这并非如此。托洛茨基是根据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而对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革命进程问题作出辩证的分析，像他在俄国革命中所作的一样。他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的具体社会关系，以及从这些而来的历史任务。从这个分析，他就对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革命和反革命中将会采取的具体立场，作出结论。托洛茨基不但没有低估土地革命和国家独立的任务，反而得出结论，指这些任务，只有在与贫农联盟的工人阶级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全实现。
　　这个分析，是根据对农村中的生产与财产关系的实际结合的一种具体、但决不是先验图式的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较发达第三世界国家中，这不能被缩减为“要么封建主义，要么资本主义”这个过份简单化的公式。以下是托洛茨基如何在1929年总结他的立场：
　　大中地主（按中国规模）与城市资本（外国资本也在内）是有最密切关系的。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村中的一般的最广泛而且极残酷的剥削者就是富农和高利贷者，即城市银行资本底经纪人；所以中国底土地革命具有反封建的同时亦是反资产阶级的性质。……土地革命在起初发展时将不仅是反对几个真正封建地主或官僚之暴动而已，更要反对富农与高利贷者。假如贫农委员会在俄国仅在十月革命之第二时期即一九一八年之中发生，在中国则土地革命只要一复活，贫农委员会就要采取各种方式而出现。反对富农将是中国十月革命之初步，而不是它的第二步了。[19]
　　历史已经完全证实托洛茨基的预测。[20]不断革命论之向较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扩展，就成为国际左派反对派的第一个纲领一部份了。[21]

（三）

　　不断革命的战略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应用，首先意味着对工人和农民的独立组织的支持和保护，不顾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所设置的要求和条件。[22]这就以工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为先决条件。
　　就二十年代的中国而言，斯大林和布哈林却为相反的观点而辩护。他们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农民、工人、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四阶级联盟”。历史已给这个非马克思主义定义以致命打击。托洛茨基和联合反对派反对这个立场的种种论据，都已经保持它们的有效性。[23]
　　拉狄克在1927年3月18日的一篇对共产主义学院的演说中，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看法，批评了他们的中国政策。他宣布，蒋介石在非常短时间内就会转过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并且会出卖这个革命。斯大林在1927年4月6日的一篇对莫斯科党的演说中讥笑了拉狄克的立场。斯大林说：“蒋介石也许不怎么同情革命，但是他控制军队，所以没有其它选择，只好领导这个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者”。[24]只有几天之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的军队开始屠杀上海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人。
　　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本来是不情愿地接受共产国际要他们附属国民党的指令。随着事件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怀疑这个政策。根据王凡西的回忆，我们可以说，托洛茨基和陈独秀，几乎同时但又彼此独立地，决定把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战略扩展到中国去。这导致陈独秀后来参加了国际反对派。在这同时，而且又与陈独秀独立地，一大批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参加了反对派的队伍。这个行动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丧失了性命。[25]
　　在较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中着重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当然并不对联盟问题提供答案。[26]反对殖民主义列强的反帝联合阵线是与工人阶级的独立不相容吗？托洛茨基与他之前的列宁一样，倾向于否认任何如此的不兼容性。他对反帝联合阵线所用的规则，是与过去曾被用在无产阶级联合阵线中的规则一样：分头进军，共同攻打。
　　分头进军不但意味着在保卫工人、贫农的利益时全力保卫工人政党的行动自由，并且拒绝把这些利益臣属于联盟的要求。它也意味着设法确保人民大众能意识到：（1）这个联盟依靠资产阶级同盟者真正要与帝国主义者战斗的意愿；（2）这只会局部地是如此，而且只会维持短时期；（3）群众一定要准备有一天民族资产阶级会与这个联盟决裂并加入反革命阵营。
　　另一方面，共同攻打则意味着工人的政党决不是口头说说，而是要以群众性的鼓动、动员和行动，真正地为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而战斗。它也意味着这些政党要向它们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说得清清楚楚，国家独立这个目标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这里与工人阶级的联合阵线非常相似，例如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在这个意义上，反帝联合阵线，只是工人阶级夺取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一般战略中的策略变体而已。[27]
　　在上海、广州的工人们遭到失败以后，托洛茨基在好几个场合中表达了他对下一次中国革命能在游击战的基础上成功的怀疑。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要区别这个农民战争的两个阶段。从1930年到1937年的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防御性的，以“长征”到延安为象征。在这个阶段，中国都没有革命浪潮。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战争在1937年爆发，这个局势起了根本变化。现在，反对侵略的群众动员变得可能。而且，虽然在开始，这个战争是由蒋介石领导的，但是，一个独立的、武装的、反对战争的群众运动却能够发展起来，这个群众运动与国民党争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就客观的因素而言，第三次中国革命的成功发展，再度提上了议事日程。民族解放斗争发展为一次社会革命。
　　托洛茨基早已看出这个可能性。以下的引文足以证明这点：

　　中国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是以动员、武装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来进行抗日战争，以致日本的失败和革命的爆发将会伴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卖国贼和帝国主义走狗的胜利……。[28]一个手中拿着武器的人民，今天知道怎样对付一个强盗，明天将会知道怎样对付其它的强盗。一个革命政党，如果了解这点，而且自觉、自愿地领导一个人民来保护它的独立——只有这样一个政党，才能够在战争中和战争之后，动员起来，将政权从民族资产阶级手中夺走。[29]

　　这里，我们在应用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战略到第三世界时（在目前这个情况中应用到中国时），达到了另一个关键点：由民族解放、土地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的性质。就托洛茨基而言，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战略之扩展到中国和较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去，不但意味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等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而且意味着夺取国家政权、推翻现有国家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就需要对民族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的阶级性质、和能够及应该代替它的国家的阶级性质作一个判断了。
　　对这个中心问题，斯大林、布哈林和以后在两个人民阵线时期（1935-39年和1941-47年）中的斯大林派共产党，都为一个基本上是右倾——孟什维克的立场辩护。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在半殖民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可以在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中及在资产阶级国家的骨架内实现。
　　毛泽东在文字上为一个中间立场辩护。他不否认国民党能够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甚至土地革命到胜利。但是，他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却为这样的论点辩护，那就是，建立有双重性的，一半资产阶级民主、一半无产阶级民主的国家和军队是可能的。毛派人士起初声称，他在1949年10月1日所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他们以后修改了这个立场，承认由毛泽东宣告成立的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30]他们因此含蓄地承认，在从1926年延续到1940年（1949年）有关于使中国革命能够胜利的条件这个重大、有历史意义的争论中，托洛茨基一直是对的。
　　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与它的理论完全不同。虽然毛泽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甚至在纸面上接受军队向蒋介石的臣服，但是，他在实践上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独立，使它不但在反对日本、而且在反对蒋介石的战斗中壮大、坚强，因此为1946年以后散遍于华北、华中的农民暴动创立了政治——组织的先决条件。[31]毛泽东消灭了资产阶级军队和资产阶级国家，代之以不同阶级性质的军队和国家。
　　这是不是说， “新民主主义”这个错误理论的历史意义不重要呢？遗憾的是，不是不重要呀！因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共产党，在艾迪（Aidit）这个不幸人物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不照毛的实践去做，而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照他的理论去做。不幸的是，印度尼西亚军队并没有“双重性”。它是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的一个反革命工具。它在1965年消灭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杀害了将近一百万共产党员、工会分子、农民和青年。它是自从希特勒走上政权以来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所遭受的最坏的灾祸。[32]
　　中国托派也犯了区分不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之间的错误。他们看到，从1937年到1946年所用的公式，正是1925-27年时期用过的公式。他们没有看到，这两个时期的实践，有基本的不同：在早先时期，共产党真正是在国民党的指挥之下；而现在，一支独立于国民党的人民解放军正被创立起来，而且，至少在农村中，一种不向资产阶级臣服的实践正在推行中。[33]由于托洛茨基在当时收到不确切的数据，所以，当他在1940年5月写“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宣言时，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念和前景，作出了错误的结论。[34]
　　托洛茨基也忧虑，当农民军队占领工业城市时，它也许会反过来对付工人，巩固资本主义。在1949年以后的一段短时期内，这个忧虑似乎会成为事实。可是，不久以后，情况就明朗了：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并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统治，反而是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它的阶级性质，不是被大多数兵士的社会根源所决定（红军的大多数兵士也是农民），而是被中、高级干部的社会根源和政治信念所决定，换句话说，是被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的社会根源和政治信念所决定。而这个机构既不是农民的，又不是资本主义的。
　　然而，由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必须承认，托洛茨基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估计中也有其真知灼见。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个甚至在夺取政权之前已经完全官僚化的、深受代替主义这个幻想之害的政党的胜利。它之拒绝以中国无产阶级自由的自我组织为基础，换句话说，它之拒绝以工人的委员会为基础，特别是在占领城市之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开始就被一个硬化的党、政、军官僚层的所控制。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末期部份地认识到这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企图部份地以严厉的镇压措施来与这个官僚层斗争，但是，在他临死之前，被迫承认，他的企图是个失败。邓小平企图以经济自由化来打破这个官僚层的权力，但是，他的企图也失败了，而且以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告终。
　　托洛茨基的政策没有在中国被采用。为了推翻蒋介石政府，农民军队不是与独立的无产阶级和以委员会为基础的权力连在一起，而是与一个胸怀狭小、握有无上权力和专断的官僚层连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和中国人民为这些失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注释

[1]见《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第一卷，1977年伦敦版，第109-183页中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会议记录和议决案。

[2]托洛茨基在他的1915年出版的小册子《战争与国际》中，预见了这一点。这个小册子的摘录，收集在John Riddell所编、1984年纽约版的《列宁为一个革命国际的斗争，1907-1916年的文件》，第150-156页。

[3]《英国往那里走？》，1926年伦敦版，第161页。也见他的“对东方劳动人民的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生的演讲”（1924年）。该演讲词收集在乔治·诺伐克所编、1964年纽约版的《不断革命的年代，一部托洛茨基选集》，第236-237页。

[4]见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收集在Jane Degras所编的《共产国际1914-1923年。文件》，第三卷（1965年出版），从第364页开始。

[5]“佛朗哥的主要活动基地是摩洛哥，一个只有被西班牙通过多年野蛮的沙漠战才征服的殖民地。甚至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看，这个共和国都可以宣布这个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独立。从战略上来说，为了争取摩洛哥人民为反法西斯战斗的盟友，极应该这样做。但是斯大林和〔担任西班牙总统的〕阿萨尼亚却怕英、法政府惊恐，因为后者在非洲持有广大的殖民地。因此这个共和国保卫了西班牙帝国主义统治摩洛哥的权利”（托洛茨基：《西班牙革命》，（1931-1939年），1973年纽约版，第43-44页）。

[6]《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70年纽约版，第171页。

[7]“对印度工人的公开信”，收集在《不断革命的年代》，从第246页开始。

[8]关于斯尼夫利也特的生平，见Fritjof Tichelman，《亨克·斯尼夫利也特》，1988年巴黎版。

[9]斯尼夫利也特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书记，在发扬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对大会全体会议的演说中，他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之参加萨雷克特伊斯兰辩护，没有受到任何反对。他这篇演说，收集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第一卷，第150-156页。

[10]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埃及、肯尼亚、加诺、尼日利亚等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都争取了政治独立，但是都不能突破它们对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臣服。

[11]这篇文章可以在托洛茨基的1967年密歇根版的《中国革命问题》中读到；也可以在1976年纽约版的《托洛茨基论中国》中读到。

[12]见收集在Jane Degras的《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件》第二卷（1960年）从第336页开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第七次全会（1926年11月、12月）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案。关于国民党的问题，这个决议案说：“中国共产党应该试图使国民党成为一个真正的国民党，一个由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它正在向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发动一次有力的斗争的被压迫层份所组成的、坚实的革命集团”（第345页）。

[13]在1926-27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接着就是在广州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极左转变。由于上海无产阶级的失败和农民运动的低落，这个极左转变是没有成功机会的。

[14]毛在中国共产党内争取到支持，打败了斯大林嫡系，而且在1934年至1941年之间得到了克里姆林宫一定程度的支持。可是，克里姆林宫的阻力加强了，而与斯大林的冲突，因毛拒绝让人民解放军融化到蒋介石的军队中去，到达了白热化的程度。从1946年开始，毛的路线就定在夺取国家权力上面。

[15]我们必须记住，不但是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而且连布哈林、齐诺维他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和普列奥布仁斯基等人都忘记，列宁本人，曾以毫不暧昧的言词，定出了十月革命的中心的政治、阶级教训如下：
　　我们根据本身的经验知道，——全世界近代的、譬如说一百五十年来的一切革命发展过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结果总是这样：一般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要觉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企图，最后都遭到了破产。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在全俄运输工人大会上的演说”，1921年3月27日，收集在《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7-278页。上引中译文，录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264页）

[16]“对印度支那反对派的宣言的评论”（1930年9月18日），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年》，1973年纽约版，第29-31页。

[17]“对南非提纲的评论”（1935年4月20日），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1977年纽约版，第249页。

[18]刊在《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内。

[19]《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70年纽约版，第182-183页。

[20]有许多数据可以参考，其中一件是Jack Belden的《中国震撼世界》，1970年纽约版。

[21]“国际左派反对派，它的任务和它的方法”（1932），收集在《第四国际文件》，1973年纽约版，从第19页开始。

[22]这点被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所着重。不断革命战略的主要元素是包含在这个提纲中，但是没被发挥。

[23]见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对共产国际纲领的批判。

[24]引句来自“Pierre Broue”的《托洛茨基》1988年巴黎版，第509-510页。原文发表在1927年4月14日的 “China Press”〔《中国新闻》〕。

[25]见1944年8月号的《第四国际》（英文版）上的“李福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导师”一文。

[26]托洛茨基明确地说明，这只适用在较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

[27]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中清楚地着重这个需要。

[28]这个引句译自德文的《托洛茨基论中国的文集1928-1940年》，1990年汉堡版第46页。

[29]同上，第885页。

[30]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刘少奇的争论中。

[31]这个转变是在双重压力下发生的：一方面，蒋介石的反共的军事攻势；另一方面，在华北自发的农民暴动。

[32]例如，见Taylor所编的1974年诺丁汉版的《印度尼西亚的镇压与剥削》。

[33]托洛茨基曾警告中国托派在估计农民军队时不要将自己限制在一般公式中。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听从这个劝告。可是有些人有另一想法，特别是陈独秀。

[34]“中日战争开始时，克里姆林宫又把共产党绑在蒋介石那里，把中国无产阶级的主动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1969年、1973年纽约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