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九 左翼的抉择 社会主义者还从来没有集中关注于经济方面，但是，社会主义的许多远大志向却有赖于经济上的成就。所以，70和80年代日益增多的经济困难向各左翼政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60年代明显的自动增长曾维持了就业并为提高生活水平及社会福利提供了财源，现正在消逝而成为过去。那时候的繁荣依赖于增长的积累，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第十一——十三章）所论证的那样，这种高积累率是不可能持久的。挑战就是要在保护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扩大他们权力的同时重建繁荣的局面。 工人的政党对这个挑战的反应可举1974年——1979年英国工党政府和1981年当选的法国密特朗政府为例。在讨论他们最初的成功和后来的失败以前，注意了解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是很重要的。软弱不是根本问题。没有适当的政策，最坚定的方法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保持充分就业通常是左翼政党经济政策的基础。从70年代中期以来，恢复充分就业一直是首要的任务。这不仅仅是为了失业者，而且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工作就会增加产量，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其他成员。福利国家确实从充分就业中增加了这种收益。因为既然在工人失业时国家要保证他们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水平，那么在工人就业时追加的消费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工人就业是为了生产供出售的产品和劳务，那么，社会的其他成员获得的就不仅是雇主得到那部分盈余，而且还有工人交纳的额外税款和省下的失业救济金的支付。如果工人受雇于国营部门，其他社会成员为新受雇的工人的生产所付的实际费用并不是付给他的工资总额，因为受雇工人不再领失业救济金并且要付税。只有实得工资同救济金的差额（对低收入的国营部门雇员来说这一差额通常是很小的）才体现为实际成本。所以，受雇制造供出售商品的工人所生产的东西比他们因受雇而额外消费的要多的多。而国营部门的工人受雇后的追加消费更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充分就业的结果可以提供财力，以便获得较好的公共服务和改善社会最差部分的状况，并从各方面为将来争取更大收益提供必要的投资。 左翼政党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旦高利润率和高积累的基本条件消失，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效用也会烟消云散。增加政府支出和削减税收曾经作为解决60年代轻微的经济衰退的方法，看来已经不再会有预期效果了。英国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在1976年的工党大会上明确阐述了这个问题：“我们通常认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能使我们摆脱经济衰退并增加就业。我坦率地告诉你们，这种选择已经不复存在。虽说过去的确有过这种情况，那只是在战后，每次都以给经济注入剂量愈来愈大通货膨胀而起作用，随之而来的则是更高水平的失业。”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缺乏克服实际工资与通货膨胀、政府借款、国际收支平衡与投资等方面困难的政策。这一章就从讨论这些困难开始，然后概述在英国工党政府和法国社会党政府执政时期这些问题是如何表现的，以及这些政府如何采取对策。 充分就业的障碍在低利润率和低积累的条件下，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而使需求大量扩张势将导致通货膨胀。雇主们利用高消费来恢复他们已被缩减了的利润率。有的雇主则需要提高价格以使效率较低的旧机器制造出更多有利可图的产品。没有这样的价格上涨，他们就不会增加雇用工人的数量。这种价格的上涨势必降低实际工资。对于工人来说，失业率的下降和选出他们认为会支持他们的政府增加了工人的信心。面对价格上涨和几年来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的形势，充满火药味的工资谈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两种压力互相影响。大幅度的工资上涨迫使企业进一步提高物价；物价上涨又迫使工人要求进一步提高工资以保持其生活水平。随之就出现物价—工资—物价螺旋式的上升。按照工人的看法，物价控制是明显的解决办法，但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如果工资的上涨进一步侵蚀了利润，那么在低生产率和低利润的工厂里就业将受到危害。投资也将受到进一步打击，从而减慢为将来提供更多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速度。当利润降低时，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为提高就业开出的药方就意味着严格抑制工资。 显而易见，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在任何经济制度中都是有限度的，如果不是在国际收支方面出现不断增长和无法忍受的赤字，那么实得工资、公共服务和投资的增长速度就不可能超过整个生产的增长。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就是，增加的每一个雇佣工人都必须为雇主生产利润，即工人生产的商品价值应超过雇主支付的雇佣成本。这项成本（工资总额加上雇主交付的社会保险金）对于雇主来说，要比社会其他成员对这一雇用所付的成本（相当于工人净得工资和原领救济金之间差额的工人追加消费）大得多。所以这种对社会其他成员（且不说对有关的工人）大有裨益的工人就业，都受到资本主义利润率准则的扼制。此外，企业将只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投资：即实际工资相当低，从而既能产生为这种投资筹集资本所要求的利润水平，又能产生一种期望，使人认为这个投资项目将会有令人满意的利润。这种私人的赢利准则和社会的收益准则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之下，那时用于投资项目的资金可能会被闲置起来。 工人要战胜由私人赢利准则决定雇工和投资的这一资本主义固有特征，唯一的方法是变革这种经济运行的基础。这就要求要么使主要工业部门国有化，要么对私营部门加以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以达到同一目的。在这个基础上，计划实际工资的增长将成为整个生产和支出计划工作中优先考虑的一部分。 所有左翼政党对降低失业所采取的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大幅度扩张政府支出。他们也提出了非常有必要改善公共事业的问题，公共事业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就业机会，因为受雇于公营部门工人的支出可以增加消费品工业的雇工人数。问题是如何为这种支出筹得资金，怎样征集用以弥补增加了的预算赤字所必需的资金（政府部门借款比率）。政府额外支出的大部分将由减少失业救济金的支出和增加税收来抵消。如果投资急骤增长，促进产量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借款比率甚至可能下降。但是这一过程需要时间，所以政府至少将暂时被迫增加借款。遗憾的是，控制资金的金融机构深知，政府借款的巨额增加将对经济起破坏作用（见第十八章）。执政的左翼政党对这一难题的反应是要让全融机构被迫付出政府所需要的资金，必要时就实行国有化。 经济扩张也会威胁到国际收支平衡。任何收入增加的一部分都将花在进口货品上，尤其是假如消费品工业缺乏竞争力的话。即使竞争力很强的工业也需要增加进口的原料。一个办法是允许汇率向下浮动，使用来平衡进口开支而需要增加的输出品具有竞争力。但是低汇率同样意味着较高的进口商品价格，从而将侵蚀实际工资。这种带有危险的扭转通货膨胀螺旋上升的办法将引起本国货币资本的外流，从而促使汇率进一步下降。左翼政党应付这些困难的提案集中于外汇管制（防止资本外逃）和进口管制（防止外贸收支平衡恶化）。明显的困难在于：在高度国际化的资本市场上很难实行有效的资本控制，也很难避免别国对进口管制实施报复。 经济扩张只有与适当的投资水平同时并行才能得以维持。反之就不能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足以实现人们对改善生活水平和福利服务的期望。此外，任何政府由于必须进行贸易都要受到国际竞争压力的冲击。这就使政府不得不接受某种强加的现代化模式而无法顾及本国的偏好。 如果出口工业不能达到国际的生产效率，那么在出口工业中不得不耗费越来越多的劳动以便补偿即使是毫无变化的必需进口货的开支。假定英国向澳大利亚出口汽车交换铁矿石，如果日本汽车生产商将生产率提高一倍，因此生产成本降低一半，那么一辆汽车只能换来大致相当于从前一半的铁矿石（假定采掘铁矿的生产率不变）。如果英国汽车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那就无法防止一辆汽车换购的铁矿石会越来越少。如要进口同等数量铁矿石，就必须有越来越多的劳动投入于出口汽车的生产。这意味着能投入其他方面如公用事业部门的劳动将减少。竞争性的国际市场使人欲罢不能。它强化了现代化的必要性，并且部分地支配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而无法顾及本国的考虑。 所以左翼政府必需增加投资以确保执行政府规划所必需的财力增长，并且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受世界市场的发展和政府在这一市场上的现有地位支配的现代化模式。如果要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这样去做，那就必须保证实际工资同劳动生产率之间“适当的”平衡，并使雇主相信市场将会平稳而迅速地扩大。恢复有利可图的生产条件妨碍了实际工资的大幅度增长，而按照左翼政府支持者的观点来说，实际工资的增长是左翼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这就意味着（左翼的）抱负和资本主义制度强行造成的必要条件之间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情况再加上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其他问题，使得雇主们几乎不大可能相信经济扩张会持续下去。再者，左翼政府的当选将会降低雇主以最能赢利的方式引进新技术的自由。有关解雇、承认工会、获得信息的权利甚至决策权这类问题的立法加强了工会同雇主打交道的地位。加上工人们重新恢复了白己的信心，这就必然会削弱雇主控制基层车间的程度。雇主对实际工资的前景和扩张的持续性以及今后能否控制工厂等问题的疑虑更可能造成投资的停顿而不是投资激增。左翼政党对可能出现这类问题的反应是建议由政府掌握计划投资的权力。然而根本问题在于：政府对私营企业下达的关于投资额的指令能否实现。因为这一指令践踏了雇主自己关于怎样做对他们才是有利可图的估价。另一选择办法就是普遍实行国有化。 对于任何左翼政府试图在70年代中期以来的条件下恢复充分就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的讨论构成了本章其余部分的背景，这一章随后将对英国工党政府和法国社会党政府进行评价。中心是论述它们通过增加政府支出以发展经济和提供就业机会以及通过产业政策增加投资的计划。既然在撰写此书时，密特朗政府执政仅两年半，我们的分析就必然是暂时性的，尽管密特朗政府仿效英国工党政府所建立的模式看来是太不吉祥了。 就业工党在竞选宣言中保证它“将把充分就业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以增进社会平等。”1974年春天，工党政府上台时，面临60万登记失业的人数，它提出了一个温和的扩张性的预算，使英国成了唯一的没有随1973—1974年石油价格上涨而实行严厉紧缩政策的主要国家。在10月份的选举以后，雇主联合会马上就对政府施加了强烈的压力。这个联合会的理事发表了致首相的公开信，信中说道：“价格控制、限制利润和社会恐吓必然造成经济危机……可能在一年内搞垮这个国家。”政府顶算在税收上对公司作了重大的让步，并放松了价格控制。财政大臣宣布今后4年里政府支出的年增长率将以2％为限，但这将不足以防止失业率上升。1975年4月的预算又作了进一步的削减。 最引人注目的政府支出的削减是在1976年秋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项协议以后实行的。由于各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拒绝向英国继续提供信贷，一场英国货币危机迫使工党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阿瑟•伯恩斯解释了银行家们的理由：“我拿不准英国人是否能独自改正他们在经济管理上所犯的错误。你们一定还记得我是一个老派的保守主义者，自然对工党政府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它是一个恣意挥霍浪费的政府”（《星期日泰晤士报》，1978年5月28日）. 英国财政大臣同意在两年内削减30亿英镑的支出以偿还贷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正好一致的英国商界和金融界非常欢迎这种“从外部强加的”政策。由于削减支出，甚至使1975年2月宣布的有节制的增加支出的计划也无法实现。到1978年，住宅建筑支出的增长只有计划的一半。教育经费则毫无增加。政府的全部支出（不包括迅速增加的失业救济金之类的转移支付）在1973年至1978年间几乎没有增加。政府支出的停滞大大助长了失业率的上升。到1977年失业大军达到了150万人。从前面所引的卡拉汉首相的讲话就可看出工党政府要放弃扩张政策。 当失业率开始急骤上升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特别的就业计划和培训措施。到1977年底，17万7千名工人得到了临时就业津贴，4万7千名工人被纳入创造职业计划，8万名工人被安置在其他计划里。但是这些计划都有严格的限制。 最明显的是，政府并没有制止失业率的猛增，也未能靠那些计划所包括的人数降低失业总水平。英国就业部的调查报告发现，由雇主代为要求领取津贴的那些学校毕业生中有3／4 不管怎么说是应当被雇用的。临时就业津贴对被留用的工人在一年内每人每周发给20英镑，否则他们就会成为多余的人而被解雇。为了设法避免这种情况，申请这种津贴将受到细致的审查。但是，在既定的总需求水平下，在一个公司里保全一个工作岗位，常常意味着在另一公司失去一个工作岗位。而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仍继续经营，这比起把生产集中在利润率较高的企业来，就收率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就业者的收益就小了。 这是“创造职业”计划中的普遍问题。如果政府并不准备扩大需求，那么大部分这类计划的主要作用无非是由国家财政支出费用对雇主进行补贴，以及为政府造成一个影响为数不多的失业工人的构成的机会。 所以尽管工党政府避免了像撒切尔政府时期出现的那种激烈的紧缩现象，但很明显，它也没能维护住战后形成的有关充分就业的共同意识。 密特朗政府也打算部分地依靠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减少失业。最初，他们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和转移支付，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和把公营部门就业人数从1981年的8万人扩充到1982年的12万人等措施，促进了消费的增长。密特朗政府希望通过促进消费增长，加上出口借助世界经济恢复的潮流而上升，将会使利润增加并刺激投资。他还希望1982年的经济增长率能达到3％，1983年失业人数将开始下降。 对这些扩张计划的头一次重大打击发生在1982年6月，这正好是密特朗政府执政一周年。当时迅速增加的进口货和比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国家上升更快的通货膨胀率刺激了对法郎的投机，并导致法郎于上年秋季贬值3.5％之后不久，紧跟着又贬值6％。社会保险缴款增加了，一些失业救济金发放的期限缩短了。政府宣布它的意图是要将政府赤字稳定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井将1982年和1983年政府赤字增长的指标降低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1983年3月，随着第三次法郎对马克贬值8％，进一步采取了紧缩措施。这个一揽子紧缩计划被认为是自1966年威尔逊政府实行“贬值后的一揽子计划”以来西欧仅有的最大的一次紧缩，它导致产量下降1％左右。随着税收增加和国有化工业产品价格上涨，政府投资也减少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把预算赤字降低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法国的就业率在1982年几乎没有下降（与联邦德国和英国下降了大约2％相比），在1983年则下降了大约0.75%（与英国的下降率差不多，但比联邦德国低得多）。劳动力增长的下降（部分是由于采取鼓励提前退休和资助培训的措施）抑止了失业率的上升。在密特朗政府执政头一年失业者增加了25万之后，在1982年的剩余时间和1983年失业率就一直保持稳定。这得助于一项特殊政策，即缩减周工作时间——每周工作39小时，工资照旧——以及在1982年把有薪假日从4个星期增加到6个星期。虽然措施本身很吸引人，但是这些措施仅仅是依靠扩散工作（减少工作时数）或是缩短工作年限（提前退休）来降低失业率，而不是通过增加职业。 所以削减政府赤字的压力既是为了使国内资本家打消疑虑，也是为了维护货币的信用，从而迫使工党和社会党政府放弃以政府大量支出为中心的通货再膨胀政策。为了缩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长队，这两个党的政府都被迫退回到零敲碎打的计划上来。实施这些计划从坏里说，大多数不过是摆摆样子；最好也仅仅是将职业分摊得更均匀些。尽管密特朗政府曾广泛控制了可以缓解政府为赤字筹措资金和控制资金外流等难题的银行体系（见下文），但最终他被迫放弃了上述政策。政府虽然口头上大谈“夺回国内市场”，实际上他们却明显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除了一些临时的无关宏旨的管理规章，如要求所有的进口录像机都要通过在普瓦泰（Poitiers，法国中西部城市）的一个不显眼的海关进口〕。总理莫罗解释说“夺回只是一个竞选运动所需要的口号。一旦我们负起政府的责任，就必须改写这个口号，而不能再照原样说了”（《金融时报》1982年6月6日）。 工资两个政府都因未能说服工人阶级支持者放弃增加工资的要求，而在试图增加就业方面遭到了挫折。继1974年矿工罢工之后，在工党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工资迅速上升。工人在工资上升中所得到的被高度通货膨胀所侵蚀。1975年年中通货膨胀的年率达到超过25％的高峰。接着英国工会理事会接受了连续几轮有关限制工资的谈判协定，结果收入增长减少了一半——这是前所未有的让步。虽然缓和了通货膨胀，但是这个政策实行的第二年，实际工资下降了6％。实际工资下降和政府未能创造就业机会或改进公共服务构成了挫折，同时工资政策在一系列严重的罢工斗争中，尤其是在国营部门的罢工中，开始崩溃。然而，这些挫折却保证了制造业利润率的迅速提高（1975—1978年间利润率增加了1倍）。放弃扩张政策是在限制工资政策成功地抑制了工资上涨之时，而不是在工资政策崩溃之后。 密特朗政府上台不久将法定的最低工资提高了6％左右。但是紧跟着又制定严厉的措施。1982年6月法郎贬值后，工资指数化协议中止了（除了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以外，其他甚至连1982年实际工资增加4％的许诺也没有实行），并强行冻结工资4个月。这是法国自1950年以来第一次中止自由的集体谈判。随后政府计划仅按预计的通货膨胀率相应地增加工资（因此如果低估了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就会下降）。这意味着在冻结时期实际工资的损失不会得到补偿，并且也意味着将摒弃那种每3 至6个月按前一段消费物价实际上涨率调整工资的周密的工资指数化的传统制度。在国营部门内也将强制推行进一步削减实际工资的措施。1982年货币贬值后的第二年，实际工资的增长便已停顿。 尽管工资战线的形势缓和了，法国雇主们却在为取得更大的让步而顽强地战斗。他们声称，缩短工作小时、延长假期、增加课税和社会保险费，总共使他们一年多花了大约100亿英镑，并要求将交纳的社会保险费分5年等量扣减。由于这些钱必须通过向工人课税来筹集，这就意味着通过减少工人实得工资来使工人为工作小时和福利的改善付出代价。政府接受了雇主主张的逻辑，同意冻结他们的纳税水平（免除了纺织工业的某些缴纳）作为稳定就业的方法。1983年秋季，官方统计局描述公司的财政状况处于危险的境地，事实是：公司的利润率已经下降到前所未有的最低水平。 产业民主这两个政府在就业、生活水平和福利方面的最终目的只是维持繁荣年代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表示面临严重经济困境和前政府的攻击也将决不退让。这些成就还是不算大的。 相比之下，两个政府关于工会作用的观点是相当激进的。两个政党都设想工会应远远超出原来为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集体劳资谈判的传统作用。他们保证要大大扩大工会对经济决策的影响。在英国，这个目标被称为“产业民主”。很多人认为这个目标是履行1974年的声明所作出的“使力量对比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转向有利于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庭”的保证的核心。 工党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方法可分为三部分。首先，工党保证它自己将撤销前保守党政府对工会在法律上的某些限制。工党政府上台后很快就废除了劳资关系法、工资管理局以及关于法定收入的各项政策。 其次，工党作了很大的努力使与工会达成的“社会契约”发挥作用。其大意是：作为合作的报酬，英国工会理事会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方面成为工党的伙伴。这个想象上的新颖的安排起源于1973年英国工会理事会——工党联络委员会的一个名为《经济政策和生活费》的文件。这个简略而模糊的报告讲到需要“一个对付通货膨胀的替代战略……以便为工会和将来的工党政府之间的合作打下基础”。工党作了若干具体的政策许诺（所有这些后来都包括在1974年2月的声明中）。工会理事会同意帮助“创造一种合适的经济气候，以便使货币收入和生产同步增长。” 在工党政府执政初期，工会领导人曾在政府的一些部里获得了职位。《泰晤士报》在评论本（Benn）有关工业战略的早期讨论时（见下文）指出“以前很少见到工会成员出入英国贸易工业部的总部大门”（福雷斯特，第79页）。可是这个“社会契约”唯一的实际后果只是前面所说的自愿的收入政策。经济政策仍继续由政府的大臣们和文职官员制定。尽管各个工会在一个短时期内可以进入贸易工业部的总部大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允许进入通向其权力之路。 工党采取的第三个步骤是建议在公司一级的决策中给予工人更多的发言权。1971年本曾建议，一个公司要继续作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时，应以同时提高每年由劳工代表签署的同意接受的证书作为条件。1974年工党的两个竞选宣言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论更为冗长和模糊不清。10月份的宣言说：“我们将实行新的立法，以利于推进我们在私营和国营部门中迅速扩展产业民主的计划。这将包括对公司法以及对支配国有化工业及公共服务的各项法规进行重大变革。” 1975年8月，工党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征询如何或是否实现这个总的许诺。建成这个以布洛克勋爵为首的委员会就用去了6个月的时间，委员会的报告直到1977年1月才公布。 英国工会理事会以前曾迫切要求在决定公司的方针大计中享有一半权力。这个由3名工会理事会的代表，3名公司负责人和几位“中立的”律师和学者（其中有一人提前脱离委员会就任英国工业联合会理事）组成的委员会，却将这一目标打了折扣、改头换面抛了出来。大公司必须任命一个由相同人数的工人和资方代表以及双方同意的一部分“中立者”组成的机构，这些“中立者”将在其中保持平衡。人们称它为“2X＋Y”公式。委员会似乎花了两年时间才决定，最好的公式就是建立委员会本身所遵循的公式。 各工会对这个报告有明显分歧。1977年英国工会理事会的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折衷的决议：“代表大会呼吁总会应敦促工党政府对所有愿意通过工会机制对战略计划的决定进行联合控制的工会提供法律支持。这项立法将包括，在董事会中双方应有同等的代表参加，但也应该与更明确地建立在劳资集体谈判基础上的各种更灵活的联合管理形式连结起来。” 1978年5月，政府提出了一份白皮书。它建议可以由产业民主委员会（“如果已经成立的话”）或者由自动避撞系统那样的调解机构起草一个实施法案，以便把它提交议会批准”。白皮书指出：“参与的目的是取得谅解和合作……求助于法律上的违约行为将是例外”。但是，从未有任何立法提交给议会。 1981年选举前，法国社会党公布的《80年代施政纲领》提出了一些相当激进的改革主张将授予受雇者对雇佣、解雇和工作时间等条款的否决权。工人对企业合并、关闭和重要投资计划也同样有发言权。这个纲领指出：“社会党人为工人争取的真正权力必须通过摧毁资本主义取得。” 密特朗政府执政期间，授权奥洛克斯于1981年9月提出报告。6个月之后，政府推出一份经过修改降了调的报告，以奥洛克斯法案的形式提交议会。这个法案建议： 1．限制资方惩戒工人的权力。有关劳动操作的规则应有清楚的说明并只能涉及实质性的问题。＿诸如禁止在流水线上说话等细微末节的规定，将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罚款也同样受到禁止。 2．凡雇佣50名以上（含50名）工人的企业，每年必须举行有关工资、工作时间及工作条件的谈判。（尽管任何一方都不应被迫达成协议）。一旦有50％的公司一级工会表示抵制本行业一级工会达成的协议，就可以否决这个协定在他们的公司里实施。 3．公司必须准许工会代表和职工代表有更多的有酬时间去执行工会的职责，并可有更多的保护措施对付制裁。工会代表、职工代表以及工作委员会、保健和安全委员会有查阅公司帐簿之类的广泛权力。要成立全行业的委员会，它有权查阅有关各公司经营成效的报告。 4．国有化的企业部门成立“车间委员会”，并授予工人出席各委员会的合法权利。在私营部门，给予工会和资方3年的时间，通过谈判产生一种双方都同意的产业民主形式。 前两项条款虽然对于较弱的法国工会来讲是很重要的（见第十二章）。但也不过是保护工会和雇员的一般标准措施。第3 项条款大体上是促进双方意见上的一致。“产业保密”原则在50年代和60年代没有受到任何挑战。查阅报告虽然很重要，但是这与掌握真正的决策权力相距甚远。以此代替真正的产业民主就同接受以自由报道的行为代替议会民主一样。只有最后的条款体现了某些产业民主的真正成份。 法国雇主协会立即严厉地谴责奥洛克斯法案，指责它既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又易使企业决策陷于瘫痪。 产业民主对于处于危机时期的雇主似乎是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改革形式，因为这不需付出直接的经济代价。但是他们对此抱有敌意也是不足为奇的。这类建议是试图破坏现存经济制度的真正基础——雇主对资本调度的控制。 产业政策产业民主的建议试图给工人较多的控制决策的权力，从而对资本的权力提出了挑战。他们打算在企业内把工人和资本的权力关系再融为一体。但甚至连这种建议最坚定的鼓吹者也不认为这些办法能够导致经济复苏。 但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却争辩说，有关重新改组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混合经济的建议确实会给人带来希望。他们的根本目的是“再度混合”私人资本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然后利用后者（国家）所赢得的砝码来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只有当高积累率得到恢复，这个纲领的其它目的才可能实现。否则提高生活水平和福利拨款不久也将陷于困境——因为利用闲置的资金和再分配只能生产这么多东西；进一步的进展要依赖产量的增长。如果仅是由工人主持他们公司的不断减员，产业民主甚至可能已证实了双重意义的胜利。所以通过提高优先发展地区的投资水平来支持经济扩张的产业政策具有决定的意义。工党的政策有两个主要部分。一是至少在每一种产业中对一个领先的有利可图的制造业公司实行国有化，然后通过国营企业管理局指导该公司的经营。其观点是这些新国有化的公司将要承担重大的投资项目和技术革新。这个建议的设计师斯图亚特•霍兰说：这些新企业将发挥“对其它大企业的带动作用”，根据是：“……少数控制市场的公司中有一家领了头，或者某一产业中居首要地位的几家新企业中有一家脱颖而出率先大规模地创出了新产品或新技术。剩下的其它主要企业，如果以前曾经踌躇不前，迟迟不引进同样的新产品和加工工艺，现在就不能这样做了，除非他们敢冒着销路、利润和市场份额被首先改革的企业夺去的危险”（霍兰，1975年，第155页）。 计划协定构成了新工业政策的另一个主要部分。政府要求所有上要公司应提交公司的计划，详述产量、雇工和投资等计划指标……。政府将对这些计划进行调整，使之与整个经济目标配合，同时让企业自行决定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这一办法意味着将为政府提供充分的手段来实行经济计划而不必采取社会主义的对“制高点”（主要企业）实行国有化的传统方法。 1973年4月，英国工党反对派提议在下届工党政府执政时将强制实行计划协定，并提到不管那些公司是否同意，要对100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它们的产量大约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中的20至25家实行国有化。1973年工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主张。《卫报》形容这个政策“简直是一场产业和金融革命”（福莱斯特；第74页）。但是由于工党领导的坚持，“强制”一词从1974年2月竞选宣言关于计划协定的一节中删去了，同时，一些关于国营企业管理局工作范围的说明也被删去。 本主持英国贸易工业部不久，就在一切方面都陷入困境。新闻界对他怀有敌意，就是贸易工业部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持不合作态度。据说，常务次官安东尼• 帕特爵士向本致意时说：“贸易工业大臣阁下，我猜想您可能不打算贯彻工党施政纲领中的产业策略吧”（考文垂贸易委员会等，第33页）。新闻界利用泄漏出来的文件煽起一股“本”恐慌。英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迈克尔•卡拉汉反这这个“进行干涉的路线”，并表明了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敌对态度”。《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工业联合会告诉威尔逊先生，进一步对工业推行国家干预和国有化政策，绝对没有妥协和协商的余地”（1974年9月16日）。 威尔逊首相和希利大臣大声疾呼需要保持信心。威尔逊说：“私营企业必须具有必要的信心，依靠民众来保持和增加投资以尽他们的职责。而增强信心需要对什么是国营工业什么是私营工业有一明确的界限”（福莱斯特，第81页）。 同时，威尔逊任命工业巨头唐纳德•赖德爵士为国营企业局局长。在1974年6月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公民投票（按：指英国于1973年1月加人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威尔逊又将本调离了贸易工业部。官方的借口是因为本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观点使得他的处境困难。1974年8月公布的产业政策计划表明企业界施加的压力获得了胜利。计划协定将纯粹是出于自愿的。国营企业局的权力因“必须通过协议才能取得……公司拥有的财产”这一条款的规定而受到极大的限制。该局的借款被限制于5年内不得超过10亿英镑。这笔钱按通行的股票价格计算，还不够购买一个像卜内门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国营企业局还被要求必须在公开市场上出价收购股票，除非公司的董事们同意由政府接管——而赢利的大企业几乎不可能这样做。 政府把8个国营企业拨给了国营企业局。这些企业中的人多数早己被接管，因为它们已接近破产。其中的两个，即英国雷兰德汽车公司和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大约占国家企业局经营总额的十分之九。为了恢复赢利，企业局大力缩小经营规模。在企业局接手经营的头两年，雷兰德汽车公司裁减了19000名职工，罗伊斯公司裁减了5600名职工。企业局的其它活动都属于表面的和纯粹商业性质的。它按商业利率借款给中小公司。 唯一签订计划协定的公司是美国克莱斯勒有限公司设在英国的子公司，它是在1976年春季签订这个协定的。美国克莱斯勒有限公司曾经愿以3500万英镑的价格把这家在英国蚀本的子公司转让给英国政府，以避免支付遣散费和其他倒闭费用。英国政府不愿让这家公司倒闭，因为这样将会有大约6万人直接和间接地失去工作，但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对这个企业实行国有化。他们选择的办法是向这个企业提供5500万英镑的投资贷款，并保证在3年内为其弥补一定比例的亏损，其最高限额达到7250万英镑。作为交换条件，克莱斯勒的英国子公司同意签订计划协定。后来在克莱斯勒公司在欧洲的分公司（包括在英国的子公司）被法国的普吉奥汽车公司接收时，工党政府是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计划协定的意义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在放弃了原先的产业策略之后，工党于1975年11月向全国经济发展理事会（这是一个由雇主、工会和政府三方组成的经济讨论会）提交了另一个可供选择的长期产业策略。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制造企业被挑出来，根据其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有的内部情况良好，采取适当行动后，可使其经营有利；有的则向其余的制造企业提供大量的投入。为此，成立了40个左右的“部门工作组”。这意味着让其余三分之一的制造企业自行沉浮。 工作组主要做两项工作。首先，为资方与政府商谈（在较小程度上也是同工会商谈）怎样分配一年大约30亿英镑的国家津贴提供讲坛。其次，使得有可能用一种比通过残酷的竞争和破产更有秩序的方法来实现产业的合理化。合理化涉及到对失去工作的人不进行计划的再分配。 对于所面临的问题，工党的产业政策已完全不适用了。英国工业继续走下坡路，从1973年到1978年，制造业每小时的产量仅仅上升了5％，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同一时期却上升了15—25％。从1974年到1978年英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7％。1978年的制造业投资仍然和1974年的水平一样。到1979年中期，进口的制成品比1973年增加了70%，而同期国内产品的产量却根本没有增长。这是放弃扩张政策和对工业失去控制的必然结果。 密特朗的政策重点是按照1982年2月通过的国有化法案大大扩充国营部门。政府已经接管了电气和电子工业以及化工方面的五个主要工业集团。实行国有化的还有两个最大的钢铁工业集团、39家银行、2个主要的金融控股公司和一个经营飞机、武器、计算机、电信和药品的大公司。 国营部门从事的工业活动所占的比重几乎增加了1倍，现在约占销售额的30％。国营部门的活动集中于大型企业，现在国营企业的产量几乎占了大企业产量的一半。它控制了烟草、钢铁、人造纤维、武器和航空工程（见表19.1和19.2）。大约90％的银行业现已为国家所有。
这些国有化的数额并不意味着实行了大规模没收财产的政策。首先，真正涉及的范围要比竞选前提出的狭窄得多。竞选前的某些国有化建议，包括保险业和接管普吉奥汽车工业集团被冻结的少数投机股本，实际上并没有执行。只是母公司完全国有化了，重要的子公司仍旧归私人投资者经营。第二，并不是所有由国家接管的企业都完全国有化了。国家现在只是往5个主要工业集团里才是唯一的股东，而在其它一些公司中，国家只是占多数股的股东。第三，政府经常强调他们希望避免“悄悄的国有化”或“偷偷的国有化”。他们说如果要保持私营部门的自信心，那么新的“混合经济”参数必须让大家都清楚。 最后，政府在付给私营部门补偿费方面是慷慨的。《金融时报》评论说：假定亏损得到弥补，“五大工业集团”的股东在企业被国家接管时，所得到的补偿比应得的多得多（1982年5月24日）。 1982—1983年政府的过渡计划为已大量扩充的国营部门列举了许多目标。 1．加强调查研究、开发和革新工作。在领导私营部门进行必要的经济调整中起“火车头”的作用（这和荷兰的“寡头垄断领导”的概念似乎一样。见前）。 2．促进减少工作时间；实现青年就业；协助增进退休、“均衡就业”政策和改善工作条件。 3．增加工人参加管理的机会和改进培训。 4．促进实现地区的平衡发展和保护环境。 银行业应该鼓励与工业贷款相关的更多的长期储蓄，应该对工业的需要更加敏感，应该依据政府的计划优先顺序来分配中、长期信用贷款，并以降低利率为目的。 过渡计划的主题之一是国营部门应能具有国民经济需求的长期观点，而不受短期的盈利或资金流动性约束。但是这实际上与政府的其它声明相矛盾。该过渡计划指出：国有化的公司应与国内外的私有企业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1982年夏季，工业部长谢范内芒说，将希望国有化企业能有盈利，而且不会出现“未付票据”。 对国营部门制定计划的重要制度性结构是在国有化公司和政府之间签订5年“计划合同”的制度（这同工党提出对计划协定提出的建议很相似，见前）。在合同条款规定的范围内，企业经营者享有完全自主权。实际上，部长们对企业经营者这种自主权的强调大大超过了合同对企业经营者的限制。密特朗在谈到国有化公司的经营者时说：“他们享有完全的决策和行动自主权”（《金融时报》，1982年2月18日）。 国有化公司的最高职位通常不是由社会党人担任。工业集团是由来自政府或企业的专业管理人员负责的。银行则由高级银行家或政府文职官员管理。设在罗纳—普朗克的化学制品公司的主席，虽然工会因为他曾主持裁减大量职工而开展了要驱逐他的长期攻势，但是他仍然被留任。后来据说只是由于政府过多的干预，他才辞去职务。听说国有化企业的最高薪水“公认低于”私营部门。但是一年大约有8万英镑的高薪也使他们很难与普通工人打成一片。 政府为某些部门选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1983年2月，政府与一个重要的电子公司签定的计划合同所定的目标中包括，在5年内将公司的营业额和出口额增加1倍。由于电子工业在工业结构中占有战略地位，所以被单独挑选出来。 1981年12月公布的机床工业计划，其目标是要使进口机床数量从60％下降到30％，机床出口额从占产量的15%提高到30％，并在3年内将产量增加一倍。对其他进口商品制定指标的有：家具从占市场销售量的20％降低到15％，鞋从市场销售量的25％降低到10％。 政府宣布，它打算用一套方法去完成他们的目标，井赚取尽可能多的钱财。国有化计算机公司主席霍尼韦尔－布尔说：“国有化主要理由之一是：它是组织把资金转移到那些需要资金的公司，使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唯一手段”（《金融时报》，1983年3月17日）。政府要求银行拿出大约6亿英镑供国有化工业资金融通之需，但政府也向银行保证这是仅此一次的贷款。 以机床计划为例，它包括：为客户提供10至12年的贷款和补贴，为投资于机器人的各公司提供高额补助贷款和免费租用机器的计划。还有一项由机床公司自行引进机器人的计划和公共购买政策（强迫国有化企业购买法国产品）。政府计划把150个左右的制造企业合并成较大的企业单位。还要求一些公司集团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实行专业化。政府要求各产品的零部件实行更大规模的标准化以及在研究、开发和销售网络方面实行联合。研究和培训的经费可以得到财政补助。这一计划大约有3.3亿英镑的政府经费作支撑。在化学工业方面，国有化企业被纳入一项重大的结构改革计划，包括关厂和裁员大约10％。一位公司的高级职员忧郁地对《金融时报》记者说：“一旦我们越过结构调整时期，我们就将进入另一阶段——合理化阶段”（1983年9月20日）。 政府对职业问题显得冷酷无情。它警告新的国有化企业中的工人，他们并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如果必要，他们必然会象私营企业里的伙伴一样被解雇。在其它部门中，如在钢铁企业政府也提出了同样的威胁。 对私营部门和对资本主义盈利的标准给予重视，是一个被反复提出而且事实上被不断强化的主题。就像英国贸易工业部大臣本被替换一样，在法国更激进的谢范内芒也被一个合适地取名为费边的人所取代（罗马皇帝费边被称为“拖延者”，是一个惯于躲避正面交锋的人，后来成立的费边社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1981年秋季，密特朗再一次向工业界保证经济将只是进行“略多一点的混合”（《金融时报》，1981年10月3日）。莫罗总理在巴黎的一次实业家集会上说，他期待着工业界“增加生产，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投资和出口”。但是他得到的只是不信任的嘲笑（《金融时报》，1981年11月20日）。费边说过，“国家本身不应代替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政治不应干涉工业。将来表现为创造就业机会、技术革新和发展的主要努力应愈来愈多地来自中、小公司（主要又是私营中小公司）”.....。（并且）有关风险、利润和竞争的观念丝毫也不会使他们感到羞愧——而是恰恰相反”（《金融时报》，1983年4月13日）。 几个月之后，他强调了这种意思：“需要给予法国工业决定工业品价格的自由以便提高利润率”（《金融时报》，1983年10月12日）。执行这一计划的部长罗加受到了人们的赞赏，因为他认为，市场是“包括一切的，而且是不可替代的”（《金融时报》1981年7月22日）。 密特朗经济政策的倾向很清楚。为了增加竞争力，将在运用政府资金和强行改组法国工业部门上作一系列尝试。但是，由于缺乏总体的扩张，这一进程将因投资不足而在深度上受到限制——1981年到1983年之间，工业投资下降了10 %。而且，由于没有总体的扩张，已经实现了的那种合理化也将引起更多的人失业。法国工人所能盼到的最好结局是：如果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有重大复苏（见第20章）；如果工业合理化在法国同在其它国家样有效，那么法国工业将能获得经济高涨的一份成果。 结论从法国和英国的左翼政府的经验中得出主要结论是，在长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条件下，要想保证就业、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社会服务和工会的权利是极端困难的。经济指挥系统——私人利润——的逻辑是无情地强行削减工资、实行合理化、失业，削减政府开支以及雇主采取攻势以重新获得对普通工人的控制。支持战后形成的共同意识的经济条件已不复存在。这时左翼政府面临严峻的选择。他们可能屈服于经济的（资本主义的）“现实”，而抛弃扩张计划，设法调整工业，以便加强它自身利用未来世界经济上升的能力，同时在符合这个战略的有限范围内，保护工人的利益。或者，他们也可以通过广泛推行国有化和经济计划设法打破利润的束缚，以为社会进行充分的生产来取代为私人利润的有限生产。但这个策略只有战胜了来自国内外的难以对付的反对意见才能成功。那时才会出现发展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真正实际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