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二 混乱的背后
生产资料
工人
战争的破坏
投资
阻碍
资本和劳动力
美国和英国
日本和德国 本章记述战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的混乱及其造成的不稳定的局势。这种局势既存在于一些国家欢庆胜利中，又存在于另一些国家由战败而带来的痛苦中。业已证明，战后重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巨大的繁荣的基础。然而，1945年还没人知道重建过程将怎样进行，它将在谁的控制下进行。 即使在全欧洲和日本，战后重建的基本问题并不是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正如本章所述，工厂的破坏相对较小，战争伤亡不是对生产的主要限制。战争确实给生产过程留下了非常严重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在燃料、交通和食品等方面。如不加以解决，将导致灾难性的结局。但是，如果行政当局足够有力，能把可得到的资源都利用起来，这些困难是能够迅速排除的。 对资本主义制度长远前景来说，比物质破坏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社会制度的有效机能受到的挑战。在战败国中，战争已使资产阶级信誉扫地：它与法西斯和战争的可怕后果的联系，损害了它在政治领域和产业方面的权威。它不再能控制中央政府，也不能控制工厂的工人。同时，在战败国中，组织起来的工人极大地增强了白己的力量。人民到处以日益增长的势头要求根本改善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境遇。 此外，这不仅仅是处于混乱中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结构问题。而且由于旧的民族国家的统治集团被推翻，它对殖民地的继续统治受到挑战。同时，资本主义又面对着一个敌对的社会制度——苏联的制度，它的声望由于战争而大为增长。 生产资料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生产商品的前提是工人和供他们使用的各种生产资料（工厂、设备、机器这些固定资本）。只有当战争毁灭了相当大量劳动力和固定资本时，生产能力才会被严重削弱。战争期间，政府尽力通过夸大敌人的受损程度来保持士气，空军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而肆意妄为。有关被炸平城市的新闻片似乎更进一步证实了工厂和机器的严重破坏情况。但是，更多不带偏见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战争结束时的生产能力与战争开始时一样大，甚至更大。这种观点与关于战争对经济影响的普遍看法是那样地相反，对解释随后发生的事情是那么重要，以至必须更详细地加以追溯。 工人尽管伤亡人数是惊人的，但没有一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结束时劳动力大量减少。这是由于三个因素。第一，劳动年龄人口的“自然”增长。除德国之外，其它各地增长都大幅度超过了伤亡人数。第二，战时的动员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中参加工作的比例。1940年到1945年间，尽管扩军1100万人，美国民用部门就业人口增加了500万。因为原先失业的男人得到了工作，民用部门男性就业人数仅下降了100万。由于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因此妇女就业人数上升了650万。在英国，增长的妇女就业人数弥补了由于500万男人当兵造成空缺劳动力中的100万。日本就业妇女增加了200万。许多妇女在战前情况下不会去找工作，但在战后却参加了工作。德国由于法西斯思想的统治，女工增加很少。最后一个原因是，战争结束时大量人群开始向西方迁移。到1948年从并入波兰、捷克地区和德国苏占区来的800万被驱逐者和难民涌入德国西部。日本的亚洲帝国也有600万难民回了家，这使日本劳动力比战前增加了15％。美国劳动力增长的百分数也大致相同。德国英美占领区劳动力增长了7％。英国增长约6％。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数量基本保持稳定。 战争的破坏在日本，战争使工业遭受的毁坏几乎是最严重的。大约四分之一的工厂厂房和三分之一的工厂设备被破坏。破坏产生的后果很不平衡。发电和炼钢生产能力损失了大约七分之一，但是炼油能力损失了七分之六。德国在1944年空袭最严重的时候，约6.5％的机床受损或被破坏，但它们大部分（一种估计是90％）当时就修复了。炼钢能力约损失10％或不到10％。据最谨慎的估计，德国全部战争损失为战前资本总额的17.5％。 意大利炼钢工业约损失其生产能力的四分之一，工程设施损失12％，但是在其它多数部门，估计损坏4－5％。意大利银行估计，全部固定资产的损失是8％。法国工业固定资产损失了10％左右，工程设施损失了15％。联合国认为英国的战争损坏是微不足道的。从1940年8月到1941年12月空袭高峰时，只有1.7％的机床受损或被毁坏。 投资在战争对生产资料的影响中，敌对双方造成的破坏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新工厂和机器建立安装起来。军需生产的扩大要求大量投资，也要求民用生产转向军用生产。 日本在1939年至1944年间，私人工业投资率是30年代中期的2倍。德国在1936年至1943年间工业投资持续增长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算上陈旧设备的正常损耗（不算战争破坏），到1945年这项投资使固定资本总额增加了38％。在1945年初使用了5年以下的设备占34％，而在1935年则仅占9%。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美国投资迅速增长。然而即使在1941年顶峰时仍低于1929年的水平，从那时起就下降了。战争结束前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不到1929年顶峰的一半）。美国对工厂和机器的投资从1938年到1940年几乎提高了一半。但是战争的后三年内又跌到原先增长率的一半以下。意大利一直到1943年投资率还很高，之后跌到很低水平。法国投资下降更早，1940年到1944年平均投资仅是1929年顶峰时的一半（或是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二）。 战争期间设备总量的变化取决于多种因素加在一起的最后结果：投资和损失，战争破坏和报废。估计仅仅是粗略的，但也表明了机器和全部生产资料总额在战争期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表2.1）。
尽管遭到战争破坏，许多主要国家的设施能力明显大量增加。即使在机床数量增加很少的美国，机器资产总额也增加了一倍。机床的数量显然是一个粗略的指标。特别是日本，由于原材料短缺而导致质量下降——有一个工厂在战争最后几年生产的机器寿命仅仅是6个月到12个月——而法国机器的平均寿命是25年，更现代一些的机器已“进入德国”（里奥克斯，第35页）。但即使到战争结束时，日本仅有15％的机器是专用的，因此很难转变为和平时期的生产。德国由于加强专业化而取得许多技术进步，推动大规模生产技术，这是劳动力（特别是技术熟练劳动力）缺乏所必需的。装配线生产广泛应用于各工业部门，从机器到家具和服装业。 尽管各生产部门离开民用生产已经很远，但转变到和平时期生产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困难。例如美国，到1945年工业产品仅有30％精致地标着“1939年产品”。其它部门难免因集中军需易生产而受影响。最显著的例子是日本的棉纺工业，纺绽数从1200万减少到205万。战争破坏仅占这个下降的7％，其余则是由于缺少棉花进口和市场。但在那些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1945年全部固定资产总量大约与战前的水平相当（表2.1）。 阻碍只有当全局性的阻碍被消除之后，生产能力才能充分被利用起来。工人需要粮食，工厂需要燃料，交通系统必须能运输原料和制成品。 由于轰炸，内地交通运输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在德国。战前德国铁路承担了三分之二货物的运输量，而现在只有不到10％的铁路仍在运行。2395 座铁路桥梁（包括莱茵河上的每座桥），10000辆机车和100000多辆货车车厢被破环。剩下不到40％的机车可以立刻动用。但实际上机车和货车的总数超过了战前。大批是从欧洲其它地方掠夺来的。法国铁路也被严重破环。机车数大约是战前的四分之三，卡车则不到一半能用，7500座桥梁被毁坏，比如巴黎和英吉利海峡之间的塞纳河上没有一座桥梁保留下来。意大利损失了10％的机车和大约五分之一的货车。日本的铁路损失较轻，因为同盟国并不真试图通过轰炸使其铁路系统完全瘫痪。美国铁路在战争期间获得很大利润，并且能优先获得原料，铁路状况良好。 当和平到来时，把各种资源转用于清除这些阻碍，那么故意制造的阻碍（桥梁的破环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会很快得到扭转。到1946年第一季度，欧洲的铁路运输量又重新恢复到战前水平。即使是德国，90％的主要线路在一年内也都通了车。1946—1947 年的严冬带来了新的危机。维修得很差的机车和车辆承担了因河道冰封而转来的货物运输任务，在超负荷下吱吱作响。那个冬季之后，制定了应急修理计划，成功地排除了运输中存在的问题。说明这并不是恢复工作的基本障碍。 航运对于向欧洲运输货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也急需物资供应。但是，日本和欧洲的建设只恢复了战时衰落的一小部分。欧洲的航运吨位减少了近40%，日本的商船减少了80%多。然而美国的航运能力却增加了2倍，有效地抵销了欧洲和日本的损失。因此，国际运输方面的阻碍，不在于海运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它的所有权。这样，对欧洲和日本来说，困难的是如何筹集美元以支付海运舱位费。 第二个主要的阻碍是燃料。1946年第一季度欧洲的煤产量仅是战前的70％。这里，主要的问题不是战争的直接毁坏，而是战时设备过度使用所造成的磨损，再加上煤矿工人的疲惫不堪，在许多国家里他们被迫在粮食配给不足的条件下工作，由于美国港口运输的阻塞，从美国的进口处于很低水平。再者，1946—1947年冬季之后，燃料的缺少已不再是一个限制因素。因为人们被鼓励到煤矿去工作，欧洲的煤产量有所增加。进口量也增加了。到1947 年煤炭消费量几乎达到了战前水平的90％，而且战后不到三年，联合国就能宣告：欧洲缺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得到解决。1945年11月日本煤产量下降到不能满足铁路运输的需要量。到1947年底，煤产量尽管比战时高峰期要低得多，但已回升到战前水平。生产率（每个工人的产量）仍然只有最高水平的三分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对重新组织工业生产的无能。 食物缺少不仅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而且由于减弱了工人的生产能力，有普遍削弱工业基础的危险。1945年6月到1946年6月的“农作物年”，欧洲食品产量仅是战前平均水平的60％，这反映出肥料使用不足，农业劳动力不够，牲畜缺乏，设备老化，以及天气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但这些问题很快得到补救。1947 年到1948年，欧洲北部和西部农业产量超过战前水平，从欧洲以外的食品进口率与战前水平相当。日本战后几年获得“大丰收”；它的食品短缺是由于缺乏进口，如大米和糖，这两种食品在战前提供卡路里的五分之一。政府在组织征收和分发食品中的无能，使城市遭受最深的痛苫。东京1946年5月热量供给仅是1350卡，不到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二。 资本和劳动力可见进行生产的最基本物质需求是可以满足的，但是一个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建不仅需要有工人、工厂以及对他们的产品的迫切需求。资本主义不是仅仅为了需要而进行商品生产的制度，它进行生产是为了利润。为了使生产获得利润，雇主必须能够强迫工人阶级为他们生产剩余产品；工人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必须比资本家愿意付给他们的工资多。为了保证生产这些剩余产品，雇主必须能把工资降低到一定水平，以便他们有利可图。他们也必须控制工厂的活动，以便确定生产的速度以及何时和怎样引进新技术。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还必须实行充分的政治控制，以便当工人阶级通过政治行动取得条件的改善或改革时，不会威胁雇主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获得最大的利润。只有当工厂主能雇佣工人，控制他们的工作，并把所得来的利润用于投资而不怕被没收时，工厂才能成为资本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在工厂和政治生活方面的统治，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基本的社会关系。战争蹂躏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威胁比对物质生产结构的威胁要深得多。 美国和英国在美国，战争时期的繁荣使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得到加强，工人阶级的组织曾受到30年代掀起工会浪潮的影响，400万人加入了工会，到战争结束时工会会员总数已达1400万人。 战争期间工会领导在禁止罢工政策和通过强制仲裁限制工资增长方面实行合作。矿工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他们为了打破工资冻结，于1943年举行了四次罢工。其它工业部门也发生了自发罢工。一份关于底特律汽车工厂的研究报告说，大多数罢工是为了抗议惩罚，反对公司的政策或反对解雇工人。1944年发生的罢工多于以往任何一年，汽车工人的工会领导对罢工使工会遭到破坏的事实感到不满。 工人阶级从战时的繁荣中得到很大利益。1941年至1944年制造业平均收入经调整除掉通货膨胀后，（“实际”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十九，家庭收入更由于平均工作小时从40.5增加到45，以及更多的已婚妇女参加工作，而进一步增加。个人消费则由于纳税的增加和实行配给而受到限制；但更高的实际收入从高储蓄中得到反映。战争结束时，这些利益受到威胁。1945年春到1946年冬，由于失去加班费和降低工人工资，没有参战工人的周工资降低了10%，参战工人的工资估计减少了31％，他们的实得工资［实得工资（t ake-home Pay），指雇工在每个发薪期领到的实际钱数。它不包括所有扣除项目，如各种税款。实得工资与实际收入（real Income）不同，后者是指将货币收入按价格变化调整后计算出来的——译者注］比1941年水平下降了11％。 罢工日数从战争后几个月每月约100万人日升到1945年最后三个月的了700－800万人日，这个月内有175000电工和800 000钢铁工人加入到225 000 通用汽车公司工人队伍中，此外还有近100万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总的来说，1946年损失了11600万工作日。劳工统计局评论说，这最美国历史上最集中的罢工浪潮。玻璃工人、加里福尼亚的机械工人，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人和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的罢工都超过了100天。政府接管了全国一半的炼油能力、屠宰厂、铁路（这里工人仅仅是由于害怕征兵而回来工作）和煤矿。 主要的斗争发生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中，这里工会要求公司“公开帐目”以证实它的主张不能多给30％的报酬——即一周工作40小时支付48小时的工资。在这次事件中，罢工者实现了多半的要求，并挫败了通用汽车公司让工会保证不反对“赶快制度”和绝对不罢工的企图，但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经理部很快树立了样板，他们有不受约束的权力雇用和解雇，提升和降职工人，确定生产计划，惩罚罢工者和其它被指责违反公司规章的人。 战争结束时利润是很高的。1945年利润占产值的比重是22％。因为这个衡量方法在本书中将要多次使用，所以弄清它的含义是很重要的。每100美元净产量中，即扣除一笔资金以补偿固定设备的磨损外，有22美元到了雇主手中，78美元为工人阶级所得。另一种使生产分配更形象化的表示方法是用花费的劳动力来计算：每100个劳动日中，22天用于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产品（奢侈品，新投资产品），其余的才是为工人阶级生产日用消费品。 甚至这也是过于简单化的，但战时的情况更是从未有过，当－时政府购买了全部产品的将近一半。为了筹集这笔资金，税收急剧增长：1945年纳税约占公司利润的61％，而1929年只有8％。这样，1945年纳税后的利润份额实际是9％，而战前利润最高峰的1929年是15％。 但是雇主主要关心的不是产值中利润所占的份额［利润份额（share of Profit），指利润在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利润率（rate of Profit）不同，后者指剩余价值量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译者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利润率这一决定因素，即每100美元对工厂和设备材料库存等投资所回收利润的百分比。这个利润率不仅取诀于利润的份额、利润对销售额的比例，而且取决于产值与投资之比。1945年每100美元的资本投资大约生产100美元的产值，1929年每100美元的资本投资约生产66美元的产值。因此，尽管纳税之后，雇主从销售额中得到的利润额较小，但投资的利润率却由于高水平的销售额而被提高，并且1945年其水平与1929年大致相同。 高水平的利润税反映了为战争筹资的需要，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家们必须贡献出“适当的”一份。敌对行动即将结束意味着这个负担必须减轻。但是，如上所述，美国几乎普遍一致认为，军费开支的缩减将很快导致衰退。 尽管有这些担心，美国商人强烈反对政府对充分就业的明确许诺，他们争辩说，这将破坏私人企业。一个关于充分就业的法案被改头换面成为1946年的就业法令。“有益的，有报酬的、经常的和全时就业”的权力变成为“联邦政府……促进自由经营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只对那些需要和寻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益的职业”。一位参议员承认，那个法令不过是“允许任何一个需要工作的人有权出去寻找工作”（引自阿普尔：第11－12页）。 股票价格的水平表明今后利润前景暗淡——一股的价值依赖于它可望取得的股息。1945年股份价格水平仅稍高于1929年的一半，甚至比1930年大萧条时期还低得多。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决心要保护战时所得的利益，他们面对着在战后困难处境中关心如何维护自己利润的资产阶级，有可能发生严重对抗。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只是当政府临时接管了煤矿之后，矿工才得到较多的工资。 在英国，组织起来的工人受到的挑战在政治方面比工业方面更为深刻。不是产业工人的力量减弱了：工会成员在战争期间增加了三分之一，达到800万人，约占劳动力的45％。由于战争计划的实施，工会受到严重扰乱，在这之后，官方终于承认了工会的权力。比如，给劳工部支付失业救济金，并在对个别企业分配工人方面取得合作。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车间工人的权力大大加强。在考文垂军火工厂，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经理部门常常忽视与工人小组选出的代表签订的合同。这些小组集体分配工作和惩戒工人；免除工头和监工的这些工作意味着他们“关心生产的办作，胜于关心经理的权威”（弗里德曼，213页）。 由于产量高，和军火合同所特许的“成本附加制度”，保证了利润的增加（产值中利润的份额与1938年水平相同），车间工人力量的加强对经理部门不会形成特别的威胁。为了得到有保证的高水平生产，他们淮备取消一些对车间的控制措施。1944年的平均实际收入比1938年高24％，但这全完是由于加班费和额外津贴。周工资与上升的生活费相比并没有增多。工会领导同意继续实行战时1305号法令，按此法令可对工资争执进行强制仲裁，并实际上取消了罢工的权力。但是，如果由于担心战后衰退而要大大削减加班费和题外津贴，就不能保证工会领导能给予基层支持。《经济学家》的一篇社论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不安： “不管哪个政党在两周内证明取得大选的胜利，都会很清楚——前面即将有一个工人动乱的时期。运输企业工人的罢工和码头工人的‘慢慢走’运动就是骚乱情绪的迹象。不需要危言耸听；可望发生的不是别的，只是象上次大战后不稳定的岁月中所发生的那种公开的劳资战争。当直接的刺激过去了，仍要求骨瘦如柴的人们作出最大的努力；当人力一时短缺，而不是缓解，当战时的高工资第一次开始减少，在这种时刻，很难期望有平静和稳固的劳资和平。如果保守党政府继续执政，并且对工人不满的地方缺乏同情的表现，那么‘仇恨的罢工’就可能广为流行。如果工党执政，如果他们效仿英国的和外国的所有先辈们，那么，甚至有可能发生更多的劳资骚乱，但不是去胁迫工党的政府，而是帮助制服对其它政府的反抗”（1945年7月14日）。
结果，在选举中，以压倒多数选出了一个工党政府，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激进纲领，它包括：——恢复工会在1927年工会争执法令中失去的权力（削减而不是增强工党政治摊派，确认民用服务工会隶属于工会代表大会的权力）； ——“大规模的恢复工作，现代化的规划，对土地、工厂、机器、学校和社会服务的重新装备”； ——“严格的重新计划政策，对全部生产机构保持坚强的建设性的干预”； ——“工人不容忍被别人剥削、付给微薄工资或为私利而抬高物价的自由”； ——“政府牢牢掌握工业，以便为所有的人提供工作”； ——“燃料、动力、土地、交通运输和钢铁实行公有”； ——“对垄断和控制实行公共监督”； ——“土地计划和大规模的住房规划”； ——“实施1944年教育法令，并尽快把离校年龄提高到16岁”； ——“实行国家医疗保健”； ——“扩大社会保障”。 所允诺的这一系列改革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条件。但这些显然是代价很大的。战争期间对公司利润有效的征税率从四分之一左右上升到二分之一。因为军事开支减少，企业要求立即取消这种额外的税收，满足这个要求，就会使社会改革所需要的资金受到严重威胁。 一些工业的国有化，和对其余工业的广泛的控制，使资本投向更有利的地方去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在战时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许多这类限制，这是动员一切资源用于他们所支持的目标（打败希特勒）所必需的。无论如何，战时各部门的计划和管制是由大公司的代表们所完成。但是，从工党政府接受同样的限制，以动员一切资源大规模改善社会福利，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计划的任何细节把工会排除在外就不可能制定，这是有更大威胁性的主张。 在英国和美国，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战时充分就业造成的。它反映在要求社会福利、就业和工资的改革上，并通过工会或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渠道，而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不构成任何直接威胁。值得怀疑的是为满足这种雄心壮志所必需的经济繁荣所维持的程度。如果经济萎缩，不景气的状况重又出现，英国工党所提出的控制经济的需求加强，就能够成为对资本主义的真正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保证美国工人运动将不受社会主义思潮蔓延的影响呢？ 日本和德国这些国家所受到的威胁大不相同。随着政府惨败后信誉扫地，大企业也由于支持政府而丧失了信誉，人民极度贫困，老改良主义者又软弱无力，不能再度实行控制，这种形势显然蕴育着许多革命变革的因素。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早在几十年前就已从政治上和工业上被击溃了。工人组织和政党必须从零开始，重新组织他们自己，并在工人中树立他们的威信。国家权力掌握在强有力的占领军手中，他们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起初，他们作为外国占领者，至少是被当成从法西斯高压下的解放者。此外，战败造成的可怕的物质条件要求尽一切努力解救幸存者，集中力量于紧迫的任务上，而不是进行广泛的政治变革。这样复杂的形势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直接判处死刑。但是，即使在日本，这里对资本主义挑战的历史基础看起来是最薄弱的，也很快造成了惊恐。 日本的工人运动没有广泛组织的长期传统。工会在战前人数的最高峰不到50万人，在30年代后期已被消灭。投降前没有关于日本工人采取行动反对资本家或政府事件的报道，甚至在占领军到达前的政权空白期内也没有，尽管在一、两次事件中，中国和朝鲜的劳工曾发生反抗。但是，一旦占领军使工会重新合法化，工会成员便象野火那样扩展起来。四个月内达到战前高峰的两倍。 战争结束后几个星期之内，《读卖新闻》报社发生了第一次“管理生产”的斗争。军国主义的社长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改善条件、公司组织民主化和高级官员应承担军国主义责任的要求。工人，包括编辑人员和印刷工人，决定自己出版报纸：“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不必担心公司破产。如果我们通过出高质量的报纸得到了读者的支持，那么我们就能够把《读卖新闻》改成民主的报纸”（引自摩尔，51页）。在报纸发行几周之后，他们赢得了协议，包括社长辞职和组成管理理事会，理事会中他们有同等的代表。他们利用这种地位，在报纸上继续揭露政府的无能和商业投机。 工人大量被解雇。1946年1月东京坂桥军工厂被解雇的职员要求交出企业家掠夺来储存在那里的食物和其它物品，这些都是政府以大大压低的价钱卖给商人的。面对着共产党的坚决领导和口号，如“人民要主管配给食品的分发”、“军人滚开：把他们送到煤矿去”，军官们被迫交出了大量食物。以此为起点，成立了一个区域性食品民主理事会，参加者有300个组织，会员达150万人。它的主席是《读卖新闻》工会主席。同月有50000人示威游行，欢迎流放回来的共产党领袖野坂；2万人包围了首相官邸，要求东京警察头目和全体内阁成员辞职，内阁是由听命于占领军的老右翼政客们组成的。 管理生产的斗争此时迅速蔓延。工人对资产阶级权力挑战的程度大不相同。在关东电力公司，尽管被工会选举的工人接管了高级管理工作，“需要经理决定的事都要通过经理，并且经同意后才能处理”（山本，1927年，第69页）。在东京的一条地铁，斗争的前三天工人不收车票。工会要求大大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承认工会、工会平等参加公司的管理会议，和把腐败的监工免职等。开始资本家不让步，但当工会决定从现在的车票收入中发给工人高工资奖金之后，资方不再坚持了。北海道三井矿的工人决定效仿《读卖新闻》和地铁的榜样，宁愿进行管理生产的斗争，而不去罢工，因为工人自己必须肩负恢复日本工业的重担”（摩尔，第60页）。尽管工作时间从12小时减少到8小时，产量却增加了一倍。在附近的三菱矿，一个“人民法庭”对资本家进行了10小时的人民审判，普通矿工和他们的家属谴责资本家，说他们饲养的动物比工人吃得还好。工资和条件的改善、承认工会和组成管理会议，这些是有代表性的解决办法。到1946年3月发生的管理生产的斗争已累积将近40 次。 这些进展总起来说并未构成对日本资产阶级恢复统治的明确挑战。但是，它的确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有可能变得非常紧张。 当盟国军队在德国向前推进时，他们时常发现一些工厂和矿山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中。工人委员会不时地赶走受命破坏工厂的德国保卫组织。几天之内工厂又重新开工了，临时工人委员会设法弄到食物、衣服和住房，并且与军事当局进行接触。许多城市里出现了更广泛的反法西斯委员会。不莱梅反法西斯委员会向当地所有工厂发出号召，要求凡尚无反法西斯工人委员会的地方都成立这种委员会，要求资方承认这种委员会，要求清除所有纳粹分子。有时反法西斯委员会还逮捕臭名昭著的当地纳粹分子，没收囤积的粮食等。 占领军当局取缔了反法西斯委员会，收缴了他们的装备，并且拒绝了他们提出的恢复旧政党的要求——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1945年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人的工人委员会是被允许的仅有的进行工人运动的机构。这些工人会议往往有效地控制着工厂，资本家消声匿迹或丧失了信誉。他们直接的任务是很实际的：保持工厂开工和关心工人福利。在无组织的情况下，要求城市内的工人委员会之间建立联系——据报道，1945年在鲁尔等四个城市中，工人委员会之间曾试图进行跨地区的合作，这仅仅与公司之间有组织的货物转让有关。 这些实际的而又非常紧迫的问题支配了他们的行动。但委员会也提出了广泛的国有化的要求，特别是军事工业。1945年11月在鲁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煤炭工业的领班要求无偿没收矿主的财产，把矿山转交地方政府。克虏伯的工人在给军事官员的一份备忘录中要求没收克虏伯的工厂，并改组为和平用途的工厂。在其它主要工厂中工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对战争前工人运动的灾难性的分裂局面的回忆，使他们强烈要求团结，科隆老工会的代表们在美国军队到达前举行会议，号召成立一个包括各部门分会的工会。这个号召在9月召开的莱茵河区域所有城市工会代表会议上通过。战争结束后不久，在汉诺威地区也成立了统一的地方工会组织。 在政治战线上也同样出现团结的愿望。1945年夏天，汉堡军政府拒绝允许重新组建政党，导致了社会主义自由工会的建立。它要求充分就业，关键工业部门由国家控制，土地国有化，劳动力的交换由工会掌握，外贸由国家管理，广泛清除纳粹分子，制定新的民主宪法。据报道，五天之内吸引了5万工人。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者们说服军政府，它在政治上是可疑的、它也就被解散了。《经济学家》杂志（1946年1月19日）指出：“工会在政治上变得太强大了。 战败后的最初时日，德国共产党（K·P·D）是主要的力量，特别是在鲁尔，那里矿山工人委员会的一半成员也属于德国共产党，据说1945年底那里的党员人数达5万人。 实际上德国共产党的纲领不如当代社会民主党（S·P·D）的声明激进。它要求没收“纳粹头子”和战犯们的财产，分解贵族和容克地主的大量不动产，并且把电、煤气和水等公用事业国有化。但是，这种恢复应是建立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完全不受限制的发展自由贸易和私人经营积极性”的原则上（引自格拉夫，43页）。它不如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纲领激进，后者实际上要求自然资源和“主要垄断产业”归国家所有，并消除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这就是反对法西斯的作用力，即使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也有激进派，它能够献身于废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符合“德国人民重大的国家和社会利益”（拉夫，第50页）。 意大利和法国在战后混乱的局面下，意大利和法国居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胜利者”和主要战败国之间。法国在5年前就遭到失败，意大利也停止了和德国的战斗。但是在这些国家中，资产阶级的地位受到最严重的威胁。这两国都发生了群众性的反抗运动。他们作为参战国也有一个持久的被英美占领的颇为麻烦的时期。 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在抵抗中起了领导作用，开始是反对墨索里尼政府，直到1943年8月这个政府垮台，接着反对北方的傀儡政权和它的德国主子。早在1943年3月，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掀起了罢工浪潮，并涉及到米兰的波瑞里和其它工厂，他们的工资提高很多。在3月底米兰的总罢工中，工厂建立了工人委员会。8月代替墨索里尼的巴多格里欧政府在持续罢工的威胁下，被迫使这些委员会合法化。1943年11月至12月，更大的罢工浪潮在都灵掀起，停工9天。1944年3月1日，在德国占领区举行了大规模的总罢工。大概有100万工人参加。米兰许多实业家同意付给工人罢工日的工资，尽管这与德国人的命令是相违背的。为了防止罢工，一些地方宣布“提前放假”。 当盟国军队进入意大利时，北方的抵抗力量在全国解放多党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了反对德国占领的斗争。1944年14万多抵抗力量战士箍制了14个轴心国管区。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工人站在实际斗争的最前线”（《经济学家》1945年6月19日）。 罢工工人对解放热亚那、米兰和都灵起了重要的作用。工厂解放委员会帮助保存了工厂，使它免受德国人的破坏或迁移。米兰起义前，全国解放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法令，号召组织公司管理理事会，由所有主和工人平等组成。每个理事会提名一位“工作政委”和一名技术经理。起义前一个星期，都灵正在进行总罢工。1945年五一节，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要求工人、职员、和技术人员在“与所有者绝对平等地位上”参加生产管理（多泽尔，557页）。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在抵抗力量中占大多数，而且在工人中形成了压倒的多数。下面一段引文说明了1945年底的形势是多么不稳定和动荡。 “当今意大利的雇主怀有真正的不满。他不许解雇工人，除非这些工人是活跃的法西斯分子，是1943年6月30日以后被吸收的，或者有由其支配的其它资金，——因为这时意大利工业是和平时期平均生产力的25％。工人的产量很低，因为他们处于饥饿和疲惫不堪之中；他们完全有理由期望他们的工厂提供便宜的食品和衣服，因为食品和衣服只有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才能买到。最后，资本家对全国解放委员会在每个大工厂中指派的‘管理委员会’甚为不满。这些委员会企图保证，抵抗时期反法西斯爱国者的称号现在不会受到工业界头子们的藐视。确实，他们关心的是政治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技术中……。
在法国，即使是非同情者也承认共产党员是抵抗力量中最有生气的部分。巴黎的解放采取了起义的形式，对此，阿尔伯特·凯莫斯描述如下：“意大利自春天解放以来，发生了长期的工资危机。资本家说，进一步提高工资只能加速通货膨胀，这是有道理的。但工人坚持说，现在付给他们的工资比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一半还低，这也是事实”（《经济学家》，1945年11月24日）。 “四、五千人拿着几百支步枪，按精心制订的计划，出来狙击德国第7 军撤退后的残余部分。不到一个星期之后，6万巴黎人进入‘革命区’（即工人阶级区）的街垒，用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武器作战”（沃思，218页）。抵抗力量全国委员会公布了一个宪章，规定要把运动中的这种积极力量用于社会改革的艰难任务中去。它要求“清除法国经济管理中的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封－建势力；在与各有关方面协商后，按照国家决定的计划加强生产；实行全部大垄断化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因为这些生产资料是共同劳动的产物；实行动力资源、矿物资源、保险公司和大银行的国有化；工人对企业的经济方向负有一份责任，有保证的工资使人们能得到生存的保障、尊严和可能性；完善的社会保障计划；适当的养老金；按照儿童的能力和他们父母的社会或经济地位的全部收入情况，使他们有充分受教育的可能性”（沃思，222－223页）。从巴黎派到马赛的共和国专员开始执行这些措施，实施地方国有化计划。许多公司由工人委员会经管，工人委员会没收了他们认为是通敌分子的全部财产。在1945年10月的第一次选举中，左派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共产党员占26.1％，社会党人占24.8%。 在这么长时间之后，要获得希特勒失败后遍及资产阶级的真正惊恐的情况是困难。《经济学家》对此有一段很好的报道，引述如下： “新秩序的崩溃，给欧洲带来一个强大的革命声势。它在群众中激起了模糊不清的，然而不过是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激情。值得注意的是，遍及欧洲的各种地下抵抗组织的纲领都要求银行和大规模工业国有化；这些纲领既有基督教民主党人的签字，也有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签字。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的格言是蒲鲁东的‘财产，这就是欺诈’。在抵抗时期，与此相应的格言则是‘财产，这就是协作’”（1945年12月1日）。
国际关系要使资本主义制度顺利地进行，从根本上有赖于在劳动场所建立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但自从资本主义生产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产生，它也要求国家之间的关系采取适当的、有秩序的和稳定的形式。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贸易和支付体系，在这种体系内国际劳动分工可以发展。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世界原料进口，所以先进国也必须与世界的其它国家建立关系，以便能在合理的条件下获得资源。最后，自从1917年在世界上有了一个非资本主义部分之后，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集团之间潜在的对抗问题。这两个集团代表了国内阶级对抗在国际上扭曲了的反映。然而战争却深深地搅乱了所有这些国际体系的界线。 先进国家之间的关系战争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用坦克而不是关税为占领市场而厮杀。世界贸易缩减，贸易主要集中于基本材料和军需品。1946年世界出口是战前（1937年）水平的3／4 ，如果包括美国的话就不到60％。欧洲范围内的贸易少于战前的一半。生产转向制造武器导致了机器制造的过度膨胀和象纺织品这样的消费品的下降。到战争结束时，一旦在双边协议下进行的贸易网破裂，要想建立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是很困难的。 然而，最重要的变化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经济力量。1945年秋天，德国和日本的工业生产不到战前水平的1／5 ，而美国却为战前的一倍半。但是，表面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靠的，它更多地反映了战败国战后的直接混乱，而不反映他们长期的生产力相对美国的减少。实际上，德国生产资料总量比美国增长得还快，尽管美国机床总量比德国增加得更多，比日本增加得也更多（表2.1）。 但是，当德国和日本克服了障碍之后，潜在的生产能力是很大的，当时不清楚他们是否被允许使用这些生产能力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个决定权掌握在同盟国手中。 在同盟国中美国的相对经济地位极大地增强了。它的资本额，特别是机床数量，与英国和法国相比显著增多。当时的状况仍然是尖锐的对立。1946年初北欧的工业生产（德国除外）各不相同，从战前的三分之二到与战前大致差不多，而美国却比战前高50％。欧洲即使有这样的生产水平，也严重依靠从美国进口。欧洲的进口量比战前增加一倍。1946年欧洲对美国的支付逆差达40亿美元，是1938年的8倍。进口增加的主要是食品和制成品（特别是车辆）；原材料进口仅比战前增加三分之一。 欧洲和日本对美国进口的依赖突出了美国在任何新的金融体系中必定要起的决定性作用。美国没有向它的同盟国提出很多索求。通过平等租借提供的350亿美元援助是以赠予的方式，而不是以贷款的方式进行的。世界黄金储备的三之分二以上掌握在诺克斯堡［诺克斯堡（Fort Knox），美国联邦政府的黄金储放地——译者注］，然而，美国在战前金融统治的竞争者——英国，地位却大大削弱。它卖掉了许多国外资产，并且欠了英镑区中它以前的殖民地国家的大量债务。 作为战争的后果，美国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当时生产和贸易数字反映了其它地方的混乱局面，因此过分夸大了美国统治的程度。但是，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能很快复元并且能够运用他们的全部生产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实行的政策。 殖民地战争对殖民地争取自由的斗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被日本侵略的国家。最重要的例子是中国，它虽然在表面上是独立的，实际上被帝国主义统治了数十年。日本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统治的崩溃，使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力量和毛的共产主义力量之间的根本对立可能爆发成为国内战争。外部支持力量对蒋大为有利。美国人为他撑腰，苏联也同他签订了条约，同意只给他以政府援助，并把红军从日本人手中解放的中国领土移交给他。但是，中国的前途仍未可预料。 在远东其它地区，拥有殖民地的国家（英国、法国和荷兰）必须对付在马来西亚、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为日本人所激起的不断加强的民族主义力量。起初，日本人假装让殖民地从帝国主义统治下得到解放。当他们撤退时，他们进一步激起了民族主义斗争，以便破坏旧帝国秩序的重建。《经济学家》提醒道：“尽管目前日本人鼓动的起义可能是假的，然而在远东民族主义是一股坚强的、有深厚根基的力量，它必须得到满足”（1945年10月6日）。 起初，殖民地情况的变化将会限制它们同先进国家的经济关系，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令人担心。当时印度的独立运动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深深卷入印度的尤尼莱佛公司“看起来对印度独立的后果很少担心，没有采取多少防范措施”（菲尔德豪斯，185页）。他在1944年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份内部报告，对印度要实行基础工业国家所有和印度要获得外国公司的技术的要求漠然视之，说“这使人不舒服，而并非有害，它是短暂的而并非是永久的”（菲尔德豪斯，185页）。他设想印度仍将同英国保持密切的商业和贸易联系。 美国相信殖民大国应该准备他们的殖民地独立，他们应“逐步地”，并在最“可行的”时刻准许殖民地独立。美国这种自由的态度，目的显然在于以老殖民主义国家享有的同样条件为美国企业获取自然资源。当殖民地国家强烈要求完全摧毁殖民主义经济关系时，实行让步以阻止更激进的民族运动，这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来说可能是最好的策略。而老殖民主义国家当然将因失去经济控制而受到损失，并且将面临着如何安抚白人殖民主义者及限制民族运动中激进主义的难题。 与苏联的关系“有些人……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让俄国在战后将拥有巨大的实力……英国本来不应该允许希特勒崛起……在民主体制下的德国人民会是比俄国好得多的同盟者……美国和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太大了，以至不能制订出一个长期合作的纲领”（耶今，118页）。这些看法是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1945年夏天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讲的，它概括了由于苏联力量极大地增强而向资本主义世界提出的问题。 1945年担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1941年曾坦率地说过：“如果我们看到德国要在战争中获胜，我们就应该帮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获胜，我们就应该帮助德国。用这种办法让他们尽可能互相残杀（霍罗威兹，61页）。虽然美国并没有奉行这个政策，然而苏联却承受了希特勒多年的血腥屠杀。 从1941年初开始，大部分德国兵力投入与苏联作战。当长期拖延的第二战场开辟后，并且在英美军事卷入达到顶峰时，俄国仍然抗击着大约60％的德国军团。即使到1945年初，英国人和美国人仍极度渴望要求苏联发动它的冬季攻势，以减轻德国进军阿登奈斯对他们军队的压力。 尽管苏联遭受的蹂躏是巨大的，可能有二千万人死亡，但他们一直战斗到底。1945年工业生产达到战前水平，红军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战争机器。它控制了东欧大部和曾是日本在大陆建立的帝国［指“满洲国”——译注］的大部分。斯大林在1945年夏天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总结了这个含意：“这次战争与过去不同，不管谁占领了一块领土，就把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每个国家都把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到它的军队能够达到的地方”（狄吉拉斯，1977年，437页）。 1944年10月在莫斯科，邱吉尔确曾同意与斯大林划分“势力范围”——罗马尼亚：90％归苏联；希腊：90％归英国区（与美国共管）；保加利亚：75％归俄国人；匈牙利和南斯拉夫：50％归俄国人。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也同意邱吉尔的要求，苏联应该降低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调子，并且不把他们煽动起来”（耶今，60页）。 但是，这个势力范围协议留下许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如果斯大林关于军队强加他们的社会制度的说法是正确的，这也正是他的资本主义盟国所害怕的。假定苏联和英国在南斯拉夫的势力范围为50：50，那么南斯拉夫将成什么样？一半是社会主义，一半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这是可能的吗？再者，美国当时没有参与邱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瓜分。邱吉尔告诉斯大林说：“这些事情最好用外交辞令来表述，而不用‘划分范围’这样的说法，因为美国可能震惊”（引自耶今，60页）。美国政府中许多人对苏联统治东欧并不甘心。1945年下半年，美国政府一直同俄国人争论关于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的前途问题，而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在意大利和日本有自己的新势力范围，而苏联同意让他们在那里自行其是”（耶令，124页）。被划分成几个占领区的德国，前途也是非常不确定的。苏联立即要求履行让美国出200亿美元赔款的协议。在和苏联打交道中，美国由于“成功”地使用了原子弹而信心大增。这不仅结束了对日战争，而且排除了苏联人正面进攻日本的必要，否则，将加强它在这一地区的地位。 概括地说，把世界重新划分为相对稳定的势力范围的前景笼罩着不确定的阴云。分界线该划在哪里？在苏联范围内社会制度将怎样发展（对这些地区来说，资本主义进入其市场有重要意义）？苏联对大大增强了的西欧共产党怎样施加它的影响？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美国显然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若干年内，它必定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大国，并建立新的贸易和支付体系。美国的占领政策将支配着日本的命运和决定着德国的命运。它决定援助西欧，这将强烈地影响那里所恢复的模式。它对苏联的态度在资本主义和东方集团之间出现的任何新关系中都将在一个方面占统治地位。美国对老殖民大国的态度，将形成先进国家在老殖民地实行经济统治的新形式。反过来说，苏联采取的态度通过它对欧洲和日本共产党的影响，也将深深地影响着那里发生的一切。下一章简要说明这两个大国所实行的基本政策。 （本章由阿迪校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