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李卜克内西 -> 《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拉施塔特碉堡三天 拉施塔特碉堡里的三天？这是什么意思？1849年，曾经有几千人在拉施塔特的碉堡里蹲过[1]。几乎所有的人都待了很长的时间——有些人蹲了许多年；有些人虽然没有在碉堡里死去，可是从碉堡里出来就被直接投进了壕沟。这要是用艺术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普鲁士军事法庭的子弹“把他们送到了西天”。那么“他在那里待了三天又算什么呢？何况他今天还活着。是不是他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再说，这也并不‘有趣’，他也没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确，我没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顺便说一句，我对此并不总是很愉快的），但是也有一点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我是第一个被关在拉施塔特碉堡里的“政治犯”，同时，我也不是在革命失败之后，而是在革命期间被关进碉堡里的。因此可以说，我的情况也就是非常罕见的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让我们回溯到差不多四十年以前，回到那“疯狂”的第二年[2]。地点：卡尔斯卢厄；时间：1849年6月初。那时巴登人民举行了第三次起义，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也参加了，同时还波及到周围地区。卡尔斯卢厄这座巴伐利亚最陋俗最反动的城市，好像存心嘲讽历史似的，竟成了革命的中心。 从德国各地区，从其他各邦，涌来了各色各样的人物、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人是对伟大的事业抱有热情而来的。当然，这些人所报的动机和观点，要比这些人物本身更五花八门、错综复杂。我在那里遇到了波克罕、科恩海姆、科恩和罗森勃鲁姆，曾经同他们一起，于头一年的九月由瑞士出发，在肯塞根越过莱茵河，以便同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他已从勒拉赫“侵入”）会合，在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众所周知，那次起义失败了。波克罕等人也被司徒卢威的劫数牵连进去，在施陶芬交战之后被俘虏了。而我自己则在几天之后，正打算拿着武器再次闯入邦的内地的时候，被旧政府的武装抓获了。由于偶然的运气（电报机的打印键盘失灵，以致电文不清），我们逃脱了就地处决的军法审判，就这样一直等到五月革命（或者叫“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这时候，其他的人到了勃鲁赫萨尔。而我，先是在肯塞根，以后就被带进弗赖堡的华丽的邸宅里。原先预定在五月上旬以后（我记得是11日或者12日）在弗赖堡由刑事陪审法庭向我们宣判，而且要判定的都是刑法法典上可以找到的最耸人听闻的罪行（当然包括叛国罪）。可是在加给我们的一长串罪状中，叛国罪却不见了。总之，他们是用最漠不关心然而又貌似公正的态度，从取之不尽的各种罪名中选用几个。我至今还记得的有：抢劫钱库，侵犯人身，敲诈勒索；也就是谋杀首犯、盗窃首犯、抢劫首犯、纵火犯、蓄意暗杀犯、杀人犯之类。你们看，我们的敌人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善于把“政治犯”故意歪曲为下流的刑事犯了。 审判过程非常短。我们知道，正在筹划一次新的事变：巴登的军队准备投奔到人民方面来。他们把我们带到法庭去的时候，街道上已站满了向我们欢呼致意的人群。当我走进法庭大楼的时，一个穿着德国高地服装的高个子农民握握我的手，向我低声耳语：“什么也别说！”我还看到另一个和颜悦色、频频向我点头的人，他是控告我的主要证人之一，是个村长。我以前曾警告过他，如果他不立刻在他的村里宣布实行共和与军法管制，不给20至25岁的所有男子发枪支的话，我就枪毙他。在这次预审法官事先向我宣读的审讯记录中，他曾提供了关于我的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可是现在他却说“什么事也没有”了。风向已经转变，我的心情也轻松下来。在法庭大厅里，我找到了九月暴动的同志们。我已经七个月没有见到他们了。我们彼此问候，互通情报。听众们向我们挤过来，带着十分高兴激动的神色。几百人向我们问候，几百人要和我们握手，从各方面鼓励我们。他们喊道：“你们很快就要自由了！革命又要爆发了！”我们的情绪十分轻松愉快。在整个大厅里，除了法官、检查官和一部分陪审员以外，没有一个人感到畏怯慌乱。 此时此刻我们是多么高兴啊！我们最近八个月积压在心头的所有愤怒，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又能从被告转为审判者了！ “一切都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审判开始，四周鸦雀无声。在进行了必要的仪式之后，先由检查官发言，陈述起诉的理由。检查官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毫不相干的话，便宣布按照几天以前结案的案例，建议予以释放！公众顿时哗然。他们把宪兵推到一边，一齐向我们冲来，和我们拥抱。我只记得我当时还大声喊道：“我们还要发言！”陪审员们短时间退席，回来后都宣告：认为“无罪！”法庭首席法官在一阵骚动中宣布：“被告予以释放，立即恢复自由！”我要再次抗议这种处理，并且走到拥挤的人群面前讲话，可是这时我已在这蜂涌的人群中像被一个不可抗拒的大海漩涡裹住一样推向前去。在一片“乌拉！”（录入者注：此处可能是俄语转译的影响）声中，他们把我从大厅抬到街上。街上更是一片黑压压的欢呼的人群。同志们的情况也完全和我一样，因此那一天我们再也不能见面。各种各样的花束，穿着节日盛装的姑娘和妇女，摇晃着啤酒杯和礼帽的男人，站在桌子上的演说，从大街延伸到郊外的一队队游行行列，这一切构成了一幅令人眼花缭乱、头昏目眩的场面。这场面太嘈杂喧哗了，然而却非常吸引人。在那天发生的许多事件中，我今天记得的就是这一些。这一切都发生在美丽无比的五月，发生在异常秀丽的弗赖堡城和它周围的地区！随着大自然的复苏，生机勃发了，人民也复活了！一派生趣盎然的景象迎来了这最美丽、最值得庆贺的节日。到处洋溢着喜悦。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呀！几小时以前我们还在监狱里呢！ 从牢房到自由——这已经是一种享乐，即便是对最能适应环境的牢房客人来说，也不例外；尽管对于这样一种享乐，谁也不会羡慕。但是从牢房到革命，情况就不同了！这是一种千百倍的享乐。我至今还为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次经历而高兴。这种幸福感十分之九或者说更多，仅仅是出自希望和对比而已。这是从希望中产生的欢乐，从舒适与不舒适的环境对比之下产生的欢乐。转变愈是突如其来，对比愈是鲜明强烈，欢欣愉快的感觉也就愈深刻。 反动派的冰山破裂了，一大块一大块地开始剥落，再也不可能停止。传闻如风，接踵而至；革命风暴席卷大地。除了军官以外，全邦的士兵都声明反对旧政府，赞成新制度。可是新制度又是怎样呢？这方面显然是意见非常分歧。大公爵逃走了，邦里也就没有了君主。当时最简单的办法是宣布成立共和国。毫无疑问，这会获得群众的欢迎，而且也能吸引德国其他地区的人民。但是领导这次运动的先生们——布伦坦诺和他的同伙，却有各种必要的和不必要的顾虑。他们想按照鲍威尔的方式，把革命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鲍威尔不久前在临近的黑森邦，曾经宣布过这样令人深省的带纲领性的口号：“有大公爵的共和国万岁！” 一个按照帝国宪法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这就是这些领袖人物的理想。可是由于帝国宪法本身不但不能体现共和政体，而且还要求有一个普鲁士的世袭的皇冠（就是戴上这个皇冠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也曾把它称为“一个用污泥和粘土制成的假想的头箍”[3]，这不是他的谦逊之词，而是真话），所以这个革命目标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从而也就使革命行动矛盾百出，动摇不定。 我逗留在弗赖堡的几天之内，就已发现了这一点。那里驻扎的符登堡的几个营（我记得是两个营），也受到革命“细菌”的感染（虽然细菌在当时尚未被人发现）。他们作出种种姿态，愿意和他们造反的巴登的伙伴们结成兄弟。可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米勒将军却准备把他的全部人马安全撤回符登堡去，于是他命令这支符登堡部队撤出弗赖堡城。我们“青年人”主张制止这次调动。我们认为，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扩大革命势力。如果我们让这些弗登堡人选择，是参加我们的运动呢还是同我们开火交战，那么他们势必要参加到我们这边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去攻打符登堡，由他们打头阵，这就完全有希望把符登堡的军队一下子全部解决。可是却有人说，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我们并不甘心，在我们弄清楚巴登的几个营确实准备用武力解决这几个符登堡营以后，我们决定去试探一下这些正在撤退的符登堡人的意向。可是他们在几小时前就离开城里了。民主派议员费伦巴赫和我被选派到符登堡人那里去。我们两人都佩戴着黑红黄三色绶带。这是一项特殊的使命：我们要问问这些士兵们，他们是否愿意效法巴登手执武器的弟兄们，把他们的军官赶走，和我们联合起来！不言而喻，军官们是不会接受这个要求的，而且只要他们还有一点威信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叫人逮捕我们，或者用其他的办法把我们迅速处理。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清楚的。但现在是在“革命”，而革命时期对各种事情的概念，是与平常时期不同的。平常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往往会变成可能，而平常认为可能的，则又往往成为不可能。一切行动都要用另外的标准来权衡。当然，对于这件事，我们也不是没有防备的。随从我们的人相当多，其中许多人执有武器，还有成百名的巴登士兵护送我们，而且护送者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当我们向符登堡的宿营地走去的时候；碰到几个哨兵。他们看到我们佩戴着三色绶带，向我们肃然敬礼。军官带着士兵们走上前来。我们告诉士兵们，我们希望他们干什么。我们要求他们尽到他们的义务。于是，几个军官命令逮捕我们。士兵们没有这样做。巴登的士兵们走过来为我们助威。我们两人也向那些显然已经犹豫的人走过去，要说动他们的心。动摇的人愈来愈多，而军官方面仍竭力施加他们的影响。这一精彩的场面持续了整整一小时，直到我们弄清楚士兵们不可能那么痛快地投降到我们这方面来为止。但是从中我们也确信这样一点：倘若我们如我们所要求的那样有两营巴登士兵做我们的后盾，那么这些符登堡士兵就可以不经过战斗投奔到我们这方面来，而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军官作为俘虏和人质一起带来。 回到弗赖堡之后，我们在市政厅报告了我们的经过。我还竭力主张，立即命令巴登的几个营出发，这样我们还是有可能追赶上符登堡的部队。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什么事也没有办。米勒将军本人和他的几个营早已处在安全状态。一个大好机会错过了。说真的，我们不会有其他更多的机会，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 我没有在弗赖堡继续逗留。我赶到了卡尔斯卢厄。我的所有的朋友都叫我到那里去。 我上面说过，卡尔斯卢厄的人员非常混杂，过着一种近似疯狂的愉快的生活。这里有的是志愿兵和士兵，有的是没有军官的部队和没有部队的军官，有的是什么都不能领导而又想领导一切的“领袖们”，和可以担任各种领导而又并未领导什么的“领袖们”；这里也有的是乐于献身的纯朴的力量，然而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理想！没有计划！没有事先的谋略。一切都像肥皂似的变化无常。只有激动情绪。可是激动一阵又有什么结果呢？当热情让位给清醒的思考的时候，人们不禁要低声问一问：是要酒还是要醋？ 我像其他的“青年人”一样，希望能尽可能地做点普遍有益的（英国人叫generally useful）工作。那位身为平民委员、新闻记者和副官的司徒卢威，是我们认为巴登起义领导人中最能干的一个。当然，此外还有不少在勇敢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手下的名副其实的志愿兵，尤其是伯克罕炮兵队里的那些炮手。我也被看作是一个真正多能的人，以致使我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选错了自己的职业——可是对于这件事没有人会责怪。我当时比较接近的熟人中，除了贝克尔之外，还有司徒卢威和他的内弟杜萨尔，以及伯宁、伯克罕、契尔奈尔和多尔杜。契尔奈尔是和我在九月暴动中过患难的一位同志，也是萨克森五月革命中最革命的一个成员。在德累斯顿五月起义失败之后，他竟如此仓皇失措地来到卡尔斯卢厄。我本来对一般的“大人物”和人民中的大人物就不十分尊敬，而他那副样子更使我崇敬的心情大受损害。只有英俊的马克斯·多尔杜，他那瘦长而健壮的身躯和那活泼有神的眼睛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就好像我昨天才见到他，而不是已经被普鲁士军事法庭的子弹打得粉身碎骨之后埋在弗赖堡前布劳斯高的维莱公墓上已有四五十年似的。 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未碰到第二个像马克斯·多尔杜这样理想的年轻英雄。他是波茨坦的一个高级官吏（最高法院顾问）的独生子。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运动的漩涡中来。他是在柏林和年轻的施略费尔一起，为人民的事业共同战斗到最后的一个人。这以后，他就响应最初的号召赶到巴登来。他破釜沉舟，抛弃了财产，抛弃了远大的前程；一句话，他抛弃了一切。他曾经当过普鲁士的士兵，因此他清楚地知道，只要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存在一天，他的祖国对他来说始终是没有希望的。 在我回忆过程中，在我想到的当年许多人物中，我还必须提到正直的施坦道，他是三十年代的革命者之一。我们的约翰·菲力蒲·贝克尔在哈姆巴赫盛会[4]上就认识他了。如果我没有弄错，他也参加过袭击法兰克福的哨所。他是个身材魁梧、浑身是劲的巨人。非洲的太阳把他晒得黧黑黧黑，使我觉得他是个漫游的革命骑士的典型。在逃离德国之后，他一直在南美、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结党造反，发动叛乱，最后在法国参加了外国人军团。他曾经负责对我进行过军事训练。每当他工作时，我看到他那副顽强的一动不动的脸部表情（但又有一双温和的眼睛），我就浑身感到一种畏惧。可是在空闲的时间，在晚上（有时也在白天）喝啤酒的时候，他什么话都说！然而流亡者军团中的志愿兵（其中不少是非洲人）却称他为固执的施坦道。这个称呼虽无恶意，但却使他很不高兴。施坦道在工作之外是一个愉快的人。我们经常和他一起唱那首优美的《流亡者之歌》。他也可以说是这首歌的作者之一。我说“之一”，是因为这首歌是集体创作的。我现在把这首歌词抄录如下：
对他来说，那支“自由的部队”，当然就是后来的外国人军团[6]，他们都穿着“红色的军裤”。而现在，也是一支重新有了真正自由的部队。这首歌在以后流亡的漫长岁月里，还常常使我们感到欢乐愉快，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也“衣衫褴褛”（这当然只是从字面上形容而已，实际情况倒还不至于如此）。顺便提及，以后还有不少人不仅从侯爵们那里弄到“红色的军裤”，而且还弄到了红色的外套。这首歌的歌词改动了好几次。上面引用的歌词是真正的原文，特别是最后第三行“来呀，来呀，来呀”，来源于一首旧的大学生歌曲《小伙子们出来吧》[7]。施坦道也曾经是一个大学生，并且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是一个“流浪的大学生”。自从拉施塔特那场灾难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从此行踪不明。他一定死在异乡某个地方，成了enfant perdu de la patrie！〔祖国失去的孩子！〕——“在自由战争中献身的哨兵”[8]。也许他和年轻的高特弗里德·贝克尔一起死在美国了。高特弗里德·贝克尔是约翰·菲力蒲·贝克尔的儿子。他曾在巴登和我们一起战斗。十三年以后他在美国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战争中率领一个团冲锋时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嗨，我把话说到哪里去了？记忆的蓄水池一经打开，各种回忆犹如滔滔洪水不断涌来，就像史奈德穆尔的那次水灾[9]那样势不可挡。话说回来，再说说关在碉堡里的三天吧！ 一切都发生得很自然，就好像一切必然如此一样，就是最不自然的事情也变得十分自然。 我们“青年人”对于俯首听命于那些领导人物已愈来愈觉得厌倦。确切些说，他们并不称职，也未能真正负担起领导的责任。他们是一些站在舵位上而又不掌舵的戴着睡帽的革命者。我们也曾想试试我们的运气，看看我们能不能来掌舵。所有的志愿兵都毫无例外地站在我们一边，还有绝大部分的士兵和一部分数目相当可观的、已做好准备的人民自卫团也在我们这一边。 在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坚决进步社”，这是一个秘密的雅各宾派俱乐部[10]。 这时已经到了六月初，可是临时政府还是没有作出一项有力的进攻方案。我们的“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部队越过边界，到德国的其他地区去赢得革命。一次向黑森的挺进由于力量薄弱和组织太差而宣告失败了。当时，普鲁士政府和其他各邦政府虽然准备动用武力，可是对自己的军队他们又不敢信任。我们几乎得到了人民普遍的同情。如果能有一项大胆的进攻方案，就能够创造出奇迹，并能使形势一下子变得对我们有利。人们虽不能奢望什么奇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采取进攻，才能拯救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有了军事法庭，可是没有加以利用。那些“大公爵分子”一天比一天猖狂，而我们志愿兵每天都得和这些小伙子们作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在卡尔斯卢厄，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在市民自卫团里还有一个装备优良的组织。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迫不及待地要和这些分子较量一番，要跟他们来一次彻底清算。 我们愈来愈不耐烦。气氛日趋紧张，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我们不愿让侯爵们的部队把我们像一头獾似地从洞穴里赶出来抓住。但是如果整个体制不立刻全部改变的话，我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就是如此。我们眼看着机会随时都在减少，因此我们这些“坚决进步社”的“青年人”便决定向（布伦坦诺）政府提出最后通牒[11]。当时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布伦坦诺那里去，我也是代表之一。这位“独裁者”从屋子里出来，神经十分紧张。当司徒卢威向他陈述我们的要求时，他面色苍白，激动得直颤抖。他给了一个含含糊糊的答复，说是要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可是又加了许多“但是”、“如果”之类的限语。我们说，我们对他的答复很不满意。互相交谈成了互相指责。布伦坦诺愈来愈激动。我在弗赖堡监狱里的时候，他曾经作为我的辩护律师来看过我。早在那时候，他就已经警告过我。现在他又对着我说：“我想提醒你，现在可是军法审判的时候。”这句话把我惹火了。我向布伦坦诺逼近一步，冲着他嚷道：“军法审判对你同样适用！”他以为我要揍他，赶紧后退几步，脸色也全变了。我们很不客气地不辞而别。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一场面，是因为它可以说明以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十分明白，形势愈来愈危急。我们“青年人”一致认为，如果我们不想被“大公爵”分子制服，那末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我们必须先发制人。如果我们不先动手，他们可就要动手了。我们准备我们的人马。志愿兵是我们随时都可以使用的。临时政府方面默不作声。反动分子不露声色。一种阴郁的寂静。这时已到了1849年6月5日。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座花园里喝啤酒。那儿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中心，志愿兵和士兵混杂在一块儿。 突然间，听！那是什么？远处传来鼓声。是命令全体出发的声音吗？对！不！不可能！可真是命令出发的声音哩！大家立时都跳起来。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们最邻近的一块场地上也敲起了鼓声——全体出发！我们中间有几个人，不加思索地冲向那个敲鼓的市民自卫团的岗哨，喝问道：“谁给你的命令？”那个人不愿说出来。于是两支手枪对准他的脑袋，终于使他开了口：“是宫廷戏子霍克！”——霍克是反动分子的首领，是旧的宫廷派的主要代理人。 现在形势已很清楚。一次突然的事变已经不再是变幻莫测的幽灵，而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幽灵正在拿起武器动手。这时我们马上开始执行我们的计划：向城里和周围地区的我们的人（其中包括贝克尔和司徒卢威）告急，向他们报告危急情况。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无法动员他们动手。 大鼓、小鼓均被我们没收。我们很快分配了任务，每个人都赶紧去办自己的事情。我和几个朋友的任务是，立刻去报告住在“巴黎旅馆”里的贝克尔和司徒卢威，然后再去逮捕宫廷戏子霍克。我的一个使命很快就执行了。但是并不像原先期望的那样。贝克尔不相信布伦坦诺有搞一次政变的勇气。他认为志愿兵强大得足够在任何时候把市民自卫团里的市侩们打得落花流水。而司徒卢威则认为我过于激动。我们终于未能消除这两个人的迟疑而郁郁不乐地回来了。但这时我仍抱有希望：如果我们能够抓住霍克，而且有了足够的证据，我们还是可以使他们拿定主意的。 “到霍克那里去！”——我们随即到了他的房屋前面。那儿是卡尔斯卢厄的一个同志事先指点给我们的。我们迅速地占据了所有的出口，并且冲进屋去。一个仆人试图挡住我们。他说：“主人不在家！”我们二话没说，就把他撇到一边。他问我们有什么权力来抓人和搜查。我们向他晃了晃手中的武器，这就是回答。我们开始搜寻。这只鸟确实飞走了，可是窝也并不是空的。我们发现了许多阴谋活动的正式文件：无数的信件。这些信件充分证明，霍克在宫廷派的授意下正策划一次反对可憎的志愿兵的袭击，同时也证明他依附于布伦坦诺。 “现在他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对的了吧！”（他们是指贝克尔和司徒卢威），我们凯旋而归，回到了“巴黎旅馆”。在这期间，城内也活跃起来。我们的人在街道上四处巡逻，这说明大家都已有所准备。但我们还探悉到：在城内的其他几个地区则是市民自卫团在四处巡逻。这样，卡尔斯卢厄也就分成了两半，出现了两个敌对的阵营。 我们把没收的文件带到贝克尔和司徒卢威那里去。他们两人的房间正好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此刻他们正在贝克尔的房间里。 可是使我非常失望，他们没有发挥我们希望他们所起的作用。他们说，这些人搞阴谋活动已经是老行家了，但是如果他们敢于自不量力的话，我们是有足够的力量把市民自卫团里那些大腹便便的人推到老鼠洞里去的。我们费尽了唇舌，全都白费。我们再三恳求不能错过这个时期，也仍然无用。我们说：“布伦坦诺要出卖我们，他在市民自卫团的帮助下已策划好了一次政变。一切迹象表明，今天晚上他们就要动手。”贝克尔和司徒卢威却说：“可是这些市民自卫团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的力量超过他们一百倍。” 一切都是徒劳。在谈判了半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放弃了说服这两位朋友的想法。可惜没有他们两人，我们什么也干不成。是呀，尽管志愿兵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外乡人”，在本地人当中缺乏足够的信任。贝克尔是深孚众望的（他很快就树立了威信）。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时缺少他。但是，一旦事发，他肯定是不可缺少的。而司徒卢威呢，我们是简直不能没有他。 我们尽到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告辞出来，心情都不是最好。在旅馆门口我们分道扬镳，这时已经快到十二点钟了。我不愿把我的怒气带到同伴那里去，所以我急急忙忙回到我自己的寓所。我还没有走到百步远，就突然被一支巡逻队喊住了。那是市民自卫团的巡逻队。“你被捕了！”他们一看到我穿着志愿兵的上衣就喊道。我猛一下子就挣脱了那个正想抓住我的穿制服拿长矛的小子。我抽出腰刀，挡住那群人，一边喊道：“志愿兵快到这里来！”听到我的喊声，好几个志愿兵立刻奔跑过来。这样，角色就很快替换了过来：这支巡逻队反倒成为我们的俘虏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多幸运呀！现在总不能再怀疑那天夜里就是要对我们动手了吧！”我以最快的步伐，再次赶回到“巴黎旅馆”。我在门口被告诉说，贝克尔和司徒卢威正准备就寝。他们告诉侍役，不要再让任何人去找他们。但我是熟人，所以侍役们也没有给我制造什么困难。贝克尔这时还没有躺下，所以我能立刻走进去向他叙述我遭遇到的经过。我说：“现在就什么都不用怀疑了。他们抓我完全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人命令的。您和我一样，您和其他的人也都和我一样，现在是生命攸关的时刻！”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向他这样慷慨陈词了，无非只是更激烈一些罢了。可是贝克尔非常轻视布伦坦诺这个懦夫，更瞧不起那些市民自卫团里的胆小鬼们。他过于相信这些庸人们由于害怕志愿兵而不可能进行一次政变。我很快就看出来，我无法说服他。当我怀着无可奈何的痛苦感情告辞的时候，我的心如刀割。然而我并不怨恨我所爱戴的这位领导人，我不过是对他的魄力和勇气估计太高罢了。但是在我没有见到司徒卢威和在他那里做最后的尝试之前，我还不能就这样走了。我走上楼去敲他的房门。他正在脱衣，给我开了门。我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并且恳请他发出动手的信号。贝克尔接着也上来了。一切都是枉然。我又被他们说了一遍：“过于激动的小伙子”。“小伙子”！“年轻人”！啊，我在那个时候经常咬牙切齿地咒骂自己“为什么这样年轻”，就像我今天多么渴望回到那年轻的时代去一样。 我能做的，我都做了。以后事态如何，我也只能听其自然。一块滚动的石头势必向前滚去。我充满着烦恼与怨忿。在我脑海里想象着未来事情的各种图景。我迈步走回我的寓所。正当我离寓所还有几步远的地方，突然从黑暗中出来一个人把我喊住，挡住我的去路。在我还来不及把腰刀拔出之前，几个人一起上来动手把我抓住了。我认出其中有几个是警察局的官员。“根据政府命令你被捕了！”“就是我一个人被捕吗？”我无意中问道，但是他们没有回答。“我们奉命把你送到拉施塔特的碉堡里去！”这几个人的行为倒还相当规矩。我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他们把我带到警卫总部（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在那里被解除了武装，也就是说，我的腰刀连口袋里的小刀都被抄走了。然后他们把我带到火车站，那里已准备好了一辆特别的机车，牵引着唯一的一节车厢。那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火车开走了。我已疲惫不堪，很快就进入了睡乡。 到了拉施塔特我才醒来。街道上已渐渐热闹起来。当我在两个护送人员之间向碉堡走去的时候，许多人好奇地望着我。我们遇到的一队士兵把我当作一个“普鲁士间谍”。有趣的事情开始了。我把那些辱骂坚决顶回去，而护送我的人也偏袒我。到了目的地，在为我准备的碉堡前，我被几百个士兵围住。我反反复复听到那几个不吉利的字：“普鲁士间谍！”我愤怒地提出抗议，并且做了一次简短的讲话。这次讲话使他们的情绪变得对我有利起来。护送我的人不声不响地默许我讲话。当我被带进碉堡时，他们友好地伸出手来表示歉意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碉堡里布置尚好。由于把我当作普鲁士间谍的怀疑已经消释，所以对待我也非常不错。那些看管我的士兵尽量设法让我心情愉快。我甚至还可以在白天随意自由出入。他们给我书籍报纸。这一天虽然过去了，但我还是坐在碉堡里。我问，从卡尔斯卢厄是否有消息来。他们回答说：没有。我想，他们也一定真的不知道，不然他们也就说了。我早早地就睡了。三个星期以来，也就是说，自我从监狱出来，这是我好好地睡一觉的第一夜。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大白天。我高兴地望见外面一片金光灿烂。我感觉到自己有着那种上绞刑架前的幽默，安详地微微嘘一口气。随它去吧，万事听其自然——反正我已尽到了我的责任。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早有准备。将近十点光景，一个士兵进来报告：“审讯法官来了！” 话音未落，这位法官就走了进来。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曾告诉过我他的名字，可惜我忘记了。他还告诉我说，他是萨克森人，是从德累斯顿逃出来的。一个年轻的男人跟着他，是为他来作记录的。这两位先生在我的桌子的一边坐下，我在另一边坐下。我的那位临时的审讯法官从一个公文包里抽出若干张纸来，翻了一遍。在我说了我的姓名、身份等等之后他就开始发问——显然有点尴尬。“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我已经告诉过您，对您提出的控告是，您曾经图谋行刺政府主席（确切的头衔我现在已记不清）布伦坦诺先生。而且您是要用我们在您身上搜到的那把匕首行刺。我们这里有您的凶器。您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话，您现在就可以说！” 他尽量表现得公正诚实，神情严肃。虽然我从来不属于那些对一点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人，可是此时此刻我真是张口结舌。物证摆到了我的面前。这是一把用鹿角做刀柄的大折叠刀，是当时最常见的一种刀；另一端还有用餐的刀叉、起拔软木瓶塞的螺丝钻、清扫烟斗的器具等。我一切都明白了：这就是退尔·布伦坦诺[12]的箭！我的愤怒被这种难以形容的荒唐可笑的控告冲跑了。我禁不住笑个不停。审讯法官先生愕然地望着我。我一阵一阵的大笑就成了回答。 “请您把我现在说的话逐字逐句记录下来： “全国最下流的无耻之徒是马提，他背叛了他党内的同志，成了警察的帮凶。 “全国最大的蠢驴是巴塞尔曼，他看到了各种不愿看的人物。 “马提和巴塞尔曼合并成一个人，也就是布伦坦诺。他出卖了他的党，成了警察的帮凶，看到了各种不愿看的人物。” 那位审讯法官脸上是一片惊骇！ “可是我怎么能把这些写进口供记录呢？” “这就是口供，难道您想改变口供记录吗？” 于是这些话写进了记录，我接着继续口授（大致意思是）： “我不是一个刺客。几天以前，我和几个朋友在布伦坦诺先生那里。因为他用军法审判来威胁我们，所以我对他说，军法审判也是为你准备的！这句话说得清清楚楚。有一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抓住了。这时候我就完全能够肯定，布伦坦诺先生和反动分子沆瀣一气，准备发动一次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政变。我公开申明，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发动一次自下而上的政变来对抗他的自上而下的政变。如果真能按照我的意见办，那末卡尔斯卢厄的市民自卫团早就被解除了武装，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同谋犯也早就被捕了。同时，正如我曾亲自对他说过的那样，由于军法审判对他也同样适用，所以布伦坦诺先生也早就被送到军事法庭去了。而且我也早已宣判他的死刑并立即执行了这一判决。这就是事实真相。至于说我要用这把口袋里的小刀去刺杀他，那只能是最可怜的胆小鬼想象出来的无稽之谈。” 记录上的措辞经过了一些争辩，而且还对我在布伦坦诺先生住宅前作“可疑的徘徊”的原因进行了简短的盘问（布伦坦诺的住宅恰巧就在我的寓所附近），然后这位临时的审讯法官带着他的助手告辞了。显而易见，这两个人也对行刺之说发生了疑义。他们当然对我所说的要判处布伦坦诺死刑的话也并不当真。他们更担忧的是，如何把这样一份“闻所未闻的唐突的”口供记录交给那位布伦坦诺先生。我的一个士兵参加了这次罕见的法律程序，并且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的同伴们。这件事情所起的作用是，成千的士兵聚集在我的碉堡周围。我的门被打开了。我不得不对向我热情欢呼的人群发表演说。我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我们唱的那首歌《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在我们面前成了血写的事实。参加过革命的每一个士兵，按照我们敌人的看法都犯有死罪。如果我们的敌人胜利了，那末你们每个人也就丧命了。因此我们必须胜利。而且如果我们能正确使用所有力量的话，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这是我在碉堡前的集会上第一次也是（目前来说也许是）最后一次演讲。它使群情激奋。“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的誓言响彻云霄。有了这样一批“人才”，能干出多少事业来呵！ 我的碉堡不能再上锁了。那把巨大的钥匙就由我自己保管着。我脑子里翻滚着各种各样的计划：门是开着的，世界也是开着的；谁知道呢，也许一切都能变得很好呢。正在这时候，一位法院的法官走了进来，向我宣布恢复我的自由。命令是刚刚从卡尔斯卢厄用电报发来的。 我向那些士兵们和禁闭室的看守们告别，立刻赶到火车站。从卡尔斯卢厄传来各种自相矛盾的消息，使我也茫无头绪。我曾一度担任过非军职的全权代表，因此我有权让人为我把专列的机车升火开行。我在暮色苍茫之中到达了卡尔斯卢厄。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前后经过。 事情的发生完全和我预料的一样。布伦坦诺搞了一次政变。在我之后几小时，司徒卢威、贝克尔、柏宁和其他几个人都被捕了。志愿军团与市民自卫团之间的严重冲突，在最后时刻由于勇敢的戈格（我们在政府中唯一的一位朋友）的努力而避免了。他使双方达成了妥协。被捕的人立刻恢复了自由。在布伦坦诺答应采取强有力的主动政策的同时，志愿兵被派遣到纳甲河去向敌人作战，我也像同志们一样，在第二天上午跟着到了那里。许多人把这称为“放逐”。但不管怎么说，“革命行动”现在总算开始了，尽管为时已晚。 我的这一段回忆就到此结束。其他的内容不属于今天要讲的范围。 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那位拉施塔特的审讯法官——他已经去世了。陪同他的那位书记官先生我也没有再见到过。但是他还活着[13]，是他把我这一段历史讲给我的朋友布洛斯听的，而我通过布洛斯才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司徒卢威久久不能忘怀他6月5日晚上对我的责备，坚持认为我是一个“过于激动的小伙子”。可是那个老贝克尔，二十年以后，当他以代表身份参加爱森纳赫的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在瓦特堡附近的“高阳”山上和他谈到1849年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时，他富有哲学意味地说，“在当时，大概也说不上什么愚蠢”。诚然，他说的话是对的。 那件物证：行刺的匕首，我在被释放之后就重新得到了。这是我从动荡的革命岁月中，在革命失败之后，抢救出来的少有的几件物品之一。虽然我不再经常使用它，我还是把它保存到了八十年代。后来由于莱比锡的“小戒严”，把我赶到包尔斯多夫，在迁移过程中，这把小刀才丢失了。以后我千方百计想找到它，但毫无结果。 原载《1895年世界新历画报》（D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895），1895年汉堡版，第43—47页。 [1] 〔中译者注〕文中“碉堡”一词，德语原文为Kasematte，原指要塞内的炮兵掩蔽部，是一种建筑在地下的防御工事，远不及现代的碉堡坚固，且常用作禁闭室，囚禁犯人或俘虏，所以亦有人意译为土牢、地牢，但原意实非牢房。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之后，大批被俘的革命军和其他革命志士被关押在拉施塔特要塞的这类工事里，以后遭到普鲁士军队的残酷杀害。 [2] 〖原出版者注〗德国资产阶级在他们出卖了1848—1849年的革命之后，把革命的那几年诬蔑为“疯狂的两年”，李卜克内西在这里引用这个称呼，显然有讽刺的意思。 [3] 〔中译者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推举为德国皇帝之后，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怀有并吞其他各公国的野心，妄图以普鲁士为基础统治全德国，另一方面他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推举他为德国皇帝感到恶心，因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威廉四世本人曾经这样说过，这个皇冠以其1848年革命的可恶气味使他受到极大的污辱；这个革命是本世纪最愚、最笨、最坏（感谢上帝，虽不是最恶）的革命。他说，一个受上帝恩佑的正统的国王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用污泥和粘土制成的假象的头箍，而普鲁士国王尤其不能接受。普鲁士国王蒙天之恩，应承受虽不是最古老的但却是最高贵的皇冠。详见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卷，第155页。 [4] 〔中译者注〕哈姆巴赫盛会（Hambacher Fest）是指1832年5月27日在普法尔茨南部一个盛产美酒的乡村——哈姆巴赫举行的盛会。它是南德民主主义者的一次集会，要求德国统一和成立共和国。德意志同盟国会以完全取消新闻和集会自由来回答这次集会。 [5] 〔中译者注〕押沙龙（Absalom），基督教《圣经》中人物，公元前十世纪上半叶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反叛其父逃跑时，因头发挂在一棵栎树的树枝上而被逮杀。 [6] 〔中译者注〕法国巴黎公社革命时，在巴黎的各国政治流亡者和革命青年组成了外国人军团，支援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7] 〖原出版者注〗《小伙子们出来吧！》是一首大学生的歌曲，歌词和乐谱的作者均为无名氏。 [8] 〔中译者注〕“在自由战争中献身的哨兵”（verlorner Posten in dem Freiheitskriege），是亨利希·海涅的一首诗《失去的孩子》（“Enfant perdu”）中的一句诗句。参阅冯至译：《海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页《决死的哨兵》。 [9] 〖原出版者注〗这是指发生在施耐德穆尔（Schneidemühl）的一次自然灾害。1893年5月，有一次在该城内挖井的时候，凿开了地层下面的一个水源，蕴藏在地层下面的巨大的自然力量把大量的地下水和污泥喷到地面上来，失去控制达数个月之久，使城内泛滥成灾，造成严重损失。 [10] 〔中译者注〕雅各宾派俱乐部（Jalcobinerklub），原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俱乐部。这里借用来指巴登起义中左派激进分子的组织。 [11] 〔中译者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在卡尔斯卢厄成立了革命临时政府（邦委员会），由法兰克福议会的一个左派议员布伦坦诺律师任主席。布伦坦诺本想通过革命运动当上大公的大臣，而现在他虽然坐在他的逃走了的君主的座位上，但这是大大违背他最初打算的。他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似乎都在考虑，当他的合法的君主回来以后，他如何为这些事情进行辩解。因此他就利用他那几乎没有限制的权利，彻底破坏巴登—普法尔茨革命。一些比较坚决的分子试图迫使布伦坦诺接受革命政策，可是由于布伦坦诺具有几乎无限的声望，这个企图失败了。当时威廉·李卜克内西二十四岁。他在约翰·菲力蒲·贝克尔指挥的人民自卫团当炮手。他是企图使布伦坦诺变得坚强起来的革命派之一。为此布伦坦诺就让人把他关押在拉施塔特要塞的工事里。参阅弗·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卷，第171—177页。 [12] 〔中译者注〕布伦坦诺的名字是Lorenz Peter。李卜克内西在这里称他为退尔·布伦坦诺，是合并了威廉·退尔的姓。威廉·退尔是瑞士十四世纪传说中的英雄。相传退尔是一个绝好的射手。他曾经把一个放在自己儿子头顶上的苹果射中。退尔的箭比喻危险的箭。 [13] 【作者注】这位书记官先生的名字是斯楚哈尼（Szhhany）。在我看本文校样的时候，布洛斯告诉我，他不久前去世了。 |