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阶级自我组织与先锋党

　　群众的自我组织与先锋党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它从来没有被真正地、有系统地讨论过。这也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恩格斯在许多文章和信件中谈到这个问题，而马克思在较小程度上也曾谈到。[1]
　　如果我们阅读讨论这个问题的最有名的著作--列宁的《怎么办？》、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问题》、考茨基反对伯恩斯坦、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的论着、列宁的《左翼共产主义：一个幼稚病》和奥托．鲍厄尔的《非法政党》--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富于争论性的。它们并没有试图有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乔治．路卡克斯的早期著作，《历史和阶级觉悟》和《列宁》，有着如此高度的抽象性，以致不能被认为是对这个问题作过有系统的处理。格拉姆西在1920年代早期也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是几篇在报纸上发表的不连贯的文章而已。[2]
　　然而，当我们看了某几个古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著作的时候，情况就改变了。列宁和卢森堡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中心问题思考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著作，是他们的几十年经验所丰富的思想成熟的证据。根据这些著作，我们才能够构造一个完整的理论。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每一个细节上同意我们。
　　托洛茨基，因为比这两个人都活得长久，所以能够依据更丰富的国际经验来处理这个阶级与党、自我组织与先锋组织的问题。他个人对于十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非常熟悉，而且能够研究其它国家的经验。他能够分析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新现象，而且能够分析与它们斗争的方法。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丰富的经验，他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比列宁、卢森堡的贡献，更多种多样。
　　托洛茨基对党与阶级、自我组织与先锋党的问题的基本立场至少改变了五次，虽然无疑地有一条共同的"红线"贯穿了所有这些立场。尽管就列宁和卢森堡而言，综合他们的观点是可能的，至于对托洛茨基，我们须要尝试的，是把他如何发展这个问题的观点，作一个评价。

作为中心的先锋党在缺乏自我组织的情况下的各种危险

　　我们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完全支持列宁、马尔托夫和普列哈诺夫在第一个火花报中与"经济派"的斗争。列宁非常看重托洛茨基的贡献，称他为"笔锋"。托洛茨基之参加火花报编辑部为其最年轻的成员，应该归功于列宁。
　　更重要的是，他1901年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时候，早于列宁一年，着重建立一个中心党的必要性，以之作为对工人阶级的片断、局部、当前的经验进行概括、帮助建立一种政治性的阶级觉悟的道路。[3]就是这个政治目标，不是什么组织观念，成为列宁的集中主义的主要元素。不幸的是，托洛茨基在1902年至1916年期间失去了这样一个洞察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其第二次大会上发生了多数派（布尔什维克）与少数派（孟什维克）之间的第一次分裂。托洛茨基在这次分裂中站在孟什维克的一边。[4]
　　他与列宁的激烈争论，引致他在1904年发表他的以下述文句出名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鉴于俄国共产党和苏联历史的日后发展，这段文句，不但有点戏剧性，而且简直是个预言：

　　就党的内部政治而言，这些方法将会导致一种情况，首先是党的核心组织以它自己代替了党；接着，中央委员会以它自己代替了党的核心组织；最后，一个独裁者以他自己代替了中央委员会。[5]

　　无数在政治上反对列宁的人以及历史学家，把在苏联发生的种种事态进程看成为对托洛茨基早期观点的正确性和对列宁观点的不正确性的证实。[6]据说，托洛茨基在1917年改变了他的立场，认为他的早期观点是错误的。[7]真实的情况是有点不同：托洛茨基和卢森堡都对列宁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从具体历史环境来看待列宁在《怎么办？》中的立场，以为它们具有普遍可以使用的性质。[8]
　　列宁写这本小册子的用意，是要处理非法政党的当前任务和帮助准备一个广大、独立和政治的工人阶级群众运动。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出一个有关党与阶级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他的观点当然不是阶级应该附属于党。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写了以下的句子，其笔调非常相似卢森堡或托洛茨基的笔调：

　　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只有牵连到自动开始斗争的真正革命阶级，才有意义。每个人都会同意，"广泛的民主原则"包括以下两个主要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完全的公开，其次是所有行政管理人员都要由选举产生。我们可以说德国社会党的组织是民主的，因为在该党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包括它的大会。

　　经历了1905年的二月革命之后，他更清楚阐述以上的观点：

　　看看整个革命前时期及革命的头二年半（1905-1907），把这整个时期中我们的社会民主党，在统一、组织和党的连续方面，与其它政党比较一下，你不得不承认，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党毫无疑问地比所有其它的--军校学员党、社会革命党等等--都优越。革命以前，它起草了一个纲领，正式地被所有社会民主党党员接受，当修改它时，也没有因这个纲领而发生分裂。从1903年到1907年（正式地说来，从1905年到1907年），社会民主党，虽然在它的党员之间有了分裂，但是仍然给大众关于党内情况的最充分的数据（第二次全党大会、第三次布尔什维克会议、第四次全党大会或者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会议记录）。虽然有了分裂，社会民主党仍然能够比任何其它政党更早地利用一段暂时的自由时期，来建造一个具有理想的民主结构的合法组织、一个选举制度和根据参加组织的成员人数而产生的大会的代表制。[9]
　　……对我来说，拉金同志提出工人代表苏维埃或党？这个问题似乎是错了。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错了，这个决定当然应该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党。……
　　对我来说，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一个代表所有行业的组织，似乎应该力求包括从所有工业、专业和办公室的工人、家庭仆人、农场劳工等等来的、从所有那些要和能够为全体劳动人民共同争取较好生活的人们来的、从所有那些至少有基本的政治诚实的人们来的、从黑色百人团除外的所有的人们来的代表。[10]

　　列宁非常看重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角色，[11]虽然托洛茨基与他属于不同的派别。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不同派别之间的关系，列宁在1905年革命后不久写道：

　　我们大家都同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同意保证所有少数派、所有忠诚的反对者的权利，同意每个党组织的自治，同意承认党的所有负责人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对党负责，必须能够被罢免。我们把在实践中遵守这些组织原则、忠实地、坚持地应用这些原则看成为防止分裂的保证，一个使党内的思想斗争能够、必须与严格的组织统一、与大家都服从统一大会的决定充分地一致的保证。[12]

　　从以上的这些引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说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的理论与实施早就在列宁的组织模式中存在，是完全毫无根据的，根本与实际的发展过程不相符的。
　　孟什维克派的路线完全低估了非法活动、阶级活动的中断、把分散的斗争经验综合在一起、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自主而斗争、以及以后为工人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等等所造成的困难。[1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大会上的分裂，已经包含了日后展现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关于俄国资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角色问题上的决定性分歧的核心。[14]
　　孟什维克的这些立场并没有得到卢森堡和托洛茨基支持。事实上，由于托洛茨基认为工人在俄国革命中应该在政治上独立，他已经站在布尔什维克的左边了。这些观点是总结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而且已经完全被1917年的十月革命所证实。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实际上很可能在没有读到托洛茨基从1904年到1906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的情况下，得出了同样观点。[15]
　　虽然列宁在群众革命活动的上升期中，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代替主义"，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可不是这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开头对于创立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问题上，采取这样一个小心的、如果不是明确地仇视的态度，只在后来，才参加和完全支持它。
　　托洛茨基是第一个人承认，苏维埃是历史本身为了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为了它将来行使政权而创造的形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经典之作中所表达的，以后被格拉姆西、共产国际和卡尔．科尔施等等用社会学和理论的形式所发扬的，早就被托洛茨基在1906年所写的《Results and Prospects》〔中译为《总结与展望》〕中预料到了。[16]
　　苏维埃（会议）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机关。[17]这已被荷兰左派共产党人、Pannekoek〔音译为潘内科厄克〕和Gorter〔音译为戈尔特〕等人的失败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失败所证实。群众性工会能够在资本主义的稳定期中增长和茂盛，但是苏维埃就不能够。同样地，在工人们夺取了国家权力以后，工人阶级自我活动的任何衰落能够限制、甚至结束苏维埃之作为工人阶级直接行使权力的机关。因此苏维埃本身不是一个普遍可使用的万应灵药，它们只当与其它组织形式--群众性工会、先锋党--连结起来的时候，它们之作为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自我解放的工具，才能发挥效力。

群众活动在缺乏先锋党的情况下衰落的危险

　　使苏维埃存在的这些必要先决条件，引起了阶级自我组织（一个非常不平均的进程）和永久性的先锋党之间的辩证相互作用。永久性的先锋党的群众影响力的大小和程度，也受到局势的退潮和涨潮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党比较稳定，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连续性，而且更能抵拒不利情况的压力。先锋党的消失和它在工人阶级中生根的干部的丧失，会使日后群众行动的复苏更为困难。
　　这是托洛茨基没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斯德哥尔摩大会上认识到的一些事情。他对来自"取消派"（那些不要在1905年的革命失败后继续从事秘密斗争的孟什维克）的危险的低估；他的无原则的结盟，不顾重大的政治分歧，他的事实上使组织问题与其政治内容分离的调和主义（局部地由于德国"中派主义"即考茨基的影响，虽然他比列宁更了解考茨基的政治局限性）--这些从1908至1914时期而来的错误是十分重大的。它们以后在俄国共产党内所展开的事件中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因为它们滋养了"老布尔什维克"对托洛茨基的不信任。
　　引起托洛茨基在这个时期的调和主义的，是对工人阶级自动能力的高估。根据这种高估，工人阶级不但会自动发现解决国家权力问题的正确、必要的方法，而且会自动以某种方式将这个方法强加给在这个问题有着分歧的社会民主工党。[18]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1905-1906时期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不适当概括，虽然在当时它曾导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重新统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1912年开始，可能是从更早时期开始，孟什维克在政治上向右转的行动，使这事情不可能发生。托洛茨基直到二月革命爆发以后才认识这一点。
　　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换句话说，列宁甚至在反动时期仍然坚持政治先锋党的连续性，证明它本身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使它更容易在1912年以后再度促进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一个为了察看俄国问题而成立的、由第二国际主席团的成员Emile Vandervelde担任主席的观察员委员会，于1914年到俄国旅行之后，报告说，在新近兴起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中，布尔什维克几乎毫无例外地扮演领导角色。[19]这就驳倒了托洛茨基所说的布尔什维克是个孤立的教派主义团体的观点--托洛茨基即在1916年仍为之辩护的观点。[20]

1917-19年：苏维埃权力与先锋组织的综合

　　二月革命爆发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立刻在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这个问题上，采取相同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总结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中。列宁的"四月提纲"代表他本人的重要转变，而且在开头遇到"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反对。[21]可是，有意义的是，工人布尔什维克，即，无产阶级干部、工人先锋份子，以及那些不是任何党的党员的人们，都支持列宁。这才使他可以克服领导层的抗拒。
　　在那个时候，托洛茨基改变了他过去以为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孤立宗派的观点。他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所训练的工人们在二月革命中扮演的角色。[22]这个改变逻辑地导致他放弃了对孟什维克的调和主义态度，更加如此的是因为，对于托洛茨基也对于列宁而言，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关于革命的未来路线的战略分歧，是生与死的问题。这并不是次要的问题；这是革命成功或失败的问题。[23]
　　在这个时候，似非而是的是，主张对孟什维克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的，是某些"老布尔什维克"，如加米涅夫、斯大林及莫洛托夫。[24]接着而来的是，布尔什维克与托洛茨基的区际组织、（1913年成立的、包括卢那恰尔斯基、里亚扎诺夫、越飞和其它日后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麦日拉扬卡派（Mezhrayonka）之间非常快速的合并。列宁对这件事的判断是："托洛茨基了解到与孟什维克统一是不可能的，从那时候开始，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25]他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判断。
　　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作为不倦的群众鼓动者，作为组织十月暴动、使用政治--鼓动方法带来胜利的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因为这个委员会说服彼得格勒警卫部队接受苏维埃的、不要接受资产阶级参谋部的命令，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掌握自我组织--先锋党关系的问题以前，已在实践中解决了它了。这个解决方法由暴动与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同时举行表达出来。这个暴动既不是阴谋，又不是小小少数人的政变。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个"工农国家"的决定，是大多数俄国工人和贫农的民主决定。[26]
　　只有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在无产阶级中的长期不变的、激励人心和令人兴奋的工作，才有可能将大多数俄国工人们争取到苏维埃政权这边。
　　不属于布尔什维克的目击者们已经完全证实了这点。[27]阶级自我组织和先锋党的辩证统一在这里达到了特别重要的成熟。
　　这是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对它的总结：

　　革命事件的动力是直接由阶级心理的快速、剧烈的狂热的奱化所决定的。这些变化早在革命之前已经形成了。……
　　群众们不是带着一个准备好的社会重建计划进入革命，而是带着尖锐的、不能忍受旧政权的感情进入革命。只有一个阶级的指导层份才有一份政治纲领，即使有了这个，仍然需要事件的考验和群众的赞许。因此，革命的基本政治过程，是由一个阶级逐渐地理解社会危机带来的问题--群众靠连续近似方法作出主动定位--所组成。……
　　只有研究了群众本身的政治进程，我们才能够了解那些我们最不倾向于忽视的党派和领导人的角色。他们是这个进程的并非独立的、但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组成部份。没有指导的组织，群众的能量就会飞散去了，像没有包藏在活塞箱中的蒸汽一样。但是推动事物的，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28]

　　阶级自我组织和先锋党活动之间的辩证统一和互相丰富化，在1917年以后在幼小苏维埃制度的发展上、在红军的缔造上，就非常明显了。与苏联所流行的传说完全不同，1918、1919两年是俄国工人阶级独立活动的高点，甚至比1917年还要高。有许多文件、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证实这点。[29]一个不大常有的见证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是一位十分仇视十月革命的知名人物。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岛》中报道了监狱看守所的苏维埃怎样为出于良心拒绝服兵役、而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的人进行干涉，迫使法庭改变它的判决。[30]你在近代国家的历史上还能找到另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大众民主吗？它今天在那一个国家存在呢？
　　托洛茨基在以上的引句中，用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描述了"党的领导角色"这个问题。没有这种领导角色，则群众运动的强大潜力，由于容易变动，就有飞散的危险。但是这个领导角色，并不是像普列哈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上所描述的那样，是"生出来就有的权利"。它必须继续不断地通过政治斗争，民主地争取过来；大多数工人必须要被说服，他们必须要同意。只有在争取这个多数的斗争中，党的领导角色才能实现。党的政策、纲领，既不是永远没犯错误，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它们通过实践的考验而改变，它们是被事件所改正。党是群众自我活动的伴随物。

黑暗年份1920-21年：托洛茨基的"代替主义"

　　为了阶级自我组织和革命先锋党的政治领导层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能够得到实现，必须有一个自我活动的工人阶级，或者在工人阶级中至少有一个自我活动的广大的先锋队。本书的前面已经指出过，在资本主义之下，是不可能不断地实现这件事的。
　　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接着它的所有其它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证实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连续的自我活动，也不是自动发生的。这些社会的局面也有落潮和涨潮。它在大革命的激变时期达到了高潮（这在事实上是一个同义反复）。当革命过程越过了它的高潮时，它就后退了。俄国在内战结束时，即在1920-21年时期，达到了这样的转折点。
　　调查研究这个转折点的政治-心理来源会有些兴趣。人们不能够经年累月地生活在连续不断的高度紧张、剧烈活动的状态中。偶尔的休息几乎是生理的需要。但是比这种概括更重要的，是对引起这个群众政治活动衰退的、具体的物质、社会生活条件，作一个分析。
　　在1920-1921年的俄国，以下这些情况现在是众所周知，而且已经有许多作者描述过：
　　（1）由于工业在内战中受到破坏，以致生产力大降，无产阶级的数量大为减少；
　　（2）由于无产阶级的最好份子参加了红军和苏维埃国家机构，它的质素也大为减弱；
　　（3）工人们的动机有了尖锐的转变，他们的兴趣集中在眼前的日常需要、保持生命、寻找食物等等；
　　（4）由于国外没有胜利的革命，人们对胜利的革命会导致他们的生活情况快速的改进，越来越不抱幻想；
　　（5）不够格的文化水平限制了通过苏维埃直接行使权力的可能性。
　　在这一连串的原因中，有二个紧要的环节现在遭到破裂点了。这个国家的落后革命之孤立在敌对的资本主义环境中，严重地限制了俄国工人阶级自我活动的范围，换句话说，严重地限制了这个阶级真正行使权力的机会。党没有领导工人阶级行使权力，反而渐增地以这个阶级的名义来统治。
　　在这些困难年份的某一段紧要时期中，这个变化也许是无可避免的。工人阶级已经缩小到只有1917年的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甚至工人反对派前领导人、工人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大．什利亚普尼科夫半讽刺、半严肃地对列宁说："我祝贺你，列宁同志，你现在以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无产阶级专政了。"[31]
　　但是这个缺陷是时局的影响，并不是结构上有什么问题--这些事情我们今天看来当然会比当时清楚得多。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引进，工业和工人阶级都开始增长。根据官方历史，工人阶级的数量在1926年就达到而且超过1917年的水平。根据反对派资料，这事实上已经在更早时候达到。不过准确的数字不具有决定意义，重要的是，占优势的倾向明显是朝向阶级力量的重建和增长。所以，主要问题是，由于俄国工人阶级从1922年开始在质与量上的"增长"，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具体政治措施，它在行使权力问题上的中期、长期战略，是否促进或阻碍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
　　今天，这个问题的答复似乎清楚：从1920-21年开始，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战略，阻碍了、不是促进了俄国工人们的自我活动。更有甚者，在理论上为这个"代替主义"辩护，以及将它普遍化，使情况变得更坏。这在实际措施上确实是如此：除了苏维埃共产党以外禁止所有苏维埃政党的活动和禁止苏共党内的派系活动。托洛茨基在晚年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不会被误解的自我批评：

　　反对党被禁止活动之后，就带来了派系活动的禁止。派系活动被禁止的结果，就是思想不得与永不犯错误的领导人不同。党的这种靠警察来维持的大一统极权统治，就造成了官僚的免受惩罚。这个免受惩罚已经变成为各种各样的挥霍浪费、贪污腐化的泉源。[32]

　　托洛茨基，与党的所有其它领导人一样，投票赞成这些措施，而且为它们辩护了许多年。但是这些措施是无可辩护的，特别是它们在内战结束后才开始实施的。从长期看来，这个代替主义的理论辩解更令人可怕，虽然托洛茨基没有像列宁那样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来说明它，而且不像列宁那样谈论没有阶级力量的工人或者他们的长期无能行使权力。托洛茨基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说：

　　今天我们从波兰政府接到一个缔结和约的建议。谁决定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人民委员会议，但是它也必须受到某些管制。
　　谁来管制？由工人阶级以一个没有形式、混乱的群体来管制吗？不，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开会来讨论这个建议，而且作出是否应当回答它的决定。当我们要进行战争、组织新的军团、替它们找人马的时候，我们问谁？我们问党。问中央委员会。它就会在指派共产党员到前线去的问题上向每个地方委员会发指令。对农业问题、供应问题及所有其它问题都是这样。[33]

　　更坏的是，托洛茨基在第十次党大会上对工人反对派作出如此的攻击：

　　工人反对派提出了危险的口号。他们盲目崇拜民主原则。可以说，他们已把工人选举代表的权利放在党之上，好像党没有权利维护它的专政，即使那个专政暂时与工人们正在发生的民主心境相冲突。[34]

　　同样地，他赞成工人国家--"无产阶级的斯巴达"--有暂时的权利，使用征用制和劳动军事化，作为一个强加劳动纪律的工具。[35]可是，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对他在工会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历史神话，我将会在第八章中讨论）争论中的建议，只有次要的影响。同样地，用暴力征服格鲁吉亚的问题，既不能够归因于托洛茨基的主动，也不能够归因于他的暂时脱离常规的"代替主义"。斯大林对于这个问题应负直接的责任。
　　但是，仍然是事实的是，在托洛茨基于1920-21年年发表的文告中，在他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这当然是他最坏的书）一书中，他辩护、保卫代替主义的措施，没有考虑到它的政治、社会的后果。[36]不再谈到苏维埃的独立作用或党与国家的分离。
　　在各种各样的共产党内部的假正统的（保守和教条的）圈子中，1989-90年的事件被看成为对代替主义正确性的随后证明。党内"毫无纪律的"讨论不在人民中必然引致政治分歧、终于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吗？政治多元化和自由选举不是对反社会主义势力如虎添翼、导致工农政权被推翻和资本主义复辟吗？历史没有证明：只有大一统的共产党才能保持工农政权，前后一致地使用国家机构来向这个目的前进，不受政治上不成熟、容易被反革命势力操纵的工人阶级的任何自我活动所分心吗？
　　可是，这不是从官僚专政的崩溃所学到的教训。这个崩溃是无可避免的。1989-90年东欧的事件和中国制度的严重危机证明：从长期看来，没有工人阶级自觉的支持、合作和自我活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是不可能的。人民不甘受到操纵、奋起反抗，是迟早不可避免的。用镇压来对付这种反抗，不但是非社会主义的，而且是不人道的。正如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例子所显示的，它也是没有效力的。它只会把群众推向资产阶级政客的怀抱中。斯大林主义、新斯大林主义不是抗拒复辟倾向的方法。它们只会引致日益增大的危机和爆炸。它们是没有前途的。

党内民主：作为到达苏维埃民主的一道桥梁

　　1923年，托洛茨基开始认识到他曾在1921年在理论上为它的开端辩护的那个官僚化过程的危险。比列宁迟些，但是更坚持不懈地，他开始与它抗争，而且他开始在他认为成功机会最大的地方进行这个战斗，那就是在党内。
　　争取党内民主，被左派反对派看成为争取苏维埃民主的必经桥梁。在那时候，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们仍然不愿意同时向党内、外的工人们呼吁。他们甚至于更不愿意超越党领导层而向非党的工人们呼吁。他们在后来才采取这一步骤。他们在这时候的行为并不是一个"中派主义"踌躇不前的例子。它的根基，是对俄国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程度基本上悲观的估计。换句话说，他们的估计是，俄国革命已经进入后退阶段。在这种情况之下，使工人民主（苏维埃民主）复苏的刺激，必须来自党。只有党才可以创造使苏维埃民主逐渐复苏的条件。
　　托洛茨基的由1923年的第一个左派反对派"四十六人集团"所发动的攻势，似乎有点成功。政治局同意他的建议。可是，在实际上，以斯大林为中心的党机构，在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的支持下，特别是齐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包括布哈林、赖可夫、汤姆斯基和其它人在内，开始发动一个有系统地窒息反对派的运动，禁止讨论，压制干部和普通党员的独立思想，而且在"民主集中制"的掩护下强使他们服从和遵奉。
　　这是完全不合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俄国共产党的传统的。十五年来（不管斯大林主义者和反列宁主义者所宣传的历史神话是怎样说），这个党曾经允许自由地而且常常是公开的讨论和不同观点的交锋。1923年所发生的，是从民主集中制到官僚集中制的转变。
　　扼杀党内民主的组织工具，是党的官员由上面指派、不由党员民主选出的制度。这个过程在社会上的表现，就是由专职人员管理的机构的快速增长。革命刚成功时，专职官员少于一千人，但是到了1922年，这个数字增加了十倍；不久以后，一百倍。这个机构自身独立自主，而且在苏维埃社会中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层份--苏维埃官僚层。[37]
　　从这些情况看来，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之企图复活党内民主，是幻想吗？它的成功希望，当然比企图一下子使理想破灭了的、大部份是被动的工人群众恢复活力，大得多了。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所做的是，向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良知、传统和性格呼吁，向它的感受性、它的理论修养呼吁。这个企图失败了。由这个失败而来的悲剧是，这个领导层终于了解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危险，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不是同时了解这点，而且在多数的情况中是太迟了。他们为此付出了他们的生命。苏联工人、国际工人阶级以及整个苏联社会也为此作出了无数次的不必要的牺牲，包括牺牲了许多生命。

最后的综合

　　从1923年到1933年，托洛茨基为苏维埃热月反动的问题，即苏联的政治反革命的问题，费心了十年。他也对谨严地考察阶级自我组织与先锋党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特别是鉴于第一个工人国家官僚堕落的经验。但是，他走得比这更远。托洛茨基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兴起之后，其实在对1926年英国总罢工作出评价时，就已经开始对阶级、群众工会、会议和工人政党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确定的结论，这些结论最后被1936-37年西班牙革命的悲惨经验所证实。它们可以总结在以下的论点中：
　　（1）工人阶级，就其社会层次、阶级意识而言，都不是均一的。它的相对的不均一性，意味着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意味着这样的必然性的话）：许多个政党和倾向会发展起来，而且会受到这部份或那部份工人阶级支持。
　　（2）工人阶级为当前的经济、政治目标（譬如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它的成功，需要工人阶级在行动上有高度的团结。因此，它需要能够包括不同政治信念、不同组织隶属的工人在内的组织，换句话说，以包括不同倾向和政党的联合阵线为基础的组织。群众工会和会议（苏维埃）都是这种组织的例子。西班牙内战中的、特别是卡塔卢尼亚的民兵委员会，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3）即使这种群众组织局部地、或者甚至于长期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受着与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社会）融合的机构所领导，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是操纵、控制工人阶级的形式。这些群众组织具有矛盾的性质，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人阶级解放和自我活动的潜在工具。它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之内的无产阶级民主的种子"。
　　（4）革命先锋党，由于它在纲领、战略和实施上以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建立社会主义无阶级社会为其目标，来保卫、代表工人阶级的眼前和历史的利益，所以在基本上与其它工人政党不同。这件事情的经典公式已经列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它在今天仍然有效：

　　共产党人不形成一个与其它工人阶级政党对立的、分离的政党。他们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他们自己的宗派原则，来塑造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人只在以下这二点上与其它工人阶级政党不同：（1）在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民族斗争中，他们指出并强调整个无产阶级的、独立于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2）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时所必须通过的各个发展阶段中，他们总是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每国工人阶级政党中最先进的、最坚决的、推动所有其它人前进的部份；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广大的无产阶级占优势的地方在于他们清楚地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行进路线、条件和最终的一般结果。[38]

　　但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说服大多数工人阶级确信党的纲领、战略和目前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这只能用政治的、不是行政的手段来做。除了别的事情以外，它还需要正确地运用无产阶级联合阵线的策略。[39]
　　这就反过来要看革命社会主义者们在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的其它政党、其它组织交往时，是否能够将坚持原则、坚决保卫他们的纲领和政治观点--这些做法也需要尖锐地谴责理论上的、实践上的机会主义--与公开对话、最低限度的忍耐力结合起来。
　　（5）同样规则在细节上作适当修改后，也适用于工人国家的建造和行使的政权的形式上（除了受到内战威胁的情况之外）。党之实现领导的角色，是靠政治说服的过程，并不是靠行政措施，当然不是靠镇压某部份工人阶级。它的实现只能靠应用过去东德人一直在说的"可供租用的原则"到政治上去。这就意味着：国家与党的严格分离；由劳动人民民主地选举出来的机关，不是由先锋党来直接行使权力；多党制--工人们和农民们必须能够自由地选出他们所属意的人。
　　（6）社会主义民主、工会内部民主和党内民主（组织派系、倾向的权利）有相互影响的作用。它们不是抽象的模式，而是有效地进行工人斗争、有效地建立社会主义的实际先决条件。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联合阵线以及工人斗争因而成功，在最好情况下会很困难，在最坏情况下就不可能了。[40]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有有效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自从这些论点在1931年到1936年之间首次以公式表达以来，没有一件在东方、西方发展的事情曾对它们的正确性加上了疑问号。[41]刚好相反，日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及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已经完全证实了它们的历史的和理论的相关性。托洛茨基已在1925年写过：
　　我们切莫不要靠官僚道路来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切莫不要用行政命令来创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千百万群众意识到、了解到这是他们自己切身事情的意见和意志的最大创意力、个别活动、坚持不懈和迅速恢复的能力……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42]

注释：

[1]恩格斯讨论这个问题的最重要文字见于包括他从1890年到1895年的文章的Marx Engels Werke〔马恩全集〕第22卷上。也可参阅《马恩全集》第35-38卷中他在1892-95年时期与欧洲、北美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代表们的通讯。

[2]格拉姆西讨论这个问题的最重要文章，不是他的狱中书信，而是他在1919-21年在Ordine Nuovo〔新法令报〕上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一部份可以在A．格拉姆西的《政治论文选集，1910-1920年》（伦敦1977年）中找到。

[3]托洛茨基为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写了他的《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报告》。它已有法文版（读者可参阅该书第87-8页），而且也被Norman Gera在他的《托洛茨基革命思想中的政治参与》一文中讨论过。该文收集在G. Parry所编的《政治的参与》，曼彻斯特1972年。

[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次分裂是暂时的分裂。这次分裂在1906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被克服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事实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公开派别"，不是两个不同的政党。它们只在1912年以后才真正地分开。

[5]引自伊萨克．多伊彻的《武装的先知》，牛津1970年，第90页。

[6]见Robert Daniels的《革命的良知》，哈佛1960年；及《先知三部曲》的第一卷《武装的先知》。

[7]见《革命的良知》。

[8]关于革命智识份子必须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带到工人运动中来这个常常被人从列宁的《怎么办？》中引来的公式，其实是起源自考茨基和Victor Adler（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所谓Hains Felder纲领中）。

[9]"十二年"文集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103页。

[10] 引自《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9-20页。

[11] "我记得有人在列宁面前说：'赫鲁斯塔列夫的星正在暗淡而现在在苏维埃中的强人是托洛茨基。'列宁的脸色沉了一下，然后说：'喔，托洛茨基已经用他的卓越、不松懈的工作争得这点'"（卢那恰尔斯基的《革命家们的剪影》，伦敦1967年，第60页）。

[12] "前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们向党的一个呼吁"，《列宁全集》，第十卷，第314页。

[13] 注意以下这一点会引起兴趣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试图在1934-38年建立一个非法政党时它所运用的组织原则相似于列宁所发展的那些原则。

[14] 众所周知，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对能够实现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的国家（政府）形式有三种观点。孟什维克认为，这些任务能够由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来实现，而这个政府应该得到社会民主工党的支持。这种批评性的支持可以一直维持到〔与资产阶级〕组织联合政府。布尔什维克所支持的观点是，工人们，在与农民们的联盟中，应该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架构中行使政权（"工农民主专政"）。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工人国家（在贫农支持下）才能够实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

[15] 党的领导成员、苏联外交家越飞在自杀前致托洛茨基的遗书中直截了当地声明，列宁告诉他，自从1906年以来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的问题上一直是对的。

[16] 见Jane Degras的《共产国际文件，1919-1943》第一卷（伦敦1960年）中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会议组成条件的提纲；也见于卡尔．科尔施的《Schriften zur Sozialis ie rung》〔《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

[17] 美国社会主义者Daniel De Leon〔丹尼尔．德里昂〕也得出了相似的观念，虽然没有这么系统化。

[18] 见Geras的"托洛茨基革命思想中的政治参与"。

[19] 见George Haupt的《Corres pondence entre Lenne et Camille Huysmans》〔《列宁与Camille Huysmans之间的通信》，巴黎1963年，第130页。〕

[20] 俄国1912年以后劳工斗争的增加无疑是布尔什维克的继续存在和活动所助长的。

[21] 关于"老布尔什维克们"之抗拒列宁的提纲，见Marcel Liebmann的《Le Leninisme sous Lenine》〔《列宁生时的列宁主义》〕，巴黎1973年，第一卷，第1页。

[22] 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Sphere Books版的三卷本1967年），第一卷，第167页。

[23] "现在还说"工农革命专政"的人是落在时代之后了。……那个人应该被送进"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古物的档案室（也许可以称为"老布尔什维克"档案室）中去"。（列宁的"关于策略的信件"，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45页）。

[24] 见Roy Medvedev的《让历史判断》，牛津1989年，从第43页开始。

[25] 引自托洛茨基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校》，纽约1971年，第105页。

[26] 这事的证据，不但可在第二次、第三次苏维埃大会的自由选举的结果中找到，而且也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找到，因为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市镇中百分之六十的选票投向赞成苏维埃政权的党派。

[27] 见W. Sukhanov（苏哈诺夫）的《俄国1917年革命》，纽约1962年，第二卷，第529页。

[28] 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15-16页。

[29] 见Victor Serge（维多．绥奇）的《革命的第一年》，伦敦1972年；及Alfred Rosmer的《列宁治理下的莫斯科》，伦敦1971年。

[30]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伦敦1974年，第305页。

[31] 关于工人反对派的事迹，见柯伦泰的《工人反对派》，伦敦1962年；也见她的《选集》，伦敦1977年（第五章"工人反对派"）。

[32] 《被背叛的革命》，第104-105页。

[33] "在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演说"，《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纽约1945年及1972年，第99页。

[34] 引自多伊彻的《武装的先知》，第508-9页。

[35] 出处与上同。

[36] 伊萨克．多伊彻在他的《武装的先知》第十四章中举了许多托洛茨基在1920-21年时期的"代替主义"的例子。

[37] 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重要成员、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和在左派反对派的合作者，赖可夫斯基在（1928年所写的）"专业人员的权力的危险"一文中，对这个过程，作了无与伦比的报告。该文收集在《苏联的反对派论文选集，1923-1930年》，伦敦1980年，从第124页开始。

[38] 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1968年，第46页。

[39] 这些论点的清晰的政治表达是在《过渡纲领（1933年）》中。该纲领收集在《第四国际1933-1940年成长年份的文件》，纽约1973年。

[40] 这些论点是在托洛茨基关于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著作中具体地发展起来的。见《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纽约1971年；《西班牙革命，1931-1939年》，纽约1973年；《托洛茨基论法国》，纽约1973年。他的关于英国、关于1926年总罢工的文章刊在《托洛茨基论英国的著作》，第二卷，伦敦1974年。

[41] 第四国际在它的第十二次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性文件《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中，已系统地把这些论点整理进去。

[42] 引自Irving Howe着的《托洛茨基》，伦敦1978年，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