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是从革命性质问题，特别是从革命政权的性质问题，研究了战略家身份的毛泽东思想。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问题，即从武装斗争这个问题，来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在《高明的战术家》这一章里，我们曾经研究过毛泽东这条武装革命路线，且曾给过它适当的评价。我们指出过，毛泽东的这条路线，在一九三八年以前，一直是以战术路线，即以策略路线来提出的。等到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文章中，企图以独特的、全面的革命战略路线提出之后，我们又曾详细地分析了毛氏用以支持此路线的那些思想，它们是粗俗、肤浅与错误的。凡此种种，我们自不必在此地再谈。这里我们必须谈的，乃是上一章中提出而未曾解答的问题，即：毛泽东如果自觉地、全面地、将武装斗争提高到革命战略地位，特别是如果自始就能将此一战略路线，安置在整套不断革命的战略中来提出、考虑和执行，那末，中共以及一般的中国工农，在其走向革命胜利，取得胜利和扩展胜利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与实际上已经呈现了的情形有怎样的不同？
这个问题，表面看来彷佛是完全学院式的。对于某一件业已完成的事情，事后指手划脚，卖弄聪明，说什么原不该如此，早应该如彼之类的话，自然是无聊之极。但是严肃的历史研究却不属于这一类行径。郑重检讨经验，藉以获取教训或确定真相，和那些专说风凉话，扮演事后诸葛亮的作风，并无丝毫共同之点。像中共走上胜利这样的巨大历史事件，不但历史家有资格研究，就是实践的革命家也有充分的资格——而且必须——对它作详尽的、多方面的探讨。这中间，特别是属于托派的革命者有权利来这样做。因为三十余年来，简直可以说一自中共开始成立以来，斯托二派差不多对所有的中国革命问题──不论战略性或策略性的──均提出过两种不同的立场。因此在今天，回顾这些年中所发生了的史实，根据二派主张的文献，作如果如此而不如彼则将如何如何的研究，绝对不是无聊，也不是学院式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决不曾因中共胜利而完结，从横的世界范围看，或从纵的继续发展看，中共的胜利都不过是一个段落——虽然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段落——有关于这一革命的那些基本问题，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不仅是历史的意义，而且是实践的意义。
事实自然胜于雄辩。胜利这个事实尤其如此。主要是服膺斯大林路线的中共既然获得了胜利，那末，过去关于中国革命的斯托之争仿佛已经最后解决了。套句陈腔滥调，即历史已经给这个争论做了答复。其实，这样的想法是浅薄的、势利的，因而是错误的。根据中国古老的智慧，我们不主张“以成败论英雄”。就是西方的贤者也不许凭结局来判断计划的。古代的迦泰基人曾经处罚过一些将军，为了他们蹩脚的作战计划，虽然这些计划曾侥幸地获得了胜利。今天中共是胜利了，但此一事实并不足以证明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战略路线，确实比托洛茨基与托派的战略高明或正确。
在上一章里我们曾就不断革命论方面研究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从武装革命的战略方面来谈同样问题。
毛泽东经常引述斯大林的一句话：“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作斗争。中国革命的特性之一和优点之一便在于此。”毛泽东做这个引述的意义有二：第一，想确认斯大林为中国武装革命战略路线的奠基人；第二，想说明毛泽东所倡导和执行的武装革命路线，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它一方面在理论上师承斯大林，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根据于他本人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
让我们先看看斯大林此一论断的性质，看看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中说的。因为在毛泽东的引述中，它永远是当作抽象的、悬空的、像康德的一条“无上命令”式的真理提出来，以致让人无法确切知道，究竟斯大林下此断语时何所根据，何所指示，以及他究竟付它以何种性质。下面是斯大林说这几句话的全文：
“……因为广东军的推进，就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的打击，就是给予全中国一切革命份子，特别是给予工人的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性和极重大的意义便在于此。
“从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纪，革命普通是这样开始的，普通是人民起义，大部分人民是手无寸铁的、或者是武装得很不好的，人民去和旧政权的军队冲突，他们竭力把旧政权的军队瓦解，或者，至少限度是部分地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我们俄国在一九○五年也是这种情形。中国的事情就进行得不同。在中国，并不是手无寸铁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以人民的革命军队为形式，起来反对旧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作斗争。中国革命的特性之一和优点之一便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包含于此。”
上面这段话是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分委员会演说的，演说的题目是《论中国革命的前途》。这里所指的“人民革命军队”就是指当时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他说这些话的用意，在于批评他的两个支持者，彼得洛夫与米夫所提出的中国问题提纲，其中，据说把中国革命军队问题“遗漏或低占”了。那末斯大林自己究竟怎样重视这个问题的意义？为什么要批评这点呢？要明白这些，那就得谈一谈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层中有关此问题的争论。不用说，这争论也是一方面以斯大林为首，另一方面由托洛茨基领导的。依照斯大林的意见，当时蒋介石统率的国民党军队就是“人民的革命军队”，它“是中国工人与农民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广东军的推进，就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走狗的打击，……”如此估计了“广东军”之后，斯大林接着就给共产党人提出了两个任务：一，必须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使蒋介石的“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传播者”，二，共产党人必须研究军事，以便“在军队中占据这个或那个领导职位”。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对此问题抱着相反的意见，他们首先不承认那由蒋介石控制的军队为“人民的革命军队”，因为，论成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在军官中占大优势”，论领导，它是完全操纵在资产阶级国民党手中的。为了让广东北伐军真正变成为“中国工人与农民为自己解放而进行的最重要的因素”，托洛茨基竭力主张成立兵士的和工农的苏维埃（即代表会议），主张武装工农。依照托洛茨基等人的看法，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即所谓党代表制度，因为“没有独立的革命党与兵士苏维埃，早已变作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一个空洞掩饰物。”至于某些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占据这个或那个领导职位”，绝对不能防止军队被反革命所利用，倒是“占据了领导地位”的这个或那个共产党人，大可被资产阶级的反动影响所腐蚀呢[1]。
基于上述认识，斯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不但坚决反对在北伐军进展时候组织工农代表会议与兵士代表会议，而且竭力反对武装工农。决议上正式规定：“为了革命利益，武装工人应该在最低限度内”进行；而事实上则共产国际的代表反对任何限度内的工人武装，以免“触怒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前），或“逐走汪精卫”。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也就是发表于“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屠杀工农之前四个月零十二日。那时候，他拚命反对托洛茨基派那种用工农兵代表会议方式以图建立真正革命军队的主张，他的两个追随者，自然格外奉承，在提纲上半句都不提革命军队问题了。可是规避问题显然不就是解答问题，同时一经规避，人们是更加会倾听反对派主张的，于是斯大林便自己出来，纠正这两个捧场者的错误。他出来肯定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肯定了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他反对反对派武装工农的意见，反对反对派成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意见。理由是：革命军队已经存在了，那就是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武装斗争也正在进行了，那就是广东军队和孙传芳、张作霖的战争。依照他的见解，在那个时候武装工农，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事实上是破坏业已存在的“人民革命军”，破坏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武装斗争。因此，他当时大声疾呼，要人家重视军队或武装斗争，事实上只是替蒋介石及其统率的军队说话，决不是给中国的革命定下什么战略路线。他说：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意思只是：蒋介石指挥的正在跟北洋军阀作战的军队，正好是中国工农自己解放的最重要因素，你们千万不可以拿什么工人武装或兵士苏维埃来破坏它。
这便是斯大林说出那句著名论断来的真实意义。它根本不是毛泽东日后所了解的意义，也不是毛泽东要我们接受的意义。针对着这几句话，托洛茨基曾经有过如下的批评：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上海流血的一个半月以前写道：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觉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应进行分解革命军的策略，这因为资产阶级影响，在那里还相当强固……’”（见《共产国际》第十九页，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斯大林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有如下演说——这几句话是他在任何时候常常重复的，他说：“在中国，不是徒手人民反对旧制度的军队，而是武装的人民用革命军形式反对后者。在中国，是一个武装的革命在反抗一个武装的反革命。”
“在一九二七年夏天和秋天，国民党军队被形容为武装的人民，但是当这些军队扑灭广州暴动的时候，《真理报》又宣布说，中国共产党之“最长久的（！）缺点”，是在于他们的无能去分化“反动的军队”，在广州暴动前夜，这同一军队还被称为“革命的人民”。
“真是一些无耻的骗子们！”（见一九三一○年八月写的《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这里说得不能再清楚了，斯大林这个“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公式，其全部含义只是替蒋介石的雇佣军队挂上一个革命武装的招牌，并以此作为盾牌，藉以抵御工农武装对蒋军的分化。毛泽东在斯大林说了这几句话的十一年后，竟在其中找到了他“枪杆子革命”的理论根据，显然是出于误解。如果此话确曾使毛泽东的武装革命路线由策略地位提高到战略地位，那末居功的显然不应该是斯大林那个公式本身，倒应该是毛泽东的误解。中外历史上不乏这种值得称道的误解，不少带有进步性质的反抗运动，曾经从统治阶级的圣经贤传中，有意无意地摘取了一些“公式”，作为运动的辩解。毛泽东在此情形中之征引斯大林，也应当算入“神圣的误解”之列。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一点：与毛泽东告诉我们的故事相反，斯大林从来不曾替中国革命提出过一条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派革命战略的路线，即从来不曾说过中国工农的革命应该不像西欧各国的兄弟们那样，（在长期间做群众的组织工作，）而应该走独特的武装革命的道路。他非但不曾这样说过，而且在中国工农最有可能武装自己的时候，他还坚决加以反对了的——其反对理由正是要让蒋介石的军队发挥“中国革命的优点和特点”，去和“武装的反革命作武装斗争”。
那末当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当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完成了一个极端转变，出机会主义跳向盲动主义，实行了自南昌以迄广州这连串暴动之后，斯大林是否给中国革命规定了武装斗争的战略路线呢？我们知道并不。自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开始的（由所谓“八七会议”决定的）武装革命路线，由该一时期的所有文件证明，绝对不是根据于一条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的战略路线，而是根据于斯大林等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奇怪估计。即认为：不管革命势力之一再失败，其总的形势却是继续上升，它因每一挫折而登上更高阶段。当武汉工人继上海兄弟们被屠杀于血泊中之时，共产国际却宣布中国“处于直接革命的局势中”，号召“立即组织苏维埃，组织工农暴动”。等得到了一九二八年夏秋之间，斯大林们先后在中共六大与共产国际的六次大会上，承认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即不好意思地、虚伪地承认了中国革命业已失败，同时也就把武装暴动口号改为“宣传的”了，即在议案上取消了这条“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路线。至于事实上，自从那时以后，中国在部分地区始终继续着这个“路线”，那也决非因为斯大林等对中国革命的“特点”的认识，首先，它是由大革命所引起的南方农民斗争的客观逻辑造成的。农民斗争，不发展则已，一发展就得演成武装冲突；冲突一起，如果不想失败，不想受到惨酷的镇压和报复，就得坚持下去。农民斗争由于本性使然，自来是难得坚持的。一九二七年秋冬湘赣区域农民暴动之所以能够持续，自然因它和当时由武汉战败下来的共产党员及其军队合流之故。这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在国民党反革命军队的恐怖压力之下，除了设法以武力抵抗之外，再想不出其它“路线”来了。如果不想走这条道路，那便只有缴械投降，静待屠杀。所以当时这条路线并非什么人深思熟虑地定出来，而是斗争的客观逻辑迫出来的。走上井岗山的道路，和走上梁山的道路一样，都是“迫”字筑成的。其次，斯大林当时所以会“批准”毛泽东等走这条路线，那是由于“第三时期”的总估计，并非为了执行什么对中国革命“新战略”。所谓“第三时期”的估计，乃是指上述共产国际的六次大会所决定的一种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看法。根据这个看法，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到了总崩溃的时机，它认为曾经有过短短一时期的“相对平衡”，此时已经终结，因此，摆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者面前的任务，就是要组织和进行对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战”。也因此，就在同一次共产国际的大会上，中国的“苏维埃暴动口号”，虽曾因被迫承认中国革命失败而暂时从“行动性的”改变为“宣传性的”；但因全世界已被宣布为处于“直接革命的局势”中，斯大林们对于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也就采取了虽不积极鼓励却是消极容许的模棱态度。这个态度，在一九三○年的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斯大林表示得最为清楚。他说：
“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恶行，就这样过去而没有受到处罚，那真是可笑的。中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来答复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毫无疑义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
这样含糊、这样不着边际、这样滑头、这样带有假说性的说法，竟出之于那个中国革命战略的最高决策者之口，而且在最有权威、最严肃的联共党党大会的正式报告中，是斯大林关于当时仍为最重大国际问题的中国革命的全部指示，真是令人惊奇的。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应该首先从当时联共党内的派别斗争中去找，我们这里不谈这些。此地我们提出斯大林那段有名的所谓“五句评述”来，只为的要证明，在那一时期，即当中共的盲动主义正在实行之际，斯大林也不曾从中国的什么特点出发，给中国革命指出过独特的、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战略路线，即“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路线。诚然，他的“五句”中提到了“苏维埃”，提到了“红军”。那不过如托洛茨基所指责，是一种“计谋”。是怎样的计谋呢？我们知道，在那时候不久以前，中共与共产国际刚刚在正式决议上，停止了武装暴动的口号。这表示在事实面前，斯大林终于不得不承认，当时中国已由反革命的猖狂局势代替了直接革命形势，而在反革命局势中，想靠工农，甚至单靠农民暴动来组织苏维埃与红军，则依照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略，知道是决无前途的；所以斯大林不得不赞成取消暴动口号。可是在同时，中国南方农村里的暴动仍在继续，且自称苏维埃，自称红军；这对于“全世界均已处于直接革命局势”这个认识是有利的，他便觉得不妨让中国同志们自己去继续武装暴动路线吧，不过他得当心说话，他不应负起这种做法的正式责任，以便这种斗争遭到镇压成消灭时，他可以脱却干系。由此可知当时斯大林在此一问题上的想法是非常矛盾的：一条传统的路线和一个不合传统的希望在他心中交斗。一个前途比较现实合理，但比较遥远；另一个前途较斗冒险难恃，但较为切近。二者对他都有诱惑力，都有用处（至少在对付党内政敌上），于是他不分轩轾，两面赞成：议案上主张取消暴动口号，言论上则对暴动加以赞扬；不过赞得有分寸，扬得有条件：“听人说”，“假使是真的”，那末……“没有什么惊奇的”。这意思等于说，假使人们所说不确，假使不是真的，假使那些暴动遭到了悲惨结局，那末也没有什么惊奇的，反正，斯大林已经在专门关于中国问题的议案上，斥责过，取消过暴动口号了！
如此态度，如此指导，无怪他的对头托洛茨基要在《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一文中评之为“最权威与最显赫的官僚论断”，斥之为“无耻的计谋”了。
事情至此已经很清楚：说斯大林奠定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略道路，其实乃是一种神话。一九三○年以前种种已如上述。至自联共党第十六次大会以后，则就笔者个人所知，斯大林根本不曾再对中国革命问题说过任何原则性或战略性的意见。当整个共产国际在一九三四年间从极左的“第三时期”转变到极右的“人民阵线”时，中国的武装革命力量，索性被命令置于武装的反革命头子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之下，即在实质上它索性被取消了，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武装斗争的战略路线。
既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战略无所贡献，那末，这个战略是否更应归功于毛泽东呢？
毛泽东在这方面有甚大贡献，是无容争辩的。我们不会、而且也不曾否认过这个事实。我们所争论的只是关于毛泽东在这个方面的战略家地位。换句话说，首先应该研究的是：毛泽东将中国革命运动引向农村，在那里拿起武器，长时间从事蓄聚、教练和实行以武力对武力的斗争，究竟是根据于深思熟虑的战略呢，还是但凭中国历史上造反起义的传统？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一直要到他鏖战十年之后，即在一九三八年冬天，才将他“抽剑、挥鞭”、“为江山折腰”的风流壮举，第一次原则性地、历史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略平面上，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多方面的特殊点，加以考虑研究。那时毛泽东的武功虽然离最后胜利尚远，但其成就已非常可观，根底已经稳定了。凭此经验，作理论性的回顾与总结，事情是相当自然与轻易的。但在获得这个总结以前，即当他末曾将武装斗争当作中国工农之唯一正确可行的战略路线来进行的漫长岁月中，特别是当此斗争万分艰难的初期，到底是什么东西推动毛泽东走上这条道路的呢！客观方面，那时中国特别尖锐与血腥的阶级斗争，自然是最大的推动力。倘就主观方面说，则毛泽东之并不精通马克思主义；他之熟悉中国历史，而不深明西方革命史，他的出身于农村，以及他的性格上与思想中的儒侠因素，都应该说是重要理由。同样在一九二七年秋冬大革命失败的环境中，人人呼吸着当时低沉压迫的空气，人人怀抱着悲愤痛苦的心情，可是在共产党的上层领袖中，恰恰是毛泽东最坚决地走上了武装农民斗争的道路，那是必须要从主观方面解释的。
“一个人的缺点往往也就是他的优点”，这句话在此地说是非常合适的。正因为毛泽东那时候马列主义懂得少，这个外来思想对他束缚力不大，于是他可以本能地、常识地、凭一己经验地、按照传统地、对革命的行动问题作出判断，决定道路。那时候，他如果“熟知希腊”，更坏的，如果他食而不化地或一知半解地懂得“希腊”：如果他熟谙半世纪来西方工人革命的方式，如果他深信马克思主义关于先工人后农民，先城市后乡村，前者领导后者的不易立场；如果他知道工农红军乃是全国性工农政权的产物这个史例，并受其束缚；如果他严守工人政党必须以工业城市为主要据点的规定，那末，当一九二七年革命终于在武汉溃败之后，毛泽东多半会跟极大多数共党领袖一样，潜回上海，或蛰居武汉，而不会深入湘赣农村，奔上井岗山了。毛泽东当年的离开长沙，“投笔从戎”，不管事实上是否真的如其同事何资琛所云，行囊中仅仅带了一部《水浒》，一本《词选》；而此时毛氏之以宋江为师、以黄巢为师、以李自成、洪秀全、孙中山乃至蒋介石为师，而根本不曾受马克思列宁的遗训的指导，却是毫无疑问的。革命失败了，革命者惨遭屠杀，反革命的将军政客们在工农的尸骸上狂欢跳舞，后死与未死的革命者怎么办呢？软弱的屈服了，叛变了，坚强者从泥污中爬起来，揩干净伤口上的血，痛中思痛，便认为过去失败的主因在于没有自己的武力，今后斗争的唯一道路是要拿到枪杆子。这个想法原非毛泽东所独有，它乃是普遍的，存在于当时每一个不以失败而丧失斗志的革命者的胸中。毛泽东比众不同的（更正确些说：比大多数共党领袖不同的），只在他从中国旧的方面说，能够由“秀才”变成真正的“反寇”，从外来的新的方面说，他能够不为马克思主义派的战略公式所束缚，以致将上述的普遍想法变成决心，并不顾一切将此决心实行出来。毛泽东的此种不同是难能可贵的，那些由于本身的优点以及因缺点而转化的优点所促成的、他对于中国革命已经作出的贡献，不用说，是非常巨大的。但虽如此，我们却仍不能说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战略家。因为毛泽东所选定与所坚持的武装斗争道路，主要乃是中国固有的农民战争传统的继续，而且是被迫地、经验主义地、甚至不很有意识地走上了这个道路的。诚然，先行后知，乃是人类认识的正规程序。尤其是有关乎战争与革命那样千变万化、难得有规律可循的事情，拿破仑那句名言“打起来再看”，更起着甚大作用。但这决不能否定先知后行的价值，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归纳出来的系统化了的知，只能作事后空谈；而不能用作“行”的指导。一个战争统帅或革命领袖，是否能精通过去的与前人的知的成果，是否能凭此作事先的通盘筹谋，并因而立下原则性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其人之高明或不高明，其事业之胜利或失败的重大决定点。“打起来再看”，与“谋定而后动”不相矛盾，它们不是两回事，却是一事的两方，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无前者会划地为牢，迂腐因循；无后者则会随波逐流，乱闯瞎打。对事业的成败言，二者所占的重要性可说是难分高下的；但就军事家与革命者的品质言，则后者无疑要高过前者多多。唯有“庙算”高手，决策奇才，才能胜统帅之任，而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则主要是执行者的能事。当然，我们这样说，并非要将这二种品质截然分开，因为它们根本是不能绝对分开的。决策者固须有应变之才，而执行者亦不可无高远之见，不然的话，那就既不能有美备可行与不落事后的全盘计划，也不能有变不离宗与虽折不摧的局部实行了。我们这里说“谋定而后动”这个品质，比“打起来再看”这个品质要高得多，意思只想说：要成为一个军事意义上或政治意义上的伟大的战略家，“先知后行”这个品质确是比“先行后知”这个品质更为必须而已。这里的分别固不仅在“机先”与“事后”之差，而更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能先知而后行者，行后所获得的乃是更高、更完备的“知”，故能促进下一步的“行”，而先行后知者，其所得之知，未必真知，它多半属于过去行为的表面的乃至谬误的概括，因之它不足为下一步行动的指导，甚至会变成下一步行动的妨碍。一个人，当他在各方面均已成熟之后，思想方法是固定了的。先知后行的人也许可能衰退为先行后知者，甚至退为不知不行者，但是一贯都只能先行后知的人，却甚少可能因学习或历练而进为先知后行者。毛泽东到达武装革命战略路线的经过既如上述，是先行后知的；然则，他所得的知是真知还是假知呢？这个知成了他下一步的行的指导呢，还是妨碍呢？最后，当毛氏在一九三八年思想上总结了武装革命之后，是否已进而为“先知后行”者了呢？
这几个问题，有的我们在“战术家”一章中解答过了，有的将在以后的章节中，特别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章详论。这里需要覆述或指明的，只是：毛泽东从十年武装斗争（截至一九三八年为止）中概括出来的知非常偏颇：枪杆子可以造党，枪杆子可以造革命，枪杆子可以造社会主义，一句话，枪杆子万能。至于中国的特点为什么逼着共产党人走上与欧洲共产党人相反的道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便可以而且应该举行“起义和战争”，并且“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呢？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都只有提出与肯定，却不曾给过解答，或者解答得极不充分。仅仅一方面的资本主义，另方面的封建压迫，一方面的无民族压迫，另方面的有民族压迫，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两条根本不同的方向的。因为这里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牵涉到无产阶级在现时代革命中的领导问题，牵涉到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牵涉到工人对农民、城市对乡村的领导问题，也牵涉到工农革命起义的准备，即是否必须要他们自己有决心并自愿援助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不是别的，就是分析了近代社会（主要自然是西欧）的内部阶级构成及其斗争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现时代的革命（不管它发生在什么国家），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可思议、就不可能有真正胜利的前途；无产阶级领导只能体现为与必须体现为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如想成为名实相符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则除了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之外，还必须植根在无产阶级的群众中，因此它必须以工业城市为主要据点；至于农民，则因其迷恋于私有财产的观点与他们分散软弱的状态之故，其斗争往往是不够革命的，保守的，至少是不能起独立作用，更谈不上领导作用的；因此农民斗争在历史上（特别在中国历史上）总是当了王朝更迭之际的简单苦力，并不能将社会历史向前推进一步。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曾经起了社会制度的推进作用的，只当他们受着城市中某一革命阶级的领导之时，所谓城市中某一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其意主要乃指该一阶级在城市中展开的革命斗争所及于农民的觉醒及其斗争而言；并非指城市革命遭受失败，或根本没有此种局势之时，少数革命者跑到乡村去发动斗争而言。
上述这些根本立场，最早揭橥于《共产党宣言》中；后经数十年来各国革命从正面或反面加以证验，终于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开花结果，因而在共产国际的早期纲领上作了更充分与更明白的确定。当这些根本立场被应用到中国和中国革命来的时候，虽然遭受到斯大林、布哈林一群人的可怕歪曲；但关于许多属于方向性的认识，至少在口头上，还是保持着这些立场的面貌的。即使到了一九二七年秋冬以后，被镇压的中国革命从机会主义走到盲动主义，再从盲动主义退回到新的机会主义，其间走着碰壁转弯、迂回曲折的摸索路线，可是无论斯大林或毛泽东那时都不曾对上述立场，有过任何一项怀疑或反对（事实上的脱离是另一件事）。他们（尤其是毛泽东）把事实上的脱离当作策略，当作革命处于特别情况中走向同样原则立场的一些手段。
一九三八年在这方面应该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在这年里，由于武装革命路线的胜利已经大有把握；又由于毛泽东此时补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课，于是，武装革命路线被提到战略平面上来考察了。可是在此考察中，正如我们前面一再指出，毛泽东虽然说出了中国革命所走的不是传统的路，但不曾从根本上回答我们刚才列举过的那些原则立场。譬如，他甚至提都不曾提出如下的一些问题：1.一群以共产主义者自居的革命者或革命党，远离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及其斗争，不以工业城市为主要据点，是否仍能是好的共产主义者或共产党，他们是否能有健全的生长，是否能保证在品质上不堕落，并且继长增高地发挥社会革命党的作用？2.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应该否定的），那末，接着的问题是：中共“实逼处此”地这样做了，是否意味着作为一个共产党已经是堕落了呢？或者，它若仍旧是一个健全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则此一事实应如何与马列主义关于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观点和解起来？3.一群有组织的革命知识分子，信奉着一般的社会主义政纲，在农村里组织农民，实行武装斗争，这能够代替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治领导吗？如此组织和领导起来的农民武装队伍，能够坚持吗？能够不受农民的散漫性和地方性的影响吗？能够凭以夺取城市，进行全国性的国内战争，且藉此获致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吗？4.如果能够，则原因何在？5.站在农民群众及其武力基础上面的共产党及其政权，是否能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政纲的纯洁？是否能在革命中贯彻这个政纲？同时如此取得胜利的革命是否带来不少疾病？如果会，那末它们是怎样的疾病？
上举问题，不但毛泽东在将武装革命当作战略来考察时不曾提出与不曾回答，甚至直到今日，当他胜利以后，而且在这种特殊性质的胜利引起了特殊性质的困难和失败之时，也不曾提出和回答。可是不仅为了解释过去历史，而且为了迎接今后艰难，这些问题却绝对必须提出与解答的。毛泽东不曾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然则他怎配称得是伟大的战略家呢？
毫不夸大地可以说，今后的革命战略家一定要从上述基本问题的解答作为起点。为此，我们不能不在此试作答复如下：
先让我们来谈第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第一组问题。“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必须与无产阶级共命运”；这两个断语,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在这方面的最概括的意见。与此相符合，他们主张了并且实行了下列的一些事情：社会主义革命者应该与工人大众同甘共苦，深刻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与感情，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工人出身的党员为基干，必须提拔工人党员参加领导机关；党必须不懈地参加与领导工人们的一切斗争，不管它们是日常的或不寻常的，属于经济性质或政治性质；为了做好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党必须团结、加强或创造各种各式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只有这样（依照那些大师们的意见），这个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党才能名符其实地成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也只有这样，这些工人政党才能坚定、清楚、始终不渝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亦即为全民族，乃至全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因此，植根在工人群众中，与工人阶级息息相关，和他们休戚相共，乃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存在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它在存续过程中不致堕落与变节的重要保证。这个见解，过去证明出是对的，今后也不会变得谬误。如果我们这里可以引用一个常识性的比喻，那就是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句话了。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的关系，至少在出生和存在的意义上说，确乎有似皮之于毛也。那末，像中共那样的政党：论成分，一直以农民为主体；论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占压倒多数；论存在环境，长时期脱离工人群众，甚至远离工业城市；论斗争方式，从来讲究的是纯军事性的迂回进退，攻城略地。这样的一个党能否算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党？这样的一个党，即使它标榜着与执行着传统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是否会认真贯彻，不堕落变节，且终于完成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呢？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自来的答复都是倾向于否定的。因为这种做法，显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学说相背反，历史上不曾有过如此做了而革命竟能成功的例子，反而充满着如此做了遭致政党变质或毁灭，革命失败或被扑灭的先例。
然则中共如此做了，非但不曾被扑灭，而且它还将革命导致了胜利；同时这个胜利又不是简单的军事胜利，而是已被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承认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革命的胜利，承认为（虽有一切缺点）符合于工人阶级解放之历史利益的革命胜利。这倒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解释呢？
我们觉得，看到了胜利及其走向胜利的经历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那些基本立场，虽不必予以修正，却必须作某些不同于传统的了解或解释，或者可以说，必须纠正一些误解，首先是关于“皮与毛”的关系问题。一个国家，必须先有工人阶级的存在，然后才能产生工人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只有在感情、思想、生活以及斗争等方面与工人阶级保持密切关系，才能真正代表这个阶级的当前利益与历史利益。这两层意思，本身绝无疑义，但是怎样密切与如何代表，却是大有文章的。自从历史上产生了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以来，许多非常重要的原则性的争论，就是为了两者之间的如何结合，结合得怎样密切，以及后者如何代表前者等等而引起。
工人政党或社会主义政党的诞生以工人阶级的存在为前提，时常被了解为民族现象，其实，它主要应该被了解为国际的或世界的现象。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专政的成熟，首先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烂熟程度及其矛盾的程度来决定的。整个人类的历史，至少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就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毋须说，倘以个别国家而论，世界上有大多数国家未曾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成熟到”社会主义革命，但这并不影响到我们说人类历史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看法，因为在那些落后的与未独立的国家中，如果发生了“民生、民权与民族”的革命，只要它时间延续与范围扩大，那末由于其内在的逻辑与外来的压力，它就一定要不断发展，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革命、亦即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正因为此，在单独的落后国家内，尽管它本身的现代工业并不发展，尽管新式产业工人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占极小比例，却有可能产生、并且应该发起与发展工人阶级的、或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党。总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毛”，不一定要附在本国本民族的工人阶级这个“皮”上。主要是世界性的工人阶级，在近百年来久已乎成为世界性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各别国家的工人政党的存在前提及其意识思想与行动指导。
因此，将“毛”和“皮”的关系十分形式的、狭隘的加以观察，显然是错误的。由这个错误的看法，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其它错误见解。它们主要表现于如下两个方面：1.认为工人政党必须存在于工人区域中，其成分必须全部为工人，领导者主要须由工人出身，该政党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活动应该是改善工人利益，他们将全部注意几乎集中于工人的经济斗争，他们对全民族的、与工人阶级无直接关系的政治斗争不感兴趣……这种思想，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工联主义、经济主义与尾巴主义等等。2.认为在工人阶级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国家中，根本不应该组织独立的工人政党，而应该组织“工农党”，或者主张将工人党加入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例如国民党，自居于左倾的一翼。他们并认为这些政党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行动与立场，而应自限于“革命资产阶级”的赞助者、推动者与监督者的资格。这种思想，主要表现于斯大林布哈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上，特别暴露在他们对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政策上。
上述两方面的错误，发生的原因当非一端，不过我们指出那个关于工人阶级与工人政党之间的形式的与狭隘的看法，民族的而非国际的看法，却不失为重大原因之一。此外，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更从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不同来源，彻底精详地批判了工联主义与经济主义的错误。他大胆地，似乎公然违反马克思主义地，驳斥了一般“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意识及其自发性的拜物教。他令人吃惊地宣布：“工人本来也就不能发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来。【所谓列宁在《怎么办》中的“灌输论”，“灌输”的翻译并不准确。列宁的文意更接近汉语中的“带来”、“送到”。那种时时刻刻“我要灌输你”的翻译指导原则，必然歪曲一些基本的马列思想。——文库注】各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凭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对于必须组织工会，必须与厂主斗争，必须从政府那里争得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种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份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见《列宁文选》第二版，第一卷，第三一七页）他又说：“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迫切的（当前的）政治事实和事变来学会观察现社会中其它各个阶级在其思想道德和政治生活上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估计所有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所有各方面的表现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阶级意识的。”（见同上引书）列宁在这些话中以其特有的诚实、勇敢与深刻，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目前唯一进步的阶级──工人阶级，在其走向自我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革命途中，并非自给自足，不假外助的，特别在意识和思想方面，它得从外“输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整个思想不可能从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存在中自动地，“客观地”产生出来。（这种“自动”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意识思想时常替资产阶级服务的。）它首先倒是被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过程，而从革命社会主义知识界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产生出来的结果。”（同上引书第三一八页）从这里，列宁强调了社会主义政党对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确定了先锋队与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依据这个关系，“皮”和“毛”的比喻，只有在原始与根本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在发展了的关系中，社会主义政党的生活（其行动及其意识）决不是它所代表的阶级之直接与简单的反映，二者的存在也不是绝不容许有任何离开的。一个强大的历史悠久的工人阶级可以有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党；反之，一个数量微少、诞生不久的工人阶级倒往往会有一个坚强战斗的先锋队。有些工人政党，出工人自己领导、在工人区中生长、年长月久地与工人群众息息相通，可是一到紧要关头，碰到了劳资冲突的大问题，这些工党却总是帮资本家的。另一方面，有些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它的领导机关或领导人物，因为种种原因，被迫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群众离开，或长期地离开，但因他们坚持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坚持革命的纲领之故，却终于领导了工人阶级走上了革命胜利。
可见根据列宁关于工人阶级与工人政党相互关系的见解，一个决心要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并不一定要片刻不离地存在和活动于工人区域之中。工人政党如能拥有大量工人出身的优秀领袖和干部，如能拥有压倒多数的工人党员，如能在工人区域中筑成最坚强的据点，如能与工人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当然是最大好事，是最大幸运，但单靠这件好事，却不能保证这个政党能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另一方面，一个工人政党，如果因为客观原因，主要例如反动政府用极端严密的恐怖手段控制城市，特别控制城市中的工人区域，以致这个政党的领导机关及其领袖人物，被迫进入牢狱，或流亡海外，或逃向僻远的农村，在那里，他们不得不主要生活在、并依靠着小资产阶级的劳动者（农民）与知识分子，藉以继续从事首先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同时亦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革命斗争──这情形当然是不好的，是一个工人政党的大不幸，但是单凭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就此断言这样的政党绝对不能成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断言它不会引导革命至于胜利。
在这里，列宁当年用以打击俄国经济主义者的那些论点，现在倒可以帮助我们改正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工作方面的重要见解了。那个见解是：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必须以城市工作为主，如果这个政党，不管因为自动的或被动之故，离开了城市和工业区，以致其成分变为以小资产阶级份子（知识分子或农民等）为主干，那末它必然要堕落或死亡的。这个见解当然与经济派的主张风马牛不相及。它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免于堕落或死亡，要想巩固、发展以至胜利，其重要条件，不用说，是要拥有和保持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坚强据点，是要拥有大量无产阶级的党员和干部，乃至不少个工人出身的、在斗争中久历锻炼的革命领袖，近代革命史上不少例子，曾经从正面和反面证明了上述见解的正确。但是一些新的史实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若那个革命的工人党遭到了我们刚才提及的“不好与不幸”的情形，又若他们试尽一切方法以图继续城市地下革命工作而不可得，或幸能维持地下工作而无法开展，那末他们是否可以与是否应该暂时以主力离开城市和工人，在严格坚持革命政纲与马列主义原则思想条件下，以并非无产阶级的一般劳动者为基础，进行革命工作，而且确能进行革命工作，使政党不致堕落与死亡呢？简单些，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提出来：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之下，一群坚强团结的社会主义的职业革命家，在或长或短的时期中脱离了无产阶级，是否仍能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或者，更简单些，问题可以规定如下：社会主义的思想，抓住了一群知识分子的革命者，再经过他们，抓住了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的劳苦群众，是否也能够在相当长时期内，担负起工人阶级革命党的责任？上面用三种方式提出而本质上相同的问题，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派的立场，所给的答复都应该是偏于否定的。因为，如果我们肯定地答复这些问题，就彷佛不但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阶级观点，而且离开了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决定思想的基本立场。所以，像俄国当初的经济派以及类似的人不必说；他们是“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主张与无产阶级斗争发生最密切、最”有机”的联系的，反对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见同上引书第二○八页），当然要以绝对否定的态度来答复我们上面的问题，但即使同意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意见的人，他们坚决相信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是“并排产生出来，不是彼此产生出来，而是在各不相同的前提下产生出来的”；坚决相信工人阶级要受社会主义的“灌输”，其斗争与革命必须受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的，也未必会轻易地以肯定方式答复上面的问题。因为，他们虽然不机械地将存在与意识问题移到这方面来，他们却看见过太多的例子，暴露出长期间脱离了工人大众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集团，或者在革命胜利前就经历了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以致断送了工人阶级的事业，或者在革命胜利后，他们迅速变成骑在劳动大众头上的新统治者，成为肆无忌惮的官僚，因而同样败坏着工人阶级的历史事业。
这一种人对于我们上举问题采取怀疑或否定的答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种限度内，今后也还是正确的。占据工人政党上层的非工人出身的（甚至是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长期间脱离了工人群众会变成怎样丑恶的面目，我们可以一方面从老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政党中的领导层，另一方面从斯大林们的情形中见到的。这二者的腐化与堕落，不用说有许多更大的历史原因，但领导群之脱离其所代表的群众，无论如何是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说，如何保持阶级群众及其领导者们的密切联系，乃是防止革命党腐化堕落的重要保证，这保证在今后也许越来越重要的。但是，人们如果为了这个理由而认为无产阶级的党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城市环境与工人阶级，那就有点因噎废食了。
综合上面所说，我们可概括如下：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其阶级斗争中，产生了一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与另一方面的劳工运动。二者结合，造成了最近百余年来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以改造整个社会制度为目的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思想只当它与工人阶级结合后才有力量，才能体现；工人阶级则只当它接受了正确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接受了根据此一思想组织起来的政党的领导之后，才能让自己的斗争获得进展和成功。因此，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必须建筑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必须与它保持最密切的关系。但这个关系并不是密切到有如形之于影，或肉体之于精神。二者不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作用，更非一物之两面。社会主义思想并非为工人运动生出来的东西，它们乃是并排产生的两个力量。因此，社会主义（其思想及其组织）与工人阶级运动在生活上是可以分离而又不可以分离的。可以分离，即是说，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组织，如因种种客观的不利条件，被迫离开了工人阶级的基础与环境，并不意味着立即堕落或死亡，它能够存在，能够继续斗争，甚至能够发展——即使暂时间依靠了非无产阶级群众——只要他们认真努力来坚持和贯彻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政策。所谓不可分离，那是说，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党，不管主动或被动地长时间离开了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那末作风上、行动上、政策上、乃至根本思想上势必要多少蒙受异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果经过了或战胜了上面所说的坚持，那末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就要发生严重的堕落或变质。
这样的可以分离与不可以分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中，针对着不同的对象，为了不同的目的，列宁曾经一再发挥过的。粗略地说来，在二十世纪初，正当布尔什维克党缔造之时，列宁强调了二者的“可以分离”；当十月革命以后，特别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他是强调了“不可以分离”。前一强调的目的，在于建立革命职业家的组织，在于树立不屈服于工人阶级自发性的革命理论，在于超出工人狭隘的经济利益，高瞻远瞩地奠定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宏伟计划。后一强调的目的，则在于保证党和国家的不致于官僚堕落，在于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的健全发展。
只有像列宁那样，在最根本的理论认识上把握了那个可以分离而又不可以分离的道理，才能一方面勇往直前地去创建有别于工人组织的革命职业家组织；另一方面知道如何与工人大众保持生活上与思想上真正密切的联系，藉以防止那个职业家组织的硬化与腐化。
现在让我们来看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情形。
在将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和工人阶级分离这条路上，毛泽东简直比历来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走得更远。在整整二十四年的长时期中——从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四九年春——他远离了城市和工人阶级。其间除了三四年以外，一直以他为首的那个共产党，凭借着武装的农民力量，始终困斗图存并俟机发展于边远的乡村中。他以为这样做并不危害共产党之成为共产党，并不妨碍这个党之继续为工人阶级服务，并不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利益。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换句话说，即为什么共产党跟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长期分离而仍能保持其为工人政党，并仍能起这样政党的作用呢？毛泽东从来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不仅在当初、事前，即使在今天、事后，他也不曾接触到这个根本的有关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可以分离”，为什么“可以分离”，即列宁当年为要创造一个存在于工人阶级之外与之上的革命党时，曾经精详地探讨了的那些问题，毛泽东却完全不曾探讨过。可是在事实上，毛泽东所做的是要使工人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实行史无前例的分离，所以他如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略家，他应该比列宁更迫切地要研究那些问题。毛泽东却不仅行前不曾求知，而且行后也不去思索其所以成功之理。试问，他怎配称为伟大的战略家？
还有，毛泽东既不曾在理论上探索过“可以分离”的原因，以致他也不可能深切懂得二者“不可分离”的道理。毛泽东所率领的知识分子的党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和他在政纲上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分离了二十四年之后，终于又复合了。那是以解放者及被解放者的资格复合的。糟糠夫妻睽违了不只十八年，回来的丈夫不但“做了官”，而且“封了王”，他对于苦守寒窑的老妻是很难于平等相待的。剩留的可能还有一些怜悯，却不会是早年似的恩爱了。如何才能使做官封王的浪子忠实地为贫妇人服务，实在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极其复杂的问题。可是在毛泽东，这样的任务和问题不曾存在。他完全不曾看见那个长离基地的工人政党之可怕的变样，它那严重的官僚化的堕落，那种势所必然的骑在人民头上的作风、思想和行为。毛泽东完全没有在理论上预见到革命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可分离”，更没有体会到“可以分离”与“不可分离”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因此过去并非有意识地实行了这个“分离”，现在也就不能有所准备地来完成这个“不可分离”。要使那个并不直接依靠工人阶级的、凭枪杆子打天下的共产党充当工人阶级的勤务兵，要他们不以主人翁自居，该是多么艰难的一回事呀。如果党的觉悟领袖们，深深预感到这个艰难，并痛切地意识到此一艰难任务之能否完成有关乎整个党与整个革命事业的成败，那末他们在不能不离，以及离而复合之际，又该多么戒慎栗惧，翼翼惕惕，不仅在内部教育上要拼命反对违反群众利益，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官僚主义，而且更重要的，必须采取具体严格的步骤（有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拟议者），阻止官僚制度的形成，反对一切已经形成的官僚政制。
毛泽东显然没有这样做。特别在防止和反对官僚制度的实际步骤方面，可以说连一点郑重的企图都不曾有过。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重逢以来，中共无论在党、政、军诸方面，都不曾丝毫放松过自上而下的、训政式的、军事性的管制，因而完全窒息了工人民主的发生，完全闭塞了下情上达的孔道，让官僚主义与官僚制度达到了可怕程度。目前中共将中国的经济民生导入了空前紧张和痛苦的地步，一个最大原因，就是窒息了这点劳动大众的民主，以致官僚们能一意孤行，胡作妄为，不受丝毫群众监督。这问题如果缩小到毛泽东个人的责任上来，如果仅仅从毛泽东的思想中去寻找部分原因，那我们不能不指出：这是由于毛泽东不懂得工人政党如在某种条件下和它的本阶级分离，则必须同时切记二者的不可分离，尤在事后要加倍强调这个不可分离。
毛泽东既然没有这样的体会和了解，则不管他初时以武装斗争来实现了这个分离，也不管他后来因武装斗争的胜利而完结了这个分离，却终归不能算是伟大的战略家。
研究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种种，我们倒可以而且应该规定出一些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革命斗争的战略来：
1. 现代（十月革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的产生，其主要客观背景乃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革命斗争，其次才是各该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及其斗争状态。各个民族的工人阶级政党并非完全靠本国工人阶级赋与生命的。何况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原本有其不同的来历，它们不是一物化二，而是二物合一。因此二者的联系并非像某些人所想象一样：必须“有机”与“纯粹”，必须形影相随，而是容许形迹上，甚至思想上有所分离的。
2.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化与军事化，主要实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欧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方式，在许多落后国家中早已行不通，在另一些地方也逐渐行不通。组织工人阶级，然后以此为中心而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凭此力量以赢取选举“这样的传统斗争道路，在某些地方是仅余形式，在另一些地方则连形式都不让存在。工人阶级的任何独立组织，工人政党的任何活动，都会遭到极其残酷的摧残镇压。在此情形中，工人政党如决定固守基地，不与本阶级作片刻分离，不后退半步，不作任何迂回，那末结果不是被统治者连根铲除，便是蛰伏不动，若有实无。
3. 在上述情形中，社会主义者暂且把部分力量，或甚至主要力量，从工人区域撤退，以便在较不受人注意之处，或较易藏身的群众与环境之中活动，非但容许，抑且必要。如果条件有利，特别是当统治阶级进行内战或外战时，革命者乘机组织武装是必须的。
4.“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确实曾经是，而且将来还可能是许多国家中革命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无产阶级政党为要执行这样的战略，势必要像刘少奇所说，让“几十万党员长期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社会职业，转入革命的军事集体生活与生死斗争中，使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与锻炼……”（见刘著：《论党》第二章）这情形自然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其本身决不像刘少奇所说，是那个政党获得无产阶级性质的一个条件，恰好相反，这种情形出现在“先锋队”和它的阶级长期分离之时，倒是使政党失去其无产阶级性质的一个条件。“长期脱离社会职业”，“长期过着军事集体生活”，长期处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长期习惯于对上级服从对下级指挥的作风，这“几十万”战斗员自能养成“集体意志”，但难于“提高阶级觉悟”，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可能加强，但他们的民主性与首创性却势必减少，而上谄下骄、自命不凡的官僚优越感则一定要发生滋长。因此，当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倘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暂离工人区域与工人阶级，转移到农业的落后地区去进行长期武装革命之时，党的领导者为了保证不失去其无产阶级的性质，必须时时警惕，加倍警惕，在思想上固然要进行坚决的保卫马列主义的斗争，同时却必须采取具体步骤，不断反对官僚主义，设立明确的制度（主要是劳动大众的民主监察机构），藉以防阻与克制任何背离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思想、作风或行动。再若这个全身武装的党遇到了形势转变，以胜利者资格回进城市，与长期分离的工人阶级重逢，那时，党为了要确保与巩固其无产阶级性质，更应如何面向工人，如何设法以群众的民主来医治军事官僚性质的宿疾，那是不容说的。在所应采取的方法中，第一是要尽量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入党，藉以改变党员成份上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比例，（今天中共的党员成分，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大会上的报告，在“一千○七十三万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十四，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二”。）第二必须尽速废止党内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军事统制，尽量创设党内外的民主监察机构，使党内外的工人大众真能发挥对于其阶级代表的督促、监视、批评与拥护的积极作用。
总之，长久分离与胜利归来的工人政党，如想真正成为工人政党，如想真正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以便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那末它的领导者必须以加倍的注意和努力，去做二者“不可分离”方面的工作。
5. 一个用枪杆子打定了江山的工人政党，成功之后，如果它能及时与尽力地将自己巩固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基础上，那末无疑，它可以向而且应该向社会主义的建设前进。但是向这路上走去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应该清醒地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任务，比之于在某一民族中建立社会主义政党这个任务，甚至比之于这个政党在各国中以革命夺取政权这个任务，都具有大到无可比拟的国际性质。这个国际性质大到这样程度，竟使它在单独一个国家之内是无法彻底完成的。有谁如果没有这个清醒认识，以为社会主义政党只要统治了一个国家，不管它所统治的地方大小如何，也不管国家中原已到达的经济文化水准高低如何，只要有了“英明的领导”，有了“正确的计划”，驱使本国劳动大众去苦干、跃进、便能在这地方造成社会主义的绿洲，那末不但错误，抑且罪恶。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的全部悲惨史，本已足为前车之鉴，无奈毛泽东不能从中引出教训，以致在中国又表演了“三面红旗”的讽剌大悲剧，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神圣旗帜大大污损了。
从上述五点原则性的标准来评量武装革命论方面毛泽东这位战略家的高度，评量他的长处和短处，我相信会是公允而客观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家，如想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个重要方面，我相信只有秉着这些个标准，才能有所获得。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了。
我们的问题是这样提的：“毛泽东如果自觉地、全面地、将武装斗争提高到革命战略地位，特别是如果他自始就能将此一战略路线安置在整套不断革命论的战略中来提出、考虑和执行，那末，中共以及一般的中国工农，在其走向胜利，取得胜利和扩大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与实际上已经呈现了的情形有怎样的不同？”这问题又可用另一方式来提出：如果毛泽东那个武装斗争的战术，并非与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的哲学”和“人民阵线”相结合，而是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战略相配合，中共是否会胜利？如果胜利，其间所走道路，以及它所付代价是否会一样？
我们不想在这里太详细地、逐步跟着历史发展地，将事实上的斯毛结合和假设中的托毛结合两相对照，从而指出其可能做成的不同。这样做，一来是势必占去大量篇幅，二来是要重复本书其它部分所已谈过的评述。因此，这里我们只预备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解答上面的问题。第一，苏维埃或国民会议，第二，联合政府或共同行动，第三，民族社会主义或国际社会主义。
中国的苏维埃口号，我们知道，原本是托洛茨基最先提出的，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北伐军进抵长江，工农运动在湘赣鄂等地蓬勃兴起的时候。为使这些广泛而散漫的群众运动获得力量，足以和控制军队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对抗起见，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联共党内的反对派便提议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这提议遭到了斯大林当权派的坚决反对，理由是：１.苏维埃乃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与“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革命不兼容，２.苏维埃乃暴动机关，与国共联合的政策不相容。结果如所周知，国民党军政领袖利用了革命群众的松散无力，一再叛离革命，最后将革命和革命者扑灭屠杀于血海之中。关于这个时期斯托双方争论的谁是谁非，历史证明得直截明快，以致公正的历史家与革命战略家只要稍稍了解双方争论的事实与理由，就不难断定：如果一九二六──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不是自缚手足向国民党投靠的斯大林路线，而是特立独行广泛组织工农本身军政力量的托洛茨基路线，那末，中国乃至全世界近几十年的历史都可能要重写了。如果中国的工农政府建立于一九二七年而非一九四九年，则其间当然不会有蒋介石血腥的军事独裁，多半也不会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因为日本在胜利的中国革命影响之下，很可能有不同的发展），即使仍有中日战争，则其过程一定会比较短促，对中日双方都不会有如此悲惨的后果，苏联多半不会经历如此可怕与深刻的堕落，因而德国在三十年代再度崛兴时可能不是纳粹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如此，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可能不会发生，整个世界都可能以革命代替战争，因此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现状的“今日世界”的了。
一九二七年冬天中国革命失败后，围绕于苏维埃口号的争论，发生了极有趣的相反变化。过去的反对者变成了拥护者，拥护者变成了反对者。斯大林最初因为把革命失败说成为革命转入了更高阶段，于是突然间提出苏维埃口号来进行反国民党的暴动。托洛茨基则断定全国性的革命局势业已消失，革命已因机会主义的领导而遭受严重失败，此时以苏维埃口号来进行绝望的暴动，结果只能加深反革命的程度，延缓新革命的到来。托洛茨基主张立即提出革命的民主口号，即普选全权无记名的国民会议口号，藉以重新团聚革命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独裁。
这争论的结果也是大家熟知的，经过一连串绝望的可悲的盲动以后，斯大林被迫宣布苏维埃口号仅仅当作宣传口号，却仍反对采取任何形式的革命民主口号，以为行动之用。因此，中共在很长时期内（自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五年秋），竟没有一个中心政治口号，以为一切斗争的总方向，总目标。江西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终于失败，它之所以要突围“长征”，所以会丧失全部城市力量，会损失军队的百分之九十，原因固然许多，但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之排斥国民会议口号，拒绝为总的民主纲领作革命斗争，以致其武装的土地革命运动陷于孤立无援与困苦绝望之境，却不失为重大原因。
当时的武装革命到底该不该与国民会议口号结合起来？如果二者真的从一九三○年前后就联合成一起，以武力为彻底的民主要求而斗争，那情形与事实上（即排斥了国民会议纲领）所发生的该有怎样不同呢？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好引用毛泽东的话。一九二八年冬天，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已经进行了一年，作为行动口号的苏维埃被取消也有半年多了，此时他写了那个名为《井岗山的斗争》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恰恰是回答了我们刚才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这段话，我们在本书前一章的有关章节中全部引用过。为了避免重复起见，这里只将其中最最重要的几句重引一下：
“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时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潮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民主斗争的发动多是必经的道路。”（加重点是我们的——双山。）
在同一报告中，我们又看到了如下的话：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以上两段引文，均见《井岗山的斗争》中“革命性质问题”一节。）
这两段短短引文，非常扼要地说清楚了“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即一个以普选全权国民会议要求为标志的整个民主革命政纲，在当时是如何迫切需要，并且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因此一口号之被排斥，使革命队伍如何深深陷入寂寞之中。看过了毛泽东这样的证言，那末当时究竟该不该将武装斗争与国民会议口号联合起来，可以不答自明的了。
然则，毛泽东们如果在国民会议口号及其政纲下进行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会有怎样不同呢？在这里，任意的假设当然不相宜，但从毛泽东当时的愿望中，我们却至少有理由指出这样一种可能的不同，那就是：“红军的寂寞生活”可以较早“终了”，因为“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经济的民权主义的发动”，“沸热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也会较早来到。如此，则“红军”可能无须“长征”；国共也可能不需要表演令人迷惘的悲欢离合，革命胜利大有可能获致于长期战争之前。
如上所述，可见毛泽东的胜利，并不能表示他所长期结托的斯大林路线的正确，也不曾判定了他历来排拒的托洛茨基路线的错误。事实真相，倒是应该相反的。不错，托洛茨基从来不曾赞许过共产党人离开城市和工人阶级，去做武装斗争。当一九三○年秋天，中共的军事斗争有了相当发展，初次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之时，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曾经原则性地表明了对此问题的态度，他说：“中国共产党员现在就需要一个适合较远前途的政策，他们的任务并不在于分散其力量于农民暴动之散漫火焰里去——人数甚少力量甚弱的党总是不能笼罩这些区域的。共产党员的任务乃在于集中力量于工厂、作坊、工人区域、向工人解释乡村事变的意义，提高疲累者的精神，并在为经济要求为民主口号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中将他们团结起来，惟有走上这条道路，即惟有经过工人的觉醒和团结，共产党才能够成为农民暴动的，即整个农民革命的领袖。”（见《中国革命问题》中译本二七七页）这是正统的马列主义对此问题的立场，这个立场是否已被历史证明出需作若干修改，我们在上面已经详论过，此地不赘。我们这里必须介绍的，乃是托洛茨基虽然采取这样立场，可是并不根本排斥这个斗争在适当条件配合下可以发展的前途。在同一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中，他说：“农民暴动之广大涨潮无疑可以推动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我们坚决地预信这个。”他说：“谁也不能预言：农民暴动的火焰是否能够在长久时间继续支持着，直至无产阶级前锋队自己强固起来，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并使工人的争取政权的斗争与农民对其切近敌人的进攻相配合起来。”更重要的，托氏在当时又很具体地提出如何能使这些武装斗争可以胜利的办法，他说：“农民运动，纵然挂上苏维埃招牌，仍旧是散漫的，地方性的，省份性的，要将农民运动提高至全国规模，必须使争取土地和反对军阀捐税压迫的斗争与中国独立和民族自主的观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民主的反映就是全权的国民会议，在这个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从事反对国内外压迫者之暴动。”（同上引书第二七九页）
托洛茨基这些话是在一九三○年九月说的，它们和二年前毛泽东对中共报告中的愿望多么相符呀。只因毛泽东不是有理论修养的战略家，所以他虽有那种需有民主政纲的迫切感觉，却自己不会这样主张，而且不得不跟在斯大林后面诬蔑国民会议口号为“取消主义”。此后毛泽东不但还要“寂寞”，而且还要痛苦五六个年头，等斯大林在全世界由冒险主义跳回到机会主义之时，才能在斯大林颁布的新政策的掩护之下，来宛委曲折地承认过去在这方面的错误：“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份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当然不会说出，正是斯大林在过去叫中共“冷淡”国民大会和制宪问题，正是中共叫“全国人民及各党派”保持这个“冷淡”的。如果自始没有冷淡，如果自始就像托洛茨基所说：在全权国民会议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在自己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从事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暴动，那末中国的革命史会有多么大的不同呢？这问题毛泽东本人应该最有资格来回答的，可惜碍于派系斗争的利益，这位曾因没有民主政纲而深感寂寞的经历者，不肯出来为托氏作历史的证人了。但是，没有证人，问题是同样清楚的。
[1]上引托氏文句，均引自他于一九二七年五月所写的《中国革命与史大林同志的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