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托洛茨基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

　　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同时是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历史。一个适当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曾经是、而且仍然是有效的反法西斯主义（以下有时简称反法西斯）实施的先决条件。因为，没有其它新兴的近代社会现象，像法西斯主义那样，它的兴起与对它的解释是如此显着地同时发生的。
　　这种同时发生的理由是明显的。法西斯主义是突然、立刻兴起的；它首先威胁、粉碎了数以万计人民的生活条件，然后威胁、粉碎了他们的生命。对于无数的人而言，历史命运和个人命运突然结合在一起。可理解的是，那些受这个事件影响的人们试图理解已降临至他们头上的命运。法西斯党徒们在意大利发动的第一次纵火攻击，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法西斯主义是甚么？”这个问题已经把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和历史学家们摄住了70年。
　　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内政治反革命的胜利，就当代社会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思想而言，是与斯大林主义一样地难以概念化的。这里又是托洛茨基，在解释这个现象方面，远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人。没有其它思想家如此清楚地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它所典型地反映的、对工人阶级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威胁。只有他一人及时警告了工人阶级这个危险，坚持主张打败它的必要性，并且详细制订了必要的抵抗方法。如果说，除了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之外，没有其它对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深度上、清晰度上，能与托洛茨基从1929年到1933年论德国问题的著作相比拟，这不会是言过其实的。[1]
　　托洛茨基的热情介入，他多次为这个威胁德国及欧洲工人阶级运动和其实是整个民族的可怕危险所作出的卡桑德拉〔预言虽准但不见信于人〕的呼声，从开始就建基在对这个新历史现象有清楚的、虽然在理论上复杂的了解上。我们很少像在托洛茨基从1930年到40年论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样，找到理论洞察力、具体的政治分析和对政治实践的指导这三方面如此立刻、如此直接的符合。

法西斯主义有甚么特点？

　　法西斯主义是独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生严重的体制危机的产物，在这个危机中，正常的资本增值，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条件下，正渐增地被破坏。在经济和各政治机构发生这个危机的同时，在失去社会地位的社会层份中间，主要是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正在激进化的不满份子，以及他们的日益增多以新形式群众组织出现的组织。[2]起初这些组织的活动是自发的，后来它们就渐增地被大企业利用来企图破坏工会运动，使工人阶级支离破碎。这个很简短的解释，就是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核心。
　　有力地帮助托氏探讨法西斯主义这个现象的，是他所透彻掌握的不平衡及综合发展规律：那个被应用到阶级社会的唯吻辩证法的综合体。像其它几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例如埃恩斯特．波洛克、克特．杜却尔斯基）一样，他理解到社会──经济形式与意识形态形成的局部非同时性；换句话说，理解到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感情和非理性形象继续在很大部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濒临贫穷的中产阶级之中，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在资产阶级、失去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甚至工人阶级的某些层份中）存在这个事实。
　　托洛茨基从这个理解出发，得出以下的社会、政治结论：在日益难以克服的社会──经济阶级冲突渐增的压力下，中等阶级的重大部份与以上所提到的其它社会层份──即托氏所如此恰当描述的人类流沙──熔化在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群众运动。这个群众运动，受了极有魅力的领袖的催眠、部份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构提供武器之后，就作为一种攻坚物，通过恐吓与血腥恐怖行动来击碎工人阶级运动，使工人阶级支离破碎。
　　不平衡及综合发展规律在法西斯问题上的这种应用，使托洛茨基可能避免两个错误的对法西斯主义的片面观点：要么把它看成为重新陷入前资本主义的反动和蒙昧主义，要么把它看成为一种迟到的、“正追赶上去”的现代化形式。[3]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它的规则都包含这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是，历史辩证法并不遵照形式逻辑的规律。没有理解这一点，是许许多多反对法西斯的人士的不幸。[4]
　　它也是许多更晚的解释的弱点。这个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统一结合了几个分析元素。每一个元素有其相对的自主性，并且相当于帝国主义国家在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中的各个特别方面的社会、政治现实。这些元素的结合──并不是它们的简单的并列──为理解法西斯这个现象兴起的全貌，提供了一个工具。

法西斯主义与小资产阶级

　　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及其政治团体，是从中产阶级在独占资本的权力和工会权力之间受到折磨后感到气恼和绝望的时刻，不顾资本家阶级的眼前需要而开展的。（他们的思想的相对独立性是另一回事。种族主义是深深地植根在殖民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思想体系之中，虽然它是与资产阶级诞生以前的偏见残余有关。）
　　在开始阶段，有许多这样的小团体，它们拥护各自的“元首”候选人，进行剧烈的竞争。[5]只在一段复杂的筛选过程之后，一位领袖才从这个底层社会斗鸡似的竞赛中出现。能够上选的，不但有魅力的个性，而且极度无道德原则，甚至于具有牺牲他自己的亲蜜盟友的能耐。
　　当小资产阶级受到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沉重打击以致变得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时候（通货膨胀、小生意破产以及学者、技术人员及中高级公务员大量失业），至少这个社会阶级的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怀旧、心理上怨恨的混合心境激发下，将会逐渐采取有点狂野的观点，从事暴力行动。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小资产阶级变成狂野的一个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我们发现这样的两方面结合：一方面是极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至少是口头上反资本主义的煽动，[6]但是带有对工会运动更大的仇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工会头子”）。当如此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开始用伤害人体的暴力来对付工人们、工人们的行动及其群众组织的时候，法西斯主义政党就开始了。
　　托洛茨基精辟地总结了这些狂野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兴起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

　　德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快速增长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的简易毁灭。虽然它毁灭了小资产阶级的某些层份，它也重新创造了其它层份：在工?周围有工匠、店主；在工?内有技术人员和经理。但是，在保存、甚至增加他们自己数量（新、旧小资产阶级加在一起不到德国民族一半[7]）的同时，中产阶级已经失去了独立的最后阴影。他们生活在大规模工?和银行制度的边缘，靠垄断集团和卡特尔的桌子上掉下来的面包屑过日子、靠他们的职业理论家和政客的精神救济品过日子。
　　战后的混乱打击工匠、小贩和公务员，与打击工人一样残忍。农业的经济危机正在毁灭农民阶级。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在赶出长期失业者大军，中间层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这个层份被转变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穷化，在人造丝的领带和袜子勉强遮盖下，逐步毁坏一切官方的信条、首先是一切民主议会主义的教条。
　　政党的多种多样，选举的冰冷而又狂热，政府部门的经常更改，以创造一个贫瘠的政治结合的万花筒，加剧了社会危机。在被战争、失败、赔款、通货膨胀、鲁尔区被占领、危机、需要和绝望弄到白热化的气氛中，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所有欺骗过它的旧政党。[8]小业主们尖锐的抱怨，从来离不开破产，他们的儿子虽有大学学历，但是没有职位和顾客，他们的女儿没有嫁妆和求婚者，要求秩序和严厉的手段。
　　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是由旧军队和低级指挥层中自命不凡的家伙们所举起的。胸前挂着因杰出服务而获得的勋章的军官、士兵们，不愿意相信，他们的英雄主义和为祖国受苦，不但无足轻重，而且没有使他们得到特别的感激。因此，他们就恨革命和无产阶级。在这同时，他们不甘心被银行家、工业家、部长们调回来担任簿记员、工程师、邮政人员和教师等不太高的职位。因此，才得出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在依瑟（Yser）这个地方〔相信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发生激战的地方〕，在凡尔登的指挥下，他们学会了怎样使他们自己及其它人冒生命危险、怎样说指挥性的语言。这些冒险、这些指挥语言有力地吓服在战线之后的小资产阶级。因此，这些军官、士兵们变成了领导……。
　　小资产阶级仇视发达，因为发达老是违反他的利益；进步除了带给他不能清偿的债务以外别无他物。国家社会主义不但排斥马克思主义，而且排斥达尔文进化论。[9]纳粹份子们诅咒物质主义，因为技术之战胜自然已意味着大资本对小资本的胜利。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们清除“智力主义”，因为他们只有二等、三等的智力，尤其是因为他们的历史任务不允许他们将单一思想追究到底。小资产阶级份子需要一个较高的权威，这个权威处在物质、历史之上，不受竞争、通货膨胀、危机和拍卖台的干扰。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唯心主义之作为英雄的灵感泉源，是与（二十、十九、十八世纪的）进化论、唯物思想和理性主义对立的。希特勒的国家，是小资产阶级本身在神话中的阴影，是一个对千年帝国的可悲妄想。
　　为了把国家提升到超越历史，它被给予种族的支持。历史被看成为种族所散发出来的东西。种族的各种特性被解释为与社会条件的改变无关。国家社会主义在排斥以“经济思想”为基础的时候，就下降到一个更低阶段：抛弃了经济唯物主义而向动物学唯物主义求助。
　　在政治的平面上，种族主义是沙文主义与颅相学结盟的夸大、乏味的形式。像破落的贵族在它的血统的高贵出身中寻求安慰一样，贫穷化的小资产阶级则沉醉于它的种族特别优越这个神话中。个人和阶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邪恶的，国家则是善良的。但是这个哲学在私有财产的门口被翻过来了。要得到解救，只有靠个人的私有财产。国家财产的观念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物。把国家奉为神明，小资产阶级份子就是不要让它拥有任何东西，相反地，他期望国家使他有财有势，不会受到工人或法警的干扰……。
　　法西斯主义已经为政治打开社会深层。今天，不但在农民家中，而且在城市的摩天大厦中，二十世纪与十世纪或十三世纪并存。一亿人民使用电，而且仍然相信符号和驱除邪魔的魔术力量。罗马教皇在无线电上播放水变成酒的奇迹。[10]电影明星去见灵媒。飞行员们驾驶人类天才所创造的奇迹般的机器，在他们的羊毛套衫上挂上护身符。他们所持有的黑暗、无知和野蛮的储?量是多么无穷无尽！绝望已经使他们站出来，法西斯主义已经给他们一面旗帜。早就应该被人在社会正常发展过程中从国家有机体中以文化排泄物的形式排除出去的各种事物，现在已从喉中涌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呕吐出未消化的野蛮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生理机能就是这样的。[11]

法西斯主义、小资产阶级和大企业

　　可是，法西斯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的自主性，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障碍是与晚期独占资本主义中的实际社会力量关系相应的。一个有很多行政人员领薪金、更多打手领钱的巨大群众运动，需要很多钱。[12]这样继续流进金钱的唯一来源是大企业。但是只有各种情况非常特别的结合，才能使资本家相信，用大量金钱来资助法西斯政党的价值。[13]满足这些情况的时机是：经济危机加深；大企业迫切需要摒弃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因素；客观情势需要政治权力的较大集中，以实现几个紧迫的经济目标；以及至少一个正在等待的独裁者有充分的公众支持。
　　从资本家阶级的长期利益、资产阶级社会的相对稳定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议会政制比任何形式的独裁制度可取，法西斯独裁制更不必说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基在镇压机制和融合机制的特殊结合上。在镇压元素占主宰地位的地方，就会有较大、较长期的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法西斯主义和其它极端形式的资产阶级独裁制，都是一个不断的围困状态，不断的内战形式（可是一个特别的内战形式，因为一个阵营被解除武装、完全受到另一个阵营的支配）。[14]这些政府形式对资产阶级社会更加危险，因为它们趋向于提高社会紧张状态，而且在危机的时刻，在阶级调和机制不存在的情况下，趋向于将事态推向爆发点。
　　所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长时期有这种或那种独裁政权的国家中。这是历史事实（沙皇；南斯拉夫的君主制及以后被占领时期的法西斯独裁制；中国蒋介石独裁；古巴的巴蒂斯塔独裁；越南的保大、吴廷琰和阮文绍；尼加拉瓜的索慕沙独裁等等）。
　　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观点来看，客观矛盾显现在这样的事实上：虽然镇压性独裁制的长期社会、政治代价是高而非常危险的，但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所付出的短、中期经济代价，在某种情况下，也许会变得难以忍受。
　　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包括一个发展了的劳工运动（群众工会），这个劳工运动反过来意味着劳动力这个商品是集体地、不是个别地出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比在工人们处于支离破碎的情况下昂贵些。除了这个较高的价格以外，资本还要付出像社会保障及其它社会费用等额外的开支。所有这些都会减低净产品中剩余价值所占的比例。当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在一次败仗、一次严重经济危机或者这些因素的结合之后有了不利的变化，致使产品的总价值停滞不前或开始下降的时候，那么继续付出以上所说的昂贵价格的物质能力就开始消失。资产阶级没有其它选择，只有试图丢弃资产阶级民主。
　　因此，仅仅或甚至主要地把法西斯主义看成为对工人阶级较激进部份的恐怖攻击──主要地看成为一个反共的独裁制──是错误的。它是十分不同的东西。法西斯主义的意图，是要破坏整个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包括它的温和部份，甚至包括它的“黄色”工会。它的一个意图，是要真正把工人阶级弄得支离破碎。为了实现它的防止劳动力这个商品任何形式的集体出售目标，它不得不禁止、攻击、破坏那怕是最基本形式的阶级组织。[15]
　　虽然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们，凭借一些反无产阶级的恐怖行动“好例子”，也许能够吸引某些个别资本家们慷慨解囊，这还是不足以开启走上政权的道路。要达到那个目的，他们不得不作出决定性的思想、政治让步。
　　希特勒，像他之前的墨索里尼、他之后的佛朗哥，由于懂得使用策略及有着无止境的犬儒主义，在恰当时刻找到了恰当字眼：“我会把Fuehrer［元首］原则应用到工厂去”。在工厂中，企业家是唯一的元首，他们在工厂中的统治权是无限的。我们将要停止工会、地方政府、政党及议会的干涉，这种话给各大工厂主听起来像音乐一样的悦耳。在这同时，这彻底摧毁了“德国社会主义”的几乎每一个声称，彻底摧毁了小资产阶级份子的几乎全部经济空间。如果小资产阶级“老斗士们”被这个“新叛卖”激怒之后被引诱去发动第二次革命的话，他们就会被无情地消灭，正像1934年6月30日真正在第三帝国所发生的那样。大企业向他们欢呼──不顾这样的事实：每个形式的“宪政国家”在众目睽睽之下正被犬儒主义地消除，“元首”的纯粹个人武断的意志正变成唯一“法律”。
　　但是，对于已被他们的法西斯主义领导人们出卖的小资产阶级份子而言，这还不是苦难历程的终点。他们的群众运动被官僚化了，而且被合并到国家机构中去。当资本的增值条件有了决定性的改进，法西斯主义的破坏性国内动力就被转变为有同样破坏性的国际动力。[16]
　　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成份现在也得决定性地增加了。这个驱动，因国家破产的威胁，得到了更多的推动力。法西斯主义的冒险政策就从社会领域传入了财政领域，为军事力量的增强开辟了道路。这就给通货膨胀火上添油。所以，归根究底，除了在国外进行军事冒险之外，别无他路可走。这整个发展，在政治上，也在经济上，除了少数在膨胀了的国家机构中任闲职的人员以外，并不增强，只是减弱小资产阶级。接下来，就是资本的加速集中化、中心化。
　　小资产阶级在这个时候被大量地无产阶级化；以后，因战争关系，就被贫穷化了。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出法西斯主义独裁制的阶级性质；那就是，它一点都不符合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阶级性质。法西斯主义独裁制不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而代表独占资本的历史利益。
　　我们在这里必须再说几句。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分歧的、灾难性的低估，导致1930－33年的灾难性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这个低估，在博尔迪加、费雪、马斯洛夫以及有时候的齐诺维也夫等人的补充与说明之下，早在墨索里尼夺取政权时，已经在共产国际的官方理论中出现。博尔迪加等人在当时虽然是所谓“左派”，其实在不小的程度上是极左派。[17]博尔迪加小组织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派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托洛茨基坚持对这个极左偏向作出理论批评。[18]

大企业与法西斯主义

　　将政权移交给法西斯主义政党的方案一直在资产阶级份子中引起不和及怀疑。它从来不是一个平滑的运作。这个区分是与资产阶级内部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分层相称的。我们可以定出这样一个命题：直接制造大众消费品的那些部门比较不太愿意公开支持、资助法西斯份子夺取政权，而大的、重工业和制造军火和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则比较愿意考虑这样一个步骤。
　　属于后一集团的，在德国有：大化学工业，特别是IG-Farben，钢铁及矿冶公司，大多数的大银行，特别是德意志银行。但是电器、纺织及制衣工业等属于前一集团。[19]虽然这个命题有时被应用得太机械，但是它有单凭经验的强烈依据。不同的政治目标局部地被不同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绅士俱乐部（Herrenklub）在提名希特勒为国家总理的事件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众所周知的。奥斯蒂弗丑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20]
　　但是比这个事态的──区域性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关于以下这个可能性在政治判断上的分歧：为了大企业的利益真正控制这个明显是军事冒险家的希特勒的可能性。有些人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则不。在巴本胡根堡周围的保守派、甚至以后的无所不包的中央党都相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判断显然是错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的整个历史，一直是以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这个历史性分歧──从法国大革命、如果不是从更早时期开始即有的分歧为特征的。在这个分化过程中，由于各种必须在每一个情况中加以具体分析的理由，有时候这个派，有时候那个派，占上风。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自由派在德国是主要派系，保守派则在法国。但是，二十世纪初，有了一个变化。在法国，胜利的是，德雷福斯的拥护者；而在威廉大帝的德国，日渐占据中心位置的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保守主义。希特勒之走上政权，一部份是这个保守主义的继续。这个保守主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的失败和凡尔赛和约之后的复仇主义而势力大增。它已在哈尔茨堡阵线中被预料到。[21]可是，它并不是没有中断的、而是充满了怀疑和自我怀疑的连续。它不但导致1933年1月30日，也导致1944年7月20日的事件。[22]
　　不管怎样，将资产阶级内部所有这些层份、集团联合起来的是，他们在保卫财产、保护资本积累自由和保证资本增值上的共同阶级利益。在这个平面上，法西斯主义的决算表是清楚明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不但保持着，而且巩固了。它们能够前所未有地自由发展。
　　从经济上看来，第三帝国是独占资本不受约束的统治。在经济上看起来是国家“干涉”的东西，十分之九是以加强独占资本的自管为目的的措施，包括支持大企业在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期中使较弱商号严格遵守纪律的措施（强迫组成卡特尔）。[23]纳粹丝毫没有夺走大企业的经济权力。关于在第三帝国中是“政治占首位”还是“经济占首位”这个无休止的讨论，我们看到了神秘化的因素。[24]有意或者无意地，所谓精英份子对于纳粹主义的罪行应该有罪这个无可改变的历史，现在不是被降低其重要性，就是被否认。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无足轻重的同路人，不是在最好的情况下闭上眼睛、或者在最坏的情形下明知其有罪而无可奈何去合作的“静默大多数”。我们在这里所指出的是，银行家、工厂主、大商人、军队将领、高级公务人员、法官、律师、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等的关系重大的责任。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但“容忍”或“附和”纳粹主义，而且怀着绝对是具体、明确的阶级利益和目标，设计、介绍、指导、领导和在思想上掩护这整个过程。
　　只有在这一个场合中希特勒试图强加他的意思，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战争的末期当他要破坏他们的工厂的时候。他没有成功。[25]极权主义的论点，即使以最合逻辑的形式出现，也抵挡不住历史的证据。极权主义独裁制从来没有成功地控制、更不必说消除资本的独立的经济利益了。
　　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帮助我们了解：为甚么在第三帝国这个例证中，法西斯独裁的各矛盾因素会有以下的综合：怀着巩固独占资本的经济权力和保证资本的增值这两个目的，暂时夺走独占资本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历史对于政治占首位抑是经济占首位这个机械的对立立场的回答。

法西斯主义与工人阶级

　　我们刚刚说过，资产阶级可以在法西斯团伙的帮助下，试图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制。但是，一个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并不单单依靠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它也依靠工人阶级内部所发生的事情，换言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反应。
　　与各元首候选人可以大量吸收的“人类流沙”相比，近代工人阶级，在所有工业先进国家，都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潜力。社会上所有创造的、生产的功能，统统集中在这个阶级或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各社会层份上。在大多数的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文化的、政治的群众组织，都非常活跃，在许多国家中，直至1920年代末或1930年代初。这些群众组织团聚了数以十万计的，如果不是数以百万计的能够热诚地为他们的共同阶级利益而战斗的工人。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还有巨大的、强大的工会，这些工会不但有力量瘫痪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具有瘫痪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潜力。
　　与这样一个强大反对力量较量，资产阶级高层的有阶级意识的代表们，为了以上所?述的各理由，不但必须认为他们自己没有其它道路可走，而且必须相信他们在这个巨大的力量较量中，至少有从中杀出一条生路的机会。没有这个力量较量，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以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些计算中的任何错误，对社会力量关系的任何错误估计，都会带给资产阶级灾难性的后果。从个人以及社会的观点来看，那可能等于自杀。1936年6月巴塞罗那、马德里、巴伦西亚和马拉加等西班牙城市所发生的事件就是重要的实例教训。[26]
　　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日渐增加的时期中，但是在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政权之前，独占资本主义的各重要领导人非常注意工人阶级内部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部在对付这个法西斯的威胁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事实上，他们对变化中的力量关系的分析，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有许多共同点，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每一个可在工人阶级中见到的联合的、强大的抵抗运动的迹象，每一个朝向群众的武装自卫行动的指标，每一个逐渐愿意以坚实的决心来保卫他们自己抗击法西斯野兽的迹象，都会增加独占资本对于是否应该测试力量的犹豫和怀疑。
　　同样地，在工人阶级中的任何分裂、被动或顺从的迹象，在法西斯主义者方面的每一个没有遇到抵抗或反击的策略成功、群众组织的领导不管用词多美最终都会向法西斯主义投降的每一个迹象，群众不能够对法西斯威胁自发地发动反击的每一个迹象，都会使独占资本相信，为改换政权所付出的代价，会比它所预测的要小得多。这些软弱的迹象，会加速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政权的进程，因为那会证明，内战将会是单方面的事务，而工人阶级的失败将会是压倒性的、长久的。[27]
　　因此，极其重要的是，要从法西斯主义的开始，就以一种坚定、联合、有力的反应，就以一个保卫工人阶级的自由组织、罢工权和所有其它民主自由的斗争，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没有这种反应，没有这个斗争，工人阶级会在一整个历史时期中，被决定性地削弱。
　　这样一种联合的、坚定的、有力的反应会在这个国家里触发一次会改变整个政治气候的连锁反应。它会使小资产阶级更怀疑法西斯份子是否真正会嬴，因而使他们的群众基础变弱，增进将重大部份的中产阶级中立化的机会，如果不能真正地将他们争取到工人阶级的事业和社会主义这一边的话。可是，要实现这一点，工人们需要把这些社会层份的利益考虑在内的纲领。工人阶级必须让小资产阶级感觉到，他们真的要创立一条有别于法西斯主义对于政权问题的解决方法的通路。
　　资本家们本身也会通过惨痛经验学习到，投资在法西斯团伙身上的资本根本得不到任何嬴利，只预示重大损失。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法的支持，会转移到幕后，而且不再是他们的政治远景中的重要因素。至于工人阶级，每一次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的策略上胜利，都会巩固它的队伍内部的团结，增强它的战斗精神和决心。他们对自己命运的信念，他们对社会主义之作为解决正在震撼这个国家的社会危机的可供选择办法的信念，将会继续增长。这种做法，才会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的反攻打好基础。这样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的反攻才能够很快地将社会主义革命提上议事日程。
　　所有这些际遇与机会都要靠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政治独立。如果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斯大林主义者）彼此斗来斗去而不把他们的队伍联合起来抗击法西斯份子，如果共产党人（斯大林主义者）相信他们一定要打败社会民主党人才能够对付法西斯份子，如果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只要“共产主义危险”存在一天就不可能“中立”法西斯份子，换句话说，如果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这个阶级的联合干涉被人用抽象的、宗派主义的“原则”名义阻止的话──那末，将会有越来越少的机会，对这个日益（被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所援助所唆使的、渐增地被大企业所资助的）法西斯主义恐怖，作出及时、坚决、有成功希望的反应。代替它的，将会是一连串的踌躇、迷失方向和士气沮丧，最终导致失败。这就是在德国发生的情况，尽管托洛茨基曾提出许多次的警告，尽管这些警告在托派之外的其它共产党反对派份子中，例如在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领导下的共产党反对派和社工党（一个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的左派），找到回声。

法西斯主义与波拿巴主义

　　对了解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贡献，是塔尔海默（August Thalneimer）的理论。这个理论导致与托洛茨基的结论相似的政治──策略结论。它可以非常简单地总结如下：法西斯主义是反革命的最后阶段，这个反革命是在1918／19年的德国革命失败以后开始的，而且被定性为国家机构（行政部门）的日益增加的自主。他把这个自主定义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那个“波拿巴主义”。[28]
　　塔尔海默的这个分析，包含一个真理的发端。国家机构在第三帝国中，在与国会、各政党和各工会切断任何关系的情况下，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组成元素，比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更是如此。但是在塔尔海默的理论中，却不太注重各法西斯主义团体和往后的法西斯机构（党、党卫军等等）的角色。但这些却是法西斯主义初次出现的形式。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与波拿巴主义所不同的特定种差（differentia specifica）。这个差别既不是偶然性，也不是次要的。它对法西斯主义的以下目标是非常紧要的：完全破坏任何形式的工人阶级组织。单单是波拿巴主义的国家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它需要一个机构化的群体恐怖、集体控制的工具，警察或军队是不能提供这个工具的。这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党的任务。托洛茨基从开始就了解这点。因此，他反对波拿巴主义的解释[29]，虽然他明显地看出，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某些共同点。
　　在布吕宁格、巴本和施莱克尔三人共同执政的后期的波拿巴主义之下，工人运动逐渐变弱，逐渐受到压制。但是它仍然能够采取抵抗的行动。从1933年1月30日到国会被焚烧之间的希特勒政府可被描述为一个“后波拿巴主义的”、半法西斯主义的政制。只有所有合法的工人组织完全被击败之后，我们可以说那个政权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独裁制，不再是一个波拿巴主义的独裁制。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争论。这有极端实在的意义，那就是以群众力量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抵抗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可能性存在于波拿巴主义政权之下，但是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它就会快速地消失。[30]
　　这个分析性的、政治性的争论在今天也是有相关性的。今天被许多左翼圈子所辩护的那个逐渐滋长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正试图用不适当的概念，帮助解释一个非常真实的过程，那就是“强大国家”的发展，国家行政部门日益增加的自主性。自从第二次大战以来，这个过程，这个发展，这个自主性，一直是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一个特征。我们现在正在目睹的是，部分国家机构、高级将领、秘密警察、司法部门与包括公开的恐怖主义、鼓吹暴乱的团体在内的极端右翼团体等之间的日益增加的互依关系。[31]社会的某些部份，正对议会控制的这种减弱，如果不是正对议会控制的消除，越来越不关心，而且在许多情况中，甚至对“议会清谈俱乐部”表示仇视。这种一般发展可被概念化为“逐渐滋长的波拿巴主义”。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在经济、社会危机发生根本性的恶化之前，对民主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这个“逐渐滋长的波拿巴主义”，不是来自相对微弱的、公开的法西斯主义派系。这些法西斯主义团体正被部份国家机构利用，但是它们本身不是在幕后操纵的。
　　这段分析的结论是，我们今天所目睹的不是逐渐滋长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意义不止是国家机构日增的自主性。当法西斯暴徒开始真正地攻击罢工和工会总部、威吓、击败罢工中的工人的时候，我们所要对付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又从来不是逐渐滋长的，它总是公开的、野蛮的。

托洛茨基为主张工人联合阵线所进行的斗争

　　托洛茨基在1930－33年时期对德国问题所作的煞费苦心的分析工作有一个直接的实际目标：向德国及国际的工人运动警告即将来临的可怕威胁，提出及时克服这个威胁的策略和目标。他的中心思想可以总结在他的1931年12月8日的严正警告的话语中：

　　工人──共产党员们，你们的人数以十万计、百万计；你们不能到任何地方去，没有那么多的护照给你们。如果法西斯主义走上政权，它将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辗过你们的头颅和骨骼。你们的解放在于发动无情的斗争，而且只有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进行有战斗力的团结，才能带来胜利。赶紧这样做吧，工人──共产党员们，你们的时间不多了！[32]

　　具体地说来，推动工人联合阵线的正确策略必须包括以下各点：
　　* 拒绝接受“失败主义”。只要工人群众的动员在实际上是可能的，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就不会是必然的。
　　* 拒绝接受最后通牒。要求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与他们的党及其领导决裂，不能够成为联合阵线的先决条件。应该向其领导有系统地提出组成联合阵线的建议。联合阵线应该是从上面及从下面而来的。[33]
　　* 拒绝接受议会呆小症。法西斯份子是否会夺取政权，不是选票来决定，而是在街头、在议会之外的群众斗争中决定的。
　　* 将力量集中在直接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行动上，以在各工人群众组织的支持下动员广大群众为目的，达到武装总罢工这个最终目标。
　　后来，那些对于造成1933年的惨败分担责任的人们曾声称，在1932年到1933年3月之间那段时期中，工人们，因被失业、分裂和士气低落所磨灭，所以没有准备要采取群众行动来反对法西斯份子，可是，今天却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托洛茨基的观点比这个为他们自己的被动、混乱和失败而作的辩护现实得多了。[34]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工人要采取群众行动的意志，比托洛茨基想象中认为的还要大。[35]今天在某些社会民主党的圈子内，这点已被承认。[36]
　　在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主要的错觉中，有一个错觉，像斯大林主义过左派的宗派主义一样，对德国工人运动在1933年之未经一战即向法西斯投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错觉就是，为了防止法西斯份子夺取政权，有需要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中立化”。后来被纳粹谋杀的那个不幸的希尔费丁（Rudolf Hilferding），在1920－21年之前曾是一位激进社会主义者、劳工运动理论家，以后却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右翼的主要理论家。当他在1933年写出历史将会认为社会民主主义阻止国家机构与纳粹合作的成功是它的最大历史成就的时候，他就最清楚地表达了上述的错觉。
　　不幸的是，在希尔费丁这几行字见报时，奥登堡已经提名希特勒为国务总理。[37]产生这个错觉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没有了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质，特别是它的军事及国家机构的性质[38]；其次是低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度，因为这个危机可以导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被消除。

工人联合阵线与人民阵线

　　德国的惨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之未经一战即向敌人投降，给予德国及国际的工人阶级的自信和阶级自觉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失败的负面结果，除了直接的经济、政治的后果，还有其它方面。托洛茨基正确地预测了这一点，而且从1933年春天开始，试图在发展的局势中指导一小群追随他的人们。
　　这个震动的第一个结果是一个无可抵拒的压力，要求所有工人阶级组织在德国以外的各个国家中组织联合阵线，来反对法西斯主义或其它形式的反动独裁制的危险。右翼份子于1934年2月6日在法国发动的攻势，触发了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实际联合阵线，至少在那天之后的三年内，使法国社会的力量关系和动力完全倒转了。工人阶级的力量非常迅速地增长。最后，1936年6月的总罢工和占领工厂，把法国带到了社会主义的门坎上。[39]
　　同样地在西班牙，1934年反动派的攻势，引致了有一翼建基在神职人员、半法西斯主义的结构上的右翼政权。与法国的情况相似的是，西班牙反动派的这个攻击，也触发了强大的、联合的工人阶级的反应。工人阶级的这个反应，首先表现在1934年10月的流产暴动上，其次表现在1936年上半年的群众斗争连续不断的兴起上，最后表现在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上。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响应1936年7月的军事──法西斯主义的政变，在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及重要的乡村部份爆发出来的。但是在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情况中，工人阶级的这个统一攻击的巨大潜力，却被转向到完全与私有财产、资产阶级国家的残存相符的管道上。事实上，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及工会的官僚们（在西班牙还包括无政府主义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所自觉推行的阶级合作政策。[40]
　　从1935年开始，共产国际在斯大林领导下全盘接受了与“自由”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反动势力”的集团这个老的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较少邪恶”的战略。这个人民阵线政策，发生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正面临深刻的、无法被各种各样改革所缓和的结构性危机的同时，不但意味着工人们丧失了另一次夺取政权的历史时机，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正如1918－1923年时期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一样。（同样的经验第三次在1944－48年时期发生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它也意味着工人运动在反动势力的袭击下的崩溃、法西斯主义只被推迟，没有被避免。
　　在西班牙，在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在共和国的阵营中击碎了社会革命之后，法西斯主义者终于在内战中获胜。在法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巨大集结，却因连续几个人民阵线政府的投降和工人阶级接着而来的幻灭和沮丧而粉碎了。在1936年6月的荣耀总罢工之后的两年多，就来了1938年9月的总罢工被打败，接着当贝当元帅的衰老波拿巴政权于1940年在工人们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接管了政府的时候，就是工人阶级的各种自由权利被削弱、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工会的瘫痪和第三共和国不光彩的自我毁灭。
　　决不偶然的是，托洛茨基在希特勒取得政权之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党制造分裂政策的尖锐批评，今天在非常广大的圈子中嬴取了赞同和敬佩[41]；然而他对人民阵线政策会产生悲惨后果的同样有论据的证明，却遇到敌友双方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的大量误解甚至反对。[42]因为法西斯主义象征着对于革命组织的生存、甚至是温和的社会民主组织的生存的肉体威胁；它不但被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被大部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全部工人官僚层看成为野蛮的威胁。这些正是在顶层和底层推行联合阵线政策的物质基础。
　　可是人民阵线主义只不过是自从本世纪初以来被各改良主义工人领导、工人官僚层所实行的阶级妥协、阶级合作政策的一个变种而已。普遍地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赞同。对他们来说，赞成托洛茨基对人民阵线主义的批评，即会意味着拒绝接受他们的往事，而且在许多场合会意味着直接反对他们自己眼前的物质利益。
　　可是，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工人们而言，了解托洛茨基在1929－33年时期为推进德国的联合阵线所进行的斗争和他在1935－38年时期在法国、西班牙反对人民阵线的斗争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法西斯主义之兴起为对有组织工人运动的立即威胁，是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深刻结构性危机同时发生，它本身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刻结构性危机连在一起的。在这些情况下，以不惜任何代价保卫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来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等于把一切赌注押在濒临死亡的这些机构的残存上。虽然保卫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包括普选权在内的每一个战利品以反对反动势力是正确的，但是把这种保卫的范围局限在狭窄、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机器的架构上，等于自杀。
　　如果不把因人成功地保卫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自由而获得的力量作为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危机提供革命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跳板的话，那末，这力量就会快速地衰微和瓦解。法西斯主义或半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势力，经过一段暂时的撤退以后，将会卷土重来，反对一个因其巨大战斗力量没有产生正面结果而被弄得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有极大危机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制是没有前途的。它要么被无产阶级民主制所取代，要么倒塌为右翼独裁制。拒绝汲取那个教训，已在西班牙（和以后的智利）导致与意大利、德国工人的不团结所引起的失败同样悲剧性、同样代价高、同样持久的失败。
　　有些宗派主义者曾经企图把人民阵线与工人的联合阵线之间的差别简化为是否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或政党参加联合政府的问题。这种抽象的、图式的处理问题的态度，事实上是与人民阵线支持者处理问题的态度十分相似的。后者把与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看成为与中产阶级联盟的必要先决条件。宗派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之参加联盟看成为走向阶级背叛的必然的前奏。
　　双方所忽视的是，真正有决定性的问题，即是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行动的自由独立发展的问题。如果资产阶级政治人物或政党的参加，使这个群众行动被减少或者被阻止──或者被利用来作为减少或阻止这个群众行动借口的话，那末我们所得到的是人民阵线，是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政治独立性。但是，如果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或政党之参加联盟不制止发展中的反资产阶级国家的攻势，那末这些资产阶级政治人物在客观上就是工人阶级的俘虏。

注释：

[1]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著作是收集在《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 (《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一书中。该书由曼德尔作序言，于1971年在纽约出版。也有一套德文文集，两大卷，书名为《Schriften uber Deutschland》（德国问题论文集）1971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2]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所用的、有时与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这个名词等同的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名词（法文为de　classe，德文为Deklassierung），是需要更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

[3]这是Max Horkheimer 的观点。

[4]这里最好的例子是希尔费丁（Rudolf Hilferding）。他到死都拒绝接受法西斯主义独裁的资本主义性质。

[5]希特勒与斯特拉瑟兄弟之间的冲突，一直到法西斯夺取政权之时，还是紧张的。

[6]对“犹太人的世界阴谋”这个说法情感上不健康的依恋曾被有些大银行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领导人是犹太人这个事实所滋养。这个神话仍然是一个非理性、有妄想狂倾向的神话：在上述这两个集团中，犹太人占极小的少数。

[7]在这里，小资产阶级的概念是太广阔了，因为它包括很大层份挣工资的白领雇员和公务员。其实，根据接下来的文字，小资产阶级是指小业主的阶级。

[8]以后的研究证明，希特勒的大多数选民来自各保守党的传统基础，并不来自社民党或共产党的基础。

[9]事实上，希特勒的历史观可以被描述为进化了的原始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各“民族之间”的痛苦“斗争”中，得胜的是种族上最强的民族。

[10]现在的教皇不但说过魔鬼的确存在，而且还说他见过两次，一次是以羊的形式，另一次是以女人身出现。

[11]“甚么是国家社会主义？”（1933年6月10日），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第399－407页。

[12]见Jochan von Lang 所著的《Die/Partei》（《党》）1991年汉堡版）。

[13]关于对希特勒的财政支持，包括外国（例如亨利．福特）的财政支持，见James　and Suzanne Pool合着的《Who Financed Hitler?》[《谁曾财政支援希特勒？》]，1978年纽约版。

[14]Nicos Poulantzas（《法西斯主义与独裁》，1974年伦敦版，第61－2页）对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义论提出两个批评。第一，把法西斯主义定性为一种“内战”状态，托洛茨基就应该分担共产国际的错误观点，因为这个观点把法西斯主义者看成为对于采取攻击的“起义”工人阶级的一个反应。这个批评明显地是对托洛茨基立场的歪曲。他把法西斯主义看成为“单方面的内战”，换言之，资产阶级要击碎明显地采取守势的工人阶级的一个攻势。Poulantzas在热切地与“经济主义”战斗中，却不了解经济的强制性，因为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强制性会引致这样的单方面内战。第二，托洛茨基被认为“机械地”对比了衰落的资产阶级依靠法西斯主义的方式与稳定的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但是事实上，托洛茨基没有作过关于整个时代的如此总结性的说法。他一再着重大企业转向法西斯主义的特定时空。

[15]希特勒在1933年清除了工会之后而设立的德国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不能被视为工会，甚至“黄色”工会也不是。它只是纳粹国家机构的一个附属部份。

[16]从资本中来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32年的17．4％上升到1938年的26．6％。所有德国公司的总资本从1932年的206亿德国马克上升到1942年的290亿德国马克。

[17]齐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演说中，完全低估了法西斯主义，并说这是一个“喜剧”，“经过了几个月或几年之后”会“在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中”结束。他认为与改良主义斗争是“主要任务”。见Jane Degras的《1919－1943年的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中第四次大会的文件。

[18]托洛茨基关于意大利的论文已经收集在1990年罗马出版的《Scritti sull' Italia》[《关于意大利的论文》]一书中。

[19]见Daniel Guerin 的《法西斯主义与大企业》（1973年纽约版），Franz Neumann　的《Behemoth》[《庞然大物》]（1942年多伦多版）。

[20]奥斯蒂弗是1927年为了挽救无清偿债务能力的、主要是小型的农民们而发动的农业援助计划。实际上，几乎全部款项都被滥花在他们之中最大的地主们、（普鲁士）贵族地主们（the Junkers）身上。奥登堡总统的儿子Oscar曾经是搞这些见不得人的交易的著名人物。这件事就被利用来获得他与纳粹合作，劝导他的父亲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21]哈尔茨堡阵线（Harzburg Front）是纳粹、胡根堡的保守党和同样保守的Stahlhelm[钢盔团]之间的一个集团。（钢盔团是在Franz Seldte领导下于1918年成立的右翼准军事退伍军人组织。Franz Seldte　以后曾短期任希特勒治下的一个部长。）

[22]1944年6月20日希特勒的一位早期支持者Count von Stauffenberg〔斯陶芬堡伯爵〕企图暗杀他的日子。

[23]见Eberhard Czichon 的《Wer half Hitler zur macht?》〔《谁帮助希特勒拿到政权？》〕（1967年科隆版）。

[24]见1966年12月号及1968年6月号的《Das Argument》[《争论》]上Tim Masun 与Eberhard Czichon之间的讨论。

[25]Albert Speer，希特勒政府的军火生产部部长，是德国大资产阶级的一位直接代表。他可能对在这情况中说服希特勒有影响作用。

[26]Guerin 的《法西斯主义与大企业》对这事有详细的讨论。

[27]注意以下这点会引起兴趣的：德国国防军要看共产党对1933年1月纳粹冲锋队在其总部门前的挑拨性的示威游行的反应之后才决定支持希特勒被提名为国务总理。同样地，根据皮诺切将军在他的政变成功之后所作的谈话，他只是在研究了工人阶级各群众组织对1973年初（圣地亚哥装甲兵团）失败了的政变的被动态度之后，才得出推翻阿兰第政府不会有严重风险的结论。西班牙资产阶级严重地误算了1936年的局势，以为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政变会是轻易之举。因此，它几乎在这个国家的大部份地方失去统治权。一半的将军们失去了生命。

[28]August Thalheimer 的《Uber den Faschismus》〔《越出法西斯主义》〕1989年汉堡版。

[29]在1930年代，托洛茨基对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写了多篇文章。最重要的一篇是“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1934年7月15日）。此文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　1934－35年》，1977年纽约版，第51至57页。

[30]在灾难性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错误之后，德国共产党在1933／34年，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失败之后，开始鼓动群众起来行动。

[31]意大利的Gladio丑事是一个好例子。在这同时，我们也听到西班牙Tejeio少尉在1981年所企图发动、明显是胡闹的暴动，事实上是由大部份陆军将领所支持的。

[32]见《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第141页。

[33]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个过左理论的悲惨结果的详细证据，可在Theopirker 所著的1961年Stuttgart版的《Komintern und Faschismus 1920－1940年》〔《共产国际与法西斯主义1920－1940年》一书中找到；也可在Herman Weber为 Ossip K.Flechtheim 的《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魏玛共和国中的德国共产党》〕（1969年法兰克福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找到。

[34]见Otto Braun 着的《Von Weimar zu Hitler》〔《从魏玛到希特勒》，纽约1940年版。〕

[35]现在有大量文件证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愿意与共产党的工人联合起来，共同抵抗。

[36]例如，在末期巴伐利亚的首相Hoegner 的回忆录中。

[37]见（Rodolf Hilferding）在《Die Gesellschaft》[《党》]，1933年第一期上的文章。

[38]托洛茨基在《西班牙的教训》（1936年7月30日）一文中详尽地讨论了军官团对右翼保守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该文收集在《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9》[《西班牙革命，1931年至1939年》]，从第234页开始。

[39]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Whither France》[《法国往何处去》]中分析了法国在1934年到1936年之间的发展。该书由寻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于1968年在纽约出版。

[40]见《西班牙革命，1931年至1939年》。

[41]关于对托洛茨基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角色的评价，除其它数据外，见Baruch Knev-Paz 着的《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托洛茨基的社会和政治的思想》〕，1978年牛津版第354至355页。

[42]例如Isaac Deutscher （伊萨克．多依彻）着的《The Prophet Outcast》〔《流亡的先知》〕，1970年牛津版； Monty Johnstone 着的《Trotsky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托洛茨基与世界革命》〕，在《 Cogito》〔《自我思想活动过程》〕，1976年，第10至14页， I.Howe 着的《Trotsky》〔《托洛茨基》〕，1978年伦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