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呢，还是英雄造时势？天定胜人呢，还是人定胜天？这两个说法不同而意义实等的命题，一直在中国思想家的头脑中聚讼，却不曾得到过十分完满的、因而可说是正确的解答。自来有些思想家倾向于那两问题的前半截，有些则比较着重于问题的后半截。倾向前半截的就不免要强调客观，强调气运，强调天命；而着重后半截的当然要看重主观，看重努力，看重人事。第一种说法是宿命的，但多少包含了一些客观的与唯物的成份；后一说法是积极而能动的，但大多陷于纯粹的主观与唯心。
由上述两种历史观所得出来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本质上正确的伦理学的命题，那就是：“尽人事以待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以及所谓“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这种态度虽不曾根本解决了“时势与英雄”，“天和人”的关系，但至少已经道出了二者之间的主从关系与相互关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毫不足怪。中国的社会长期停顿于落后的小农经济与商业资本经济，生产力停滞不前，以致那个所谓“时势”与“天定”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如何发生作用，如何造成与决定“英雄”和“人”，都无法获得清楚正确的认识。人类历史只有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由它造成的较为简单与赤裸的阶级关系，才算有了足够条件，让思想家们清楚地发见并确定那隐藏在历史发展后面的“时势”、“气运”与“天”。
只有发现了历史唯物论法则的马克思派，才终于对时势与英雄的关系问题给了满意答复。只有马克思的辩证的而非机械的唯物论，才能在重客观与重物质原因的历史中，排斥了消极的宿命论，给人的主观努力找到了适当地位。只有这样，才算最后解决了历史发展上人与物、主观与客观、英雄与群众之间的迷人关系。
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做过极高明的应用。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他一方面反对雨果代表的“唯人史观”，另方面排斥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唯物史观”。在该书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中，他说过这样的话：
“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诙谐的詈骂。事件本身在他笔下却竟绘成了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过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轻蔑而是抬举了这个人哩。蒲鲁东呢，他想要把政变描述成为先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于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对于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辩解了。这样，蒲鲁东就陷于我们那班所谓客观的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反之，我们所作的论述是说明法国的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形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在《政变记》的正文里，恰恰就是从法国当时的阶级斗争所创造的、特殊的社会条件与形势，说明了拿破仑第三这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如何变成了英雄，同时，他又指出了：正是因为这个渺小而非伟大的人物性格投合了当时反动情势的需要，以致能相得益彰，做成许多肮脏的反动勾当。马克思这儿是以“时势”为主，“英雄”为辅，指出了二者的关系，因而正确地解释了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将马克思的此一见解用更简单明了的字句规定下来的，据我所知，在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要算普列汉诺夫了。在他所写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
“……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因为他个人的特性给了伟大的历史事变以个别的特征，而是因为他赋有那种特性使他最能够为他那时代的伟大的社会需要服务，至于这些需求之所以发生，乃是一般原因与特殊原因的结果。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名著中，称伟人为开始者。这是一个很适当的称呼。一个伟人恰好是一个开始者，因为他比别人见得深远些，期望事物比别人更强烈些，他解决那些社会心智发展的已往过程所提出来的科学问题；他指出那些由社会关系的以往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要求，他主动地创议去满足这些要求。他是一个英雄。但他不是这样意义中的英雄，即他不能够停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过程；他是这样意义中的英雄，即他的活动乃是那不可避免的与无意识的过程之自觉的与自由的表现。这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是他的整个力量之所在。但这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其力量又是可怕的。”
普列汉诺夫这儿给伟人或英雄所下的定义，同样也解释了像拿破仑第三那样的貌似伟大而其实渺小的历史人物。因为，真伟人与真英雄既然是能自觉满足新的社会要求的人，那末另一些人，他们自觉地满足旧的社会要求，他们努力替某一时代中成为反动的社会要求服务，只由于阶级斗争的特定形势，将这样人物暂时捧到了社会之巅，捧成为英雄伟人，——这些人，按照上述普列汉诺夫的定义，当然是既非英雄，亦不伟大。
历史上是充满了这等正反英雄的。而且在不少大人物身上，会同时具有正反两种性质。只当我们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的上述看法，才不致“认贼作父”或“诬良为奸”；才能还英雄以英雄本色，让民贼们无所遁形，因而给“问题人物”以正确的评价。
在我们论述毛泽东这个人物及其思想之前，稍稍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对英雄人物的正确看法，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近二三十年来，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了对于英雄人物的不正确的态度。在共产党中发生了非常荒谬的个人崇拜。这种风气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或政治经济的学说中，都找不出任何足以辩解的借口，因而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这风气开始酝酿于二十年代之初，形成于它的末期，形成于苏共党中，以斯大林为中心。最初它之出现是为了迎合党内斗争的需要——要在整整一辈代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定出“一尊”来。这个“一尊”之需要，乃是跟着列宁之病与死而发生的。列宁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天然领袖。他之获得此一地位，并非他费尽心机谋取的结果，而是因他的出类拔萃的才智，精深渊博的学识，以及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比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出色的服务，极其自然地造成的。如果换句我们上面引过的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那便是：因为列宁“比别人见得深远些，期望事物比别人更强烈些。他解决那些由社会心智发展的以往过程所提出来的科学问题；他指出那些由社会关系的以往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要求；他主动地创议去满足这些要求”，因此他自然而然成了英雄，成了领袖。因为在事实上，在实际斗争中，而不仅在纸面上，不仅在文字中，列宁确实证明出他比当时俄国，甚至比全国际中，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具有更充分完美的“最能够为他那时代的伟大的社会需要服务的种种特性”，所以他的领袖地位可以说是天生的，“命定的”，无可与争的。也因此，只要“时代的社会需要”这个客观情势不变，没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会妄想与列宁争夺这个地位。就算出来争夺，也决没有幸胜机会。
列宁本人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和历史上一切真正的伟大的英雄一样，他最看不起个人崇拜。他正好像卡莱尔所称赞的克伦威尔一样，最讨厌“那些庸人俗子”，这些人“拼命夸耀自己，硬要别人承认他的天赋”并且“拼命要人看在上帝面上，承认他是伟人，让他出人头地。”卡莱尔说：“这样的家伙是人世间最可怜的光景之一。”“我劝你避开这种人。他不能在僻静的小径上行走；除非是万人瞩目，为人惊羡，报刊上常有文章恭维他，否则他是活不下去的。”“真正的大人物绝不会希罕这些劳什子”，“镀金的马车，繁文褥礼，一切势派……去你们的吧，我身中已经有太多的生命。”（以上均见卡莱尔著《英雄与英雄崇拜》第六讲）
自觉到“有太多生命”在身的列宁，无论在外表与内心都极度朴质、极度诚实、极度谦虚。不但是那深入“灵魂”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感情要他朴质、诚实与谦虚，而且因他具有真正伟大人物的多方面的特性，使他无法兼有那些浮夸、权谋与虚骄等渺小的性格。首先，因为这些渺小性格对他简直是毫不需要的。真正富有的人，怎会喜欢镀金的，即使是真金的装饰呢？在这一点上，精神的富有者与物质的富有者有多少相同之处。列宁的领袖地位不争自在，他毋须争，也不怕争。他充分让他的同辈们和他竞争——在才智上、学问上、能力上、工作上和他竞争。他欢迎这样的争，因为真理愈争愈明，同时争的结果，十次倒有九次的真理属于他的方面；至于真理如果属于对手方面呢，那末他就干脆认错、改过。这真所谓如日月之蚀，“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一时之晦，反而愈显其明。所以列宁时代的党内争论，不管是非谁属，却从不影响争论者的领导地位，更不曾随之以组织的或行政的处分。至于因此而获罪，并为之付出自由或生命的代价，那简直是出乎最狂妄的人们狂想之外。因此，十月革命以前在党内，革命以后则在国内外，列宁虽然享有了最高权威，但苏联以及所有共产党中，都没有个人崇拜。他自己不爱这种崇拜，不许发生这种崇拜。别人也就不会、抑且不敢拿这种浅薄恶俗的行为来损污对列宁的真诚崇敬。
列宁死了，一个不可争衡的权威没有了。论才识功绩，托洛茨基原该是最合理的继承人。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托洛茨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智慧、能力、功勋，甚至个人的文采气度，都远远地高出于其它老布尔什维克之上，而与列宁齐肩。在某些场合，特别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他竟致超越了列宁哩。像这样的一个“得力助手”，当主帅病废或死亡后出来代替他的地位，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列宁病中，特别当他发见了党政机关中严重的官僚化危机，并发见了斯大林的专横不忠之后，便决心要将托洛茨基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不幸的是：在列宁下了这个决心之后才两个月，犯了第二次中风，于是只好让斯大林拉拢了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以“老布尔什维克”，“列宁忠实弟子”的名义，组成“三头领导”，以此排斥和打击托洛茨基。他们敢于这样做，那是利用了托洛茨基的一项“弱点”，便是：在十月革命以前，托洛茨基曾经与列宁作过许多次理论争执，而且组织上并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派。但虽如此，斯大林们的此一企图并非轻易能够成功，更无成功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托洛茨基在具备革命领袖的诸特性这一方面，实在超过斯大林们太远了；而他凭这些特性在群众中所已取得的威望，也比“三头”大得无可比拟。那末，斯大林怎么办呢？接受托洛坎基作列宁的继承人吗？当然不甘。（这里是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的。）如何才能战胜这个显然占优势的政敌呢？首先当然得破坏他在群众中巨大的声望。如何破坏呢？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便先后发明了“个人崇拜”这个法宝。他们的第一步是把列宁所享有的无上民望转变成宗教式的崇拜。将列宁这个人变成了神，当列宁未死而事实上已不能顾问一切之时，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就发明了“列宁主义”，以此和另一个发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对立起来。等到列宁一死，斯大林们就干脆将列宁变成共产主义的摩罕默德，将他放在水晶棺材里，安置在与列宁精神绝不相容的“陵墓”中，就此“以死的列宁来反对活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托氏语）。这个阴谋，得到了其它有利于此阴谋的其它条件的配合，大家知道是达到了目的的。因为在列宁身上进行了全套“个人崇拜”手术以后，他成了全知全能、永不犯错的绝对真理之化身，成了上帝，成了基督，那末那个长期间做过他争论对手的托洛茨基，便不言而喻地、自动地成为不知不能，永远错误的绝对荒谬的化身，是撒旦，是魔鬼了。而一向追随列宁，从未对列宁说过一个“不”字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之流，自然成了彼得与保罗，托洛茨基则不用说是法利赛人或犹大了。
一九二○年代初期“个人崇拜”发生于苏联共产党之中，其政治原因便在于此。
但自一九二五年起，特别是从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等左派反对派在组织上被完全击败以后，“个人崇拜”的内容及其实施方向便不同了。最初的内容是造成对列宁的崇拜来打击托洛茨基，后来，一俟托洛茨基被放逐以后，个人崇拜的机器便转向了斯大林，竭其全力来神化斯大林，藉以反对整辈老布尔什维克（连季诺维也夫在内），反对无产阶级党的民主，反对俄国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这个卑鄙罪恶的计谋，如历史所曾昭示我们，也是成功了的。当然，其所以成功，主要是获得了有利于此阴谋的其它客观条件的配合。本来，斯大林这个人，诚如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演说中所说，“出席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人，在一九二四年之前，有百分之九十九对他是很少听到或认识的。”其实在苏联的广大群众中，当时可说是百分之百不知有斯大林这个人的存在。然则，如何能在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期间，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变成为空前未有的暴君与神？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条件使这一简直是不可能的手术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企图解答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不过在我看来，其中解答得最扼要与最正确的乃是此一“崇拜”手术的主要受害者——托洛茨基。他认为斯大林这个阴险的庸人所以会做成上帝一般的“最伟大的天才”，归根结蒂是由于两大客观原因：1.苏联在经济文化的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２.二十年代中期起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遭受不断失败，以致使那唯一的工人国家长期间处于极度孤立之中，受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包围与压力。这两个历史社会性的客观条件究竟如何帮助了斯大林的篡夺阴谋，如何帮助了他的民族社会主义与官僚共产主义的思想，如何使他这样的一个人物恰恰代表了由上述条件所促成的苏联群众的情绪与愿望：这些问题，托洛茨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曾经再三再四地给过精详深刻与令人信服的分所，我这里不予重复了。这里，我想提出来讨论的，是被某些人认为关于“个人崇拜”之“更为根本”的理由。他们认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理由应该从人性深处去找；或者，他们说：任何暴力革命，由于其本身的规律使然，结局一定是“个人崇拜”；又有人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事实上不过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和革命职业家的见解的实施，所以不管好坏，斯大林的所行所为，都该由列宁负责。因为这三种说法是更一般地、虽非真正更根本地、触及了斯大林的、亦即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所以我们愿意详为讨论。如果“个人崇拜”确实发生于人性深处，如果群众暴力革命的发展规律最终必然造成个人崇拜，如果列宁关于党及革命领导的见解确实是个人崇拜的思想根源，那末不但斯大林在这方面的一切作为都属“合理”，是必需，因而是现实的，而且今天毛泽东所刻意制造的那种崇拜仪式，也都是如此。同时，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此种崇拜的种种努力，便成为虚幻的、反历史要求的、以及不现实的了。如果斯大林与毛泽东们的“个人崇拜”合乎“人性”，顺乎革命历史的规律，又导源于列宁思想，那末，一切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都将是违反人性，违反历史与列宁遗教的反动行为了。非此即彼，彼是即此非。因之这几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首先弄弄明白。
崇拜据说是人类的天性。这说法似非毫无根据。从历史上看，人类最初震慑于一切自然界的力，然后又困惑于社会的诸般灾难。以个体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渺小了，因此他不得不处处感到畏惧，时时觉得恐怖，这种畏惧和恐怖，从来驱使他去寻求一种保护，向天，向神，向帝王，向领袖，去寻找一种免于威胁的安全。他们从那些地方去寻求并获得了虚幻的或真实的保护与安全，这就发生了崇拜。这可以说是人类崇拜这个“天性”的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根源。这也就是说，人的崇拜主要乃起于恐惧。当然，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时时会看到钦佩、爱慕、敬仰等等高贵感情，构成了相互间崇拜的基础和原因。这不用说也是事实。光是令人畏惧，绝不能赢取心悦诚服的崇拜。但是单凭心悦诚服的爱慕，却同样不可能造成一种群众性的具有巨大力量的崇拜，人群的结合，固然由于诸种因素，但最主要与最基本的，却终究是“利”而非“义”。只有在利害共同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巩固与长远的感情关系。共同利益决定了共同的情谊。因此，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诗人、或思想家方可能为广大群众所敬爱，所崇拜，但他们自身不可能因此成为群众的领袖，更不可能形成一种对内具有强制力对外具有排他性的崇拜制度。可是那些宗教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就不同了，他们可能各各具有令人敬爱的品德，但他们却并非因此才成为领袖的，他们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所崇拜，主要乃因为他们代表着群众（自然只是一部分）的利益，他们有能力保护群众的利益，或者在不崇拜的情形中能损害群众的利益。（最后一种情形乃是领袖崇拜制度最坚固与最现实的基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来被指责为暴君口吻，但若我们从事情的本质看，这个“顺昌逆亡”的抉择，却是任何一种统治、任何一个领袖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当然，领袖不是悬空存在，更不是受命于天的，他首先得“顺”着群众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兴起，不过兴起之后，特别是当他已形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众势力的象征之后，事情便表现为群众对他的“顺昌逆亡”了。由于群众的趋昌避亡，便产生了自动的或被逼的领袖崇拜。
可见领袖崇拜决不能从人的天性中寻找原因。它们植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关系中。怎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便会有怎样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有怎样的领袖和群众关系，便会有怎样的领袖崇拜制度。一般说，社会的阶级冲突越缓和，社会的生产力越发达，一般人的文化教育程度越提高，则领袖的地位越降低，它越不会高超于社会之上，群众对领袖的崇拜越少，以致根本建立不起“个人崇拜”的制度。在这方面，古希腊伟大的传记家普鲁塔克说过一句极有意思的话，他说：“强大的民族对自己的大人物忘恩负义。”这句话，非常扼要地道出了我们上面用许多文字来说明的那个道理，如果我们用浅显明白的话来翻译一下，那是说：人民对于其领袖的崇拜，是和他们的自觉和自为程度成反比例的。丘吉尔于领导了英国赢取第二次大战之后，让自己的人民一脚踢下了台，于是在其回忆录中感慨系之地引取了那位古希腊人的名言。我们对英国战时首相的牢骚毋须寄以同情；因为丘吉尔的政治命运，至少在相当程度内，反映了英国人民不低的政治水平。我们对这个牢骚发生了一些兴趣，只因为它替我们很好地说明了“领袖崇拜”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方面，并不在于什么人性方面。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第二个问题。
是否任何一个暴力革命，由于其内在规律之故，都必然要归结到个人崇拜呢？这问题，我们上面多次引述过的英国唯心史家卡莱尔，也有过一段非常有趣的议论，兹节引如下：
“我们晚近的许多英雄，其行为都像是革命者，但虽如此，我们可否说一个大人物，每一个真正的人物，天性上是‘秩序’的儿子，而非‘无秩序’的儿子？真诚的人在革命中工作是处于悲剧性地位的。他看来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其实，一种痛苦的无政府的成分使他在每一步上受累——因为他的整个灵魂是仇视、痛恨无政府的。他的使命是要保持秩序，每个人的使命都是如此的。他在其中的任务是要将无秩序的、混乱的事物变成有管理的、有规则的。……一个木匠找到了粗糙的树干，他加以砍伐，使成方圆，以便适合于某种目的和用处……”
“人事亦然，最疯狂的法国‘短裤党主义’，也必须向秩序前进。我说，每一个人，在疯狂的深处猖獗，同时却无时无刻不被逼向秩序。人的生命本身需要如此；无秩序即是瓦解，即是死亡。没有一种混乱不寻找一个中心来打转的。当人还是人的时候，某一个克伦威尔或拿破仑乃是‘短裤党主义’的必然终结。”（见上引书第六章）
在卡莱尔的这段话里，也好像在他别的议论中一样，把一些半真理揉杂在糊涂的见解之中，近代的英雄们都是革命人物，这点他看到了。“其天性上都是秩序的儿子”，“其任务是要将无秩序的混乱的事物变成为有管理的有规则的”，这点就看得糊涂了。每一个革命都要造成“混乱”，即要破坏旧的秩序，同时任何革命都不会无限期地混乱，即不能无休止地破坏，它必须造成秩序。这是事实，也可以说是事理。但那由“混乱”造成出来的秩序，并非一样性质的秩序。它可能是一种新秩序的创建，亦可能是旧秩序的复辟。前一秩序与后一秩序，用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准来衡量，显然不具有同一意义；而促成此一秩序的领袖和促成彼一秩序的领袖，当然也不能等量齐观。可是卡莱尔、和所有唯心主义的历史家一样，把这两种秩序与领袖不加分别，他在克伦威尔与拿破仑之间加上了等号，这就是大错特错了。卡莱尔犯这种错误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观察历史不是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而是从抽象道德的原则，从“混乱”和“秩序”那样的表面现象，从“真”和“伪”那样空洞的概念出发。所以他虽然知道克伦威尔是比拿破仑更伟大的英雄，但他在两者间加以轩轾的理由是很薄弱的：只是说前者比后者更“诚实些”，他不知道从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准看，克伦威尔诚然是个大英雄，而拿破仑则根本配不上这个名称。因为前者建立了革命的专政，而后者的独裁则不过是法国革命反动潮流的登峰造极。就性质论，二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没有一个混乱不寻找一个中心来打转的”。说得很对，也说得很好。古今中外的革命，不管它是临时促发的或事先准备的，只要它持续相当时候，发展得多少有点深度，就不得不在一个中心左右“打转”。群众革命运动本身的规律与要求，都需要、并且都一定能够寻找出一个中心，即涌现出与锻炼成一个领导核心，其中又造成核心的核心，亦即领袖或如卡莱尔等之所谓英雄。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些革命者始终不过是乌合之众，他们无法前进、坚持，更谈不到成功。因此，当卡莱尔说：“某一克伦威尔或拿破仑乃是短裤党主义的必然结果”时，他确实是看到了历史的一个必然现象，即看到了群众革命后必然要造成专政。可惜的是卡莱尔不能将这个现象从表面看入内心，以致他不能看出表面上看来都是个人独裁的两种政制：清教徒的一种却代表着“短裤党主义”的坚持与部分实现，而那位科西嘉大皇帝的出头，则宣布了正牌“短裤党主义”的最后埋葬。不区别独裁英雄们所代表的历史意义与社会实质，而仅仅指出了革命必然以独裁作结这个现象，那是错误的。再若以此现象为论据，进而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当然是十足反动的了。
一切郑乎其事的革命都要趋向于国家政权的移转，一切具有较深社会意义的革命，又都必然要利用这个新政权，藉以改变旧的阶级关系和财产关系。要完成这种改变，自非实行革命专政不可。所以革命专政与革命分不开。不企图建立革命专政的革命，那意思只是说：这是一个虚伪浮浅的革命，或者那革命已被叛卖了。在此意义上，凡是真正的革命者，或深刻的历史家，都必须承认：“一切暴力的群众革命”都曾经、而且都将以革命专政的建立为归趋。
然而，这样的认识，我以为并不等于承认任何暴力革命的结局都是“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与确认领袖需要不是一回事，这，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革命专政往往表现为革命领袖的独裁，这是事实。但独裁的领袖，只要他是革命的，尤其他若是由平民革命或劳动人民革命涌现出来的，多数不会无意中，更不会有意地去给自己造成“个人崇拜”。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围绕于革命领袖的“个人崇拜”的仪式，与该领袖本身所具有的革命特质，以及由他所体现着的某一特定时期的革命的进退，发生密切关系。某一革命领袖的革命特质愈多，他所代表的社会利益或阶级利益愈处在革命的进潮中，则他就愈不需要“个人崇拜”；反之，如果一个领袖本身具有的革命气质愈少，他所代表的愈是革命的退潮或其反动，则他就愈来愈多的需要“个人崇拜”。这个“定理”，也和上述所谓凡革命必趋于专政同样，是历史的真实。可惜一切唯心的与反动的历史家们从来都只看见专政这个真实，却看不见革命专政不能有与不会有“个人崇拜”这个真实。
由此可知，说一切暴力的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个人崇拜，并不确实。
那末列宁可是“个人崇拜”的理论上辩护人与发明者呢？他是否该替斯大林的此一丑恶制度负责？先让我们看看列宁在这方面最受人攻击的一段话吧。在《怎么办》中，列宁写道：
“……且拿德国人来讲吧。他们的组织包括有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发动起来，工人运动已经学会了自动行走，——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定这点吧？可是，这百万群众又是怎样善于重视自己“十来个”有锻炼的政治领袖，怎样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呵！在国会中往往听到敌党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漂亮的民主主义者！你们只是口头上空讲工人阶级运动，实际上出台说话的总是这一班头领。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好像是从工人中间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任命的官吏还难得调换些哩！”这是企图把“群众”和“头领”对立起来，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群众破坏对于“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仰来夺取运动的稳固性和坚强性，——但德国人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却只是加以鄙笑而已。德国人的政治思想发展程度和政治经验已足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内，若无“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却不是成百成千地产生出来的），久经锻炼，拥有专门训练，受过长期教育而声应气投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强的斗争。……”（见《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四零一页。）
上引的列宁文字，简单扼要地说明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如下几点组织思想——1. 必须有革命职业家（“十来个”富有天才的、有专门训练，受过长期教育而声应气投的领袖）；2. 没有这样的领袖，无论哪一阶级都无法进行坚强的斗争；3.为使革命运动具有稳固性和坚强性，不能破坏群众对领袖的信仰；4. 在现代社会内，天才人物都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列宁这样的思想，自然会给那些自命为天才的野心家所利用，“流弊”当然在所不免。如果说斯大林的官僚独裁，他的个人崇拜，曾经从这个思想里获得辩解，亦无不可。但问题的中心显然不在于流弊或利用。问题的中心在于：列宁的此种见解，是否为现代的革命斗争所绝对必需？其中所指出的一些事理，是否是客观存在的最无情的现实？列宁一生，最痛恨哗众取宠，最不喜蛊惑人心，从来不愿以违心之言去满足群众的落后性与虚荣心。在现代社会里，天才不是成千成百产生的；无产阶级想挣脱自己的枷锁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他们必须要从本阶级或别阶级中培养出少数革命专家来，使他们领导斗争；对这些领袖，必须予以信任，才能使革命运动获得稳固性与坚强性。这样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并不深刻”；但若你能将这一个见解，与那必须团聚群众的事实与否定一切权威的革命家气概联结起来想想，那你就会知道，没有最大智慧、最精观察，特别是面对真实的最大勇气，就无法说出（甚至想都不敢想）这种老生常谈的。正因为列宁兼具了这样的大智、大慧、大勇，他才能给历史上空前的为人类彻底解放与真正民主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定下了“贵族式”的、“英雄主义的”、集权的与“独裁的”组织原则。正是这样的原则造成了布尔什维克党，正是这个党干出了人类史上第一次胜利的工农革命，正是这次革命缔造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这些个事实，难道还不够证明列宁的“领袖学说”为现代革命斗争所绝对需要，证明它是唯一符合客观真实的要求吗？既然如此，那末它纵能发生“流弊”，纵然可以为野心家所利用，也就决不能有损于它整体上的正确性与必需性。何况那些所谓流弊与利用，又绝非为其本质所命定，不是在任何条件下一定要产生，而绝无防止之法的呢？
列宁的组织思想，乃是现代条件中无产阶级革命得以成功的唯一办法，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从它那里可以蜕化出新官僚主义；野心领袖利用了它可以造成“个人崇拜”；这都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列宁思想的价值，正犹之乎人们不能因噎废食一样。同时，我们相信，列宁也如此相信，只要社会主义的革命继续前进，不断向深处与广处发展，则上面所说的流弊不会发生，而且任何野心的领袖都不可能利用它来造成“个人崇拜”。本世纪初，列宁倾向于领袖集权的组织思想，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后竟会丑化成斯大林荒谬绝伦的“个人崇拜”，每一个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都会从世界革命相继失败、社会主义被迫局限于落后的俄国范围内这个事实来解释的。如果一九一九年以后的世界历史不像实际所发生的，而是相反，它符合于当时革命者的最佳愿望，十月革命点燃起全世界的革命之火，而且这个革命在大多数国家中获得成功，那末，我们可以确信，苏联不会经历斯大林主义的丑恶时期，不会有斯大林主义，甚至斯大林也不会成为最高领袖，更不会是唯一领袖。这就很明白了，那个保证了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列宁关于“领袖集权”的组织观念，决不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制度的必然前提。前者绝不能为后者负责。只要客观的历史条件有利于那种崇拜制度的形成，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思想，它无论如何都可以自己发明的。何况，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的整个组织观念，决不能以上引一段文字所能概括的呢。
列宁的思想永远是具体的，他的头脑里没有空洞的真理，没有浮泛的范畴。《怎么办？》一书写于一九○二年，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尚未处于严格意义的组织状态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一八九八年，才开完会即全体被捕；第二次大会召开于一九○三年。）那时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织，不仅政治立场无一致意见，就是关于全国党的组织方针，也是众说纷纭。所以列宁在《怎么办？》一书的序文中说：此时充满了“构成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整个时期特点的离散状态与动摇现象”。列宁认为：“我们若不能彻底结束这个时期，便不能前进。”（以上引文均见《两卷集》中译本上册第一七九页。）为此，他写下了《怎么办？》。为了针对那种“离散状态与动摇现象”，他提出了我们引述过的那个“领袖集权”的组织思想。列宁从来不射无的之矢。我们要了解列宁，首先不能将“的”和“矢”分开来。一分开就会断章取义，而断章取义地利用列宁，恰恰是斯大林叛变列宁、打击托洛茨基以及其它列宁战友时所应用的主要战术。
倘若不仅从一事一时的意见，而且从整体全面的立场，来看列宁对党和国家的组织态度、看他对领袖和群众，对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那末我们应该说：列宁并非倾向于“领袖集权”的。越到后来，特别当革命已经成功，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列宁针对了新“的”所射出的新“矢”，就越发“偏向于”群众民主。这个方面的文字证据是太多了，以致不胜举，也不必举。整部《国家与革命》主要就是讲求如何打破官僚制度，如何防止其再发生，如何逐步地，但是彻底地消灭一切人对人的压迫，实现普遍的真正民主。等到国内战争结束，俄国被迫暂时在一国之内建设其新制度之时，列宁的全部精神，全部病中时间，可以说是用以反对党和国家内的官僚化的，其主要的攻击目标是斯大林，因为正是他代表了官僚倾向，亦即代表了日后获得荒唐发展的“个人崇拜”制度。由此可见，不论就思想或行为说，列宁非但不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制度的“始作俑者”，而且是它的反对者。人们将个人崇拜溯源到列宁的革命职业家理论或其它关于领导或集中的见解，徒然暴露他们的愚昧无知，或蓄意诬蔑罢了。
至此，我们总算说明了“个人崇拜”的根源并非生长在人性深处，说明了暴力革命的本身并没有这样一个规律，其结果一定要造成“个人崇拜”；说明了颇具威望的领袖，虽然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条件之一，但领袖的存在并不等于“领袖祟拜”，更不等于“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之出现恰恰反映了革命之被背叛，至少反映了革命经历着反动的危机；最后，我们又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列宁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能替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过或负责。这样的说明给了我们根据，使我们能够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坚持这种革命的进行必须在一群领袖们的领导之下，坚持这种革命在必要时应不惜采取暴力手段，但同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反对“领袖崇拜”，更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种种式式的官僚主义，更反对其中最一贯、最凶恶与最有理论掩护的斯大林主义。
毛泽东思想在大多数基本问题上都就是斯大林主义，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尤其如此。就个人崇拜制度所已达到的程度，则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实已相去不远。这个情形，在所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看来原极自然：他们以为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共产主义者都应该期待着个人崇拜，更不该反对个人崇拜，如要反对个人崇拜，则请自反对共产主义及其暴力革命始。这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论，我们在上面刚刚批判过了，这里不必重复。总之，我们是有理由坚持共产主义的革命，同样有理由反对个人崇拜这个丑恶制度的。依据上面我们的分析，关于领袖崇拜，我们已经有了如下几个认识：1.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那里的经济文化越落后，或阶级斗争越尖锐，则政治领袖的重要性越大，其地位越高，个人崇拜制度越易建立和巩固，反之亦然；2.革命正当上升和发展时候，革命及其领袖直接地与密切地反映和代表着广大群众的利益，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尊敬和威望，此时无需乎而且也不可能为领袖们（更不必说为某一个个别领袖）建立起崇拜的仪式或制度，但当革命的发展陷于停顿，受到挫折，或由于革命势力的内外原因而发生反动之时，那末与那些最革命的领袖遭受打击与摧残同时，一些较软弱、较保守、较妥协与较卑鄙的领袖或领袖们，便必须为自己建立领袖崇拜或个人崇拜的制度，以便在“革命权威”的掩护之下进行反动或反革命的实质；3.一个革命领袖，或甚至一般的政治领袖，其才智能力越强，精神视野越广，对事业的忠诚越坚，为人类历史服务的抱负越大，则越不曾喜爱浅薄无聊的阿谀，越不能容忍胁肩谄笑的恭维，越不肯让人活生生地埋葬在“生祠”与纪念碑里，让虚伪和反动的力量拿去作傀儡，藉以完成越来越肮脏的勾当。这条“规律”，也适用于相反情形的。
根据上述“规律”，我们可以解释列宁——托洛茨基时代的没有领袖崇拜，也可以解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兴起。但是，它们彷佛不足以解释毛泽东崇拜的建立。因为首先人们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反驳：你们尽可以不同意中共所实行的许多政策，但你们总不能不承认中共直到今天为止，一直在推进着中国革命，其次，人们曾提醒我们，毛泽东这个革命领袖，虽然在种种方面都不曾达到列宁、托洛茨基那样的规模，但至少和斯大林比起来，无论才智能力、或胸襟抱负，都高出多多，最后，人们还曾指出这个事实：毛泽东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直接组织者，而斯大林则是俄国革命政权的继承者（事实上是它的篡夺者与叛卖者）。因此，照我们的假想的辩难者的意思，如果照我们上面的说法，毛泽东是不应该喜爱领袖崇拜的，也不需要建立个人崇拜。因此，依他们之见，这情形或者证明了我们关于领袖崇拜的解释错了，也就是说，证明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看法对了；或者，它证明我们对毛泽东的批评错了，即他根本不曾建立什么领袖崇拜。
要证明毛泽东的领袖崇拜思想不难。中国今日早已建立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拼命在巩固着这个制度，这都是无须证明的事实。但人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说话或文字中方找出大量叫人谦虚，力戒骄傲的段落。他们还可以找到同样多的证据，证明毛泽东看重群众，坚持群众路线。这些段落，这些告诫，无疑也是事实，我们不会去抹煞的，非但不加抹煞，而且我们愿意承认，毛泽东的此种言论和态度，都出于真诚。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毛泽东没有领袖崇拜思想，而且是极为强烈的领袖崇拜思想。力劝干部“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是一回事，如何设法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则属另一回事。它们不是互相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认真想成事的领袖都懂：“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干部才是好干部，有了这样的好干部才能保证自己事业的成功。因此，力戒部下骄恣的领袖，其本人不一定是毫不骄满的伟大领袖；那些渺小的、自私的、极不谦虚的领袖，只要他认真希望自己的事业有些成就，只要他不被多少成功冲昏头脑，只要他始终对事理能保持若干清醒，那末，他决不肯让自己的部下骄横跋扈。但这并不妨碍他自己骄横起来，而且，有时正为的要使属下谦慎，正为的要使他们不敢骄横，于是特意建立一个非常骄横的领袖崇拜制度。如此，他一方面希望维持整个统治机器的工作效力，另方面藉以确定一尊，使任何干部不敢生“取而代之”的非份之想。所以任何领袖，任何独裁者都同时作着“谦虚”的说教。甚至越专横的君主，此种说教作的越多。基督教最讲究“谦卑”，但是古往今来最不谦卑的统治者中，罗马教皇是要算上一个的。斯大林这个人，今天连他最直接的弟子们都不能不称他为个人崇拜的独裁者了，然而最会叫人谦虚的正是他。列宁死后他曾经借了这个死去的领袖的名义，号召人们要“谦逊”、“不骄矜”、并且要“确信群众”。（见斯氏《论列宁》的演说）自此以后，直到他死去，总不断重复这个说教，反对干部们的骄躁自满。然而所有这些说教，从积极方面说，其作用只想做个人独裁制度下必然形成的官僚制度的解毒剂（事实上解不了毒）──从消极方面说，则想做那同一丑恶制度的掩饰物。因此，毛泽东的满口谦虚，决不能凭以断定毛泽东没有领袖崇拜思想，更不足以否定中共业已建立毛泽东崇拜制度这个事实。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结论中，据说说过如下一段话：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坚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1]
这段话的意思当然非常好。所以当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之后，中共为要证明它从来反对个人崇拜，从来没有这个制度起见，上面这段话会被到处征引。不过事情很显然，这段漂亮的言词始终只是言词，事实上从未被遵守过，因此，中共想拿它证明中国并无个人崇拜，却是落了空的。不错，中国迄今还不曾出现过用党领袖名字来命名的城市、街道和企业，但祝寿风气却曾盛行于延安时代。记得当年朱德和徐特立等，都曾铺张扬厉地做过生日。今天虽然不做了，但这完全不能表示中共已放弃了个人崇拜，因为祝寿也罢，将城、街、企业取上自己名字也罢，虽然其本身也具有甚大的象征意义，人们可凭以看出官僚制度所到达的程度，但毕竟属于表面现象。官僚制度（个人崇拜即是此一制度的一端）的建立和巩固，可以有那些现象，也可以没有那些现象；而对党国大领袖的无上崇拜，更不一定要出之于祝寿和“私有城市与产业”。今天，中共没有给毛主席大做生日，中国也还不曾出现什么毛泽东“格勒”；但谁能否认，对于毛泽东个人的歌功颂德，中共已做得比当年苏联的斯大林祟拜不相上下了呢？有些地方，甚至前者还超越了后者的。一九三七年前，当斯大林崇拜初步完成之时，俄国那位有名的小说家阿莱克舍·托尔斯泰写过如下一首传诵一时的诗：
“你，各民族光明的太阳，
我们这时代的不落的太阳，
你比太阳更伟大，因为太阳没有智慧……”
另外还有一位较不出名的诗人，写过一首更妙的诗如下：
“我们从斯大林那里获得太阳，
我们从斯大林那里获得繁荣的生活：
纵然是风雪遍地的北极苔原上的好生活，
我们也是跟他，
跟智者斯大林，──一起创造的。”
这些“诗”，曾经被托洛茨基称之为“猪猡叫”的，不是也充塞于中共的报章刊物上吗？那首最出名的，托名为“陕北民歌”的《东方红》，难道不只是“猪猡叫”中调换一个名字吗？同样是“太阳”，同样是“智者”，同样是“繁荣美好生活”的创造者或赐予者，同样是那些毫无分寸、不加思索、因而是肉麻难堪的最高级形容词。如果这个样子还不算是“歌功颂德”，那真不知要怎样才算是“歌德派”作品哩！
我们说，在有些地方，毛泽东崇拜还超过了斯大林崇拜。是哪些地方呢？在斯大林，即使当他最狂妄的时候，也还不得不自居于列宁之下。“列宁之子”，“列宁的学生”，“列宁事业的忠诚继承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或“十月革命之共同领导者”而已。斯大林不能，或不曾超列宁而上之。但在毛泽东，却没有这种权威上的委屈感，没有这种历史继承上的负担，他可以集最初及最高于一身，事实上他已做到了。所以毛泽东比之于斯大林，仿佛具有更加理直气壮的自大，更加心安理得的自信。这一点，我们从中共第七次全代会通过的党纲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来。总纲的第二节一开头就说：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这样的条文，在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凭我们寡陋的见闻来说，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将某一在生当权的领袖的思想规定在政纲中，宣布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历史上未曾有过。即使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苏共第十七、十八、十九三次大会上，都不曾通过党纲，规定“斯大林思想”为一切党工作的指针与基础。在这里，毛泽东确乎是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这个事实所表示出的领袖崇拜程度，比那些“歌德派”的所谓“民谣”，那些生日，那些地名路名要严重得多的。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定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但这样说是极其空洞的。它唯一的具体解释是：毛泽东的一切思想都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再具体一点，那意思只是说：毛泽东这个人，其所言所行，都代表了这个“统一”；凡违反了毛泽东的意思，或任何人的言行表示若干与毛泽东的看法不同之处，便是犯了“偏向”。这个标准不但用以概述过去，而且用以拘索未来。如此，这规定实际上是授与毛泽东个人以“永不错误”的特权，给了他以“绝对真理”的荣光，以此树立了政治思想上的最高无上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为什么要造成这种个人崇拜？如何造成了它？这些问题，等我们到适当的地方详谈。这里我们先行提及它，只为的证明毛泽东在领袖崇拜制度的建立上，其热忱与斯大林不相上下，有时抑且过之这个事实罢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我们上面引述过的文字被修改如下：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里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此事是否表示毛泽东本人突然谦虚起来，或党内民主因革命胜利而抬头，所以那个充分代表个人崇拜的、史无前例的规定竟致删掉了？当然不是。唯一重大的原因，只是在此半年以前，苏共党举行了第二十次大会，会议上反对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以这是在一种压力之下的让步，是国际斯大林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一个微妙的标志。与毛泽东的领袖崇拜思想毫无关系。（毛氏在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我们也将在合适的地方详谈。）
在这里，我们想进一步研究的，乃是下面两个问题：1.毛泽东领袖思想的主观因素；2.形成中共个人崇拜制度的客观原因。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曾经用如下简短的话，叙述了他的学习经过：“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旧了，但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见选集第八二○页）接在“子曰诗云”这个阶段之后，便是他在长沙的学习时期。在此时期中，毛泽东建立了他学问和思想的基础。这个建立过程是从两个方面完成的。一方面，在他的老师杨昌济影响之下，研读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另一方面，他肆意阅读了十八、九世纪英法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经典著作。这样，毛泽东同时兼修着中国的旧学和当时的所谓”新学”。不过很显然，给毛泽东的学问思想乃至他为人处世之道打下基础的，主要是旧学而非新学，是中国儒家思想中最正统的一派（宋明理学直至王船山、谭嗣同）──而非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这当然是事实。但它并不改变毛泽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学这些东西”，增加了知识，改变了思想，但它们显然没有走进血液，更不曾深入“灵魂”。所谓精神，所谓血液，所谓灵魂，我们知道不能单靠读几本书来造成，也不能凭此而改变的。知识固然可以对它们发生影响，但它们主要的促成者与影响者，却总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吾人（特别在幼年）所处社会的物质环境，是当吾人意识思想形成时期所接触的人和事，是吾人在趣味上和知识上所遇合的最初恋人。从这些方面说来，长沙这个“半封建的”官僚政治的中心，这个中南诸省，甚至包括西南整个地区的地主经济与商业资本经济的重要枢纽，这个沟通南北的要道，这个顽固与维新均趋极端的思想战场，这个宋明以来即成为理学堡垒之一的古城，乃是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土壤；而那个渗入了西方唯心哲学的“板仓先生”的新理学，特别是他那种正诚修齐，躬行实践的态度；以及司马光的通鉴、韩愈的文章，施耐庵、罗贯中的小说，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诗词，形成了毛泽东精神的血液和灵魂。这些东西潜进到这个农家青年的意识深处，建立了思想或精神的基础之基础，使他终生受用不尽。此后，毛泽东无论在思想或学问上当然继续增加，最初是英法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以后便是马克思主义派的。但后两者比起前面的基础来，显然是浮浅的，不过是架在上面的一层建筑罢了，是“停留在灵魂尖端的东西”。它们可能在毛泽东的思想上代替了他基础的一部分（事实上是代替了的），但决不能根本影响，更谈不到彻底改造他的精神基础。
毛泽东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实质，大有助于他事业的成功，因此这个实质并非毛泽东思想的弱点，倒是他的强处（其实，弱点和强处常常相互转化的）。不过我们不想在此地详谈这个问题，且待以后再说。在这里，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个实质来，只为的要说明：毛泽东具有浓重的领袖思想，欢喜个人崇拜，和他“灵魂”深处的正统的儒家思想分不开。共产主义的革命家怀有非共产主义的领袖思想，原来一部分是“圣德王功”，“替天行道”的老口号在作怪呢。
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共个人崇拜制度的客观原因。
经济不发达，政治上承受着亚洲专制源远流长的重压，广大劳苦群被摈于任何文化圈子之外：这当然是成长于此一环境中的政党（任何政党，连自命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亦非例外），会形成官僚主义，特别是形成个人崇拜制度的第一个客观原因，这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此外一些原因，都是从这个基因派生出来的。因为经济发展落后，当中国共产党开始组织之时，中国现代式产业工人还只有极少数人；他们和全国庞大的总人口相比便更显得可怜。所以曾经不断有人怀疑，中国到底能否组成名符其实的共产党。这怀疑当然不对，事实上与理论上都被驳倒了，这里我们不必再为它浪费笔墨。不过由于现代工人阶级在人口中比重极小，使那个以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自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上不得不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成分上要靠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作基础——这个事实，我们却必须明白而且承认，乃是中共官僚主义硬化的一大原因。中共官僚制度，特别是它的个人崇拜制度所以形成的另一种原因，乃是它二十余年来的特殊斗争方式。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投靠帝国主义，建立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剥夺了一切民主权利。合法的革命运动甚难进行，改良性的工人斗争也遭到无情镇压。此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由于错误的估计（“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和错误的对策（盲动主义）；另一方面也由于客观局势所逼，逐渐走上了在农村中组织革命的地方政权，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道路。这种斗争方式的本身意义为何，它在共产主义的革命战术中应占何种地位，我们将在后面详谈。这里我们要先行指出的，只是：这种斗争方式由于其本身性质使然，不能不形成领袖崇拜与个人崇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写过如下的一段话：
“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见选集卷一第二一三页。）
文章中这段话虽然是为战略退却而发，但其意义却可扩大到并适用于整个战争。战争，即使是最革命的战争，都不可能以民主方式来指挥的。战争，尤其是革命战争，其基本的取胜之道虽在于政治性质而非军事安排，但战场上技术性的胜负却总取决于指挥部中极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决定，取决于这些人或这个人的才智和威望。毛泽东这段话完全是经验之谈。它很好地，很具体地为我们说明了：中共既然长期从事于军事斗争，就必然要产生个人权威，因此产生了个人崇拜制度。
体现在毛泽东身上的、中共的个人崇拜制度，其主要成因，已略备于上述种种。这些成因，和斯大林崇拜的成因之间，虽有很大差异，但最基本的一点还是相同的，那就是：两者都导源于国家的发展落后，导源于民主传统缺乏，以及民众一般文化程度的低落。所以这两种崇拜，基本上都是客观决定的，都是落后的表现，是国家的落后性在革命中的反映和对于革命的“报复”。从革命的利益说，无论斯氏或毛氏的个人崇拜，都是有害的，我们革命家都应予以坚决反对。不过在另一方面，至少我们如果站在历史家立场上看问题，那我们还应分别并说明斯毛两种崇拜的不同意义。首先，斯大林崇拜代表了对十月革命民主精神的直接叛变，故其意义是彻头彻尾反动的；而毛泽东崇拜则只是间接地反映了这个反动（即指其为斯大林主义的国外延长而言），直接地，而且在较大意义内，它倒是一种被国家落后性所弯曲了的革命专政的体现，其意义可以说曾经是革命性较多于反动性的。斯大林个人集权乃是消灭整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手段和结果，藉此完成其“特米多（热月）”的反动。毛泽东的个人集权，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说，乃是他击败斯大林在中国的代理人（陈绍禹系）的结果，而就其较为广泛的意义说，它却大半由于革命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真实需要，小半才由于毛氏的野心（利用此需要来达成其个人崇拜）使然。我们指出这个不同，当然不想说：斯大林崇拜的主要矛头指向了革命与革命者，而毛泽东崇拜的矛头却主要指向着反革命与反革命派。这样区分，那是将事情太简单化，而且也不正确地美化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无论是谁的个人崇拜，对于革命，特别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虽然在特殊情形中，例如需要立刻决定与应付的某些军事危机之类，此时倘有一个绝对的无上权威出来作正确干预，能获得迅速的胜利。但这种极有条件性的一时便利，绝不能以之证明：让全党全民崇拜一个人，将绝对正确的标准与生杀予夺的权力赋给了一个人，能使革命顺利进行，达到最后胜利。事情恰好相反，一个党或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救世主”，倒是该党与该国走向失败或毁灭的最可靠保证。因为个人崇拜能最有效地摧毁群众的创意力，能最迅速地巩固党和国家的官僚制度，同时也能最可靠地在精神或肉体上毁灭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们，包括那个被崇拜的个人在内。因此，纵使毛泽东崇拜在中国革命中曾经起过若干正面作用，但其反面作用早已超过了它，且将愈来愈多地超过它，以致仅见其害而不见其利。因此，我们应该说：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样有害于革命。
革命领袖因自己的忠勇才智而赢得的巨大威望是一回事，由此威望而转化的个人崇拜，或并无威望而全凭“人工”制造的个人崇拜，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自然的、必需的、符合于革命利益的；后一回事则是虚矫的、不为革命所需的、因而是违反革命利益的。我们必须分别这两回事。有了这个分别，我们不但能对革命中的真正权威知所爱护，对个人崇拜知所反对；而且能让我们在同一个革命领袖身上，看出哪些是革命威望，哪些是个人崇拜，在同一个革命领袖身上，看出他在哪一时期起着革命作用，从哪一时起逐渐堕落为反动的工具。
毛泽东在过去的革命中所以有所贡献，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还不曾完全代替他多少应得的威望；今后，随着那由巨大威望的绝对化与神化这个过程，即随着毛泽东崇拜制度的日益加强，日益荒谬，毛泽东对革命的作用亦将日益消极，日趋反动。
譬如在人民公社的悲惨试验中，就已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毛泽东个人崇拜之如何为害于革命。因此，我们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然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为了毛泽东的利益哩。我们研究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主要是要把业已半神化的毛泽东还原为人的毛泽东；要把精心选择并事后修改过的神话化的毛泽东思想，恢复为反映斗争的、既有正确亦有谬误的真实的毛泽东思想。正如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远胜于虚妄的神怪一样，那个在革命斗争中被证验出价值、有时亦被证验为错误的真实的思想纪录，是远胜于事后改作、藉以证明“绝对正确”的思想神话的。神怪与神话，在文学中自有地位；但以之应用于实际政治中则全无价值。有之，只能为反动服务而已。
我们的这一工作，就是希望在此一方面能尽若干力量。
[1] 很难相信这段话便是毛泽东当时演说的原文。我们自然无法找到真正的演说稿来和《选集》中的文字核对。但依情理推测，在当时（斯大林活着）的条件中，要毛氏说出这种显然指向斯大林崇拜的言语，是十分不可能的。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党第二十次大会上，赫鲁晓夫的那篇演说中有这样的话：“只要提出这一点便够了，那就是许多城市、工厂、工业计划、集体农场、国营农场、国立学院以及教育机关都被我们加上了一项像私人财产的称号——假如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以这些或那些仍然活着，并且还很健康的党的或政府领袖的名字加上去。”请看，这段话和上引毛泽东的演说多么相似。究竟是一九五六年的赫鲁晓夫重复了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说过的话呢，还是一九六○年毛泽东将一九四九年的演说加以选印时，针对着赫鲁峣夫的话作了事后修改呢（以此表示毛泽东从来反对个人崇拜）？我们不能用证据来确定。不过我相信后一可能要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