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六 国际关系 东方集团
不发达国家
石油生产国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战后随即形成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在繁荣时期极少出现裂缝。冷战局面稍有缓和,但无论是东欧还是中国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商品市场。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不过却很少因此危害到它们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关系。甚至持久的、流血的独立斗争也难以中断物资供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漠视东方世界,控制着南部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增长的情况并不平衡,但随着全面的迅速发展,这类差别可以得到调节。然而,在萧条之后的那些年月里这种结构破裂了。 东方集团尽管各种政治关系明显恶化了,并且在80年代初又开始了“第二次冷战”,而西方世界与苏联、东欧以及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却几乎没有变化。“东部贸易区”——照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描述这些国家时所用的微妙说法——在70年代中期曾经一度以商品和资本的重要市场的面目出现,这些商品和资本是因西方世界的经济萧条而闲置的。60年代发达国家向东方集团出口比重只有微小的增加。而1973年和1975年间这一比重却增长了一半。1976年,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出口的机械设备约有五分之一输入到东方集团国家。雪铁龙和菲亚特两大公司分别签订了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生产小汽车的重要合同,这些汽车向西方国家出口所得将足以抵补进口机械和技术的费用。通用汽车公司特许在匈牙利生产后轴以此换取贝德福特卡车。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公司在1974—1980年间签订了60多个建立化工厂和化肥厂的合约。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赤字从1973年的30亿美元激增到1975年的90亿美元。 贸易中的新奇现象,从苏联购买百事可乐浓汁或西方技术中可得到的观念资本以及个别的商业活动规模都导致了对东方市场重要性的某种程度的夸大。即便在1975年发达国家对东方集团的出口也不足6%(两年前是4.5%)。 最近几年贸易急剧下降。到1982年东方集团的贸易逆差已经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东方国家以往的贸易扩张主要靠借款来获得资金的。他们欠西方国家的各种债务从1974年的200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900亿美元。在1975年至1980年中,西方银行每年的放债额超过50亿美元。这种情况表示着资本的大量积累。到1981年欠款的年利息总数就达90亿美元。东方集团变得不愿意多借款了,而且已不能够向萧条的西方市场出口更多的商品了,因而从西方的进口也急剧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向东方集团的出口在1982年下降了大约14%,在发达国家的出口额中东方集团所占的比例降回到4.5%左右。 波兰的例子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它的债务占东方集团所欠的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一,它的外债清偿率(还本付息额在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在1982年超过了100%。为此,它不得不采取一项重大的偿债新计划,并且所有的东欧国家都突然发现它们再要借款实际上已不可能了。由于人们对存款是否能够得到偿还的恐慌感加强,1982年初匈牙利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了10亿美元。问题在于东方集团无力增加足够的出口以保证支付利息以及最终偿还本金。贷款国只有保持贷款与外汇收入(指借款国)间的一个“安全的”比率,他们才能增加未偿还贷款的价值。无疑,贷款和利息偿还额只有在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才能迅速增加。70年代流行的靠西方国家公司建立工厂来交换一部分产品出口的交易就是防止这类问题发生的一种尝试。对那些东道主国家来讲,这些交易是形成出口的一种方法,而对那些西方国家公司来说,这些交易为它们提供了廉价可靠的供应源泉。然而,联合国所作的统计表明:按这些“回购”协议提供的产品仅仅构成了向西方国家出口的5%左右(占苏联出口的10%)。到80年代中期按这些合同所供应的天然气可望占德、法、意三国可燃气需求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向日本提供的煤每年大约有600万吨。以苏联为主的东方国家每年还将出口价值10多亿美元的化学制品。就这些交易所提供的化工制品和小汽车一类产品来说,将直接和西方国家多余的生产能力进行竞争。如果这些出口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也迅速扩大,东方集团的出口才能发展到快得足以支付西方国家新贷款的利息的程度。 不发达国家许多评论家指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发达国家经济的萧条和失业状况。这个论点往往被用来为发达国家中存在的那些问题作辩解。然而,这是相当错误的。南部集团的发展最初缓和了西方世界经济衰退的局面,而后来不发达国家没能继续发挥这一作用是南部集团本身的中心地区发生了经济萧条的结果。南部集团的情况与东部集团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也有两个重要的区别。其一是西方集团与南部集团的经济联系规模较大。例如,到80年代初期,巴西和墨西哥各自所欠国际性银行的债款和所欠整个西方集团国家的债款一样多。第二个重要区别是西方集团与南部集团之间关系的变化比西方集团与东方集团的关系变化更剧烈。 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60年代进行的积累活动大致是并行的。从1960年到1973年间它们的年投资增长率分别为6.2%和7.6%。1973年以后这种格局改变了。在发达国家投资增长停止了,然而在不发达国家中投资在飞跃增进:在1973年至1979年间年增长率达到10.7%。因此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占全世界资本投资的比例从1973年的16.5%上升到1979年的23.25%。70年代初期不发达国家的积累接近发达国家所达到的5.5%的速度。而到70年代末,发达国家的年增长率下降到了4%,不发达国家的年增长率却达到了4%的2倍。 不过,经济迅速增长的情况只是集中发生在主要的石油输出国和少数建有成功的制造品出口部门的国家。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而言,70年代的情况要比60年代更糟糕。虽有约半数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年增长2%以上,然而60年代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曾已达到这一水平。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30个最穷的国家,占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的将近十分之一)发现它们的人均实际收入下降了(见表16•l)。
外汇是许多不发达国家最严酷的限制因素。紧随第一次石油危机而来的是商品价格的僵滞,许多不发达国家开始通过西方银行这一渠道举借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盈余资金。他们的大量进口需求一度为西方出口商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市场。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使得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70年代的后几年,商品价格大致保持在1974年的水平上,到1980年,商品价格比1970年高出了3倍。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则意味着1980年的制造品价格并不比1970年高,1982年的经济衰退又使它们降低了20%。不发达国家也因石油价格上涨而蒙受损失。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出口交换比在1970年到1980年间年均下降1.7%,出口量年下降0.8%。因此,它们的出口购买力也以每年2.5%的速度下降。到80年代初,上述问题已成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最紧迫的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回过头来谈这一点。 石油生产国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价格上涨提高了石油生产国的实际收入。1970年到1980年主要石油出口国的出口购买力年增长18%,尽管由于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和采取了节能措施使石油输出国的出口数量停滞不前。在1973年到1980年间,非东方集团国家的收入中石油输出国所占的比例翻了一番,达到了12%。这些额外的石油收入中的大部分,或者作为利润或者作为向外国石油公司征收的税收增加了石油输出国政府的收入。在沙特阿拉伯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利润收入的比重从1972年的82%上升到1974年的90 %。 石油输出国政府已着手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庞大计划。国内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70年至1973年的21.4%上升到1979年至1980年的28%,也就是说,由于石油价格上涨而产生的额外收入中约有三分之一被用来进行投资(见表16.2)。这种爆发性的经济增长最初为发达国家中那些身受经济衰退重压的产业提供了倍受欢迎的解脱机会。从数量角度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出口年增长14%,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数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4%增加到8%。石油输出国组织成为机械工业特别重要的市场。到1980年时它吸收了美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机械出口量的10%和日本机械出口量的13%。西方公司也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投资项目提供了必不可少和有利可图的技术。各种民间的服务如土木工程的进口在70年代按价值算增加了10倍。
对发达国家来说,石油生产国进行“积累”的理想方式显然是储存军事装备。这一方式本来应该为出口商品提供市场,应该造成毫无疑问的竞争力,并能减轻维持这些地区治安的费用负担。但实际上只有当石油生产国将石油财富运用于符合民众愿望的发展计划时,它们才能免除政治动乱之虑。在伊朗这一西方的中东战略中心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即使是最昂贵和最复杂的镇压技巧也只能推迟对腐朽制政权的反抗,而这种推迟会使反抗变得更凶猛,更具爆炸性。伊朗国王的垮台使人们对有利可图的武器出口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忧虑和恐惧,因为出口的武器正被用来反对它们的提供者。 政治不稳定并不是唯一的难题。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大量投资集中在重工业部门。在70年代后期,5个主要石油生产国的投资,约有五分之一投入了炼油、石油化工、化肥、基础金属和水泥工业。虽然工厂销售产品的增加使西方企业的定货大量减少,但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更进一步的困难。仅沙特阿拉伯一国就计划在90年代时能够独占世界石油化工产品市场的4%到5%。如果市场扩展很快,那么,世界生产能力的这种增加也许可以不太困难地被消化掉。但是停滞意味着甚至是生产能力的边际增量——特别在肯定是以投入的增加为依靠的情况下——也给发达国家的各类产业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③[原文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译者加上“(地区)”,本节其它地方亦如是。——录入者注] 在不发达国家中积累的另一极是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还在石油输出国的重工业投入生产之前,这些国家(地区)就开始对西方世界造成了一系列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迅速积累是出口收益有巨大增长的结果,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出口的增加是来自较快的积累(见表16•3)。由于1970年到1980年间出口的年增长率为11%,他们的成功看来可以与日本的成功相媲美。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地区)中的佼佼者。亚洲最大的三个出口国(地区)——台湾、南朝鲜和香港——合计占不发达国家(地区)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制造品的大约一半。巴西和墨西哥提供了15%,新加坡、南斯拉夫、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合计则占15%稍强(在下面的讨论中,由于缺乏资料,台湾不包括在内)。整个70年代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中,制造品的比重增加了一倍还多,从22.1%上升到45%。到1980年,发达国家进口的制造品中有8.5%来自第三世界,而在1970年只占4.5%。 尽管有了这样的发展,但从总体上讲不发达国家仍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制造品。1980年的贸易逆差从1970年的270亿美元增加到了1755亿美元(这相当于1970年发达国家制造品出口额的17%和1980年的将近20%)。198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卖给不发达国家的车辆是它们向不发达国家购买车辆的31倍,化工产品是9倍,钢铁是7倍,机械产品是6倍。 不发达国家领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仅有几项产品——他们卖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明显多于他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买的——是皮革和鞋类(3倍)以及服装(5倍)。这些部门的发展——再加上机械工业的少数分支部门的发展对发达国家造成了难题。对身受重压的德国服装生产商、英国电子生产商和美国电视机生产商来讲,整个不发达国家从它们国家进口为数甚巨的制造品这个事实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安慰。它们的市场逐渐被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所吞并。1980年墨西哥、香港、新加坡和南朝鲜各自向美国出售了10多亿美元的机械产品。香港和南朝鲜还向美国出口了10多亿美元的服装。南朝鲜又说服美国购买了10亿美元的轻工业产品。香港向欧洲经济共同体销售了10多亿美元的机械产品和服装。南朝鲜则劝说日本主顾接受了至少3亿美元的机械产品、纺织品和服装。既然发达国家的市场只是缓慢地在扩大,进口商品不可避免地要排挤本国产品。那些承受了工厂倒闭和失业损失的人必然要谴责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再者,尽管生气勃勃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并没有从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获得巨额贸易盈余,但在和美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盈余,另一方面它们和日本的贸易却出现逆差(见表16•4)。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向发达国家出售的商品比它们从发达国家购买的商品更多,而宁可说是它们向欧洲经济共同体、特别是向美国推销生活消费品,同时却从日本进口生产资料。因此,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间的摩擦主要地是以日本为一方和以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为另一方之间摩擦的反映。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是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竞争的场所。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出口部门中,有很大一部份为跨国公司所有:在新加坡超过70%,在巴西超过40%;在墨西哥和南朝鲜占30%左右,在香港约为10%。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之中,有许多是由日本人的公司进行的。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所造成的潜在问题被上述资料低估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来的进口货一直受到特殊措施的压制。关税己不再是主要的武器。1979年关税占进口商品货值的比率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和美国分别是1.1%、2.9%和3.5%。但现在许多贸易是用“非关税壁垒”——直接或间接地控制进口数量的方法加以限制的,这是为了防止进口商品以低廉的价格来抢占国内生产者的生意(见表16 • 5)。
这一类控制方法对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平均幅度为26%(这些是不发达国家的典型出口商品),而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仅为9%(这些是发达国家的典型出口商品)。出口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商品有约9%受到价格限制,约15%的受到数量限制,这是依据所进口商品的产地国家来确定的,这种规定通常直接针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除了粮食和武器之外,所限制对象最普遍的是服装和纺织品(这类商品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几乎有80%属于限制范围)和鞋类(在美国70%属于限制范围)。早在50年代中期,日本就曾同意限制纺织品向美国的输出量,英国则与香港、印度和巴基斯坦缔结了双边协定。1962年美国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将进口棉纺织品的年增长率限制在5%的长期协定,为各种各样的双边协定提供了一种框架。1971—1972年美国与日本、香港、南朝鲜和台湾谈判,达成了一个适用于人造纤维的协定。1973年的多种纤维制品协定又将限制范围扩展到羊毛制品。它虽然提出了一个允许进口年增长6%的指标,但据此却大大有利于对“敏感性的”商品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在1977年,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威胁说要重新分配那些拒绝接受所提条件的国家的限额,这一协定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了,条件也更严格了。 “一旦各国政府为了对本国的工业负责而对来自某些国家的某些进口商品实行有选择的控制,各种各样的控制办法就不可避免地会蔓延滋生,直到出现全球性的对来自低成本资源国的进口商品实行控制为止。长期协定和多种纤维协定最初是正确合理的,其道理就在于:为了避免从一个固定来源的进口商品猛增而导致市场的崩溃,有选择的措施是必要的。但这样也就背离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非选择性原则。然而,选择性的进口法规刺激了新的进口来源或多样化的其他产品。到后来这些新产品也受到了限制(根据多种纤维协定),就象限制任何新的生产者一样。一个贸易法规体系已经这样发展起来了,并逐渐成为更具全球性的体系了。这个最初是有选择地反对少数几个出口国家的体系,现在已发展到了包括所有发展中国家,扩展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系国以及对外加工业务,现在已经威胁到了发达工业国家内部如美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贸易”(伍尔考克,第46页)。在70年代,只有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进行了真正有生气的积累。尽管80年代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抬头,它们仍然设法保持了出口的迅速增长。特别是当南朝鲜向国外大举借债为积累提供资金时,债款被用来再投资以提高生产能力,新增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找到了销路这个事实表明,增加着的债务是可以偿付的。那些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即第二个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地区,却几乎无力经受住80年代初期的不景气局面。早几年间把它们当作理想主顾的银行家们开始为这些国家的信誉是否可靠做起恶梦来。 债务有借款也就意味着有贷款。1973年后不发达国家巨大的债务累积是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资金有盈余才有可能造成的。除了国内积累(用石油换得石油化工产品)之外,石油生产国还在国外积聚了资金财产(用石油换得石油美元)。他们的国际收支顺差在石油价格上大幅上涨后达到了顶峰(1974年达到650亿美元,1980年达到1070亿美元),此后由于开支和进口成本上升,顺差数量减少了。在1973—1981年的整个时期中他们的顺差总数达到大约5000亿美元,相当于他们的收入的15%。 尽管利润较低,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还是一直能借石油盈余资金来保持积累(虽然这是以提高他们已经高度紧张的外国资金比率为代价的)。面对停滞,他们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这样做。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准备把借债规模扩大到足以保持需求的地步。所以,面对不景气的出口市场和价格大涨的燃料账单,非石油生产的不发达国家如果要发展就只好被迫承受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1974-1981年间所有这些国家的逆差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逆差数的2倍。 它们的债务反映了这些逆差逐渐增大的影响。一种估计认为他们的债务总额达到了7500亿美元。增长最快的部份是欠西方国家私人银行的债务。1973年末到1981年不发达国家欠西方政府和像世界银行一类国际机构的债务上升近2倍,而欠私人银行的债务上升8倍。到了1983年初已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 在发达国家要想进行有利可图的放债机会已很有限的银行,发疯似地竞相吸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存款,将之贷放给南方国家。这看来是足够安全的。许多贷款的利率各不相同,以保证不管利率怎样变化都有利可图。 然而,债务国家受到上升的利率、到期偿付债务和停滞不前的出口收利的打击。有一种估计是:在1979年到1981年的三年里,高利率使不发达国家失去了200亿至250亿美元。13个最大的债务国用于长期和中期债务的还本付息总额占出口收入的比例从1974 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25%。1981年不发达国家应偿付的债款有1290亿美元,实际上已两倍于他们的外汇储备。墨西哥应还280亿美元,而它的外汇储备则停留在仅40亿美元的水平上。这种债务危机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许多政权——不论是军事的和独裁的政权如巴西和阿根廷,还是联邦共和制政权的墨西哥——借债部分地是为了转移民众正在高涨的不满情绪。这些债款也有一部分存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或被送到别的安全的“避难所”;据估计在1981年和1982年期间有1000亿美元流出了拉丁美洲。 然而,即使所有的借债都用于生产性投资,还是会产生各种问题。单独一个国家有可能避免这类困难。按国土规模比例讲南朝鲜累计的债款数比那些“成问题的”拉丁美洲的借债国家更多,但持续的出口成功保证了它有较高的债信。不过,要是所有的借债国家都以南朝鲜的规模进行积累的话,过剩的生产能力早就猛涨了。因为如果不能为那些产品找到市场,即便是生产性的投资也将劳而无获。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对不发达国家出口贸易的种种成功迹象,西方世界必然会用各种贸易保护手段组成火网来作出反应(见下文)。 因为没有能力偿还债务或无法从别处借到足够的钱以抵挡步步紧逼的债主,这些债务国被迫要求修改偿债期限。那些债权人则被迫向他们让步,至少是有条件地根据他们最近的偿债情况对他们的债务作出“重新安排”,1981年到1982年,有10个新的国家着手进行重新安排债务的工作,这比1956年到1970年整整15年里做出这种安排的国家总数还要多。重新安排的债款总数达到了2500亿美元。 这种局面是非常脆弱的。1983年最大的100家银行的资本约为1600亿美元,也就是拉丁美洲所欠债务的一半左右。最大的9家美国银行己借给墨西哥的款额相当于它们的资本的半数,其中大多数银行借给墨西哥和巴西的债款合在一起比它们的资本总额还多。如果这些国家拖欠债务,这些银行就会破产。银行家们私下里同意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倒账将对银行的利润水平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也很可能对银行体系的信誉造成破坏性影响(见《金融时报》,1983年2月18日)。这一情况迫使银行不但要重新安排现有的债款,而且还要放出更多的贷款以使债务国家能够如期支付利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世界各国的银行继续向拉丁美洲的债务积存栏里填入更多的美元,而这些银行除了让步之外别无选择。然而,他们明白:由于他们那样做,或许这些钱就永无再见之日了;实际上,甚至只要能拿到利息他们就算是幸运的了……
重新安排债务和新的贷款一直是有附加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提供了一部分追加资金(给巴西50亿美元,墨西哥40亿美元,阿根廷20亿美元)。作为报答,它要求那些政府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各种强硬政策:减少政府赤字,限制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以及为改善对外贸易而实行货币贬值。墨西哥同意将它的预算赤字从1982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削减至1985年的3.5%,并将年通货膨胀率从100%下降到70%。这些一揽子政策是35年以前在马歇尔计划期间欧洲和日本所贯彻的政策的“直系后裔”,对就业问题甚至有更具破坏性的影响。总共有约3000亿美元的债务是拉丁美洲所欠的。现在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那里去的新借款不是作为生产性的长期资本投资,而是为了一个更急迫的目的:防止对世界性银行体系的可怕的突然打击。如果任何一个主要的债务国——仅仅指拉丁美洲国家,即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不能如期偿付它应付的利息款,这种突然打击就会紧随而来。以往由各个中央银行和私人银行所安排的连续的“最后一分钟”的现金注射,正是为了不让那个时刻迫逼到眼前而己。目前仍然是这样。但是,万一那个时刻到来,它就会象一场飓风那样横扫华尔街,它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美国银行的倒闭;它将会使黄金价格飞涨;它将会在拖欠债务的国家产生政治局面的混乱;并且,最糟糕的是,由于信誉上产生了危机,它将会使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变得渺茫了”(见《经济学家》1982年12月11日)。 “在此期间,墨西哥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看来就象被一场飓风所席卷,每个月都将有数以百计的公司破产。上一年的私人投资下降了15%。据估计,几个月之间失业率就从8%跃增到了约13%,整个经济状态中不充分就业的人数无论怎么算都可能要占到45%左右”(见《经济学家》,1983年4月30日)。
根本的问题是:那些贷款中的大部分没有能够投资到这样-些行业中去,这些行业在现有的世界经济状况下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利润,从而有可能支付债息和最终还本。这样,就必然要有人被迫付出代价。这里有三个候选人:一个是银行。如果贷款被无条件地注销了,那么,由于伴随而来的信用制度垮台的危险,银行股东们就要吃苦了。如果是政府从银行的船里把水舀出来,那就要让西方国家的纳税人来付出代价。剩下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不发达国家充分地压缩它们的经济,把进口减少到净外汇收入足以负担支付债务利息和偿还债款本金的程度;换言之,也就是使第三世界全力还清债务。所有为了解救这场国际债务危机的方案都必然包含着玩弄这三种可能性的把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控制的,现在它正听命于这些政府,试图强制实行第三种可能性的方案。但这不一定能保证成功。如果第三世界的阻力太大,或是世界经济中充满了敌对气氛以至于各种严厉的政策也不能使不发达国家获得足够的外汇收入,那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银行将不得不提供这笔钱中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都将会造成世界经济更进一步的收缩。 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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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企业积累1970-1982 ① 百分数的变化 ![]() ①总的固定资本存货的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见附录 |
图16.2 制造业的积累1970~1980 ① 百分数的变化 ![]() ①总的固定资本存货的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见附录。 |
图16.3 实际竞争状态,1970—1982 ①![]() ①指与其他竞争者比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指数上升即竞争能力下降。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国际金融统计》1983年。 |
表16•6 1975—1931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单位:10亿美元) 商品贸易 -145.5 劳务及汇款 12.1 军事交易净额 -4.1 美国政府赠予(不包括军事援助) -24.7 利息与股息收益净额 161.5 经常项目差额 -0.7 直接投资(净额) -4 1.8 股票与债券投资(净值) -26.0 政府贷款 -19.6 长期资本 -87.4 经常项目差额和长期资本的差额 -88.1 ② 国外私人掌握的美元 ① -14.3 资金来源: 国外官方储备美元 91.3 美国储备的减少 -12.5 (其中黄金) (-0.2) ① 包括短期资本净值。 ② 自1979年以后美国的各类帐目没有将某种资金占有的长期性质与短期性质相区分。 不过长期资本部分相对而言较少,并且已做出了一个大致的估计。 资料来源:美国《现代商业概览》,1982年6月。 |
表16.7 1973—1981年制造品出口比重 (单位:各自在三者总计中所占%) 美国 欧洲经济共同体 日本 1973年 18.2 67.5 14.4 1981年 20.4 60.0 19.6 资料来源: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贸易》1982年,表A19,A20 ,A21计算。 |
表16.8 1973—1981年制造品的进口与净出口 (单位:各自占三者总计的%) 美国 欧洲经济共同体 日本 进口 1973年 25.3 69.1 5.6 1981年 27.8 67.0 5.2 净出口 1973年 -1..8 69.0 39.0 1981年 3.9 41.3 51.9 资料来源:同表16.7 。 |
表16.9 1973—1981年向各个市场的制造品净出口① 单位:10亿美元 进口国家 日本 欧洲经济共同体 美国 石油输出国 其他不发达国家 总计 出口国家 美国 1973年 -6.9 -3.3 — 2.4 2.5 —1.1 1981年 -29.8 0.7 — 16.0 10.4 8.9 欧洲经济共同体 1973年 -1.8 — 2.3 6.6 11.1 39.8 1981年 -13.2 — -4.0 47.1 31.8 100.8 日本 1973年 — 1.9 5.6 2.5 7.7 24.7 1981年 — 12.3 27.3 22.0 32.7 118.3 ① 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净进口数字与相应的净出口数字不一致。 资料来源:同表16.7 。 |
表16.10 1970—1980年进口品在制造品表面消费品中的比率, 单位:% 1970年 1980年 总计 其中来自不发达国家 总计 其中来自不发达国家 欧洲共同体 20.4 2.5 31.8 4.6 日本 4.7 1.3 6.2 2.4 美国 5.5 1.3 8.6 2.9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